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4月11日是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的著名作家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许多评论人士认为，王小波的幽默风格和自由主义精神对中国的文学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家王小波10年前因心脏病去世。这位生前已颇有影响的作家去世后吸引更多的注意。王小波曾先后当过知青、工人和大学生，后来游学美国，返国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他于1995年以作品《黄金时代》成名，后来又推出《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等作品。在创作后期以幽默和体现强烈自由精神的杂文受到注意。

*描写知青生活影响深远*

自由评论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是王小波的生前好友。他认为，王小波是当代中国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

刘晓波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中有两位作家是以幽默立足的。他们两位都姓王，一位是王朔，另一位就是王小波。王朔的作品带有很强的不正统和颠覆性，而王小波的作品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更冷，他的描写，包括在性描写中，往往传达出一种虚无性的东西。”

曾经和王小波一样有过知青经历的刘晓波认为，王小波最优秀的作品是反映知青生活的《黄金时代》。这部作品描写了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性启蒙的经历。作品刻画了在极端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人性的挣扎和扭曲，反映了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那个时代进行反叛。

*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作品*

刘晓波认为，王小波的最高成就还体现在他的杂文。这些杂文的特点是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和高超的文学技巧的结合。南方都市报就在纪念王小波逝世10周年之际发表了《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为题的文章。

刘晓波说：“无论是在他杂文的玩笑和反讽中，还是在他的浪漫激情和特立独行中，字里行间都贯穿着我觉得中国人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人对自由的追求，特别是立足于个体的对自由价值和自由写作的追求。 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独立，有自己的独立性。”

刘晓波认为，王小波在美国留学并游历各地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他对自由主义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的立足于个人的精神，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加上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形成了王小波的独特魅力。

*去世十年影响力不减反增*

王小波在1997年的创作旺盛期突然去世。随后其作品轰动中国文坛，影响力不减反增。刘晓波认为，除了王小波过人的才华之外，这和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有关系。

刘晓波说：“从1997、 98开始， 经过六四之后将近10年的压抑，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浮出台面了。先是李慎之先生出来提倡自由主义，然后又有一批思想家也跟着出来。经过长期的反自由化的打压，自由主义重新作为一种公共词汇进入了中国的观念市场。从这之后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关注。小波的作品在去世后越来越受到关注和中国当时的这种变化是有关的。”

*自由主义对社会潜移默化*

刘晓波表示，王小波去世后这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和王小波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推动自由主义观念是分不开的。

刘晓波说：“这10年在价值观念上对中国来说最大意义在哪儿？那就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10年中的普及是非常快的。你回头再看，跟90年代初和80年代相比，中国人、特别是草根阶层和普通百姓对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这样一种自由经济观念的认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清晰。我觉得这10年的变化与王小波这样传播自由主义观念，用文学和杂文传播自由主义观念以及和李慎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么多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晓波表示，自由主义思潮使人权和维权观念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人心，如今每次政府的打压和不公平政策都会遇到民间比较顽强的反抗，从冰点周刊事件，到反拆迁和征地运动，甚至去年的深圳妓女游行，再到最近的章怡和事件和现在的重庆钉子户问题，都反映了中国人的观念在过去10年的深刻变化。

 

王小波生前苦于无处发表的作品，死后也成了书商们疯狂追逐的对象，每年一版再版，年年突破百万销售量，全集、写真、情书、画册以前没有出版或不敢出版的书都一窝蜂地扎在了畅销书的摊头，硬是撤不下来。

2007年1月，《王小波全集》十卷全部摞在了书摊上，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说，这是收集王小波文字最全的一套书，书中首次收录了王小波的“未尽稿”，而且每卷书都分平装本和精装本，颇有收藏价值！

有人说是王小波的死成就了他。其实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成全了他。

十年祭忆之爱妻

李银河：王小波心里旧的东西根本就是“零”

4月11日，李银河选择了这一天“重走王小波路”，她告诉记者，她希望自己能像读者一样，去感受他和王小波不曾经历的日子。

青周：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想起王小波，是一种什么感觉？

李：怀念他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忘记他用五线谱给我写的情书。

青周：他的浪漫让每个喜欢王小波的人都很动容，从您和王小波的情书中就能看到。

李：其实，王小波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对纯文学的创作，最近他的首部英译本小说《王二的爱欲枷锁》刚刚在美国出版，翻译说王小波的这本书很可能会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

青周：曾经寂寞的王小波，去世之后却被大众捧为了英雄，很多人竞相跟随，“门下走狗”（王小波的忠实粉丝）逐渐壮大，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李：大概因为王小波是个有趣的人吧，他能让很多喜欢文学的人都能感受到写作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另外，王小波的文字很有特点，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王小波的文字就是这样。去年做《王小波全集》的时候，编辑落下了几篇文章让我去辨认，我一看文字就知道是他的，这大概就很多人追捧他的原因。

青周：有人说王小波是超越了自己时代的人，也因为这种超越性，有人拿他和王朔比较，您觉得他们像吗？

李：他们两人的私交很不错。王朔当时办经纪公司的时候跟王小波签过一个约，但是书名的空格处填写的文字却是：“王小波的下一部小说”，王小波一直觉得王朔是有恩于自己的。

对于两个人的文学风格，还是不一样的，王朔喜欢摧毁旧的东西，但是在王小波心里旧的东西根本就是“零”，不讽刺也不战斗，王朔偏重于“破”，而王小波则偏重于“立”。

王小波语录：

十年之祭，王小波的“门下走狗”和崇拜者们在论坛上征集他们认为最经典的小波语录，以下4条是大家记得最清楚且点播率最高的。

■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如不其然，会引起火灾。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十年祭忆之文人墨客

张颐武：神化王小波是为了控制他

有人说王小波是被当代的年轻人神化了，这是王小波生前最渴望的，但是，曾和王小波有过几面之缘的北大文学系教授却认为，我们在神化王小波的同时也控制了这位“天马行空”的自由学者。

王小波已经故去十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让他的冲击力变得淡化，而是仍然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存在。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把王小波神化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神化他，其实是对他做另外一种控制的尝试，他曾经在生前如此执着地尝试摆脱各种控制和束缚，但他阻挡不了我们来控制他。我们把他看成伟人的时候，却也将他纳入了他并不想进入的话语。

王小波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这些话里其实是有一种和王小波经历了许多相同处境的同时代人的某种悲哀存在。

但是，今天的王小波仍然有巨大的意义。他有些地方能够和今天的80后息息相通，他的思考所关心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对于人性的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80后其实和过去时代的人们大不相同，他们有一点像王小波的地方，他们和王小波一样自我，一样重视人类的感官性的存在，一样有一种对于我们世俗性的直接的感觉。但他们似乎缺少王小波的那种力量，那种对于人性的通达和敏锐，还缺少他那嘲讽的微笑里所隐藏的真正的智慧。这种反讽不是今天的“恶搞”所能企及的。但王小波的遗产仍然在向我们提出着挑战，他的微笑里面仍然有一种让我们捉摸不透的光芒，吸引我们去认知他存在的价值。

 

十年祭忆之门下走狗

欢乐宋：门下走狗已不再重复“王小波”

欢乐宋，西祠胡同“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主持，主编的《王小波门下走狗》、《王小波门下走狗三十家》均一夜之间热销大江南北。

有人说过，王小波英年早逝，未经征得主人同意便自命为其“门下走狗”，这多少给人落下了质疑其存在合法性的口实，尽管郑板桥有例在先，但人们也很容易以厚古薄今的眼光去审视“王门走狗”效法前人的资格。其实，该不该做“走狗”，有没有资格做“走狗”都是伪问题，关键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究竟实力如何？他们接连出了五本文集，靠什么来征服读者？难道读者都是冲着王小波的名头去买书？要知道，喜欢王小波的读者都是热爱智慧和追求有趣之人，他们阅书无数，眼光可都是雪亮的。

“王门走狗”虽受争议，但基本上保持着低调，这些藏龙卧虎的青年人中间，假以时日出现一两位文学大师也未可知。就拿《王小波门下走狗第五季》来说，徐皓峰、小源、落花风的小说都写得不是一般的漂亮，他们并没有模仿王小波的笔法，而是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幽默风格。尤其是徐皓峰的《“者名”影星郭国林》，本人实在“不能赞一词”，“我们现在的写作都开始刻意避免王小波的影响，尤其是在文风上，但在文学共同品质方面，比如有趣幽默、关照现实，还是要学习的。”

 

戈尔的纪录片《难以接受的真相》，在结尾部分，开列出了许多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小事，指望做的人多了，全球变暖就会有所缓解，其中的一条是：关掉一盏灯，或者给它装上节能灯泡。我于是起身关掉一盏灯。戈尔事后被踢爆他家的用电量超大，丢了一下脸，但这不妨碍他的建议可行。

我喜欢这种以平实技术解决庞大困局的做法——事实上，这几乎是唯一可行的做法——它不需要你成为道德圣人，姑娘不能想了，低俗小说不能看了，它不是挟泰山超北海，是向真相鞠个躬而已。

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在几年前还有许多疑问，到现在基本形成共识，靠的就是每个人的细微的作为。原来态度极为强硬的小布什也改了口；共和党掌权的经济大州加利福尼亚，施瓦辛格州长一点面子也不给小布什，率先立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几天前，美国联邦法院的一判例还赋予各州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各大的权限。几年内，单个公民的选择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使美国这个人均耗能最大的国家动用各种力量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

所以不要小瞧公民力量，换言之，不要放弃自己个人的力量。有人说，别白忙了，只有在公民社会，类似的进程才可能发生；当一个地方官能调动公检法搞文字狱的时候（蓝庆华书记，你现在在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过得还好吧？），环保局想保护环境，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近来因为写了一些有关厦门牺牲环境发展化工的文章，对中国环境的相关资料看得比较多，基本上同意将环保局改名为不环保局，同时我养成了喝一杯的习惯——有时候情况太糟糕，及时行乐的心思就会产生。

据《凤凰周刊》4月9日的报道，中国的生态指数列世界第100位，在我们后面只有18个国家，比我们的大学排名还惨。2020年这个时间点，许多观察家与经济学家都描绘出了无比绚烂的经济远景，而迎接我们的，可能是这个难以接受的真相，“到2020年，中国仅仅为了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的代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如果届时中国仍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当年全部经济增长被抵消后还倒退4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失尚未包括在内。而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在这时候，自发的公民力量就更可贵了，比如这几十天，我仔细寻找厦门人开的BLOG，数量不算少，多数格调都像这座自恋的城市一下，有可爱的土气和精明的畏缩。在即将成为世界级化工重镇所在地的海沧，一位居民的BLOG——《海沧我的家园》——却有罕见的大气和勇敢持续不懈地纪录自己真实的感受——此时，他就是在事件中心的记者。纵使BLOG过几天就被关掉（因为毕竟开在新浪），这些纪录都在，他绝不放弃自己的发言权的公民行为，才是保护我们环境的唯一力量，公民社会的到来，需要足够多的人有公民行为，没有谁会恩赐，而公民行为，一点都不难，少开一盏灯，或者，悲惨的时候惨叫一声，表示你痛。

 

——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懂经济的根本是要懂人权，否则是一个遗憾。

——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的三大危险， 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

茅于轼是中国大陆的著名经济学家。但是，作为大力提倡“人权理念”的茅于轼，却坚定不移地反对大陆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他在这方面的观点，让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4月4日晚，博客中国就这些问题在茅于轼的家中采访了他。

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特权房”

「茅于轼是坚定的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学家，并且他还将经济适用房批评为“特权房”，本质上是“政府讨好老百姓，实际上又破坏了老百姓真正的利益”。“很多老百姓都上了当。”茅于轼说。」

博客中国：在您看来，经济适用房能不能不到促进“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的目的？

茅于轼：根本达不到，而且破坏性很大。经济适用房已经造成很坏的后果，它把财富分配的规则破坏了，创造了很多贪污腐化的机会，使得大家想办法去钻营甚至行贿。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规则不是市场规则。

当然破坏也不见得一定是坏，如果这种财富分配是给了穷人，大家也可以接受，虽然它破坏了规则。但现在要帮人去买房，为什么你要买房呀？现在很多人廉租房都没有，你还要大家帮你买房，这太讲不过去了。

经济适用房没有一点好处。这纯粹是政府讨好老百姓，破坏老百姓真正的利益，老百姓就上了这个当。

博客中国：但事实上有一些人确实买到了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为什么他们买到了而别人买不到？他是怎样买到的？

博客中国：通过排队摇号，摇到号了就能买经济适用房。

茅于轼：这是一个笑话，用摇号来分配财富，这是什么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摇号经济？要这样大家都去猜号了，就像买彩票一样。你想我干吗干活呀，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摇号摇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你创造的财富，能百分之百地拿回来。我创造了一万块块，我拿回一万块。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这样的。

博客中国： 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政府，对您在经济适用房上的观点比较赞同？

茅于轼：没有，他们还要继续讨好老百姓。很多老百姓也盼着，我手里有三十万，我要买套五十万的房子，希望政府帮忙出个二十万。

博客中国：假如我现在有三十万，想有套房子，市场价要五十万，你会给什么建议？

茅于轼：你得不到就没办法了，有三十万完全可以租房嘛，干吗一定要买房，满足一个私有的欲望，我看不一定要。

博客中国：您怎样从传统观念上去说服老百姓？中国人毕竟有一种“居者有其屋”的观念。

茅于轼：你们年轻人应该说服老百姓。美国租房的人占了30％，自有房率是60％多，我们的自有房率80％，已经偏高了。其实租房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年轻人，流动性很大，买了房怎么办？你要调动工作，不要说换城市，就是在北京城都会有很多麻烦。

经济学家不懂人权是一个遗憾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还十分关注人权。他认为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人权，懂经济的根本要懂得人权。经济学家茅于轼，会怎样表述“人权”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词呢？」

博客中国：我注意到人权也是您关注的一个领域，特别是近期您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和人权有关的文章。

茅于轼：对，人权跟经济是有关系的。

博客中国：您是不是特别希望人权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茅于轼：我是希望这样子。如果经济学家不懂人权，这是一个遗憾。什么原因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人权。全世界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人权国家。懂经济的最根本的道理，还是要懂得人权，人权是基础。

博客中国：您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怎样？

茅于轼： 有的不关心也不研究，有的也很明白但不说，因为有风险。

博客中国：那您为什么敢说呢？

茅于轼：我也是有保留的。一方面，中国的人权确实有进步，虽然问题不少，但跟二三十年前要好多了。当然这个进步不是恩赐的，不是领导人宽待老百姓的结果，而是斗争出来的。

博客中国：“人权经济学”这个说法是不是您的首创？您怎样给“人权经济学”这个概念下定义？

茅于轼：不是，我也没有叫“人权经济学”。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的。“人权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平等的交换”。自由平等是人权，交换是经济。说得再透彻一点，就是没有特权的交换。

博客中国：您对“特权”肯定很痛恨。那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不正常的高房价，有没有侵犯老百姓的人权？

茅于轼：没有，人权是自由平等，不是买得起买不起。

博客中国： 那么，能不能把人权和房子联系上？比如说：按照正常的房价和收入，很多人本来可以买得起房子。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就是“特权房”——谁能买？有特权的人买嘛。这也是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理由，它破环了自由平等的交换。谁有权力分配经济适用房？于是贪污的机会就来了。经济适用房是极不好、极其糟糕的一个政策。

博客中国：这是不是缺乏监督引起的？

茅于轼：不，监督也没用。贪污不是靠监督能避免的，而是要把贪污的机会取消，想贪也贪不起来。现在我们制造了很多的贪污机会。

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没有特权的社会，市场也会造成贫富差距，但不会太大。全世界贫富差距大的，都是特权盛行的国家，你看日本，北欧的贫富差距就很小。

经济适用房就跟特权有联系。我们的贫富差距部分就是特权造成的。

博客中国：老百姓不容易接受您这样的观点。

茅于轼：老百姓是不容易接受，但也不是太难接受。

博客中国：我这么总结不知道对不对——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希望自己所做的事能够捍卫人权、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并且希望经济学家们都能以捍卫、促进人权为终极目标。

茅于轼：我希望这样，不光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都应该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人权特别特别重要，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21世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权越来越普及。

要特别强调的，首先是政治家。反特权是最重要的，平等自由谁也不敢反对，但你说反特权，有的人就不高兴了。

博客中国：您对中国的人权现状，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茅于轼：有改进，但是还不理想。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

「茅于轼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危险。在他看来，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大的危机就是“穷人造反”。」

博客中国：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批评也很多。

茅于轼： 乐观是对前景乐观，过去改革三十年的成就非常非常了不起。

博客中国：现在有些评价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您怎么看？

茅于轼：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前一阵子是在往上升，这两年有点徘徊、有点倒退。

博客中国：那倒退的原因是什么呢？

茅于轼：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过去的一套东西没有好好的批判，现在又有很多反自由主义的独裁思想冒出来，这是当前最危险的。剥削理论、仇恨富人、造反有理，这是当前社会的三大危险。富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不是有罪的，所以我说我要帮富人说话。

我愿意为富人说话，也愿意为穷人说话。所以不在乎是富人或穷人，而是该说的话就要说，不管是为谁。

博客中国：但也不能帮所有的富人说话。

茅于轼：这个不言自明，谁会帮贪污分子说话呀。但绝大部分富人是靠自己的创造得到了财富。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财富增加，合理分配。我们国家财富增长不错，但分配不好，而且短时间内解决不好。

博客中国：您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茅于轼：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如果能造出个好社会那也拉倒，问题是肯定造不出来。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平的改良。

「茅于轼（Mao Yu Shi）简介：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法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毛泽东已死了四十年，但毛的“故事”仍没有结束，不仅中南海的继任君王在本质上仍继续毛式统治，也在于太多的中国人，仍不清楚毛泽东的魔鬼本相。

近年或多或少揭露毛的书也有一些，但写得最有力度的是张戎和其夫婿合着的简称为“毛传”的英文专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了中译本）。这本“毛传”不仅在于作者用心写了十多年，采访了几百人，挖掘了大量史料（仅书后长长的资料索引等采访附录，要仔细看就得几个小时），更在于立论准确，举证翔实。

有人说张戎是“主题先行”，因该书第一句话就说“毛泽东……是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但把结论先提出，然后全书做论证，是英文书中的常见写法。关键在于这些“举证”是否真实，有没有支撑结论的力度。而张戎的这本“毛传”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用事实讲话，没有空洞说教或煽情，而是语调平稳、议论平实。而很多“证据”都是首次面世，是作者独家的挖掘，相当宝贵。

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毛大限临头，“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这是该书的画龙点睛之笔，写出毛的一生，就是为自己，为权力，为此不惜千百万人头落地，甚至发动导致二百万人丧生，七百万伤残，一亿人受牵连的文化大革命。

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成为这样一个恶魔？这本“毛传”提供了很多线索：

首先，是毛的个性。他从小就有反叛而奸巧的性格，“十岁就从学校逃走”，“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请高明’。”毛晚年自己总结说，他不仅有“虎气”，还有“猴气”。例如毛小时候被父亲责骂后，跑到池塘边威胁说，他要跳下去，父母只好屈服。毛后来回忆说，“他们怕失去儿子，这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胜。”才十几岁的孩子，就知道玩这种手段，即使对父母。

其次，当然是后天教育和环境。毛的青年时代，正遇到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毛两岁那年，清朝战败，割台湾给日本；清帝国被结束后，各种所谓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包括马克思学说也涌进中国。性格反叛的毛，与打破旧制度的“革命”等想法一拍即合。这个时期毛的世界观开始成型，其特点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当时毛在一本德国哲学家的书上眉批：“世界固有人有物，但皆因我而有”。这种“我是最重要的，世界要为我而存在”的想法主导了毛的一生。

即使对他自视最有感情的母亲，毛都表现出自私的一面。例如他晚年毫无悔意地回忆说，他母亲临死时，毛为了只记住母亲的美好印象，而不是临终的痛苦模样，因此告诉母亲他要离开。因此在母亲咽气之际，毛不在她身边。即使这种时刻，做儿子的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而不顾母亲对儿子最后的眷恋，自私至此，毛后天的残忍已显露倪端。

毛的先天性格，以及青少年时代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他读的杂书（他崇拜曾国藩，认为“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他形成至少三个特性：

一是冷酷无情。毛不仅对母亲，对他的父亲更无情，父亲“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这点可能是革命者的通病，据说邓小平连他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参加革命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毛后来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充分展示了他残忍的一面，无论是暗杀刘志丹，陷害张国焘，给王明下毒，制服周恩来，逼死高岗，凌迟刘少奇等等政治角斗，他都是最后的赢家，这都与他更残忍、更敢下手有直接关系。

二是崇尚暴力。毛在十九岁时，就跟同学说，要“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对后来的文革烧书，其实毛早就有想像力。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那本解读二十世纪历史的名著《现代时代》总结说，所有的革命领袖，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等，都是暴力的崇拜者。毛是他们之中掌握权力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

“毛传”准确地分析到，“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

今天人们反思为什么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它早就有“预演”：刚三十出头时的毛领导的那场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场暴民运动。中国人熟悉的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其实被删了结尾一句：“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暴民们有两个武器，一个是“梭镖”，可以随便捅破他们认为是“土豪劣绅”的肚子，另一个带“高帽”游街示众，让人羞辱到“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后来的文革，可以说是当年毛领导的湖南暴民运动的现代版。

毛上井冈山后，抓到第一个当地县长，下令用梭镖捅死了。毛第一次反围剿时俘虏到的国民党旅长，杀死后，尸体被倒吊树上，毛指着身旁的尸体对红军发表讲话。在江西镇压所谓反党“AB团”时，毛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据当时中共文件，动用了一百多种刑法，导致红军一万多人死亡。

三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毛都是这么鲁莽地杀杀杀，他难以获得或掌握权力。但正像他自己所坦白的，他身上还有“猴气”，甚至比刘邦还要狡黠的流氓气。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向党内对手认错、赔笑脸，到敌营喊“蒋委员长万岁”，到莫斯科振臂高呼“斯大林万万岁”（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一旦得势就“绝不饶人”。西方一些“中国专家”以浪漫情怀研究毛泽东，认为毛发动文化革命是出于理想主义。但“毛传”以大量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的主因是毛要清肃刘少奇等政敌。刘其实没有（也不敢）与毛为“敌”，只不过在六十年代初中共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替毛的冒进大跃进政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遮丑，说了当时大多数中共干部的心声，结果毛嫉恨在心，终于在恢复“虎气”后，“虎”口喷人，把刘诬陷迫害致死。

毛对自己的“虎猴”两种气质的概括相当准确。面对知识份子，毛身上有“虎气”，他敢霸道，敢凶残，有大杀大砍的雄枭之气，因此能镇服或吸引那些心灵软弱的知识人。而对那些早期烧杀抢夺的土匪式红军，毛则是“知识份子”，他会写诗撰文，还雄辩滔滔，有猴子般的灵气。

“毛传”展示出，毛的一生表面上打败了所有对手，连两个指定接班人也最后被打倒（致死），副手周恩来晚年也被批判认错，连他的战友妻子江青都战战兢兢，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让她咬谁就咬谁。毛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帝王，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折磨了整个时代。但自视胜利者的毛泽东幸福了吗？“毛传”展示，毛本人其实也成为毛泽东的“受害者”，他的那些异想天开、乌托邦式的“夸大妄想”，加上长期残害异己，恐惧被报复的“被害妄想”，也伴随而折磨了毛自己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毛临死已无法说话，但却关心当时要被赶下台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消息。所以，直到死，毛还对权争、下台（即使是他人他国的）仍非常敏感和关注。毛一生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可见在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之际，他的悲哀和绝望，他的怨恨和愤怒。其实毛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他的仇恨，他的野心，他的愤怒，他的焦虑等等，烧焦的。

张戎的“毛传”非常翔实地勾画出这样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可以说是近年的毛泽东研究中，最有份量的一本。除了立论准确，尤其值得推荐的是该书的结构、行文等都不是学究式的，而是用通俗、乾净利落的文字把复杂的中共历史，庞杂的历史事件，错落有致地勾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读来像章回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该书如果能把共产制度对毛成为恶魔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提出来，进一步展开的话，就会更强化其深度和力度。尽管《毛传》在这点上显得薄弱，但综观全书，则是中文世界几乎见不到的优秀传记作品，无论从研究毛泽东、共产社会畸形人生和布局谋篇、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对中文读者和作者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2007年3月23日于台北

 

铁流，原名黄泽荣，1957年在成都打右派时笔名晓风，原来是成都日报的编辑记者，当时和刘宾雁、王蒙列为共青团系统的三大右派之一，又和流沙河等被钦点为四川右派大案“七君子集团”成员。后来，黄泽荣被送往峨边“415屠场”劳改。在劳改中又被牵连进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罪加一等，戴上反革命帽子，因此前后劳改23年才得以平反。这位十六七岁参加革命的老右派，后来到北京“下海”，继续在媒体行业发展自己的事业，直到70岁过后，才金盆洗手，打算利用余生把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写成文字，反馈给社会和历史。这样他利用海外网络平台，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或者发表时政评论，一时之间，铁流成了一匹半路上杀出的黑马。

我查了一下他给我的电子邮件。去年2月26日他给我以及另外几名老右的信，应该是给我的第一封信，述说了他的心愿。内容如下：

发给你一篇文章，虽文笔粗劣却是血写的事实。正如我的宣誓：“此案不雪，死不瞑目。”望诸友能竭尽自己的力量，奔走、呼号，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昭示天下，以呼唤良心与正义。

山东大学李昌玉先生说：“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大庆。许多曾经身入右林的鸮鸟，都在跃跃欲试，要把那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记忆写出来，发表出来。因为时不我待，命不我待。当年的年轻右派，如今也七老八十，进入耄耋之年，再不写出来，就来不及了。如出版了《沉思集》的倪艮山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的：”我已八十高龄，来日无多。倘一再蹉跎，这些经历和文稿，将为无情岁月所湮没，铸成终身遗憾。“‘右派’，也只有‘右派’，才是创造‘反右’运动历史的主人。这部‘反右’运动史，我们自己不写，谁给我们写？我们一定要拿起笔来写这部‘反右’运动历史，决不要为无情岁月所湮没。我们的目的不是诉说个人的不幸，更不是对现实发泄不满，而是不要让哪一段荒谬的历史莫再在中华大地重现；莫让神州儿女再经历那无端伤害和残酷的凌辱。我们都已年过古稀，再不说话就来不及了。杀猪还要叫几声，我们已经到临头了，委屈了几十年，压抑了几十年，有许多人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可连叫几声的胆量也丧失殆尽，不是太悲哀了吗？”

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少年时代就追随党投身革命，对“伟人”有过无限的热爱，而我更盛，因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童工，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可也没逃脱这“引蛇出洞”的“阳谋”厄运，还几乎被枭首于市。我将把我写的苦难文章陆陆续续发给你们，也希望把你们写的带泪文字发给我。忘记昨天就是背叛。我们不能背叛自己的良心啊！

但是，昨天、今天接连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所住的运通花园小区，在他家的门前，前天开始，就出现了监控他的人员，昨天增加至汽车3部，分别是5820号现代牌、3707号蓝鸟牌和2004号出租车。车上坐了2—5名警察。昨天、今天他去北京市里，这些车都跟踪随行。现在，他的家庭和邻居，以及小区的物业管理、保安人员，都处在惊恐不安之中，以为铁流出了什么大事。

如果要追究一下，几天前，6日，铁流和京城的一批老右，举行了“反右运动五十年纪念”，其过程，其照片，都已经传到全世界。那么，当局者是否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非法的案件呢？难道三五十个七老八十的“改正”右派在这个时候连聚会的权力、自由都没有吗？难道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反右运动还要继续下去吗？

附带说一下，最近，据我所知，已经有两个老右被禁止赴京。一位是去看望家弟，临出门的时候被堵，一位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的老人，自己根本不便出门，领导却出于多疑也上门警告，简直是庸人自扰。

不久之前，包括铁流在内的一批老右派，上书中央，恳切陈词，建议“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我国的民主进程。”如今，中共怎么这样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连几个老右的言论、集会也怕得要死。这样依靠暴力镇压造成的和谐社会还值得庆幸吗？质言之，我们作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到底有没有说话的自由和权力？宪法保护不保护我们的这种权力？到底是我们违宪，还是当局违宪？敬请全世界公断。

另外，铁流现在和家人最大的顾虑是，他和夫人以及在马里兰大学就读的女儿，已经购妥本月26日赴美的机票，因为女儿毕业在即，按照美国大学的习惯，儿女毕业，父母都要赴会，第二他的住房发生了一点产业纠纷，需要他本人前去处理。他现在没有美国绿卡，也不想要，因此非常害怕届时被堵在机场。故此也呼吁当局不要届时阻拦。

铁流因为电脑出现故障，嘱我迅速把此情况通报外界，谨遵命于上。

李昌玉2007年4月12日星期四 15时于济南

──《观察》首发

 

假如你是个闲散的游客即没有特定的团队或个人路线图的那种，你会经常遇到这样一个情景：突然一声“城管来了”，一帮小贩立刻收起地摊上的东西，四处逃窜。这是21世纪初北京的一个特色场景，它可能发生在王府井南段某大厦宽阔的临街走廊下，它也可能发生在建国门地铁换乘站的通道里，以及其他什么地方。

小贩们很“专业”，他们所有小物件都在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布上，听到那声报警，他们能迅速地收扰四角，按北京话来说是“一兜包儿”收起来，时间不过10秒的样子。然而，对于骑三轮车的崔英杰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三轮车是藏不起来的，只能成为那些穿着制服的政府执法人员的猎物。再者，崔英杰是个生手，他一没组织即没人轮流放哨，来喊一声“城管来了”，让他及时逃走；还有，他也不会通过收买内线来提供预警兼善后的机制。

对于那些在北京混熟甚至混“油”了的边缘群体来说，则完全无此不虞。用我们河北老乡的话来说，“不打馋的，不打懒的，专打没眼的。”换言之，识得套路，才能生存。可惜，崔英杰这个河北人对此一窍不通。而那些在北京混熟甚至混“油”了的边缘群体的套路或生存技巧又是什么呢？以下的故事，权做证明：

有一次，在广安门内大街的一个天桥上，我从对面的青年餐厅出来，碰见一个卖假书的小摊主。我花5块钱买了一本盗版书，并告诉他：其中某一本被盗版书的作者就是我本人。由于那本书的后勒口上并没印我的照片，他不太相信，我就掏出身份证给他看。由于我这个姓氏太稀少，他相信了。不过，他很精明地告诉我：“你的书到我手已经倒了三倒了。”我没追究的意思，只是问他怎么这么坦然地在天桥上干这生意。他说：“天桥上，城管不大管，我们的靠山也告诉我们，在傍晚出来是比较安全的啦。”至于他说的“靠山”是谁，我不想问，希望他告诉我一些简单的经历。他说：

最初，他是在地铁过道处摆手饰摊的，被抄过不下十次。后来入了“伙”，有一个头儿（大约就是“靠山”的一种）从他那里要了400块钱。当然，还有其他人，共凑了3千多块，请一个城管去“洗了一下”（指桑拿）。以后，每到要突袭那块的时候，那个城管就给他的头儿打电话。从他渐至兴奋的谈话中，我不知道哪部分是“侃”（夸大）的，但有几点可以总结：

1.他的“头儿”从第一次400元收费之后就降了收费价格，每次只要他50块，有时甚至是20块。[——在我不解之时，他说：“你想呀，不止那一个过道给城管上贡，多着呢！”]

2.头儿找城管中的人，尽量不找管事儿的如队长、组长什么的，而是找个老实点的比较可靠。

3.要是临时的比方全市的大检查，或越界执法的比如两区交界处出现“不熟的”执法者，保护人不负责任。

以上的故事（听讲）发生在2006年夏天的某日，那天我去住在离这座天桥不远处的社会学者朱红家。他在海淀往回赶，我得等上一个小时的样子。

在2007年4月初，我坐13号线地铁（西直门至东直门）到望京新区去，出了地铁，立刻有一群开摩的司机围上来。我说去南湖那块儿，有一个开价3块，我答应了。透着车篷上的一个小窗户，我艰难地和他对话。我说：“你也没牌子，又是外地人，不怕逮呀？”

“不怕。逮住，先给车，再后，我就托老大去要。有时候要300块，也有要一千的时候。”他说。

我说：“你不怕中间老大吃了你的钱。”

“不管那么多，反正拿钱赎车是经常的事儿。”他说，“你是文化人儿，我看得出。你不懂哇！车被敛走，并没登记。”

我说：“有弄不下来的时候吗？”也就是说车被没收了情况。

“有哇，有哇！”他说：“那就认了。”

我说：“你们没任何办法？”

“一般不想邪法，逼急了，也办。有一回我们老大带俩人儿给那小子往幼儿园接孩子去了。他吓坏了，还请了老大一顿儿。”他说的“那小子”显然是指一位抢走他们谋生工具的执法人员。这从侧面上也能说明：边缘化群体有采取黑社会办法的选择，或者说，黑社会势（并不一定极端作恶的那种，可称这“恶黑”）已经渗入了边缘化群体。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在监狱服刑时常听到的故事——狱警被“黑”了。第一个故事是与我们监区（大队）邻近一个警察在傍晚回家的路上（有很长的一段土路又比较窄）挨了“一顿洋镐把子”，住进了医院。据“分析人士”说，那个狱警勒索了好几个犯人的钱，又没给办成或办好减刑（——本来花钱减18个月，后来只减了10个月），所以人家要报复。犯人们纷纷议论这个“潜规则”事件，其他狱警听到也不以为意，或者当个教训，或者尽可能在犯人面前摆平一些不满。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那个副教导员对我比较“照顾”，帮我订一些革命杂志如《炎黄春秋》、《文史精华》之类的——有总比没有好。到我出狱前，他遇上了车祸。犯人们纷纷猜测：是有人在“办他”，不知道他得罪苦了哪个犯人，人家在社会上有“道儿上的人”（黑社会）报复了他。

看来，执法不公的结果就是黑社会兴起与壮大的主要原因。这似乎与我看过的一个英文片子Black Fair有相似的味道。我无意鼓动弱势群体去寻找Black Fair，但是毫无疑问：崔英杰并没有Black Fair的背景，所以他才傻乎乎地动了刀子、捅了人；并且，他的罪名也由“故意伤害”变成了“故意杀人”。

按我乐观的估计，崔英杰有可能被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毕竟中国的执法体系本身就具有Black Fair性质——北京的城管编制不超员吗？北京的城管不私下收取“保护费”吗？

2007年4月7日写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来临前，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终于促成了4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会议。这些古稀老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对待，相反，公开信发出之后，呼吁信的签名人却遭受退休前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压力，不久前，重庆警方仍上门警告蒋文扬先生，声称这样的签名“对你们不利，后果不好。”而在4月6日的会议期间，“一直有两辆身份不名的汽车跟踪守侯”。

这种威胁并不出人意料。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一九五七年；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的“政治文明”程度几乎仍在原地踏步。黑发已成白发，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已成耄耋老人，政治迫害现象仍大量存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仅仅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鸣放（有些受害人甚至连鸣放都没参加），就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沦为地富反坏右之一分子，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尽屈辱，其中的痛苦与辛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然知晓，即使年轻一代读者，也可以从戴煌、陈奉孝、晓枫等人的著述中，了解到老一代人所受的折磨。

政府动用警察力量对签名活动进行威胁的做法，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右派公开信中的要求，仍然只能是孤独的呐喊，而无法达到它所要求的实际效果。五十年过去了，右派们仍然讨不来一个公道。人类文明的进步，历来就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而姗姗来迟的。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正义却往往是那些身陷困境者的心理慰籍，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正义概念可能是空洞的，但谁能逃过历史的审判呢？

除了反右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外，文革、民主墙、六四、法轮功等人权迫害，同样是这个时代的隐痛。无论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是对人权受害当事人的赔偿，在统治者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而言，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而在海峡对岸，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关于二•二八的讨论比比皆是。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同样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际，陈永兴等人组织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并走上街头，从此以后，“二•二八”在台湾不再是闻之色变的最大禁忌话题，就连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人士和对政治感到冷漠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跨出禁区，重新面对历史，思考现实。1989年8月19日（此时，北京的六•四枪声刚刚响过），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91年1月17日，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告慰亡灵，悼念死难者，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出席致词。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995年12月18日，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至此，用了四十八年的时间，实现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受害者的补偿，但围绕二•二八事件的学术讨论和政治行动并未因此结束，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之际，绿营提案要求把“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名称修正为“赔偿”，并获蓝营认可。事实上，有关二•二八的议题，每每成为绿营向蓝营施加政治压力的法码，显示二•二八问题在台湾不仅是一个历史话题，这是因为，只有在一个专制体制之下，才会发生二•二八这样的惨案并且长期无法被公正处理，而主导镇压二•二八的中国国民党，仍在为当年的镇压承受代价。

同样五十年的时间，台湾社会早已完成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在大陆，别说重新评价，就连反右话题都无法广泛展开，更不用说时间相距较近的文革、六•四等话题了。由是可见中国大陆的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时代。这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对大规模人权迫害行为的公正评价与赔偿，往往要以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为前提，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每一次面向统治者和全社会的平反和赔偿呼吁，将会成为启动民主化变革的动力组成，也就是说，历史的再评价与民主化变革相互助益，正是在这意义上，右派们的呼吁，即使无法获得正面积极回应，仍然是极具价值的。

在台湾，关于二•二八的看法众说纷纭，按照马英九的说法是“官逼民反”，马英九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官方侵占和骚扰下，也许六十年前的台湾居民确实有过激烈的反抗活动，但谁能说出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或者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有什么反抗？没有，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直到枪声响起之前，学生和市民都完全遵循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只是在血腥的坦克开上大街并公然杀人之后，才有了零星的自发抵抗。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反右还是六•四，作为被迫害者的主体，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口头上的抗争以及游行静坐等温和行为，属于和平表达主张的范畴，也就是说，作为历次人权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几乎全是被冤屈的，他们的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从《共同纲领》以来的每一部宪法，都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公民的言论、集会等权利。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反右和六四事件中，即使按照专制政权的标准（而非法律标准），都有许多完全无辜的受害者，比如，在平时与领导有矛盾，或者爱开玩笑、说怪话的人，在反右中，很容易被硬性填充进一个事先规定好的百分比，再比如山东的某位普通市民，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街上围观，群情激愤中，有人烧了一辆警车，由于他是一名汽车驾驶员，知道汽车燃烧后油箱可能会爆炸，于是迅速跑离现场，但他的反常跑动惊动了盯梢的便衣警察，以为他是点火的骨干分子，于是被一直跟踪到家，并很快被抓捕，判处重刑（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辩解是毫无作用的）。我们很难把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都归入反抗者的行列，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受害者的身份，如果说有什么反抗的话，倒毋宁说，这一次的右派签名信和4月6日的会议，是针对强权的第一次公开反抗。

这是很难看到具体效果的反抗，不仅如此，公开签名和聚会还可能给签名者带来新的麻烦，我相信，右派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发起签名？

专制社会中，个人被一次次思想学习和政治运动改造为可怜的螺丝钉，作为工具，他们不可以，也不敢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如果不是已经退休，很难想象会组织起这样广泛的右派联合签名。也许，退休后的闲暇才使他们接续起某种青春冲动，在生命的暮年，个体生命意识的再次觉醒，使他们必须完整地面对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中年后的“重新安置”并不能抹掉那段痛楚回忆，长期被打入另类的日子，对于个人生活造成的伤害，当事人最有体会，可谓甘苦自知。记得上中学时，班主任是一位数学老师，极具才华，但生性吝啬，每到麦收时节，就找班上的男生去帮他家割麦子，吃饭却总管不饱，于是就每每成为我们背地里嘲笑的对象，就连他那个年轻而又土气的农村媳妇，也成为我们的笑谈。后来才知道，他在上大学时期被打成右派，一直找不到老婆，“改正”后被安置在学校教书，附近农村才有人愿意嫁给他，但他上老有下有小，而且二十年来毫无积蓄，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直到我开始独立谋生才深有体会，并为当年的无知而自责。如果在“改正”的时候，国家予以赔偿，这位班主任老师还会对我们那么吝啬吗？

在一个人的壮年时期，出于生计的现实考虑，他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终极思考，但到了晚年，没有超然的回顾和独立的声音，就无法为生命画上不留遗憾的有尊严的结尾。如今，这些当年的老右们，从年龄上说，真的已经老了，却应了老当益壮的古语，公开地站了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事过五十年后，“右派赔偿”的呼吁尤显重要，我们知道，即使在台湾的二•二八赔偿中，至今仍有人指责政府消极——不是积极寻找受害人，而是坐等受害人申请。可见，对受害行为的赔偿，往往是以受害人的主动申诉为前提的，没有受害右派的公开呼吁，反右的这笔糊涂帐，可能就会彻底翻过去，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后，事情就不同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时间不是赔偿问题的障碍，关键是把问题第一次公开摆到桌面上。政治性索赔不存在追溯期问题，因为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直在剥夺他们独立申诉的可能。右派们终将老去，但他们的子女还在，历史最终无法绕开这一页，欠下的帐，早晚要还，这就是天理人道。正如右派们顶着压力在2007年4月6日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会议上所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共暂时不会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抗争下去，要月月写，年年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我们日后死了，还要在遗书中委托子女继续催讨欠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千古如此。”

而这种申诉不仅关乎经济赔偿，除了试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完整的交代，右派们的索赔行为，事实上也是在为发展中的社会修订规则，构建制度和文化框架。任何不义之举都不应被历史遗忘，而对抗遗忘就是给未来以新的定义。正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二•二八的反思与讨论，在为民主社会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础，而在前苏联，由于斯大林时期的罪恶被大量揭露，即使在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近乎崩溃的时候，民众也绝不希望倒退回社会主义时期。民众虽然暂时无法体会少数受害者的痛苦，但“右派索赔”成功进入历史的声音，终将被放大，并成为未来社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杜光等人的索赔行为，在今天，已成为整个反右问题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并没有结束，杜光等人的呼吁成为右派真正觉醒的第一步，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笔记下，使后人重温当年的人权灾难，了解争取民主、人权这一过程的漫长和艰难，由是而懂得珍惜并维护民主制度。

右派们的遭遇不是新鲜事，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前，很少有人谈论赔偿问题，往往以为时过境迁，没必要再提。不仅如此，就连文革和六四中的受害者，也多围绕平反而谈论六四，很少言及赔偿。由于不谈赔偿，在时间的流逝中，很多受害者以“认倒霉”的心态割断了自己的历史，选择遗忘，这样一来，又如何指望公众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作为八九民运的受害者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除了对迫害事件的言说和对正义的等待，我们有权利而且也必须讨论索赔问题。单纯作为经济行为，这种索赔有时得不偿失，比如说，本人就曾经因为向原就读大学索要学历不成，反而被学校当局勾结警察端掉了我赖以为生的商店，但我仍然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开除学籍或工作的受害人为数不少，但在公众视野里，为什么这一问题却显得似乎并不存在？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持续的申诉与呼吁，我们应该牢记：在所有政治迫害受害者的重新评价和赔偿问题上，当事人的申诉是至关重要的。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并不只是惨死在街头的所谓“暴徒”，更多的是被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因档案中加注一笔而不允许考研、不允许出国等，可是，十八年中，有关赔偿的问题，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孤独地呼喊，那种“自认倒霉”的消极心态，既无法对自己交代，也无法对历史交代。

在所有的伤害行为中，政治性伤害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它不仅伤害当事人自身，有时还连累受害者的家人；它不仅影响受害者一时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前途与命运。我们在遭受刑事或民事伤害时，一般会选择反抗或申诉，为什么政治性的伤害过后，却会鸦雀无声呢？杜光等“老右派”以公开信的方式，将五十年前那场运动的重新评价与赔偿问题提了出来，实际是给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以启示：对于历史遗留的侵权事件，不管时间多么久远，都要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

首发民主中国

 

二、“右翼知识分子”

（前略）

青年罗隆基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有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进入1930年代之后，他参与发起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担任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晚年罗隆基，可能又重新回归自由主义。1962年，他以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他和章伯钧“要求民主”而被打成右派的条目为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章伯钧在1957年公开声明不主张“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但在四年后，他对女儿章诒和说：“努生（罗隆基）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在经历了“三面红旗运动”这样空前惨痛的“人祸”之后，中左翼知识分子向中右翼——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章伯钧、罗隆基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之后，也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思想蜕变。

三、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既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又有为数更多的青年团员的右派。事实上，“主动右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类型，还应该包括大多数非党非团的大学生右派。到1957年，共产党掌权已经八年，院系调整、“取缔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五年，新一代大学生是“在红旗下”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观的，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但他们与“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脉关系。

毛泽东说“他们（指修正主义者）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两类人——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五一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像李慎之、刘宾雁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右派。而这两类人都与“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缺少沟通和配合。钱理群说：“值得注意的是，鸣放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后来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以至储安平等的言论，在大学校园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层的“右翼知识分子”。她说：“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怕和共产党闹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是一家人，家里人吵架，不需要有顾忌。“右翼知识分子”对于大学生在言行上的肆无忌惮，则是忧心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会议上，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事情很容易扩大。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抡说：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章伯钧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钱伟长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当时学生运动骨干与知识分子精英两方面的心理状态，十分类似于1989年5月份学生绝食运动时的情景。叶笃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与会者“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他们想约请周恩来共同探讨如何平抚学生的情绪，“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毛泽东把章伯钧和六教授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说他们开会是要“到处点火”，“煽动工农”和“学生”，是“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也”。

本文所说的修正主义，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类，仍然属于左翼的范畴，即比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偏左一点。郭罗基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与民主党派中的“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前者是言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是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批判的“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们“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端上并没有披露。前述刘宾雁、戴煌等人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新观点，则是在给毛泽东本人的上书中流露的，一般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当时“主动右派”中修正主义者的代表性观点，是由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公开表述的。

谢泳写道：“在1957年，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锋芒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的言论只是他们过去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已，比之于40年代的言论，似乎并未提供什么更新的东西；但对于在封闭环境中成长的林希翎来说，她表现出的冲破单一思想模式的勇气和能力，是学生右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935年，林希翎生于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以调干生资格进入人大法律系读书。林希翎是她第一次发表文艺评论时所用的笔名：来源于当时三位活跃的文艺评论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从这个笔名，大体可看出林希翎当时的思想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二是当时的苏联文化。……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曾说：”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基本属性。许行指出：”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

“五一九”学生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思想状况，与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又说：“‘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显然，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孙中山、梁启超、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也不是来自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而是主要来自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铁托。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说过：“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对于谭天荣来说，“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他在运动中倡议建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说：“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我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进入21世纪后，古稀之年的谭天荣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

由于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所以在1957年并没有什么人以之自我标榜，但当时修正主义的名声还不像后来那么坏。谭天荣说：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严仲强说：“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龙英华说：“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作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对立面，他把毛泽东与国际上的著名修正主义者并列在一起。毛泽东本人无疑是一个勇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修正主义者。小修正主义者谭天荣曾天真地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然而，基于毛的帝王心态，老子怎么“修正”都可以，“娃娃”们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专政。

1957年“娃娃”们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鼓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权。北京大学一篇佚名大字报称：“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叶于泩写道：一切社会都有民主；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龙英华提出：“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王国乡说：“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谭天荣一篇文章末尾的口号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经过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压，同样的口号，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畹町等人再次公开提倡。

“右翼知识分子”谈民主，谈法治，谈立法，谈监督，但很少谈特权阶级（阶层），这是他们与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差异。可以说，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是“娃娃”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核心，而这一观点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之上。龙英华说：“在社会主义中，说有新阶级，即是修正主义。但是有阶层，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谭天荣说：“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萌芽于罗莎？卢森堡，成型于密洛凡？吉拉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吉拉斯的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内部发行，“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可能听说过他的观点，却不大可能看过他的著作，但是，中国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了与吉拉斯大致相同的观点。

周大觉以“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的名义写道：“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他呼吁“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群学说：“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岑超南说：“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而产生！”“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他的大字报的结束语是：“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

佚名的大字报说得更加尖锐：“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无数铁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请参看‘谈谈’同学与‘谈论’同学的文章），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斗争与统一就是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变革。”对于修正主义类型的学生右派来说，理想模式还是要“复归”到老祖宗马克思那里，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谢泳说：“1957年，学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以结社、演讲、创办刊物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几岁，正值思想活跃时期。与其他右派言论相比，当时大学生右派的言论较少情感色彩，他们直接从自己的生活处境判断社会现状，这一特点决定了学生右派言论的纯洁性和超功利色彩。”“五一九运动”的骨干把自己和“右翼知识分子”划分得很清楚。严仲强写道：“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民主运动的力量”和“右派的力量”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中共……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是“虚伪”、“不择手段”的，“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就算是“左派势力”（或“进步力量”）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的陪葬），严仲强表示：“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五一九运动”（这里泛指北京大学和北京各高校乃至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是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其实只是历史系学生许南亭自己一个人）在大饭厅贴出的大字告示（后来被命名为“大字报”），全文为：“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如果有，是谁？是谁选的？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随后，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张16开纸的小字告示，其内容是：“要求开辟民主墙一、要求取消党委制二、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三、开辟民主园地，让同学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数学系四名学生（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组成的“自由论坛”则提出了六项主张，包括：“一、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秘密档案制，实行档案公开；三、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接下来，是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抄写在两张粉红色标语纸上。诗中写道：“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离”，“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20日，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以后又陆续贴出第二、三、四株“毒草”。“据当时不断贴出的署名‘无名氏’的大字报《新闻公报》的‘统计数字’：”从5月19日下午到20日下午5时20分止，校园内的大字报共162张。‘其实，’无名氏‘的统计仅是一日之状，而后情势则已成’等比级数‘上升。“大字报这种表达方式，也迅速地从北京大学传播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其他高校。

校园中另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是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根据鲁丹的回忆，早在5月上旬，“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到“五一九运动”之后，讨论会的话题逐步升级。“新闻系宿舍前出现了一张《论党有没有危机》的座谈会广告，约请有兴趣的同学座谈讨论”。在北京大学，到5月20日晚上，“同学们已不满足于写大字报，还在广场上开展了辩论会，很简陋，却也很方便，搬来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上去发表一通意见，如果想说话的人多，就排队，而且还限制时间，热烈而民主。一时之间，北大校园热气腾腾。大家都感到很兴奋。”23日下午，由校方准备好大型讲台（“上铺木板，置长桌、长椅，周设铁架，悬聚光灯、扩音器，装备甚好”）的辩论会在“三角地”举行，“五一九运动”的主角之一林希翎在此次辩论会上崭露头角。当日晚，大餐厅外墙上有人贴出大字标语：“林希翎万岁！”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登台亮相，标志着校际串联的开场。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以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全体同学为主体的北京大学29名师生（包括一名教师黄继忠），前往清华大学，拟将北大的运动情况向与会各校作一宣讲。此后，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陈奉孝等人又“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6月2日至5日，北大六人小组（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沈泽宜、梁次平）前往天津的南开大学等几个高校串联，介绍情况，发表演说，“发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此外，北大学生为了扩大影响，还把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国各高校。

北京大学的运动骨干们还进行了“组织化”的尝试。5月28日晚，由陈奉孝发起，他和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等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庙开了“预备会议”，商议按宪法赋予的权利，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提议起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第二天晚上，在外文楼一楼西端的阶梯大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根据张景中的建议，组织名称改为“百花学社”。30日晚，学社骨干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于泩、袁橹林、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在陈奉孝的宿舍开会，推选谭天荣为社长，陈奉孝为秘书长兼管组织股、总务股，张景中为宣传股负责人。会议决定办一个刊物，张元勋建议命名为《广场》，以体现五四时代北大的“民主广场”这个历史意义。《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编委为：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赵清、袁橹林、叶于泩、梁次平、李燕生、张志华、李亚白、龙英华、谭金水等人。31日，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表示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的“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大小字报，同学们还编写和油印‘出版’各种小报，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闻公报’，以后又出了《自由论坛》和《百花坛》，此外，还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据说，到了二十几号，就有刊物八种之多”。《广场》编委会决定把刊物铅印一万册，在校内外广泛发行。6月5日，张元勋与崔德甫将买来的白纸三十令与稿件及封面图案铅版等送至北京市印刷一厂，约定五天后（即6月10日）校阅清样。到了1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布了反右派的檄文，印刷厂奉命撕毁合同，并扣压了稿件和纸张。面对高压，《广场》编委会没有屈服，他们决定自己动手，油印《广场》。从18日至20日，他们刻版三套，总共二百多页蜡纸，“6月21日下午至次日清晨，我们一齐动手油印、折页、装订，共成五百余册，为策略计，未用‘广场’作刊名，只以《北大民主墙选辑》名之”。随即“在大餐厅东门外的空地上放一张小桌”，“人们便马上围拢了来，抢购如潮”，刊物“倾刻售尽”。

王书瑶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不仅仅是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民间社团、民办报刊，此后历次学生运动的多种活动样式，都是对“五一九运动”的继承和发扬。胡耀邦曾一度指责青年学生在历史上三次向中共夺权，第一次是指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第二次是指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第三次是指1980年冬季的高校竞选运动。其实，受毛泽东、康生等人操纵的红卫兵运动与完全自发的另外两次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与1957年“五一九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三点重要的区别：第一，竞选运动虽然也受到严厉打压，但是胡耀邦很快便清醒了，最终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第二，在当时的高校学生中没有出现尖锐的左右分野，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派；第三，竞选运动的骨干已经不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抱有幻想，他们的理想模式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

尽管“五一九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修正主义思潮，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轰动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张景中当时说：“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可能是不好的，但这不是主流”。王书瑶后来回忆：“说来好笑，在我的思想反复的过程中，我还去批判过一次物四严仲强。严仲强最主要的言论是他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那篇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在那时，公然提出自由主义宣言，对于我们这些受着严格组织纪律教育的共青团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我们一起上了囚车，他心里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竟也是右派？”张元昭回忆：《自由主义者宣言》极为当局者所恨恶！“连后来为官方编集以作‘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中也不使其在！以免那太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的慷慨话语不仅不会被‘批倒批臭’，或许还会‘继续毒害青年’，故干脆除之务尽，不使为死灰，恐其复燃也！”“五一九运动”中还有比《自由主义者宣言》更加尖锐的言论。陈奉孝指出了北京大学“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

相当一部分学生右派，虽然1957年时思想尚局限于修正主义，后来则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升华的一个杰出代表。陈奎德说：“研读林昭的作品，细考林昭的言行，其实，她的精神演变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她本来是一位左倾理想主义青年，经历五七之变，被毛氏卑劣阴谋所震撼，遂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在炼狱的煎熬中，她苦思苦索，升华出了卓然芳华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救赎。”“五一九运动”前夕，林昭在195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写道：“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此时，她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五一九运动”期间，她既在辩论会上为受围攻的张元勋说过话，也在十二名《红楼》编辑批评张元勋“反党”言论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但她最终还是被判定为“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几年后，林昭又升格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此时她坦承，自己曾是被“极权统治者”“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对于曾经信仰过的“主义”，她已经没有任何的留恋：“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在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针对起诉书说她”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未完待续）
首发民主中国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此时此刻，正赶上您访问韩日的途中，不知您是否留意一位曾经获得”优秀士兵”称号的年轻人崔英杰，今天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死缓。去年8月，他曾在一次争执中，很意外地将北京城管一名大队长李志强刺伤并身亡，从此使这个在大京城谋生的年轻人，付出了终身被监禁的代价。

4月10日这一天，距离2006年8月11日事发已经整整八个月了。这八个月，揪痛了所有关注崔英杰命运的人的心。无疑，崔英杰是弱势，当他面对生存的唯一饭碗将被砸破，毫无理智地挥舞着随身携带的切烤肠刀具时，仿佛又成为了强者。弱者的身份瞬间转变了，城管队长李志强不幸牺牲了。政府很及时地安慰了李志强的家人，给予他烈士荣誉称号及其相应的待遇。

总理曾在2005年说过，”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是的，现在我看到法院在掌握死刑的时候采取了认真、谨慎的方式，有了一个明显的效果。

但这个时候，在看守所已经被关了八个月的死缓犯人崔英杰，谁又能给他的安慰呢？

安慰他，而不是可怜他，也不是他寻求人们的救援。这个安慰，是他应该得到的一种心灵慰籍，或者是让他焦虑的灵魂得到人性的关怀和滋润。我突然想到，总理能否安慰一下这个北京的外乡人呢？哪怕他犯了重罪。

我看到温家宝总理勤勉敬业，殚精竭虑，出任总理以来，公开了自己给民众写信的情况，比如您保有”写信的爱好”，喜欢用毛笔回信，对象有的是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也有的是大学生、教师和小学生，还有工人、农民、农民工子女等，甚至您还委托国家信访局给广州一名上访人向丽转过致最高法院的信。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给被关在监牢里的囚犯写过信呢？

很高兴，我曾看到您在2004年的一次公开谈话时，提到一次上帝，您当时是在谈到中俄关系时说：”俄罗斯有句谚语，是上帝让我们两国成为邻居。我们两国有4300公里的边界线，确实应该永远友好，永不再战。”请原谅我在这里援引《圣经》里的一段经典：”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新约。罗马书）”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为国家、为公义、为自由抛头颅、洒热血，但若要人去为一个罪人去死，却是不大有的。是的，我们每个局限于现实的人是与完全的创造者明显不同的，但若我们出于创造者创造的大爱，完全可以给崔英杰一个安慰，为此，我请求您接受我的建议。

您曾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是的，在今天，在我们的国家进入崇尚爱和真理的时代，请求您看到爱的安慰有多么重要，”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人不吝啬爱，爱人如己，故博爱众多。既然”中国要建设成为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就一定要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多元化发展和人人自由、平等的和谐基础，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用智慧和汗水去建设、去营造。

记得您还借用过诗人艾青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我把他的原诗后两句找到点缀在后面，”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希望温总理能够有心鸿雁传书传到崔英杰的住所，只有一句话”给你些安慰”就可以了，我相信他的灵魂会为之苏醒，能够看到”今年花儿红了，明年花更好”的美梦成真。

总理，是国家的公务人员，既是我的总理，也必然是崔英杰的总理，不能见外。您承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来，才不会人亡政息。”希望总理能够坚持真理，为国承担责任，但工作再忙，也别忘了付出爱心，给崔英杰一个您作为长者的安慰，毕竟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曾经是优秀士兵，是个年轻人。

感谢您了！谢谢您支持我们说真话，安慰我们说真话。

公民    昝爱宗

2007年4月11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