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苏童王安忆陈村等80年代作家重聚共贺新书

 

昨晚,一场文化盛事在同乐坊芷江梦工场上演,著名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著名作家余华、苏童、王安忆、陈村等嘉宾汇聚一堂,为里程(程永新)同贺新书《穿旗袍的姨妈》发布。小说中洋溢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气息,以及多位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的知名作家的出席,使得这个活动成为一场80年代作家的集体怀旧聚会。

作者里程道出对《穿旗袍的姨妈》以及当代文坛的期望:“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规模试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少,也涌现了一批新人,但整体看来,是处于繁荣之后的休整期。如今,‘网络化’时代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不能低估畅销书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力,从国内外一些畅销书和国际流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来看,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评判,也有一个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对于写作者来说,不能囿于传统的写作方式,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因素’都要拿过来,对传统的写作理论要进行重新调整和梳理,对出现的一些年轻写作者和新的写作现象要特别关注。在文学急剧走向边缘化的状况下,写作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生活的那片蓝天下的各种事物的内在关系,让写作为我们的时代增添新的色彩。”

因为《兄弟》而在争议中越来越红火的余华,在回忆了与里程的交情之后说:“在屈辱和悲凉中,‘我’艰难而无知地成长。一个人和一代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有着20多年文学编辑从业经历的里程竟写出这样一部简洁而博大的长篇之作。”余华还透露说,他自己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动笔,是一个多年来酝酿已久的构思:“我是第一次写一个‘讲完整故事’的长篇,以前的都不是完整故事,主人公是两个男人,目前的完成度还是满顺利的。”

《重庆晨报》向陈丹青致歉

 

昨日重庆晨报第5版《陈丹青:于丹是被训练出来的》一文标题,由于编辑处理不当,对陈丹青先生的话片面理解,以偏概全。事实上,据了解,陈丹青先生一向支持易中天、于丹和《百家讲坛》。该标题容易产生歧义,对陈丹青先生和于丹女士有所伤害,在读者中造成不良影响,在此向陈丹青先生深表歉意。

重庆晨报编辑部

陈丹青致函《重庆晨报》及网络读者全文

今晨贵报第五版刊出采访稿《陈丹青:于丹是被训练出来的》,即时被各网络转载。该记者及相关编辑曲解、简化本人应答,抽取此句率尔作为通栏标题,错谬之甚,影响之恶,不言而喻–过去三周,我为新书问世已接受五六家媒体采访,每家均问及”于丹问题”。本人支持电视学者,去年成文为易中天辩护,虽未看过于丹节目,自亦支持,并对十博士抵制一事,出语讥讽。前天机场候机来渝,适巧伫看机场电视播放于丹节目,因此当贵报记者又来问及,大致应答三点:一,再次讥讽十博士,支持于丹;二,我发现于丹讲述时的语速、形态,与易中天等模式均极相似,无口误,节奏均匀,过于正规;当时有机场知情者笑曰:中央台严格训练讲坛专家,经常重录多遍,以便讲述风格正规而统一;三,以我在纽约长期所见高端学者电视节目,务求本真、自然、个性,每位讲者的语速、语调、情绪,甚至口误、结巴等等,均高度保持讲述者的性格,尤其是现场感、亲切感、真实感。我对中国媒体长期以来单调划一的节目腔、教训腔、文艺腔,厌恶已久,因此表示:中央台这种训练与思路非常愚蠢。我知道中外媒体文化的深刻差异,愿就此例,坦率批评这种媒体文化及所谓”电视美学”。

以上回应和”于丹是被训练出来的”之间,差异何在,不言自明。本人这类经历非止一回,不值一辩,惟此番离谱过甚,严重伤害百家讲坛讲主,故不得不有所表示如上,非特与贵报为难也!此刻得贵报及时处理意见,幸何如之,谨表谢枕。

陈丹青2007年4月26日凌晨于重庆旅次 

中国银行业:权力荫庇下的发家史

 

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惊人存贷款利差。(4月25日《北京晨报》)

吃存贷款利差是银行敛财的一大捷径,这一点我们并不陌生;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中资银行吃利差不仅吃得心安理得,而且吃得“卓尔不群”。《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提供的数据是,在中国,一笔交易银行可以轻松赚到至少300个基点的利差,而在成熟的市场上,能达到20个基点已经很不错了。利差如此悬殊,既可佐证中资银行生财有道,又可看出外资银行不如中资银行“长袖善舞”。

由此笔者想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日前,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阚凯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仅仅在上半年六个月的1370亿元收入中,税后净利竟然高达302亿。相比之下,全世界电信运营商的利润率没有一个超过10%,而美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的利润率仅为1%。对比这两类现象,结果都惊人的相似,难道是偶然吗?为什么美国移动运营商的利润率远远逊于中国移动运营商?为什么外国银行不像中国银行一样大吃特吃惊人的存贷款利差?我不相信外资企业愚蠢透顶,我也不相信外资企业不想发财。

也许《现代快报》4月24日的一则消息能提供答案。报道称,渣打银行在南京开始大规模招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渣打银行碰了一鼻子灰,薪水虽高,但油水太少,不少中资银行骨干不太愿意去,外资银行难挖别人墙脚竟然成为尴尬的现实,真是咄咄怪事。渣打银行为何碰壁?且听中资银行的员工怎么坦言。光大银行的一名骨干说:“对方虽然给的薪酬不错,但给的岗位是个‘清水衙门’,要求他只能拉存款,不能做贷款,这比起目前他所从事的信贷综合业务岗位,‘油水’显然不足。”一名招行的资深人士更是直言不讳:“给了我二十万的年薪,但是要求除了渣打规定之外,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特别要求与客户的交往中,一定要清清爽爽,请客户有规矩,被客户请更是非经批准不得前往。这和中资银行的‘放手去干’的传统不一样,其中与客户之间互相‘优惠’的可能没有了,外快也就没有了。所以,外资银行的‘清爽’,让很多习惯于‘灵活操作’的中资银行骨干不习惯。”

稍加分析两名中资银行员工的言谈,不禁让人恍然大悟,甚至有“醍醐灌顶”之感。两名中资银行员工的潜台词即是,中资银行的员工既可以拉存款又能做贷款,既可以允许“放手去干”又能“灵活操作”,一言以蔽之:有油水可捞。透视这一条存贷款路径,中资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想不惊人都难!这些利差一部分上交银行,一部分被装进了银行员工的腰包,埋单的自然是广大客户。当初分析中移动和美国移动利润率惊人差别时,阚凯力说:“如此骇人听闻的超额利润,只能说明我国移动资费的水平还是严重偏高,今后必须继续大幅度降低。”阚凯力认为,我国手机资费没有降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近年我国的移动通信业一直维持着双寡头的垄断格局。以此论断来打量中资银行的发家史似乎也比较契合。如果银行巨头没有纵容,员工会拼命地拉存款放贷款吗?如果规定严格、制度详备,机制“清清爽爽”,还会存在如此多的乱象吗?总之,如果没有权力荫庇,惊人的存贷款会安享至今吗?

惊人存贷款利差是好事吗?对那些在权力荫庇下安之若素的管理者来说也许是好事,对那些靠既拉存款又做贷款以便从中渔利的员工来说也许仍是好事,但对整个银行业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隐匿在存贷款率惊人的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同时也预示着银行造血功能的蜕化——“吃利差则使得中国银行业丧失了其向更高业务拓展的动力”。日前,四大外资银行登陆内地,有人迅即指出其存在四大硬伤。殊不知,这些所谓的硬伤只要假以时日便不复存在。外资银行是狼,是经过市场洗礼的狼,是摸爬滚打后逐渐凶猛的狼,中资银行靠什么与狼共舞?难道是惊人的存贷款利差?当门槛逐渐降低,当竞争主体取得了平等的市场地位,惊人的存贷款利差将永远也无法复制,因为客户将不会傻到再度投怀送抱、主动被宰割。市场永远也不相信眼泪,没有市场意识,没有开拓创新,没有忧患意识,最终只能咎由自取。

美国人的宽容令人动容不已


下载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官方网站

发生校园枪击案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停课一周后,本周一正式复课。除出事的那座教学楼关闭外,教学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在停课的一周里,学校举办了多场悼念活动。令人意外的是,凶手赵承熙和32名遇难者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

据此间媒体报道,在20日中午举行的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其中包括32名遇难者和自杀的枪手赵承熙。次日,33块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被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的草坪上,其中一块悼念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旁边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 ,“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维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对凶手的宽容意味着什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薛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认为凶手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心理有毛病,可惜没有及时得到社会、家庭的关心和救治,才导致悲剧的发生。所以在悼念活动中,校方也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体现人性关怀。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死里逃生的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告诉本报记者,“最初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问过我‘现在还恨不恨凶手’,我回答说“凶手都死了还恨什么’”。后来,这位女博士参加了当地基督教会的祷告活动,“当牧师提议为33个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祷告时,我深有感触。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凶手孤僻、性格扭曲,却没有被关怀和治疗,社区是有责任的,同时凶手的家属也是受害者。”

旅美作家林达分析说,这次枪击事件的制造者,很早就被发现有极端的暴力幻想,学校和教师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相应的治疗和措施。社会应该从医学研究的特殊角度,去了解病患感受,以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安全,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同时也注重有效预测他们的行为,尽量减低他们和社会的病态冲突。

一位专门给新移民上英语课的社区教师桑迪对记者说,凶手8岁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由于文化冲突,未能融入美国社会,最终抑郁成疾。这起惨案提醒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新移民的心理健康。她认为,宽容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办法。

曾经一度被误传为是“涉案枪手”的华人学生江伟恩在澄清真相后,没有纠缠于媒体的误报,而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呼吁关心事件中的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并将他在线收到的一笔捐款转交给慈善机构。记者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官方网站看到,一个专门用于救济死难者家属并为他们的心理康复提供帮助的基金已经开始网上募捐。据悉,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也在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目前已募得2100美元。

记者注意到,枪杀案发生至今10天了,美国媒体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关于凶手赵承熙父母的信息几乎没有(除了有报道说赵的父母企图自杀外)。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一位教师认为,这是美国新闻界自律的表现。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去采访处于深度内疚的凶手家人,就显得“出格”了。直到赵承熙的姐姐赵善敬在事发后的第5天主动出面道歉,人们才有机会了解赵家人的想法。一位网民在赵善敬道歉信后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你也失去了你心爱的人。”

对校园枪案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有先例。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阿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杀死包括自己导师在内的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饮弹自尽。然而,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称卢的家人同样是受害者,希望以宽容的态度分担彼此的哀伤。

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看了媒体的报道后说,如果美国主流社会对凶手尚能持宽容态度,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亚裔学生会因这次枪击事件而受到歧视。因为理性的人都明白,像这样的悲剧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它与族裔无关。

附克黎利家人致卢刚家人的信

致卢刚的家人:

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巨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许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

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诚挚的安·克黎利博士的兄弟们

弗兰克/麦克/保罗·克黎利

笑 蜀:奥运效应从重庆开始

 

拥有一切强硬手段的重庆地方政府,却最终不能不放弃强硬态度,坐下来与自己的公民杨武夫妇对等谈判,而这么做从来都被认为是大忌。据说政府与自己的公民对等谈判的头是决不能开的,政府决不能对自己的公民让步,向自己的公民示弱,否则就会损害政府的权威。

但重庆地方政府终究还是坐下来跟杨武夫妇谈判了,对杨武夫妇让步了。重庆钉子户事件因此和平解决。导致这个一反常态的结局,固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则如当地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的,是国际媒体蜂拥而至。国际媒体云集迫使重庆地方政府不得不遵守基本的国际规则,那就是:你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你必须在人的生命面前止步。否则,无论你有着什么样的理由,你都不能逃脱杀人之罪,你都将被钉上耻辱柱,面对全世界的谴责。

不惜一切代价,这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流行语,在我们过去的理解中,它展示的是一种果断,一种豪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流行语并不那么美。为什么呢?不惜一切代价所不惜的最关键的代价,其实往往是生命,而且往往是别人的生命。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个流行语展示的不过是一种傲慢,一种冷血,一种极端的自私。

人高于一切价值,每个人的夭折,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都必须尽可能避免。这是二战以来人道主义理论的最大突破,也是普世价值的核心,或者说现代文明的核心。正因为如此,现在即便两国交战,即便对于对方军人,也务必要杀伤最小,何况对于平民。可以无视人的生命、敢于从平民的身体上碾过去的力量,该是一种何等野蛮的力量!何等邪恶的力量!国际媒体传递的这些信息,无疑给重庆地方政府以巨大压力,杨武的存在因此成了推土机无法逾越的绝对高度,强拆令无从实施。

重庆钉子户事件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国际规则起了作用。而重庆地方政府现在应该知道,当初给他们带来压力和痛苦的国际规则,最终却给他们带来甜头。如果不遵守国际规则,他们现在要面对的肯定是噩梦。但因为遵守了国际规则,他们现在正收获着平安,收获着荣誉。对自己的公民让步不仅没有使他们丧失权威,反而使他们赢得普遍尊重。国际规则原来并不可怕而反倒有些可爱——假设没有经历钉子户事件,纵然再过一百年,当事官员恐怕也很难有这样令他们惊奇的体会吧。

国际规则大举进军,迫使我们趋近普世价值,从而提升我们的文明水准,这是毋庸置疑的。三十年对外开放,事实上已经提升了我们的文明水准。从前哪怕是数十万人非正常死亡、乃至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悲剧,都可以被遮蔽。而现在,人命关天的古老传统正在恢复。对于生命的轻践是不可饶恕的罪,对于生命悲剧的遮蔽是不可饶恕的罪,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文明最大的进步。而人们常常在慨叹当下道德沉沦时,忽略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运来到了中国。这样来到中国的奥运之于中国文明的进程,无疑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将最终为中国点亮现代文明的眼球。如果说,中国主要通过加入WTO而在经济上逐渐与国际规则接轨,在经济上逐渐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主要通过奥运而在价值上逐渐与国际规则接轨,现代文明通过奥运而普渡中国,将是不难断言的。

这样的效应,我们不妨称之为奥运效应。因为奥运带来的开放,国际媒体才会云集重庆,地方当局才不敢不惜一切。而这不过是奥运效应之初试锋芒。压力既然能够改变重庆钉子户事件,压力就将更广泛更深刻地改变中国。总之压力政治之下,国家才有进步的希望,权力战车在生命的权利面前止步、政府尊重自己的公民,才会成为常态。中国因此可能正面临着百年以来最好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加速我们融入现代文明的进程,正可能是我们当下最为重大的使命。

从大恶到大善--苏联创建立和解体的联想

 

俄国前总统叶利钦去世了,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帝国终结者。回顾叶利钦的生平,也就是回顾苏联的历史,尤其是苏联解体的历史。

苏联这个名词在世界历史上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政体。从建立到解体,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创立了两个先例。第一是通过政变推翻合法政府,然后用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建立起一个依靠专政治国的政权,然后对整个社会进行全盘改造。“政变”、“专政”、“社会工程”和“改造人”这些名词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是非常罕见的,而十月革命等于是给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和政治狂人提供了一个启发:原来政治权力可以通过这种暴力手段获取,而对社会的支配欲也可以在“改造社会”的名义下轻易实现。而这个先例的产生,与其说是所谓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不如说是像列宁那样具有坚定意志和不择手段的政治家的胜利。

如果说苏联的建立在人类政治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恶的先例的话,那么它的解体倒是恰恰相反,在人类历史上创立了一个独裁权力也可以行善、甚至自动放弃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的先例。苏联毫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即一个通过领土扩张建立起来的、用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所维持的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

今天很多左派喜欢谈论所谓“帝国”,说美国是今天的“世界帝国”,这是一种毫无历史常识的说法。二十世界真正的帝国是苏联,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太短命,而且都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作为帝国并不持久。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帝国和平地接受再也无法维持下去的现实,自动放弃帝国的权力,和昔日被控制的帝国各部分平等谈判、和气分手、再建立松散的联合体。绝大多数帝国都不甘心垮台,最终是在军事失败中分崩离析或者被新帝国取代的。但苏联不是这样,在世界历史上它是唯一一个在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时期不战而降、和平接受解体的帝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苏联了不起的地方。

哲学上有一个词叫“吊诡”,用在历史上可以指那些不可思议的而恰恰发生了的充满了辨证意味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苏联从聚到散七十多年的历史之吊诡之处,就在于它的建立是最大的恶,而它的解体又是最大的善–说它是最大的善,是因为我们难以想象,以苏联那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它的统治集团坚决不肯放弃权力和对帝国的控制,那么对世界究竟意味著什么。

那么,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大善会发生在苏联呢?这又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又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人们通常用经济停滞、体制僵化和人心思变作为解释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些可能都很重要,但我想,在苏联面临体制性危机的重要时刻,如果掌权的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强硬派,那么,以苏联当时的所谓“硬实力”和帝国的庞大版图,它完全可以挺过危机,然后不死不活地拖上很多年,让整个世界为它的苟延残喘付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解体又是在和十月革命相反的意义上重现了个人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当年列宁的大恶创立了苏联帝国;七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和叶立钦的大善又导致了这个帝国的解体。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历史的吊诡吗?

刘晓波:狂妄成精的李熬(《单刃毒剑》之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四部分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中共统战游戏批判

三 狂妄成精的李熬

继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的政客陆续来大陆开拓政治市场之后,台湾的“政客式文人”李熬也来大陆开拓言论市场了,政客进人民大会堂朝拜中共权贵,“政客式文人”登大陆最著名的“高级奴才培训基地”的讲台。

尽管,李熬自称:我要让大陆民众知道,李敖比连战、宋楚瑜更会演讲。但在我看来,李熬的“文化之旅”,象连战的“和平之旅”和宋楚瑜的“搭桥之旅”一样,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朝圣之旅。”

谁都清楚,大陆对李熬的青睐,源于反台独的统战需要。浏览大陆的各大网站,李熬的形迹“既红又黄”:一面是政治上“狂傲的反’台独’斗士李熬”,这符合大陆的绝对政治正确,为政府和愤青所爱,所以,李熬反台独的言论遍布大陆媒体;另一面是私生活上“李熬放荡不羁的精彩恋爱”,这符合才子佳人的经典娱乐模式,为喜欢窥探名人花边的大众所爱,李熬私生活的照片在几大网站上都能见到。所以,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建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大陆媒体上遭到全面封杀,而李熬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仅仅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却被大陆媒体热炒了一阵。

另据东森新闻报道:李敖到北京的第一刻,大陆官方就祭出大排场,机场保安工作管制之严,不输给台湾政党领导人,迎接李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政党访问团,超级保镖加迎接车队,中央警卫局出动十几位保镖,个个人高马大,身上黑墨镜、黑西装、身高起码180公分,看上去都是狠角色。大批媒体记者被赶出了大火气,保镳和记者爆发冲突。

(一)骂谁夸谁一清二楚

最善于自吹自擂的李敖,兼具才子的博学、尖刻和文人的狂躁和粗野,曾以良心犯的资历和大胆的文字,先在台湾变成“明星文人”,继而在八十年代的大陆变成反独裁反传统的斗士。然而,自从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以来,享受着言论自由的李敖,反而在写作上露出江郎才尽之态,在台湾言论市场的份额急遽萎缩。于是,精明的李熬转向大陆,以煽情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拓展大陆的言论市场。

所以,他上飞机前对媒体说:他曾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大陆应对他有“基本信任关系”,而且早年国民党执政时期,他多次被人向台湾警备总部检举是“匪谍”,既然曾被当做是“共产党的间谍”,他这次去北京会“向党中央报到”。(他到北京机场的感言是:“今天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自己人的身份访问大陆”。

据凤凰卫视报道,李敖诳天安门,解说员请他留言。他写下“休戚与共”四字,并解释说:“休”代表快乐,“戚”代表难过,“共”就代表共产党。在天安门城楼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向李敖介绍,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地方。李敖听说,赶紧在此留影,又对着广场上呼喊他名字的热情观众和记者挥手致意,但只挥了一下,就机警的反应过来说:“我可不能乱挥手”。

近年来,从李熬关于两岸关系的言论看,他已经陷入大中华民族主义高于自由主义的魔术之中,反台独反得颠三倒四、满嘴流油,动不动就以外省人的傲慢贬低台湾本省人。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声赞美“一国两制”的李敖,开始了新一轮的堕落,爱国大旗举的越高,堕落得就越快。

被大陆民间称为“中央电视台香港频道”的凤凰卫视,自然会对赞成“一国两制”的李敖情有独钟,专门开辟《李敖有话说》节目,也使李熬再次进入大陆人的视野。看李敖在电视上的表演,表面上还是骂人骂得百无禁忌,而实际上是用叫骂台湾政客来向中共政权献媚。我必须承认,李熬献媚的技巧确实高于中共的御用智囊。

李敖是很狂妄,自称五百年来中文写作第一,但他并非癫狂得目无一切,面对不同的对象,他表现出一种政客式的精明,拿捏分寸和把玩辞藻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对台湾政权,无论是两蒋时代还是李登辉、陈水扁的时代,他骂遍了台湾的政客和名流,且骂得百无忌惮、心花怒放、脏话跌出;而一旦面对大陆政权及其高官,他马上变得温柔敦厚、语带媚腔,偶有批评,也是避重就轻,很礼貌很分寸。

比如在《李熬有话说》中,他骂李登辉是叛徒、骗子、认贼作父,骂陈水扁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甚至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他说:“我讲到这里先向希特勒抱歉。因为希特勒他是能干的人,几乎统治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陈水扁在台湾像个瘪三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他说陈水扁上台证明台湾是假民主,靠的不是皇权时代的继承、不是战功、不是为民服务、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靠骗:“整个台湾的领导人……他们就靠了一个字就是骗。……从陈水扁以下这批人,他们得到政权是靠一个骗字。”(第一集《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2004年3月8日)

但他却不解释:为什么在假民主的台湾,他李敖可以胡说八道而无后顾之忧?他还可以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在2004年以无党籍参选并当选第六届台湾“立委”?也不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承认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难道只因李敖没选上总统或看不上当选总统,台湾选举就是假民主,就是“骗”!

然而,谈到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他却屡屡为独裁政权打压台湾背书,公开为毛泽东时代的荒谬辩护,把暴君毛泽东奉为第一流政治家;他还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声言“佩服那个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在《李熬有话说》第14集《由“弃”字识破风凉话》中(2004年3月25日),他说前美国总统卡特是伪君子,因为当年卡特在北京和邓小平见面时,曾批评中国不民主不自由,批评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没有迁移自由等;他却夸邓小平近乎无赖的回答:“你要多少人我送给你,你要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我送给你,你要不要?”

显然,卡特说的迁移自由和移民美国完全是两码事,邓小平自知理亏又要面子,也就只能胡搅蛮缠。李敖的评论比邓小平的回答更无赖:“他妈的你一个都不接,一个都不要,你讲风凉话叫我们来承受,我们怎么受的了呀?”

李敖也会谈到言论自由,特别爱谈他当年在台湾争取言论自由的壮举,他曾坐了十年蒋家政权的大牢,他的书曾被查封近百本等等;但一涉及大陆的言论自由问题,他就谈得分外精明。他从不提及大陆的50多年的言论管制、频繁的禁书案和文字狱;他宽容地对待大陆的言论不自由,就连凤凰卫视删节他的电视讲话,也能报以理解的态度。这与他斥责蒋家政权禁书时的尖刻和愤怒,恰成鲜明的对比。

当别人问李熬:你为什么只敢骂台湾而不敢骂大陆?只敢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不敢反对更残暴的共产党独裁?如果你生在大陆、遭遇文革,你敢讲这些话吗?

他的回答很技巧,也很狡猾,一反总是自称英雄的习惯,转而公开承认自己懦弱:“人难免有变得无赖的时候,……我今天回想到当年我坐牛棚的时代,我记得我会用一种玩世的方法,逃世的方法,狡猾的方法,技巧的方法来躲过那一劫。所以大家不要假设,我李敖如果留在大陆我做什么,我可能做出一些很卑微的事情来,也能做一些小小的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谁知道呢,这种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第31集《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2004年4月19日)

其实,不是“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而是“李敖有话说”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个人名利驱动下,李大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若李大师反共,别说他来大陆拓展言论市场,“凤凰卫视”也绝不会有他的立锥之地。

(二)拿“王八蛋”来自我炫耀

李敖最能骂人,据凤凰卫视2004年3月10日介绍:“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在古今中外’骂史’上,大概无人能望其项背!”由此,五百年来的中文第一写手,又创下了“天下第一骂”的吉尼斯记录。

李敖自称凡骂人必有证据,但其证据不光是用来骂人的,也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才学、人格和名望的,而且时时处处都在炫耀,几乎每骂必自我炫耀。换言之,如果说,李敖的强项是“以证据骂人”,那么,他最为精通的是以骂人来自我炫耀:看,我李敖骂人骂得象无所不知的神。

2000年台湾大选时,李敖明知自己毫无希望,还偏要出来作秀,他的竞选言论,除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旗子之外,余下的大抵是骂人。为了竞选秀的完美,诺贝尔文学奖也被拉来造势。2000年2月,台湾媒体爆出李敖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据说,李敖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作家,轰动海峡两岸。

他上了凤凰卫视,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向大陆人炫耀的好机会。《李敖有话说》的第一集题目就是“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李敖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各位终于看到我了。我在台湾藏了五十五年。”

这样的开场白,似乎他肃然是被大陆长期封杀的作家,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果是影视传媒,大概还是事实;如果是纸媒体,显然不是事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作家的李敖在大陆可谓大名鼎鼎,甚至超过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且其大名从来没有消失过,他的各类著作遍布大陆的书店书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当反台独成为中共台海政策的核心之后,李敖公开支持“一国两制”的言论,也屡屡出现在大陆媒体上。

李敖话说当年,炫耀自己在蒋家时代如何带头争取言论自由,是两次坐牢的大英雄,其他人都是小兄弟;他写的书如何又多又好,他的被禁之书如何天下第一,他的预言如何准确;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他如何先揭露李登辉、后揭陈水扁,如何成为2000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的竞选助手的身份如何显赫……,他给自己的定义是:“我又是绝顶聪明的人,好学不倦的人,手不释卷的人,坐过两次牢的人。”

颇为讽刺的是,现在的李敖把陈水扁骂得一钱不值,但他当年曾经支持过陈水扁。为了把今非昔比的变化说圆,他又拿出颇有喜剧色彩的骂人本领:当年我支持陈水扁时,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有言在先:“支持王八蛋”。不过,这个李敖眼中的“王八蛋”,曾与他有过“兄弟般”的情谊,却可以作为自我炫耀的绝妙证据。想当年,我李敖是陈水扁等小兄弟的大哥,陈水扁称我“李大哥”,而自称“小老弟”,我是他们的带队的,我出钱让他们办刊物,带领他们“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李敖向观众展示陈水扁早年给他的信,突出的是信中那种毕恭毕敬的语气;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还把自传《台湾之子》送给他,上面有阿扁的亲笔:“敖之吾兄雅正。生日快乐,弟陈水扁。”他接着说:在4月25日我李敖65岁生日这一天,他还要送书、送水果、送花,祝我生日快乐。“虽然这个时候我都写了陈水扁的真面目,揭穿他的真面目,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可是他还这样子,跟李大哥表示友好。”(第二集《台湾人说他想独立,全中国人民都笑了》2004年3月9日)

那意思,无非是想告诉世人,看我李敖多牛气,即便把陈总统骂个“狗血淋头”,总统仍然要来巴结“李大哥”,你们说他是不是个“王八蛋”!于是,别人对故旧之谊的尊重,就在李敖的冷嘲热讽中,变成了他的自我标榜。

我想,在李敖骂过的三千多人中,被他骂为“王八蛋”的不在少数,而他独独挑出陈水扁这个“王八蛋”炫耀,无非是因为这个“王八蛋”是总统。

这个被凤凰卫视称之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李敖,骂人却骂得这般市侩!如果说李敖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在我看来,他的“不可救药的理想”就是达到“骂人即炫耀”的境界。

李敖收集各类资料的勤奋和韧性,固然令人敬佩和羡慕,但他收集资料的目的,似乎专门是为了“骂人”和炫耀渊博,用于贬低别人和抬高自己,轻浮得近于猥琐。

不知道李熬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处的演讲,是否还要开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决不会把满口脏话丢向中南海。

2005年9月20日修订于北京家中

王 丹:纪念反右与言论自由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与民间的回顾与反思相对应的,是官方的默然与压制。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在此基础上,于北京成功举办了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与纪念会议,但是,签名信的参与者当中,许多人受到原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干扰,居住在四川成都的铁流老先生还因此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仅从人事关系上看,对右派的补偿似乎应无直接阻力,当年参与反右的当事人已经全部离开政治舞台,而中国政治一贯奉行“人一走茶就凉”的潜规则,作为为中共的第四代领导,有什么必要为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承担不必要的历史包袱呢?

我们知道,右派的大规模摘帽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由于邓小平的重新上台,更由于胡耀邦这些中共内部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的努力,遭受长达二十年非人折磨的右派们,才能够基本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对于反右运动的定性,邓小平绝不松口,其中的利害关系,除了邓小平本人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反右运动,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扼杀和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点,杜平等人的公开信有清楚的认识,公开信的主要吁求有三项,其中一项就是“开放言禁”,如果说当年的鸣放有什么刺激共产党的话,那绝不是什么暴力或非暴力行为,而是所谓的“反动言论”。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显得游刃有余,可是,对于几百万普通知识分子的牢骚或直谏之言,却怕得要死,这充分说明,对于专制政权来讲,说真话比扔炸弹更可怕。

正由于这个原因,无论对反右还是文革的反思,在中共党内,都进行不下去,文革之后重新上台的中共党魁们发现,尽管他们身受这个政权的专制之害,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却必须接过专制的权力体系与构成,唯一不同的,是把过去毛泽东用来对付他们的手法,拿来对付普通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他们与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因此,死掉一个毛泽东,上来一群毛泽东,专制政治的统治手段被基本继承下来。

在2007年之后,即将迎来北京奥运会,国际的强烈关注之下,中共封杀言论自由的力度,要视民间舆论能否形成有效的聚集而定,与分散而零星的言论反抗相比,对有效集中的言论话题进行公开压制会带来国际反弹,因此会有所顾忌。民间应借助此一机会,突破言论禁区,虽然无法得到善意回应,但突破言禁的目的,首先就是面向公众发言,扩大言论空间,在这种突破中,会唤起民间政治意识的复苏,唤起民众对自由、民主的热情,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做准备,所以,每一次突破言论禁区都是有意义的,每一句真话都会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阿 木:谁能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去年六月,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为了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曾举办过一场讨论会。会上放映了由中国内地独立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观看者莫不眼角湿润,心情沉重。既为极端暴政年代产生林昭这样悲壮的烈士感到震撼,也为当今看似祥和的后极权社会出现胡杰这样真正具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的战士感到欣慰。此后,《寻找》一片在多家华人社团聚会上放映,反响强烈。当时我就在想,胡杰下一部会拍什么? 

终于看到报道了:原定本月6至12日在中国云南举行的“云之南记录影像展”,疑因入围影片中有揭露文革恐怖的纪录片《我虽死去》,突接上面通知“暂缓举行”。熟悉中国特色的人都知道,这通常是政治封杀的代名词。稍稍令人惊喜的是,遭封杀的又是胡杰的作品! 

相关资料称,“云之南记录影像展”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三届。主办方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赞助方有荷兰DOEN基金会、JAN VRIJMAN基金会,总奖金为20万人民币,入围影片共57部。《我虽死去》拍的是文革开始时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当时没有正校长,卞是实际第一把手)的遭难经历。片子拍成后,曾在去年纪念卞遇难四十周年时在卞家的聚会上播出,与会者无不痛感,为什么莘莘学子会如此暴打师长,为什么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更为遗憾的是,为什么时隔四十年,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卞家哪怕是说一声“对不起”... 

有资料证明,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有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前者在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一百万红卫兵时,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将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毛问宋叫什么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说“要武嘛。”而邓榕的父亲邓小平则在卞仲耘死后不久,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揪了出来。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和她的参与,而且未提自己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我还没有看到胡杰所拍《我虽死去》中是怎么处理这些“后事”的,我想如果完全真实地表现是会惹来麻烦的,但我同时也相信胡杰不会因为担心惹来麻烦而去修改历史的。我只是有时一个人在想,当年卞仲耘校长所在的是一所女校,一所十分有名的女校。学生大多来自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出娘胎起就受着良好的教育。比起一般社会低层和底层的家庭来,这些女孩子更应是气质贤淑性情温柔。但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群女孩子,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8月5日,把她们的校长活活地打死(同时被打的还有另外四个校领导)。手段之残忍,表情之冷酷,今天读起来都难以令人想象。今天,这群女孩子中的大部分应该早已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为人母亲甚至祖母外婆了,她们难道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之意吗?她们会怎样面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孙辈解释那段历史?如果她们中间有人后来成了教师,她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学生?她们难道永远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吗? 

来澳洲这么些年,我们知道,“对不起”是文明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本词语之一。不同场合说这个词语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意思,但不外乎含有表示尊重、谦让、道歉、忏悔和请求别人原谅宽容的意思。大多数情况下,“对不起”的对象都会接受说者的诚意;如果事情严重,事关重大,非一声“对不起”所能消弥,但多少也能降低和化解哪怕是仇恨的度数。对卞仲耘校长来说,对在文革中千千万万被打死的无辜冤魂来说,他们是多么需要有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啊! 

站出来吧,当年的施害者,对受害者说一声“对不起”吧。中国期待着,历史期待着。 
 

另,如有《我虽死去》影片者,能否贡献出来拷贝传看,谢谢。

联系电话:(613)0422562550

陈水扁:真相、和解、宽恕

 

对所有台湾人民来说,2007年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除了“2.28”事件及“解严”分别在今年满60周年与20周年之外,南非荣誉主教屠图正好在今年造访,为始终坚持转型正义的我们,带来了一股继续追寻真相与努力促进和解的伟大力量。

素有“南非良心”之称的屠图总主教,在1984年因为极力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不公不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1995年由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把他]任命为“真相暨和解委员会”主席,[去]调查自1960年至1994年所发生的人权侵害情事,透过加害者与受害者彼此面对面公开的陈述,以悔过与宽恕的精神来勇敢承担。由于南非“真相暨和解委员会”运作的非常成功,屠图总主教已成为“转型正义的代名词”。

对大部分的国家来说,追求转型正义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除了必须遵守民主的程序,又必须坚持正义的原则。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透过和平的方式而实现,往往过去的威权统治者,以及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是整个社会重要的组成分子,甚至许多民主化的工作,例如军队的国家化、情治单位的法治化,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是完全不可能达成。如何落实对转型正义的要求,就成为所有新兴民主国家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

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最成功的例子就发生在南非,除了屠图总主教的努力功不可没,当时的白人总统戴克拉克愿意退居为副总统,与总统曼德拉一起携手为国家前途而努力,无分黑白种族一起反省,面对过去惨澹的岁月,才是转型正义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反观今天的台湾,过去的执政者不愿面对历史,更企图淡化、扭曲过去的错误,造成台湾在转型正义的道路上,走来格外的困难。

从名称来看,南非的“真相暨和解委员会”有两重意义,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和解就谈不上宽恕,正如屠图总主教在书中所说“宽恕与和解不是假装事情并非本来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得以真正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同样的在台湾,许多人批评政府再去谈“2.28”事件及其后将近40年的白色恐怖,只会引发更多的族群对立,一点也没有诚意和解与宽恕,这种讲法其实是见树不见林。

想要加害者与受害者彼此和解和宽恕,前提就在于真相大白,也因此我在今年“2.28”60周年纪念时公开对国人宣示,要透过责任的追究及法律的追诉等方式,进一步厘清历史的真相。和解不是和稀泥,从南非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唯有公义得到伸张,历史得到真相,所有人才能真正挥别伤痛与悲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带领台湾走向充满宽恕、和解、希望与团结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