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昨日（22日），北京十余名人身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白T恤，在第三极书局高喊“于丹认错”的口号。

白衫客们挥臂高喊“于丹认错”的口号。

“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昨天（22日）下午，曾在3月3日于丹新书签售现场出现的搅局白衫客再次出现在第三极书局，身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白T恤，喊着口号反对于丹的观点。不过，这次可不止当天搅局的国学爱好者汤军一个人，队伍壮大到了十几个人。

“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如今这两句话早已被喜欢或不喜欢于丹的人所熟知，汤军曾穿着写有这两句话的白T恤大闹于丹签售现场。而且，以这两句话命名的新书也在昨天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作者之一，汤军也出现在新书发布会现场。他表示，于丹的两部《心得》都是“《无极》的升级换代产品，在教我们做快乐的奴隶”。

昨天，汤军也跟着这些白衫客们一起挥舞手臂，高喊“于丹认错”的口号，不过他穿的是一身休闲西装，而这些反对者也不再身穿有手写字体的白T恤，而是改成了批量印制、生产的“文化衫”。

 

冉按：我读书常碰着些醍醐灌顶的醒脑之语，看后便辑录下来，日积月累，寸累铢积，竟渐渐有二、三百则之多。同时，准备给每一则写个一两百字或笺或释的读后感，以作为自己思想更新与进展之汇报。现选小部分尚未有读后感的出来以公诸朋友们，将来之排列则以说常识者的学科身份和生卒年限来加以分类和区别，如文艺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以便读者检索。

2007年4月19日7：30分

冉云飞辑录

1：面对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弗里德曼给予了彻底的改造：“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而应该问，什么可以交给政府，什么不可以交给政府，如何防止我们建立的政府来侵害我们的自由？”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对自由的最大伤害来自于权力的集中。

2：弗里德曼说，“纯粹的经济学研究绝不会让一个经济学家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思想是建立在确实数据之上的理性思考，当然更能垂诸久远。

3：“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弗里德曼

4：哈耶克如是说：“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对人的选择自由的高度尊重，是我们的福音。

5：维特根斯坦如是说：“强迫自己按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哲学家是那种在达到常识性的观念之前必须在自身纠正许多理智错误的人”。

6：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7：民国时，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8：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9：约翰。伯格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10：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陈丹青

11：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陈丹青

12：“贫穷才是最糟糕的暴力”——甘地

13：“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甘地

14：“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甘地

15：“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这听上去很难接受，只有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才能理解。” ——法斯宾德

16：“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而其他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许倬云

17：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

18：“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钱钟书《围城》

19：“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富兰克林

20：“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伯尔曼

21： “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 ——奥古斯丁

22：个人是关于自身事务的最好的裁判者。——托克维尔

23：启蒙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身的理性。——康德

24：“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恰达耶夫

25：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你可以在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在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亚伯拉罕。林肯

26：大学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社会的灯塔，大学的独特职责在于帮助我们的国家建立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有效模式。我们必须达到一个新境界，使校园内外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自由价值。——密歇根大学校校长詹姆斯。杜德斯

27“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

28：“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作者希尔斯曼

29：“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近日有报道说，当年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老战士，联合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以侮辱、诽谤董存瑞英雄形象为由共同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播出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的央视、电影导演郭维告上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审理。

虽然被告的杂志和电视台都是我国各自领域有官方身份的老大哥，导演郭维是与董存瑞年纪相仿的老革命，论理不存在“恶搞”红色经典、消解崇高甚至侮辱、诽谤董存瑞这个进了教科书而几代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动机，但是，我还是感觉被告一方很弱势。可以肯定，如果是在意识形态禁忌森严的从前，被告受到的就不仅是军报的批驳，而是全民大批判，根本用不着上法庭，他们就被“打倒”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从前，郭维意在表自己塑造英雄典型之功的话，即便他敢说，杂志社与电视台也不敢放他“出笼”。

如今人们的“法律意识”是大大地增强了，在我们这个以“无讼”为上、息事宁人为传统的国度，像美国人一样动辄告上法庭，这不知是不是社会进步？

我不明白，原告们曾通过各种方式向上级和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郭维说明真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董存瑞的名誉”，郭维与这两家媒体为何一直拒不答复。他们是有恃无恐，还是被“中华民族不可辱”这样严厉的反应吓傻了？是不肯低头收回已说口的话吗？可无言是最高的轻蔑，岂能不激怒对方？

我非常讨厌一些人动不动就把口舌官司变成法院的“最后解决”。1997年作家们怂恿韩少功起诉北大教师张颐武诽谤，后来有余秋雨起诉北京萧某，我都觉得这些大文化人真是没出息。但这一回不同，是郭维所在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先将批评《大众电影》及郭维的网民告上法庭，“成为最终的导火索，让本来一直为恢复董存瑞名誉奔波的人们怒火中烧”。

因此，对这场混战本身我无兴趣评说是非了。

我是“红色经典”哺育大的一代，即便在认清了江青之类政治骗子的真面目之后，我也认同那些经典表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内核。但是，这与我们唾弃“高大全”的英雄模式并不矛盾呀。让英雄有血有肉有个性有人性的缺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凡人可以学习呀。可是，有人却像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不让人对他的偶像说半句“不敬”的话，否则必欲“追杀”之，这就太过分了吧？

不仅刘胡兰、董存瑞一定要按原有的方式叙述，连阿庆嫂、杨子荣这类根本上就是文学形象的人物也必须按从前的模式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太可怕了！如果“怀旧”的舆论不容许我们对既有的人物形象说三道四，社会大环境如此，法庭又哪有可能保障文学创造、批评与历史研究的自由空间？

由此，我想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言说有无至上的原则？

有部美国新片《父辈的旗帜》，讲的是：二战后期，美军在太平洋上夺取日寇固守的硫磺岛，登陆作战时牺牲惨重。战役结束，随军记者随意挑选了6名士兵在山头摆造型，拍出了一幅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照片，发表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战后，6人中有3人生还作为英雄凯旋，受邀到处做演讲。虽然他们不讲自己，只讲这是战友们特别是那些献出生命的伙伴共同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和荣誉，但三人仍觉得于心不安，仿佛自己是存心作伪的骗子，其中一个印第安族裔的士兵几近精神崩溃。可是，带队的长官却不让他们讲出真相，劝慰他们道：世间没有至上的原则。意思是，为了军队的荣誉、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样更高的政治目标，你们不必较真。这部片子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原来美军和美国也有这种树典型塑英雄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报道。而那位长官的理论只是与我们习闻的表述略有不同而已。

显然那位长官的理论在美国已被抛弃了。不然，关于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被公诸报端，就必定会被判处叛国或泄密罪；不然，美军士兵仍在伊拉克苦战，每天面临生命危险，关于关塔那摩监狱、阿布格来布监狱虐囚和美国大兵奸杀民女的新闻就不可能被容许披露。

显然，对于言说而论，人世间确有一条至上的原则，那就是忠实于和追求真相。在中国古代，有良史的理想人格传统，即“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不虚美不隐恶”。在现代，鲁迅先生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这段话是1927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做的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说的（收入《三闲集》）。我想，他提出的求“真”就是一条至上的言说原则。我为那个印第安族裔的美国士兵的真所感动，就想到了鲁迅这段话。

他的这段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流血政变之前，1927年1月作家郁达夫在创造社的机关杂志《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根据上一年自己在广州的见闻，揭露这个“革命策源地”的腐败；随后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呼吁人们警惕新的“英雄”（暗指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和鲁迅没有党派政治立场，只忠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鲁迅因直到1927年9月才脱身离粤，其时表达得比郁达夫委婉）。而他的文章，受到了郭沫若、成仿吾等的创造社老朋友的严厉批评，一度被斥之为“反动”。郭、成等人坚持的是“党性立场”，只为那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同样，蔡元培、胡适等人，因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对蒋介石在1927年“清党”时的血腥屠杀也没有大声谴责，直到数年后才积极呼吁人权和自由保障；他们的表现远不如周作人对新军阀践踏人权的高声抗议。

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正确”是一时的，而“忘掉了一切利害”求得的“真”，才是“善”和“美”的根基。“真”就是人间至上的原则。

为了防止有人歪缠而曲解我的意思，我得补充一句，这样讲自然不是鼓励人当叛徒，如果你承诺了对某个组织坚守某种秘密，那就该坚不吐实。但得先想好，你该不该承诺。被迫的承诺就像违法的合同，没有约束力。

 

内文提示：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海外的好大学，知道大学的生命力不在这些硬件上。虽然它们的硬件也不弱，但是硬件的投入远排不上前三位。第一位的是请大师，第二位的就是用合法的资源设立奖学金，提高生源质量，第三位的是与科研和教学相关的设备。就以图书馆为例，国外的大学不是看一个学校里面盖了多少平方米的图书馆，而是看有多少藏书，而国内许多大学就是比图书馆有多大。即使有钱买书，但开放时间也不多

我欣赏的国内大学校长只有两三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一个副部级的校长。他说，把我们这些校长变成什么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这就是哭笑不得嘛。校长就是校长，校长是个专业人员，是教育家，是社会贤达，你把他变成行政官僚了，实际上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严重腐蚀

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浪费掉了

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对话

经济观察报：周济部长说，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

丁学良：完全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走过的、事实证明没有出路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好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了，大学反而还要往回走。这一走进去，再走出来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一

“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丁学良开门见山地说。这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一脸严肃，并没有说笑夸张的意思。

丁学良近年来一直穿梭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以及大学制度。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师制度改革方案引发了有关大学的理念、什么是大学、如何治理大学的持久讨论。在内地最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丁学良做过多场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为其出版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时为人瞩目。

这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目前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比较政治社会学”。而在比较研究中，大学制度无疑是一个新科目，也是让丁学良感受极为深刻的题目。几年来，他一直在呼吁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他认为大学应该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钱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他说。

但是中国大学这些年来的表现，与这位学者的理念相去甚远。招生黑幕、教授嫖娼、腐败窝案、学术不端……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一一浮现，高校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一家杂志做了一期封面专题，标题就是“病入高校”。大学似乎已经不再是纯洁、高尚的象牙塔，而是一个粗暴的、扰攘不息的名利场。

这一乱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而且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而致力于大学制度研究的丁学良，对此已是哭笑不得。

二

当高校学术腐败等老话题还在媒体与各种讨论会上蔓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去年“两会”期间，几个身为大学校长的代表委员对媒体“诉苦”，说财政给高校的钱太少，学校如何缺钱，日子如何难过云云。结果惹得财政部非常不高兴。“两会”结束后的第五天，在一个论坛上，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就回应说：“虽然我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高、不足，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教育经费中用于高校的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如果高校提出来什么时候给他们增加经费，我说，想靠国家给大学更多的钱，我想你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一时半会儿没戏！”

也就是在此前后，高校的贷款问题浮出水面。

2005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06年社会蓝皮书说，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由于贷款额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

2006年9月，有关报道称，高校“负债运行”问题突出，有的大学已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其实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至于高校贷款总量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社科院蓝皮书称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而有媒体则说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至2500亿元。至于具体大学的贷款额，社科院蓝皮书说，“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

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目光。今年“两会”期间，有关高校负债的话题虽然偶有提及，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指向，也就被淹没在诸多其他的报道中。

“两会”闭幕后的第三天，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确实存在高校巨额贷款问题，但他否认部分高校“破产说”，而且高调表示“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而就在同一天，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校内网上贴出了一个通知书。就是这样一个网络通知，将高校负债的“窗户纸”一下子捅破了。

这一名为“吉林大学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称：学校贷款高达30亿，从2005年起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财务困境逐步显现，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学校不得不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媒体曝光，吉林大学迅速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许多人在问：吉林大学会不会破产？其他大学是不是存在同样的严重债务问题？但是，作为当事方的全国高校们，出奇地保持了一致沉默。

三

作为全国第一届中青年学术论文一等奖的获得者，丁学良1984年便去了美国，在哈佛从师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一直主张理性主义的精神。但在2005年10月，他的“5个论”在内地掀起轩然大波。在公众心目中，丁学良俨然一副斗士形象，成为继郎咸平之后为舆论所广泛追捧的人。有意味的是，他们都来自香港的大学。

2005年正是反思改革的潮流汹涌之年。是年10月，《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对丁学良的专访，称“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当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正遭受空前声讨和贬抑，“五个论”横空出世，让那些以批评甚至谩骂经济学家为能事的人们兴奋不已。《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279票中，逾八成的公众支持“不超过5个”的说法。丁学良的名字，从此与“5个论”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丁学良却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言论，后来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澄清说，他的原话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并在这句话前有很多重要的背景界定。事实上，关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到底有几个，根本不是他那次接受采访的谈话要点，他讲的核心，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研究向经济科学的方向进步的问题，但传播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挥，人们各取所需，借题引火，去讲各人想讲的话，完全失去了分寸。

对自己观点的传播失去控制的丁学良非常无奈。2007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当记者就大学债务问题采访他时，他还在感叹媒体歪曲了他的“5个论”本意。不过，他似乎也并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担心，而是坦率地讲述自己对大学问题的认识。他相信我们不会制作“丁学良炮轰中国高等教育”那样的标题———尽管那样的标题才足以引动视听。

有人对发表“5个论”的丁学良提出质疑，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出身，没有资格评判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对此，曾在复旦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丁学良不以为然，他说，“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

而这一次，丁学良的话题回到了他的研究领域。他来谈论大学问题，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提出质疑。

高负债率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说，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不过是目前我国高校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学良：我认同这种观点。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以前高校并没有高负债率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高负债率一下子成了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丁学良：在90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种哲学式的，更多体现在发社论、发文件上，没有把哲学式的重视变成经济学重视，没变成财政措施。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上了财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开始对高校倾斜。问题在于，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没有把这个贷款作为企业发展的新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只不过是模仿中国老的国企，不断地从国有银行以低成本输血的方式做一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盖高楼？

丁学良：对，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发展，想扩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开始把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财力很有限。那时就有人讲，既然国企能够不管运作得好还是差，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不管是办得有效益还是没效益，都能够从国有银行贷款，我们大学也是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贷款？而且还说“不贷款白不贷”。曾几何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不贷也是白不贷。国有银行同国立大学之间同样是“父子关系”，如果说国有大学不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到国有银行贷款的话，那才是傻瓜。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快10年了。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看到这个机会以后，国立大学就开始取代国有企业的地位？

丁学良：他们就是按照老国企的办法输血。另外从银行方面来说，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个重点政策、优惠政策，我干吗不去贷呢？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大学毕业的校友可能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当官的多，贷款就更容易了，贷的钱就更多了，负债率就更高了。有的学校在这方面条件差一点，可能贷款就少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立大学不去借这个机会贷款。

在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银行不愿意给负债累累的大学继续贷款，学校也可能把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请出来讲情。这些人可能和学校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念书。国内不是经常有一些相关报道吗？很多政府官员到母校去，到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就带一张支票———在国外这都应该是个人捐款，可是这些官员开的是什么支票？开的是公家支票，这跟银行的高额贷款都是有联系的。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当高校扩招逐步刹车以后，在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债务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丁学良：不能说所有高校开始到银行贷款的时候用心就不好，这也不公道，我们要超出个人的品质或者个人的用心之外谈论这个问题。只要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和老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有极类似的地方，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是“软约束”。

所谓“软约束”，就是指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往往是以国有银行造成大量坏账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反正我是国有企业，你作为“父亲”有责任维持我的长期生存，你不能让我死掉。国立大学贷款的时候，也想办点好事，可是如果马上还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再看看周边，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国营单位和其他的国立大学贷的款比我多，贷的时间比我长，他也没还清，我干嘛那么傻？经济机制对人的行为的诱导，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前，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之后该还不还，或者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如果负责贷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后面的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国立大学找国有银行贷款之后，到时候该还不还，如果具体的经管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后面的人也不会做下去。就是因为这种约束是软的，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后面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大，造成高校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不先请菩萨再修庙？

经济观察报：高等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钱以后，高校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丁学良：体制，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

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不管这笔财源是来自政府的贷款还是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或是来自于提高学费———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应该先请大师，还是先造大楼的问题？

丁学良：大师和大楼的话题被人们说滥了，我习惯说庙和菩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经常强调，争取到资源不应该先把庙建起来，而是先请到菩萨，再根据这个菩萨的需要给他盖庙，因为不同菩萨需要的庙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国内的许多高校有了钱，不是先请菩萨，而是先修大庙。这个庙究竟适不适合以后请来的菩萨，他不管。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办大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硬件为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这里面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层次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源的运用方式。在中国许多国有部门，往往都有一些非常过时的财务制度。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观念下面，是物质利益的考虑。你看看现在国立大学铺摊子，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举债办政绩工程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建起的这个楼，铺设的草地，盖出来的庙，别人都能看得见，对当官的有好处，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好处。如果请进大师的话，那只能内行人才能感觉出来，你的学生才能感受出来。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大学做得好不好，学生的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可是现在学生在学校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反馈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才把学生的反映当成一会事。

经济观察报：有教育部官员说，高校职务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样，政府方面的贪污受贿人员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领导、负责基建计划的官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丁学良：这些明的、暗的原因纠缠在一起，使得贷款并没有用在高校发展上，没有用在最关键的那些环节上。

两三年以前，山东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长到哈佛大学访问，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大发感慨。她感慨什么呢？哈佛这个美国最古老、最富裕的大学，一年将近几十亿美元的预算，但是学校里面的办公室、教室、楼房，都是很老很旧的，不像我们现在国内的大学，办得像五星级宾馆一样，办得像购物中心一样。

海外的好大学，知道大学的生命力不在这些硬件上。虽然它们的硬件也不弱，但是硬件的投入远排不上前三位。第一位的是请大师，第二位的就是用合法的资源设立奖学金，提高生源质量，第三位的是与科研和教学相关的设备。就以图书馆为例，国外的大学不是看一个学校里面盖了多少平方米的图书馆，而是看有多少藏书，多少平方米的图书馆和多少藏书是不一样的。不但要看多少藏书，而且要看图书的使用率和周转率。而国内许多大学就是比图书馆有多大。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有些大学有钱盖图书馆，但是没钱买书。

丁学良：即使有钱买书，但开放时间也不多。不是落在实处，而是落在虚处。为什么？因为落在实处，得到好处的是学生，而学生并不影响这些人做官，并不影响这些人发财；落在虚处，虚处才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垫脚板和楼梯，就是这个道理。我看得太多了，我看得太痛心了！

高校所走的路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

经济观察报：过去的十多年来，中国的高校出去考察的队伍一批又一批，国外回来的也是一批又一批，而且现在是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可为什么国外大学的好观念、好体制、好做法在国内得不到推广？

丁学良：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高教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国高校的衙门化。———也就是官本位回潮，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试图打破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没想到到了90年代末———几乎是和高校开始积极贷款同时进行的———高校又增加了几个“副部级”单位，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

丁学良：我欣赏的国内大学校长只有两三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一个副部级的校长。他说，把我们这些校长变成什么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这就是哭笑不得嘛。校长就是校长，校长是个专业人员，是教育家，是社会贤达，你把他变成行政官僚了，看起来仿佛体现了国家对大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严重腐蚀。因为这样就把一种做官的思想、当官僚的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大学的管理人员中间去。不是看学校办得怎么样，不是看学生培养成什么样，而是看级别怎么样。这就像2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样，不是靠市场来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只看你是哪个级别。

经济观察报：周济部长说，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但按照你的说法，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走了国有企业的老路子。

丁学良：完全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走过的、事实证明没有出路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好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了，大学反而还要往回走。这一走进去，再走出来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现在政府重视高等教育了，高教领域里出官员的机会多了，它就成了一些人追求的对象了。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理想主义，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大学办好，但是也不要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秉着要把高等教育办好的这个心态，而是觉得这里钱越来越多了，这里也能够当官了。

大学里面有三种人：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者(包括后勤服务人员)。行政管理者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如果从学校角度来看，行政人员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而设的。这个主从关系不能搞乱。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为了主人，比教师还厉害。

经济观察报：这正是衙门化的表现。是不是可以说，高校的衙门化和负债是因果关系，有了高校的衙门化，才导致了今天高校的严重负债率？

丁学良：你看一下老国企的覆辙，就知道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直接输血已经有多少？解决不了问题，老债刚刚解决掉，新债又出来了，老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新的伤口又在淌血。假如高校的衙门化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高校也决不会比那儿更好，除非你找到了一个解除国有银行同国企之间“父子关系”的根本办法，否则高校也是一样走不下去的。

在目前的机制下，投一百块钱和投一百万块钱产生的效率可能是相同的。好体制，是一分钱、一块钱当一百块钱使，不好的体制，是一百块钱当一块钱使，看看近年来大学的发展道路，这一点特别明显。这种体制不改变的话，你给大学再多的钱也搞不好，你给它一百年时间也搞不好。

经济观察报：这么看，解决高校债务的前景很暗淡？

丁学良：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全盘的重新梳理———哪些方面做得成功，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成功———这个重新梳理不到位，中国高校国有化指令方式也解决不了，肯定是解决不了，因为根源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将近30年了，高等教育总会从中汲取一些经验与教训吧。

丁学良：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实在是走回头路。它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取得的基本共识都给破坏掉了，把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做法给抛弃了，而且背道而驰。这绝对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

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重新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国当年的经济改革不是从国有企业等核心部门开始的，而是从边缘部门开始的，如城市里面的个体户，农村的承包制。中国的高等院校要持续发展，也应该从边缘开始，就是要允许私人办校，而且不但从法律上，更重要的是从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的法律保障———就像过了近30年才慢慢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一样。虽然民营企业在贷款方面还没有被一视同仁，但是只要差距缩小，就越来越有希望了。

在现有的架构之下，必须给公立大学办学的自主权，没有自主权是不行的。就像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就是要给国有企业在经营上的自主权。中国的公立大学不能马上民营化，首先要通过减少对公立大学的行政干预，给予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办校权。例如设立大学董事会。这个董事会的成员不能以管理人员为主，要有社会贤达，要有企业家，要有专业方面非常成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育管理人士。要依靠董事会来遴选大学的管理人员。大学校长的任期以四年到五年为宜，要规定最长任期，任期之内奖罚严明。如果在任期之内，学校有严重的负债，特别是贷的钱没用好的话，这个校长就要负法律责任。

经济观察报：只有这一条道路吗？舍此别无他途？

丁学良：工业革命到现在200多年，凡是全球竞争力强的国家，无一不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而创新有两个主要源泉，一是高等教育(包括研究部门)，一是企业。如果中国真要实现自主创新目标的话，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必须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先锋队。一些开放性问题的独立研究，首先应该是在大学里进行的。中国能不能够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多迈几步，取决于能否给予高等教育、科研部门和企业部门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而这个自主权必须是有法律保障的，不能说是哪个领导人拍一下脑袋赐予的。自主必须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必须是常规的状态，不能今天有，明天没有。

只有给予大学自主权，打破衙门化，我国的大学教育才能够健康发展。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大学经验可以借鉴。在美国，大部分的一流大学都是私立的，但是也有两三所公立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州政府对他们有一定的管辖权，但他们仍然能够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进行竞争，仍然能够创造性地、可持续地发展，为美国以及全球培养着创新人才。你看看人家怎么办的？关键在于大学拥有自主权。公立大学一定不能办成衙门的尾巴。

 

在国内外引起议论纷纷的的张鸣教授受到上级官僚压制的非正常现象，确实，这非正常的界定应在国外，在中国今日的大学，乃是很正常的了，这事搁在1957年，张鸣这种在行政领导面前没有臣服的样子，还有异见，不在头上给他箍一顶右派帽子才怪哩！张鸣说在大学校园不属权力圈子的人，像汉人在统治的满人之外一样，自称奴才也不行，这是满人对满人才有的称谓，汉人对满人，只能称臣，认为这人民大学，有奴才教授，他属更低一等的臣教授了，因此即便工作上与上级有点异歧，便是违逆，必须制服压服，才引出这一场举世愤然的风波，笔者认为：这是张鸣引燃一条导火线，炸开了中国文化教育虚假繁荣外壳一个洞，其腐恶也在曝光了。

今日中国，大学里有一种俗称学阀的势力，以把头形式山头团夥面貌在进行垄断，无论学术、思想与利益，皆在他们老大说了算的武断下，剥开这夥人的院长、主任、处长、教授的皮儿一看，尽是党棍、政客与学术混混们结合成的一种学阀，他们的虚弱与虚荣，确实需要一种人们的听话与臣服来维持，这薄薄包住的一层纸不能戮破，却被张鸣戮破了，怎么不拚命捞回失掉的面子呢？他们的面子不靠学术成就，不靠道德与人格，只靠屁股坐在的官位上所握有的权柄。从1949年中共攫鼎后，即对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的大学军事接管，不顾文化，极力党化，清除西化，全面苏化，如同一切党政军文卫单位的行政头上，皆设有党组织领导与专权，这大学更不例外，更是政治、思想与文化专制的重要基地，几十年来所孕育的强横与霸道，不过是在那位李院长身上泄露了一点点而已，张鸣教授只是为评职称时说点与领导不一致的公道话，与不久前清华的陈丹清教授坚持有权选招有天份的艺术研究生一样，只要一坚持学术、公正，就会与那批垄断的专制集团矛盾，他们既有白社会一套手段压制你，也会有黑社会一套诡计收拾你，这便是中国正派知识分子在大学中必然充当的悲剧角色，这角色从当年毛泽东号召批胡适、俞平伯和文革中把大学略有学问的教授都称学术权威一律打倒，就埋下祸根了。经过洗脑的洗脑，受辱的受辱，除了当年北大教授马寅初与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坚持学术与人格的独立，早就是臣教授遍学校了。

张鸣痛心大学已官僚化、衙门化，这确是今日教育尤其是大学的痼疾，从前大学是国立的私立的，或教会办的，一律是平等的独立的，还由教授们自治的，现在，要按官本位来设置学校的等级，像前清时设的爵禄制分部级、厅级，若定为重点或211工程，就等于获得花翎顶带与黄马挂的荣誉与特权了，所以，当年邓小平讲什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而大学却在面向公、侯、伯、子、男而爵禄化了，非进步也，实倒退也，这是中国大学今天走不进现代的制度性障碍，无论教育部长周济怎么吹嘘教育的发展，学生如何成倍翻番增长，只是贬了值的文凭与学费的增长而已，相应的是大学这衙门里官吏更像蝗虫般增长罢了。而在这官吏增长的背后，有背景与源流，便是毛泽东打江山那共产党支部建在连队的经验，扩张到大学，把支部建在班级，院系建总支部，系主任的旁边还有一位政委，称总支书记，要受他的领导与监督，如明代朱家政权设太监到军队监军一般，今天叫书记监学了，这是1957年就有的体制与格局，当时罗隆基批判那外行领导内行，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现象，难道今天张鸣在大学不是仍然处于这荒诞与矛盾中吗？50年了，老谱还在重复，老戏还在重演，而中共竟不许人们纪念与提说这历史教训，当他们在大言什么崛起时，只见还在历史的错误中原地踏步，能保证不重复历史悲剧吗？而眼前的张鸣等已触到历史的阴魂了。

我很赞成研究西南联大学者谢泳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评估，他认为人们怀念1950年代的民风与政风，诅咒今日官场的败腐透顶，这恰是反映了1940年代教育的成功，1950年代的公务员，恰是1940年代左右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今天民风与政风之败坏，这批败坏者正是中共执政这几十年教育实践的”成果”呵！说得多么在理与有因果关系，所谓”百年树人”这教育恶果就不只在眼前报应，还将在百年内危害中华民族与国家呢。最近，温家宝去问一位院士，为何中国大学里出不了大师，以一种关怀文化命运姿态，想淡化官僚面目，其实，中国的大师，如胡适等，被中共赶到异国，瞎眼大师陈寅恪被批死在广州吴宓饿死在陕西泾县老家，而下一代若方励之、余英时等也难容于大陆，如张鸣与陈丹青这类可向大师攀登的新秀又被你们腐朽教育制度与学阀门扼杀，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中共要出大师很简单，就是中共党组织退出学校，把你们习惯的军管、党管恢复为教授治校的教授管理，有了学术民主与思想自由，大师就脱颖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