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个闲散的游客即没有特定的团队或个人路线图的那种，你会经常遇到这样一个情景：突然一声“城管来了”，一帮小贩立刻收起地摊上的东西，四处逃窜。这是21世纪初北京的一个特色场景，它可能发生在王府井南段某大厦宽阔的临街走廊下，它也可能发生在建国门地铁换乘站的通道里，以及其他什么地方。
小贩们很“专业”，他们所有小物件都在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布上，听到那声报警，他们能迅速地收扰四角，按北京话来说是“一兜包儿”收起来，时间不过10秒的样子。然而，对于骑三轮车的崔英杰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三轮车是藏不起来的，只能成为那些穿着制服的政府执法人员的猎物。再者，崔英杰是个生手，他一没组织即没人轮流放哨，来喊一声“城管来了”，让他及时逃走；还有，他也不会通过收买内线来提供预警兼善后的机制。
对于那些在北京混熟甚至混“油”了的边缘群体来说，则完全无此不虞。用我们河北老乡的话来说，“不打馋的，不打懒的，专打没眼的。”换言之，识得套路，才能生存。可惜，崔英杰这个河北人对此一窍不通。而那些在北京混熟甚至混“油”了的边缘群体的套路或生存技巧又是什么呢？以下的故事，权做证明：
有一次，在广安门内大街的一个天桥上，我从对面的青年餐厅出来，碰见一个卖假书的小摊主。我花5块钱买了一本盗版书，并告诉他：其中某一本被盗版书的作者就是我本人。由于那本书的后勒口上并没印我的照片，他不太相信，我就掏出身份证给他看。由于我这个姓氏太稀少，他相信了。不过，他很精明地告诉我：“你的书到我手已经倒了三倒了。”我没追究的意思，只是问他怎么这么坦然地在天桥上干这生意。他说：“天桥上，城管不大管，我们的靠山也告诉我们，在傍晚出来是比较安全的啦。”至于他说的“靠山”是谁，我不想问，希望他告诉我一些简单的经历。他说：
最初，他是在地铁过道处摆手饰摊的，被抄过不下十次。后来入了“伙”，有一个头儿（大约就是“靠山”的一种）从他那里要了400块钱。当然，还有其他人，共凑了3千多块，请一个城管去“洗了一下”（指桑拿）。以后，每到要突袭那块的时候，那个城管就给他的头儿打电话。从他渐至兴奋的谈话中，我不知道哪部分是“侃”（夸大）的，但有几点可以总结：
1.他的“头儿”从第一次400元收费之后就降了收费价格，每次只要他50块，有时甚至是20块。[——在我不解之时，他说：“你想呀，不止那一个过道给城管上贡，多着呢！”]
2.头儿找城管中的人，尽量不找管事儿的如队长、组长什么的，而是找个老实点的比较可靠。
3.要是临时的比方全市的大检查，或越界执法的比如两区交界处出现“不熟的”执法者，保护人不负责任。
以上的故事（听讲）发生在2006年夏天的某日，那天我去住在离这座天桥不远处的社会学者朱红家。他在海淀往回赶，我得等上一个小时的样子。
在2007年4月初，我坐13号线地铁（西直门至东直门）到望京新区去，出了地铁，立刻有一群开摩的司机围上来。我说去南湖那块儿，有一个开价3块，我答应了。透着车篷上的一个小窗户，我艰难地和他对话。我说：“你也没牌子，又是外地人，不怕逮呀？”
“不怕。逮住，先给车，再后，我就托老大去要。有时候要300块，也有要一千的时候。”他说。
我说：“你不怕中间老大吃了你的钱。”
“不管那么多，反正拿钱赎车是经常的事儿。”他说，“你是文化人儿，我看得出。你不懂哇！车被敛走，并没登记。”
我说：“有弄不下来的时候吗？”也就是说车被没收了情况。
“有哇，有哇！”他说：“那就认了。”
我说：“你们没任何办法？”
“一般不想邪法，逼急了，也办。有一回我们老大带俩人儿给那小子往幼儿园接孩子去了。他吓坏了，还请了老大一顿儿。”他说的“那小子”显然是指一位抢走他们谋生工具的执法人员。这从侧面上也能说明：边缘化群体有采取黑社会办法的选择，或者说，黑社会势（并不一定极端作恶的那种，可称这“恶黑”）已经渗入了边缘化群体。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在监狱服刑时常听到的故事——狱警被“黑”了。第一个故事是与我们监区（大队）邻近一个警察在傍晚回家的路上（有很长的一段土路又比较窄）挨了“一顿洋镐把子”，住进了医院。据“分析人士”说，那个狱警勒索了好几个犯人的钱，又没给办成或办好减刑（——本来花钱减18个月，后来只减了10个月），所以人家要报复。犯人们纷纷议论这个“潜规则”事件，其他狱警听到也不以为意，或者当个教训，或者尽可能在犯人面前摆平一些不满。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那个副教导员对我比较“照顾”，帮我订一些革命杂志如《炎黄春秋》、《文史精华》之类的——有总比没有好。到我出狱前，他遇上了车祸。犯人们纷纷猜测：是有人在“办他”，不知道他得罪苦了哪个犯人，人家在社会上有“道儿上的人”（黑社会）报复了他。
看来，执法不公的结果就是黑社会兴起与壮大的主要原因。这似乎与我看过的一个英文片子Black Fair有相似的味道。我无意鼓动弱势群体去寻找Black Fair，但是毫无疑问：崔英杰并没有Black Fair的背景，所以他才傻乎乎地动了刀子、捅了人；并且，他的罪名也由“故意伤害”变成了“故意杀人”。
按我乐观的估计，崔英杰有可能被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毕竟中国的执法体系本身就具有Black Fair性质——北京的城管编制不超员吗？北京的城管不私下收取“保护费”吗？
2007年4月7日写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