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钊曾经发表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庶民的胜利》。撮其要旨如下：“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
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知识界普遍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一战的结束和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公理战胜邪恶、民主战胜集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终身服膺威尔逊总统，称他是道德、正义的化身，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者。[参见（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可惜的是一战后美国力量尚不是十分强大，威尔逊未能主宰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在英法主导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会议）号召建立一个世界大同性质的国际性组织以帮助后发国家和民族摆脱外部殖民统治和内部专制暴君的凌辱，无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俄罗斯和德国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昭示着新纪元的到来，昭示着即使是老大帝国的中国也将在这世界进步的洪流中与有荣焉、获得新生。梁启超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还记得那时“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载于2006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李大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了这个演讲。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只维持了几个月，英法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很快就彻底击碎了他们的美梦：中国不仅未能在一战的胜利后分得自己应得的一份红利，反而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耻辱——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被以私相授受的方式转让给日本，贪婪邪恶、永不满足的北极熊攫取了外蒙古，伟大导师许诺让出在中国的特权、最终却口惠而实不至。外部世界的变化并没有带动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随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国内纷争，都在宣告李大钊所预言的庶民的胜利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而已。
一战的胜利未能化为真正的庶民的胜利，反而使得欧洲和亚洲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孤陋寡闻如我者也有一些粗浅的分析：一方面是德国纳粹、苏俄政权、日本法西斯对智力优越、道德优越、力量优越的崇拜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结束宣示这种崇拜的虚妄和可笑；一方面是英国、法国道义资源的过度匮乏、占有利益的欲望过于强烈，从而导致短视、绥靖政策的大行其道，并不得不在二战后承认世界的中心转移到既有强大实力作后盾又占有起码道义资源的美国。“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使得纳粹德国自恃智力上的优越性，将其他族类视为刍狗而任意杀戮：“无产阶级是天然的先锋队”使得苏俄在国内、国外以救世的弥赛亚自居，滋生出无上的道德优越感，肆意妄为，乱杀无辜，输出革命，耀武扬威：“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则使日本迷信自己的武力无可匹敌，于是以亚洲的解放者自居，做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
无论是智力崇拜还是道德崇拜抑或是力量崇拜，都是与庶民的需要背道而驰的东西。毫无疑问，智力、道德、力量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都是人类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和体面的东西，然而人类又不应该僭妄到自以为完善、伟大、光荣、正确得可以和神比肩的地步。一旦僭越人的本分，“元首”、“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大救星”、“万世一系”的呓语成为民众口中符咒一样的东西，偶像崇拜就会把民众牢牢的关在笼子里，民众就成了巴黎动物园里的那头豹子——“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里尔克《豹——在巴黎动物园》）
民众的最大福祉是驯服权力这头怪兽，从而让不得不有的政府之恶降到最低程度。能够降伏怪兽的民族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文明程度最高的族类：古希腊、古罗马、英国、美国已经并正在为全人类驯服权力怪兽在理论预设和制度建设以及政治实践上成为先导。不仅能够认识到公共权力对民众权利会造成侵夺，而且能够在制度建设上遏制权力之恶，进而在政治实践上制衡可能会无限膨胀的政府权力——没有什么智慧比这种智慧的级别更高的了，因为政治文明是所有文明的基石，是必须首先解决个人性和群体性、向善性和向恶性等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矛盾的不二之选。
解决公共生活的秩序问题是困扰所有民族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有民众的个人权利和创造力的问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探索下，直接民主、元老院、贵族院、保民官等理念成为那个时代最能确保庶民权利的做法。相反的，尊崇法老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无限制的崇拜偶像使得古埃及文明纵然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滥觞，却不能继续发扬光大，最终只能留下一座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为其他文明提供鉴戒；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纵然是滋润古希腊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却不能较好的解决庶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最终也只能作为其他文明的养料而被后世铭记；印度文明过于强调人的差异性和神的至高无上，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使得民众完全泯灭主体性，进而匍匐在婆罗门和神的面前无法站立；华夏文明以儒（“儒”字像人在举行典礼、祭祀前的沐浴，儒者本来就是替贵族举办各种祭祀、典礼的知宾先生，当然希望保存越来越多的礼、举办越来越多的活动，以便分得越来越多的羹）、墨（令人痛惜的是墨家后来销声匿迹，这当然是权势集团有意打压的结果）、道（道家学派认识到权力给民众权利造成危害，也意识到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但却以退隐的姿态来化解权力的侵害，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鸵鸟政策）、法（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完全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对民众进行镇压和治理，是使得权力无限膨胀、权利无限缩小的始作俑者）为主体文明，分别体现贵族权力、庶民诉求、隐士保生、政府意愿，最终却以2000多年的试错结果证明这种文明是基于官绅的文明而不是庶民的文明，当然也就不会给庶民带来任何意义的好处，庶民也根本不会从这种文明里体会到人的尊严。
如果试图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对地域文明进行分类的话（当然这种分类肯定是不周全的、不完善的），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古埃及文明是偶像崇拜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通常的说法是古巴比伦文明，但实质上古巴比伦文明是后起的文明）是法律文明（有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为证），希伯来文明是神性文明，腓尼基文明是文字文明，古希腊文明是理性文明，古罗马文明是权力制衡文明，华夏文明是王权-官绅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战斗文明，法国文明是贵族文明，英国文明是绅士文明，美国文明是庶民-大众文明。
这里不妨对华夏官绅文明和英国绅士文明作一比较。官绅文明的主体是官绅，这些人亦官亦绅，集官方身份和民间身份于一身，是风俗习惯、法律法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他们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少数，但却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是农耕文明的最集中的体现者。他们进则为官，阳儒阴法；退则为绅，亦儒亦道；宽袍大袖，峨冠博带，优游自在，在智力、道德、力量上自诩为完人。最能反映官绅文化的器物无过于文房四宝和品茗饮茶——这是他们优越感的体现和来源。然而，这些所谓的文明在异域文明的冲击下，在今天这个大众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时代只具有文物意义——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少数人把玩的专利，既缺乏改进完善的动力，又缺乏大众庶民的支持，于是这些古董最终被可乐和圆珠笔之类的大众化的东西送入古董铺。也有新儒家为官绅文明的无疾而终而痛心疾首，这实在是大可不必。再来看英国的绅士文明。与官绅文明迥乎不同的是，绅士在整个社会里是居于贵族-官府与大众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庶民在努力奋斗之后可以进入绅士阶层，因此在人数上处于不断壮大的趋势。绅士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居于缓冲地带，因此社会即使处于动荡时期也会保持大体的秩序。“绅士的精神气质应该包括骑士般的勇气，服务公众的道德意识，建立于坚定沉着基础上的沉默性格，以及即便处于极端困难境地、也永远不变的谦恭礼貌。”（伯曼《像绅士一样生活》）最为典型的绅士形象应该是头戴礼帽、身穿黑色大衣、手拿雨伞或手杖。由于绅士阶层向庶民阶层敞开大门，英国文明成为一种越来越具有活力的文明。
相比之下，美国文明在继承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绅士精神的同时，进一步下移文明底限，以虔诚的宗教信仰作为全民的精神底线，把全体民众当作文明的承载者和受惠者——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普适性价值标准。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喜欢嘲笑美国文明头重脚轻根底浅，殊不知正是这种牛仔精神体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平等精神。放眼全球，从非洲部落的牧牛孩童到阿拉伯富商，无不喜欢可乐的快捷方便和爽口爽心；从革命旗手江青到东北亚太阳金二世（据说这位太阳曾最想做好莱坞导演），无不迷恋好莱坞电影；从逢美必反的中国愤青到巴勒斯坦的投掷石块者，无不陶醉于盖茨的视窗；从巴黎街头的艺术家到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企业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无不称赞牛仔裤的经久耐穿和突出线条；从摩加迪沙的军阀到中国先富起来的新富，无不醉心于福特汽车的迅捷……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所向披靡的话，我看不是“小男孩”和“胖子”的巨大威力，也不是小鹰号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而是美国文明骨子里的以最大多数民众为文明的承载者和受益者的思想。这种思想秉承了“五月花”号的摆脱歧视和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新教精神，从而使得这个国家能够设计出最能驯服权力怪兽的制度，最能保障庶民权利、激发民众创造力，最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真正的庶民的胜利看来不是李大钊所期待的布尔塞维克的胜利，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普适性价值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