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4月1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开始了被称为“融冰之旅”的对日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近7年来对日本的首次访问。日本财界对温总理此访期待甚殷，朝野上下欢迎气氛热烈，久违了的“友好”语汇重新变成政治家口中的莲花，“温颜”、“融冰”成为大众传媒的关键词。温总理本人也极尽亲民之能事，在东京街头跑步健身、打太极拳，跟学生打棒球、与农民拉家常，气定神闲，优雅从容，完全是一幅崛起的大国领袖做派。

4月12日，在日本国会众院大厅，温总理向来自参众两院的400多名议员发表了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讲演。此为22年来，首位中国领导人在日本国会演讲。中日关系在蜜月结束后迅速冷却的现实，使两国关系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对日益敏感的矛盾，而且严重关涉到双方各自的内政，事实上成了国内政治的一部分。日本国会，更是中国政治家的“滑铁卢”：1983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访日之际，应邀在国会演讲，由于被认为“过度取悦日本”，招致党内“老同志”集团的反感，最终做成其政坛失足的近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姑且不论温总理的讲演内容如何，单是其敢于在日本国会侃侃而谈的事实本身，便已然超越了犬儒，其政治大勇理应获得评价。

就其演说的内容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历史问题。温总理没有像历届领导人那样把近代以来的历史以“过去的不幸历史”的“春秋笔法”一笔带过，而是以近一半的篇幅，不厌其详地回顾了两国交往的漫长历史：从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唐朝为官，与中国诗人的交游，到鉴真和尚六次东渡，矢志不渝传佛法到日本；从日本友人资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到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志士仁人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从聂帅救助、抚养日本孤儿美惠子，到战后从葫芦岛遣返105万日本侨民……动之以情，晓以大义，在强调中华民族宽宏大量、人道慈悲的同时，不忘提及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史并非一国对另一国单向辐射的历史，而是你来我往、互利互惠的双向文化交流的性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接受情感。

在谈及战争的不幸历史时，温总理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尽管依然以“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的委婉措辞对安倍首相任内的靖国参拜予以牵制，但以如此明快的形式公开、直接地评价日本的战争道歉，几乎是划时代的，日本各大媒体无一例外地予以高度关注。

日本人自然联想起1998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访日之际，曾要求把日方把“深刻反省”等表达道歉的措辞落实在双方共同签署的“联合宣言”中。时任首相的小渊惠三觉得是一种政治强权，断无接受的道理，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于是，在关于中日关系的所谓三个“基本文件”当中，《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成了唯一一份未签字的文本。即使前总理朱镕基，也曾在2000年访日之际发言说：“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一次都没有向中国道歉。”

不到10年的时间，应该说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在总体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变化，落实在书面上的，也还是那几个基本文件的水平，但为什么中方对日本战争道歉的看法和评价却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呢？对此，日本报纸《朝日新闻》认为：“温总理的发言，是想把围绕侵略和道歉的隔阂与争论做一个了断，并以这种形式诉诸两国国民。”

第二，关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评价问题。温总理在演讲中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等于是在向日本表示感谢。而这种正式、公开的感谢出自政府首脑之口，是空前的。其背后，除了借此拂拭日方长期以来，对中方宣传日本经援过于消极的不悦之外，未必没有更深层的背景：诸如经济发展面临环境恶化和资源不足的矛盾，而日本的环境治理经验和节能技术绝对是中国绕不过去的“必修课”。

第三，对战后日本和平发展历程的评价问题。中日关系“蜜月”之后，之所以迅速陷入“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之间（对对方国家）的误读，导致战略互信丧失殆尽。就中国的对日认识而言，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日本右翼反华，为历史翻案，蓄意把日本重新推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化读解的水平，并满足于这种肤浅读解而不自觉，根本无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整个置身于“一小撮”右翼分子操纵日本的虚幻错觉之中。

此次国会演讲，有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小插曲：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温总理在讲演时漏读了一小段话，而这段话明明是写在讲演原稿上，并通报给媒体的。这段话的内容是：“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作为贵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对日本来说，有这段话和没这段话，意义大不同。毕竟，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战后60年和平发展的历史和成就做出正面、积极的评价，此乃头一遭。所以，日方乐于接受中方关于“漏读”原因的说明，相信漏读系出于单纯的技术性错误（在鼓掌停顿的间隙，看错了行），并在报纸上发表时予以补正。

在与安倍首相会谈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对去年10月北京首脑峰会上定义的所谓“战略互惠关系”做了具体化推进。以“战略互惠”升级“中日友好”，充分体现了两国政治家基于国家理性的现实考量。可以预测，包括能源领域合作在内的双边经济合作将会提速，其规模也会扩大。不仅日本造的核能设备即将进入中国市场，京、沪的美食家们也许不久就能在本城的日本料理店里吃到用正宗新瀉大米烹制的美味寿司。

但是，即使在经济领域，对双方来说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问题，迄未取得进展，两国决定将在今年秋天再提出具体方案——事实上，等于把重大战略议题顺延到了预计今秋在北京举行的首脑峰会上。

在最集中体现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注意到，《联合新闻公报》（第三条）仅止于“日方表示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表明的立场”的一般性措辞（虽然在会谈中，安倍首相口头向中方表达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意思），没有更进一步的表态——而这与中方的诉求有明显的差距。

中方自然无法满足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与此相关的谈判其实相当艰苦。据日《东京新闻》报道，中方曾要求在《联合新闻公报》中明确写入反台独条款，但遭到日方的顽强抵抗，日方甚至表示，如果必须要在共同文件中明言该条款的话，宁愿放弃签署文件。无奈，中方只有接受目前的表述（第三条）及安倍首相对台独的口头“反对”。但作为报复，中方对日方所期待的有关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的正式表态，做了低调处理，仅止于“中方对日本国民有关人道主义关切表示理解和同情，希望这一问题早日得到解决……”的近乎中性的表述。此前，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还曾做过“对于日本公民被绑架的问题，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倾向性表态，而这原本是日方在此问题上所考虑的“底线”。

诸如此类的交易，虽说在外交博弈中并不稀奇，没有这些倒有点奇怪。但交易的结果，假如在关涉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冰山依然横亘于眼前的话，奢谈“融冰”便有火候不到、好大喜功之嫌。毕竟，冰山周围N多浮冰的融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冰山本身的融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间的融冰工作才刚刚开始，离目标还远着呢。

首发民主中国

 

作家力虹一案刚刚尘埃落定，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又被浙江台州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公之于众的最新一例因言治罪案件。浙江自古以来就盛产文人墨客，近现代尤甚，诸如鲁迅、周作人、戴望舒、俞平伯、郁达夫、徐迟、柯灵、茅盾、徐志摩、王国维、丰子恺、金庸、艾青、余秋雨等文学大家均出生于此。恶劣的文化环境使得如今的浙江在中国文坛已经风光不再。然而，被中共当局所极力封杀的异议群体中，浙江依然是人才辈出，独领风骚。浙江除了拥有众多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之外，在自由写作的阵营中也是异军突起，正义之士不一而足，力虹、严正学、昝爱宗、东海一枭、温克坚、陈树庆、吕耿松等人便是浙江异议人士中最为活跃和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作为湖北人，在看到浙江灿若群星的异议作家后，我不得不为湖北异议人士的屈指可数而扼腕叹息。

然而，一位位浙江的异议作家虽然令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要将他们每一个人的事迹罗列纸上也并非三言两语。记得在很多年前，在我还未掌握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时候，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过程中，就已经了解到了行为艺术家严正学的有关事迹。

和我父亲同龄的严正学1944年生于浙江海门（现椒江市，台州市府所在地）。1966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手持画笔走遍中国大地。1988年7月，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严正学、严颖鸿父女两代人画展”。1992年严正学进入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从事艺术创作，并被推举为村长。1993年，身为椒江市人大代表的严正学因被警察殴打后状告公安局而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后来，严正学被诬告偷自行车，判劳动教养两年，送到位于黑龙江省的“北京双河劳教所”，获释后他写了四十五万字的《阴阳陌路》一书。此后，严正学走了积极参与民间维权活动，多次帮弱势群众打官司。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发起了绝食运动，严正学最早响应，并到天安门去绝食，后被警方强行押回台州。2006年5月份以来，严正学帮助温岭等地的农民组建农民协会引起当地政府恐慌。台州当局于2006年10月19日将其抓捕，11月15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正式逮捕。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于2007年4月13日下五2点30分对严正学案做出一审宣判，法院虽然认定严正学“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不成立，但仍认定他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宪法》保护公民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规定看，台州当局对严正学的抓捕分明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报复行为。

据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透露，严正学被指控的事实有四项，分别是：“秘密参加民主党，与民主党海外骨干相勾结；插手温岭农会事件；为刘宾雁先生募捐；撰写文章攻击党和政府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这四项指控最终被撤消了三项，李建强律师认为这是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他也觉得“第四项指控也是不能成立的，严正学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是行使宪法权利，不能构成犯罪”。

网络社会的日益发展使得因言治罪的案例层出不穷，李建强律师近年来除了代理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之外，在办理人权案件上更是不遗余力，众多的异议人士都在入狱后请他为其辩护。虽然李建强律师在这方面付出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时间和精力，但自从力虹案发，他便陷入到飞短流长的旋涡之中。一些毫无根据的传言使得他有苦难言。最近，严正学案又闹得沸沸扬扬，海内外个别几个民主人士一个个声嘶力竭、义正词严地愤怒声讨李建强律师，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和中共当局相勾结的所谓“特务”，准备把严正学推进地狱。事实也许是最能说话的，严正学获得轻判是对那些飞短流长的有力回击。

浙江民主人士在严正学先生陷狱之后，不是把视线停留在李建强律师的身份上，而是想方设法地协助李建强律师展开对严正学的营救。朱虞夫、王荣清、吴高兴、毛国祥、周国强等人纷纷站出来为严正学作证，这对于推翻检方指控严正学是中国民主党成员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严正学先生坚持否认自己有颠覆动机和行动以及海外各大组织的竭力声援也对案情的好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当局在夺取政权之前曾许下迎合民众的万千承诺，但一旦得势便比之前的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干着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民众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中国大地上曾经遍地哀鸣、冤狱不计其数。邓小平时代虽然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地平反毛泽东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六四”的爆发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专制的恐怖与血腥。虽然当年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不幸捐躯或者锒铛入狱，但统治阶级的暴虐仍然无法阻挡中国民众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脚步。

即使江泽民时代对法轮功组织的取缔一度使得中国社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但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诸如严正学先生这样的良心知识分子仍然敢于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冲破重重阻隔，在海外媒体上畅所欲言、抨击时弊。众多的异议人士因此而失去自由，久违的文字狱又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死灰复燃。据某些国际机构统计，中国是关押良心犯最多的国家。

异议人士在入狱后往往都会遭遇非人的待遇，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和很多人想象中的地狱并无两样。据严正学先生的妻子朱春柳反映，严正学在法庭上表现得十分虚弱。以言治罪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对异议人士的抓捕正说明当局内心的脆弱。一个好的社会懂得尊重人才和尊重不同意见，而中国社会却恰恰倒行逆施，越是正义之士就越是被排挤和迫害，而在官场，懂得贪污腐败和溜须拍马的人反而仕途通达。这难道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和谐社会”？

2007年4月14日
首发议报第298期

 

在近日读到的有关王小波的怀念文字中，我比较认同的是南方都市报社论《纪念王小波　争做自由人》的题旨(4月11日)。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或多么不伟大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字作品能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自由比一切都更宝贵。虽然，“不自由毋宁死”的观念早已有之，但在几十年身份体制与言述体制的格局下，国人俱知“反对自由主义”而不知自由为何物。在那种时代，王小波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表明了自由的可贵与可能，这是他值得我们今天怀念的首要理由。

时至今日，自由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只是方式与内容变了许多。当人们有了抛弃体制身份的自由，报考公务员、争做体制人的江面上千帆竞发；当女人有了在大街上花枝招展的自由，“砍手党”已经悄悄地围拢过来；当企业有了转制的自由，下岗工人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过去王小波说不要过别人为你设置的生活，现在最怕的是别人设置的生活中没有你。这样的时代在王小波生前已经降临，只是于今尤烈。更糟糕的是，当学者、知识分子的言述空间有了松动，更大变化却是由利益分享和学术生产体制带来的自由的奴化。给你自由并不可怕，因为世间已无陈寅恪，更没有了林昭。

自由究竟为何物？除了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可以自由地逃离体制、可以自由地陶醉于思想原野的芬芳，自由还意味着介入的权利、斗争的权利、争取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权利。时下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消极自由固然重要，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消极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底线的自由，但它的存在是要维护的，而维护的努力中离不开积极自由。在当下，森、格林、范帕里斯、泰勒等西方学者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似乎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阿马蒂亚·森说，检验社会发展的真正尺度是这种发展是否给全社会的人带来实质的自由——即免受困苦之厄的自由。而最能促进这种以自由为最高目的发展的有效手段还是工具性的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当我们知道自由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生活价值的时候，更应该知道真正的自由、实质的自由是必须以奋斗争取的。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穷人可能会问王小波：我连饭都吃不安稳，我如何去想象另一个诗意的世界？我连车票都买不起，旅游的自由要来何用呢？王小波会如何回答我不知道，但据介绍，王小波不太为人知的另一面恰是对贫穷的恐惧和焦虑，因此估计他的回答不会像他的散文那样浪漫和诗意。作为经济学家的森的回答是，这自由正是用来保障你吃安稳饭的权利、买得起车票的权利——别人无法剥夺、也不靠别人施与的权利。那么，这样的自由就更不是免费午餐，不会像太阳那样总会升起。

因此，纪念王小波的意义不仅在于鼓舞我们争做自由人，还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在今天何谓自由人、如何争做自由人。如何做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的苦难牺牲也无法解答清楚。但有一点可能是清楚的：为了争取自由，人不能满足于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时要当一只愤怒的牛虻，甚至一匹反抗的狼。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最近江平老师几度接受媒体专访，强烈批评“将私人产权绝对化”，并反复例举美国新伦敦案，以佐证其观点。以江平老师在法学界的崇高地位，他的观点不可能不对理论和现实操作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新伦敦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就很有厘清的必要了。

新伦敦案不可效法

所谓新伦敦案， 案件原告是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一位叫做苏赛特？凯龙的老太太，被告是当地市政府。市政府为振兴经济，决定征用河边住宅区，改建为辉瑞制药公司的研发基 地，老太太的小屋恰在征地范围，但她死活不肯搬家。官司闹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征地源于发展城市经济，符合“公共利益”，因此市政府动用“国家 征用权”合法。

看起来江平老师说的似乎没错——即便为了商业开发，私人房产也难逃强拆厄运，可见美国对私人产权的保障确实不如我们通常说的那么严格，美国的私人产权同样要为“发展权”让路。但稍加推敲不难发现，事件的本来逻辑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而要复杂的多。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新伦敦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当地经济一直靠军事基地拉动，1996年军事基地关闭，该市经济一蹶不振，两年后失业率即猛增为州平均失业率的两倍。最高法院之所以判决辉瑞项目符合公共利益需要，主要就基于这个因素。但最高法院同时也注意到了新伦敦案的独特性，因此特别声明，其判决并不适用于其它因公征地的情况。可见新伦敦案只是一个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可能从新伦敦案本身演绎出什么普遍适用的原则，用以解释或者指导当下实践。江平老师以新伦敦案为例，应属举例不当。

其次，新伦敦案在 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争议激烈。判决不过以一票之差而获通过，就结果而言未必公正，虽然在程序上无懈可击。美国社会之所以接受这个判决，并非因为它多么英明伟 大，而仅仅是因为美国司法有尊严，即便是人们认为可能是错误的判决，只要经过了公正的程序，人们也愿意接受它。但接受并不妨碍反思，并不妨碍以实际行动修 补制度上可能的漏洞，把错误判决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美国社会对新伦敦案的反应正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展开。判决必须执行，但对判决的检讨乃至抨击也一直不见减弱。原告苏赛特？凯龙则因对抗政府征收征用而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到处演讲，甚至被请到美国国会作证，声讨新伦敦案的种种弊端。

然而，新伦敦案的独特性，以及美国公众对新伦敦案的检讨和抨击，江平老师并无提及。可见江平老师推荐的新伦敦案，其完整性，准确性是值得考问的。新伦敦案不 过是美国法制进化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细节。通过这个戏剧性细节，美国公众切实体验到，政府征用土地的权力如果限制不力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多达34个州为 此修改法律乃至修改宪法，限制公用征收。这里反映的显然不是限制私人产权绝对化的所谓新动向，而恰恰是在“发展主义至上”时代，给私人产权进一步扎紧篱 笆，使新伦敦案难于重演，使私人产权有力量抵御“发展权”可能的侵犯。

新伦敦案的是非对错还可以争论下去，但新伦敦案不可效法则是没有疑义的。所以新伦敦案非但不能印证江平老师的观点，效果倒可能适得其反。

公用征收的制度前提未可忽视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产权是绝对化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姑且不论人家仍然主要是限制国家所有权。纵然是对私人 产权一定程度的限制，人家也是有严格的制度前提的。只讲对私人物业的征收征用，不讲人家征收征用的制度前提，这恐怕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征收征用的头一个制度前提，是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一个受到严格制约的政府，权力边界清晰的政府。这种体制之下，政府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产 业，不可能是一个赢利性政府，它只能用经过纳税人同意的固定的税额来支付其运营成本，此外不得向社会或公民个人多拿哪怕是一分钱。“清水衙门”这个本质属 性，保证了政府对私人物业的征收征用，不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具体到新伦敦案而言，辉瑞征收苏赛特？凯龙的私宅，天价征地款跟当地政府就没有干系——政府不是地主，没有资格出卖不属于它的产业。天价征地款只能归苏赛特。凯龙个人所有。

切断了政府征收征用的利益纽带，政府不仅从征收征用中一无所得，反而可能招致巨大的争议和冲突。如此利弊权衡，注定了政府对征收征用不可能不抱持消极立场，尽量不捅马蜂窝。从而杜绝了征收征用滥用的可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私人产权的安全。

偶然的征收征用，在美国往往是不得已，至少主观上确实出于公益目的。即便如此，也还要经受公共程序的层层过滤。即如新伦敦案， 征收苏赛特？凯龙的私宅到底是不是不得已，到底属不属于公益，这个最关紧要的问题，当事双方说了不算，任何单边说了不算，只有真正中立的第三方，即独立的 司法说了才算。要到独立的法院一级级的激烈辩论，一级级的反复博弈，直到联邦最高法院终审裁决，才算尘埃落地。没有严格的公共程序就没有公共利益，没有基 于严格的公共程序的公开博弈就没有公共利益。必须是多元的利益主体通过公共程序最大限度地参与博弈，才能找出真正的公共利益，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纯粹性， 对私人物业的征收征用才会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有限政府，独立司法而外，征收征用的最后一个制度前提，是公平补偿。这里的公平补偿，当然包括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但并不限于市场价格。即如新伦敦案而 论，苏赛特。凯龙所获补偿就高达160万美金；即便如此，她的粉红色小屋也并没有被拆除，而要按照她的愿望保存下来，原封不动地迁移到位置更好的地区。 160万美金无疑远远超出市场价格，而超出的部分，以及将小屋迁到位置更好的地区，其实都属于精神补偿。换言之，征收征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产权置换过程。 但这里置换的不是纯粹物质化的产权。住久了，草木都有情，况乎房子。所以，征收征用私宅，除了物质补偿而外，还有一个精神补偿的问题。如果补偿总价高于市 场价格，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也惟有这么做，才体现对人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公平补偿。

无论是江平老师推崇的新伦敦案， 还是美国限制私产的别的什么案例，无一例外都具备以上三要素。这就注定了它们纵令失当，但不可能超出最低限度的公正，不可能挑战社会的底线共识，因而能够 为美国社会所容忍。纵令失当，其于美国社会非但不能构成大患，反而有如种痘，而使整个机体增强免疫力，使同样的错误难于重复发生。但是，如果把很可能失当 的特殊个案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范例，在一个自我纠错能力尚付阙如的社会推而广之，在限制私产的制度前提基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限制私产，在论证公共利益的 公共程序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强调公共利益优先，这就无异于把天花当奇葩。倘若哪天天花真正流行开来，最初的传播者无论有意无意，恐怕都难辞其咎吧。

基本权利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

江平老师强烈批评将私人产权绝对化。什么叫“私人产权绝对化”？概括他的意思大致是，不同意公共利益优先，不愿意为公共利益让路的私人产权，就是绝对 化的私人产权。但是，私人产权绝对化当真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吗？其实即便如重庆“孤岛”事件中的吴苹夫妇，也反复声明，城市要发展不可能没有拆迁。他们反对 的不是拆迁本身，而只是反对将赢利性的商业开发定义为公共利益，只是反对不公平的拆迁补偿。只要真的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征收征用私人物业，这个逻 辑在中国一直都是公认的。江平老师忧虑的私人产权绝对化的趋势，应该说并不存在，而更多地属于一种个人想象。

中国的主要问题，始终不是什么私人产权绝对化的问题，不是什么私人产权保障过头的问题，而始终只是私人产权缺乏保障的问题。而对私人产权的最大威胁， 则始终主要来自不当的公权力。不当的公权力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先化私为公，再经由种种幕后交易化公为私。实质上是一部分私权 通过绑架、挟持公权力，洗劫另一部分私权。被不当的公权力所假借的“公共利益”，则是洗劫最好的盾牌，给洗劫赋予了法理基础，使洗劫占据道德高地，从而把 洗劫变得正当化，合法化，乃至高尚化。

如此“公共利益”之痛，在一般平民来说早已是刻骨铭心。这种情况下，吴苹夫妇质疑单方面宣称的、未经公共程序论证的所谓“公共利益”，实在是人情之常，本不应该引致江平老师的反唇之讥，不应该引致江平老师产生“将私人产权绝对化”的无端联想。

当然，对“公共利益”的任何盗用，都并不构成对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否定。真正的公共利益无疑是需要维护的。但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公共利益”？虽然江 平老师自己也无法确切定义，但显而易见，他所理解的公共利益，跟人们通常理解的公共利益，不免大异其趣。在他看来，不仅非赢利的公用项目属于公共利益，甚 至那些商业项目，因其有利城市形象，有利就业，有利财政增收，也可归于其中。江平老师例举新伦敦案，就是试图说明，即便是商业项目，只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私人物业也必须为之让路。

如果这么宽泛地理解，我倒要问江平老师了，还有什么商业项目不可归于公共利益？几乎所有商业项目都能增加财政收入，都能增进就业，那么区别商业利益跟 公共利益还有什么意义呢？根据江平老师的理论，但凡跟所谓公共利益沾点边，商业项目就有权赶走原住民，不走就强制拆迁，那么原住民还有选择机会吗？还是平 等的交易主体吗？除了服从的义务，原住民的权利该到哪里去找呢？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江平老师对新京报的一篇讲话。江平老师那时大声疾呼：要警惕公共利益的滥用。“世界各国也都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 征收，但国外是区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需要的。现在往往将商业需要也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只要城市发展、城市需要，哪怕搞超市、搞各种娱乐经营场 所，也被认为是公共利益。这是不对的。”意犹未足，江平老师接着强调——

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是无法列举的，但是可以从反面来说，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决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商业开发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 完全可以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区分开来。搞商业开发要用土地房屋，这就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事情，那可以谈判。不能把任何商业开发的利益都叫做社会公共利 益。

昨日今日，奈何如此悬若天壤？白纸黑字犹在，读来真令人感慨万千。

当然，江平老师今日的判断，也并非全错。任何商业项目，确实都程度不同地含有公共利益。但部分地包涵公共利益的商业项目，跟真正的公用项目，其间还是 泾渭分明的。部分包涵公共利益，不应该成为商业项目享有公用项目权益、可以出而征用原住民的私人物业的理由。只有公用项目才可以征用原住民的私人物业，商 业项目与原住民的关系，如江平老师一年多以前主张的，只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征用问题，只有产权交易问题。交易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交 易。将强制拆迁适用于商业项目，则是从根本上取消交易，构成对公民基本民事权利的剥夺。

任何商业项目无疑程度不同地都含有公共利益，但同时必须指出，任何商业项目所含的公共利益都只是次一级的公共利益。多元社会中存在不同位阶的公共利 益。而在所有不同位阶的公共利益当中，只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只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规则体系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只有建立在这种规 则体系之上的整个文明形态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所有其他位阶的公共利益，都必须服务于、服从于这些最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出于商业需要而强制拆除原住民的私 人物业，这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侵犯，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的致命威胁。以任何其他位阶的公共利益来为之开脱，都是徒劳的。对此居然连江平老师都缺乏应有 认识，说明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在我们实在是任重道远。

对中国当代的法治进程，江平老师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我眼里，江平老师始终是泰山北斗。但重庆“孤岛”应否强制拆迁，这个问题操作上虽已妥当解决，思想上却仍极为含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事关根本原则，不敢不为之一辩。倘有不敬，尚祈江平老师鉴谅。

（转载自“关天茶舍”。此文写于2007年4月1日。始发《南都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附跟帖选一：作者：生于11月22

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或所谓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这种冲突。因此，当一个极端的例子出现时，就必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我们期待从中明确我们的公权力是怎样协调这种冲突的，以调整自己的行为。

帕累托改进固然令人期待，但它并不是生活中的常态，生活中更多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奕和妥协。作为公权力理应为这种博奕创立一个公平的环境，协调 弱者与强者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不同能力。对弱者的适当倾斜不是对公正的损害而正是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层面考量，我们的私人权利受到的保障究竟是太 多了“绝对化”了还是远远不够呢？公道自在人心，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可以轻易地得出答案。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已然出台，对敏感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仍然语焉不详，充满悬疑。由此可见此类争论还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喧嚣不止。公共利益，多少巧取豪夺借汝之名以行！

一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面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小泉，胡温政权还以拒绝高层互访的强硬，胡温还罕见地允许中国各地举行反日游行，两国关系遭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长的冬天，中日之间相互激荡的民族主义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两国政府也非常清楚，以强硬对强硬，只能为两国利益和区域稳定带来伤害。理性的交往总比老死不相往来、面对面的握手总比背对背的敌视，更符合各自的利益。所以，两国政府都在寻找打破外交僵局的时机，甚至有点迫不及待。

小泉一下台，胡温政权几乎是无条件地邀请新首相安倍访华，安倍首相也破例地在上任伊始就来到北京，向中方伸出“战略互惠关系”的橄榄枝。安倍访华仅仅一天，却被称为“破冰之旅”。现在，中共总理温家宝把三天访日行程称为“融冰之旅”，意在为正在恢复的中日关系加温。

温家宝选择在樱花盛开的4月访日，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大自然的春天融化冬日冰雪，温家宝访日融化政治寒冬。日方的接待也足够温暖，安排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这还是22年来的首次。访日三天，温家宝的平民风格和温情秀，也的确得到舆论的好评，但这些个人收获却无助于中日政治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正如当年朱鎔基访日，他本人也赢得了颇高的人气，但此后的中日关系却一天不如一天。

4月11日公布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除了经贸关系中的利益互惠和枝节性内容之外，根本感受不到能够融化中日坚冰的政治春风，即没有就中日如何建立政治互信达成任何协议，哪怕是表面上的协议也没有。12日，温家宝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大谈中日的历史渊源多么深厚，中国对日本的恩惠何等慷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多么野蛮，但关于中日之间的冲突和难题，温家宝不过是在重复老生常谈而已。比如，中国不会支持日本“入常”，而只会为日本争取变成政治大国的努力设置层层障碍；日本也不会甘愿承认两强并立于亚洲的局面，而只会继续提升美日同盟和自身的军事能力，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也就是说，中日之间，有至今仍然难以化解的历史恩怨，有政治制度的差异，有经济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争夺，更有谁是亚洲老大的地缘竞争。近年来的中日关系，历史仇恨及民族主义的升温，现实冲突及不信任的加剧，两者相互激荡，中日关系渐行渐远。所以，温家宝的“融冰之旅”， 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无论嘴里吹出多温暖的春风，也很难真正融化政治坚冰。

二 历史问题服务于现实利益

表面上，中日双方都很在乎历史问题，小泉时代的中日坚冰就来自历史问题。访日前夕，温家宝在接受多家日本媒体的联合采访时，再次高调呼吁安倍内阁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似乎中方最关心的仍然是历史问题，但那不过是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的口水战而已。实质上，中日矛盾的深层原因是竞争对手，日美同盟对中国的遏制以及台湾问题，经济能源军事等领域的竞争，才是北京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因为，中共政权连自家的历史恩怨都不想清算，怎么会真的在乎与他国的历史恩怨。

以往，中日政治关系的矛盾，并不能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顺畅，所谓“政冷经热”就是最好的概括。而小泉时代的政治严冬第一次影响到经贸关系，“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的升温，日本以往的对华投资政策受到质疑，改变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方向的呼声响起。2003年，日本政府宣布把对外援助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对华经济援助连续两年削减25%，而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增加20%。所以，温家宝访日的目标之一是让中日经贸回到以往的轨道，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日关系降温而日美同盟升温，如果北京仍然找不出缓解的办法，日美同盟将更加紧密，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今年3月13日，《日澳安保共同宣言》出台，显然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美同盟的扩张，美日澳共同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以遏制独裁中国的崛起。同时，日本与印度的关系持续升温，在日印首脑互访中，经贸合作与政治互动同时展开。所以，温家宝访日的另一目标就是为“中国威胁论”降温，降低美日澳同盟遏制中国的力度。

也就是说，胡温政权在历史问题上表达的民族主义愤怒，不过是内政外交的手腕而已，对内是为了增加政权的道义凝聚力，对外是作为赢得经济政治利益的筹码。

三 日本应该用“人权牌”代替“经贸牌

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外交：对方强大时就韬光养晦，自身强大时就傲视对方。时至今日，中日关系仍然以经济实用主义为黏合剂，以极端民族主义为道义牌。日本政府绝不会为了谴责中共独裁的不义而牺牲经贸利益，中共也不会为了讨还历史正义而牺牲中日经贸。

然而，日本政府必须认清，大把撒钱的外交买不来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也无法消除中日双方的政治敌意，更无助于缓解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中国人的一阔脸就变的民族劣根性再次复活并飞速膨胀，决不能让日本通过“入常”来分享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大国地位，历史恩怨不过是阻止日本“入常”的借口而已。

日本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因为没有北京对平壤的支持，金家暴政不可能那么猖狂和无赖。所以，曾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巨大帮助的日本，意欲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极右民族主义，而是从现在开始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其利用日美同盟在军事上遏制中国，远不如在政治上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应该与美国与亚洲的其他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

2007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好几位朋友推荐我看《子宫日记》。我承认，从没有一部纪录片如此震动我的身体灵魂。我也不讳言，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敦促一切已做父母、将做父母和不打算做父母的人，去下载这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片子。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认为生命是从母腹中开始的。这一观念在《圣经》中最直接和生动的描述，在《诗篇》第139篇。我在孩子出生后，抓起笔来想要赞美，我就发现，世上不可能有更美的文字，超过这样的诗句：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只是中国人的经验，对于文学可以承载真理，早就伤透心了。人们喃喃自语，诗歌固然美好，现实确实残酷。全世界每年有大约6千万人次堕胎，还有无数新生儿在各种漠视生命的体制与文化下被杀害或遗弃。后现代的这一幕，与二千年前的希腊和罗马时代惊人的相似。基督时代之前的哲学伟人们，面对胎儿和新生婴儿时，他们的良知与伦理观就如石头一样刚硬。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曾以《十二铜表法》为依据，论证“杀死残疾婴儿”是正当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弃婴，象俄狄浦斯王和挑起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王子等等。你甚至可以说希腊文化就是一种弃婴文化，在他们的文学中，你也几乎看不见对杀婴、弃婴、婴儿献祭和堕胎有丝毫的愧疚感。所以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中，第一个主张城邦有权强迫妇女堕胎，以免人口过多。斯巴达为了大国崛起，干脆将每一个婴孩从母亲身边夺走，将赢弱的孩子扔进山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中效法他的老师，说“让我们立一条法律不许畸形的孩子活下来”。

从对人类新生命的爱的回应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仍然与最野蛮的土著无异。恩格尔哈特在他的名著《生命伦理学基础》中，将那些持一种没有恩典的道德观的人，称之为“道德的异乡客”。直到保罗将福音传至罗马，基督徒用了三百年的时间，不但争取自己的合法化，而且彻底改变了这一令人齿冷的“杀子文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指出，摩西律法“禁止妇女堕胎和治死胎儿”。在新约中，耶稣的使徒们把用药物等方式人工堕胎，称为“邪术”。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遗训》中规定，“不可堕胎、杀孩童”。374年，罗马皇帝在一位大主教的深刻影响下，在欧洲史上第一次立法，全面禁止杀婴、弃婴和堕胎。从此近二千年间，生命从母腹开始，这一观念成为西方世界的伦理共识。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把一个人间乌托邦的理想推到史上最高峰。法西斯德国开始以优生学的名义，全面恢复希腊罗马时代对新生命的残酷筛选。这一做法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英美等国。神学家和思想家朋霍费尔公开抨击法西斯的优生学，捍卫二千年的基督教伦理传统，他说，“摧毁母腹中的胎儿就是侵犯上帝赐给这个刚成形生命的生存权利”。他话音刚落，就被希特勒处死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围绕这一问题的立场依然构成西方社会最尖锐的困境，尤其在美国，从1973年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以后，堕胎一直是牵动道德、宗教和政治立场的一个核心议题。1973年之前，几乎所有州的法律都禁止堕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布莱克曼在罗伊案判决书中，认为以往禁止堕胎法律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清教徒时代人们对不正当性关系的普遍反感（言下之意清教徒时代已经过去了），二是出于对堕胎危险性的关注（因为医学昌明这一风险也不显著了），三是“新生命开始于受孕之时”这一基督教观点。布莱克曼以专业性的思维，指出无论伦理上认为新生命起于何时，未出生的胎儿都不能被承认为宪法上所说的“人”。于是他将母亲的堕胎选择视为包含在隐私权当中的一项宪法权利，而将胎儿谨慎的称之为“潜在的生命”。

布莱克曼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平衡但两面都不讨好的分类。他把孕早期（头三个月）、孕中期（中间四个月）和孕晚期（7个月或28周以后）作为判决的依据。他说，在孕早期，母亲的选择权是压倒性的，政府不能干涉她和医生作出的选择。但在孕晚期，“潜在的生命”利益是压倒性的，政府可以因此限制和干预堕胎选择。这个自由主义的判决允许孕早期的自由堕胎，一举废除了35个州的法律。

罗伊案的判决影响之深，犹如美国的第二次“内战”。美国人被分成两个阵营，一派叫“生命权利派”，支持胎儿的生命不可剥夺，犹太教、天主教和福音派基督徒构成了反罗伊案联盟的中坚力量。一派叫“自由选择派”，支持母亲的自由选择，认为胎儿不是生命，只是母亲身上的一部分器官。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最顽强的挺罗伊案的群体。1976年后，两党也逐步确立起针锋相对的政策，共和党支持宗教和道德立场，反对堕胎；民主党支持自由选择，反对保守主义的伦理立场。这个剑拔弩张的格局一旦形成，直到今天的每一次竞选，to be or not to be，依然泾渭分明。

可惜题目离中国人这么近，争论却离我们那样远。生命的一种可悲，就在于很多观念尚没有得到机会澄清、反思和争吵，就稀里糊涂成了人心中颠扑不破的东西。说这许多，因为非这样，就不晓得这部片子的宝贵。人类花了四千年的时间，才第一次清楚看见《诗篇》139篇所描写的母腹中的世界。《子宫日记》记录了一位母亲从受孕到生产的全过程，以最先进的3D超声波和4D动态三维摄像机，将一个生命的形成首次以逼真的画面暴露在阳光下。

以前人们用一些冷漠的科学数据来评价胎儿的生命性质，如胎儿在第12周以后才观测到脑波，24周以后才可能独自存活，等等。但这是一部令人惊喜、也令人哭泣的电影。以往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胎儿原来会在母腹中微笑，在母腹中打哈欠，用手玩鼻子，甚至还会做梦。第8周开始，他已具有人的形象和样式，第9周从静止状态中开始动作，小家伙把母亲的子宫壁当作跳床，作踢腿练习。16周后，他的动作开始由大脑控制，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那个幽暗的世界，觉察到周围的空间，甚至对母体外的一切刺激都有反应。用哲学语言说，他有了主体意识。他兴致勃勃的吞羊水，尽管他并不需要。他玩耍脐带，把它绕在自己身上。

今年1月18日，英国媒体也曾公布一组令人震惊的4D技术的子宫内图片，你能清楚看到双胞胎和多胞胎怎样在腹中“玩耍”。其中一幅，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斜靠在另一个身上，还亲了一下对方的脸。

我的一位朋友也看过类似的纪录片，孕晚期的胎儿在引产手术中，不断在子宫内躲避。你能看到的不再是仪器上的曲线，而是他惊惶的表情。你若看见，不可能不想哭。在美国一些允许堕胎的州，法律要求医生告知病人堕胎以外的选择，或告知病人反对堕胎的理由和资料，或要求病人通知配偶或父母，或必须在24小时的冷静期后作出选择。这些法律有的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有的被判为违宪。

在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中，“幸福”只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幸福就是善，而胎儿不是人。所以他支持强制性的堕胎，这就是“道德异乡人”的生命伦理。但中世纪的哲学家阿奎那说，人最高的三种美德是“信、望、爱”，而不是肉身的幸福。所以我那位朋友打消堕胎的念头，决意承担生活的艰辛，举目仰望那高于人间的恩典，凭着信心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而我的意见，就是假如一件事是从未曾了解、却应当了解的。人去看这部片子，心在人里面，会作出它的回应。

2007-3-2，写于孩子出生第12天。

《子宫日记》》（In the Womb），美国国家地理频道2005年10月7日首映。

《生物学与基督教伦理学》，（英）斯蒂芬。RL克拉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生命伦理学基础（第二版）》，（美）H.T.恩格尔哈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今年三月中旬陪同海外记者拜访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朱厚泽，他深刻阐述了反右派斗争对民族、国家、文化、知识分子的严重伤害，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共产党自身的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

朱厚泽认为，第一，反右派斗争破坏了人类文化遗产、人类历史遗产.知识是依靠有知识的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结晶在知识分子头脑中。打击了知识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这是社会从文明到野蛮的倒退。

第二，反右派斗争后造成最大的问题是抑制了创新，人们没法创造。谁试图创新，将丢掉身家性命。文化只能静态地讲述，而不是动态地发展，知识要由原有的知识分子为载体进行探索，去继承和发展。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打击后，造成这种历史的文化探索的断层和断代。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在三十、四十年代可以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而解放后的五十八年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反右派斗争以后，清华变了，不是原来的清华学风了，没法创造了，也没有创新的精神、勇气和环境了。人都成为「驯服工具」，「舆论一律」、「保持一致」的应声虫了，怎么可能创新？

第三，反右派斗争实际上也严重地伤害了共产党自身。共产党、毛泽东把阴谋说成「阳谋」，在全国、全民族和全世界失去了信誉、诚信，把自称为无产阶级先进的民主政党改变成搞阴谋的组织，造成指鹿为马的全党、全国的风气。以前承诺的所有政策都受到质疑。打击者、迫害者本身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自己破坏自己的实事求是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传统，实际上是一种自阉。反右派斗争以后，共产党内确实形成了「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的新的作风，道德上的小人可作大官的组织原则，个人迷信的专制独裁反民主领导体制造成了大跃进的「巨死亡」、文革的浩劫，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后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

反右派斗争给共产党本身造成的「内伤」，比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和五十万左右的内部右派所受的「外伤」更为致命；如果连正视事实、正视错误、检讨、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连造成一百万人受严重伤害的错误与罪行都不敢承认、公开道歉与补偿，那怎么是郑重的党、怎么体现实事求是的传统呢？连历史上造成了社会极为不和谐的事实都不承认，不总结、不反思历史的教训，怎么可能造就、构建未来的和谐社会呢？非洲的南非都敢於建立「承认事实与和解委员会」，认错、道歉、赔偿达到和解，有五千年文化史的礼义之邦的堂堂中国总该做得比南非更为文明吧！

二○○七年四月五日

 

 

两会结束之后，我正在关注我的母校一位出色的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在网络上的廝杀。张鸣批评高校目前行政化的程度已经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称教育部对大学的控制登峰造极.我尊敬的一位老前辈，80高龄的新华社着名记者潘荻给我送来了青年物理学家茅广军的两本纪念册。这两本纪念册是茅广军的父母为儿子印刷的，一本记录了茅广军从出生、求学、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短短36年人生经历的照片，父母、师友、学生对他深情的悼文。另一本是他享誉国际的英文学术论文集。

打开这两本印刷略显粗糙，厚重的纪念册，让我感受到不能承受的重量，这是一个人生命的份量；是一位海归青年科学家用他全部才华一心报效国家的份量；是两位悲伤欲绝、哀哀无告的白发父母讨一个说法的份量；是几十位痛心惋惜的师朋质疑的份量。

为了这多重的份量，我会见了茅广军的父母，走访了他的师友。

▲瞭解的人说「茅广军天生就注定做科学家」

茅广军生於1969年4月3日。3岁会下棋，5岁上学.从6岁半就每天自己准备早点不到6点就自己去学校。父亲是军人，常年在部队，但是母亲还清晰得记得，他背着小小的黄布伞，穿着雨鞋，冒着雨雪，艰难地在去学校的路上一步一步行走的模样。

1988年，19岁的茅广军正在宁波师范学院物理系读大学三年级，就被任课老师介绍给南开大学核物理专家余自强教授。余教授恐怕师范院校对量子力学要求相对较低，给他开了包括北京大学曾谨言教授编写的难度很大的量子力学等一批书目，茅广军只用一年时间就补习完，1989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南开大学原子核理论硕士研究生，余教授安排他主攻自己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卓益忠研究员正在做的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基础理论研究。硕士三年，他年年获奖，毕业论文全系排名第一，获得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的讚扬.

1992年茅广军考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卓益忠研究员的博士生。卓导师称讚他：「我一直对茅广军是十分看好，他做事认真，为人谦虚，不吹不拍。在科研方面，他对自己总是严格要求，勇於创新，敢於挑战难题.他喜欢在一个课题做完整之后再写文章，一个问题只写一篇完整的文章。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就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过超过20页的文章。以后他写过更长的文章。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他是我国核理论物理学界一位不可多的的优秀年轻研究人才。」读博士学位3年，茅广军发表9篇有影响的论文至今还被国内外同行引用。

1995年7月－1996年茅广军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做博士后，他的合作导师赵恩广回忆：「他在一天中，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在办公室工作。周末也基本在办公室度过.在一年半的博士后研究中，他共发表8篇论文。与我合作发表5篇，其中4篇广军都是主要贡献者。」赵恩广研究员说：「茅广军是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能够很好地将自己做过的事情，什么清楚什么不清楚的界线划分开.很多人对这个界线总是划分不清楚。他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科学家。做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大的缺点.」

所有导师无例外地都夸奖茅广军优秀、刻苦、对老师非常尊敬、真诚助人。1997由於李祝霞导师的帮助得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重离子研究中心所长W.Greinet教授的推荐，茅广军获得竞争激烈的洪堡奖学金，去法兰克福大学继续做理论物理工作两年，被聘为研究员，成绩骄人，来自各国的众多博士后只有他被认为具有较强的理论推导能力，於是就把建立冗介子的BUU方程任务交给了他，他把介质中碰撞截面的公式放进ImQMD模型，对该模型的改进做出贡献，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Kaon性质的研究和核内反核子态的问题的研究也做了很好的工作。已经开始和和世界一流核物理学家合作写论文。是年Greinet来北京，见到茅广军的博士生导师卓益忠说：「你们送的学生如果都和茅广军一样棒就好了。」一位只和茅广军学习过一学期德语的欧洲学生Godefroid这样评价他：「我敢肯定广军是Frau Falsett（为外国留德学生提供食宿的老太太）所有寄宿在她那的年轻学者中最欣赏的一个。他对周围的人非常友好甚至有点难以置信地好。」

1999年茅广军与卓益忠、李祝霞两位导师的研究成果《微观输运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高能重离子碰撞中的应用》在国内获得吴有训物理奖，十分难得。

1999年月-2000年茅广军被聘为日本东海原子能研究所（STA）研究员.他的Prog.Part.Nucl.Phys.41（1998）225-370一文被国内外学术界引用200多次。他在国际原子物理学界影响与日俱增。

业内评价，茅广军在德国、日本相当於又读了两个博士后，可称为「多博士后」。

2001年32岁的茅广军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引进，聘为研究员.从回国到到高能所报到的一、两个月的空隙，他回读博士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作了几次报告，报告了关於中子星磁场，r暴问题，有限核内的反核态问题等，引起大家很大兴趣。他还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还会议，在会上做了《Bond states of anti＿nucleons in Finite nuclei》的报告，后来收录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系列文集第597卷。

▲转变学术方向，在高能所没有「同行」

茅广军到了高能物理研究所从原来自己熟悉的相对论量子微观输用理论的研究转到新的研究领域1）超核和真空反粒子能谱.2）高能核天体物理，对中子星，奇异星，脉冲星的研究。高能所理论研究室的学术权威对茅广军研究的新课题的评价是：「当前国际上的热点领域，是国际上研究领域的前沿，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茅广军是高能所唯一有业务能力研究这一前沿课题的科学家，因此他在高能所没有「同行」。这意味别人可以一人写论文全组签名，他不但不能做这样的你来我往，也没有人帮助他讲话。

有专家在网上发表评论说：茅广军这个研究课题很有研究方向价值。按正常的研究去推导：建立一个这样的物理模型，编程设计，物理计算，至少要十来年才能成气候。他的导师卓益忠也告诫过他：「做这样学术方向的转变，3到5年之内很难做出突出成绩。」茅广军向导师表示，他对这个课题非常感兴趣，而且也很有信心。

茅广军进入高能所，现在被传媒和舆论看成是走人生「下坡路」。第一件事高能所张宗烨院士是认可他的最权威人士，曾极力推荐他入选90年代中科院推出引进海归人员的「百人计划」。但是评估时，又认为他还达不到学术带头人水平，研究所委员会和专家顾问团只聘用他为全职研究员，签了三年合同。从来名列前茅的茅广军对落选「百人计划」十分介意，他对卓益忠说：「有些人成绩不如自己被选上，自己没有当选感觉很失败。」第二件事他个人生活也遭遇挫折，经人介绍的一个广西柳州女子同他在法兰克福结婚，同去日本，但小茅回国之后，妻子却不告而别，两年之后只能以失踪离婚。茅辞世之后才知道这个女子跑到了英国。一向开朗喜欢谈笑的小茅变得沈默寡言，常常一看书就头痛。从来以事业为重的茅广军很快调整过来，投入到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的交彙处新课题的研究。

2002年，依据高能所规定的购房条件，经过排队，三榜公佈定案。高能所将总建筑面积12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一套，以总价463625元出售给茅广军。9月茅广军拿到钥匙入住新房，高兴得告诉父母：「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高能所搞一辈子科研了。」他精心装修了新房，收拾得一尘不染。

茅广军在高能所三年聘期中，（2001年9月——2004年8月）新的科研成果已出现，一，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着名检索工具中<>网络版中收录了5篇。2003年他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一篇文章（Phys.Rev.C67（2003）044318）已开始被多次引用。二，他招收了三名研究生，被认为是为学生着想的好导师。学生温海豹说：「茅老师为了多给我一些筹码，让我把即将在《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发表的文章他的名字去掉，使我有了唯一作者的文章。另一篇文章主要工作都是茅老师做的，但都把我列为第一作者，自己放到最后。」三2004年茅广军应美国Nova Science出版社主动约稿，完成了一部专着《相对论微观量子输运方程》。余自强教授评价：「该书标志国际核物理学界是对广军从事研究的领域和他的贡献进一步的肯定，这本书不是发表过的论文彙编，而是经过进一步系统总结增加新的科研血液，是质的提高。」该书於2005年出版发行。四，茅广军从2003年开始的对「中子星，奇异星，脉冲星」研究的第一阶段课题合同要到2005年12月才到期，因而他的部分文章要在2005年才发表（见英国等地的杂志）到2005年8月他实际写了10篇文章和一本英文专着书。茅广军还提交了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向深度发展的科研计划。从奇异反粒子能谱研究奇异相互作用。是当前核物理和天体物理都极为关注的重要前沿课题之一。他在科研档案归档说明书中阐述了已最终完成对中子星、奇异星和脉冲星课题的研究：1、他发展了N*（1440）和介子的相对论微观疏运方程……和建立了一个处理论模型。2、研究了有限真空中的反核子自由度…，开展了天体物理中磁化中子星的研究，特别是及常磁矩项对强磁场中的粒子性质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他认为如果对这个课题做深入研究，很有可能是一个新核子态的研究方向，有可能会涉及到能源问题.他曾深情地对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讲他的课题，他拿起两个杯子一碰，说：「妈妈，几十倍的问题，我已经研究出来了，几百倍的问题也基本完成了，等几千倍的问题解决，我们国家能源的压力就解决了。」

▲是人生在走「下坡路」还是跌入「土围子」

2004年茅广军跌入了「论文门「。3月16日高能所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核通过2005年上岗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茅广军列在第二组新上岗博士生指导教师的6人名单中。

但是随后理论室主任被上级要求解聘茅广军，这位主任不同意，认为茅广军工作很好，结果这个主任就丢了乌纱帽。

11月对茅广军三年聘期又临时设计了一场考核，参加考核的14位委员，其中11位是来自一个研究室的，另外三位是所领导。这是不符合中国科学院的评价体系的。直到2005年3月份才找广军谈话：以文章数量少为藉口称考核不合格，叫他「一年内自找工作调离」。评委只给茅广军计算了三篇文章，在国内发表的不算，在美国出版的专着不算，05年将要发表的也不算。制造这不公正一幕的黑手来自最高权威，茅广军可以将文章署名完全让给学生，但他没有让这个最高权威在他的文章上署名。

接踵而来是茅广军已买到手，住了两年已经成为他合法的私人财产的125平米的经济适用房被剥夺.因为高能所在住房附加协仪中加了这样的条文：「凡是购房后工作不满五年，调离、辞职、离职、开除的要收回住房」。茅广军专门去找陈和生所长，陈说：「你联系单位很好，但房子不能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给你，可以按照所内市场价补差额给你。」茅广军也表示同意，陈和茅还一起算出了要补14万多元钱的差价.正因为陈和生有这样的表态，茅广军才接受调离.

茅广军找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是在开调令时，高能所要求茅退房，茅广军第二次去找陈和生，陈出尔反尔，不但推翻了自己的承诺，还说：「什么时候说过房子可以不收回？你的房子就是要收回。」对广军的态度十分粗暴。广军说：「既然所长讲话不算数，房子要收回，我就不调了，聘我副研究员也干。」陈说：「副研也不聘你」。茅广军说：「不聘我，我自己干，也不走了。」陈说：「不但不聘你，还要开除你」还对茅拍了桌子。陈的态度转变，在於他也需要最高权威的选票。

2005年8月11日，茅广军被逼无奈接受了高能所的退房手续.8月17日广军拿回一部分退房款。高能所扣留着近9万元（房屋装修费以80%退）和购房补差款14多万元。只允许茅广军再租用两年。

最后则是职称.北航在调档案前，特别向茅广军交代：在职务职称一栏，只要填上「研究员」三个字就够了。为这事，茅广军也去找过陈和生所长，问他：「我在高能所是不是正研究员？」陈所长说：「你是千真万确的正研究员」，茅说：「请高能所在职务栏给我填上’研究员’三个字。」陈所长回答：「没问题，我会通知人事处」。但是在转档案时，高能所偏偏抽掉了当时茅广军进高能物理研究所，经过所内外十多位专家评定正研究员的重要档案材料。只递送聘用研究员三年的聘任合同北航要求茅广军提供进高能物理研究所评为研究员的评审材料。茅广军向高能所再三恳求，高能所一推再推，最后只写了一张证明「茅广军为聘任研究员」。由於档案材料不全，北航将茅广军由正教授降为副教授使用，还要在今后工作中重新评审。

9月12日茅广军向高能所交了钥匙，搬出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资料，腾清了工作4年的办公室。

9月14日淩晨，茅广军选择自己卧室的窗户从4楼跳下，这位傑出的物理天才，选择了以死抗争。

▲茅广军抗争的不仅仅是「土围子」

全世界知道茅广军事件的人，都在问：他以死来抗争什么？

张宗烨院士说：「不是吃大锅饭的年代了，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且不可避免。」请问张院士，贵所竞争过茅广军的研究员哪一个能接过他的课题呢？

还有一位教授说：「从海外回来的人，通常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中国的环境。」茅广军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他只不过在国外研究3年半的时间，而在高能所适应四年，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究竟中国需要适应什么？张鸣教授说：「评委委员只看你是不是官，不看你是不是专家、你的学术地位，只是官大学问大，大评审要大官，小评审要小官，而不看大家是否公认你有资格去评审别人。」「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教师拿课题、评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你得罪其中的一个人，就得罪了一个大链条.」张鸣教授是在批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行政管理，或称「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看来人大有张鸣，是人大的荣幸，是政治系师生的福份，如果张宗烨院士手下出了张鸣这样一位行侠仗义的教授，博士导，傑出的青年科学家茅广军或许还能继续攻克他的课题，中国的科学俊才还能再为中国争光。学者张耀傑，借用毛泽东用过的一个贬称「土围子」，来比喻今天的大学环境。人大这个「土围子」历届运动逼死的人也不少，今天「土围子」更适用逼死人的中科院高能所。实际我们每个人都在「土围子」呆着，像我这样的被赶出来，年轻人正想法钻进去。中国到处都是「土围子」，那就不仅是「土围子」的问题了，茅广军的父母写了100多封为儿子鸣冤的申诉信，全部石沈大海，中科院的信访局都不接待他们，「土围子」高能所说：「你们的信都转到我们所来了，有什么用啊！」」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生产「土围子」的制度，就是保障那一个个黑霸主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制度。所有的小土围子组成中国这个大「土围子」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和今天物理学家茅广军的鲜血总有一天要冲垮「土围子」制度。
国的政治制度就是生产「土围子」的制度，就是保障那一个个黑霸主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制度。所有的小土围子组成中国这个大「土围子」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和今天物理学家茅广军的鲜血总有一天要冲垮「土围子」制度。

首发动向４月号

 

作为第一位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虽然赢得了让日本首相安培羡慕的热烈掌声，但经历过风雨的温家宝可能也清楚，他的这次“融冰之旅”真正能够融化多少冰，实在不是用他的亲民秀和那些掌声来算计的。就在温总理温情脉脉的时候，日本人正在加紧修改和平宪法，跨出让中国和亚洲国家非常不安的一大步。更不用说钓鱼岛、教科书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了，这些单单靠温总理跑去和日本大学生打打棒球是无济于事的。

温总理很清楚，他的中心思想为“中日上千年友好历史”的讲话赢得日本国会的掌声，可是也不一定可以得到所有人的掌声，何况，他也不会忘记当年朱镕基总理在美国的遭遇。而且，对于他的讲话，等大家回过味来后，很可能发现很多地方并不是味道。

就在温总理发表重要讲话的第二天，在他和日本首相出现在中日友好团体的欢迎招待会时，温总理说，昨天上午在日本国会演讲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母亲，要她评价昨天演讲的表现。温家宝在讲这些话时显然是带着感情的，他说，“妈妈，我讲得怎么样？”他的九十多岁的母亲说：“孩子你讲得真好！”是用心在讲话。

温家宝总理还特别加重语气补充道，从小母亲就要他讲真话，要讲心里的话。

我当时从凤凰卫视上看到温家宝的讲话时，愣了足足有几分钟，没有回过神来，随即就开始胡思乱想，接下来就感慨良多了。我先从温家宝的政治智慧说起。

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不同于“破冰之旅”，人家温家宝就是要用温情和“一千多年的中日友好——相对于不到五十年的不友好”理论去融化坚冰的，不是不择手段的或者态度强硬的“破冰”——冰即使破了，变成碎片，还是冰，但融化掉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似水柔情了。我听了一下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虽然不痛不痒，但在目前中日关系的情况下，不能不说算是成功的一次比较圆滑的讲话。然而，奇怪的就是，温总理在讲话后，不提日本人的反应，更不提他代表的十三亿中国人的反应，而是独独给自己九十岁的母亲挂个了电话，征求母亲的意见，而温妈妈的评价则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赞扬儿子用心在讲话。

这恰恰就是温总理的政治智慧吧。

大家都应该清楚，作为一个十三亿国民的总理出访重要国家的讲话不可能是即兴的，而且讲话后的后续评论更不会是即兴的，这样说就让人很想知道，温总理给他母亲打电话是早就安排好的，还是他也像我们一样想妈妈了，就在出访日本，一天安排了十七项活动的情况下抽空拿起了长途电话，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号码？

一个大国的总理的讲话，如果得到自己年过九十的母亲的肯定，而且又被肯定为讲了真话——请问，接下来的任何人的评价还有意义吗？除了感动我们还能说什么？而且，就单单靠讲真话这个国人早已久违的品德我们就算想批评两句，也不好意思开口了！

这就是政治智慧，同志们，这就是温家宝的政治智慧！

如果大家对历史和国际政治熟悉的话，就会发现这是温家宝总理独有的政治智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注：中国以前国家第二号领导人出访时，出现过借用第一号人物的评价来肯定自己的，却从来没有拿母亲说事的）

温家宝的政治智慧就说到这里，但留一个尾巴供大家思考，那就是温妈妈经常看儿子的讲话吗？温总理每年都要对十三亿人作总结和汇报性质的《政府工作报告》，温妈妈是否也看，看过后是否也会评价：儿子，你用心在讲话，讲得好！如果说温妈妈只对儿子出门在外的讲话感兴趣，那么温总理每年都要出国多次，温妈妈也都会看吧。我真想知道这位让人尊敬的母亲都怎么评价自己儿子的每一次讲话。毕竟是她老人家从小就教导自己的儿子——我们的总理：要讲真话，要讲心里的话！

谢谢温妈妈，你把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传给你的儿子了，而你的儿子现在正负责十三亿人民的国家，他在用政策、法律、规章和宣传等各种国家力所能及的方式方法教育十三亿人民。

我说的不夸张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肩负着教育全国人民的责任，他们据说不但要操心我们的吃喝拉撒，而且更主要的还在思想上教育和指引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包括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温总理作为共和国第二号人物，也直接肩负着教育我们的责任，可是这样一个总理在评价自己时，只是率性地引用了自己九十岁的老母的一句话：要讲真话！

难道这比那至今让我没有完全理解透的三个代表和和谐的理论还博大精深吗？

* * *还是点到即止，现在跳到我的第二个论点，也就是非政治的论点。最近国内有体制内媒体找我开专栏，条件是少谈政治，不要把什么都扯到政治上。好处自然是最高的稿费，可惜，我真不知道我这个政治动物是否能够做到。下面尝试一下从非政治的角度分析温总理给温妈妈挂电话这件事。

温总理的讲话让我愣了几分钟，其中只有一分钟是在思考温总理的政治智慧，另外几分钟则已经想到了其他的。因为我最近也一直在和老人家打交道，和自己的父母以及家乡更老的老人打交道。而且多年不在国内长住，这次有机会多次深入农村、小城镇和厂矿，接触了上至在北京工作的老朋友、下至在外流浪打工的亲戚朋友，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目前面临一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这灾难不是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也不是中国什么时候会崩溃，更不是会不会稳定、以及和谐发展是否能够持续等等，我说的灾难是中华民族心灵上的灾难。

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世界末日的乱象几乎都是我说的这种心灵的灾难的直接结果。同人民公仆公务员打交道，才发现他们只要稍微有点权力，都把这权力变卖成金钱，或者换成美色了；翻开报纸，又有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说真话？大多主宰这个国家的人在那里信口开河，假装自己是在讲心里的话，更糟糕的是他们道貌岸然，还装模照样地假装人民不知道他们是在讲假话。就在温总理讲话的同一天，我在广州亲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欺骗活动，外加一位司机开车撞倒一位三岁的儿童，大概是为了节约医药费（撞死赔偿固定数额，撞伤则要一直负责医药费和残疾费），他停下车又把车倒回去碾上还没有撞死的孩子（见当地报纸）……回到家乡湖北随州，除了贪官污吏和他们的情妇二奶，整个城市都下岗了，市民一边痛骂政府和贪官，一边沉浸在麻将中……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但也没有人再想得起被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彻底破坏了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铁板一块的宣传和教育也使得很少人能够看到外面更先进的文化和制度。

当今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都在忙着对症下药，有的要全盘西化，有的要复活毛泽东的公平社会，有的要搞自由主义，有的要搞新儒，有的要搞新左派，有的在那里研究新加坡模式，有的在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有的要把孔老二立为教主，有的主张还是法家有利于大国崛起，有的要用上帝拯救中国，有的声称中国民间的信仰（迷信）本来就是维系两千年文明的中国式的“十诫”，有的……

其实，这些人做的都没有错，其中任何一点如果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话，我们的道德底线可能就此守住（从而反守为攻），中国就不会呈现目前世界末日的乱象。问题在于，他们只研究了各种理论，却忘记了要研究这些理论的接受对象——中国人。

这些研究者不妨照一下镜子，然后再看看周围的人，然后静下心来自问一句：这些人包括我自己，真能够再次相信吗？

1949年以后这些年，中共做的最恐怖的事就是对中国人心灵的专制和奴役。经济搞垮了可以追上去，教育落后了可以赶上去，科技滞后了可以靠间谍特务和科学家连蒙带偷跟上去……，唯独这心灵被专制了，被奴役了，被破坏了，就怎么也无法在短期内弥补和恢复了。在我接触的1949后生或者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我为他们心灵上打上的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或不愿意承认的烙印感到深深的悲哀。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带着这种烙印？

在我观察和接触的各种各色的人中，我发现文革那一代真的靠不住，甚至1949年后受到教育的一代都靠不住，这一代也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们。我做了一个统计，竟然发现，目前中国的贪官污吏和重大犯罪分子，几乎都是在文革时受到主要教育的那一代。这个统计不完全，不足为凭。但这一代人很难再有信仰了，他们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马克思，甚至经过毛泽东把他们像猴一样耍过之后，他们连自己也不相信了。

我同时发现，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却还存有比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要坚强和明确得多的道德底线和道德标准，而且他们对社会上一些现象的看法也有比较固定的说辞。简单的说，他们还有比较明确的善恶、好坏的是非观，例如是你的你才能拿，讲真话，讲心里话，不要欺负人等等，老人们都不会含糊，看见贪污他们就会骂，绝对不会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过的。

可是在我接触的新社会长大的人中（1949年后），这个标准却显然模糊了，甚至不存在了，表面上看，他们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实际上却是使用新的理论和主义模糊和破坏约束民间几千年的标准。流传在民间（也就是那些老人中）的标准正如基督文明中的“十诫”一样，是高于皇权的多少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和做人标准。可是1949年后，共产党拿一个哲学工作者的不成熟的（或者过时的）理论，再结合中国几千年集权统治中的糟粕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把中国民间的一切道德和善恶标准都彻底摧毁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的唯一标准就是毛主席的话。

那时我们一上学受到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其他的一切标准和尺度都不存在了。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可以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可以打砸抢，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可以摧毁中国传统中的一起，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可以让农田亩产几十万吨都没有问题……多少年后，我们骨子里，还流着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孩子的血，我们却又从小道消息发现老毛只不过是一个暴君外加一个淫棍，可他至今还躺在天安门广场，请问，你还让我们如何分出好和坏、真和假呢？谁又可以让我们再相信一次？我们想说真话，可是我们甚至已经失去判断真话和假话的能力！

我说这么多，又和温总理提起温母亲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就在我上下求索，刚刚发现温妈妈那一代要比温总理这一代更加知道善恶，也更能守住道德和做人的底线的时候，这位一国之主也抬出了他的妈妈，莫非温总理也感觉到，如果他说某件事很好，中国国民已经不再相信，而如果是他的妈妈说出来，则很多人都会像他一样相信并感到自豪？

* * *话已经说完，还是点到即止，不过，我还想再留一个尾巴供大家思考：温家宝总理在这样重要的国际场合抬出了九十岁的温妈妈，而传递的信息又是如此之简单：讲真话，讲心里话！大家不妨再回到不久前温总理在全国作家协会上的讲话，那篇发言很长，但世人记得的大概只有这样一句话：作家要讲真话！

作为总理，不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每天要发多少教育人民的文件和文字，不可能不知道中央正在使用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和“理论”来教育中国人民，可是性情中人的温家宝总理却抛开这一切，单单回归到他九十岁的母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当时教育我们的、而被温家宝所代表的政府屡次破坏的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孩子，要讲真话！

总理，谢谢你讲真话，而且请允许中国人民都能讲真话，我们的妈妈也像你妈妈一样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讲真话。

如果你们都能够讲真话，又允许生活在你们统治下的中国人都可以讲真话——（反右五十周年纪念就要到了，那些右派分子也不过是听他们妈妈的话讲了几句真话，就家破人亡，有些至今还被监视，请温家宝总理从他们开始吧），相信我，大家都讲真话，中国不但不会乱，中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的。

而且，你的妈妈和我们的妈妈都会为我们感到自豪！

2007-4-14为《伴你走过人间路》第二部而写
－－博讯

 

近年来一直以官员“恶搞性”新闻吸引全国人民眼球的河南省，近日又宣称在其省份所在地郑州“落成”一座106米高的炎黄塑像，可能塑得确实高了点，以致于欲与美国自由女神像试比高——河南官员的不学少术再次暴露无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是“高大”与“伟大”的碰撞，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不要说“比自由女神像高8米”，就是比珠穆朗玛峰高8米，也“高”不过自由女神。

在自由女神基座上铭刻着这样一段话：“把们们疲惫的人，你们贫穷的人，你们渴望呼吸自由空气挤在一堆的人，都给我；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在这金色的大门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每当想起这充满感情的话，总是让人感慨万千，也让人想起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这就是自由女神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地位与价值：它是我们生命中唯一不可让渡的权利。

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作为坚实驱动力的动力，让变化成为人们生活的常规，让进步成为世界的潮流。虽然批评者也可以轻而易举为自由设下障碍，但自由的观念为人类精神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是任何人或政权也抹杀不了的事实。

在现代思想领域中，领导不会再被从字面意义上神化，所崇拜的变成了团体、阶级、民族等。英国哲学家盖内尔表示：信念就是各种臆想的堆砌，是一种依赖极少的科学或学术成分而且还加以歪曲的神话。因此，这些美好的情感常常成为遮掩屏风背后压制迫害的漂亮托词。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大红大紫的黄帝，据孙隆基教授的研究，是20世纪的产品。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正在成长为“民族国家”，为此需要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和共同的过去，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遂应运而生。

从历史长河看，民族、民族兴衰、民族国家、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尽管在当今世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但也日益失去它当初如日中天的光芒。炎黄崇拜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吸引力，并且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它远离了我们今天不断发生的物质和思想转变。

当代法国学者德拉诺瓦说：“民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但此一事实包罗繁多，往往神秘难辨。表象看一目了然，然而一旦证之于事实，问题就来了”。如“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和“汉族是炎黄子孙”，这两个命题可不可以混为一谈？一直被中原民族视为“夷”、“狄”的北方民族与西南当数民族能否纳入“炎黄子孙”的范畴？

到20世纪未，民族国家的普遍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经完成。已经成立的民族国家，其后续任务是如何实现本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能促进现代化，但现代化却可以让一个民族国家融合得更好。“胜利巩固民族，失败催生民族主义”，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现代化的成果作支撑，美国应该早已四分五裂得不知得打多少场“南北战争”。而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这样的悲剧，其本身决不是其民族凝聚力的问题，而是现代化不够的问题。

对民族、民族情感予以必要的尊重，本身无可非议。此类情感可能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成为推动建构民族国家的积极力量，但也可能走火入魔，过分渲染民族认同则会诱发民族仇恨，将民族推入仇恨的漩涡。前者可视为良性的爱国主义，后者则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正是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

自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渐渐认识到：对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最有效的规模来看，民族国家并不见得就是最合适的模式。欧盟是对民族国家政体形式的最典型、最深刻的质疑，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反例。

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样也滋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偏离开放与虚怀的主调，表现了封闭、排他、狭隘和浅薄的特点。倡导汉服，以国家的名义祭拜炎黄，读经尊孔，动辄把“说不”、“妖魔化”、“阴影”、“扼制”等作为话语基础的民族主义，显然缺乏民族的自信与文化的底气。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有助于使问题政治化，可以激起施行一项公共行动所必须的能量。对政党而言，一旦在其代表的各种利益之上加上民族利益，就能以代表民族普遍利益的化身出现。因此，执政者总是乐于把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不自觉地夸耀历史的财富，鼓励不应有的民族情感，把民族主义作为抵挡化的盾牌，将意识形态的敌人上升为民族的敌人，以此掩盖执政本身的问题与虚弱。

民族主义常常演变为灾难。每一个民族都曾经充当过排外主义者或曾是排外思想的牺牲品。华人在世界各国一再遭受的打击，无不是各个国家打着“民族”的神圣面目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会如同伏尔泰所说：“每个人手持自己心目中圣贤的大旗愉快地走向罪恶”。俄罗斯、印尼等国家对华人无情甚至血腥的报复，都提醒中国的执政者，必须由民族的卫士转变为人权的卫士，这才是一种利己利人的普世主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