Author: wulb

收到风清杨的信──《我真的愤怒了》──，我也同样感到愤怒。但
和风清杨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是对中国政府感到愤怒，而是针对这些
去悉尼歌剧院参加中共的电视台举办音乐会的华人。

在6月4日这一天，举办这样的音乐会，不会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就中
共对6月4日的敏感，它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中共敢于在6月4日这个
天安门大屠杀的日子、在澳大利亚举办ＣＣＴＶ《中华情》大型演唱
会，是它在自信地宣布它已经主宰了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这是一次
公然的挑衅，是利用它已经控制的海外华人，向全世界公然地宣布：
中共的“6．4”屠杀已经被中国人彻底地遗忘了。

音乐会之所以能够举办，不是中共一方就能办成的。它派出再大、再
好的音乐团，也必须有观众。中共敢于在6月4日这个曾经充满了血
腥、暴力、杀戮的日子，举办这样的音乐会，是中共已经能够肯定，
会有大批的华人前往捧场。每一个手里拿着音乐会的入场券的人，都
是中共敢于在6月4日举办音乐会的支持者。

音乐会的观众，除了一些澳大利亚的西方人，和一些新来的华人移
民，大多数是因为“6．4”屠杀后，基于人道的理由，被澳大利亚收
留的政治难民。

6月4日的十周年时，我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领事馆。当时到
场的不到20人，还包括几个西人和西藏人。我当时感到的不是愤怒，
而是悲哀。在“6．4”一周年时，我也参加了当时的“6．4”游行。
那时的队伍，我在中间，是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到尾。人们举着
标语、画像，争先恐后地留下自己参加运动的照片。人们是在支持中
国的民主运动吗？人们只是留下他们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证据。

在当时，澳大利亚是海外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大中国民主运动的中
心。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如6月的雪，融化得连一点水的痕迹都找不到
了？

答案每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都非常清楚，因为“6．4”的大屠杀，澳
大利亚政府已经给予在澳的华人政治庇护。拿到了澳大利亚身分的
人，没有必要再演出什么悲喜剧了。

对那些不再想介入政治、只想安静过日子的人，我不会感到愤怒，只
是感到一点淡淡的悲哀。

但今天的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竟然是中共的天下，除了法轮功的一
张《大纪元》，十几分的中文免费报纸，不是屈服中共的淫威，就干
脆是中共的喉舌，文章写得比大陆的还嚣张。墨尔本居然有一家从早
上到半夜不停播音的中共电台。

台湾的政党轮替，使一些原来的国民党的反共派，不少成为拥共派。
新来的华人移民中，又有不少的既得利益者和其子女。墨尔本的华人
社会，几乎是被中共全面地占领了。今日的华人社团和侨领，也几乎
是清一色的爱国贼。有了经济作后盾的中共，统战玩得更加得心应
手。在今天的墨尔本的华人社会，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真的感觉
到，中共已经追到家门口了。

人们说那些因为“6．4”的血案而拿到澳大利亚身分的人，是吃了人
血馒头。我的一家也是受益于“6．4”而留在了澳大利亚。华夏中华
赤子的血，能否唤醒中国人，我现在是真的非常怀疑。至少，这些受
益于“6．4”献身者鲜血的人们，是不应该再做屠杀者的帮凶吧？

6月4日的晚上，坐在悉尼歌剧院欣赏演出的人们，你们在这音乐声
中，是否能听见，天安门母亲在为了他们逝去的儿女的哭啼的声音？
你们真的听不到了吗？

（2006-06-03；写于“6．4”17周年的前夜。墨尔本）

问：当“6．4”17周年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感想?
答：“6．4”和文革是同一片土壤的产物。17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如何改变这片土壤，使“6．4”和文革这种人类的悲剧
　　不再重演。

问：上世纪80年代当年您同赵紫阳一起，想把中国的政治引导到何
　　处？
答：中国应该享受普世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它全面接轨。经济改革是
　　为了接轨，政治改革也是为了接轨。

问：您认为一人一票实行选举的民主制度究竟是否适合中国？您能不
　　能就此作出解释？
答：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目前的观点，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这些
　　“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特殊材料”中的“特殊材料”，
　　现在也尚未具备自由选举总书记的条件。根据同一逻辑，即使
　　1,000年后或者几千年后，即使全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和对党的忠
　　诚，统统都提高到今天中共中央委员的程度，中国也仍然不配实
　　行有竞争有选择的普选制度。但是我知道，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
　　甚至30年代，中共中央就认为蒋介石还政于民、实行普选的条件
　　早已成熟。因此，我并不象那几位领导人那样悲观。这个问题也
　　许可以这样来看：对社会来说，普选不会比腐败造成更沉重的负
　　担。 建立民主制度，不会比维持专制制度需要动用更庞大的军
　　队。大陆老百姓的智商，大概和台湾老百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问：您如何理解现在的中国的统治制度？中国已经不剩下什么社会主
　　义的东西了，更不要说共产主义了，是不是中国竟象一个极右的
　　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装扮成的社会主义？它的独特性是其他体
　　系不可比的，是吗？
答：中国并没有发明什么独特的制度，无非把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
　　极的程度而已。至于“社会主义”，我不认为毛泽东模式或斯大
　　林模式那种统制经济（econom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有
　　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味道。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社会主义，尽
　　管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响亮的口号。

问：执政的共产党从经济的成功当中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许多中国
　　人说没有现在的集权主义体系就不会有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中国
　　会在民主制度下陷入动乱。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也出现过经济飞速崛起的奇迹，
　　并且给他们的财阀和政客带来了幸福。身临其境的德国和日本的
　　人民最清楚：当他们丢掉法西斯主义转入民主社会的时候，他们
　　的经济生活到底是“搞乱”了，还是走上正轨了。这个问题问题
　　最好请他们来回答。

问：目前中国还有没有民主派试图从体制内部改变这个制度呢？
答：毛泽东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相信这句话
　　包含着他的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哲理。

问：中国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是否会给中国的政府带来政权的不稳
　　定？
答：是的。中国的腐败，造成了基尼系数直线上升，贫富鸿沟迅速扩
　　大。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对老百姓，对统治者，对弱势群体，对
　　暴发户，对中国，对国际社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问：您是否担心中国会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
答：以“爱国主义”为名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日益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
　　一种客观存在，值得引起人们密切关注。

问：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发生，您是否认为现政府会再象
　　1989年那样采取武力镇压？
答：目前我看不到再次出现大天安门事件的迹象，但小天安门事件此
　　起彼伏，没有断过。这种事件的正式名称是民众维权事件。官方
　　的态度是软硬兼施，把维权的民众压下去，其中仍然并不排除使
　　用军队武力镇压。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开枪打死维权民众，就是新
　　近的又一恶例。进入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因为官方的侵权行为
　　愈演愈烈，民众维权行动越来越多。去年全国发生了80,000多
　　起，平均每五分钟一起，人数从数十到数百、数千不等。维护弱
　　势群体当年是共产党的宗旨。否则的话，要共产党干什么？共产
　　党是靠支持民众维权起家的。现在的中国真正进入了民众维权的
　　时代，共产党应该为之欢呼。中国社会将通过民众维权而进步，
　　而告别专制制度，而进入人类文明。──我的这些话，没有任何
　　新意，只是复述了几十年前我加入共产党时的良心和原则而已。

（2006年6月2日）

今天，17年前的今天。这个触动我们灵魂的日子，这个我们年轻时的
热情被撕碎的日子。我们纪念它，为自己，为朋友，为祖国，更为在
那一天替我们死去的人们。

我现在后悔没有在那一夜死去，没有将自己的纯真固定在那一时刻。
我后悔那一夜的枪弹没有射进我的胸膛，因为我可以将目光凝视在那
个死亡和崇高紧密相连的晚上。悲惨的是，我们没有死去。含着泪
水，抓起那血，把心灵染红。

今天，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们，在不同的地方聚集，用各种形
式回顾追溯那个夜晚。我们是值得使自己骄傲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曾
经用生命和鲜血去试图实现我们的理想。尽管那时我们还年轻，尽管
那时我们还幼稚，但正是这些缺点支撑了我们的热情。而且在那以后
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没有屈服于专制和世俗的压力，以自由为代价去
争取精神的独立。

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悲痛会写在历史的书卷里，但不会永远铭刻在人们
的脸上。心里的哀痛，只会永远陪伴着那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们，他
们长久以来的悲愤无法释怀。他们将亲人的生命背负在心灵当中，他
们只有无奈地向杀人者讨回公道。然而那些杀人的人，他们依旧以国
家代表的形象，继续着他们堂而皇之的谎言。继续用残酷的手段，消
灭着任何一个敢于向强权发出抗议的人。国家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私
器，手中的公权力已经成为他们营私舞弊的工具。难道不是吗？17年
前，民众们反对的“官倒”、“腐败”，非但没有根绝，反而日趋严
重。社会的道德意识，民众的道德自觉已近没有。事实不会给谎言遮
羞，却会被当权者涂抹。难道不是吗？人们在强权的恐吓下，对公理
噤若寒蝉。“恭喜”你们！当权者们，你们的恫吓和高压成功了！否
则也不会历经17年，那惊天的血案依然得不到昭雪。但你们的“成
功”是暂时的，决不会是长久的！因为公理毕竟不在你们那里，人民
也不会真正忘记！“6．4”依旧是你们的梦魇，更何况，现在令你们
感到难挨和忌讳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多。你们尽可以把谎言用残酷的手
段继续延续，但你们是否相信还会延续17年！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精神昂然地绽放着光芒，监牢和迫害并
没有摧毁我们的意志和理想。我们虽然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但我们的
精神却因桎梏而更显自由！理想的追求和道德的自律使我们在压抑中
发出怒吼。我们自豪！因为本能的良知战胜了肉体的痛苦。我们把信
念当作生命。因为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承
受了无数次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朋友们，还记得这些吗？这些曾经属于过我们的高贵，曾经支配着我
们行为的热情。

17年过去了，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支撑起明天的希望？我们
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构筑未来的理想？那残暴的枪声是否还会让
我们记忆？那死去的同胞是否还会让我们哀伤？

17年后的现在，我们的声音是那么细小且微弱。代表我们的也不再是
我们自己，而是那些死去的人。岁月蚕食着我们的年龄，生活吞噬着
我们的热情。纯粹的精神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群体中涌动的主流，公而
忘私的道德已经被个性的追求盘剥得支离破碎。我们是不是应该怀念
那火光与血红交织的夜晚，我们是不是应该追忆那热情与悲痛缠绕的
青年。

为什么在监牢中我们的精神坚不可摧？为什么在恐吓下我们的胆魄所
向披靡？为什么于贫困和匮乏里我们的意志坚如钢铁？为什么于患难
和孤寂里我们的信念稳若磐石？

然而现在却有那么多不和谐的旋律？然而现在却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动
作？难道我们真是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吗？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在这个17年前杀戮的日子里，让我们在纪念逝者
的同时，也忘却彼此间一切龃龉，为整个民族背负起我们的使命。用
宽容履行我们正义的事业，用良知承担我们道义的责任。因为历史在
见证我们的所为，未来在等待我们去开创！

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灵魂，为了那些还在痛苦中的同胞，让我们团结
！在任何分裂我们的企图面前坚定地团结！我们不是要分裂成新的利
益集团，我们是民主桥梁的架设者！我们是民权道路的铺路石！前辈
们！朋友们！我们只有如此！因为我们的心头有死者的鲜血！因为我
们不会忘记那一夜，那血红！

得知杨天水被镇江市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我惊呆了：天啦，天水就为了这方块字呵。

    我的朋友杨同彦先生今年45岁，笔名杨天水。2005年12月23日被国安人员抓走，本来我们还存有一份侥幸的心理：他会逃过此劫难。并常常在心里祈祷：他不会有事的。并天真地想：2004年12月24日圣诞夜被抓，不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出来了吗？不是照样没事吗？

    在此之前，我曾与李建强律师约定：嘱咐海内外的媒体少报道有关天水的消息，以此淡化人们对天水事件的“关注”，以此“感化”中共当局给予“冷处理”，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错了，因为党妈妈蛇蝎一样的本性不是用真情可以感化的，因为当权者早已失去了人性的本质。

方块字与诏狱

    方块字只有中国独有。自从我们的祖宗创造方块文字以来，方块字就成为语言艺术与意识形态的范畴，封建帝王为了维持靠血腥与暴力夺取的政权，喜欢歌功颂德的方块字，不喜欢批评性的方块字。所以，更多时候视方块字为“谋反”的证据，于是，方块字与冤狱紧密相联，几千年的文字狱葬送了无数英杰。

    与方块字有关的文字狱莫过于明朝。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当权者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者主观解释。做贼、做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短，认为知识分子用文字讽刺他作过小偷的不光彩历史，对知识分子奏章中涉及“贼”的谐音而大开杀界。浙江府知识分子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一句，被处斩！桂林府知识分子蒋质，奏章中有“建中作则”一句，处斩！河南尉氏县知识分子许元，在奏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的句子，朱元璋认为，“法坤”

    与“发髡”同音，讽刺他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认为其意是要他“早失太平”，许元难逃斩首的厄运。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

    几千年来，方块字不仅被当权者亵渎与滥用，而且成为打倒对手、消灭异已的佐证。清朝的玄烨、胤禛及弘历三朝皇帝时代，曾制造了数百起与文字有关的诏狱，大案要案二十二起，每一起都有数十人人头落地。中共操控的媒体歌颂最多的爱新觉罗。弘历大帝，即所谓的“乾隆盛世”，牵涉文字狱的大案十四起，无数的社会精英被送上断头台。弘历屡次浩浩荡荡游玩江南，挥金如土，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师级（千总）军官卢鲁生，假借宰相孙嘉滏名义，撰写劝阻弘历再南游的奏章，卢鲁生磔死，两个儿子外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一千余人。

    中共执政以来，无数的文化精英与社会良知成为方块字的牺牲品，受方块字牵涉的人和事成千上万，不胜枚举。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运动；从林昭、张志新到杜导斌、杨建利、罗永忠、郑贻春、张林、师涛等等，有的走上了中共专制的断头台，有的在中共监狱里耗费青春与生命。

    杨天水也是其中的一个。曾以“反革命罪”入狱十年的杨天水，十多年前是为方块字葬送了“前程”与青春，现在又因为方块字判罪十二年。

方块字交织的爱与恨

    杨天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应该说是天之骄子。在那个年月，他很容易被“重用”，吃上共产党员的俸禄，弄个一官半职。现在不说是权倾一方的诸候，至少是个武文弄墨的大学教授，抑或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官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车上车下，台上台下，吃不尽的山禽走兽，玩不绝的世间美女，妻容子贵，光宗耀祖。但是，他在当时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就看清楚了工人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真正原因，特别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使他如梦方醒，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丧尽天良。这也是他人生“悲剧”所在。正如他在《狱中文选》——《成功与失败》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因为人的立场、境界不同，故而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必趋向于持各自自以为是的成败标准：有的人认为无论采取甚么下流的卑污的丧尽人格与良知的手段，只要骗到权力、捞到票子、有机会偷抢国库为自己和亲友谋福利，就算作是成功；反之，持人的尊严与良知，不肯趋炎附势，不肯向丑恶势力低头因而没有分享到贪腐势力的权位与物质利益，没有机会成为盘剥人民的特权群体一员，就算作是失败。”就因为他持有与常人不同的思想与观点，他用方块字做为武器，向专制、向黑恶势力射出见血封喉、让权贵们闻风丧胆的文字。他才在六四刚刚过去一年后被打成“反革命”，判罪坐牢十年。

    在江苏龙潭狱中，他没有沉沦，而是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写作——拼凑方块字。他写下了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文化反思集，共组成《狱中文选》，在他这些文集中，洋溢着对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无限情意。《狱中文选》——“农家子女集”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那种赤诚而真挚的爱。其标题可略见一斑：《红领巾》、《米饭》、《糖果》、《学费》、《打工》、《看病》、《鞋》等。在《狱中诗选》——《我之爱》这篇长达一千八百多字的诗中，他写道：“我将爱悄送给明月/我将爱悄送给星星/可我又难忘九州他处/夜月下何处没有真情/唐古拉坡毡包灯火点点/照映多少牧羊女对情郎的思念……”；在另一首达五千一百多字的长诗《爱之夜光》中，他满腔热情记述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他写道：“思念先哲/仰望明灯/天地万物来自永恒/文明来自人生/生命都有各自的母亲/文明怎能忘先哲之恩/先哲以心血替我们筑路/又高举起盏盏夜行之灯/盘古花了多少时间/才辟开天地/女娲费了多少心血/才完成了创世/那是个永恒之迷/ 知情者唯有上帝……

    他在狱中的那些小说与诗歌，情感交融，闪烁着思想与智慧，应该出版后摆到中国任何一个书店。但是，中共执政下的中国，哪能容忍他有出版的园地！哪能容忍那些思想与观点深入中国民众的空间！幸好海外《博讯》、《大纪元》等网络给他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否则，他拼凑的方块字现阶段将永远不为人知。

    他更多的文章是愤怒的指责、控诉与揭露，正所谓爱之切、责之苛。他写下了《郭国汀律师的诚实和正直》，《共产主义阵营的良知典范——悼念赵紫阳先生》、《高贵的人格——谈谈张林先生》，《释放异议人士实现社会和谐——致中国两会公开信公开信》，《天上人间一齐哭》，《谁构陷了张林、许万平、马晓明？》、《万里河山，万里血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除夕时刻的惦念——惦念师涛、王金波等等》。他愤怒的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些素不相识、含冤的六、四事件受难者，爱专制制度下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他激烈的抗议，也是因为爱，爱张林、师涛，许万平、马晓明等专制铁蹄下的精英和民主斗士；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中共半个世纪统治下的社会良知，爱赵紫阳、林昭等。出狱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不仅整理了百万字的狱中小说集、诗歌集、政论集，又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政论文章。

仅存良知与尊严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中国，人人都有自己的天地——房地产、小车、现代化电器，杨天水悲天怜地的一些农民，还有属于自己耕种的一块土地，工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狗窝”——小家庭，但是，杨天水什么都没有，他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与金钱，而且老婆与女儿早已被形势所逼迫弃他而去。为了方块字，他一无所有。

    十年牢狱出来后，他寄住在姐姐家里，八十年代的北师大的高材生，竟然上无片瓦，下无立椎之地，身无分文，个人的生活十分困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抑或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宿命？为了方块字，他一穷二白。

    他剩下只有良知与尊严，只有不屈不挠的信念——争民主、争人权。

    杨天水这次的“罪名”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当选为“民主中国第一届临时过渡政府秘书处成员和各省市和平交接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接受成员”；第二条是“担任由盛雪等人发起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荣誉委员”；第三条是“遵循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的纲领’、章程，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并发展组织成员。”这些指控荒诞可笑之极。“天鹅绒行动”只不过是网上的一场游戏。在这个网络游戏过程中，东海一袅被“民选”为总统，杨天水只不过小小的“喽罗”而已。正象东海一袅所言：“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大总统才是首犯呢。中共纵容老枭逍遥，却拿天水开刀，岂非欺软怕硬？还是别有用心？”

    更为荒诞不经地是，指控杨天水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的证人，竟然是当权者依靠犯有盗窃前科的林某某。这种没有社会责任、没有政治理想的刑事犯罪嫌疑人，竟然成为指控社会良知杨天水的“证人”，这是多么滑稽的制度，多么可耻、阴险的权贵阶层！

    其实，被指控的这些“罪证”都是假借之词，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杨天水的“罪证”，主要的是他用方块字组成了爱憎分明的文字。是他用方块字，组成了对中共专制的恨，对中国民众的爱。

    判决后，杨天水选择了不上诉，很多朋友评价他“舍身求仁”一点不错。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无数的文化精英与社会良知唤不醒当权者的觉悟，既然中国的政治改良无望，他愿意用血肉之躯，去承担苦难，用青春与生命的代价，去唤醒芸芸众生的觉悟。

    天水第一次因为方块字被判罪十年，现在又被判罪十二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天水现在已四十五岁，人生有多少属于自由的光阴？天水呵，你为了中国人的理想与信念，受尽了煎熬；天水呵，你为了中国民主改良大业，受尽了苦难；天水呵，你要挺住。相信有一天，自由、平等、博爱的曙光会照耀黑沉沉的东方，你会早日得到阳光的沐浴。

    2006-6-3

前言

转眼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长大成人，多少青丝变白头。然而十四年之后，多少冤魂仍在长安街游荡，多少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仍在为死者讨个说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个小小数字，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配称作泡沫或刹那，然而就个体生命 而言，十四年几乎相当于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绝不能忽视并绝难轻越的历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个时间从长安街、从天安门走了过来，就生命个体的延续而言，我幸运没有在那个时间终结而得以延续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难体验与对人世丑恶见证而使心灵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时却感到苟活是多么的不幸！ 十五年来，我经受了太多心灵的炙烤，见证了太多社会的罪恶。这十几年来，在“伟、光、正”一个个辉煌成就的谎言中，中华精神日见庸俗萎化，中华文明惨遭摧残，作为从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过一丝丝清新空气的我沦陷在十几年的污泥浊浪与浓烟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来，曾亲见过血腥屠杀的我深感有责任将当年这一切告知后人，一则让被肆意曲解的历史得以保存丁点的真实，再则对长卧而不得安息的灵魂给以一份个人所能的告慰。这是生者的责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回忆是一种割剜陈创的痛苦，但我绝不敢因此而舍弃、逃避。就让我将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片断诉诸纸墨，以作为对当年历史的交代、对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评价的同仁们的祭奠，也使我沉重的灵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痛悼胡公 表达心愿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给这个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纱并永久载入了史册。当天下午噩耗传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顿时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傍晚我回到寝室，室友们低沉的情绪更使我感到空气的凝重。大家的言谈失去了往昔的轻松活泼，不多的言词中声调也降了几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赢得知识界大学生这份沉痛？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先生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直面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开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宽”部长，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难能可贵的一个文化思想繁荣时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学生民主运动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顽固派的逼迫下辞职，这更显示出耀邦与知识界的患难与共，因而深得知识界的敬仰与爱戴。如此一个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难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这在中国知识界自然引起了极大的失重感与失去依赖感，也唤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同情与不平。作为知识份子集中地的大学，对胡公去世的沉痛反应自然更为直接而强烈。

我当时已是大四学生，除了写毕业论文外已基本没课，于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门纪念碑前，一则表达对胡公的悼念，再则怀著追忆76年“四五”运动情景的心情去读各种挽联。两天所见，前来纪念碑前悼念的人们都是非常克制而理性的。从挽联到个别简短讲话都围绕著缅怀胡耀邦生前伟绩，感念他对知识份子的理解、关怀与爱护，同时表达对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不平，基本没有涉及到政党、政权、政体的问题。这种对胡公功绩的缅怀与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达是这期间纪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点资料需查就没再去天安门。谁知当晚就发生了部份学生到新华门请愿而被强行扭上车送回北大的事，并且在扭送上车的过程中，发生过武警公安人员打伤部份学生的情况（我后来在对话代表团还专门搜集过证据，并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学生）。

20日早 晨，我还在床上睡觉时，被楼下几个学生的呼喊声惊醒。因为我住西南楼二楼北边，窗外就是“三。一八”纪念碑。只听一个青年在纪念碑前大声陈述著昨晚被强行扭送的经过，呼吁同学们下午去天安门悼念胡耀邦，谴责打伤学生的暴行，支持学生的和平请愿（后来我了解到这人就是吾尔开希）。等我起床下楼，叫喊及围观者已离去。我惦记著下午去天安门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楼转转。在西北楼一楼的门厅中，正见几个学生在写一横幅，大家商讨著应写甚么，我也参加商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写“继承耀邦遗志，发扬民主精神”。下午将近 3点钟时，吾尔开希跟几个同学打著横幅在“三。一八”纪念碑周围转了两圈，大声呼吁学生参加去天安门的悼念声援活动。约3点半，大约五、六百学生从“三。一八”纪念碑前集结后出发。当时天色阴沉，乌云压城，正是暴雨将临之像。果然学生队伍刚走出师大校门，暴雨便至，闪电雷鸣，气势悲壮。许多同学于是赶紧跑回学校，或躲在街边楼下。我因没带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汤鸡。记得吾尔开希穿了件雨衣。队伍在雨中有过惊慌的混乱，但没有停留，不过到了新街口豁口时只有四、五十人了。吾尔开希在积水潭地铁出口对面的空地上对过往行人发表了演讲。当时雨还没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讲的还是昨晚新华门发生的情况，因下雨过往行人停下较少，加上来的学生也就一百余人。讲完后吾尔开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没有雨后再组织同学们前去天安门。我想扛出来的横幅因为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于是跟他说就算剩下我们两也应扛到天安门去。他于是没再说甚么，我们打著横幅向前，过了新街口，队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旧下著，我们一路前行。街边行人看到我们或驻足，或叫好，或喊一声“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赞赏与支持极大地鼓舞著我们。

在暮色降临天安门时，我们一行只剩六人从长安街进入了天安门。在我们还未踏入广场时，许多坚守在纪念碑下的人们就远远地跑来迎接，许多带著相机的上前来拍照。这一幕后来作了五月份《大学生》杂志的封面，大概当时杂志记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过《大学生》杂志也可能因此而罹难，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这份杂志了。

广场上的坚守者的欢迎，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们似乎是被簇拥著走到了纪念碑下，在纪念碑座基下，吾尔开希向围观的人们发表了演讲。刚讲了几句，从纪念碑台阶上走来一个人，跟吾尔开希说先别单独发言，待大家协调统一后再讲，但吾尔开希没有理会继续讲了昨晚的所见及纪念耀邦的意义等。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从纪念碑 台阶上下来的人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周拥军。演讲完后，我们将横幅送上了纪念碑，这时周拥军又过来跟我们说学校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同，但如何联合一时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因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湿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风中显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饥肠辘辘，于是我们就往回赶。在地铁车上，我跟吾尔开希商谈著悼念胡耀邦的情况，深感北京高校联合协调行动的必要。我觉得悼念活动发展到今天，从悼念到请愿，尤其昨晚发生的强行遣返情况可能使事情激化，那么为了悼念耀邦并为民请愿，北京高校学生应该联合行动。因为胡耀邦 22日也就是后天将开追悼会送别，时间非常仓促，这时必须有人跳出来牵头，肯定得有人出来。我当时建议吾尔开希出来牵头组织。这绝无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没有让他成为名人的远见。提出此建议是基于当时的客观需要，同时我说明了两点：其一，民主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国民主建设肯定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我自己马上大学毕业了，要在大学中继续发挥作用，还是让大一大二的学生出来较好；其二，凭八六年学潮的经验，就算有危险会秋后算帐，在校大学生一般过后谈谈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会有甚么大问题，毕业生可能就会受影响（这无疑带有功利性的考虑，但当时远未料到后来的形势）。

需要一提的是在纪念碑下我碰到了一个从天津商学院过来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一聊跟我老家较近，于是领他一块到学校来并约定他第二天回天津通知各校学生22日赶来北京参加胡公的追悼会。回到宿舍，我简单地冲了包方便面吃了一下。安顿了那个学生后，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又去西北楼吾尔开希的房间了解情况。我与吾尔开希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有人出来号召协调统一行动，并说明这时候谁先出来学生就认谁的现实。直到看到他找几个同学商量行动，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卖弄之嫌疑而详细述说这一过程 ，是为了戳穿后来当局制造的所谓学生运动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预谋的甚至跟国外勾结而发起的一场动乱”的无稽之谈。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一运动完全是自发的。

21日等我起床，已听到同学们议论有个叫吾尔开希的人以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北京高校学生今晚到师大来集合，统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我送走了天津的学生并叮嘱他明天7点前（也就是天安门路口管制前）带天津同学到北京站，我接他们共同进入天安门。

到晚上六点多钟，北京高校陆续有学生来到师大并统一集合在操场。晚上九点来钟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于是学生们从师大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为甚么选21日晚上去天安门？因为 22日天安门会实行交通管制，到时肯定进不去。我因考虑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来的学生，本来跟著队伍出了校门，又跑了回来。

22日六点多钟，我赶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点仍不见天津来的同学（后来才听说他们已在昨晚赶来了），于是我就想往天安门赶，结果已经进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听听广播就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不久，去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同学回来了。他们气愤的议论告诉著我天安门所发生的一切。

随之高校就有停课的呼声。24日、 25日陆续有一些学校出现停课现象，但没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课，也就是说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课了，就是停课的学校也不是全部课都停下了，应该说此时停与不停还在争议中。谁知25日晚中央一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 4、26社论”。

抗议定性 要求对话

“4、26社论”是八九学生运动从悼念胡耀邦、表达愿望到抗议政府、争取平等对话的转折点。“4、26社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还在犹豫停课与否的师生全部推出了课堂。当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课。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主要目的 就是抗议政府将学生悼念胡耀邦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的活动定性为“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动乱”，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这种定性的错误与武断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学生与有良知正义感的知识界。

针对“4、27大游行”中提出的平等对话，当局为了平息事态，在4月29日钦点了几所学校的几名学生会干部去表演了一场“训导式”的对话。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显示了当局对民意的漠视。因为对话必须是双方代表，学生代表必须能代表学生，这就要求是学生选出的而不是官方钦点的。对话所谈论的问题也必须是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应是官方以家长领导姿态的单方出题与训导。 29日对话的公布更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深感被愚弄与欺骗。于是罢课依旧，呼吁公开平等真诚对话的呼声更高更坚定。当局迫于形势也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表示愿意接受对话，于是北京主要院校于5 月初纷纷选举代表组成了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准备与政府对话。

北师大于5月5日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通过公开演讲、学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5名对话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对话代表团的共3名。我有幸成为北师大对话代表之一去参加对话活动。

代表团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6号我去参加会议时代表人数共30余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师大等高校的研究生为主，许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据说曾参加过亚洲大学生辨论赛并且学国际谈判的，自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沪以博学老成稳重而成为代表团倚重的对象。会议进行到 11号，中国人民大学增选了江棋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江棋生虽然来得晚几天，但他的儒雅举止、包容品格与严谨的逻辑思辩几乎在当天下午就赢得了代表团人员的一致首肯。代表团作了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调查4 月19日晚打伤学生情况。记得我还找到过一件被撕破并带有血迹的牛仔服，当事人愿出面指证当晚的暴力行径。所以我确信4 月19日晚是发生过暴力殴打学生事件的。

对话代表团的理论素养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高的，有几个还是当时国内不多的法学博士，然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是不够的，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建构、现实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统的认识，因而对话提出的问题与改革方案都较零碎，没有一整套系统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时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师曾送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家欣喜不已。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中国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刚起步，对外国的东西接触吸收也很有限，尤为关键的是由于胡赵的开明执政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新气象、新活力，学界在根本性问题上对现政体是认同的，没有考虑去质疑。因此代表团的根本立场是帮助改进政府不足、促进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我记得当时最大胆的质疑也无非是宪法前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财产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考虑之列，但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本没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议。总体而言，对话代表团相对政府来说还是站在一个进言上书甚至献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对话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对话代表团组成后，当局仍意图绕开对话团而谋求与官方学生会对话。这严重凸显出当局缺乏与学生代表对话的诚意。

这种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学生忍无可忍。5月13日，以柴玲为首的一批学生签名绝食以抗议政府的失信，敦促对话的早日举行，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听到学生去绝食时，看著那一个个坚定决绝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谁将这些学生逼上了自杀之路？

5 月14日，迫于绝食后所引起的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顾及到戈尔巴乔夫的即将访华，当局作出了接受对话的决定，于14日下午通知到对话代表团，并要求马上赶去。当时对话团因陆续有北京一些高自联人员加入，人员已增至50余人。当局只要求二十多人，来接学生的车只能容二十余人。于是对话团又自己挑选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种无言的轻松与解脱。因为我深感自己在许多方面跟别的代表相差较远，我相信他们去完全可以信任学生们的重托，而如果我去，这沉重的担子就未必承担得起。我于是跑著回了师大，吃了晚饭就赶往天安门去静候对话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点多钟赶到了天安门。心中一直记挂著对话，到傍晚八点多钟，听说似乎对话了，好像广场的广播也在播，但听不清，太嘈杂。据说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负责人也赶去了对话现场。九点多钟听到对话失败。我默默地坐在纪念碑前，看著成片绝食的学生，我说不出心中的苦味。当晚学生考虑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而主动将绝食队伍移到了广场纪念碑的东边。当看著饿了两天的学生艰难地挪动身体还有衣物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们前去问他们对学生绝食的看法，竟没有碰到反对者，都是充满著对学生的理解同情与赞赏，一致谴责政府的失信。这种情绪几乎感染了整个社会，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极点。街上容易引起争吵叫骂的事端，如自行车相撞、阻车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气的互相道歉与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发表罢偷宣言。绝食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也展现了未来的希望。的确，“当那么多人为了社会的责任，为了民愿的表达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有甚么事不可以谅解、忍耐？”这成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16日晚，我又独自来到纪念碑下想看看绝食学生的状况。将近12点，我听负责保安的学生说有两位工人强烈要求进入学生防卫圈内，广场指挥部无暇接待。我于是前去将两位工人领了进来并陪著他们在纪念碑下转了两圈后坐在纪念碑前详谈起来。两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绍叫韩东方，从他言谈中我感到他应参加过“四。五运动”。他一则为学生的义举而鼓舞，同时对广场的组织管理状况表示出一些忧虑，并谈了许多好的建议。我随后将这些建议交给了广场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还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声援学生的横幅到天安门来想加入学生队伍，却遭到学生的拒绝而被隔离在圈外。学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著跟外界的联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难过，但他们仍然对学生给以理解。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信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险。许多学生已经因绝食而昏厥，并不断传来学生绝食变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护车在广场与医院间的鸣叫声声敲击著对话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吁请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著天安门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著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并听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谈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因有几个代表没到）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车鸣。就我而言，自我有记忆以来有过两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都被击得粉碎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个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这第二次则是为天下苍生、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严 “六。四”屠杀

但是，痛哭并没能等来对话，却等来了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戒严令”。

5 月19日晚发布的“戒严令”宣告了一切对话企盼的破灭、一切为对话所作努力的终结。这种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对话代表团任何人的预见。大家不仅没有预见到，而且在讨论中几乎一致认为无论情况怎么样发展，当局采取多么非常的手段，也不至于在北京戒严。毕竟北京不是拉萨。北京中外交流活动频繁，外宾云集，戒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我还记得代表团中有人曾戏称在北京戒严那是天方夜谈，就是有人想为，也未必敢为。然而事实证明，学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坏的设想也远不及现实的残酷。

5月19日，“戒严令”下达，戒绝了学生对话的幻想，对话代表团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师大与陈章宝主持北师大学生理论宣传部的工作。

5 月22日，我作为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韩东方与另外几名工人活跃份子当选为工自联常委（周拥军以王铁之名也当选了，记得当时还就此有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通过了）。会上通过了工自联章程，整个章程是由一个法学博士依照法律条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没有甚么出格的言词，更没有甚么威胁或颠覆政权的目标。会议期间，不知甚么人想冲进观礼台，一度引起过门口的混乱。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全部门的关注，但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隐瞒的意识。会议还算顺利地结束了。在戒严令下达后，工自联的成立无疑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对此我毫不掩饰地当面对韩东方等人表达过敬意。

由于戒严令的下达，对话希望的彻底破灭，天安门绝食的学生也就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全国声援学生民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形势发展需要北京高自联能站在全局角度来处理问题。自绝食以来，因一些高自联人员也参加了绝食，导致高自联事实上以天安门为工作场地。为指导绝食，天安门广场又成立了广场指挥部。两套临时性的班子经常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这客观上影响著工作的开展。为将高自联撤出天安门，五月二十几号（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了）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北航、中央民院、法大、广大等八大院校联合各派代表去广场召开现场会议，我与北大杨涛负责组织会议（但杨涛临时有事在天安门找不著了）。高自联以王有才为代表，广场指挥部以柴玲为代表。会议就在广场东北角一块空地上站著表决，参会人员基本都赞同高自联撤出，广场由广场指挥部领导。自此天安门广场避免了令出多头的混乱。

随著戒严令的下达，军队从北京四面八方逼进城来。从各种情况看来，军队的调动肯定远在戒严令下达之前，因为戒严令下达的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消息说有军队已逼进城郊，但被无畏的市民自发阻止在各个入城地（后来知道有些军队是从几千里之外调来的，没有多天的准备，是不可能这么快赶到京城的。）于是北师大成立了以十人左右为一组的“和平敢死队”，分赴京郊各地了解军队进城情况，联合市民设法阻止军队进城。出发前明确要求方法必须是和平的，态度必须是敢死的。为了掌握情况，我随一组去了南郊的新发地。在那里市民利用军队进城路不熟而问路的机会，将军车全部带入了一条死胡同，并在后退的路上阻上小车杂物，一些老人就地坐在军车后。这样使得军车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待我们赶到时已是中午。我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士兵都在车上安静地坐著，市民与陆续赶到的学生在车下围观著。有些市民与学生上前向士兵诉说著北京发生的一切，动员士兵不要参与镇压学生。中午有市民从家中做了饭菜送来给学生吃，学生还主动说服市民将饭菜给士兵吃，将送来的饮料给士兵喝。经过一阵宣传说服，士兵们感动于学生与市民的真诚，有些士兵就与学生市民交谈起来。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士兵很长时间不给听广播和看报纸，更无法看电视，他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甚么，也不知道是来北京镇压学生，他们是接到参加军训的指令，都以为是平常的训练而已。士兵们也纷纷表示不会参与镇压学生。

迫于形势的日益严峻，学生在天安门坚守的必要性一再成为我思考的问题。然而天安门的学生不甘心就这样撤出，北京市民一如既往的热情、无私无畏的支持让学生只有坚持，但这种坚持究竟将换来甚么？意义何在？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求解。我只是本能地感觉到如此坚持下去势必无法善罢甘休。于是我在各种场合陈述撤离天安门的理由，并且不只一次去天安门了解学生思想状况。有一次跟在广场的钦本笠交流，谈了应该考虑撤离的理由，最后他反而动员我参加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工作，可见说服撤离实在不是件易事。还有一次（大约到了五月二十七、八号了）在北大召开了北京各主要学校的学生代表会，我与师大的赵纲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我力主撤出天安门，然而支持者甚微。当然，当时主张撤出者也还没预料到最后的屠杀。

时间一天天在煎熬中过去。6月2日，我听从天安门回来的同学说有军队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奇怪的是围阻军队的学生与市民中有背著黄布包并且包内装了石头的人。他们混在学生市民中不时掏出石头向军队投击。这引起我极大警觉，我似乎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因为那些混杂在市民与学生中的人，很可能是有关方面预设的陷阱，在为屠杀编织理由。学生与市民长期以来都非常理性而克制，不可能背些石头在身上。

6 月3日，不论是天安门还是京郊各地，有军队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异动，军队主动冲击著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小范围的冲突不间断地传到学校。我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夜幕降临时，京城街头的广播轰响起了透著腾腾杀气的“军队进城告市民学生书”。晚上九点多钟，我在西北楼大厅处理著一些事务，有市民骑摩托车从木樨地拉回一个学生。那学生一进西北楼就痛哭著说军队开枪杀人了，市民与学生为保天安门在冒死阻挡著军队前行。我找到当时在校内的陈章宝，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后作出带师大在校学生去天安门的决定。我们当时考虑军队是冲著天安门而去的，到天安门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少。于是自治会广播呼吁学生到“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门声援。

去天安门的危险我是能想见的，但我绝不能坐视市民学生的被杀。将近十点，“三。一八”纪念碑前汇集了一千多学生。我跟陈章宝说我带学生去天安门并建议他赶紧离开学校，因为我知道屠杀刚刚开始，而一旦杀人那杀多少就是量的问题，杀十人跟杀一百人没有质的区别。接下去高校清洗在所难免，一些特别危险的人应该赶紧躲避一下，甚至我都认可他们跑到国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难想到更适当的方法。当然多年后我认为应该坚守在国内，但这不是我们有权要求别人这样，只能就道义而言）。我决心去天安门与学生共生死。陈章宝在纪念碑前发表了简短演讲后将师大一面指挥旗交到我手中并叫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平安回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本来确有很多感慨，但当时是没法说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枪炮坦克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与痛苦，不知谁能体会。我默默地举起指挥旗，带领同学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师大校门，一种可能永别的悲情袭过我出校门时的心。

队伍快速向天安门而去，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呼喊口号支持鼓励学生。在我们赶到西单附近时，又有市民学生跑来诉说军队开枪屠杀情况并说军队已冲过木樨地快到文化宫了。我们心急如焚，大家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很快我们赶到了西单长安街路口。那里早聚满了市民学生，十字路口几辆公交车不知甚么时候已横断了长安街，市民与学生群情激昂地聚集在长安街上。

随我跑到西单路口的师大学生因中途掉队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让大家手挽手背东面西横过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并叮嘱大家看我的指挥旗行动，如果我的指挥旗放下，大家马上往东冲进天安门里面，会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行动。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硬阻，那样不会有甚么作用。交代完后，我独自上前爬上了横在西单路口的公交车。这时有个青年拿著根九节鞭也跟了上去并声言要保护我。我劝他赶紧下去，这里太危险。因为西边过来的军车那雪白刺眼的灯光在午夜的长安街已清晰可见，枪炮声也透过远处军车的轰鸣与近处人群的喧嚷依稀可闻。从车上往军博方向望去，街上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东涌来，并纷纷往两边胡同散去。紧跟在人群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车不到十分钟，头上就传来啪啪的爆裂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双眼就顿感涩辣难睁。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催泪瓦斯了。我赶忙放下指挥旗示意后边的同学们快撤，同时自己也摸索著往车下爬。刚才上来的青年已不知去向。我艰难地爬下汽车。顿感长安街一遍漆黑。当然眼睛睁不开，有灯也没用。但长安街此时的黑绝不是因为睁不开眼，而是人为的熄灯，以便让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我在烟雾中摸索著往街南边的墙根下去，以便倚墙而行。当我终于摸著墙根往东缓行时就听到后面军车的轰鸣声很近了，同时感到脚下水泥地上有爆裂声，我努力睁开眼看到脚下有火星在溅动。这使我认识到是子弹在跑，我紧张地尽力向前。在路过一个胡同口时，听到里边有人叫快进去，于是就顺声而入。我发现胡同里已有不少人，他们一个个在进去不远的拐弯处沿胡同墙半伏著身子窥视著外面。我进去后，一个市民示意我将指挥旗藏起并弯下身子。几乎是我刚伏好军队就过来了，坦克的轰鸣声盖过了其他。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沿街边巡查著向天安门而去。不知甚么时候有个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边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情况念叨著：这么多坦克，还有炮呢，不好，那边有几个人被打倒了，还要去追那些跑的。又开枪了，完了，又有两个倒下了……这些土匪，军阀，法西斯，当年日本进北京也没有这样啊 ！太残酷了！他说著说著声音在激动中变成呜咽。停了一会就听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细微响动声，我侧头看去就见那人扬手抛出了一片瓦。马上批啪的子弹声就响了起来，并且一队士兵冲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几枪。好在这个胡同有个拐弯，没有击中里面甚么人。有士兵似乎想往里冲，听到有人出面阻止。于是一队士兵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屋上那人紧紧伏在瓦上，待士兵走后又气愤地骂起来。我心想你抛几片瓦对钢盔盾牌全副武装的军人有甚么用，就是砸一下也岂不形同搔痒？无非是看著过不去泄点愤而已，但我也不好劝说。在亲见屠杀的情况下，任何有血性的人岂有不切齿的？大约半个小时后，军队过去了。我与大家赶紧冲出了胡同。我一心记挂著天安门，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囗，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沥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著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著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来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我看著他痛苦的样子，猛醒到应该赶紧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于是大叫一声“ ？快送医院啊！”围观者也如梦初醒，纷纷上前背的背，抬的抬。我俯下身背起刚说话的青年，只听他一个劲地说著谢谢，不过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我的心在流血。多好的青年啊！就因为为民请愿、为天下尽责就该落此下场？我背著他到了音乐厅后的胡同深处，那里已有不少三轮车装著一个个还在流血的伤员。我就近将青年放在一辆车上并叫推车者赶紧送去医院。许多人一边抬伤员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等我再返回六部口音乐厅前，那十几个伤员已全部被送走了。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围在音乐厅前的雕塑边议论纷纷，于是上前去看发生了甚么事，结果发现那个雕塑的大理石坐基被打掉了一个大角。如此硬的石头被打掉了一个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枪，至少是重机枪或甚么炮吧？ ！（这个角一直到九三年我回北京时还残缺著，九八年我再去看时发现已经换了。）我惦记著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不敢停留就随著人群往东赶。然而刚走不远，后边又来了一批军队，路中是坦克、卡车（车上装著士兵）车边还走著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一下躲无可躲，于是一大批人就在长安街南墙根下站著。这时我看到一个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条腿拖拉著，看得出还在流血。他居然跟著军车一路怒骂著，质问著“你们看看，你们枪杀的是些甚么人？这些都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啊 ！他们所追求的不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人民解放军怎么能屠杀人民？你们的枪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有种就再给我一枪！……”他那坚定无畏的神情与话语深深激励著路边的群众。不知是谁抑制不住大呼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于是应者如潮。口号刚喊过去，顿见从人民大会堂那边冲来一队士兵，一路扫射著、喝叫著。街边的人群顿时蜂拥著往西边撤。我随人流很快又回到了六部口音乐厅前。当我回头去看那个追随军车的青年时，他已不知去向。

看来从长安街南边往东是进不了天安门了。待又一支军队过后，我与一些人从长安街北边的皇城根下往东去。快到新华门时，我见到前面一批人被追赶著往回跑。路边原本往东的人就又都跟著往回跑。我停止前行，看到新华门附近沿街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并排横断了长安街，并且有一队兵正鸣著枪驱赶著试图走近的群众。我同时看到在刚跑回的人群中倒下了两名，很快士兵追了过来，将不知是死还是活的伤者抬走了。显然从长安街进天安门的路是不通了 ？其实早该想到不通的，一条街哪有南边戒严北边通的？只是心急没有细想而心存侥幸罢了）于是我又随著一批人从六部口往北绕一个大圈到南池子。天真地指望著从南池子可以绕开警戒线进入天安门。待我赶到南池子时，天色已微明。南池子依如新华门边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封死了南池子进天安门的路。在离士兵二三十米处有一条警戒线，好像用甚么拦了一下。市民们就自觉地聚集在警戒线外。大家急切地想了解天安门内的情况。随著天亮，人越聚越多。大家议论著，交换著彼此的信息，表达著各自的忧虑，同时反覆要求前面警戒的士兵让大家进去。在一再要求无结果的情况下，大家对天安门里情况的担忧及许多不同方面枪杀情况的汇集，使大家心里升起了怒火。于是由请求变为质问，由质问变为斥骂，最后愤怒地喊起了口号“打倒法西斯”“抗议屠杀学生市民 ！”“请愿无罪！”……虽然大家在悲痛与愤怒中，但仍没有超越冲击警戒线。然而一会就见一个军官带著一队士兵从警戒队伍后边忽然出现，举枪向天鸣了一枪。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些持枪的士兵向警戒线外的群众脚下扫射，一批手持警棒的士兵冲向人群抡捧就打。群众顿时惊慌四散。我被一棒击倒在地，等我爬起来时看见身边一位妇女被士兵打倒在地并抡捧猛击，我正欲上前去拉她，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并一把拉进了旁边的民房。我进屋后跟那个拉我的人说快去看看那个妇女。那人转身出去，一会回来说不见了那女的。这时我才感到胳膊火辣辣的疼痛。我胳膊衣服被打烂，皮肤裂开，鲜血浸湿了衣袖。房东赶忙拿来一些药喷洒在伤口并留我在家中休息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叫两个中学生骑自行车将我送回师大。许多同学以为我已遇难，因为我带去的同学早已从天安门撤回。当他们看到我回来时惊喜不已。许多同学建议我离开学校，但我甚么地方也去不了，因为我当时身无分文，同时我觉得甚么地方也没必要去。于是索性蒙头大睡。我实在是太累了，自四月底以来我就没好好睡过觉，常常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并且是走到哪睡到哪，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都睡过。而今似乎没甚么能做了，只有好好睡一觉。下午又有几个读研究生的同学来叫我躲避一下，于是我想在京的几个老乡许久没联系了，就藉机去看看。

“六。四”后，京城交通彻底瘫痪，我只能步行到军博附近的一个老乡处。在路过长安街时发现满街的坦克在森严的戒备下焚烧。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报废的车吧，借这次入京就换新的了。当晚看到新闻联播时，才发现这成了市民及学生暴乱的铁证。巧的是当看到一辆坦克中烧死四个军人时，一起看电视的人中有两位就大骂起来，说当晚他们正好在木樨地那边亲眼看见这辆坦克因开得过快先撞在街上分隔栏杆上，继而又闯上人行道的台阶上，一下就翻了过来并燃烧起来。我不懂机械，对此自然也不便说甚么。但依常理是不可能有人靠人力去掀翻坦克并且士兵不出来等著被烧死的，只有忽然的翻车才有这种可能。

我在老乡处呆了两天，觉得没甚么事，同时也怕万一有事连累老乡也不好，于是就返回了学校。

之后对我的处理应该说还不算重。待查出我一些材料时，我已分到外地工作，学校有些老师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我（这事后来我回北京时才知道），毕竟人们心中自有公道。最后学校老师也去了我所在单位，但没有深究。十月份，师大清理整顿小组给我所在单位去了一份材料，列举了我在春夏之交的问题：其一，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文章中将人民政府称为“当局”；其二，加入非法组织学生自治会并负责理论宣传部工作；其三，参加对话团非法活动。然后让我在材料上签了字。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直到 1993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在笔试面试过后调档时，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我被以要单独调审的名义拖了下来。后来我找到哲学系一位负责人，他倒是很直率地跟我说这不是人民大学的问题，他们也有压力，如果我能回师大去开一张证明我在八九事件中没有问题的条来，他们肯定录取。于是我抱著探个究竟的态度回师大去找老师。师大的老师还是很热情的，但后来还是因“当年清理小组已解散，没人愿出来承认是清理小组的成员，更不会有人出来开这个证明”而宣告了一个公民受教育权的被剥夺，我也自此愤而“下海”。

沉重的反思

转眼快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切没法忘（因为每到春夏有关方面都会来提醒我们），也不敢忘（因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地夺去）。这么多年来的现实坚定了我对“八九”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的信心。虽然“八九”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法制、经济等关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符合人性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八九”后十几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短期些许成效，事实上是不得不沿袭“八九”部份的经济诉求的结果。然而在政治、文化思想及法制上近十多年来却是逆历史规律而为，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弛。中国目前的体制性腐化、权贵经济主导、各种不公现象盛行、社会矛盾激化，正是改革单腿而行、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意在还历史以真实，同时追忆纪念那些为民请愿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八九”可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在此我只想简要谈谈三点我认为最沉痛的教训：

其一，形势认识不清，自我把握不准。“八九”自前期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中期抗议定性、争取平等对话，到最后怒而绝食、静坐，整个过程学生及支持学生的市民都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力争。然而当局从“ 4.19”的强行驱散到“4 .22”的拒不接见，到“4.26 ”的社论定性，终至戒严镇压，态度也是一惯的，坚决而不容商量的，那就是一切民意即是“敌情”，一切民愿即是叛逆，一切争权即是颠覆，所以拒不回答、拒不接见、坚决镇压。在这一连串不理不睬，到定性镇压时，敌视是从开始就体现的，这也符合暴力夺权党的一惯思维。然而学生及市民一直以“上书进言”、帮助政府推进改革的“子民”心态尽责表忠，当被对方当作敌人时，自己还一心以为是对方的一分子并以此取舍行动，这是对形势判断多大的错误啊 ！后果自然不堪设想。这从对话团一再论证不会“戒严”更勿庸说预见屠杀了可见一斑，可以说广大学生完全是一厢情愿，单方善意，甚至可以说是单相思。毕竟，我们对极权政体太缺乏认识了，对它的残酷性甚至缺乏起码的认识。当然这与几十年来的欺骗教育是分不开的，“伟、光、正，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这些不断重复的谎言让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最后是枪炮声中淋漓的鲜血宣告了“子民”情结的破灭，昭示了这个政权的固有本质。在鲜血面前人们才警醒到自己的位置，看清所面对的对象，从而端正对形势的基本判断。

其二，缺乏联合协调社会各界力量的意识。学生从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抗议定性要求对话，整个过程应该是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竭诚关怀与无私支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市民的支持，学生运动坚持一天都是困难的（在整个运动中社会各界给予我的感动远胜于学生给我的感动，我经常感到为这样善良无私的国民，我死而无憾。）然而学生为保持运动的“纯洁性”，除了学校之间学生的联合，学生与社会各界基本上没有联合，更谈不上协调统一行动了。我清楚记得当“市民代表团”想进入广场时被学生阻拦的情形及韩东方跟我的感慨。运动中后期，知识界因其与学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点，一批以大学老师（如刘晓波等）为主的知识份子才融入运动中，但这远谈不上学生与知识界的联合协调一致行动。当然，对政府体制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开明派更是缺乏了解，没有配合与支持，错过了良性互动的机会（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它直接导致中国十几年改革的遗误，体制内一批政治精英的失落，有自省能力与革新思想的一批老革命被逼出政坛，极权体制的保守顽固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最后运动必然失败。在推动社会改革，尤其要改变庞大保守的社会体制时，社会中每一点抗拒极权的进步力量都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充分联合，协调行动。只有这种大致方向一致性的合力足够强大时，才可望攻克顽固保守势力。没有多方进步力量的充分联合、协调行动，没有最广泛的团结社会各派力量，凝聚社会中的人才与智慧，要推动社会革新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指望体制自身革新也是俟河之清。

其三，缺乏能组织协调运动的机构。八九民运因其突然性、自发性而决定了其组织机构的仓促性、临时性。这样的机构在协调统筹运动上是软弱无力的，既缺乏产生正确方针的程序，又没有对机构意志贯彻实施的保障。整个运动完全依托于学生及市民的理性与热情。因其弱组织性也使运动没有进退尺度，没有科学的方式方法，没有策略，缺乏应变性。一种社会运动，尤其是意在变革社会体制的政治性运动，如果没有设置科学的组织机构以保证正确决策的产生实施，运动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八九”是沉重的，这一页在历史上也必是厚重的，它有许多有待研究总结以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对“八九”的研究还远未开始，因为有很多东西尚未解密。当然“八九”的深远意义也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与淘洗，它决不以某时某人的宣布定性而定性。让我们共同期待早日还历史以清白！期待烈士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安息！

为避免影响敏感时期的稳定表象，本人于今天凌晨一点十分入睡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孙狄和韩峰警官一伙请到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聊聊”.他们希望我不再通报今晚八点去天安门广场凭吊”**”的信息，并且承诺不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表示可能派员”护驾”随行，我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交易”由此达成。这次谈话气氛尚属友好，但警方未曾出示立案或传唤文件。对此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径，本人当即表示了愤慨和理解。

孙狄警官找我谈话的原因，是因为收到了我当晚发送的手机短信，信中披露了将前往广场纪念”**”十七周年的安排，而”上边儿”担心媒体的采访可能混淆视听。我解释说，我的短信都是针对私人朋友，虽然告诉了自己的打算和行踪，但并未要求大家一通前往，何况国内媒体噤若寒蝉无人采访，境外媒体无论如何都要采访，至于媒体说的准确与否，反映的是媒体自身素养和水准，因而与稳定问题无涉。我告诉孙狄，假如我想集会游行示威，自然会依法提前具文申请，而此行既属私人行动，且天安门广场并未依法封闭，则官方无权限制我的行动。我还希望政府能正视现实面对历史，诚心诚意地解决**问题，不可如此这般欺人太甚。

凌晨三时许，我被送回家中。但事情又有了变化。

今天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公安的电话又打到家里，告知我今天哪里都不许去了——就象紫阳先生西行那天一样。早饭之后我到楼下遛狗，见丰台区国家安全保卫大队三四位干警已经”上岗”，个个文质彬彬一脸无奈——他们中有人整个晚上都没能睡觉。我得知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我不能离开家门，孙狄警官昨天代表政府所做的承诺不再算数了，这表明官府”违约”在先。经与孙狄警官电话确认，我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并且事先告诉了孙狄。

鉴于每年六月三日晚上回到广场是当年枪林弹雨下所许的愿，而此后每年的今天携妻小并若干好友赴广场凭吊，已经成为我还愿的常例从未间断过，因而我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深表遗憾。为寻求解决方案，我正通过具体办案警官向他们的”上边儿”转达如期前往广场的正当要求，但目前尚无回应。

我昨天晚上编发的短信内容是：”六月三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

浦志强 2006年6月3日

十七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街头悍然实施屠城，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十七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拒不承认这一国家罪错，不向死难者家属及受害者道歉和作政治赔偿，还以比面对文革时更为心虚、更为阴暗的心理，设置禁区，死守严防，搞强迫遗忘。

十七年来，有良知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冲破封锁，从未间断过对六四的谴责和对六四英灵的追思，从未停止过对六四之后新的国家罪错的批判，和对政府滥权行为的抗争。

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地上推动、追求自由化民主化的民间力量，是在官方的打压、破坏和抹黑下艰难地走过来的，也是在和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幽灵和专制尾巴的痛苦较量中走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具挑战性，要做好也更加不容易。

“存大异”与“存小异”

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他同时还说：“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在六四十七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如果我们把反思和审视的目光投向我们自身，那么，在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中，怎样做才能更好？我想提出做好“存大异”和“存小异”的个人看法。

所谓“存大异”，是指民间民主力量在言论和行为上，要与官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存大异。我们以甚么区别於共产党和历史上的任何造反夺权集团？只能以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和基本文明准则来做到，只能以告别专制政治规则、践行民主政治规则来做到。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告别权术，告别肮髒，告别痞子化。事情难在哪里？难在潜意识中常常放松自我约束，难在有意无意地做不好“存大异”。我时常痛心地听到：共产党流氓了几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以毒攻毒，也流氓一把？共产党肮髒了几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以髒对髒，也肮髒一把？共产党那么不讲信用，我们就非得事事处处讲信用？反正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而有些人也真就这么做了。

不能偏离文明准则

冷峻而无情的后果是，这种经意或不经意的对文明准则的偏离和出轨，总会特别严重地自损道义形象，会让人大受刺激，使相助者心灰意冷，使同情者摇头歎息。而每当出现上述令人疾首扼腕之事，我的耳边就会响起这样的质问：“你们和共产党有甚么两样？”

如果我们不把“存大异”作为不能突破的底线要求，我们就比共产党强不到哪儿去。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民间民主力量作为新的政治品格的担当者，和新的政治生态的促成者，只能言行一致地做到“存大异”。

所谓“存小异”，是指核心理念一致的民间民主力量，间也必然会存在政治歧见。为此，应当建立健康的反对派机制。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头脑让渡出去，说话做事按意识形态的或神秘主义的最高指示办的。同样，我们也不会认同“不争论”这一变相的霸王条款。

事实上，在民间民主力量中，争论无可避免，形成派别也无可避免——这就需要确立现代的反对派机制：互相尊重对方的存在，互相不把对方看成麻烦制造者，更不是敌人。同时，制订出自由人相互规约。

要持身端正地做事

在应对“存小异”这一课题上，民间民主力量也有不少令人遗憾、令人痛心的地方。比如说，在歧见、纠纷的内部解决上，有原则、方式和程式的阙如。在必要的公开论争中，同样有规约、规则的阙如。我们经常看到：摒弃语言暴力、不误解对方动机、不搞人身攻击等起码规条常被突破，再加上胸襟、气度和修养问题，使有些论争出现了双方很不愉快、甚至反目成仇的后果。

当然，在民间力量中不时有想与皇帝共晋早餐的人，有决意告别中共但骨子里不想告别专制的人，还会有心术不正、不遵守做人道德底线的人。和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求大同存小异的，和他们决裂是“存大异”，不可避免。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六四国家罪错，将会在大陆民主力量的主导下，按法治精神得到正义的清算。在当下，民间民主力量要持身端正地做人、做事，做好“存大异”和“存小异”，积累道义资源和提高公信力——这是正气和良知的要求，也是根基和优势所在；同时，也是获取成功的正道。

编按：作者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一九八九年九月被捕，被囚一年半。一九九四年起，因经常参与推动民主的活动，又发表悼念六四的呼籲而多次被捕。

很多中国大学生不知六四事件

自从17年前6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6月就成了中国敏感的一个月份。今天的北京对往事讳莫如深，而见证人对当时的历史仍记忆犹新。

1989年6月3号的夜晚，中国军队出动坦克，携带真枪实弹，对北京的示威学生和群众进行武力镇压，持续到6月4号清晨，造成到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的人员伤亡，据信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其中多半是学生。

*用生命为代价进行政治改革*

当年在广场和学生在一起的老师刘晓波说，他当时被学生用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来进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和自由的行动深深的感动。他认为，在六四中表现最勇敢人是普通市民和学生。他说：“丁子霖老师现在整理出来的《受难者访谈录》其中就有很多人。他们的死是因为阻止军队进城，而这些都是普通人。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在所谓的火线上，因为救死扶伤，救那些人，被戒严部队打伤。”

现在是作家的刘晓波指出，他虽然被监禁三次，但是和六四中死去的亡灵相比，他要幸运得多，所以他认为活着的人有责任为他们得到公正。

对六四受难者的亲友来说，每年6月4号临近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都会受到又一轮悲痛的折磨。代表失去子女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多年来不断呼吁政府平反六四，向死难者的亲属道歉和赔偿。

*四川地方政府给六四难属“补助”*

2006年4月底，四川地方当局同意向1989年六四期间的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这被看作是六四难属第一次得到政府的变相补偿。但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说，四川地方政府说得很明白，这笔款项是给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的“困难补助”，而不是给予受害者的赔偿。

中国1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国际瞩目的一个焦点，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5%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2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一。2008年中国将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成就的一个重大机遇。

*六四所反腐败至今仍然存在*

不过经济上的成就却掩盖不住当年六四所反对、而至今仍然存在的贪污腐败等令当今政府头疼的问题。此外，欧盟因为六四实行的对中国武器禁运至今也还没有解除。

六四就要过去17年了，当年的是是非非到现在政府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论。当年在石家庄一个军事工程学院当学员的人士表示，他当时只是从电视上知道北京在闹学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开枪的事情和烧死人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什么说法他也不清楚。

这名退伍军人说：“赵紫阳还到那里面去给大家做工作。到底现在怎么个说法，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文件，也没有明确地来说这个问题。当时是说学生们受外国一些操纵，指使这些年青人搞性解放、搞什么东西，在北京闹事。”

1989年还是初三学生的一位北京女士表示，那年的春夏开始有学生运动，班上很多同学都去天安门广场上凑热闹，但是因为年纪太小，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只是凑热闹而已，不过事件发生的那几天，全校停课。

这名女士说：“其实那个星期是很压抑的，因为没有什么心情玩儿，外边儿很安静。而且那种安静还不是像过去，就是前几年非典时候的那种安静，那种安静是挺恐怖的那种安静。”

这名女士还表示，在她上大学期间也很少听到别人提到六四，只是偶尔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有关六四的一些事情。

*市民肯定当年学生要求*

17年前参与六四的一位市民表示，当时会有学生上街游行并且受到群众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僚”、“反腐败”、“要民主”，等于学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六四以后到现在，事实证明了这种腐败现像继续存在。他说，政府必须还历史一个清白，当时学生的要求是正确的。

这位市民说：“只不过当时造成那种局面，有一些失控。但是也不至于你政府动用军队来镇压学生。因为军队面对的毕竟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这在哪个国家哪个历史阶段都是经不起检验的。”

还有一位目睹六四的市民回忆说，六四就是一个民意，那是当时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不论中国或是外国，官也好、民也好，对大部份人来说，都对六四有一个好评和好感。他认为，六四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历史问题。他说：“六四在人民当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必须得要平反，而且越快，中华民族所谓崛起和腾飞得就越快。”

六四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似乎是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不确定的事件。多年来由于教科书没有提到，中国媒体也都没有特别报导，所以目前在学的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知道这个事件的人不多。在北京的一名大学生表示，他是最近才听同学谈到中国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事件。他还表示，他们一般同学不知道六四。

*很多大学生不知六四*

这名大学生说：“以前不知道，前几天刚知道。一个同学告诉我，血腥镇压什么的。就感觉到，中国对这种不是很好的事情都封闭的挺严密的。前几天听同学谈到香港，才慢慢扯到这个地方。中国好像对不好的地方就不敢说出来。”

经历过六四的市民表示，像文革和六四这些事件都是社会和政府应该反省和正视的历史问题，不应该掩盖和隐瞒，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一位市民表示，每到这种日子临近的时候，都感觉到有压力。这位市民说：“六四这个日子，这个国家、这个政党就特别紧张。他们一紧张，压力都压到整个社会上。让人一年一年这样过来，我觉得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17年后的六四对中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而且也不准许有什么活动来纪念中国现代史上出现过的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刻。但是在香港、美国的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加拿大的多伦多以及欧洲一些城市这几天都有各种悼念活动，以演讲、研讨会、图片展览和烛光集会等等来纪念17年前发生的六四。

7月31日下午，校党委组织部2位老师和系总支书记曹老师找我谈话，我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动乱中（注：原文如此，现在应称之为“89民主运动”，下同）的活动情况，并谈了自己的认识。

我感谢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连日来，我找来《党员必读》和有关报刊进行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

作为一名党员，我有权利和义务如实地汇报我的活动情况和思想情况，以接受组织的审查和教育。

下面我将如实地进行一些回忆和反思，以说明一些那天没有讲清楚的问题。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我是大学生党员，但我首先是大学生。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简表：4月15日－4月24日       观望和徘徊（为胡鸣不平、追悼会、《科技日报》、六条）

4月25日                 加入纠察队，参加游行4月26日                 加入校自治会（4－27游行、印发传单、组织参加学代会）

5月4日                  参加大游行5月13日－19日           参加绝食5月21日－23日           在广场5月23日晚                回老家

一4月15日7时53分，胡耀邦猝逝，举国致哀，万民皆痛。

通过电台、报刊等的宣传，我了解到：胡耀邦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知己，是大学生的良师益友；他密切联系群众，足迹踏遍神州大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这样的官，中国太少了。

由于北大、清华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校的大、小字报日益增多；悼念胡公的，抨击时弊的、校内外动态等等……我几乎每张大、小字报都看，心情受到冲击。

我在徘徊和观望……

4 月22日，我看了追悼会的实况。下午，我了解到：那么多大学生在广场上参加追悼会，电视、报纸、电台却没有做任何报道，我就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新闻为什么爱说假话？看了一些大字报介绍的“真相”，听了一些同学声泪俱下的述说，对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不报道我们大学生在广场参加追悼会的情况感到不理解和愤怒！

“六条要求”，我也看了。其中有几条，如“新闻立法，民间办报”，“惩治官倒，反腐败”：“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我极为赞成。特别是官倒、腐败、教育问题，政府一直未采取有力措施，情况越来越糟。至于“为自由化平反”，我却忽视了，没问一问自己：这对不对？

狂热的情绪，使我丧失了理智。我只是想：闹一闹，敦促政府解决问题，推进改革的发展，总不会有错吧？

当时有人问我：你是党员，你敢罢课吗？

我回答：为什么不敢？

4月24日到复课前，我没上过一堂课。应该指出，我当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员，而党员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根本未想过。

以后学校里搞了几次自由演讲会，我也去看了，看到很多同学情绪激动，支持罢课的人也不少。

由于校学生会名存实亡，有几个同学出来，能代表同学们的意愿，他们当然受到同学们的拥护；更何况他们带头打起北农工大的旗帜出现在4月22日的广场，在学生看来，这无疑为农工大争了光——还上了报纸，确实令人自豪。我目睹校学生会被解散的情景，也看到很多同学签名支持自治会。

青春的热血激发着我，终于参加了进去……

二听说4月25日要在校内游行，我主动参加纠察队，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很多学生要求出校门，于是队伍上了街。

游行时，我一直在我系队伍外面维持秩序，也领头喊过口号。我们的口号主要有：“官倒不倒，民无宁日”、“惩治腐败”、“民主万岁”、“新闻自由”、“教师万岁”、“罢课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等。进入林大校园后，有人喊了鼓动林大罢课的口号——实际上林大也罢了课。

当时，有2个外国记者在我们回校时录像，我专门询问了一下，他们自称是德国一家电视台的，并采访了一位英语较好的同学。我想，既然是记者，也就算了，内心也希望农工大那个名扬海外的。

游行队伍回来后，想从正门进入校园，由于门卫不开门，大家就在门前静坐。我打电话到校办，得知校领导在校礼堂主持开大会。校自治会的WQ和LA（注：本文中涉及的同学名字以字母代替）提出到校礼堂找校长对话。

本来参加游行的同学有上千人，从东门进入校园后，离校礼堂越来越近时，很多同学看到各系的领导在礼堂的台阶上，就跑了。电系的学生，看见系主任和总支书记，也都跑了；抗旗子的同学把旗子交给了我。记得系领导曾经劝我离开，我回答“我们时一起来的，我不能走。”

系领导问“你听谁的？”

我的抵触情绪很强，就一声不吭。

系领导又说“好，你刘A的。”

我也没有回答。

最后，汪校长出来和代表对话，学生都散了，我才把旗子收起来。

三4月25日晚，“四&#8226；二六社论”播出了。激起了很多同学的愤怒，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接受不了“动乱”的定性。不少人喊：“游行去！”，“罢课到底！等口号……”

4月26日，在党员学习社论的会上，还有同志为我辩护。我心想：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当总支书记宣布市纪委的要求时，大家还讨价还价，使我思想上更不可能与中央保持一致。

回到宿舍楼，发现很多同学已经自发准备好了游行用的小标语旗等物品，有的同学让我去校自治会问问明天要不要游行，我答应了。当时，我还有个想法——就是确认一下背后有没有人操纵利用我们，后来我也做过多次试探，但一直都是否定的答案。

打听到自治会的办公地点——东平房学生艺术剧团办公室，我就去了。

从九点多到半夜，我一直在那里。人多时十几个，人少时也有七八个。我认识的有汪Q、刘A，路YG，其他的不认识。

大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游不游行……

当时，我们得到不少消息：1）署名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盖有“吾尔开希”私章的一份通知，说明天不游行。2）传闻中央组成了镇压小组（制止动乱小组），李鹏和×××负责（名字忘记了）。3）已经有几万部队入城。4）邓小平说“流血是可能的，我们不怕流血”。5）师大、清华很乱，不少学生自发去游行。6）我校外面有2辆警车等等……

林大自治会来过一名同学，我们告诉他农工大不准备游行。

为了避免流血牺牲，大家商定：1）明天不游行，10点前绝不动；2）如何劝阻同学们不出去游行；3）明早派几位同学去北大、法大、清华三个方向摸情况，并及时电话汇报。

当晚11点前，就通知各宿舍楼，明天不游行。有几个学生还来抗议，要求游行，我们做了说服工作。

我可以肯定，四&#8226；二七游行自发性更大一些，因为很多院校的自治会并没有组织，但那一次人却最多，有几十万。这表明广大学生对社论的强烈抗议！

四4月27日早上6点多，我就赶到校东门准备堵截自发出去游行的同学。

由于我校没有大规模自发游行发生，我和其他负责堵截的同学回到了自治会办公室。外面打探消息的同学不断打来电话，我们知道部分学校的学生已经上街，冲破了警察的阻拦等。我校的学生也躁动起来，数百名同学聚集在学生管理站，汪Q和刘A竭力在劝说。

有些同学偷偷拿着自治会的校旗自发去游行，不少人跟着；自治会的几位同学在校大门劝阻未果；我和路YG一直追到六道口强行夺回校旗，人群就散了。

中午，我决定到另外一所大学去找老乡……

后来知道，下午我校几百名同学参加了大游行。我印象很深的一句口号是“北农工大，人民养大；为民说话，流血不怕”。这反映了那时学生们的真实情感。

五后来，我认识了王文同学，他是北京人，在我校读夜大。当时，感觉他和高自联关系密切，他曾告诉我，我校很有希望成为高自联常委。

“四&#8226；二七游行”，自治会组织不利，受到一些非议。自治会就搞了签名，签名以学生宿舍为单位进行，公布的结果显示：自治会获得75％的支持率。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4月30日，自治会开了个学代会，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认为开得很好，大家发言积极，气氛热烈。会上，我提议建立以“班代表联席会议”为决策机构，并推选常委负责日常工作，但提议遭到否决。会上成立了决策小组。

经过投票，绝大多数同学支持自治会的领导。

到五四前，我主要做了些打印传单的事情，打印的传单主要有《中国的希望》、《论中国的改革》、《告市民书》、《告同学书》、《国际歌歌词》等，不过我记得这些文章中并无反动内容。本来，我保留了几份，现在都找不到了。

六我参加了“五四大游行”。一开始我是在前面做纠察队，过了政法大学后，又帮助搞募捐；进入长安街，又拿着对讲机，骑着自行车负责联络。

无巧不成书，我在广场上竟然碰到了来北京旅行结婚的表姐和姐夫，他们传达了父母的口信，让我不要意气用事，要听领导和老师的话。

当晚，听到赵紫阳同志的讲话，觉着很顺心。心想：一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是赵总书记理解我们大学生。

赵总书记的讲话促进了我校的复课，我本人5月5日就上课了。

我在早些时候，就知道除了罢课、游行外，还可能会绝食，但并不知道绝食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散布过这些信息。

六5月6日，表姐和姐夫来到学校，在他们的劝告下，我脱离了自治会，以后再没参加过自治会的会议和活动。

5月14日，校总务科组织学生宿舍楼的楼长、层长外出游玩（去大观园和陶然亭公园），当时我是南楼楼长，上了学校为我们准备的中巴，我发现南楼的一位层长没来，马上就跑回南楼叫人。

路上遇到一位同学，他说自己牙痛，让我帮助送一捆东西（红布和白布）去广场，我当时也想去广场看看，就答应了。

大约九点多，我赶到广场。绝食的同学有几百人，都集中在一起，围观的人并不多。我校有几十个同学已经参加绝食，他们各个头扎白布，有的上面写着“绝食”字样。绝食的同学们高呼“绝食宣言”和口号，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与政府对话，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而已。我很受感动，也扎上白布条参加了绝食。

下午，在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人帮助下，我领着几位同学骑着三轮车多次前往协和医科大学为参加绝食的同学搞水，还拿回几箱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水。

当晚，我校参加绝食的同学增加了一倍。所有绝食的同学都是自愿的。

夜里，听了几位名人的演讲，我参加绝食的信念更坚定了！

在广场的几个夜晚，我很少睡觉，自觉照看同学，防止有人昏迷出事。

市民们的声援、游行，送东西等都是大家绝食下去的动力。“不自由，母宁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大家的坚定信念！

五月十七日，我亲眼目睹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大游行的宏伟场面，我不禁热泪盈眶——人民终于觉醒了！当天，我在广场声援团见到了从老家赶来的父母，我没有听从父母劝告我退出绝食的话，委托同学把父母送回了学校。

五月十八日，北京下大雨，绝食的同学上到有关部门为我们准备的公交车辆上避雨。我主动留在帐篷看守，后来同学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我临时指派了2位同学负责，姓名已经记不清了。

我当时持有绝食团指挥部发的一份通行证，我每天好几次带领同学进出绝食团去上厕所（注：当时，为了加强管理，参加绝食的同学和外面声援的同学是被纠察队严密隔离的，只有持有通行证才可以进出），那天被雨淋透了衣衫，几天绝食身体虚弱，我昏迷了过去，被送往医院救治……

5月19日下午，我回到学校，在领着父母到食堂就餐时，我仍坚持绝食（当时我看到母亲眼中满含泪水）；在我和父亲的劝说下，母亲同意先回老家。当晚，我送二老搭上返家的火车（后来听父母说，乘客听到母亲诉说自己的儿子在绝食后，主动让出座位给他们）。

5月19日夜，广场上的喇叭反复播放李鹏和杨尚昆关于戒严的讲话。绝食团指挥部决定停止绝食……

5月20日清晨，我在帮助一位绝食的同学用嘴开一瓶果汁盖时，瓶口的玻璃破碎，我的嘴唇被划破，鲜血直流，立即被待命的救护车送进天坛口腔医院做了个封几针的小手术。

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我照顾有加，我倍受感动。当时，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瘫痪，不少医护人员是走路来上班的，有的要走十几里！

听到医护人员议论，说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堵截军车，戒严部队根本进不了城时，我想：人民觉醒了，大家起来反对戒严了！

21 日上午，我打电话到学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当天下午，我要求出院，医生同意了。其中几位医护人员向我诉说，北京物价已经开始上涨，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希望学生能够撤离广场。我答应传递他们的意见。傍晚，等不到学校的车，我决定步行离开医院，医护人员送了我一大兜水果。

回到广场后，我立即向绝食团指挥部反映情况，并建议撤离广场。他们说我不了解情况，否定了我的意见。当晚，我在东长安街搞了民意测验，上百位被访的市民中，竟然没有一人同意学生撤离，看来坚守广场也是民心所向。

第二天，管后勤的一位同学要走，我临时负责管理我校在广场上的食品饮料等物品。

5月23日中午时分，我在国旗杆附近的公交大巴上看到了被破坏的“毛主席画像”，听说肇事的2人已经被大学生纠察队抓获，后有一人自首。他们被纠察队移送到了派出所（注：当时，学生很怕有人破坏学运，所以抓了这三位英雄。现在追悔莫及啊！）

当天下午，有位在西安读书的老家同学在广场找到了我，听说老乡跑来北京声援绝食，几天没有吃过热饭，没好好休息。我决定带同学回学校招待一下，当天下午我将工作移交给别的同学，冒雨赶回学校（多亏有辆货车愿意顺路送我们，否则不知道几十里路要走多久——当时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回到宿舍，发现了家里发来的“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在老乡的劝说下，当夜我离开了北京。

在老家期间，我没有搞过任何演讲、串联之类的活动，一直在家，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注：事过多年，我得知当年北京曾经派人到老家调查我的情况）

最后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1） 必须加快新闻立法解决新闻报道经常一边倒的问题4－22，新闻不能如实报道几十万大学生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的情况使更多学生参加了罢课。绝食后，报纸又肯定学生的游行、静坐和绝食，没有更多的理性的声音。而西方媒体却能全面客观的报道一切常常捅出内幕，而我们就不行。

新闻自由，是治理腐败的有力武器，能够使官倒官商们的丑恶行径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他们自然会收敛；新闻自由，也是民主进程的动力，能够让更多人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

中国的改革在呼唤，这个的民众在呼唤：加快新闻立法工作，给新闻更多自由。

2） 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由于种种有目共睹的原因，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很严重，以至于对改革和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必须警惕：更严重的“厌学风”正悄然兴起。（注：从此，大学生沉迷于打麻将、谈恋爱、考试作弊等不良风气愈演愈烈）

3） 绝大部分学生的愿望是善良的广大学生的出发点是想让党和政府改掉体制上的弊病，是想促进中国的改革，他们不是动乱分子，不是暴徒。对学生们可贵的爱国热情应加以保护，当然要帮助同学们提高认识。

后记我，1987年考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读书，当年底受中共13大的感召和鼓舞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8年7月1日成为预备党员。

在89年7月底开始的审查当中，我口头和书面做了很多次检查，较清楚全面的向党汇报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也曾经无限上纲，痛批自己的错误。但是，越是汇报的多，问题就更加严重，处分就越大。后来组织曾给我罗列了十条“罪状”，成为学生政治教育的反面教材！

本文就是根据保存至今的所作检查的草稿录入而成，除了个别人名和错别字基本没有做过删改。虽然，当时我就有保护同学的想法，在正式的检查中也很少提到其他同学的名字，但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思想局限性还是有讲过一些，若因此使这些同学受到牵连，这里我深深道歉！

1990 年5月25日，当组织向我做出除名决定后，我把自己关在学校一个偏僻的小自习室里反省，当夜几乎一宿没睡，我想不通自己一个爱国爱人民并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能被党容纳，曾几次流下热泪。次日清晨，当我走在校园通往主楼的路上，灿烂的阳光拥抱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种被解放的舒畅，我感觉自己自由了！

2001年，我回到学校参加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文提到的系总支书记握着我的手，一个劲的说对不起我；我当时回答，你不必自责，这是历史，不是你个人的错！

十几年来，脱离共产党的那种自由的舒畅仍让我时常回味——那种脱离共产党控制而而获得身心自由的舒畅是多么美好啊！衷心祝愿我的祖国和人民也能够早日脱离共产党的控制，获得真正的自由！

于六四十七周年之夜  深圳

——暨论中国社会温和改良的制度伦理之依托

引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纯粹哲学概念还是政治学概念，均遭到了全面解构。解构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西方的阴谋”，而是来之于“制度”在技术性层面存在的堕落。 这种堕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一些对制度进行讨论的言论被视为罪行即对现存制度的颠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又被冠以“科学”的名义，称曰“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会违背科学精神吗？－－这是形而上的思辨问题，因为所有的科学都不能回避遭到价值颠覆的可能，比如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产生的教科书，一直在推崇哥白尼日心说对地心说（实质是创造论）的颠覆。 科学社会主义例外吗？－－在无法不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下，仍然有巨大疑问：在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情况，高举“制度”利器分乎科学精神吗？ 回到中国古训中，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我们所面临的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尴尬是：社会主义早被“制度”所僭越。 一、训诂的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全面缺位 很显然，无论1890年代（巴斯夏的学生）居约特攻击社会主义为暴政还是1930年代道德哲学巨匠哈耶克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起列为“通向奴役之路”，但是社会主义依然有她的魅力所在，比如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支派已经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了“北欧模式”，即高福利、低冲突的国家政治。并且，在苏联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失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如曾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的阿丰索·盖拉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借以区分“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戴隆斌汉泽，见《未来的社会主义》P39－5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与国际社会的社会主义探索相对照，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全面缺位。且不讨论她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社会福利与平均程度等处于悖论中的现实情况，只看文献体系的“善意回避”，则足见“制度”僭越的结果： ㈠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权威工具书《政治经济学辞》（1981，人民出版社，许涤新主编），没有“社会主义”条目。 其外延概念从“社会主义工资”到“社会主义制度”，直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所有制”，胪陈其间，计有72条。许涤新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特征列为六种：1，公有制；2，公有制下人民广泛的企业管理权；3，计划经济；4，再分配有利于人民；5，商品化被认可；6，人民的消费权利。对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许涤认为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之于今天的现实来说，其中的2、3、4项已经湮灭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㈡仍在改革开放初期，但在1989年之前，《简明政治学辞典》（1985，吉林人民出版社，本书编写组）仍没有“社会主义”条目。 同许涤新的概念体系一样，编写组列示的概念从“社会主义民主”到“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议”，不一而足，计有14条。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该辞典称其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的概括称呼。”并表明制度的结构性，即“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是人民代表制度，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此中的语法表述当然已经十分成问题，难道一个国家内的“专政”还会有两种形式吗？ ㈢1989年之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确立后，为其服务的政治制度显然没任何结构性变化。1995年出版的许崇台主编的《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同样是只有“制度”而无“主义”。 其相关词从“社会主义一党制”到“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共有43条。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许崇台（秦宣具体撰条）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制度的总称。”但是，较之前两个（许涤新与“本书编写组”的）“制度”描述，这个“制度”添加了内容：1，它是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2，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总的来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是高举“制度”而贬抑“主义”的。当“制度”由专政、宪法空头支票化之情况来表述时，“主义”的福利性让位给了集体目标，其民主性也让位给了某个小集团或个人的权威维持。其制度性表现有： ㈠约瑟夫·兰帕洛巴拉所界定的“官僚病”即“三偏离”［香港李南雄《关于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见《比较》1989年第1期］： 1,价值偏离，如命令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 2,组织偏离，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责任缺位； 3,执行偏离，如形式主义、裙带关系、文山会海。 ㈡京特·沙博夫斯基所反省的“制度与个人的悖论”［《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孙瑞英等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1,每一个总书记都是一个仿制的列宁（P141）； 2,权力是确保救世主式的制度的绝对化，导致了“权力问题”高于“社会主义意义与目的”的结果（P142）； 3,人们不由自主地同这个制度达成妥协，结果“即使一个人想冲出这一制度，他仍是这个制度的一分子并将受到它的约束。”（P162）。 兰氏（即李南雄的引述）侧重于制度的运行层面，而沙氏则注重于内在问题。但，不管在哪个层面，“制度”僭越了主义的后果，首先表现为社会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人道主义灾难：从中国的大饥荒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尽管沙博夫斯基作为前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对东德的“制度”僭越了主义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毕竟东德并没有发生除“枪击越境者”之外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是在中国1960年代、在前苏联的1980年代，所发生了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了二十世纪历史最惨痛的构成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大饥荒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而这个点式的（也是案例式的）分析选择只是为尽可能淡化政治批评情绪而作的技术性处理，如果选取苏联的肃反及迁移德意志人、选取中国的“反右”及“文革”，大饥荒与核电站的分析意义则顿时苍白。 简言之，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尽管避免不了“政治倾向”，但我还是努力从“最专业”的制度分析方面来作中性化（只是尽可能的“中性”！）处理。 ㈠在盖拉理论视角下，看1960年代的大饥荒 盖拉在他的著名论文《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中指出：“相信作为机构的国家是万能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坚实工具－－不仅暴露了想象和分析能力之贫乏，而且暴露了在只容许这种简单化解释的时代背景下，组织社会学的水平之低下。”［见上引《未来》书，P43］ 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恰是发生在国家万能的背景下：首先是，当时社会产出的粮食高度集中国家之手，而且粮食出口有所增长［Fridman等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綦译前三章P2，英文版，耶鲁大学2005］，并且这种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用于政治目的，如偿还对苏联的欠债［同綦译，P37］，简言之，人民要为国家而挨饿；其次，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国家拒不以库存的粮食来救济人民，并且因个体良知冲动而“私开仓库”者受到了处分，如河南信阳地区的专员张树藩因打开粮仓发放救济粮而被处于“停职检查”的处分［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发生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的信阳事件中，有100多万人被饿死。以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组成的几十人的中央调查组“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惨状，仅光山县就饿死了许多万人，北京来人无不掉泪。”［同前李文《教训》］ 掉泪仍是个体良知冲动的表现，但是时至今日，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民间连一向敢言的李锐先生也只说“千百万人”这样模糊的数字，直到2005年，经过学者们10年的研究，才得出结论：从1985年的估计1700万人，到2005年逐渐证明为3250万［见宁夏《华兴日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 那场被冠以“自然灾害”又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称的大饥荒，给中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绝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抗日战争中国死亡人数估计在2000万至3500万之间，中值为2750万人。 在和平状态下，使3000多万丧生，足以说明“制度”僭越了主义的可怕后果。 ㈡二十年之前（也是中国大饥荒发生的二十多年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再一次将“大饥荒原理”体现于灾难中，它给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以再次沉重的打击。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后，给乌克兰及相邻的东欧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面对这场灾难，苏联及东欧国家动用“制度”铁钳，封锁真相，使数百万民众陷入受害而不知的深渊。 “制度”钳制力量之大，让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无法一时了解到灾难的真相。虽然经过这一事件的刺激，戈氏决心进行制度改进即实行透明化，但是二十年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丝毫没能得到挽救。有调查表明：该核电站的外泄放射物造成的环境污染要烈于广岛核爆炸400倍。在该爆炸二十周年之际，《德国之声》（4月26日）沉痛地描述道：“效率不彰的官僚主义使整个事件雪上加霜。灾难发生后，紧急用钢筋混凝土将出事反应堆封闭起来的防护罩‘石棺’，现已明显出现龟裂，辐射物继续外泄。…受灾地区具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新生儿明显增多…。” 官僚主义与效率不彰已在兰帕洛巴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定性分析框架内，试图以国家权能的方式来大包大揽地解决问题，将会陷于无解。今天，中国的矿山也没因一个叫“安全生产监督局”的机构设立而不再发生重大事故，同时这个机构因控制许可证的发放而产生的腐败仍未纳入公共视野。 由以上案例式分析可知，“制度”放在被检讨的位置上，已经是时候了！ 三、回归主义：找到更好的制度伦理 尽管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如高福利与平等观念，受到了“制度”失败的抹黑，但它并不能因此而被否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体系中，“民主”二字也终于由与“专政”的紧密联系而变成了（比较表面的）单独表达。 在世界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套伦理价值也不断得到回归性的改进，如盖拉提出的六项价值标准［见前文《未来》一书，P50］：1，完善民主形式与程序，使公民高度参与社会事务；2，文化教育的平等与自由观念的联系；3，以创造性的社会为个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4，努力减少贫困并防止大规模的边缘化；5，民主政治的稳定有赖于平衡（其实也是平等）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这种社会环境也是有尊严的社会的品质标志；6，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主义，使可能的军事耗费转向社会福利与环境保护。 盖拉的六项价值标准既有美好的理想主义成份，也有对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总结。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涤所归纳的六条制度特征相比，显然是中国的“制度”已经落后到会计学上的“沉没成本”的状况。所以，中国社会导向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是一种制度重置的首选。至于共产党是否一定改为社会党或社民党，那只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本文力图避免陷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分析，而以制度伦理的视角重现“主义的价值”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交集，但又有重大区别，它的先决条是民主。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体系来讨论，许崇台（1995）式的语焉不详的“高度民主”，早就该在许涤新（1981）那里成为统贯六项特征的先验条件存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手册性叙述中，他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信条，旨在“防止违背人们意愿的倒行逆施”。［《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译本，P50，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在我看来：反对倒行逆施，应当超乎对某个个人如沙博夫斯基所论的“个人与制度”关系中的个人之批判，也当防止次品制度对社会的伤害。正如米利德班所讲：“那种认为东欧和中欧共产党政权的所有领袖都不过是坏蛋和唯唯诺诺的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他们许多人曾在本国多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并且因此受到严重迫害。悲剧就在于：他们建立或接受的制度是以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基础的…”［见《共产党政权》，上之《未来》一书，P287－300］ 中国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是改革型的，虽然现在比之于毛时代的普遍政治迫害有所减缓，现在的镇制更具个案性选择，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价值与制度伦理显然也遭到了改革负面结果的冲击。特别是权力在经济部门无可比拟的资本化及对社会经济成果的侵夺，使米利德班所指的那种悲剧处于愈演愈烈的状态。这不仅导致了公众的普遍质疑，也使知识精英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这种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运行很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崩溃后果！” 结束语：共产党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 共产党一党独大地治理国家有其制度依据既宪法规定，但是，宪法中所承诺的公众权利仍未得到落实，如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尽管这被认为是少数精英的自由！）－－因言获罪仍是“反对制度”的一种结果，出版受到审查仍是一种超乎制度又不合伦理的“政策要求”。这些，肯定对一个盖拉意义上的“平衡与和谐社会”不利，也与现在的胡温新政的和谐策略相违背或者说胡温新政无法从根本上构建和谐社会。 一个精英间不能达成妥协的制度肯定不是好制度，这就需要共产党集团正视体制外精英的存在，或曰超越党派之见，以主义价值（而不是制度设置）向“民族－－国家”这个尚未破裂的祭坛奉献。同时，她也应当承认：自己虽然拥有强大的合法暴力（如军队与法律）强势，但已经实质处于道德弱势群体，否则就不用“保持先进性”的自我整修，也用不着提出全社会的荣辱观。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效绩的积累及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加紧，一个更合乎伦理的制度体系实在是大有必要。成本最小的选择就是：将现有“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回归，使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 一个不民主的经济大国对内也是危险的－－当下深刻的社会矛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外也不会取得相应的高度信任。换言之，今日之中国不惟是共产党的中国了，也是全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在其自称的代表性之外，还要看到世界责任，特别是不履行这种巨大责任的可怕后果。 2006年5月25—26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