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血的故事不是中国的故事。说中国必须说到血。
2001年网上看到一幅画：“美食家品尝盘中婴儿”，据介绍是北京一个美展上的展品。画面是一次十分平静的就餐，没有任何夸张、刺激的表现手法，这就叫零度创作吧。2003年香港《开放》杂志第7期刊载了一组“广州婴儿汤宝录”的写真图片，图片说明文字是：“此组图片拍于去冬广东台山一餐厅，这是一具女婴胎儿，约五个月大，收购价数百元，餐厅价3500元，台商形容是壮阳胜品。”
我真正动心思研究起来：权贵们肯不肯享用死婴做成的壮阳汤？如果不会，活婴儿从何而来？医院？游医？专业或地下产婴院？妓院？洗头城？足浴城？权贵住宅区——那就是吃私生子了？也许吧。
2003年8月间，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节目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青年男子靠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记者以为是醉汉，开车送其回到住处，临走时青年男子忽然给记者下跪：“我是饿昏了、累昏了……我有苦衷啊！”原来年轻的父亲因为无钱给儿子治疗脑疾，不但一天只吃两顿粗饭，而且在干装卸工的情况下，偷偷地非法卖血，经常因此而晕倒。他的腿浮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凹塘。他的儿子几年前在学校被老师用铁铲拍伤了头……
需要壮阳的食客未必能够生出健康的孩子来，见不到人肉宴席的农民生出来健康的儿子，却必须为换来儿子的健康而卖血、而饿得晕倒。中国需要卖血的阶级与需要壮阳的阶级对共产党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吗？这可是两个很难相互理解、沟通的阶级！
《东方红》是中国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枪杆子出政权的革命当然联着一连串血淋淋的故事。何清涟女士曾称赞南京大学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杰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甚至对那些身上还留着弹片的伤残荣军，也不甚了了的。那些早已牺牲连个姓名也没有留给太阳的几千万“炮灰”，就更不知道“太阳怎么升起来”——毛泽东是怎样的一颗“星”了！
小时候的苏北平原是能看清地平线的，每天雄鸡起舞之时，家家户户村头庄尾的有线广播便振动出来一种十分庄严、雄浑的声音。那会儿我想象过：若是像李有源那样，站在延安神圣的荒山秃岭上，向着东方吼一嗓子，该是多么气血通畅、心旷神怡！人民音乐家们真有能耐，李有源们不无下半身趣味的民间小曲，竟被弄得如此雄性勃发、阳刚火爆。从此，民间情趣被禁绝，只剩下造反队伍的神话——人们要知道《东方红》的前身只不过是一曲民间小调，那是会影响神秘、神圣感的。
那是1942年一个冬天的早晨，陕北农民李有源担着粪桶，哼着民歌向地里走去。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衣衫单薄的农人渐渐感到周身暖和起来。共产党的宣传家、文艺编造家们让他变成了一个天生的群众演员——究竟发生过什么连李有源自己也忘得一干二净：我这样想过、说过、唱过的？是啊，你一定是情不自禁地这样自言自语呀：“对，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的了”——“中，中！”配合了宣传可以吃上几顿免费的窝窝头、红烧肉，何乐而不为？宣传家、文艺编造家们又让他联想起在县上看到的一条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就这样，李有源成了葬送民间小调的始作俑者，也成了祭坛神曲《东方红》的始作俑者。宣传家、文艺编造家们可以享用“人血馒头”的犒赏了。人民群众对天生救星前世注定好的无限热爱，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1943年春节，村秧歌队进城演出，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是伞头（秧歌队中领头的），《东方红》由“风”而“颂”的转换工程正式竣工。
1996年，有记者来到陕西省佳县佳芦镇张家庄村。该村地处佳县城北约两公里处，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劣。李增堂和他的儿孙们，同全村459人守着516亩山地靠天吃饭，年人均收入仅194元。失去老伴的李增堂时年68岁，腿部有病、耳聋，干起力气活来自然显得艰难。“老人这些年就指望自己的几棵未长大的枣树来维持一年的生计。”在村西头，李增堂有自己的七分地，地不好，可也得管着，庄稼人不靠这还行吗？李增堂的儿子李耀东在县百货公司做保卫，每月工资150元，因单位不景气开不了支，现在家闲着，每月只能领取20%的工资，照顾老人的担子也落在了他身上。李家住的窑还是红太阳升起时的40多年前挖的，眼下正忙着垒几孔新窑。垒窑所需的1.5万元是以2分的利息贷来的。谈到这笔钱怎么还时，李耀东苦笑道：我心里还糊涂着呢。
曾经通过人造卫星响彻太空的颂歌如今不知飘落何处，对红太阳不明不白的李有源也入土40余年了。卫星上了天，“东方红”子孙们却越来越“糊涂着”，命况依然。
李增堂有两个女儿，李多余、李时青，都已经出嫁，“职业”农民。她们经常回来看老人，帮老人做点家务，陪老人四处走走，有时还把老人接到自己家小住。长孙李伟时年16岁，初一即辍学没有享受完义务教育，成了家里的一个童工劳力。李耀东说，念书要交保险费、勤工俭学费、班费、学费……实在念不起呀。李伟经常在爸爸妈妈面前闹着说：我要上学。（取自深圳《街道》杂志，1996年第10期 张宝林 文）
据说尽管生活贫困，但一提起李有源，“东方红”子孙们的话里就透出来自豪。站在高高的《东方红》纪念碑前，李增堂回忆起父亲当年的情景感慨万千，他说：“我父亲热爱这块土地，我也爱，儿子、孙子们也爱，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啊！”就算家毁根拔，迁徙当然不如唱几句《东方红》容易，无处不在的收容遣送可是长着毒牙的。
爱也好、恨也罢，明白拉倒、糊涂也拉倒，民众们只有不变的“日子”。红太阳余辉还在，三个代表下的农民们，却无法依靠跟党走的自豪来对付疾病、对付学费和2分利的高利贷（相对于几年来政府的8次降息）。
登记在册的扶贫对象应当不会遗漏革命老区吧，但没有遗漏不等于口惠而实至。仅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扶贫款中就有10%被腐败掉了。在江西的井冈山、安源，在广西的百色……多少人还居住在“人畜未隔”的“茅庐”中，多少人要靠卖血供老母治病，而多少官僚却一方面极左套话满嘴（老区官僚流风最盛），一方面则对农民的乱收费极狠！想想发生在江西省的“查禁《减负手册》风波”吧！想想井冈山官僚将强迫购买商品房作为政治任务和政治表现吧！想想在天安门前自焚的上访农民吧——据说老区农民最热衷于上访（因为幻想最丰富？）！……
历史的尴尬越来越显露、越来越赤裸裸了！过去的老区有鲜血做标志，今天看来还是如此。
卖血与献血同属于人类社会的文明，文明真是歧义重重。原始人没有卖血一途，而是“人毒要食子”；后来离原始人不远的社会有了歃血结义、卖血谋生，血与人们的自救连在了一起。今天的中国，卖血依然是一些地方穷人自救的重要办法 、甚至是主要的办法，用河南省某卫生官僚的话说是“产业”——“官话”真够“零度”的！
现在政府立法了，提倡义务献血，但人们献血不踊跃。虽说卖血成了非法行为，但只要有需求，就总是有卖血者无视法律的存在——2003年初夏，我曾看到南京中心血库通过电视台告急：血库的血只剩下几袋了！后来我并没有看到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干部踊跃献血的报道。有外国领导人与平民一起排队献血；中国未见，大概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年龄偏大、血的品质不良的缘故吧。
我是江苏省如皋市人。早在“文革”期间，我的家乡就有农民卖血。当然不是以卖血营生，而是偶尔为之，赚点工分补贴，享受两天不出工照拿工分的优待。1970年代末老家就有了“卖血者”，“抽血前多喝点水血就淡了”这种“经验”，我就是那时听说的。
中国农民卖血的原因大多属于生存自救，但也有脱贫的动机，例如盖新房、取媳妇、供子女上学等等。从我搜集到的来自大陆传媒的报道看，大多数农村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卖血现象，沿海“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民也不例外。
中国农民的卖血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少数“头脑灵活”的农民从偶尔为之发展到定期卖血。对这些卖血者来说，生存所迫、自救不是主要的原因，“换些钱花”是主要的动机。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民间“血头”的形成、唱主角的阶段。血头开始大多是此前尝过卖血“甜头”的，后来的成分多样化了，其中血站工作人员与医生越来越成为主角，卖血从个体行为发展到组织化行为，经营性质成为主导，但一般说来血头与卖血者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文明剥削”阶段，从卖血动机上看是自救与脱贫兼有。1992年以来是中国农民卖血的第三阶段。特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救性动机突出；二是血头对卖血者的剥削手段趋于野蛮，越来越带有黑社会性质；三是权力与血头融合，官医商勾结、黑白合流。第三阶段也可称做所谓的“产业性阶段”。《献血法》的公布也没有能够阻挡卖血产业的狂潮，但传染病和农民流动自由度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遏制作用。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情况看，第三阶段直接可以命名为“犯罪型血商”阶段。因为卖血者在这一阶段中差不多完全失去主动，甚至卖血的愿望都是被有组织地引诱激发出来的。
中国稳定的农民卖血队伍具体有多大，未见统计也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我估计从1990-2000年，每年有4000万到6000万人次，河南、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广西、贵州、江苏苏北、安徽（尤其皖中、北部）、山东中西部、江西、山西等地，都有数量可观的卖血群落，其他落后边远省份想必也会有。可以说除了北京、上海、苏南、浙东、浙北等极少数富裕地区外，即使在一些大城市的边缘，都有卖血人的身影，不仅是卖血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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