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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美国伊萨卡当地时间2007年4月30日，独立中文笔会年度出访人阿钟访谈诗人一平。一平认为，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就应该生活在中国，流亡作家最可怕的是失去生活中的微量元素，正是这些无形的、但触手可及的生活细节赋予诗人以诗魂。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诗人一平，其写作生涯始于七十年代早期，是“西单民主墙”运动、“文革”后期地下文学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1991年一平离开中国，任教于波兰密兹凯维支大学，现居美国伊萨卡。
在2小时的访谈中，一平不仅回顾过去，还朗诵了自己的早期诗作《病马》。
最后一平指出，与其说自己是一个流亡诗人，勿宁说是一个逃亡作家。除了诗歌写作之外，一平的写作另外涉及戏剧创作、思想评论等领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笔会年度出访人阿钟表示，他将于5月19日如期归国，并向国内会员通报海外流亡作家的信息。成立于2001年的独立中文笔会现有一半以上的会员居住于中国大陆。访谈同时在座的还有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王一梁。
(一平在朗诵自己的诗)
（在伊萨卡大瀑布前合影。左起为一平、一平夫人、阿钟、王一梁。）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 “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威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威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显然，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33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了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却向下流。威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威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榜评】
借“批判”之名行“跟风”之实
《20世纪的哲学与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
《王立群读<史记>》
《一片叶子落下来》
“2004年阎崇年胜出，2005年刘心武大红，2006年易中天一枝独秀，之后的于丹更是火透了半边天，2007年，‘王立群读史记’会成为‘百家讲坛’的兴奋剂！”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曾如是预言。果然，王立群自去年7月开讲《吕后》、《项羽》系列，到今年“读《史记》”，收视率一路飙升。
虽然之前也有关于司马相如是否劫财劫色的争议，但观众普遍认为他是“最学术”的主讲人。这本《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以50万册开印，签售虽然远不及易中天、于丹的成绩，还是顺利地冲至榜首。而且成书前，历史学家朱绍侯亲自审读，认为“没有硬伤”！很是让读者放心。
王立群有句话说得不错：“我们在讲坛上所做的工作有两点，第一是培养阅读的兴趣，第二是扫清部分阅读上的障碍。”从这个角度去看，“百家讲坛”也算是有启蒙之功。传统经典当然可以，也应该有不同读法。最近李零就出了本《丧家狗：我读<论语>》，承继《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的文风，在资料详备、考据严谨之余，以讲义的口语化，读着顺畅、易于亲近。阅读这样的书显然要比去看诸如《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解“毒”于丹》、《当〈论语〉遭遇于丹》一类借“批判”之名，行“跟风”之实的急就章，来得有营养的多。此外，《明朝那些事儿》第三册也出版了，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写到这个朝代最能闹腾的一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也就是许多“戏说”里常出场的正德皇帝。有明三百年，还没完，“明矾”们可真是得有耐心才行。
说起跟风，大概因为快到五一假期了，生活类榜单上冒出了本《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这让我们想起“人一生要去的×个地方”曾是多么风行一时，以此为书名的随手检索就有八九种之多。
而这本的装帧更是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极似，书名之上更以“国家旅游地理”为号召，令人啼笑皆非。
所幸好风气也还是有的。比如童书榜本周上了好几本绘本作品，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在学界引起持续争议。本报上期刊出相关报道后，余秋雨、蔡翔、赵勇等京沪学者又相继撰文发表针对顾彬批评的批评。
蔡翔: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值得质疑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近日发表题为《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商榷》一文，对顾彬的表述及其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做出批评。“顾彬在他的表述中，真正想给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他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文学’标准，并且以此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当代文学。”蔡翔表示，顾彬缺乏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他的言论在一些概念的表述上比较混乱。
蔡翔说，顾彬强调中国当代作家懂外语的重要性，进而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本身没什么不对。不过他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论断值得质疑。“在顾彬的言论中，还是能读出某种‘优越感’的。也许在顾彬，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蔡翔表示，所谓“世界”的文学，应该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应该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民族经验以及各自不同的民族的表述方式。而不是先验地设立某种文学标准，并冠以“世界”的名义。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当然很尊重，但也只是尊重它作为各种奖项之一种而已，中国文学早已从这一神话中走出。
余秋雨:说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高贵，我不太同意
学者余秋雨在博客上撰文对顾彬的批评做出回应。有网友问到顾彬“中国现代文学像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的比喻是否妥当时，余秋雨表示自己不是很了解顾彬比喻的确切意思。“因为很多人爱喝二锅头，又不喜欢五粮液那么贵。大概他是说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高贵吧？我不太同意。”
余秋雨表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一直被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标准评价过高了。后来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稍稍克服了一点这种偏向，但基本错位依然严重。中国习惯于“祖父崇拜”，再不行也崇拜，形成现在的格局。“当代文学当然过于杂乱，但也有一些好作家、好小说不输于现代文学，例如贾平凹、莫言、余华、张炜、李锐等，年纪稍大一辈的还有张贤亮、张承志、冯骥才等，还可以说一大串，都不错。遗憾的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已形成了一整套刻板的评判系统，以此来评判当代文学当然格格不入。那种评判系统，甚至容不下金庸、白先勇、余光中的成就，勉强容下了也说不出几句内行话。我觉得外国研究者也深受这种影响。”
赵勇:“是否懂外语”是个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对顾彬“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不算作家”的言论做出反驳。“在与外国文学的交往中，作家是否懂外语，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赵勇表示:中国当代作家大部分不懂外语或外语水平不好，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外语差是不是就意味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就差，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事实有可能恰恰相反，一个外语不好只能通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作家，完全可以从外国文学中汲取真正的营养成为知音，并且写出上乘之作。
赵勇认为，顾彬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思考和批评时把学者和作家的身份弄混了，他拿要求学者的标准来要求作家。
继三年前推出《逃之夭夭》后，作家王安忆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这部作品中，她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创作了这部以“老三届”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表示，这部原名叫《思想者》的作品力图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
「焦点对答」
“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问：看这部小说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您出于怎样的创作欲望回望过去，写出这样一个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故事？
答：这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
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做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而且我不以为这是一个“回望”，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同样性质的思想今天还在活动着，表面的形态也许变了，但内里其实还那样。
问：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惊奇的状态，因为小说中不断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人物，然后您用相当多的笔墨依次描写每个人物的故事，故事前面出现的人过了很久才跟后面又有了接续，甚至有时会对谁是主人公产生怀疑。这种结构是如何构思的？
答：毫无疑问，“南昌”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讲的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他从最初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最后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小说先是提出这个问题，最后给出答案。
“南昌”在寻找答案中起到主导作用，但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回答的，是很多人回答他。你仔细看，书中每个人物都在他的生活中起到一段作用，然后退场。当然“陈卓然”是个例外，他是“南昌”的思想伙伴。
这种写法跟我以前的创作有些不同。以前我更多是写一些年龄与自己相当的女性。而这部作品中的人离我比较远，而且有很多的人物，有太多的思想在里面。这对我是一种挑战，形成创作上的难区，但我基本完成任务。
问：现在阅读长篇小说是“奢侈”的事情，因为需要时间和耐性。而您这部小说似乎尤其需要耐性，因为书里有连篇累牍对革命思想的阐述，对社会体系、人生观的分析。您在写作中，是否考虑过这些内容的可读性？
答：如果读者看得不耐烦，我会觉得无奈和遗憾。但我写作从不考虑读者，读者不会影响到我的创作。你说到“奢侈”这个词，事实上阅读在今天本来就是很奢侈的，因为需要读者有很多的知识储备，它不像娱乐那么简单。
当然我对这些不耐烦的读者一点意见也没有，我不能要求读者什么，但我也不会委屈了自己。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要对自己负责——我写这些在读者看起来枯燥的内容，是我的需要，我必须这么写。
问：小说原来想用的名字是叫《思想者》，而书中内容确实也表达了大量的思想。您曾说过，如何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是创作这部作品最难的事情，这个难主要体现在哪儿？
答：思想本身是内部的事情，你要把内部的东西外化，当然有难度。如果说你要表现仇恨，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思想是很微妙的，连你自己可能都摸不透，更别说要用外部动作表达出来。
问：这个难题您觉得如何？
答：解决得好不好，要听别人来说。我只能说自己还算满意。
问：《启蒙时代》里写的是几个十六七岁青年的成长。看完您的作品，感觉其中的人物与现在的青春文学中的人物大相径庭，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看这部作品，会觉得里面的人物遥远而陌生。
答：在我看来，过去的青春和现在的青春差不多，再过100年回头看，都是一样的。今天很多青春文学似乎写得轻松，这样也许可以减轻眼前的一些压力。但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问：现在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作家也在变。但您似乎一直没什么变化？
答：虽然大环境千变万化，但我的小环境没有变，我还是一样在进行写作，我在这个小环境中保持了自我。
「词语笔记」
改编影视
“没人找我谈《启蒙时代》的改编，我的作品很少有影视公司关注。《长恨歌》被改编成电视剧是因为小说中有一些通俗的元素，这于我已是很难得的事情。而且，《长恨歌》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1994年写完这部作品的，很久都没有引起关注。一直到进入21世纪，因为上海成了时尚之都，跟着这股社会风潮，《长恨歌》才火了，所以，这并非我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
宣传
出版社曾想邀请王安忆去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全国书市，做一些《启蒙时代》的宣传活动，但考虑到她不会同意，只好作罢。王安忆说：“（他们）知道我不会为这本书做什么宣传，我和出版社之间有这个默契。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一看到市场我就头大。我不以为做宣传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不适合，做宣传也是需要才能的。当然也不能说我就不在乎钱，但要看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和代价，对我来说，做宣传的这个代价就太大了。包括接受记者采访，我都觉得不是很聪明的方法，因为诠释自己的作品是很辛苦的事情。”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他们中有的是从高级干部公寓走出来的，也有的是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
作品充满着思辨的气息，年轻的男主人公们不管是在家庭、学校、朋友家的沙龙，还是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感兴趣的话题大都是自己现实生活以外的时空，如马克思的著作、外国的历史事件、自然科学等，而且朋友之间的亲疏，不论男女，也是以思辨的力量而非感情的牵扯划线。男主人公们都有思想的热情，并在这种热切的交流中得到快感。女孩子们至少都有爱慕思想者的热情，并在追逐中显得与众不同，这给平实的“小市民”生活增添了亮色，也应和了青春期特有的躁动。
小说中，青年人们燃烧激情，理想膨胀，在磨难中成长，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
「侧面观察」
她很“警惕”
做了三年图书记者，一直没见过王安忆。与文坛上一些活跃的人相比，上海的王安忆属于不爱走动的人。
采访前，一直琢磨王安忆是怎样的女子。作品中的她女性气质很浓，文字婉约细密，讲述故事不露声色；而且她对细节的领悟和深入非一般人能比。这样敏感而聪慧的人想必很容易接近吧。
但在网上找到的几张照片让我有了忐忑。照片中的王安忆多数是不笑的，嘴角紧紧地抿着，似乎很严肃认真的样子。这个感觉在我采访时得到了证实。她回答问题时尖锐直率，语速极快，警惕性十足。
我曾看到台湾一家网上图书在介绍《启蒙时代》时，说这本书是她的自传性作品。把这个问题抛给王安忆，她先是断然否认，说书中完全没有自传的影子。紧接着，又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我们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一个人总会和她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我不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会导致一些不健康的心理。”
看一篇网文，有人说王安忆是上海最刻板最难搞定的作家。上海电视台的一位专采访名人的金牌主持人说王安忆是最难合作的，因为她不会轻易为你作秀。
其实，也许这才是王安忆最可贵的地方。这个年代，愿意作秀的人太多。
冉按：这篇巴金先生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我录自《战鼓集》一书，此书北京出版社1957年12月第一版，印数达六万册。里面不仅有巴金的文章，也有许多名家的雄文。如茅盾的《“放”、“鸣”和“批判”》、许广平《右派分子的阴谋一定粉粹》、老舍《三邪》、《答匿名信》、周建人《漫谈思想的自由》、胡绳《从“不满”谈起》、刘白羽《让我们一起来扫尽乌云》、李霁野《并非封口》、若水《想起“歌功颂德”和“反对现状”》、夏衍《想起了韬奋》、谢觉哉《野心》、《谈“有职无权”》、碧野《让我们三呼万岁》、《人类的希望》、唐弢《事有主次，物有本末》、《“发展”纵横谈》、《想起了泰绮思的故事》、康濯《能够“放心”和“容忍”么》、曹禺《灵魂的蛀虫》、艾芜《灵魂深处的毒瘤》等。
巴金先生的文章，只是那个时代众多腔调的翻版，并不高明，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虽然不苛求他，但我们有权知道他这样的“不高明”。巴金先生在新时期时代曾倡导过反思文革，非常令人敬佩，只是他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当然他似乎比一些一点也不反省的人要好些，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没有质的飞跃，应该意识到专制制度才是根本上的、我们想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敌人。另外，许多作家都在出“全集”，这些文章不收进去，就不能叫全集，因为这些“范文”，在我看来甚至比许多作家真正的创作，更为重要。是研究四九年后专制制度真正不可缺少的资料。不收入且不研究作家、学者们这样的文章，便不能使民众了解我们受独裁者愚弄的历史。帮着独裁者奴役民众，最终为独裁者所愚弄，即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独裁者利用他们收拾那些异见者，又利用另外的人来收拾这些《战鼓集》中的鼓吹者。这样的吊诡在四九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
巴金这文章有几点一看便知，一：乱用全称判断，频频使用“全国人民”，无端为他人作利益代表和判断者，这种行文风气与愚民伎俩在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二：武断与没有逻辑，这样的句子满篇皆是，如一定要走社会主义这几个排比句，经不起稍微的推敲。三是有许多话，你如果会理解的话，我认为可作为对共产党的讽刺，如“把‘天下’当作个人的私产来一个大分家，连阶级成分也可以当作货物换钱”，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视作私产，他们至今如此，连阶级成分当作货物换钱，在文革时达到高潮，差别只是现在把党员当作换钱工具而已。
2007年4月29日8：10分于成都
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
巴金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了。不仅在我们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这都是一件大事。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报纸全文转载了它，我们的朋友为它感到兴奋。我们的敌人却因它而感到迷惑和惊惶。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西方必须加以缜密的研究”。其襁不管他们作怎样的研究和揣测，他们是不会了解这篇报告的重要意义的。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新中国的地位巩固了，新中国领导者的信心加强了。甚至在前一两个月，美国的记者评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作过这样的论断了。自然这个论断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喜欢的。
至于全国人民怎样充满热情地欢迎毛主席的报告，这也是可以想像到的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生动的句子描写他耳闻目睹的这一类动人的事例。“人民日报”说报告鼓舞了首都人民的反右斗争的热情，这是事实。我们也可以说报告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不仅是进行反右的斗争的热情，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进行反右的斗争，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最近三个多月来，我们常常谈论毛主席的这篇报告。很多人听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报告的录音与传达，有的人甚至听过了几次。但是即使听过几次，也不见得大家全懂报告的意义。因为报告的内容是既深且广而且全面，十二个问题把目前所有的重要问题全部包括进去了，不但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都需要细心的体会，反复的研究和认真的学习。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这三个多月中间发生了许多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恰恰证实了毛主席的话，而且给毛主席的报告作了注解。我们很惊讶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许多事情，而且看得这么清楚，好像他是个未卜先知的预言家。其实他也只是正确地掌握了、运用了辩证法。所以我们今天重读毛主席的报告，我们会感到非常亲切，而且也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指南针或者一样防身的武器。随便举一个例，譬如对付毒草，我们现在就有了割草的刀或者除草的锄头。
前些时候大家谈起“鸣”“放”中的香花与毒草的问题，还有人担心自己一时不能辨别什么是毒草。现在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毒草已经在这里那里冒出来了。这些毒草还是夹杂在香花中间放出来的，有的大“放”特“放”，有的刚刚“放”出来就缩回去，有的还披上了各种的伪装。但是不论它们须取什么样的“冒出来战术”，它们一出现马上就露了原形。即使它们插上“帮助整风”的假花，也掩藏不了野心家的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和剥削阶级妄想复辟的居心。并没有人把毒草当作香花，除非在思想感情方面先有了共鸣。正如一句说惯了的老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毒草瞒不过人民的眼睛。
相反的，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的眼睛并不雪亮。他们就只看见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居然把今天“鸣”“放”的局面看作一池浑水，想在那里面摸大鱼。他们认为党的整风开始就是他们可乘的时机，便接连抛出手中的法宝，希望一举攫取革命的果实，改变中国的局面，把“天下”当作个人的私产来一个大分家，连阶级成分也可以当作货物换钱。还有那些口口声声离不掉“老百姓”的伪君子为了满足个人的谩骂的“自由”，宁愿让“老百姓”回到旧社会去受苦。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一小撮人的痴心妄想。这些想法连一点实现的机会也不会有。因为“老百姓”不要它们，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它们就是“毒草”。
右派分子叫嚣不要“党的领导”，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走资本主义的路当然不能要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会把我们领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可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中国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了社会主义流尽他们的鲜血，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献出他们的全部力量。中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使贫弱的中国繁荣富强，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给他们和他们子孙带来幸福。这种看法是很合理的。为什么一百年来做不到的事在几年里面就做到了呢？为什么一百年来都站不起来的中国人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呢？其实，今天的中国人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同样的刻苦勤劳的人民，不同的是今天我们有了正确的路和正确的领导。过去没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一直被西方人设为“一盘散沙”。今天有了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至少绝大部分人的力量都发挥出来了。许多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因此始终不能估计新中国的力量，美国人在朝鲜碰了钉子以后才懂得了一点。右派分子应当比美国人懂得多些，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闭着眼睛叫嚣“不要党的领导”，这只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在作怪。他们不要别人领导，只是因为他们要自己出来领导。但这是违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事，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今天并没有人反对大“鸣”大“放”。但是“鸣”“放”也应当有目的。整风是为了搞好工作，“鸣”“放”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这都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毒草会妨碍我们的工作，妨碍我们的建设。要是谁在“鸣”“放”中放出了毒草，哪怕只有一株，我们也得把它拔掉，不能让它长大。在我们的新社会中毒草并没有生存的权利。反批评和划清界限就是一种拔草的方法。
现在正是右派分子“悬崖勒马”的时候了。继续放出毒草来害人呢，还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并且用那六条政治标准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绝于人民呢，还是向人民低头？
在他们的面前并没有第三条路。
非驴非马的共产党文化
共产党是什么？现在也是语焉不清，无法解释。他们也许会用辩证法来做最后的抵抗；就像国歌里唱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昨天是奴隶，今天是主人；所以奴隶主人就对立统一了。奴隶究竟是什么？主人究竟是什么？就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一样无法解释了。
在1949年的时候，主人和奴隶表面上是可以解释的。叫做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变成主人。人民的敌人很快就变成奴隶。不想到了2007年，人民的定义又无法解释了。人民，每天赚钱不到一美元者达上亿人，他们是不是主人呢？当然不是。那些亿万富豪祇有2、3千人，且是人民领袖一级官员的子孙，他们究竟是人民还是主人呢？中国13忆人民中，祇是这些人是“无产阶级”吗？或者说，他们和他们的老子一样，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这个事情难道不是匪夷所思？
于是乎，人民和无产阶级一词也变成岂有此理之所谓，之所指。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和上述词藻一样，变得语意含混，似是而非。
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党式语言学呢？其实问题很清楚。就是党文化，是一个非属非目，非驴非马的反文化文化。这个文化里，很多东西是可以自行糟蹋或者蹂躏而不受追究的；唯独“党”这个词本身动弹不得。你不是说要党在党国搞私有制吗？不太好办啊，我们不可以把共产党叫做“私产党”吧？
这个课题好不好解决呢？党的文化精英说，那还不好办，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党不就行了吗？可是社会民主党，又被海外一些人占据了名称权。他们的社民党，可不是要施行救共产党，救党之心拳拳。他们是要搞非共党之社民党。合不拢。那如何是好呢？
反正，我们是“苟利国家”之国家主义者。国家者党之国家也！于是又出现国家认同的语义追问。国家，政权，党，……是不是一个东西呢？林则徐的大清朝和陈寅恪的反清复明之情结，柳如是和钱谦益的清、明情结，是不是一回事情呢？我们的共党领袖说，当然是一回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就是国家，不分什么柳如是和钱谦益。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老马可是说过，工人无祖国，是世界主义者。无祖国者，又如何苟利国家呢？又变成辩证法了。
一般的国家解释，、很清楚，是指一，祖国；二，政权。苟利政权一二三，是对他们真确的解读。
法律问题是一个文明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说说他们的法律，如我们一再唠叨的物权法的。其实，法律制定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一个文明问题。文明问题呢？是一个比较政治学问题——当然也是包含语言学，逻辑学和美学问题的。
什么叫做文明比较学呢？就是把东西文明加以比较。首先，我们来解读西方文明之定义。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基左的看法，西方文明，就是在多种形态的政治架构中实行嬗变的历史过程，且由此对自由加以追求。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现代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有本质区别。其他文明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其单一性。……在现代欧洲文明中，多样性和变化性一直是社会政治形式的最主要特点。由于各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之间的差异，各国政治制度的自由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在欧洲大陆神权政治，王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形式的共存。……这些不同因素彼此冲突，却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一种占据优势，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种妥协中共存发展。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在这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了自由，这也是欧洲文明胜过其他文明的主要原因。 ”（《思想盛宴。基佐 欧洲文明史（摘录）》 J.A 翰默顿）
基佐的话牵涉到对于文化的定位。文化定位问题确定下来以后，才可以定位属于之的民主文化课题。也就是说，没有民主文化的文明内涵包含之，确属之，就没有民主本身存在的前提。一旦民主和文化都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任何关乎与此的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我们强调的是，民主文化是民主框架下法律制定的前提。这个政治常识并不需要赘言。
西方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中，注重道德意识常常超过重视法律解释。因为，道德更容易被文化集纳和吸收，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更符合民俗世风。他们甚至说过，法律的制定，往往无法苟合，苟利道德诉求中的许多细节。这都是文化道德维系其社会民间之道理所在。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从西方古制以来建设的系列道德法律大厦，形成了他们做事情，想问题和苟利国、民的全部基础。
于是乎，我们想到我们1949年以来的道德建设——破坏。土改破坏了乡绅政治和农村几千年来的纲常礼教。反右是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良心涂炭，成为酱缸文化中的虫蛐。文革更是以杀人为革命，叫做吃人革命论。改革使得国人拜物，拜金，恶搞一切……这样，这个法治建设的道德抽空，使得法院和法官成为一代小丑和一伙子“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混蛋。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环境里，你搞啥子法治建设！
人们说三个或者几个代表，是一种进步，甚至是类似赫鲁晓夫主义全民党的进步。这个进步说真是这样伟大乎？仔细一看，全是扯淡！进步是什么？一是，谁是这个政权的核心和进步者？是我们说的亿万穷人吗？还是那些权贵和党阀？
再是，毛主席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啥？还用解释吗？毛万岁是很实际的事情——人民万岁呢？就像毛自己说过的，狗不存在，祇有黄狗、黑狗的。人民也不存在，祇有敌我友，祇有地富反坏右。“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研讨的东西。
社会主义文化语焉不详
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语焉不详。
首先，这个文化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你说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思想，是不是一种文化呢？其实不如说是一种反文化。
再是，反过来说，市场经济和文化自由——那，可不是社会主义文化了，是资本主义文化。几荣几耻，是什么文化？是封建主义早就说过的礼仪廉耻，三纲五常，也不是你的专利。
法治文化是什么？除去毛的无法无天，就是斯大林的杀戮肃反法律。这个法律杀戮和毛的群众斗群众，是反道德，反文化，不是文化。那么，社会主义文化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研讨社会主义，正是要在这个文化追述上责问其究，而非取消这个基础；反过来说，不追述这个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西方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ABC的合理延续。所以，不管其解构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不管是极左之潘恩主义，还是极右之伯克主义，二者源头是一股水流，不是两股水流。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是这个文化的传承而不是反文化主义的毛、邓结果；他们之间，是调试而不是戕灭文化；不管这个文化是经济的抑或是政治；更不要说，凯氏，最后是服膺了哈耶克的。
说到这里，恐怕马上有人会说，那么，《圣经》出现，耶稣基督出现，是不是和古代希腊或者其他文明产生悖论呢？
我们现在不尚细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柏拉图以为，朝向一神教之发展，是其文明之大趋势。这个解释也许可以说明其异同。
至于说到摩西的法律和大卫的国度，是不是苟利生死之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文章可作；但是，其中凸显之法治课题，源自于斯，是很容易爬梳的。所以，源头活水一旦定下方位，其水道渠成还有什么问题呢？……何况，他们现在在最大限度上炸毁那些拦道水库，以还其貌呢！这些行为的哲学意义不是很清楚吗！）
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和法制文明，其滥觞，其延续，其完善，和那些古典主义政治哲学丝毫无法割断。谁割断之，谁就会被历史文本抛弃。
列宁自以为可以带动暴民抛弃之，说他们那个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要打击之，无所不用极其之，于是苏维埃腐烂而死，而民主不死。
希特勒也是一样。他要像耶稣一样惩罚犹太人。来一个现代圣经主义。但是，他的发明祇有几年时间就完蛋，而耶稣不死。
这都是这些历史小丑的表演。但是，其中他们源自他们的文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希特勒和列宁，成为西方政治学上的鸡肋和赘物，切掉即好，很简单。
中国特色的文化错位
中国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上面说过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错位问题。“苟利”者说的社会主义，既是列宁和马克思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这个东西就不好解释了。如果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就好办了。中国特色，一刀切下去，就完了。因为不合国情。但是，不，他们加上了国特色。你就不好说是西方的东西，就不好切割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西方特色呢？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东方特色呢？都是。也都不是。
说都是，是因为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无祖国，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就包含中国。恩格斯就批评中国人如何如何不好，低劣，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要牺牲亚细亚生产方式，云云、（见恩格斯当年关于香港发生所谓“面包投毒案”之言论。）
于是，毛主席在20年代，就主张反对苟利国家，施行湖南独立。王明一类货色，就要施行一国两制，搞苏维埃国。他们那时可不是林则徐，而是吴三桂。
说都不是，就是毛式国家，毛式政权。毛的特点就是我们一向所谓“帝师合一”。赵匡胤不可能有赵氏思想，朱元璋也不可能有朱元璋思想……但是，毛就有。这个区别既是横向的，和世界上，西方的帝师分开不同；纵向的，和历代皇上不同。这个导师制和毛主义，使得中国文化毁于一旦。
这是中国特色。这个历史很吊诡。邓以来更是不好解释。他们既不是社，也不是资——但是，一个特色很明显，就是不搞民主自由。
没有人给出明确的中国特色主义的经济学解释——因为，要同时解释西方自由国家支持之的全部经济学、政治学之根据。这个根据给出以后，才能得出他们政治学的绥靖之道之“合理性”。
是不是东方特色呢？又是矛盾的。
你现在要他们施行民主啊，政改啊，他们就说，民主不合国情，国力，国故。云云。不能世界主义，普世主义。反正，他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那么，这个党及其文化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笔者也一头雾水。
水雾之余，很多意识形态学家已经给出澄明的分析，比如齐泽克。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党文化这个东西的意识形态大词，本来就是一种空穴空洞的能指属相——就是说，他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既没有哲学和语义学内涵，也没有政治学内涵；第二，他没有历史感，没有历史内涵，他们是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他们的一切政治名词和法律名词的解释，本来就是一堆废物。因为，他们不是建筑在东方或者西方文化，文明的历史函项和哲学判断的逻辑式中，而是一批毛氏竖子反对历史和反对文化的产物。
回到私有制的原点
比如说物权法。这个概念，同样是窃盗之果，表里不一。
翻翻英国史和世界史，人们很容易看到私有制与王权之间的斗争。人民和议会之间的互助。法律和文化之间的对应。诸如此类。英国争取私有制的法律效应之最大助成者，是其议会，不是其国王。而都铎王朝至高无上的政治存在，不是国王，是议会和法律。约翰王，正是因为不谙法治，胡作非为，才产生约翰王时代之大宪章。
换言之，私有财产的制定之则，之权，之理，本来就存在于文化和文明的英国政治学说中。这个学说的重镇，一个是人民，一个是议会。也就是说，没有人民享有之法和议会制定之法，法何处存身？何处贯彻？何处兑现？
不要说中共国色没有文化，文明，你有没有真议会，真人民呢？古代希腊还有一个陶片放逐法。给人一个变相选票——你人大，政协，放不放一个陶片呢？（也许，我可以授权做一个政治噩梦——我们跑到对面的历史博物馆里，拿出许多殷墟陶片，放进人大会堂，结果，都被保安给扔掉了……）
说实话，我看我们的人民比起古代希腊罗马之人民，比起13世纪，14世纪的英国人民，和17，18世纪的法国人民，还要没有任何文化和法律的常识和权利。这个道路对于我们，真正是上下求索而不得也！
课题的难点，其实不祇是共产党学人可以解释的。我们许多学人也是含混其词，不得究里。因为，中国特色的文化，不产生民主。按照这个本来就没有民主，现在和将来也不要民主——一百年不要之说法，苟利者，还是多少给出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之所以是难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没有民主。普世价值很明显，是要给出一个类似陶片放逐法和苏格拉底式的民主抗争之启示的。西方人从娘胎里就有这个基因，国人没有。所以，有无的问题，在几千年里，就使得我们和西方在政治制度，人性判断和文化评估上产生分叉。
道学含有不同于儒学的自由精神，含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很多西方学人的看法；我们许多学人亦持此见。但是道学没有政治载体，儒学有。这个科层制度的精神，转化为中国文化，即为孔孟。
基于此点，中国民主文化，祇好在整合道学精神的政治建设方面着力，去掉儒学的科层制度，实现“新的”群己权界。
儒学的科层制度之补充，其实是道学——是退隐之道；中国历史上，文化保存，得以实现，就仰赖于兹。这个话题很灰暗，但是，却是一个契机。中共文化根绝此道，无退隐之可能。于是，一切非正统文化，全部完蛋。于是，按照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不是要实行西方的民主自由，而是要还道于民，产生某种道学式自由空间，给人民一个相对自由。如果这个空间都不给，就是比皇帝专制还要专制，还要独裁，还要极权。在此意义上说什么法治，几乎等于妄说。
这个非民主说，就是我们衡量开明专制的全部内涵。
究竟中国人是一步到位于民主政治，还是回到国民党某种开明专制，以其法治，以其文明，再造中国特色，就成为中国走向的另一种争论。
我的意思是，回到私有制，其起点不是共产党的什么物权法，而是回到民国文化，回到“原点”，再试图接合整个普世性西方文化。从认可一点一滴的文化培养做起。比如，还产于民，还道于民，还宗教于民，有限度开放报禁，党禁，等等。在这个前提下，仿照台湾模式，实行某种民主渐进主义——但是，这个措施的障碍是，要实现公/私有制劫掠带来的经济清算——这个门槛迈不过去，一切法理，皆可免谈。
再退一步，如果一朝实行民主，国人认可现在特殊利益集团之亿万家财，笔者也没有什么好说；祇要今后不再抢了也就算了。到那个时节，我们才可以在一切正常的情形下谈论所有政治现实和政治辞藻。舍此，一切都是妄谈，都是文字游戏，而且是御用文人的胡说八道。
缘由
自本人去年在《北京之春》刊登《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之后，原准备告别这个主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先后又发生宗先生邀请我研究“赵紫阳思想”，宗先生把我所列的16个问题在老人中传阅，以及他的朋友姚监复先生追询1989年初发生的香港“倒邓保赵事件”真相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八九民运史》和《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两书和上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直存在着误解，所以我向姚先生和鲍彤先生表示，有机会时，一定予以更正。
“倒邓保赵”与赵紫阳、陈希同均无干系
我在《八九民运史》（以下简称《史》）中提到1989年初在香港媒体发生的“倒邓保赵”风潮时，是这样说的：“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4月8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叠’，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已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此番港报’倒邓‘是假，利用邓对赵的不满’倒赵‘是真。胡耀邦下台时，罗列的罪状中不是就有’疏远两位老人家‘吗？“（见《八九民运史》第二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第123页。）
当时（1993年）我为什么会写下这段文字？由于距离时间太远，加之2006年脑出血后遗症，现在我已经没有清晰的概念，经重新翻阅当年的卷宗，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拥有的是这几份资料：
材料一：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2-3页：
1988年10月31日《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李怡与“以国务院体制改革所为代表的赵紫阳的中青年智囊团”人物有联系（《九十年代》1989年2月号）。文章攻击邓小平，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8年11月号香港《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长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北京同海外中间媒界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断言，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并暗示邓小平是赵独裁的障碍。”对于西方和港台一些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同期《解放》杂志刊登了陪同弗里德曼同赵紫阳会见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返港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张在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表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随后，他又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文中称：要改变中国200年来的悲剧历史，祇有进行“独裁改革”，“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即便拥有过去8年的权力还不够，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港刊评论，“这也暗示赵的权力要超越邓。”
材料二：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叠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嫡要刊登。
——大概是鉴于陈希同等死死咬住这个事情不放，而且大量摄入记忆的是赵的“智囊”们当时在海外对这场“风波”的解读，我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一种“赵是遭人陷害”的印象，所以，我在《史》中写下了那段话。当时，我的基本观点有四：
1、结束老人政治，没什么错。
2、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拥有集中的行政权力（按政治学分类，行政集权不等于政治专制），这也没有错。
3、鉴于中国政治的特点和胡耀邦的前车之鉴，这个“倒邓保赵”风潮祇能增加改革的阻力。而且有可能使赵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4、所以我倾向于这是赵的对立派制造的风潮。
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两个问题：
1、赵对“新权威主义”有兴趣。
2、89年以后，李怡在北京建立记者站的尝试失败，最终导致《九十年代》关闭。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风潮”与赵系人物有一定关系呢？是否也存在激进的浪漫派“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的可能呢。因当时没有证据，我祇能存疑。
关于“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我在《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隐士在森林里午睡，他的熊朋友在一旁守护着他。熊朋友看见一只苍蝇叮在隐士的鼻子上，于是一巴掌打了下去。苍蝇是被打死了，但隐士的脑袋也开了花。
由于存在上述疑问，所以，我的搜索引擎并没有放弃搜集另一种可能性的功能。2005年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采访赵紫阳的材料问世后，使我对此有了较为肯定的看法。杨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2写道：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第595页）
我认为，杨先生此处所说的，就是89年2月份发生的“倒邓保赵”之事。这段对话有三个要点：
1，从语言的时态看，杨说“北京风波时”邓对赵的缓和意见不采纳，是因为邓已经不信任赵，说明在风波之前有一件事起了关键作用。
2，赵的“缓和意见”，实际上在4月20日已经流露。据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说，当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学运情况时，李鹏说：学运是少数坏人操纵，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特别是老同志的。赵就说道：“我不相信这么多学生会被少数人操纵。当前还是以疏导为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这就是说，赵的意见在党内高层，是4月20日就已经公开了的。而这个意见，在他赴朝之前并没有公之于众。所以杨先生此处所说“缓和意见”，应是指5月初赵从朝鲜回来后到5月17日前这半个多月的“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措施；而不是指戒严决策已经做出以后，他还有什么缓和意见。说明陈小鲁的“分手”建议不是针对戒严，也不是针对学潮中的意见分歧而言。
3，赵一言点出陈小鲁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出人意外的），说明不仅确有此事，而且他知道是陈小鲁干的。但是此事与他无关。在他的自辩词中，他一再声明自己没有什么智囊团，就是与其他人的行为脱钩。如果没有此事或他不知道此事，他在此就应该回答杨：“没有这回事”或者“我不知道这件事”，抑或“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以赵的精明，他应该不会作一个让人产生歧义的回答。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看法，故而，我在《中国“牛仔”》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1989年初，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是地在香港掀起了‘倒邓保赵’的舆论风潮，我们可知，玩弄政治，在高级干部和军干子弟中，是一种历来的传统。他们的‘无法无天’，既是他们特权地位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无法治秩序的写照……”
姚监复先生找到我，就是为我在《牛仔》中的这段而来的。据他从鲍彤先生处了解到的情况，陈小鲁建议“与邓拉开距离”确有其事，但时间不是在1989年年初。他请我提供我所了解的资料，认为“过去，我们忽略了对于子弟们的研究，现在应该加强”。我表示，如果我说错了，我有义务改正，但在这之前，我希望听听鲍彤先生的意见。
在等候姚先生安排的时间里，经朋友安排，我访问了杨继绳先生。当我玩笑式地谈到姚先生正在“追杀”我时，他感到很有趣。接着，我请他回忆访问赵时，为什么会提出那个问题，以及记录是否准确，刊出时有没有删节等。杨先生说，他的文稿是经过赵认定的。赵的评价是“文字是准确的”。至于当时为什么向赵提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听到一些事情。从字面上看，对于这件事“赵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含含糊糊……”原来，杨先生近来整日泡在北海图书馆里，沉迷于的县志的研究，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一时想不起具体情节，也是情有可原的。
事有凑巧，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俞梅荪先生所写的一篇1988年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纪念文章。其中提到，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随访者之一，著名政论家林保华先生在来访的一行中担任记录。他还将此次访问与陈希同的“诽谤”挂上了钩，并说：“在会见时赵紫阳还说到：”最近，香港报刊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当时即使香港报刊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和报道，也与赵紫阳无关。“
感谢俞先生的这篇宝贵的回忆，这才使我回过头去看陈希同们的指控，里面确曾提到张五常的大名。也就是说，“倒邓保赵”一事，既与陈希同们的“陷害”无关，可能也与赵紫阳本人无关。祇是浪漫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们的一种愿望而已。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可以就政治问题发表任何高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祇不过运用到内地，就完全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
那么，这和赵身边的人会不会仍有关系呢？在姚先生的引见下，我终于见到了鲍彤先生。鲍先生十分客观地为我们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下面是我在事后的一点追记：
姚：89年初“倒邓保赵”这件事，赵怎么把它和陈小鲁联上的，你知道当时的情形吗？
鲍：89年审查赵的时候，给他提了十几个问题，一个一个要他回答。你知道这些问题吗？（问陈）
陈：我不知道，我祇知道陈希同报告，李鹏讲话的一些指控，相信也就是那些问题。您知道这些问题吗？（问姚）
姚：我知道一些。譬如，和索罗斯基金会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搞下来就是个“死罪”啊，所以，陈一谘他们在海外，赶快一刀砍断这个关系。索罗斯把账目也拿来了，说，你找啊，找到一笔是一笔……
鲍：89年的9月开始，也给我提了十几个问题……
陈：给您提的问题，和赵的一样吗？
鲍：不知道。我9月20日以后开始写了一个说明，以后流到了海外。写完交上去以后，他们说，你就等着做结论吧！……其中有那么一条，问“倒邓保赵”的事，我很干脆，说不知道。后来，陈小鲁对我说，我判刑后，他去找过杨尚昆，问杨尚昆：“鲍彤又不是坏人，为什么判他的刑？”杨尚昆说：“怎么不是坏人？要赵和邓拉开距离还不坏？”陈小鲁说：“那句话是我说的。”但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有这件事：邓讲过“动乱”以后，5月初，我们中心一次开会的时候，陈小鲁说过，现在邓在学生中的形象很坏，赵紫阳最好和邓拉开距离。不然，学生会对紫阳不满。我当时根本连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认为，提出“理智、秩序”就已经和“动乱”的调子拉开距离了。所以，连表扬一下他我认为都没有必要。很快我就忘了。
鲍：赵开始也否认，说不认识这个人。其实，他怎么能不认识这个人呢？中心开会的时候，总是见过的，我也介绍过是陈毅的儿子。紫阳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在英国使馆当武官，大概谈过几句话……
陈：那是哪一年的事？
鲍：85年。
陈：那怎么会跟89年的事有关系呢？
鲍：是啊！？
陈：他们对你写的材料有追问吗？
鲍：没有。交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陈：再没有反复，说明他们对你的解释是满意的。
关于鲍彤家世的一点误解
接着，我向鲍先生求证了一个关于他的家世的问题。
陈：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您的祖上和翁同和有关系，参加过戊戌变法，是这样吗？
鲍彤颇感意外地说：“没有。”又略作一番思索后，他说：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产生的误会。他的舅父叫吴其昌，曾经当过唐文治的学生，唐文治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办者，而他当过宣统皇帝的父亲的老师。吴其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个老师是梁启超。翁同和是“帝师”，唐文治也是“帝师”；梁启超领导过戊戌变法，所以，他们就以为吴其昌和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了，其实，是两个时代的人。吴其昌是1944年去世的。
陈：因为这个误会的历史渊源，我把您在1989年的一些做法，与维新志士的血缘关系作了一些联想，重订《史》的时候，要改正过来。
我在《史》中写道：这个“亚行讲话”是由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因此，不仅可能尽量多地表现出赵紫阳的个性与对待学运的独特立场，而且简直可以说完全表达这位神秘秘书的个性和立场。与领袖的鲜明的务实风格和对意识形态问题无兴趣不同，他的秘书鲍是一个有头脑、有理论、有才华并且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在赵来到中央后，他一直扮演着头号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据知情人称，赵的改革领袖生涯中，这位幕后英雄始终是最能影响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这一角色，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
鲍彤的祖父曾参加过19世纪末晚清的“戊戍维新”。他多次与人谈到，他愿为前辈没有完成的，中国20世纪末的改革成功贡献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行事干练，讲原则却又较少衙门习气，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次遇险中，他都毫不犹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有许多人认为，自胡耀邦出局以后，赵紫阳因其年轻和泼辣，在当时中共高层确属“稀有动物”，但从思想基础，改革思路来说，他与邓小平、万里并无多大区别。并且，他的一生不仅没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为什么在1989年，他会做出既与他的几位同盟、同道、同党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笔者以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国命运，在这样的家史国史中熏淘，以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偶像的鲍彤，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这番发挥的议论，虽然也自成道理，但其追溯的“祖源”应有所更改。因为吴其昌也不是凡俗之辈。回到家中，我请朋友帮我搜索了一下网上资料。关于吴的纪录有：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海宁硖石人。幼失父母，生活艰困，眇一目，刻苦好学。8岁即能日记数百字。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好治宋理学。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例假日常怀烧饼坐图书馆中，攻读终日。1923年毕业后至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1928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吴其昌一生爱国。在无锡国专时，慨国事日非，曾上书政府，洋洋数千言。唐文治大为激赏，改杜牧诗赞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1926年参加318反帝大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旁飞过，当即扑倒在地，方免于难。918事变后，与夫人诸湘、弟世昌乘车南下，谒中山陵痛哭，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传为爱国壮举。抗战开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临终前一月，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40岁。
关于那件震惊全国的“哭陵事件”，确切时间是在1931年11月20日。参加者有吴其昌本人，其弟吴世昌和妻子诸湘，所以又被称为“阖门绝食”。当时，他们在总理灵前宣读的的“绝食宣言”——《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
若从遗传学角度考量鲍彤先生的行为倾向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件。
赵紫阳并无“抛邓”之意
这次与鲍彤先生的会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修正了我（相信也是海外媒体）一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赵紫阳在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时，是否存在“抛邓”的意思？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陈：紫阳，或者您，知道香港发表“倒邓保赵”文章的事吗？你们看到过，或者是否订阅了那些刊物吗？
鲍：我们中心，紫阳办公室，都有这些报刊，秘书给他堆在那里，他有时看，有时不看，有时看得很仔细……香港人要怎么写，张五常怎么说，不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严家其说，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他说“非程序更叠”……
陈：就是高瑜发在《经济学周报》上那篇采访严家其、温元凯的文章吗？？
鲍：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很影响邓和赵的关系。我觉得，严的这个讲法有点……有点敏感过度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但这可能引起邓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严家其是你的人。
陈：是不是当时他们也听到一些风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这个渠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鲍：当时，确实有这个谣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苏跟人讲。但是，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其实，说起来很好笑，严家其是谁推荐的呢？是胡乔木。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说他懂政治学，表现也不错。
陈：胡乔木当时是不是还是很往这边贴的？
鲍：这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他和邓力群不同，邓是见风不使舵的人。……刚开始，严还不愿意干，我还到他家去找他。一开门，是高皋，问，你来干什么？你要家其做官，我不同意。她说做官的没好人……
陈：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前，他问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直播”，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听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后还议论，说“以前根本不理咱们，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这件事，是不是事前有考虑的？
鲍：事前紫阳对我说过，就按照这个讲话直播。但是，我看电视，播紫阳讲话时，他是这个姿势（做闭眼举头张嘴打鼾的样子）……
陈：这很奇怪。我不记得当时播出的情况了，最好以后再看看这个情节。
鲍：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但那段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我加上去的。
姚：广东顺德的一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后来说：如果是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邓的吗？
鲍：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似乎是五四以后），毛毛找到阎明复，哭了，说邓在学生中的形象搞坏了。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改善邓的形象，缓和他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学生说他“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嘛！
陈：您当时真的没有抛邓的想法？
鲍：没有，是想保护邓。当然，现在这样说也不必要了，因为海外……
陈：不，不，我们不管现在怎样讲是否策略，好像邓后来杀人了，你当时的想法就不该说了。当时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是搞历史，不是搞政治。
姚：你的动机是要保护邓，但XXX看了以为是发出倒邓的信号……
陈：我们当时都是这个感觉……
姚：他和赵都太没有政治经验了。
陈（对着鲍彤）：您承不承认是“没有政治经验”？
鲍（略为迟疑地）：是，“没有政治经验”。
陈：您是否听紫阳说过“民气可用”这句话？XXX的回忆里这么说。
鲍：我倒是听阎明复说过这句话。你不要把XXX的回忆太当真，他和紫阳根本没多少接触的。
（2007年3月31日于北京）
《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2002年7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曹聚仁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的全部内容。在封底内扣中，写有这样的宣传话语：“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本文无意对该书进行整体评估，祇想讨论一下曹聚仁的“谈右派”，是不是像出版者所宣传的那样“客观、中立、公正”，是不是像曹聚仁自己在《北行三语。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近于诡辩”的“谈右派”
《谈右派》是曹聚仁关于反右派的第一篇文字，他在开场白中写道：“记者南返以后，千头万绪，也不知有多少急事缓事不曾报道；我们到浙江去巡游了6天，那已是一个月前的事，到今天，也还不曾写过。祇因‘整风’这件大事，海外人士太关心了，祇能把一枝笔放在这一重心上。”
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是曹聚仁及妻子邓珂云巡游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等地的专职陪同。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一行人是1957年6月11日上午由北京乘火车南下的。6月18日，他在庐山日记中写道：“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
由此看来，曹聚仁的《谈右派》以及随后的几篇相关文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公正”的新闻报道，而是由中共当局布置给他的真假难辩的统战宣传。对于这样的统战宣传，曹聚仁一直是心领神会的。10年之后的1967年11月18日，他在写给胞弟曹艺的家书中表白说：“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
正是出于这种心境，曹聚仁在《谈右派》中用自称是“近于诡辩”的话语，把自己形容为“反动派”：“我们在沿着长江流域旅行的途中，从报纸上、广播中听到了一些右派人士的姓氏和他们在言行上的过错。后来，在香港看到一张罗列了370多人的名单。……某君就半玩笑半认真地问记者：”你是什么派？‘我说我是’反动派‘，他听了不觉大笑。记者接着就对他说：“你们把我当作左派，我还不懂得左派思想该是什么；要说是右派呢，又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惟有自认是反动派最不错，总有一边会把我们当作反动派看待的；不是这边的反动派，定是那边的反动派，总不会错了吧！’记者的话虽是近于诡辩，他也瞪着眼睛，无话可说了。”
“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并不影响曹聚仁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给遭受政治清算的“右派人士”，加以“莫须有”的思想罪名：“记者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
按照这样的标准，1950年南下香港的曹聚仁自己，分明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而不是所谓的“反动派”。然而，在落款时间为“1958年春”的《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中，曹聚仁先是“莫须有”地捏造章伯钧、罗隆基、艾青、丁玲、冯雪峰等人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以及“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以口实”；接下来便与这些人划清了政治界线：“到今天，记者得声明一句话：记者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但非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所领导，我是‘绝物’，却不是‘右派分子’。”
二、自称“绝物”的“反复颠倒”
《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之前，曹聚仁另有一篇《右派分子的终局》，落款是“1958年2月13日在北京”，也就是他再一次来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昨天（12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曹聚仁迫不及待地给出了自己“想当然”的“右派分子的终局”：“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派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曹聚仁自以为“事实”的“想当然”：1958年3月8日，北京各大学的大批学生右派，遭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被送去劳动教养。另有部分学生，遭到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甚至死于非命。比起号称“首善”的北京，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政治迫害，还要更加惨烈一些。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
然而，曹聚仁置眼前的事实于不顾，在《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一文中，自相矛盾地为反右派运动辩护说：“年轻的一辈，一提到右派分子，就作公式化的按语，说他们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究其实际，他们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愿，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
比起“年轻的一辈……公式化的按语”，曹聚仁的“按语”其实是更加自相矛盾的“公式化”：右派分子一方面“并无‘造反’的野心”，一方面却又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一方面并不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一方面却又是“势所必然”的“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对于这种不惜自相矛盾的“公式化”，被曹聚仁奉为师长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中，曾经有过经典性说明：总是以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的“绝物”即特殊材料或特殊超人自居的绍兴师爷，在处理各种案件时永远正确的根本秘诀，就在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具体说来，绍兴师爷想让原告胜诉，他就会说：“这个人要不是吃了亏，何必要来告状呢？”绍兴师爷想让被告胜诉，他就会斥责原告说：“人家被告不来告状，你这个原告却偏要来告状，肯定是你善于惹事生非打官司！”绍兴师爷要想让老年人胜诉，他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不尊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惩罚！”绍兴师爷想让年轻人胜诉，他又会质问老年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不知道爱护年轻人，是什么道理呢？！”
笔者认为：假如非要给曹聚仁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那就是继绍兴师爷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后，把“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吏手段运用得既熟练又彻底的第一人；而不是夏衍在《怀曹聚仁》中所说的“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第一个”。
至于右派分子的确凿罪证，曹聚仁能够坐实的祇有一个“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吴氏的‘欣然’就道，并非装出来的。”
在另一篇《访罗隆基先生》中，曹聚仁又把“欣然”二字放大为“欣欣然”：“罗氏欣欣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也就是不愿意脱离社会主义阵线的明显表征。……记者毫不带夸大成分地说：新中国使人兴奋的新事太多了，谁都有点恋恋不去了，连记者也在内。”
在中国大陆拥有王春翠、邓珂云两位妻子的曹聚仁，1950年为了逃避“毛泽东也正在砌起了思想上的万里长城”（语出《南来篇》）的思想控制，而南下英国人统治的香港，一边与诸多年轻舞女鬼混，一边公开发表描写风流嫖客与风尘女子纵情纵欲的“淫书”《酒店》。就是这样一位根本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或“公民”资格的“境外”记者，偏偏把自己标榜为凌驾于一切“别人”之上的“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的“绝物”即特殊材料，进而用无法证实的“野心”来抹黑右派分子，再用同样无法证实的“欣然”、“欣欣然”，为把罗隆基、吴祖光们打成右派的中共当局提供政治辩护。在他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文章中，是完全谈不上“客观、中立、公正”的，也是完全谈不上“最好的‘考验’是‘时间’”的。
三、统战宣传的功利驱动
继上述三篇文章之后，曹聚仁还在《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中进一步表示说：“所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处分都是极轻的。……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中共所实行的劳动改造政策，监狱便是学校，也就是工厂。”
应该说，像自己的恩师邵力子，以及直接享受毛泽东眷顾的郭沫若、章士钊那样，在中国大陆享受“天堂”般的优越感和幸福感，是曹聚仁甘心充当“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统战喉舌的最为根本的功利驱动。
1956年11月6日，曹聚仁在写给原配妻子王春翠的家书中表白说：“年来显得我的精神是衰迷了，每逢情绪不佳，梦中必返故乡，……此亦落叶归根之境。但故乡又如何住呢？”
1958年10月，再一次来到北京的曹聚仁，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再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离开北京后，他乘飞机前往上海，接第二任妻子邓珂云返回香港。10月29日，他在写给曹艺的家书中，兴高采烈地表白说：“我到香港，大约有20天勾留，便到日本去，12月底可以回北京了。这是我的打算，也许有变动也未可知。我准备对房子方面领一次情，所以考虑了又考虑，我倒想住青岛去呢！”
11月3日下午，曹聚仁在致曹艺信中，甚至要替对方开口要官：“我昨日搬了家，今日又移入另一新寓，此事甚妙。接来信及妈妈的手谕，我以往，（也可说是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许多事力不从心，目前情势不同，我总要让你担当大一点的工作。因为反正是开口，要开口就要开大口，你一个人做了主管，别人就可以连带有办法了。（我自己永远想站在边上。）”
在这封家书里，还附有写给母亲刘香梅的短信：“织云南来，我们怕要出国去，因此请妈妈南游，要等到我们移家广州以后了。”
连梦牵魂绕的江南故乡都“住”不下去的曹聚仁，是绝对不会像“右派分子”吴祖光那样，到“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的“监狱便是学校，也就是工厂”的“北大荒”，去接受佛家所谓“苦修行”的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他所希望的是无偿享用中共当局提供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一年之前，第一次到大陆采访的曹聚仁，最先报道的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文人生活：“最使我觉得‘扬眉吐气’的，（当然替别人觉得如此。）就是在今日新中国，祇有文艺作家才有成为‘暴发户’的可能，有如中了马票头奖似的暴发。……举几个现成的例子：那位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就是这一种译本，拿到人民币15万元的稿费；而那位写《保卫延安》的青年作家杜鹏程，也在一年之中，得到了人民币15万元以上的稿费。（合港币四十万上下。）”（语出《寄徐伯訏先生——北国的作家生活》，徐伯訏是著名作家徐訏的本名。）
对于中国大陆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中共当局不惜以思想罪和文字狱剥夺本国人的思想自由和精神创造的政治高压，曹聚仁是完全明白的。1960年，自称“我的思想，既不是‘亲共’的，也不是‘反共’的，勉强来说，我可以说是属于‘知共’”的曹聚仁，在《北行三语。后记》中表白说：“凡是革命政权，都是被当时的一部分民众所诅咒的。我知道在中共政权之下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不过孙中山在他的遗教中，就明明白白要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所以台湾的口号和大陆的口号是相同，有集团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而且要为集团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我们要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话，那就得另外寻找奋斗的途径。”
由此可知，出现在曹聚仁笔下的吴祖光的“欣然”和罗隆基的“欣欣然”，其实是他对于右派分子“不自由”的生存状况的恶意粉饰。待到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派的政治错误之后，得到平反的吴祖光和他的妻子新凤霞，以及其他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所表现出来大都是血泪控诉，而不再是所谓的“欣欣然”。
与中国大陆被打成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相比，曹聚仁确实找到了祇属于他自己的“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途径”，那就是一边在香港享受英国人庇护下的言论自由，一边以境外记者的身份，把脑袋伸进中国大陆，替剥夺本国民众的人身自由及言论自由的中共当局提供“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统战宣传。他的好友徐訏，在《悼曹聚仁先生》中对此曾有经典说明：每个人性格上都有矛盾的地方，曹聚仁则特别显著。他的号召人家返回大陆，有点不顾人家死活的“老鸨”心态。
18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思潮抬头，在100年之间，许多新兴的政治民族国家（德语：politische Nation， Staatsnation， 英语：state nation）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将全球的政治生态打乱了，许多小国被强制性地划归到大国之中。到了世纪末，苏联大帝国解体后，许多曾经附属的宗主小国都纷纷要求独立，有的不发一枪一弹就用手或脚投票成功，达到独立的目的了，如波罗的海三小国、如斯洛伐克；有的付出血的代价，还依然达不到目的，如车臣。还有一些文化民族国家（德语：Kulturnation， 英语：culture nation）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卡泰隆尼亚（Catalonia ）它们也要求独立，前者采取温和的投票方式，后者不时使用暴力恐怖手段，然而两种方式，都还是路遥漫漫。
文化民族国家的定义是：种族、语言、习俗、传统、文化和宗教相同的族群，它们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中，这些人有共同的归属感，也就是民族情感。世界上这种文化民族国家很多，巴尔干半岛的火药库前南斯拉夫，现在中东地区的炙热战场，像巴勒斯坦，像散居在各个国家的库尔登族，它们首先都是文化民族国家，却都争着要争取独立，成为政治上的独立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采取暴力流血或战争的手段，或可达到目的，但是牺牲太大，令人不禁要问，这样由鲜血铸成的独立英雄纪念碑，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西藏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民族国家，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因为它在被中国1951年占领之前。是个相当孤立与现代文明科技之外的国度，它不具有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也有学者称它为“自然民族”（Naturvolk， nature people）。由于虔信藏传佛教，又地处雪域高原，这个民族于世无争，并且几乎不具有自卫的武装能力。20世纪上半叶西藏曾经数度被英国、印度和中国逼上谈判桌，也趁机表达了自己既有的独立地位和愿意维持独立状况的意愿。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后，就进行对西藏的血腥镇压，这时才有藏区各地的武装抗暴，鲜血一度染红了这片宁静的高原。
年轻的达赖喇嘛被迫于1959年流亡印度，倏忽一过将近半世纪了。这期间中共先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发动了文革，摧毁了90%以上的寺庙、和尚尼姑扫地出门，疯狂的红色恐怖席卷整个藏区。胡耀邦是80年代第一个开始在西藏纠正错误、减免税收、逐步恢复藏人宗教生活的政治家。进入90年代，北京政府变本加厉，鼓励大量的汉族移民对西藏实行汉化政策。同时对藏区进行地质勘测，发现这儿原来是蕴藏各种金属矿物的宝库。可以预测，中国绝对不会放弃这一块口中的肥肉。与此同时，西藏今天被汉人带进的原始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风潮所影响，社会人心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纯朴和虔诚。
达赖喇嘛流亡北印在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数十年生聚教训，他于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目前成为世界首屈一指令人尊崇的道德精神领袖。虽然离开了故土故国，达赖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至高无上的神明和领袖，在西方世界，他被推崇为睿智、仁慈的大师，是茫茫人生中指点迷津的一盏明灯。
中藏之间的接触和谈判始于1978——1979年，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回到西藏一行，受到藏民万人空巷的欢迎，令中共感到自己对藏人改造洗脑的失败。此后十数年双方时有接触，却乏善可陈，直至1993年谈判完全中断。当时北京正在八九天安门屠杀和达赖喇嘛的获奖的余震中挣扎着。双手沾血的北京政权被世人鄙视，却眼看着达赖喇嘛逐渐上升成为国际上的一颗智慧仁爱之星，谈判自然不可能了。将近10年之后的2002年起始，双方终于又开始了不定期的谈判，如今已有5轮了。
这些谈判，除了2006年6、7月间的那次之外，会谈地点都在中国国内，并且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的压力下举行的。藏方虽派出达赖喇嘛的特席代表，却往往被当作高级观光客一般的接待，故意矮化，不被当作平等的谈判对手。也不获准会西藏去会见藏人。祇有2006年的会谈是在第三国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虽看似随意，其中的意义却不寻常。这次会谈即使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却象征着两个政治实体的平等的对谈。这在喜欢在小动作上布下各种伏笔的中共官方，可算是改变了以前从上到下的倨傲姿态，应当算是一种进步。
从数次的谈判特使嘉日。洛珠坚赞2006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上的公开演讲中，可以将中藏谈判的难点列举如下：1、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的诚意始终怀疑。其实诚意值得怀疑的是中共一方。达赖喇嘛近年来提出“中间道路”，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说法；他顺从了北京的要求，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临时取消了访台的计划；西藏流亡政府几年来一直要求藏人和国际人士不要为西藏问题进行抗议活动。这些善意友好的姿态，并没有减低北京的杀气，对宗教人士和抗议、逃亡的民众动辄冠以分裂主义的帽子，照样打杀。谈判桌上的气氛依然针锋相对，一步不让。 2、藏方希望能改变藏族人散居各地的情况，让他们能生活在同一个行政区。中国不考虑，也不接受。这涉及到“大西藏”的讨论。 这种提法中方是完全听不进的。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居住的藏民祇占全部藏人的50% 还少。其他都分散在青、甘、川、云各省的自治区。由于怕在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上被“稀释”，故有此提法。但估计这将是双方最难越逾的一道墻。
3、双方对高度自治的内涵，理解不同。所谓的高度自治是让西藏保持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换句话说，汉人停止大量的同化性移民。现在大西藏地区的汉人，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已经超出了50% （750万比600万），比藏人还多。 藏族习俗和宗教文化的特征正被强势入侵的汉族商业文化所侵蚀，在一点点地消逝。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中藏之间的谈判实力悬殊，作为谈判老手，北京方面以逸待劳。当年内战期间跟国民党谈判前后10年，它先是处于劣势，却采取了拖延、迂回的策略，打打谈谈，并配合军事行动，最后转败为胜，从谈判桌上走上了权力的金交椅。今天国共又展开了谈判，双方的实力似乎对调过来，如今北京摆出大吃小，强欺弱的架势，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市里为后盾，诱人的商机将台商吸引过去，现在看来台湾是居于弱势了。但是我认为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分裂，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争权，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嫌隙和宿怨，换言之，台湾如果在谈判中占弱势，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人少势弱，而是因为内部不团结，人心散涣在精神上先溃败了。
中藏之间的谈判、西藏流亡政府的走向、西藏未来的命运这一系列的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来，藏方手中似乎没有什么有利的条件，但是它手中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达赖喇嘛在藏族人和国际世界的道德声望和人气。不论古今中外，一般流亡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内部都很复杂，阴谋、内讧、明争暗斗，少有能成气候的。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并没有这种现象。笔者曾到过达兰萨拉，亲见过流亡政府的一些官员和他们的政府组织和社会教育各部门，感觉他们团结努力，矢志建设。海外的西藏组织都能凝聚在达赖喇嘛的周围，藏人也都心存虔诚，敬爱他如神明。
对于西藏的未来发展，我有以下的几个建议：
1、谈判走向“国际化”。争取今后将谈判的地点从中国移到第三国，避免单方面地到北京去，不但自己气短，也给人城下之盟的感觉。
2、官方和民间应当平行运作，而非自上而下地指令。达赖喇嘛强调希望西藏未来是个民主、平等而自由的社会，他力主在流亡社区进行自由选举和议会制，那么流亡政府也应当尊重民意，不要干涉那些有别于“官方”意见的组织和个人，尊重他们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换句话说，政府不应“劝阻”藏民自发的抗议和示威活动。
3、转世灵童祇能在达赖喇嘛逝世之后产生，因此除了首席嘎夏必须及早做好“辅佐摄政”班子的准备。
4、继续争取国际上的道德声援，一方面对西方政府进行游说，一方面善用西方民间巨大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全世界有几百个声援西藏组织，他们的成员从国会议员、著名演员到文化知识界的名人和普通公民。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会因达赖喇嘛的离开人世而消失。
结束语
西藏问题似乎祇有等待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时，才能在公平和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的原则下得到解决，而这一天不会太远。西藏境内和境外的藏族人必须内心坚定，抗拒劣俗的商业文化和物质主义，尽量保持自己传统的语言、文化和宗教， 以精神力量对抗物质诱惑。从世界史上看，许多民族、文化都是在艰难险恶的困境中求存的，外力不能摧毁它们，他们唯一的敌人是本身的精神和信仰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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