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街头悍然实施屠城，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十七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拒不承认这一国家罪错，不向死难者家属及受害者道歉和作政治赔偿，还以比面对文革时更为心虚、更为阴暗的心理，设置禁区，死守严防，搞强迫遗忘。
十七年来，有良知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冲破封锁，从未间断过对六四的谴责和对六四英灵的追思，从未停止过对六四之后新的国家罪错的批判，和对政府滥权行为的抗争。
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地上推动、追求自由化民主化的民间力量，是在官方的打压、破坏和抹黑下艰难地走过来的，也是在和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幽灵和专制尾巴的痛苦较量中走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具挑战性，要做好也更加不容易。
“存大异”与“存小异”
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他同时还说：“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在六四十七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如果我们把反思和审视的目光投向我们自身，那么，在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中，怎样做才能更好？我想提出做好“存大异”和“存小异”的个人看法。
所谓“存大异”，是指民间民主力量在言论和行为上，要与官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存大异。我们以甚么区别於共产党和历史上的任何造反夺权集团？只能以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和基本文明准则来做到，只能以告别专制政治规则、践行民主政治规则来做到。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告别权术，告别肮髒，告别痞子化。事情难在哪里？难在潜意识中常常放松自我约束，难在有意无意地做不好“存大异”。我时常痛心地听到：共产党流氓了几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以毒攻毒，也流氓一把？共产党肮髒了几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以髒对髒，也肮髒一把？共产党那么不讲信用，我们就非得事事处处讲信用？反正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而有些人也真就这么做了。
不能偏离文明准则
冷峻而无情的后果是，这种经意或不经意的对文明准则的偏离和出轨，总会特别严重地自损道义形象，会让人大受刺激，使相助者心灰意冷，使同情者摇头歎息。而每当出现上述令人疾首扼腕之事，我的耳边就会响起这样的质问：“你们和共产党有甚么两样？”
如果我们不把“存大异”作为不能突破的底线要求，我们就比共产党强不到哪儿去。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民间民主力量作为新的政治品格的担当者，和新的政治生态的促成者，只能言行一致地做到“存大异”。
所谓“存小异”，是指核心理念一致的民间民主力量，间也必然会存在政治歧见。为此，应当建立健康的反对派机制。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头脑让渡出去，说话做事按意识形态的或神秘主义的最高指示办的。同样，我们也不会认同“不争论”这一变相的霸王条款。
事实上，在民间民主力量中，争论无可避免，形成派别也无可避免——这就需要确立现代的反对派机制：互相尊重对方的存在，互相不把对方看成麻烦制造者，更不是敌人。同时，制订出自由人相互规约。
要持身端正地做事
在应对“存小异”这一课题上，民间民主力量也有不少令人遗憾、令人痛心的地方。比如说，在歧见、纠纷的内部解决上，有原则、方式和程式的阙如。在必要的公开论争中，同样有规约、规则的阙如。我们经常看到：摒弃语言暴力、不误解对方动机、不搞人身攻击等起码规条常被突破，再加上胸襟、气度和修养问题，使有些论争出现了双方很不愉快、甚至反目成仇的后果。
当然，在民间力量中不时有想与皇帝共晋早餐的人，有决意告别中共但骨子里不想告别专制的人，还会有心术不正、不遵守做人道德底线的人。和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求大同存小异的，和他们决裂是“存大异”，不可避免。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六四国家罪错，将会在大陆民主力量的主导下，按法治精神得到正义的清算。在当下，民间民主力量要持身端正地做人、做事，做好“存大异”和“存小异”，积累道义资源和提高公信力——这是正气和良知的要求，也是根基和优势所在；同时，也是获取成功的正道。
编按：作者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一九八九年九月被捕，被囚一年半。一九九四年起，因经常参与推动民主的活动，又发表悼念六四的呼籲而多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