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查建英  定价：38.00元

这本题为《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的封底上分别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常见词”，以“激情、天真、使命感、人文……”与“世故、利益、失落、焦虑……”双锋对峙，给人的最初感觉是一个很煽情的时代精神对比。有心的读者已经从学者汪晖那篇回顾检讨八十年代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比较理性地反思那时代“思想爆炸”的得失。如果没有类似《伊甸园之门》这样一本从方方面面来对美国六十年代文化作总体性反思的巨作，仅仅找几个文化人（不管他在八十年代如何的有影响力）谈谈凑成一本关于八十年代的书，不免让人有“怀旧的自恋”之讥，这是读书前的疑问。
　　
“访”有瑕疵，“谈”得精彩

　　不过读完全书，发现未免太先入为主。总体来说，这算得上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说它精彩，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对时代精神反思得有多深刻。首先，访谈的内容在各个受访者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多少谈过一些，有些内容已并不新鲜。其次，由于访问者查建英女士没有一个总体性反思的问题框架，随意性很大，有时在访问时跑题令有些值得继续深入下去的问题不了了之。而且访问者的自我表现欲没有很好地克制，所以导致有些长篇大论的问题问得很没意思、缺乏交流，弄得我在阅读时只要一碰到查的长篇说话即跳过问题不看，直接看回答。第三，虽然看得出受访者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举凡思想、文学、绘画、音乐、电影各领域的精英均有涉及，但如果要回顾一个时代的话，光有经历和感受还差了点，重要的仍在于受访者对本领域能有反思以及表达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两位受访者的谈论是不太合格的。
　　
　　但不管怎样，即便鸡蛋里挑骨头找出这些瑕疵来，这书仍然不失为一本进入八十年代以及进入反思那个时代的精彩之作。学者汪晖的文章毕竟离公众远了点，难以引领知识背景略欠缺但又关心八十年代的读者进入和反思；虽然有苏炜描述性的文章“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但也略嫌简单，很多内部的事情局外人只能靠猜测。而这本书由于受访者如阿城、甘阳、陈平原、李陀、陈丹青等，都是八十年代文化圈子深知内情的重磅人物，思路清晰、表达能力高超的知识分子，活泼泼深入浅出的谈话非常引人入胜；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去自恋地怀旧，在对八十年代的情感与保留距离的审视之间协调得很好，个人在谈话中流露的独特气质也颇让人心仪。访问者的设问也并非经常性乏味地长篇大论，考虑到访问所涉及领域确实太多，能有这么多比较有质量的问题已算难能可贵。另外，由于是发散性的访谈，所以也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时代“八卦”。值得一提的是查建英女士在每个访谈前撰写的“主持人手记”，文笔相当不错，为每位受访者留下一幅很生动的文字素描。
　　
何为“八十年代”？
　　
　　既然主题是“八十年代”，所以先有必要对这一访谈的核心有所理解。恰如李陀在访谈中所言，“回顾八十年代，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你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历史都作一些批判性的再认识才行——不是一个历史，是许多历史，这带来难度。需要处理的，不光包括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等等……”

　　但显然这本由个人亲身经历出发，反思个人和个人所处的相关圈子（思想、文化、艺术等）的《访谈》构成不了对“八十年代”的总体性思考。当然也不是说这本书仅仅是一本主题不明确，综合几个精彩访谈的汇集。这些访谈最后呈现的总体内涵仍然有一个指向——对八十年代人文主义的思考，那时代几乎没有人不做人文思考，深浅不同而已。这一点从书中陈平原区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以人文（注重精神性和批判性）与社科（注重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两大学科“此起彼伏”的论断可大致有个领会；甘阳也认为八十年代文化的终结，标志性事件在于王晓明于九十年代发起的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
　　
别了，八十年代？
　　
　　禁锢多年之后的“思想解放”催生出有责任担当的人文精神，但气魄宏大的问题讨论、“新启蒙”背后却是空疏的学风、肤浅的思想，导致了后来人文精神面临现代化、市场经济浪潮冲击而没落时，引发的群体性失落感。这是大部分受访者的共识。但是即便当年看得更远，超越当时的中国问题，试图深入西方思想根源追问西方文明所面临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八十年代精英中的精英，照甘阳的说法，“其实本来都已经搞不下去的了”。既然更深刻的都在分裂，那就更不必说那些在边缘吸收点各种庸俗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文化人了。
　　
　　李陀形容张艺谋有句话说得很辛辣，“张艺谋可能是一棵金光灿灿的老帮菜，可是再灿烂，老帮菜还是老帮菜”。这在林旭东对第五代的谈论中也流露出来。因为经过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洗礼，仅仅和文化撞了一下腰的大部分老帮菜们在思考深度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歌里面唱“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确实，当年的“新一辈”，现在的“老一辈”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从政从商较为容易地谋到了好位子，市场经济也确实靠上了他们。而选择走向吃力不讨好的人文思想学术界，留给甘阳、陈平原、李陀们的，却是恩怨交错的学人关系、彼此缺乏友谊信任和真诚的批评空间、自说自话少于倾听的学术氛围。甘阳也因此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八十年代老一辈该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辈会更好地讨论问题。”
　　对于年轻一辈，其他“老一辈”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呢？陈丹青觉得由于他们处于历史断层，文化营养差，现在的年轻人的社会环境好，所以比较有希望；陈平原则认为由于现在选择多，歧路亡羊则变成新的问题；林旭东、栗宪庭也没看出新一辈有什么希望，因为就没有什么可依托的文化精神根本。
　　
　　怎么说呢？如同九十年代那场浮于表层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却催生了很多青年去深入思考政治哲学一样，通过对“理想”而“肤浅”的八十年代的回忆反思，可能确实会将部分年轻人带入思考，即便不如此，也至少对做“帮菜”会有所警惕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有幸认识了南方××市一名有十余年房产经历的中小房地产商Z先生。以下是我与他的简短对话。

 

阮思余（下简称阮）：你们有没有给市委市政府送过礼？

 

Z：这年头做房地产，怎么可能不和政府搞好关系那？不和他们搞好关系，你这房地产也不消做了。

 

阮：那你们一般怎么打理那？

 

Z：是这样子的。给他们送礼也要分不同的层级。如果是局级正职（正处级——笔者注），一般是送3000－5000元，科级2000元，一般办事员800－1000元不等。

 

阮：那一般哪些节日一定要送那？

 

Z：一般主要是两节，即中秋节和春节，一定要给局级干部送礼。因为他们是主管、把关、审批具体事项的。（送不送礼给）办事员（要）看情况，相对来说，他们（送得）少点。（此处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阮：那市领导怎么办那？

 

Z：对于市领导，主要是有项目的时候要找他们。平时一般不怎么给他们送礼。当然平时也会和他们“玩”，以维持良好关系。

 

阮：那有项目的时候怎么给他们送礼，或者说双方之间如何进行收益分层？

 

Z：那要根据具体项目而定。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在项目合同的谈判过程中，他们要提3到8个点不等。

 

阮：3到8个点，就是3％到8％？

 

Z：对，没错。具体提多少，就要看他们双方的谈判了。所以有人说，市委书记是最大的地主啊！

 

没有利益可图，没有人会给你办事，至少没有那么快给你办事。同样一件事情，别人要一个月才能办下来。如果我在政府里有熟人的话，那我可以一天办完。当然现在的情况在慢慢好转。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是这个样子。

 

如果要与政府打交道的话，关系很重要。市委和市政府有不少我的老乡，我跟他们都很熟，因而我“办起事”来非常方便。有一次因为我和一个朋友房产过户的问题，如果是没有关系的话，我要交纳不小的税收。由于我和那个科长很熟，请他吃了一次饭，一分钱没交就搞定了。因为他不要我交钱，也可以说得过去。反正制度是人定的，他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就看怎么处理而已。

 

阮：××市有一个市长就是因为房地产问题而倒台的吧？

 

Z：他的事，说来话长。他曾经在做××县委书记时，因为过分贪财。有几次从房地产商那儿提得太多，后来被别人陷害。别人给其叫了小姐，然后和酒店老板串谋，将其嫖娼事实录相下来。以此勒索这位时任书记80万。这件事也成为其后来做市长期间东窗事发的重要罪证之一。因此，人哪，还是不能太贪心，要适可而止。

 

……

 

在最近一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专门就4月26日，深圳市民邹涛在互联网上发布“不买房行动”的公开信而引发的争论进行讨论。当邹涛先生质问SOHO中国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潘石屹先生是否给政府送过礼时，潘先生坚定地回答道，“没有”。并且有点激动地说，如果你发现谁向政府送礼，你可以去举报啊。（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了好几次这句话）他还说自己每年给国家上交多少多少税收。

 

如果说潘石屹先生所言为真的话，那也只能是代表他个人，而绝不能代表大部分，更不能代表所有房产商没有给政府送过礼。我们不能不相信Z先生所言为真，也相信他也只是道出了房产商与政府官员之间“密切关系”的冰山一角或曰一些非常基础性环节——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因为当他说出这一切的时候，他非常镇定，没有半点觉得不正常乃至不安之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地存在着。

 

这就是他们所一直尊奉的“游戏规则”。这就是鲜活的权力与所谓的“市场”共谋的事实。其结果自然只能是形成“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这样的房产开发逻辑。这样的结局，导致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高房价悲观失望、乃至对整个政府彻底绝望。虽然有学者、官员大胆预言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房价必然要下降，然而，人们从现实惊人的高房价中却看不到半点希望所在！

 

从这一意义来说，政府与房产界、政府官员与房产商业已搭上同一条船，这已经是人之共识。在这次关于高房价的激烈论辩中，房产商极力否认其与政府“荣辱与共”的关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在《揭穿中国房地产业的十大谎言》一文中，批驳了谎言九，即“房价不能跌，房地产业不能衰退”。其实质也就是揭穿了房产商与政府之间所谓“生死与共”的神话。

 

时至今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地方）政府的质疑与责难声中，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有（地方）政府郑重表态其与房产商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不能说，不宜说，还是实在不敢说？如果没有污点，尚怕别人玷污？！因此，我们——包括媒体、司法界、反高房价的人们、社会舆论、网络评论等——要努力收集、记录更多、更全面的关于他们之间“友好合作”的“辉煌战果”，以铁的事实告知世人，历史原来是这样演进的。一句话，要让这一切暴露于阳光之下，接受历史和大众的审判。

 

                                                                                      2006年5月18日晚完稿

    5月的日历刚刚翻过去了。按日历纪月，没有3月宏大的政治背景和6月明显的考试背景，这是相对平常的一月。按新闻纪月，这个月除了固定的“五一”、“五四”节日，和令大家已逐渐失去激情的黄金周，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新事。腐败出新版、垄断又涨价、李毅中拍案、任志强挨砖、专家斗嘴、名人破事、明星绯闻，一切都在正常的新闻框架中如常运行——新闻还是那么多，可由于大众热烈的参与，平常的5月表现出了波澜壮阔的一面。

    这是充满喧哗和骚动、狂欢与口水、鸡零狗碎和喋喋不休的一个月，从孔子章子怡之辩到房价对抗游戏，从超女定性引起的对抗到大学生定位引起的争论，从窦唯烧车激起的躁动到王菲生子引发的八卦，空气中充满着一点就燃的话语火药味和一触即发的道德口水味，一点风吹草动、一句断章取义之语，就能引来大众纷纷扰扰纠缠不清的价值争辩。

    是市民社会繁荣推动的公民表达，价值迷失时代的大众狂欢，还是信仰放逐语境中的集体癫狂？

    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5月公共空间中的舆论喧哗，展现出了多个面孔：有基于利益博弈的公民表达，比如在大学生“普通劳动者”身份定位的论争中，就业压力下的大学生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就业大众化，收费为何精英化？有基于挑战权威的民粹热情，比如超女是糟粕还是精华的论争，海量作者对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进行了炮轰；有基于颠覆精英的多数人暴力，比如章子怡之辩中，大众对一句断章取义之语的围剿，把一个北大名教授逼成了有口难辩发不出声音的弱者；还有基于娱乐至死的集体狂欢，比如窦唯纵火事件，事发当日许多外地娱记兴奋地打“飞的”进京采访当事人，公众也以狂热的点击和网络发帖跟帖“消费”窦唯。

    5月所以出现这种喋喋不休的“话语爆炸”，可能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技术的进步使参与表达的门槛越来越低。几年的技术发展积累，使言论中心从论坛转向了博客，互联网也从Web1.0时代飞跃到所谓的Web2.0时代。技术进步使中国言论生态呈现出“广场政治”的开放特性：纸媒时代似乎只有精英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网络则颠覆了这种精英话语权——尤其是近数个月来博客在中国的突飞猛进，为平民表达意见提供了一个“广播”，通过这个广播，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迅速地传播出去。5月的舆论喧哗，很大程度是这种低表达门槛下的“全民开讲”。

    但在这背后，却有着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公众是通过表达，释放某种现代性焦虑。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改革取得辉煌成就，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腐败、高房价、高药价、贫富差距等等，公众痛恨这些问题，但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便形成一种集体性焦虑，七嘴八舌的争论就是释放焦虑的一种方式。很多人攻击“否定超女的刘忠德”和“力挺章子怡的张颐武”，其实不是表达什么意见、申明某种主张，而是表达一种情绪—骂完了就爽了，至于主张什么，这一点也不重要，网络世界中充满着这种“没有主张”的匿名发泄者。

    众声喧哗中，可能还有草根对精英的对抗：获得了表达通道的大众，开始提高自己的嗓门和音量，和精英争抢麦克风。还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为了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故意营造冲突和语境对立的场景，让大众走向观点的PK台决一雌雄。还有切身利益的博弈：油价、房价、电价一涨再涨，老百姓本能地以牢骚进行挣扎。正如有网媒总结的那样，在因股价、油价、房价突飞猛进而带来的物质主义困惑中，人们更多地开始把眼光投向相干或不相干的思想领域，带着为是非曲直一槌定声的豪情，一头扎进扑面而来的口水仗中。

    公众表达还是集体癫狂？写到这里，我似乎也越来越迷糊了，我只知道，许多问题，并没有因为话语爆炸而得到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仿佛越争越多。大家都张大着嘴巴在说话，可似乎又集体失声了。每个人都竭力地想表达自己，但耐心倾听的人越来越少了。

    或许，这就是一个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以赛亚书49：9

    两个月前，我坐在家中，整理电脑里的六四图片。好几次在国外的时候，我从网络上陆续搜集了500余张精度较好的照片。国内上网搜集这些图片不易，前次在华盛顿遇见封从德，我说为什么那么多海外网站，没人制作六四图片的电子书或其他格式的压缩包，为国内的网民广泛提供下载呢？那天我坐在电脑旁，决意在17周年时，整理一个六四图片集。当我看到六部口外被坦克碾过的残骸那张照片，以前也多次看过。但那一刻，我心中猛然酸痛，忍不住哭泣。

    其实我一直有意回避，去看六四中某些过于血腥的图片。那些场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试探，是对正义感的试探，也是对内心的软弱、苦毒和怨恨的试探。有泪可流也许是善良的，甚至是美好的。我们若是不流泪了，就会慌张。觉得自己的麻木无可救药。所以我们若哭泣，我们对人性就保全了信心。然而麻木是一个深渊，眼泪是更深的深渊。我们在麻木中卑微下去，在眼泪中崇高起来。这不过是人堕落的两种方式而已。

小说家昆德拉有一个两滴眼泪的故事。一个人在海边，看见夕阳西下，人们的身影沉浸在自然的景观里，宇宙浩瀚，人心良善。他流出了第一滴感动的泪。这泪是对美好事物和普遍启示的纯然回应。随后他被自己的这种感动再次感动，如此纤细、如此柔软，如此在俗世的洪流中站在了美好与崇高的那一边。于是他流出了第二滴泪。第一滴泪落入感动，第二滴泪落入试探。当我们的感动缺乏一个感恩的对象，缺乏一种令我们匍匐屈膝的力量，当没有一个上帝将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袋里（诗56：8）。仅有一滴泪就是不够的，我们势必要流出第二滴泪来。将心里的良善归在自己身上，将心中的义愤也归在自己身上。我们也就将一切的罪排除在自己之外。我们真是可怜的人，我们并没有因这感动的眼泪，就从冷漠和不义的国度，移民到了爱和公义的国度。

我背着人流泪，我的眼泪欺骗了我。这泪水给了我们一个爱与公义的假相，给了我们一个把石头变作面包的谎言。那天我在家中，面对受难者的图片泣不成声。我的心中随之生出一股恨意。对共产党政权的恨，在那一刻达到我生命中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成为基督徒以后，这是第一次我在心中满怀一种具体的恨意。我被这种恨吓住了，这种因义愤而来的恨意，盘踞在我心中，甚至比冷漠和遗忘更加可怕。于是我做了一个祷告，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也拿走我内心的恨意。不让我被自己的罪所捆绑，也不让我被别人的罪所捆绑。我对这世界的罪所萌生的恨意，就是我的牢房。我求我的神将我从中释放，因着真理给我自由。

一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参观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馆。每看完一个厅，就在角落里祷告。出来后我翻看留言，有一页只有一句话，“I never come here again（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占满整个页面。我对着这页留言，心中悲叹，因为这也是我想说的。我的信仰仍然脆弱到不能将每一个厅、每一件具体的苦难都观看一遍。看了心里就没有平安。我留言说，希望纪念馆里能设一间祷告室。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也大概需要一个驻馆的心理医生啊。

这则留言像一句呐喊，喊出一个尖锐的事实。60年前犹太人的那一场苦难，至今依旧捆绑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这就是世界的光景，人类有能力犯罪，却没有能力担当他的罪。17年前的天安门屠杀，至今也捆绑着每一个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每一个加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也捆绑着每一个反抗者和每一个沉默者。离六四还有一周，我看见市政府的门口已经加上了双岗。这就和那则留言一样令人悲凉。曾经的屠杀和仍被遮蔽的真相，捆绑着每个人的心怀，如同我的心怀。使我既有泪水流下，也有自以为义的“满心的凶杀和毒恨”（罗马书1：29）。这样的捆绑是如何产生的，每一个在肉体上与这场苦难无关的人，如何在灵魂上成为一个陪杀场的人，或一个迫害的同谋者？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没有造物主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我们就没有同情。没有孟子所说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没有同情，也许我们就不会同受捆绑，但这地上也只剩下一个一个的人，而没有人类。什么是人类？人类这个词意味着大地上没有旁观者。意味着“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15）。意味着我们都在肉身之内，都在罪恶当中，都不自由，都无力从洪水中自拔。

同情若不说出来，同情就不存在。同情若不说出来，人类就不存在。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哭了。当耶稣要在拉撒路身上行复活的神迹之前，他哭了。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不得不伏在死亡的权柄之下而哭。我们若不认自己也在世界的罪当中，就轻易地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了耶稣的眼泪。把我们心中对罪的恨恶，当作了上帝的忿怒。

又将临到这一日，我将这些年搜集的六四图片、天安门母亲的证词，和一些纪念六四的音乐、视频，整理制作了一张“六四17周年纪念光碟”。并特别放了几段安魂曲在里面。其中阿雷格里的《请垂怜我》，曾一直只在教堂诵唱，密不外传。后来巴赫在教堂默听了几次，才将这首体贴神的慈爱的圣乐传播于世。谁把同情埋在心里，谁就在暗地里堆积怨恨。把同情说出来，不但是对受难者的安慰，对抗议者的扶持，也是靠着神的慈爱对自己的医治。我们同情，但同情不是公义的开始，而是对自己的怜悯。

我将这张光碟，送给这周内我遇见的每一个朋友。把我的同情和敬意送给每一位天安门母亲和遗孀，也送给自己作为33岁的生日纪念。17年了，我从一个高中生而挨近中年。在我和政府之间，我和他人之间，我和自己之间，都没有自由。唯有我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一切的苦难，替我涂抹一切的罪孽，只为了给我真正的自由，给我更高的盼望。不至于长久地作罪的奴仆，不至于落到一个地步，让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主宰我的一生。

我恨恶罪，就承认自己也在罪中。我寻求公义，就把自己先放在公义的审判之下。如使徒保罗所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这样的十字架才是我所甘愿的，是我不配得的恩典。十字架上的眼泪才是荒漠的甘泉，活水的江河。效法基督，不效法内心深处那个自以为公义的良知。不然任凭人的眼泪，人的义愤驱使我们，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上啊，连公义也追不上我们。

17年了，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得安慰。我也为你们向我的神祷告。杀人者和你们的同谋啊，这一位神已除去你们的罪孽，看你们为眼中的瞳人。他已替你们忍受那鞭伤和刑罚，他要的只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受难者和你们的亲人啊。耶和华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我们恨恶罪，从恨恶
自己的罪开始。让我们爱罪人，却从爱那不可爱的开始。因为基督正是这样行的。因为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我们的亲人都将一一死去，如同我们自己。死于枪火，和死于病痛，只是死于罪的不同形式。离开神的圣洁，这世上本没有圣洁，离开他的公义与慈爱，这世上本没有公义和慈爱。这世界若真有爱与公义，这信心带给我的盼望，超过了我在这世上已失丧和将要失丧的。也必将超过你们所失丧的。

17年了，我身在的这个国家怨恨太多，同情太少。谎言太多，真相太少。义愤也太多，而怜悯太少。甚至无辜者也太多，而罪人太少。我的神知道，我是怎样一个罪人。我也知道我的神，是怎样拯救和恩待了我。当纳粹屠杀犹太人，当中共屠杀学生和市民时，我相信整个人类都在场。我曾以为我一定是与受难者站在一起的。但当我心中升起对杀人者的恨意时，我知道我也和杀人者站在一起。

唯有耶稣基督，站在杀人者之外。唯有在基督里，人类对我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词。

2006-6-1写于33岁生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 32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它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对西方文化的包融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但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等；生物有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
     1939年度，还在读的研究生有46人，这46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钟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应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即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藉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
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都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他们的老家。

　“东方风来满眼春”后，不少中国人对时代社会和他人的想象停留在“春”字上，他们思春、叫春，以为别人都在发春。十多年前，我跟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到深圳开会，漫步街头，记者朋友忍不住给我讲了他哥们儿一故事。那哥们儿听说深圳开放了，搞活了，女人都往深圳跑，一时间女人比男人多好几倍。大家都在春意盎然地花钱挣钱。他就要求到深圳过过瘾。记者把哥们儿带上街后，哥们儿一下子来了精神，在记者身边窜前窜后地看，如同猴耍。前面来一摩登女郎，他直盯着人家，待人家走过，他伸指强调：“鸡！”后面有一女子越过，他盯着人家的背影，肯定地说：“鸡！”又看着街对面的女人说：“鸡！”他眼里的深圳女人都成了鸡！这么鸡来鸡去了一会儿，他就老实于自己认鸡的眼光了，他站在街头对记者大声说：“XXX，老子到深圳来是干什么的？”记者知道他的心思，赶紧把他拉到一个三陪女扎堆儿的歌厅里消遣了。

　　我在深圳还听到一故事。一个北京来的记者采访团住酒店，深夜里所有的男记者都被电话骚扰了，到第二天他们去餐厅过早时，发现女记者们看着他们嘀嘀咕咕，不怀好意。追问原因，原来是一声音惑人的女记给他们打的电话，试验他们，试验的结果当然，没什么正人君子，每个男记者当时都被挠得心痒难耐啊。男记者们得知后，几乎恼羞成怒，要大打出手。但怨谁呢，谁让他们把远离家的地方当作花花世界，当作可以潇洒走一回的温柔乡呢？

　　这种趋时媚俗地想象他人的处境、心理，只是以己心度他人，最终检验的是自己。这种贫困的想象力乃是一种想象无能得到展开、印证后的自我作贱、自污变态。它导向的不是高尚的情操而是卑劣的阴暗的心理。有时候这种想象力可怜得还不如不想象算了。我曾到故乡小镇上做客，主人是当地的干部，招待我们吃饭时放了录相，大家边看边吃边找话题，——我们时代的“钟鸣鼎食”？录相里都是如花似玉的女人唱歌跳舞，自然是都市里的衣装，但乡干部笑着问我：“大城市的女人是不是都这样光条胯啊……”方言不好写，意思是，大城市的女人是不是都这样快一丝不挂，露胳膊露腿儿，光屁股上街啊。我实在不愿形容这种想象后的笑。

　　当然这种想象不仅国人为然，老外也免不了病变。我就听说，不少老外把巴黎当作寻春买春的好场所，那自然也会如愿以偿，他要寻找艳遇，那也容易，只是他以游览观光者的身份去寻欢作乐或收获艳遇，其对象往往是另一个如此想象的人。多好啊，双方一拍即合，你S我M，合谋完成了一次对巴黎的想象。巴黎人反而仍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这种想象，我还听老外当面讲过，他们对我说，不要把俄国想得太好，他们那种民主啊……我笑着说：我们中国人并没有把俄国往好里想，我们想象他们是民主革命的教训、幼稚病、笑话，我们甚至想象他们那里已经倒退回到丛林社会里，到处民不聊生，杀人放火，卖儿卖女，黑社会公开化，货币都一度贬值得大家用原始人的以货易货的办法进行交易、维持生计了……直到今天，我们才算知道一点实情，俄国的民主革命虽然艰难曲折，但民生民权等民众的福祉有了相当地而且不止一点儿地提高。

　　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想象的混合体。但这种想象实在贫乏得离真实真相十万八千里。以至于最优秀的小说家要写我们身边的兄弟，都想象不出什么样子来，只能靠街头小报的新闻报道拼凑出一个样子，但这种想象不仅贫困而且无趣。难怪廖亦武放言：“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哥德堡历史博物馆的潘振成肖像

     瑞典哥德堡市，有一条护城河，流过市政厅广场，在和宽阔的约德河相交的地方，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大楼，原来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三四百年以前，专门和中国做生意。现在这里是哥德堡的历史博物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展览。但是中国人到这里，最吃惊的，还是博物馆中，有一幅很大的玻璃画肖像，画面上是个三品顶戴的中国大官。瑞典历史学家法兰斯莫在其《东印度公司：人物、探险和经济梦想》一书中，一口咬定，这是中国大官商人潘启官（POAN KEY-QUA），最早到过哥德堡。而且还暇想着，潘启官穿着这套五颜六色的官服，在哥德堡的大街上一走，该会如何引起轰动。（瑞典好书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58页）

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在一八二零年之前，中国典籍当中，从无关于瑞典的记载。到一八二零年，一个瞎了眼睛的翻译谢清高先生，请朋友帮忙，写了一本《海录》，其中才有几句关于瑞典的记载。如果法兰斯莫和哥德堡历史博物馆的说法属实，中瑞关系史的第一页，就要从这个人开始算起。如此说来，大有考据和研究的必要。

考据下来，发现把画像上的这个人叫潘启官，本身是一个错误；简单地说，当时和七八个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都是官府特许经营的，好比是国营外贸公司；后来统称为广东十三行。这些商人虽然营业执照上面，也有花团锦簇的名字，什么广顺行、同文行、怡和行等等，但是对外，却用专门的出口字号，上面所说的潘启官，就是一个外贸字号。这一字号，其实有好几代人共用，比如其儿子潘有度，孙子潘正炜，对外也用这个字号。外商的早期记录中，根本没有同文行这种正规的公司名称，一律用这个洋泾浜英语的字号；白寿彝先生编的《中国通史》，也上了这个字号的当，把潘家的商人，一律称为潘启官。

潘家几代，在广州属于了不得的富商，所以很容易查到潘氏家谱。发现这个潘启官，乃是潘家的第一代掌门人潘振成。潘振成，原籍是福建泉州府人，字逊贤，号文严。这位潘先生家境贫寒，却非常能干，而且大胆，白手起家。起家的办法，就是走私。因为当时清政府的政策，只允许外国船到中国来贸易，却不许中国人贩运货物出洋；但是潘振成却非法贩运丝绸茶叶出国，获得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潘振成小发之后，便到外商汇聚的广州，进一步发展。大概他的洋泾浜英语说得比较好，也甚有外贸经验，先是给一位姓陈的外贸商人当经理，羽毛丰满之后，“请旨开张同文行”，终于当上了特许的外贸公司老板；潘启官这个字号，也自这个时候开始使用。到一七六零年，他的生意兴隆不说，还当上了外贸公司行业协会的会长，所谓公行之“总商”。但是这个行业协会，是朝廷下旨成立，意在用民间组织，和洋人打官方交道。堂堂的总督、巡抚和粤海关监督，一律躲在后面，不和洋人正面外交。

外贸商人虽然有钱，但是社会地位不高。虽然整天和二品顶戴的粤海关监督打交道，但是见到七品县官还得下跪。所以潘振成就设法以钱换地位，用大笔的“捐输”，换了一个 “通议大夫”的封赠。通议大夫，是个不痛不痒的封号，好比是部长级待遇，但是如果不是部长，却毫无实权。虽然没有实权，面子上却很好看，文职正三品，亮蓝顶子，穿上官服，风光得紧。名气很大的胡雪岩，也不过是正三品；高阳写的《红顶商人》中，含糊其辞，说左宗棠保举胡雪岩，奏折上写上“可否赏加布政使衔”，另加布政使衔，便是从二品，可以戴红玻璃顶子。但是这样含糊其辞地一交待，胡雪岩便成了红顶商人，以讹传讹，多少是一笔糊涂账。

帽子上的玻璃顶子，颜色是红是蓝，主要是糊弄中国人的；糊弄老外，随便什么顶子，都已足够。所以潘振成有了这个头衔之后，穿上全副官服，让画师用西洋笔法，画成精致的玻璃画肖像，然后送给各国商船老板，大大地糊弄。这几乎是肯定的事情；所以法兰斯莫说这幅画，是潘先生亲自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老板兼大班萨格林(Nicles Sahlgren)先生的，肯定是事实。瑞典人被糊弄之后，多半觉得和这样的大官做生意，十分地光荣。哥德堡大学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一份购货合同，乃是潘振成于一七六七年亲笔所签。

回过头来，说潘振成到过瑞典哥德堡，至少在他开张同文行之后，没有可能。盖广东十三行乃是官府特许经营的外贸公司，当时不过十数家而已；这种特许经营的外贸公司老板，断断不可能让他到瑞典去，何况当时的情况，一来一回，耗时将近三年。等到潘先生有了顶戴，自然更不可能。以官身私自出洋，那是杀头的罪名。查潘家后人潘月槎写的《潘启传略》，讲到他发家之前，贩卖丝绸和茶叶的时候，“至吕宋瑞典贩运丝茶，往返数次”，里面倒是大有文章。

如果说潘振成到过瑞典，那么肯定是他尚在福建走私的时候，混上了去瑞典的大海船，转过一圈；但是这一点，瑞典的史籍上，包括早期的东印度公司航海志，船上牧师日记等，均无记载；所以这种说法，也很不牢靠；更有可能的是，潘先生送自己肖像给瑞典老板的时候，大吹其牛，把自己描绘得见多识广，甚至糊弄老外说，还去过瑞典。潘振成是做生意的高手，决不是为了吹牛而吹牛；但是他这样一吹，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肯定觉得他很是可爱，从此认定买他的货色，成了他的固定客户。这一点，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可以证明。曾经有一段时间，瑞典东印度公司只和同文行做生意，而不向别的行商进货。

在中国历史上，和胡雪岩相比，同是商人，同样是三品顶戴，潘振成甚至还要了不起一些。一是时代比胡雪岩早百年之久；二是专做外贸，赚取大量外汇，而不是盘剥同胞；三是生意做得牢靠，一生当中，几乎从未吃瘪，不象胡雪岩，盛极而衰，如过眼之烟云；而潘家之富贵，则绵延达数世之久；四是能糊弄老外，手段高明，居然糊弄到在外国青史留名；潘振成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籍籍无名，但是这样考究出来，却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载五月二十四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欧洲读欧洲史】专栏

北大党委和闵维方书记：

你们好。

我是北大一个普通的青年党员，现遵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三条的第五款，以及第四条的第四款和第八款，给北大党委和您本人写这封信。之所以采用公开信的方式，一是私下交流恐怕起不到任何效果（北大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令我坚信此判断），二来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注意此事。
今年3月4日，一些人在国务院所属的杏林山庄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我校法学学院一个所谓的共产党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在这次会上的言论特别引人注意。他说：
“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它行使的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
还有更多，网上可以很容易地搜到，恕不一一列举。北大党委以及您个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和这些言论。很显然，这些言论已经不能用“学术研究”的幌子来掩盖了，更何况它们出自一个共产党员之口。事后，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有识之士都表示愤慨，强烈要求严肃处理贺卫方。
然而，在此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未见北大党委的纪检部门对这个叛党变节者有任何组织上的处理，你们就像做了亏心事输了理似的，装聋作哑，不敢斗争，放弃原则，丧失党性。法学院党支部也没有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九条开除贺卫方党籍，难道真的认为贺卫方说的在理，共产党组织及其党章都是非法的吗？
这些不作为，伤害了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感情，助长了贺卫方的嚣张气焰，导致贺卫方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些人一改初期的惊恐万状，如今再次猖狂起来。贺卫方现在经常被邀请作报告，所到之处必有一帮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追星族，那场面像是邪教组织带功授课一般。受他的点化，很多支持者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所有这一切不禁让人怀疑，北大党委究竟是共产党的党委还是刮民党的党委？你们是代表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广大共产党员，还是代表贺卫方等混入共产党内部的一小撮儿内奸？难道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全都认同了他的观点？如果不是的话，你们的共产党员先进性体现在哪里？
在北京大学去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工作会议上，我还清楚地记得你们一个个上台讲话，许诺落实到人，绝不走过场。但是在这件事面前，你们的漂亮话脆弱得不堪一击。
党的原则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你们靠沉默是不可能大事化小蒙混过关的。为了纠正错误，挽回影响，北大党委和您本人必须做些实实在在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给广大党员和一切关心此事的人们一个满意的交待，否则，具有百年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将为此蒙羞。
作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向北大党委提出以下几点不算过分的要求：
第一，对贺卫方进行严肃处理，向全校和全社会公布处理结果，并以这件事为契机，进行全校党、团员关于加强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
第二，组织人力全面彻底地回答贺卫方的歪理邪说，统一党员的思想认识。
第三，北大党委和法学院党支部公布贺卫方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学习材料，并对在这次活动中以及以后的失职行为进行深刻检讨。
第四，为了澄清“贺卫方有西方势力作背景”的传言（例如他对学生说，国外某些人只有他能请得动；再如，单凭办刊物、翻译国外著作来国内贩卖就能在北大当教授博导这件事，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请北大党委协调北大人事、财务、科研等部门，向社会公布贺卫方当年的聘用过程，以及贺卫方在北大的科研经费来源。
第五，暂停贺卫方的教学和学术活动，勒令其对自己长期以来以民意代表、愚民的“传道者”自居，欺骗人民和政府、左右媒体和舆论进行深刻检查。邀请有关专家对贺卫方在北大的学术活动进行考核，看哪些成果是他原创的，哪些是舶来的二手货，彻底落实北大的用人制度。
第六，如果在处理贺卫方的过程中遇到阻力（能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顾问，能够让北大党委和党委书记吓得默不做声，甚至能够把人大、政协吆来喝去，能够指中国共产党及其总书记违法，……贺卫方的这把保护伞想必是来头不小），必须公布这些阻力的来源和身份。
如果今后仍然得不到你们任何答复，那么在我看来，你们的行为等于叛党。

左克

2006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