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于一直觉得我的年龄来谈鲁迅，尚属过早，所以，即便他的文字总是使我激动，给我勇气，催我奋进，但我也很少正面去谈论他。虽然如此，我写下的文字，却大多与他有或明或隐的关系。这里是两篇从边缘谈论鲁迅的文章，我所探索的是，鲁迅怎么会变成现在教科书里面、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我认为鲁迅终身，乃至身后，一直处于被侮蔑与被误解之中。被侮蔑并不奇怪，任何一个思想、精神战士，都会有一大批敌人。但是被误解就很可怕。我认为鲁迅的根本意义在于，他是这个民族得以认识自身的一面镜子。鲁迅之前无鲁迅，鲁迅之后也无鲁迅。这个民族的历史固有辉煌，这个民族的先辈固有脊梁，但是，她也积累了太多的苦难和仇恨。通过鲁迅笔下的文字，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现实界的我们。
《鲁迅的谶语》写于我读本科四年级的上学期，那时我的心里总是涌动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所以，虽然文章主题是鲁迅之后的事情，但是也写了很多我对鲁迅的理解。现在看来，这些文字不免稚嫩，但是它们真诚、有激情。而这正是我所看重的。
《鲁迅是如何被败坏的》写于我的研究生时期。记得有一次我对林贤治先生抱怨说，很多研究鲁迅的人，把鲁迅搞得乌烟瘴气，有的把他作为“学术”的材料，有的把他作为打击异己的棍子。林先生笑着说，那你就评论一下这种现象，用一两千字就行。当时我只会写长文章，所以一口气就写成现在的这个模样。
这两篇东西，都是我自己所愿意再读的，却也是没法发表的。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特集在一起贴出来。
鲁迅的谶语
大凡伟大的人物，他的身上总囊括了丰厚的历史与时代气象，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同时也隐含了未来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鲁迅正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之一。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绵延二千年的传统文化思想、政治体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大混乱、大激荡而产生的种种新思潮、新事物不断的刺激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强烈的历史良知与高度的敏感使鲁迅深刻的体察那一个时代，成就其无比丰富的思想。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认识之深刻是空前的，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焦虑、虚无、激烈，集中的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而且，鲁迅的丰富性更表现在他的未来意义上，他的思想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无论你处在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真正在思考着，真正关心着社会人生，接触那火一般的文字，你便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雄浑的脉搏，正在挽动你的心的和鸣。
然而，鲁迅同时又是最容易被简化的。鲁迅在思想与分析的时候经常是基于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客观对立。“上等人”与“下等人”，“主子”与“奴才”等可以成对出现的概念在鲁迅的语系中频频可见。这样的两分法为鲁迅被政治所利用埋下伏笔。在鲁迅去世以后六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从毛泽东一锤定音的评价到许广平、周建人等亲属的在文革中对鲁迅思想的无奈遮蔽，郭沫若、姚文元之流对鲁迅的有意扭曲，到红卫兵把鲁迅的话作为打击“走资派”的工具，甚至进而至于今天鲁迅的文章继续在各种教科书中充当意识形态专制的工具，鲁迅在各个时期成为各种人的道具。
早在1926年，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道：“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①这一段话不幸正成为鲁迅身后的写照。
政治化的鲁迅同时就是傀儡化的鲁迅。
1、“毛泽东的”鲁迅
对鲁迅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成为中国数十年文艺创作、研究的指导思想。他对鲁迅的评价更被反复引用至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质，正如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②林贤治先生则说：“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③《讲话》的立场至上主义应用于鲁迅研究，以特定的利益立场解释鲁迅变得名正言顺。
毛泽东以自己的特定立场去解释鲁迅，《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三个“家”七个“最”的定案，至今仍完整地被主流思想视为鲁迅评论的权威论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接着，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的关键词在于“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而这里的“敌人”，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敌人，即阶级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鲁迅的“立场”，被塑造得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而鲁迅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面——对愚昧、麻木而且怯懦的民众的“国民劣根性性”的批判被忽略了。鲁迅也一下子被狭隘化了。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乃是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从幻灯片中看到中国人看着中国人被异族残杀而无动于衷，满脸冷漠、麻木，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鲁迅走上从文之路。鲁迅从文之始，“改造国民性”就成为他明确的文艺目标，这与他后来所说的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民众的思想是一致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从早期文章《摩罗诗力说》中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求索，到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乃至后来对“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的怒斥，“立人”的红线，贯穿于鲁迅一生的启蒙工作之中。作为思想先驱，鲁迅一方面被融于社会与历史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又与社会历史整体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把“自我”从“人民”中抽离出来以利于冷静、清醒而客观的批判。鲁迅深谙中国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而从来不曾争取到“人”的时代。事实上，“主性”与“奴性”在一个人身上是同时存在的，是“国民劣根性”并存的两面，主子不过是阔了的奴才，奴才不过是衰败的主子。他的“立人”就在于颠覆“吃人的礼教”，打破中国自古历今未曾改变的人格缺陷：主性与奴性。只有摒除主性与奴性，树立“人”的观念，中国才能真正跳出不得做奴隶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的敌人，乃是所谓“黑暗”，这“黑暗”既来自“上流人”、统治者、“主子”的残忍、凶恶，同时也包含人民大众，“奴隶”、“奴才”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阿Q一有机会，是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但阿Q依然是构成黑暗的力量之一。鲁迅批判的锋芒不但指向主子，更指向愚民。只有唤起“人”的主体意识，才能挣脱奴隶时代，创造“人”的时代。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通过上面与这一段阐述发挥，毛泽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鲁迅的新形象：向“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冲锋陷阵”，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甘当“牛”。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思想应用于鲁迅研究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两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变得棱角分明呼之欲出，但事实上，却把鲁迅简单化、机械化、片面化了。鲁迅复杂、丰富、完整的人格思想形象被“阶级论”活生生地拆剩几根阶级对立所造出来的训条。后来雷锋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的阶级仇恨思想与鲁迅在这里被塑造的形象如出一辙。毛泽东对鲁迅的解释，事实上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之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人们都知道，作为思想先驱的鲁迅的一生，是反专制、反独裁的一生。他对社会的批判使他前不见容于反动军阀，后不见容于国民政府。因此，鲁迅作为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大旗，凝聚反国民政府的思想力量，是再适合不过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当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那样的解释也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以一个鲁迅评价者、研究者的身份，毛泽东完全有权利说出他自己所理解的鲁迅。但是，一旦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后来的造神运动中成为“神”，他的看法便成为最正确、最权威、最神圣的唯一的看法，于是，每一个人谈鲁迅，都是谈“毛泽东的”鲁迅，鲁迅便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
2、造神的鲁迅
毛泽东以政治语言、立场阐释了鲁迅思想，而在后来的“文革”中，经过许广平、周建人等鲁迅的亲人在政治大环境中被迫对鲁迅的进一步歪曲，经过郭沫若等政治文人的天马行空的任意发挥，鲁迅成为“红卫兵”打击“牛鬼蛇神”的工具，鲁迅思想的被扭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造神运动中，“鲁迅”再度被唤醒，成为造神运动的先锋。1966年第14期《红旗》发表了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里面写道：“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文字，真是有说不出的感慨。1966年造神运动方兴未艾，“红太阳”以前所未有之势，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几乎一切头脑。毛泽东崇尚的是“导师”的称号地位，如何容的下其他思想的权威？鲁迅被抬得越高，就有可能摔得越重。许广平不遗余力地把鲁迅推到造神运动的前线，把鲁迅塑造成为毛泽东思想阳光下的战士，既是为了保全鲁迅，也是为了自保。1949年以后，批判胡适、胡风，反右等几次对知识分子的大围猎，特别是对与鲁迅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胡风“集团”的大批判，使知识分子们无法把握政治形势，总处于恐惧与担忧之中。文革中许广平一家的生活状况，我们从鲁迅的儿子的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断可以看出来。周海婴回忆道：“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心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⑤许广平处于恐惧之中，出于保护鲁迅的目的才不惜歪曲鲁迅。这种以歪曲为代价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文革时期鲁迅全集得以与毛泽东文集一起公开发行。以许广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她的对鲁迅的阐释便显得言之凿凿，最为真实，于是一大班被豢养着的文人，得以沿着许广平的解释肆无忌惮地渲染、发挥，以丑化鲁迅、矮化鲁迅为献媚的工具。在这方面，作为当时文艺领袖的郭沫若所作的肉麻、恶心、无耻的表演，是过了做人的底线的。郭沫若曾在文章中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是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
“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说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
郭沫若的才子加流氓气在这样的文字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歪曲与他特意写给一个人看的《李白与杜甫》的写作动机是一样的，就是把文艺学术极端立场化，以为阿谀进阶的工具，而不惜诽谤他人歪曲历史。如果说许广平是被迫按照政治的要求解释鲁迅，那么郭沫若则是蓄意歪曲鲁迅。
3、“韧战”的鲁迅
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面，被塑造成造神旗手，而“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则成为打击“阶级敌人”的精神武器，特别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一经“立场”化，便偷梁换柱偷天换日，被用以打击“臭老九”，“牛鬼蛇神”。与许广平的文章同时登出的还有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黄平稳的文章《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要学习鲁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坚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展开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进行义正辞严的口诛笔伐。我们要破字当头，敢字领先。敢想、敢说、敢做、敢革命、敢造反，狠打‘落水狗’，奋勇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们要学习鲁迅‘韧’的战斗精神，善于斗争，善于革命。……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全面地、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要学习鲁迅憎爱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横眉怒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要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由此可以看出，红卫兵理解的鲁迅，便是毛泽东的阐释，经许广平、郭沫若等的发挥所造成的鲁迅形象。鲁迅一面成为造神运动的机器，一面成为文化革命的武器。鲁迅的弟弟周建人直到文革末期1976年撰文《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中还写道：“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学习鲁迅，发扬无产阶级‘韧’战的革命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⑥鲁迅对“敌人”的韧战的战术被生吞活剥运用于证明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事实上，鲁迅的偏执乃是坚决保持自我，捍卫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信念自由，鲁迅一生的“韧”战，实质上是清醒与绝望之后，“和黑暗捣乱”。而且，鲁迅“韧”战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历史良知——这是鲁迅战斗的心理基础。政治化的鲁迅的偏执、不宽容一面被无限夸大，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则被抛弃，于是战士在“无物之阵”的“投枪”，指向的不是权力者、庸众、“正人君子”，而是“臭老九”、“牛鬼蛇神”！不“费厄泼赖”，坚持打“落水狗”的那种对恶的不妥协态度，被利用为宣传仇恨哲学，煽动阶级仇恨的工具。
对思想的利用，无一例外地通过简化与片面化来实现，简化与片面化即根据阐释者自己的需要，一味地截取思想体系中最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后加以夸大、神化，使这一部分似乎变成思想家思想的全部。毛泽东强调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旗手”，又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开始了鲁迅的机械化阶级两分化的过程，经过许广平、郭沫若的解释，鲁迅成为毛泽东的一名革命小将。红卫兵所认识的鲁迅是一个机械化的极端简单的鲁迅，一方面是许广平、郭沫若所讲的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一方面是毛泽东、周建人等大加发挥的仇恨哲学。因此出现了谢泳先生所说的情况，“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每天都发生”。⑦
4、为什么专制选中的是鲁迅
思想的政治化总意味着思想的异化、工具化。以政治语言面貌出现的思想便不再是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工具。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总被专制利用？其原因主要不在被动的思想家身上，而在主动的、手握政治霸权与话语霸权的政治身上。
第一、鲁迅是有“立场”的，而歪曲鲁迅正是利用了鲁迅的“立场”。立场化的文艺学术研究往往意味着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规范研究对象，阐述、解释研究对象。鲁迅本身是有他自己做人处事的立场的。鲁迅尖酸、刻薄的社会批判，基于他自小形成的对中国的土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博大的爱，只有那样博大而深沉的爱，才会有他对“国民性”那样深刻而准确的体察，才会催使本来可以安逸地走进书斋雅舍、玩弄风花雪月的文字的他一生不知疲惫的为中国的进步工作。基于这样的爱，他强烈的反抗一切形式的独裁专制，并且永远同情新生的，代表着或许有的新希望的弱势群体。正是基于此，他天然的同情而且亲近那时作为一种于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相对抗，而且宣称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虽然如此，他仍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一丁点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对苏联的好感，也一样是基于人道主义而对社会新兴革命力量的支持。他与国民政府的对抗是人所共知的，国民政府曾派沈醉想暗杀他，⑧甚至连蒋介石想会见他他也置之不理。反抗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正是鲁迅一开始就被利用的关键所在。而且，鲁迅是全国知名的思想权威、文艺先驱，利用好鲁迅，无疑可以争取、团结国统区一大批文艺青年。鲁迅是“拆台”的，毛泽东一生也崇尚斗争，利用鲁迅可以拆国民党的“台”，拆“反动学术权威”的“台”。而与鲁迅同一时期的胡适是“补台”的，胡适反对主义的传播而主张一个一个的解决具体问题，他和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的主要关系是合作，他曾明确地表示要做政府的“诤友”，后来甚至一度差点被蒋介石推上总统的宝座。胡适自诩超然公允的立场，在后来政府的“非友即敌”的思维中自然被视为反动势力的帮凶。胡适的补台补的是国民政府的“台”，所以对后来的政府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言。
第二，鲁迅已经死去。早在鲁迅在世的1930年，李立三有一次秘密会见他，直截了当的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这一粗暴的要求被鲁迅拒绝了。⑨活着的人可以争辩、拒绝，而死人是不会争辩的。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的话到后来居然都成为谶语！在毛泽东给予鲁迅三个“家”七个“最”的宝座之后、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之前的1957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正在悄悄展开。毛泽东在上海被罗稷南先生问及“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时，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以当时毛主席扫荡六合的气概，自然可以这样直舒胸臆，而这样的回答却让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⑩毛泽东的回答正印证了鲁迅的原话：“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尽管鲁迅在中学教科书中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但人们越来越从那如火的文字中得到强烈的共鸣，鲁迅的意义、真实的鲁迅也一步步被发掘出来。
被政治扭曲的鲁迅已经逐渐被人们忘却，重温鲁迅被简化、歪曲的历史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个思想家是如何在政治大环境中被话语霸权大肆解说以为统治的工具的。在历史上这样的利用举不胜举，基督是宣言博爱与拯救的，日内瓦的加尔文却利用圣经与人间暴力把持异见的信徒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在广场上；斯大林也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任何思想一经政治权力立场化，就立即变成打击异己的大棒。即使再人道的思想，也会变得面目可憎。只有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在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才不至于与真理完全背道而驰。也只有以这样的态度研究鲁迅，才能把政治化的鲁迅还原为“人间鲁迅”，使鲁迅成为中华民族在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中聊可慰籍历史的精神财富与思想财富。
初稿完成于2001、10、8深夜修改于2001、11、11① 见鲁迅《无花的蔷薇》，出自《华盖集续编》② 见王元化《“五四”再认识》，出自李辉、应红：《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③ 见林贤治《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出自《娜拉：出走或归来》④ 见鲁迅《〈呐喊〉自序》，出自《呐喊》⑤ 见周海婴《必需说明的真相》，出自《鲁迅和我70年》，海南出版公司出版。
⑥ 见《鲁迅研究资料》（1）1976年⑦ 见谢泳《鲁迅研究之谜》，出自《教育在清华》⑧ 见周海婴《记忆中的父亲》，出自《鲁迅与我70年》。
⑨ 见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出自《我心中的鲁迅》。
⑩ 见周海婴《再说几句》，出自《鲁迅与我70年》。
鲁迅是如何被败坏的
时下的中国，提到现代的“文化英雄”，鲁迅仍是多数人心目中的首选。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文化现象。鲁迅在“文革”中被尊为半个“神”——有人说是“圣”，当这场运动被彻底否定之后，大大小小的“神”们纷纷从他们虚妄的神坛上跌落下来，有的甚至开始接受唾骂。然而当鲁迅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被还原为“人间鲁迅”，他却赢得了更多由衷的尊敬。这个宁愿自己的文章“速朽”的老头，却总是被一再言说，他的文章至今读来，更是掷地有声，毫不过时。
然而，也有不少人从各种角度批评鲁迅，抱怨鲁迅难以接近。
一个对生命怀着那么强烈的爱，对尊严与自由表现出那么突出的敏感，对权力于奴役那么警惕，对苦难与悲哀怀着那么温情的悲悯的人，居然被各种彩衣、光环、头衔，乃至恶谥、口水环绕，以至于成为一个走不近的老头，这是为什么？
对年轻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无法走近鲁迅，缘于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形象。如果我们研究从小学到大学中的教科书里企图向学生们灌输的鲁迅的形象，那么可以看到，教科书对“鲁迅”这一符号的理解，和现在王朔先生在《我看鲁迅》中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几乎是一模一样：“说到鲁迅精神，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事实上，教科书向学生们灌输的鲁迅精神，就是王朔描写的这样子的精神。研究鲁迅的学者，应该感谢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妙笔，把教科书里的鲁迅描出来了。从这一形象引申出来，鲁迅的一切文章都得到解释：《一件小事》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局限性；《祝福》体现了万恶的封建礼教对劳动人民的残害，地主阶级的鲁四老爷也是凶手；《药》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脱离了群众所以不能成功；《风波》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总之，“鲁迅”这一符号，是代表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代名词，是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理论武器。对《故乡》中的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前后对比的描写被一再放到试卷里考试，目的就在于让你回答，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把闰土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变成一个枯老、瑟索的可怜的农民。你只有这样回答才有分数，否则便是“错误”的。教科书对鲁迅文本的解释，和歌颂雷锋的歌曲“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是基本一样的。王朔之所以对“鲁迅精神”做出这样令真诚的鲁迅研究者大跌眼镜的解读，就是来自教科书的印象，或者说，来自接受教科书而没有深入读鲁迅原著的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在目前，败坏鲁迅的，更多是一批以鲁迅捍卫者自居的学者、准官僚。
鲁迅以他的全副生命践履了他早年提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吁。鲁迅的生命，是战斗的生命，而与书斋里的学者毫不相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言说鲁迅解读鲁迅的，大多数就是鲁迅当年所不屑甚至憎恶的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并不是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就研究不好鲁迅，而是他们往往不是真正的研究鲁迅。他们蛰伏在书斋之中，通过各种各样浅白可笑或玄乎其玄的手法，把鲁迅纳入各种各样的理论框架。他们从来没有把生命燃烧在鲁迅作品之中，把鲁迅当作一种生命存在，而是把鲁迅对象化之后纳入各种框架进行学术肢解，再用一篇篇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八股论文封存起来，拿出来换取头衔、职称。我在阅读鲁迅的时候，常常觉出那种文字有一股深沉的力量，挽动着心的和鸣，使我不禁时时赞叹，击节，恐惧，激动，而在这一切丰富无比的情感体验中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而在阅读很多诠释鲁迅的小册子，则反而感到一种无名的压抑。大量貌似诠释鲁迅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只不过用晦涩、刻板、毫无活力的语言，制造一个阴森森的古堡——古堡的城头就挂着一面写着“鲁迅”的大旗。这些学术论文中的鲁迅，并不见教科书、政治领袖口中的鲁迅那样的 威权，但是同样显得晦涩无比，面目可憎。
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研究鲁迅，至多就是把鲁迅变成古堡。而真正在人们心目中败坏了鲁迅的，就是那些把鲁迅隔绝在正常的文艺讨论范围之外的行为。陈漱渝先生主编的《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中收录保存了一批这方面的材料。《青海湖》杂志1985年第八期登出了邢孔荣的文章《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该文把鲁迅的创作生涯划分为“准备时期”、“创造时期”、“衰退时期”，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仅仅是尝试与探索的准备阶段，而且它本身失败了”，创造时期，《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阿Q正传》中“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杂文“不过是鲁迅先生创造力衰退的另一例证”。同时，作者也肯定《孔乙己》“充分显示了鲁迅先生艺术创作的成熟”，《故乡》“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最后作者指出，“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世界文学史，无疑都会记载着鲁迅先生的名字，但是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将是一位作为人的艺术家，而不是一尊作为神的偶像。”“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5年，这时鲁迅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一些沿袭着文革思维，认为领袖一句顶一万句，领袖的断语就是真理的人的眼里，鲁迅还是不能批评的。于是这篇文章遭到群起的攻击。对一些长期研究鲁迅的学者而言，他们能够看出邢孔荣的文章中的大量缺陷，从而为鲁迅辩护，在观念上进行争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超出言论自由之外的指责，那么就是很有问题的了。林默涵在1986年1月19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战士与苍蝇》，矛头不禁指向作者，而且直指编辑：“登载那篇奇文的刊物编者说：”此文不代表本刊观点。‘那末，可否请你们把’本刊观点‘也亮出来看看呢？“一种刊物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公共平台意味着思想可以公开交流，观点可以平等争论。难道每发一篇文章都要亮出自己的”本刊观点“么？而且”本刊“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就不能发出来么？《青海湖》于1986年第六期以”《青海湖》文学月刊编辑部“的名义登出了一篇《我们的教训——关于发表〈论鲁迅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把他们发表一篇对鲁迅有所批评的文章的”错误“提升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贬损鲁迅的文章，显然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的。“批评鲁迅，就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鲁迅“是何等阴森可怖！《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是文艺评论，这是一个纯粹的文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一个评论者独立评论一个名作家的问题，不是人民、民族的所谓”根本利益“问题。批评一下鲁迅，就损害了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利益，这难道不是最荒诞无稽，最充分的体现了某些人的想象力的事情！鲁迅终其一生，都仅仅能够代表他自己，而且他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求索，更包含了使人成为他自己，树立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意义。日本侵华的时候，鲁迅提出来的第一步却是”争取言论自由“，而在当代以捍卫鲁迅自居的文人政客手里，最珍视独立人格的鲁迅却变成一系列”根本利益“的代表，最憎恶言论压制的鲁迅却成了压制他人声音的工具。这是何等的讽刺！
文艺问题的讨论，必须在公共平台上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付诸于权力和权力机关，更高的要求，是作者以独立人的身份发言。在一本刊物上登出某种观点，任何人可以对这种观点极尽赞美或嘲讽之能事，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如果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刊物——公共平台本身，那就是对游戏规则的破坏。《收获》2000年第二期登出了王朔、冯骥才、林语堂三篇批评鲁迅的文字。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其中只有不少健康的讨论，但是仍然有人以捍卫鲁迅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收获》杂志。绍兴市作协主席朱振国先生著文《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公开信》，以“读者”的身份“迷惘”地发问：“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这样的责问实在令人莫名惊诧！难道《收获》主编巴金“崇敬鲁迅”，《收获》就不能登出批评鲁迅的文章？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王朔们的文章写得好，而且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不知道这些想法有什么罪过，以至于不能在《收获》上发出来？难道“我们协会主席”、《收获》的主编是“崇敬鲁迅”的巴金，鲁迅就必须被供奉起来，顶礼膜拜，不能批评？——而且批评的不一定就是作为生命体的鲁迅，往往只是作为符号的鲁迅。朱先生的文章更恶劣的风格是下面对葛红兵的批评。葛红兵写出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这个所谓“新生代思想家”对鲁迅的隔膜，葛红兵的文章的一切观点，作为学术问题都是可以商榷、讨论也必须商榷、讨论的。然而，针对葛红兵在课堂上把巴金《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学生听，学生大笑不止，朱先生的批评却是：“这位三十二岁的教师就这么狂妄地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这么刻薄地嘲讽着现代白话文学的拓荒者、先驱者，这是一位一边鞭笞前辈又一边啃着前辈骨肉的寄生者（他是现当代文学博士）。如果我们纵容这种无知和狂妄，纵容这种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我一样同意葛红兵的做法是一种无知和狂妄，是对前辈流氓式的戕害。但是，朱先生向作协申诉，“我们纵容”这种行为就是“严重失职”，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失职”，才能“尽职”！葛红兵站在“他占着的讲台上”的资格，不是靠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得来，不是靠骂鲁迅得来，更不是“我们协会”给的，那么，这里的“我们”到底指什么人？为了不“失职”，是不是应该把他赶下“他占着的讲台”？——这已经是言论之外的“实际解决”了。鲁迅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引用徐懋庸给他的信中所言：“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鲁迅直接指出其中的“实际解决”四字严厉质问：“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言论、观点上的不同，如果付诸“实际解决”，那就是对最起码的言论自由的破坏！动辄付诸言论之外的力量以期实际解决，是极其卑劣的。朱先生作为“我们”的一员，也没有真正做到不“失职”——《收获》也不至于公开写检讨，这也算是时代的进步罢。但是，评论家批评一下鲁迅立刻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杂志登载几篇批评鲁迅的文章立刻遭到攻击，在这个时代难道还要把鲁迅当作不能批评的圣物！
张闳有一篇文章叫《走不近的鲁迅》，文中说：“这些‘鲁学家’们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鲁学圈子四周，虎视眈眈，监视着任何企图接近鲁迅的人。人们如果不是心存顶礼膜拜之意的话，就大有可能属于妖精之类，自然也就无一例外地被阻挡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鲁迅为什么走不近？要不是自己不愿意走近，就是没能力走近。“走不近的鲁迅”仍然是一个没有深入阅读鲁迅原著，过多的阅读诠释鲁迅的小册子的人眼中的鲁迅。尽管张闳的话令人感到刺眼，但是，从八十年代《青海湖》发表一篇批评鲁迅的文章就要整个编辑部公开写检讨，《杂文报》发表一篇青年学生李不识的一篇非议鲁迅的文章便受到各种大人物的批判，到王朔、葛红兵批评、攻击鲁迅便有人建议实际解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张闳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败坏了鲁迅的人，不是骂鲁迅的人，而更多的是以鲁迅的捍卫者——有的甚至以捍卫鲁迅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自居并且时时准备攻击别人，甚至动辄就把矛头指向刊物，要求实际解决的人。他们眼中的“鲁迅”，与其说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存在，不如说是一个钦定的符号，一种御批的立场。在鲁迅逝世之后，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各种政治势力都企图依靠鲁迅，利用鲁迅达到目的，无论是批判孔子，还是批判冯雪峰、还是批判周扬，鲁迅都被当作理论大棒。在毛泽东的眼里，鲁迅成了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文革中的许广平笔下，鲁迅成了毛主席的一名战士、旗手，在红卫兵眼里，“打倒落水狗”可以现炒现卖为“打倒牛鬼蛇神”。总之，在数十年的历程中，鲁迅被蒙上了太多太多的光环、灰尘乃至口水，鲁迅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做大棒、旗手的符号。如果不把作为生命体的真正的鲁迅和作为符号的“鲁迅”区分、甄别开来，任何谈论鲁迅，不论是攻击鲁迅的，还是捍卫鲁迅的，都不得要领。王朔眼中的“鲁迅精神”，就完全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形象——而这种形象是从文革的语言体系中发展而来，所以王朔的批评“鲁迅精神”，与真正的鲁迅丝毫无关。而对那些认为批判鲁迅就“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的人而言，鲁迅完全是政治化、符号化的一种立场的象征，他们的捍卫鲁迅，更与鲁迅本人、鲁迅思想毫无关系。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奇异的现象：无论是以批评鲁迅的姿态出现的一方还是以捍卫鲁迅的姿态出现的一方，都是架空了作为生命体的鲁迅，而在符号鲁迅之间作言辞争执——他们的争执与鲁迅毫无关系。许多捍卫鲁迅的姿态，与其说是捍卫一种理想、人格，不如说是捍卫一种符号、立场。这种捍卫恰恰是对鲁迅最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按照固有的解释鲁迅的模式来解读鲁迅，不可避免的继续把鲁迅立场化，符号化。而且他们往往看到有人发出不同的意见，便以正统——政治中的文艺的正统自居进行反击。因此“鲁迅”便显得“走不近”了。
走近鲁迅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阅读鲁迅原著。王富仁先生早在写博士论文时就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的口号，突出的意义，就在于打破符号化的鲁迅而直接接近鲁迅生命本体。近几年，钱理群先生在讲座中一再号召阅读鲁迅原著。林贤治先生则开始以民间鲁迅专家的姿态注释鲁迅选集，为人们阅读鲁迅原著提供必要的知识辅助。鲁迅是极其深沉、博大、丰富的。鲁迅文章的魅力，在于其燃烧的激情与广博的爱。对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而言，只要关心现实，关注中国的进步及路向，你便能够从鲁迅的文字中感受强大的时代脉搏。郁达夫说：“要了解中国前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林贤治先生说：“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见林贤治《鲁迅的最后10年》）认识鲁迅的意义，在于认识自我，认识中国。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把他认识到的所有无论如何残酷的真相赤裸裸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逼得你无路可逃，让你不得不重新打量你自己，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鲁迅给予人的永远不是获得智慧之后的惬意，而是看到真实的缺陷而后产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产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远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不是得到药方而产生的快意，而是无可疗救而激发的迷惘、徘徊。在一个陷于欺与瞒的大泽中并且常常不自知，反而从欺与瞒中挖掘出美与真实来的民族，只有充分体验痛苦感受焦虑，在迷惘与徘徊中挣扎，才能摧发一种充分正视现实的惨烈与缺陷，充分理解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充分体味摆脱的艰辛与拯救的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的导向，就是诞生一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神、自由品格的精神。
在这个时代，鲁迅同样必须接受自由的批评。例如王朔笔下的“鲁迅精神”与张闳笔下的“走不近的鲁迅”，都不是空穴来风。正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歪曲与学者的肢解，以及把鲁迅当作一种立场、符号来捍卫的人，把鲁迅变成一个阴森的符号。而王朔、张闳们，不过是真实的说出那些没有阅读鲁迅原著或读而无所得，而主要依靠二手资料去接触鲁迅的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因此，今天研究鲁迅的人们，面对鲁迅遭遇的各种批评，所应该注意的主要还不是在于他们怎么批评鲁迅，而在于他们批评的是哪个鲁迅，也就是“鲁迅”为什么会变成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形象。鲁迅还走在我们的前面。
2003.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