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直以官员“恶搞性”新闻吸引全国人民眼球的河南省，近日又宣称在其省份所在地郑州“落成”一座106米高的炎黄塑像，可能塑得确实高了点，以致于欲与美国自由女神像试比高——河南官员的不学少术再次暴露无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是“高大”与“伟大”的碰撞，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不要说“比自由女神像高8米”，就是比珠穆朗玛峰高8米，也“高”不过自由女神。
在自由女神基座上铭刻着这样一段话：“把们们疲惫的人，你们贫穷的人，你们渴望呼吸自由空气挤在一堆的人，都给我；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在这金色的大门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每当想起这充满感情的话，总是让人感慨万千，也让人想起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这就是自由女神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地位与价值：它是我们生命中唯一不可让渡的权利。
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作为坚实驱动力的动力，让变化成为人们生活的常规，让进步成为世界的潮流。虽然批评者也可以轻而易举为自由设下障碍，但自由的观念为人类精神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是任何人或政权也抹杀不了的事实。
在现代思想领域中，领导不会再被从字面意义上神化，所崇拜的变成了团体、阶级、民族等。英国哲学家盖内尔表示：信念就是各种臆想的堆砌，是一种依赖极少的科学或学术成分而且还加以歪曲的神话。因此，这些美好的情感常常成为遮掩屏风背后压制迫害的漂亮托词。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大红大紫的黄帝，据孙隆基教授的研究，是20世纪的产品。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正在成长为“民族国家”，为此需要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和共同的过去，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遂应运而生。
从历史长河看，民族、民族兴衰、民族国家、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尽管在当今世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但也日益失去它当初如日中天的光芒。炎黄崇拜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吸引力，并且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它远离了我们今天不断发生的物质和思想转变。
当代法国学者德拉诺瓦说：“民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但此一事实包罗繁多，往往神秘难辨。表象看一目了然，然而一旦证之于事实，问题就来了”。如“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和“汉族是炎黄子孙”，这两个命题可不可以混为一谈？一直被中原民族视为“夷”、“狄”的北方民族与西南当数民族能否纳入“炎黄子孙”的范畴？
到20世纪未，民族国家的普遍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经完成。已经成立的民族国家，其后续任务是如何实现本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能促进现代化，但现代化却可以让一个民族国家融合得更好。“胜利巩固民族，失败催生民族主义”，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现代化的成果作支撑，美国应该早已四分五裂得不知得打多少场“南北战争”。而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这样的悲剧，其本身决不是其民族凝聚力的问题，而是现代化不够的问题。
对民族、民族情感予以必要的尊重，本身无可非议。此类情感可能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成为推动建构民族国家的积极力量，但也可能走火入魔，过分渲染民族认同则会诱发民族仇恨，将民族推入仇恨的漩涡。前者可视为良性的爱国主义，后者则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正是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
自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渐渐认识到：对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最有效的规模来看，民族国家并不见得就是最合适的模式。欧盟是对民族国家政体形式的最典型、最深刻的质疑，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反例。
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样也滋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偏离开放与虚怀的主调，表现了封闭、排他、狭隘和浅薄的特点。倡导汉服，以国家的名义祭拜炎黄，读经尊孔，动辄把“说不”、“妖魔化”、“阴影”、“扼制”等作为话语基础的民族主义，显然缺乏民族的自信与文化的底气。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有助于使问题政治化，可以激起施行一项公共行动所必须的能量。对政党而言，一旦在其代表的各种利益之上加上民族利益，就能以代表民族普遍利益的化身出现。因此，执政者总是乐于把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不自觉地夸耀历史的财富，鼓励不应有的民族情感，把民族主义作为抵挡化的盾牌，将意识形态的敌人上升为民族的敌人，以此掩盖执政本身的问题与虚弱。
民族主义常常演变为灾难。每一个民族都曾经充当过排外主义者或曾是排外思想的牺牲品。华人在世界各国一再遭受的打击，无不是各个国家打着“民族”的神圣面目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会如同伏尔泰所说：“每个人手持自己心目中圣贤的大旗愉快地走向罪恶”。俄罗斯、印尼等国家对华人无情甚至血腥的报复，都提醒中国的执政者，必须由民族的卫士转变为人权的卫士，这才是一种利己利人的普世主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