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99年12月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天，身处权力巅峰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提前卸任，震动世界。在此之前，叶氏两度当选俄罗斯总统，并以强有力的管制，确保一个大国在急剧变革时期的平稳过渡。叶利钦提前卸任，部分原因是苦于心脏疾病。却也粉碎了政敌加于他“恋栈权力”的流言。事实上，作为首任民选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乔治。华盛顿”，而名垂青史。

在漂亮退场的前面，是叶利钦纵横政坛十几年的风云生涯。上世纪80年代，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动民主改革，为极权而沉闷的苏联，带来崭新气象。身为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呼吁更彻底的政治改革，为此遭到保守派的围攻而退出苏共权力中心。

但叶利钦却因此获得苏联民众的支持。先后当选“苏维埃代表”（议员）、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议长）、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上层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试图把苏联拉回到极权专制时代，叶利钦挺身而出，领导民众抗争，迅速平定了政变。跳上坦克、振臂疾呼的高大形象，使叶利钦成为人类自由的象征。

原本就是拼凑而来的松散苏联，经不起政变的冲击，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在严峻的历史关头，身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顺应民意，直面现实，承认苏联解体，并以“独联体”模式，善后庞大帝国解体后的纷争。

世纪之交，几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同时驾驭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巨大双轮，叶利钦是唯一的例外。他以罕见的勇气和智慧，同时主导俄罗斯的民主政治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

体制的转型，犹如产妇临盆，经历不可避免的阵痛。俄罗斯经济一度下滑，民众生计一度艰难。比邻俄罗斯、继续独裁的中共，借机抹黑新生的民主俄罗斯，以“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相挖苦。然而，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困境中的俄罗斯民众，即便在那两个最难熬的严冬里，也没有一个人冻死，更没有一个人饿死。（对照：中共当政时期，曾饿死3，800万中国民众。）

可幸的是，经过叶利钦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俄罗斯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虽然不尽完善。俄罗斯很快走出“货架空空”和“严冬漫漫”的困境，国民经济随后迈入复苏期。在叶利钦当政的最后两年，俄罗斯经济开始增长，并逐渐提速，呈现起飞态势。

叶利钦竭尽所能，做了他应做的事情。但悲天悯人的他，在卸任时，还是对那些仍然处于困难生活的民众，真诚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这样的博大胸怀，正是苏联历史上那些傲慢的共产党“领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人格高度。

如今，俄罗斯经济全面起飞，重新崛起之快，令世界讶异。许多人以为，俄罗斯经济今日的荣景，仅仅是普京治理有方的结果。事实上，叶利钦当年以强势手段，所奠立的市场经济基础，才是俄罗斯经济崛起的开端。

俄罗斯经济学家指出：如今的石油价格，是叶利钦当政时期的四倍以上；富藏石油的俄罗斯，藉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而迅速积累财富，普京当政，刚好赶上这一时期；普京与叶利钦领导的俄国，分别处在不同时代，而叶利钦领导的，恰恰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最复杂的时期，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才干、意志和勇气。

这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叶利钦是第一个宣布退出共产党的人，那时，苏共还在执政，苏联尚未解体；粉碎“8.19”政变之后，叶利钦毅然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终止共产党在俄国各政府机关、企业、和军队的存在；随后几年，叶利钦还成功阻止了共产党的数番复辟图谋。

同时肩挑政治与经济改革重担，又一直为心脏疾病所苦，叶利钦难以做到事事完美。为“民族主义”思潮所逼行的车臣战争，一度是叶氏的败笔；选择普京作接班人，更成为叶氏晚年的重大失误。

前苏共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当政后，大开民主倒车：废止地方选举，大权独揽；重新控制媒体，延为己用；以铁血手段对付反对派的街头示威；批评普京的政治人物或记者，或遭下毒，或遭暗杀，接二连三；普京将原先的俄罗斯富豪一个个送进监狱，却把自己的亲信扶植成新的富豪，甚至连这些富豪的婚姻，普京都可随意干涉，足见其独裁之至。

叶利钦退休后，从不干政。但对普京的倒行逆施，也终于忍无可忍。

前不久，叶利钦打破沉默，指出，俄国不能脱离1993年经过全民公决而通过的宪法。这显然是针对普京“改变上下两院组成结构”的动作。与此同时，叶利钦言词锐利地警告：“扼杀自由，践踏民主权利，只能意味着恐怖主义分子的胜利。”

叶利钦突然去世，固然源于心脏病，但如果日后传出另有隐情，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比如，叶氏昏迷送医后，惯用“特务治国”术、多次对人下毒的普京集团，会不会从中做手脚？）

从苏共高官到民主斗士，叶利钦，这个亲手埋葬了苏共和苏联的当代英雄，令阴暗的独裁者发抖，却让渴望自由的民众欢呼。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巨人辈出的世纪，那么，鲍里斯。叶利钦，民主俄罗斯之父，堪称20世纪最后的巨人，他用有力的双手，把俄国和世界都推到了新世纪的大门口。今虽长逝，他那伟岸的背影，将长留人间，永垂史册！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共十七大举行前，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政治学者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研讨会，讨论主题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弯曲但没有折断”。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亚洲中心主任狄忠浦教授说，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原以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繁荣，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乡镇的都市化，以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等，这些变化势必导致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但中国的现实是，由于中共在努力采取措施适应新形势下的中国现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共产党继续实行独裁统治。

*通过多种手段延续独裁统治*

狄忠浦教授说：“中共通过两个主要方面来继续独裁统治，其一是把新的经济精英纳入中共政治体系，先发制人，化解这些精英可能提出的挑战；另一个措施是出台新政策，解决经济迅速增长产生的不断恶化的社会问题。”

狄忠浦说，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提出资本家入党，化解了这些人在经济富有之后可能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挑战；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最近几年则在提升他们本身和共产党亲民形像的同时也提出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腐败猖獗泛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影响中共统治地位、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导致各种抗议事件不断上升，不仅在参与人数增多，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狄忠浦说：“在新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领导下，中共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来解决导致这些政治抗议的原因，平衡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和理想的社会公正，包括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把发展重点转向内地和农村，提高工资，取消或减少各种苛捐杂税，推动绿色GDP，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打击腐败活动，推行责任制等。”

狄忠浦说，中共除了在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框架下出台各种措施，解决他们面临的严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迅速回应或镇压抗议事件，收紧上访制度，限制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等。

*在组织上已经失信于民*

纽约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孙雁结合中共的人事制度改革说，中共为确保继续统治，在各级领导干部的任用上虽然推出一些民主化措施，包括民主推选、公开选举、差额选举等，但是在这种民主程序的背后，人事任用的决定权最后仍由中共一手控制，确保中共认可的人能当选。

不过，她认为，中共在组织上正在失信于民。

孙雁说：“我认为，中共在组织上正在失信于民，甚至可以说已经失信于民。中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对此非常担忧。传统的中共中坚力量工人和农民，在经济改革大潮中成为主要的失败者；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没有义务，没有兴趣去入党。中共现在吸收新人面临很大困难，因为过去入党后得到的住房、升官等物质利益，在国营企业以外的地方已经不适用，所以，人民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入党。”

*中共不会在预见未来解体*

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教授墨宁说，中共各级领导的无能和腐败正在严重损害中共的统治，而领导的无能又让人们质疑中共统治与生俱来的问题，从而损害中共领导的合法性；但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清楚地知道，中共的生存取决于发掘和吸收各阶层的社会精英。

她说：“这取决于政策，取决于政治生存策略。这事关强化中共领导的政策，给予各级领导层以权力，在地方党委进行监督，行使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权力：那就是选择领导人的权力。”

墨宁说，中共为了能继续掌权，做了很多值得称赞的努力，而且这种适应新情况的努力还会不断增加，但中共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解体或者崩溃。

*通过政策调整化解统治危机*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访问研究员李成教授表示，中国共产党最近一些年面临了空前的挑战，尤其是在江泽民时期；但是，由于新领导人胡锦涛在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拯救了濒临重大危机中国共产党。

他说：“中共本身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来适应新的情况，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吸收新的血液。所以，在短时间内，应该是只会做得更好。但15年20年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因为社会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发展。中共内部本身也会发生很多变化。这是暂时无法预料的。只能说，社会会更开放，党内的民主会更有效率。”

李成指出，中共虽然没有像《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所预测的在2006年崩溃，但中共能延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不过，他说，现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们没有一个在接班人序列的团派，甚至也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都在外资企业工作，有些人还取了英文名。他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今后10到15年后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人们拭目以待的是未来的过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

在北京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由于去年发表了一些有关敏感政治话题的报道，而遭到中宣部的批评，其副主编苗炜受到“严重内部警告”的处分。知情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已被要求退出时政报道。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图：三联生活周刊网页照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十月份借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结束时刻》的报道，封面上还刊登了“四人帮”成员之一江青文革结束后在法庭受审的照片。另外，该刊还借去年也是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以及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发表了相关的纪念文章。4月26号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因为这些报道，《三联生活周刊》受到中宣部的批评，其副主编苗炜受到“严重内部警告”，被从执行主编降职为副主编。另外，中宣部给“出轨”媒体有一个打分的系统，被打12分就意味着该媒体要被关闭。《三联生活周刊》被打了6分，属于“黄牌警告”。该杂志社发行经理范于林接受本台采访时，间接证实了这件事：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上面有一个精神，大的一些选题,对于中央领导做报告的话题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媒体有报道说，《三联生活周刊》去年的敏感报道正是没有报送上级审批而受到警告。《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也知道《三联生活周刊》受批评一事：

“‘文革’历来是禁止的，三联打了一个擦边球，回忆了一下四人帮是怎么抓的。就这样的一篇东西也不行。‘唐山大地震’也是在禁令之内的，有一个当事的工程师出了一本书讲唐山大地震是有准确预测的，这个预测被送到国家地震局却没有被采纳。这本书出来以后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就说‘唐山大地震究竟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天灾？’后来越炒越大就被禁止了。”

范于林还表示，现在杂志的重点已经放到文化方面：

“我们就按程序来，有些选题要申报的就申报，我们现在还是新闻文化类的刊物。新闻方面也作一些报道。更多的还是文化圈里的报道。”

李大同则向本台透露，中宣部要求《三联生活周刊》退出时政报道：

“中宣部出面给他们几个新闻周刊划分了领域，《三联生活周刊》就不许搞时政报道，彻底退出了。”

不过，李大同认为，象《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老的传统媒体不会轻易被关闭，因为关闭会导致很多人的失业，这也是政府不愿看到的。

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近年来有越来越严的趋势。李大同原来所属的“冰点”周刊是颇受读者欢迎的敢讲真话的媒体，但是由于发表了袁伟时教授有关反思中国近代史和历史教科书的文章，而于2006年初被整顿，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撤换。今年年初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把章诒和著的《伶人往事》等8本书列为禁书，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换人，李大同认为，新上任的柳斌杰不会改变中国媒体受控制的局面：

“不要去炒作什么个人，好人在这套体制里变坏了，坏人就更坏了。一个人到了这个位置上，如果又是政策的执行者，谁在那里都一样。”

中国政府从今年一月一号起到明年北京奥运会结束，放宽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但对国内的媒体似乎还没有丝毫放松。

 

(左起：阿钟、王一梁)

　

2007年“笔会世界之声”纽约国际文学节于纽约当地时间4月24日晚7点在库伯联盟大会堂正式开幕。每年由美国笔会主办的“笔会世界之声”已举行了二届，本届为第三届，主题是“在家与出走”。

美国笔会会长拉什迪主持了开幕式，原准备出席今晚开幕式的前国际笔会会长阿里西斯（Homero Aridjis)因故缺席。

开幕式上共有11名作家和诗人朗诵了各自作品的精彩片段，依次出场的有Geert Mak, Gary Shteyngart, Roxana Robinson, Moses Isegawa, Billy Collins, Janne Teller,Colson Whitehead，onathan Franzen,美国 Pico Iyer,Marilynne Robinson和拉什迪本人。拉什迪恢谐幽默的主持和朗诵风格不时地引来观众阵阵大笑声和掌声，无疑成为今晚最耀眼的明星。其中，Marilynne Robinson（玛丽莲·罗宾逊）为普利策文学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者，Billy Collins（比利·科林斯）为现任美国笔会副会长。

4月24日至4月29日的“纽约国际文学节”里，将有60多场朗诵会分别在纽约各处的剧场、图书馆、书店、酒吧等地举行。共有1千多个座位的库伯联盟大会堂今晚约坐满了九成，为了拿到好座位，许多观众提前1小时就在剧场外面排队等候。

本届年度出访人诗人阿钟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王一梁也出席了开幕式，并给美国笔会赠送了阿钟诗集《拷问灵魂》。

(拉什迪主持开幕式)

　

　

（现场）

 

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年度出访人诗人阿钟于2007年4月24日访问《北京之春》编辑部，会见了本会会员、《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执行编辑亚衣先生等人。阿钟将其新诗集《拷问灵魂》赠送给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愉快地捧起《拷问灵魂》与阿钟合影，并回赠了自己的新著《数人头胜过砍人头》与《北京之春》杂志。另外亚衣先生也给阿钟回赠了其力作《流亡者访谈录》。

随后，阿钟一行人在附近的“红筷子”餐馆与胡平先生作了长时间热情友好的谈话，并询问了有关《北京之春》的出版发行情况。与阿钟一起访问《北京之春》编辑部的还有旅美评论家李劼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王一梁。

（左起：李劼、胡平、阿钟、王一梁）

 

【2007年4月27日狱委讯】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因致力于大陆民主运动和维权活动而遭政治迫害，被台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名判刑三年以后，即将被遣送到浙江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4月25日中午，严正学夫人朱春柳女士接到路桥看守所接见通知，下午与严正学的哥哥严端学、朋友吴高兴等五人前往看望。由于严正学的案子在台州当地过于敏感，怕为探望引起椒江和温岭等地群众聚集，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导致探望不成，朱春柳女士没有通知其他人。只有吴高兴受毛国良、邓焕武等好友的委托前往看望。行前，毛国良特地嘱托吴高兴：“见到老严时，告诉老严，海内外朋友都很想念他！请他在狱中多保重！”吴高兴已经把海内外朋友们的关切转达给了老严，老严始终微笑着，对海内外朋友们的关心深表感谢，还关切地问起郭飞熊的情况。 严正学本来高大硕健，现在显得瘦弱不堪，但是仍然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温和之中透露着对正义、民主和自由一如既往的执著追求。他对亲友们说，他这次遭到政治迫害不一定是中央高层的意思，主要是因为长期反对地方上的黑恶官员，例如民政局长丁林超等人，得罪了台州官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反黑、反腐的人坐牢了，丁林超等黑恶官员仍旧当他们的官。严正学说，国保人员多方搜集证据，包括打开了他的电子邮箱，但抓不到任何借以整人的把柄，只好抓住他发表在网上的几篇文章定罪。严正学还提到了台州国保支队的负责人王爱军，说他审讯时做笔录移花接木，有意构造严正学承认参加民主党的口供。严正学说他虽然同情民主党，但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画家，他虽然屡受政治迫害，但一直和而不党。 严正学特地要求澄清一个事实，即在法庭辩护时，律师为解救人质，辩护词中有所谓1998年徐文立在北京组党时严正学为台州国保搜集信息的说法（海外网站上也流传着一些混淆视听的说法）。严正学强调，他确实曾经把民主党的一些宣传资料给了台州国保（当时叫政保），但无论事前事后都是征得徐文立同意的，而且1998年国内各地组党完全是公开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秘密，公安说，既然是公开的，材料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他把这些话跟徐文立说了，徐文立当然同意。吴高兴对严正学说，实际上，凡是那个时候的过来人，对这些事情毫不奇怪。老严这个厚道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视自己的道德形象，为此他在看守所特地致信台州法院，要求纠正庭审中的有关说法。 实事求是地说，路桥看守所对严正学还是讲人道的，甚至可以说同情严正学的遭遇，在生活上能照顾则照顾，对这一点，老严也从内心表示好感。按一般规定接见时间只有30分钟，但是下午亲友们与老严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而且气氛始终是比较宽松的，这一方面说明路桥看守所的文明管理，另一方面就官方来说，明年奥运前夕也需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气氛，给人一个开明的形象。

 

 

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2007年“笔会世界之声”纽约国际文学节于纽约当地时间4月24日晚7点在库伯联盟大会堂正式开幕。每年由美国笔会主办的“笔会世界之声”已举行了二届，本届为第三届，主题是“在家与出走”。

美国笔会会长拉什迪主持了开幕式，原准备出席今晚开幕式的前国际笔会会长阿里西斯（Homero Aridjis)因故缺席。

开幕式上共有11名作家和诗人朗诵了各自作品的精彩片段，依次出场的有Geert Mak, Gary Shteyngart, Roxana Robinson, Moses Isegawa, Billy Collins, Janne Teller,Colson Whitehead，Jonathan Franzen,Pico Iyer,Marilynne Robinson和拉什迪本人。拉什迪恢谐幽默的主持和朗诵风格不时地引来观众阵阵大笑声和掌声，无疑成为今晚最耀眼的明星。其中，Marilynne Robinson（玛丽莲·罗宾逊）为普利策文学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者， Billy Collins（比利·科林斯）为现任美国笔会副会长。

4月24日至4月29日的“纽约国际文学节”里，将有60多场朗诵会分别在纽约各处的剧场、图书馆、书店、酒吧等地举行。共有1千多个座位的库伯联盟大会堂今晚约坐满了九成，为了拿到好座位，许多观众提前1小时就在剧场外面排队等候。

本届年度出访人诗人阿钟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王一梁也出席了开幕式，并向美国笔会赠送了阿钟诗集《拷问灵魂》。

　

(拉什迪主持开幕式)

　

　

（现场）

 

(阿钟、王一梁出席纽约国际文学节)

 

 

于丹反复推销她的快乐哲学，她说：“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论语>心得》的目的。”在《庄子心得》里他更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说明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论你度过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就是快乐。”

于丹断言：“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怎么把握快乐、幸福呢？于丹开出的药方是：“适应日常秩序”。在不合理的现实面前不要不满，不要反抗，把一切痛苦都用“内功”自己化解掉。这就是于丹的快乐哲学。这个快乐哲学的精髓是回避现实和麻痹自己：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来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好一个快乐秘诀！原来就是阿Q精神！即使你生活最在黑暗的时代，即使你看到社会的严重不公，邪恶压倒正义，即使基本的公民权利还没有得到保障，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你不必去实践现实的改革，不必去消灭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不必去改造制度。你所需要的只是发挥你神奇的“内视力”看看你的内心，因为那才是快乐之源：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和内心相连。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士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客气的说，这只能是“食利者”的快乐哲学，是权贵阶层的快乐哲学。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快乐哲学的。而如果一个人自己享受着不合理的现实提供的美味佳肴、锦绣貂皮，却劝告草根阶层不要嫉妒、不要不满，不要牢骚满腹，那简直就是不厚道啦。如果这种快乐哲学被接受了，那么，不仅大量贫困阶层，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会在这种快乐哲学的催眠下可悲地“快乐”至死。

追求快乐不错，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于丹追求快乐的方式就是运用一个人的“内力”加以化解。于丹教导我们：“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让不幸过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人遭受了天灾或者在天灾中失去了亲人，他的确不应该被这个灾难长久纠缠，应该尽快站起来，但是如果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比如制度的原因――而蒙受冤屈、不幸，那么如果他不去改造造成冤屈和不幸的社会，而是动用“内功”铲除苦难记忆，这不是明摆着等待灾难的再次降临么？不错，这就是于丹给我们开的药方，她说：假如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毒打，他不应该对此屈辱念念不忘，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失去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也不是去报案，查清打人凶手并绳之以法，而是应该立即把它忘得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是于丹的发明，阿Q在被人打以后就是这样化解痛苦、永远快乐的。她认为精通这套法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要抱怨“社会不公”，也不要“抱怨处世艰难”，在“精神胜利法”面前一切迎刃而解！ ( http://www.tecn.cn )

于丹快乐哲学的可怕之处在于她总是回避导致痛苦或快乐的客观社会原因，把痛苦和幸福完全看作是自己内心的事务，这客观上是为不合理的现实辩护。在讲解“不怨天，不尤人”的时候她说:“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改造社会、建设制度等“外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练内功，大约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人一直不注意制度建设，直至今天出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还在讲练内功（思想教育）。可惜的是，我们的内功练了几千年还没有练好，练出了一身的权术和机心！而注意制度建设的外国人在练好外功的同时内功也练好了。

总之一句话：现实是改变不了的，“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问题是选择什么？于丹告诉我们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说得好！一个人心中有“自由”，生活在警察国家也觉得无比“自由”，一个人心中有山珍海味，饥肠辘辘也不会饿！

这是多么美妙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难怪讲完了《论语》紧接着就讲《庄子》。因为庄子就是阿Q的祖先，深得“乘物以游心”的秘诀，也就是练内功的本领，这个本领首先变现为对自己的贫困一点不在乎。按照于丹的说法是幸福不幸福都在你心里。比方说：“我们今天，一个只拥有十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4）

说的真动听啊，但是我想，一个真的只有十元钱的人一定听了会大骂――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会大喜――那他就是被“精神胜利法”彻底降服了。

于丹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一个先做媒体后作房地产的朋友，发了很大的财，因为每天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被绑架而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而且妻子跟着去自己在国内，很痛苦。于丹于是反问：“利，真的是越大越好么？”（4）

很奇怪的是，于丹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消除国内不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中国的孩子还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大家都采用这样的办法――或者送孩子出国，或者为了安全而“安贫乐道”、“蔑视金钱”，我们的社会能够进步么？

于丹对于自由的妙解是：“人心为什么可以有自由？因为人可以不在乎。人的一生只能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如果你不在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束缚你？”

我的天啊！自由原来就是不在乎！是啊，如果你生活在专制的国家，只要你对于剥夺你公民权利的种种限制不在乎，你就一样自由，专制制度又怎么能束缚你？！

这是什么哲学？是犬儒主义哲学，鸵鸟哲学。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三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兵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了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还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冶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致，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程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梁启超、王国维、黄侃亦皆寿仅五十上下，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沛、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傅氏有侄傅乐焕、傅乐成，乐焕专攻辽史，乐成则以唐宋史为重心。1949年，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打开互连网，一条讣告映入眼帘：美国作家、被称为“核子时代马克。吐温”（Mark  Twain　for　the  Nuclear　Age）的库尔特。冯内古特本月十二日在纽约寓所去世。作家的家乡，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当即宣布：今年定为这座城市的“冯内古特年”！

冯内古特经常给戴上“科幻作家”的冠冕，可作家本人并不领情，他志在亘古与霄汉。我宁愿称呼他为“孤星作家”，因为他的小说题材多变且风格奇崛，生平又特立独行而时出狂言。他是一位观点详明的反主流文人，有过一大群青年追随者。二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住过一阵，交往者搞科学和做文学的人都有。其中，有几位便很喜欢冯内古特，介绍我读了一些他的小说，从此就书面结识了这位作家。

冯内古特的小说独树一帜，讥讽，反战，喜作警句，想象恢弘。这通过他最出名的小说《五号屠宰场》（Slaughter  housefive，1969）就可以看出。二战时期他加入步兵在欧洲作战。可是，在激烈的阿登战役中被俘，送到德国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做苦工。1945年2月13日，为了逼迫希特勒投降，联军出动了1200架飞机，轰炸了这座毫无抵抗能力、仅把歌德和博物馆引以为傲的世外桃源。四十多年后我去朝拜这“北方翡冷翠”的时候，旅游小册子上印着一位外国人的话：“你们这些家伙烧毁了这个地方，将她变成了一根火柱。在这场大火中丧生的人比后来广岛和长崎加起来还多。”写的人就是冯内古特。他还说过，“感谢上苍，德累斯顿给烧毁时我正好在那儿”，这才有素材写小说。《五号屠宰场》假借一个名叫皮尔古闰（英语意为“朝圣者”）的人讲话，当时也在这座文化城。他“原是一个面孔滑稽的孩子，现在成了一名长相好笑的少年，高大单薄，体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的瓶子”。在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内容荒诞的噩梦。梦里他经历了纳粹集中营与外星球世界的双重生活，穿梭在地球和一个叫做“屈拉法马多”的外星球之间。这就促使他想到很多问题，在此岸和彼岸，过去和未来之中去找寻答案。《时代周刊》选出1923年后百本最佳英文小说，《五号屠宰场》榜上有名；《现代文库》更将时间扩大到整个二十世纪，《五号屠宰场》名列十八。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使黑色幽默小说改编的影视一度火暴。小说里头最为人称道的一句话便是：“我们忘记了，这仗原来是娃娃们打的。当我看到那一张张刚刚刮过的嫩脸，我骇然惊绝。上帝啊上帝，我自言自语说：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十字军！”因为反战和同情德国人民，冯内古特在德国找到了两位作家朋友，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和格拉斯。

冯内古特另一部令我注意的小说是《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1985）。小说写的是一百万年后（准确说是在公元1，001，984年）我们人类的命运。故事发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当年，达尔文正是在这儿观察到动物的变异，从而孕育了进化之论，此刻则上演着进化之悲。由于人类一直在动脑筋，当然也包括各种歪脑筋，根据“用进废退”的道理，人的大脑便畸形发达起来。大脑无所不用其极地干预和左右人的思想与活动，以至使得人的生殖能力受到损害，人类濒于灭绝。冯内古特小说里常常出现一个名唤屈劳的人，这一切出自屈劳的儿子里昂的鬼魂之口，还出现了一台超大型的手提电脑“满大拉”，由它扮演着类似上帝的角色。最后，一艘名叫“某某达尔文”的船成了挽救人类的新挪亚方舟……

冯内古特最近的小说是《时震》（Timequake，1997），小说的主人公仍旧是屈劳。小说描述说，由于时空坍缩，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刻地球却作怪，被迫回到了十年之前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了。小说升天入地，企图回答关于天地的各种问题，简直是西洋版的《天问》。其实，这是作家在他以前一本失败小说的基础上重写的，混杂了许多自己经历的事情。冯内古特自己也说，《时震》是他许多构思和自传章节的一碗“杂烩汤”。

我觉得，阅读冯内古特有点像看恐怖电影，神经和智力都在经受着极度挑战。我觉得，冯内古特是“文学笛妖”，像欧洲中世纪那名将孩子们带走的魔术师，在不知不觉间就把读者引进了玄怪世界中去了。

冯内古特进过好几所大学，学过生物化学和人类学等专业。像绝大多数西方作家一样，他服膺先受教育、后做作家的道理，这点同我们这儿又有不同。在芝加哥大学，他的人类学硕士论文题目是《论故事中的善与恶之摇摆性》，却没能通过。二十多年后，冯内古特已经是著名作家，这所大学又回心转意，同意他用小说《猫摇篮》作为硕士论文，真懂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