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写作之路曲折，大器晚成终大成

 

　　白色帕慕克

^{下个月，帕慕克的另一本小说《白色城堡》将与中国读者见面。什么是白色帕慕克？在帕慕克获奖之前，我们对他的认识几乎是一个空白，除了少数的文学爱好者读过先前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这个名字几乎完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一夜间，他突然红了，但即便如此，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空白，让我们带你认识一个白色的帕慕克吧。}

 

^{如果《白色城堡》是帕慕克的代表作，他有足够的理由和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相比。《白色城堡》这个后现代故事探讨了笛卡儿自我意识中的黑暗、隐形的分支。帕慕克有着《天方夜谭》中讲故事的能力和气概。这本书中的土耳其并不在现实中。人们并不是为了了解17世纪真正的土耳其才去读《白色城堡》的。}

^{帕慕克将他的叙述放在了梦境般的场景中，卡夫卡式的白色城堡就是在现实中永远不会存在的东西。}

　　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

　　帕慕克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5年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他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欧洲三大文学奖项。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寂静的房子》、《白色城堡》、《黑色名册》、《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

　　父亲是写作的启蒙老师

　　如果这个世界上要选出大器晚成的作家，帕慕克肯定当之无愧。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他，直到90年代才得以成功，而一旦拥有名声之后，他的名字就迅速进入了土耳其文学史，并成为在市场和文学评论界同时得名的作家，得到的奖也越来越多，直到今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大器晚成”很大部分也归因于作家道路选择的缓缓到来。从伊斯坦布尔的一所美国学校毕业后，帕慕克就进了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学习建筑，这个行业是他的家族最希望他从事的工作，但他的家族未曾想到的偶然事件却完全改变了帕慕克的决定。三年后，为了躲避兵役，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新闻专业注册就读。这个决定让他首先接触了写作，并最终“弃砖投笔”。

　　所幸的是，尽管整个家庭都反对他做作家，帕慕克却得到了他父亲的帮助，直到32岁之前，他都一直在接受父亲的“零花钱”。“但即使是我的父亲，也认为我应该把建筑学完。”他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艺术和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他们都是一帮酒鬼。因此我非常努力地把第一本书写了出来。我不希望任何人（尽管我私下会对自己说）说，我在这所学校里什么都没做，完全是浪费时间。”帕慕克的父亲在三年前去世，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他的形象也隐约出现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一个想逃离家庭的男人。“他看不起土耳其文学，想象着巴黎是个很酷的地方，于是也就这么过去了，”帕慕克说，“他结婚生子太早，我想他很后悔这点，他希望能继续年青时代。”从小，帕慕克就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而且热爱打篮球。“他一直没变，喜欢从不寻常的角度看事物。”帕慕克曾经的同学范迪特说。

　　写作之前是个画家

　　在爱上写作之前，帕慕克更早的爱好是成为一个画家，他说自己小时候常常喜欢模仿小说插图画画，后来又受到很多西方绘画的影响。但是，因为自己的家庭一直以来都以从事工程为传统，认为“只有从事工程和数学才算一回事”，而艺术和人文根本算不上什么，因此他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受到家族的冷遇，只不过因为他的确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才能，所以他才不用接触工程，而被改送去学习建筑。

　　“我在20多岁的时候在文学界没有很多的接触，所以发表第一本书就有点困难。”帕慕克介绍。他花了四年时间完成《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据他介绍，这是一本有关“家族传奇和我祖母如何赚钱”的书，尽管三年后这本书的发表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尽管帕慕克进入新闻学校逃避兵役，但1982年当他30岁时，他还是在军队值了一段时间的班，出来后，他遇到了研究俄罗斯世袭的历史学家亚林·图根（Avlin Turegen），两人结婚并在1991年有了女儿茹娃（Ruva），1985年他们共赴美国，亚林在哥伦比亚大学修习了博士，帕慕克同时在爱荷华学习写作，以及教授土耳其语，不过更多的时间他还是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上面的一个小间里写作《黑色名册》。三年后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他却凭他的书一举成名。

　　在谈到那段生活时，帕慕克说的最多的还是书。“我的卧室就建在300万本书上面，我很高兴这点，”那儿有非常多的土耳其书，一直都没有人去看它们。“”帕慕克就是那种不断抽烟、喝咖啡，滔滔不绝说话的积极类型人物，“《白色城堡》的英国出版商肯思戈登·史密斯这么介绍他。

　　帕慕克的双重生活

　　传统富裕大家族和西方学校留学的背景，使帕慕克的身上具备了两种文化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甚至在他童年时期就隐隐出现。

　　在《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中，帕慕克提到自己5岁的时候，在姨母家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小男孩的画像，而他的姨母还常常突然对他说道：“看！

　　那是你！“这个男孩无疑带来”帕慕克的双重生活“的印象。”我怀疑我所看到的世界之外还有更多：在伊斯坦布尔街道的某个角落，在我们房子相似的一幢房子里，还生活着另外一个帕慕克，他如此像我，就像我的双胞胎一样。“小时候，帕慕克的父母常常吵架，于是小帕慕克就会自己做起一种”消失游戏“，他会坐在母亲的换衣桌上，摇动着三面镜子，直到”奥尔罕反射出奥尔罕反射出奥尔罕“，无穷的反射出现。后来帕慕克发现可以把这种游戏运用到小说写作中去。的确，阅读他的小说就可以发现里面存在了无数的叙述者帕慕克。

　　在阶级分化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的家庭背景无疑属于最富裕的中产阶级上层。他的父亲是IBM公司土耳其分部第一任CEO，帕慕克也曾在《黑色名册》中提及自己从小生活的上流社会环境，他也拥有传统上的大家族。“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家庭有一幢大房子，一幢奥特曼帝国时代留下来的大厦，整个家庭以及很多仆人生活在大厦的不同部位。”尽管这个家庭随现代化逐渐衰落，但仍然可归于上流阶层。

　　在《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中，帕慕克提到他的名为“帕慕克寓所”的房子。当他长大后，整个五层大楼都被他的家族占据，从他家的雨棚往外看去，他可以看到圣索非亚大教堂、临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滨、托普卡仳皇宫和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大桥，所有的都是“精华”，他说，“我生活的地方是我精神中最强大的中心。”而另一方面，帕慕克曾接受了相当西方的教育。

　　帕慕克和他的哥哥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人建的罗伯特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为建立社会精英而设，同时用英语和土耳其语授课，不少土耳其总理都出自该校，还有大部分毕业生后来都成了土耳其工业和学术界的支柱人物。

　　“这种教育就是让你在和传统适当接触的同时，变得非常世俗化和西方化”帕慕克说。

　　所有帕慕克的小说中，都存在其自传的影子，去年出的《伊斯坦布尔》更是将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想法融入到自传中去。在“富裕”这一章中，他提到了自己出生的社会环境。“我的祖父是很富有的人，我的父亲也有很多的钱，尽管浪费了很多。我的童年则充满了祖父的大喊大叫，因为当时我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卖这卖那的。”帕慕克的母亲和哥哥依旧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的哥哥是土耳其知名的经济学家，但是，帕慕克却和他水火不容，他在《伊斯坦布尔》中记载了自己小时候遭哥哥打的回忆。“人们总认为因为我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成功、快乐的人，就一定会写这些东西，但我所写的东西就是立足于我们的文化。”在他其他的小说里，也常常出现他哥哥的形象。

　　他的写作也受到大量本地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之前接受采访，帕慕克曾表示自己受到许多历史作家的影响，如汤姆斯·哈代的细节描写，卡尔维诺的创新能力以及女作家尤瑟娜的语言，而比如《我的名字是红》这本书同样受到很多伊斯兰缩图绘画的影响，这些画极其重视细节和技巧。

　　然而尽管被欧洲主流社会所喜爱，伊斯坦布尔依旧是帕慕克生活和写作的重心。除了他在美国呆的三年之外，他所有时间都待在伊斯坦布尔。

　　就如他在书中写道：“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伊斯坦布尔———从来没有离开这些房屋、街道和邻居。尽管我时不时生活在别的地方，50年过去后我仍然发现自己还在拍第一张照片的地方，在我还躺在母亲臂膀里的地方。”

　　获奖后，何去何从？

　　“接到得奖电话时，我正躺在纽约的床上”帕慕克说，“瑞典皇家学院的秘书荷罗斯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我满心喜悦地答应了她。这首先是为土耳其语言和文化而庆祝，我属于这种语言和文化，然而就是作为个人而言，我接受这个奖，以认可我这32年来对小说艺术谦卑的奉献。”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却手持厚重的诺贝尔奖牌的帕慕克将何去何从呢？

　　最近帕慕克在接受一家德国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正在准备将在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晚宴时发表的“一份具有优良欧洲传统的深刻发言词”。他还表示将用散文的形式来写作这段发言词，“我想借此机会发表我对众多问题的看法。”

^{《文心独白》 作者：吴冠中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5.00元}

^{《画里阴晴》 作者：吴冠中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2.00元}

　　在2004年出版《画外音》之后，山东画报出版社相继又推出了《文心独白》和《画里阴晴》两本书，就此，我们看到了吴冠中文集一个相对清晰的格局。作为画家，如此倾心于文字，原本是一件带着冒险精神的事。毕竟，绘画作为视觉艺术与文字的表达方式有些许杌陧之处。但吴冠中却以他丰沛的艺术精神，看似率性实则轻灵地驾驭了这种表达方式，并使散文创作成为其整体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也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而吴冠中又有一颗如此奔放的灵魂，绘画固然能容纳下他的笔墨，又怎能写尽他的心胸呢？

　　书中的文字尽管来处不一，却都有一种“回望”的立场。这一回首，便是刹那芳华。即便是国立艺专时同窗的奋发青年，待提笔时已是两鬓斑白；那些在政局更迭与时事变迁中经历的苦难，吴冠中并没有强作欢颜，但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一道来时，也只如一杯淡下去了的茶。此时与彼时的交错，让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张张明灭闪烁的面孔，而我们对于吴冠中的绘画艺术和人生历程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文心独白》开篇是《心灵独白》，他夫子自道：“品尝了西方的禁果，又不愿被逐出自家东方的伊甸园，确有这样的现代亚当和夏娃吧，我属于他们的后裔。”好一个“自家东方的伊甸园”，可不就是对它的心之所系，吴冠中才从西子湖畔到塞纳河边，却又在圣诞节时思念着端午，像怀念父亲那样怀念着屈原？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典，正是因为已经涉河而渡，方能于回首间，更领会家园的美好，于是这“独白”更像是一种对话：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西方之精神与东方之灵魂，画家之声音与文人之沉吟……

　　若说谈及母校、故师和旧友，不过是寻常怀旧文章的套路，我们却在吴冠中的忆旧文字里，看到了他无时不在寻找自己的痕迹：即便是回忆在母校里接受的科班教育，他依然反省到当时轻视文化的偏差，并由此谈到自己在从教时的体会，把艺术家的修养放到了基础“术”学之上。而那些梦里的江南水乡，他拿来入画，现其清俊，在文中已不回避时代车轮碾过时、留下的并不美丽的印记。也许正是因为对美的追求如此强烈，竟令他对丑也无不一一纳入眼底。在《文心独白》中，我们看到吴冠中记下了师生情谊，写下了天伦之乐，怀念着父母深情，吟唱着花鸟清音，但一样刻画了那些荆棘：南行至苏州，他看到狮子林里庸俗喧闹，留园中竟然把最好的景致划出来做照相生意，“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耻”。

　　那么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不再用“好”和“坏”来定义人和事物了呢？我们说，在好和坏之间有那么宽广的灰色地带，这种暧昧的宽容可真是好，我们在饶恕别人之前，已率先原谅了自己。可是吴冠中不，他可以容忍，但他不宽恕。所以他把那些不美好一一记下来，一同记下了自己的追忆和叹息。

　　或许，只有先明白了吴冠中的这些心意，才能读懂他的《画里阴晴》。重读石涛对于吴冠中的创作历程有很大影响，他认为“石涛造型观中突出的颖悟是发觉了平面分割的重要，他充分利用了画面和面积，以白计黑或以黑计白，黑白间的对照、协调在石涛作品中，都被匠心独具地处理得臻于妙境，可有可无或不了了之地拜拜不存在于他的画面中”。得有多么明澈的心，才能从容地安置这些黑与白。一双看遍世事却不混沌的眼睛，一枝写尽沧桑却不落寂的笔，一颗苍老却又始终年轻的心，或许，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绘出最平淡却又最浓艳的画面？

据报导，湖南省作家协会日前爆发“文人武斗”事件，协会两名副主席互指对方抹黑或对号入座，动笔之余，更拳脚相向。

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导，引起纠纷的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开林所写的小说“文人秀”，由于其中描写湖南省作协多年瘫痪情况，遭另一名副主席何立伟指为抹黑及妖魔化湖南文坛。

王开林与何立伟因此发生冲突。事发后，中国大陆网站贴出一篇题为“丑恶行径，野蛮表演—何立伟带领黑社会人员冲进省作协打人”的帖子。其中表示，何立伟日前率领一名纹身的光头男子，冲进湖南省作协办公室袭击王开林。王开林自称头部、颈部、胸部受伤。

不过，何立伟说，自己当天只是打了王开林一个耳光，并未殴打对方。

他指责王开林所写的“文人秀”，“全面妖魔化湖南文坛”、“整个作协的人都想打他，这个耳光大家都叫好。我打了他，作协院子里差点放鞭炮。”

他强调将会采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清除这个文学败类”。

王开林则指何立伟“对号入座”，并说自己的作品是反映当今中国文坛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只是一篇虚构小说，绝不是报告文学。

他说，“这篇小说写的是省作协多年瘫痪，文学受到影响，文人群龙无首，然后大家的表现，有人有良知，也有丑类。何立伟对号入座的是什么角色，我不知道。”

中国大陆各省、巿都设有作家协会，全国则设有中国作家协会。作协的定位是“中共领导下的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官方组织。

这次“作家开打”的遇袭者王开林一向敢言，去年初曾公开炮轰中国作协主办的“矛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评奖不公和不科学，更指各种文学大奖都是暗箱操作，背离真正的文学和艺术，成了某些人谋取利益的工具。

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的腐败只限定社保案，有特殊渠道的一家香港媒体大揭陈良宇“蓄养情妇，非法生子”。陈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生活糜烂，并非是该打倒的正当理由，“蓄养情妇，非法生子”无论如何也要比强奸妇女的罪过要轻，当年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南京强奸服务员，中纪委书记陈云批示：“换男服务员。”

从大陆传媒揭发的陈的事实已不限于上海市。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吴明烈被双轨后，财经杂志立即报道“去年二月，新黄浦集团将七成五股权转让给华闻控股公司，当时黄浦区国资委并不知情，事后也只有予以追认。去年底，吴又安排华闻控股下属的上海新华闻再次收购国资委所拥有的新黄浦置业股份。而案发前，吴已安排大量由其私人控制的公司，准备接手上海新华闻公司所持有的新黄浦置业股份。将国有资产非法占为己有。”。说明新黄浦集团的违法违规是和华闻控股共同干的，华闻控股公司属于人民日报，吴明烈本人也是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财经杂志没有揭露的是，陈良宇在其中为了促成这笔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交易，从上海市计划外资金中拨给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5个亿，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给陈良宇的回报是，给陈良宇的儿子成立两个传媒公司，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方，一个年薪40万，一个年薪60万。如此权钱交易远远超过社保案中陈良宇的责任。要真反腐败，这件事应在严格查处之列，胡曾应对全党回答，光查上海，中共中央直属的人民日报查不查?

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绝不限于和陈良宇的几十亿的交易，它成立之初，资金为零，就通过王炳乾截留中央划拨给一个省的5个亿，去海南省开发天然气。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局长谷家旺，违反国家规定党政干部经商。此人老婆孩子都在美国，每年数次探亲，星期五从北京飞到海南，星期一再回来，就为了去海南打高尔夫球。

陈良宇问题揭出后，人民日报紧张万分，王晨拼命想捂盖子，如果中纪委不把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空手套白狼侵吞国家几十亿的违法经营调查清楚，陈良宇的问题也查不清。除非要将陈的事有意化小。

10月19日，参加了林牧先生的葬礼。所谓葬礼，实际上只是遗体告别仪式。因为单位(西北大学)和家属对林牧先生的评价大相径庭，连挽联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因此通常必须宣读悼词的追悼会就无法举行。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举行一个默默的遗体告别仪式。

位于南郊的三兆火葬场，现在成了西安市最红火的地方，而不是”最红火的地方之一”。各个葬礼厅的设施早已现代化、程式化。葬礼厅照例高悬一面很大的横幅，通过电脑打上”某某某同志（或者先生、女士）悼念仪式”。林牧先生的葬礼是他离休前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北大学主办的，自然不能称开除了党籍，晚年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奋斗到底的林牧先生为”同志”，何况家属也不会同意这种有损林牧先生声誉的称呼。于是横幅上的字就只能是”林牧先生悼念仪式”。只需要用电脑在左边打上”林牧先生”四个字就行，右面四个字都是现成的。但打出来的”林牧先生”，可煞作怪。每个字从上到下分成三段。中间一段向左，上下两段向右，怎么都不能合成完整的字形。预订的时间到了，主持的人很着急，火葬场的操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说：”快好了，快好了！”可就是弄不好。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林牧先生”四个字移到右半边，字形倒是完整了，但没有了”悼念仪式”四个字。结果形成一幅火葬场开业以来最奇怪的横幅，只有”林牧先生”四个字，而且位于横幅的右半边，左半边完全空着。有人感慨地说：”林老至死都不愿当左派。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心愿。”

因为事先不许出讣告，许多人葬礼后才听说林牧先生逝世的消息。就这样，参加葬礼的也有200多人，花圈、花篮就有100多。有安全局数十位朋友关照，凡有自由、民主字样的挽联、悼词都不允许出现。香港《争鸣》杂志社送的”民主斗士”悼词，被警察直接撕掉。葬礼参加者中最显眼的是魁梧高大的英国朋友罗伯特先生，被警察挡在门外，据说还挨了两三暗拳。但罗伯特先生从容镇定，坚持在厅外参加完了林牧先生的葬礼，和大家合影留念，和林老家属亲切交谈，全然不在乎警察的无礼骚扰。

烧花圈、花篮时，家属跪地哀哭，青年作家狄马先生为逝者唱起了陕北的《哭灵调》，结合林牧老的情况，狄马对歌词做了少许改动，其词曰：

哭灵歌

青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长眼。杀了别人我不怨，杀了林老实可怜。

对面下来个吹鼓手，吹着唢呐打着鼓。吹鼓手来走你的路，不要学我哭林牧。

对面下来个赶脚汉，赶着毛驴驮着炭。赶脚汉来走你的路，不要笑我哭林牧。

对面下来个当官的，坐着小车穿着皮。当官的来走你的路，不要笑我哭民主。

青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长眼。杀了别人我不怨，杀了林老实可怜。

歌声悠长凄怨，催人泪下。不足的是没有事先准备好扩音设备，后面的人听不太清楚。

随后是友人祭奠，其中我最年长，代表大家奠酒三杯。然后三鞠躬。靠我站着的是一位警官，现职西影路派出所所长。他的三鞠躬，最是”致礼尽哀”。当喊”一鞠躬”时，他就深深鞠躬下去，超过90度。别人都直起了腰，等待”二鞠躬”，他还弯着腰继续着鞠躬状态。直到喊”二鞠躬”时，他才直起了”一鞠躬”的腰，又立即弯下去，进行”二鞠躬”。他就是这样完成”三鞠躬”的。行完礼后，一快合影，有林牧老的生前好友，更多的是被称作”民运人士”的林牧先生的青年朋友，除了本省的，还有来自贵州、湖南、北京等地的。这位警官一直和大家一起，参加合影，自己也举着摄影机让别人代拍。吃饭时偏巧他坐在我身边。谈起市安全局警察不让罗伯特先生进葬礼厅，撕掉《争鸣》杂志的悼词，警官很气愤，说：”当时就不用理他们，只管往进走。凭哪条法律撕人家的悼词，不让人家外宾进去！”他今年50多岁了（用他的话说：”和李洪志师傅一年生的”），以私人身份参加葬礼。本来警察50岁以上就不下派出所，但他却在不久前硬被派了下去，显然对他不公正。当他知道我信基督教时，说：”我家的宗教书比你的还多，信不信？”我问：”你父母还是祖父母是教徒？”他说：”我奶奶信一贯道。”从他的身上我再一次感受到：”警察也是人，并非铁板一块！”

2006-10-20

在十年文革期间，流亡印度和世界各地的西藏诗人，并不是无动于衷的“隔岸观火”的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命运，关注西藏的前途，他们是文革的海外观察家，思考者，乃至行动者。较之在文革浊浪中沉浮的人，他们有 “旁观者清 ”的优势。他们以艺术形式记述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听闻和思考。这类诗人主要有创巴仁波切和土登达瓦、K. 顿珠 （ K. Dhondup ）、和嘉波才让（ Gyalpo Tsering ）等人。

创巴在文革期间，先后客居英国、苏格兰、不丹和美国各地。他一直关注文革的发展趋向。早期的英文诗集 《 及时雨》（ Timely Rain ） 初版于1972年，正是文革高潮刚刚过去的年代。诗集中原本以藏文写作后来译为英文的短诗 《红旗席卷》和《仇恨之剑》，以直白的简略的笔法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面：“红旗席卷布达拉宫 / 西藏人民溺于血海中”，“一颗红星囚禁了日月，/ 雪山峰顶被毒风的黑云遮盖”。创巴在这里描绘的中国军队的形象，与文革革命歌曲中的金珠玛（解放军）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首先，从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当年唱遍西藏乃至唱遍全中国的《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其词作者和曲作者同样不是藏人，而是汉人庄涛和常留柱。从文革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藏人“献给亲人金珠玛”的，不仅仅是 “心中的歌儿”，也有女尼赤列曲珍等藏人举起的大刀长矛。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解放军在西藏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如唯色等作家已经举证的那样，除了参与砸庙之外，在 “支左”和“军管”中的解放军不可避免地介入了派系武斗，在镇压赤列曲珍领导的“造反”时，表现了与暴民同样的残酷。用官方的措词来说，这是 “平叛”或 “再平叛”的 “扩大化”—— 扩大到手无寸铁的妇女、老人和儿童。

文革中的群众的盲目性，可以在创巴的《 愤世嫉俗的文字》（ Cynical Letter， 1972 ）一诗中照一面讽刺的镜子：“飞蛾扑向油灯 / 盲人举着火炬行进 / 跛子在轮椅上跑步 ”。这种狂热需要降温冷却。创巴用命名诗集的短诗 《 及时雨》令人警醒：

在炽烈的自我的丛林中
愿有菩提心冷却的冰山
在官僚政治的赛马场上
愿有大象的沉稳的步履
不可一世的骄横的城堡
将被金刚石的信念摧毁
在温和而明智的庭园里
愿开悟的排炮频频轰击

这首祈愿诗之与文革，不着一字，却尽得鞭辟入里的认识。诗中的意象，影射的是文革中近乎全民的头脑发烧，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由此引发的夺权、武斗的激烈，以及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与中世纪城堡的类似之处。诗人祈求的“菩提心冷却的冰山”、“大象的沉稳的步履”、“金刚石的信念”和 “开悟的排炮 ”，都是匡救世道人心的“及时雨 ”，可惜的是，这样的及时雨，对于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只见云影而难得雨滴。

创巴稍后的长诗《 国际事务：1977年的宇宙笑话 》（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osmic Joke of 1977 ），在国际背景中讽刺了文革结束的笑剧或反讽特征。在诗人笔下，查禁古典京剧的江青是追猎他人的“草原狼”，却被郊区的华国锋逮住了。 邓小平貌似基督复活，企划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因此，在写于文革之后《 1979年的国际事务 》（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1979 ） 一诗中，创巴进一步从国际共运的角度来审视文革的灾难性后果：

哪里是共产主义之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假如他们醒来看到他们给这个宇宙造成的混乱，他们也会感到恐怖。
我们发现没有人在实践真正的共产主义。
中国人宣称的西藏宗教自由多么滑稽。
你们有不修炼宗教的自由！

其他几位以英语写作的西藏诗人，文革期间大多流亡于印度，在《 青年西藏》（ Young Tibet ）等英语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折射文革悲剧的诗作。诗人K.顿珠在他七岁那年，即西藏剧变的1959年就跟着父母流亡印度了。在《 颤栗的嘴唇》（ Trembling Lips ） 一诗中，诗人以一位流亡者的“断裂的灵魂回望断裂的历史”，直接向假共产主义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中国的权势者发话：

你拿走了我曾拥有的一切
那片土地内心淌着鲜血接纳你
我的内心领受歌声的泪滴
那是你强行挂在我们颤栗的嘴唇上的歌唱

嘉波才让（ Gyalpo Tsering）的《金色的土地》（The Golden Land），诗题中的那片土地，指的是西藏，可是，诗题与诗的内容却构成一种反讽：

在山脉那边 铺展
一片金色的土地：沙砾
旷野，森林，流浪的人群眼泪……
饥渴……
雷暴。
在那片土地上
一只手托起：沙砾
原野，森林，流浪的人群
信仰……
希望……
微笑的心灵。
没有闪光的眼神
没有儿童的歌声
没有诵经祈祷的时间
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土地？
这就是我所挚爱的人们？
……

这里的反讽实际上是双重的：首先是大自然怀抱里的西藏与专制铁蹄下的西藏之间的反讽，其次是文革中的藏人的苦难与他们的信仰之间的反讽。尽管他们的歌声、颂经和祈祷的声音沉寂了，但他们仍然以“微笑的心灵”怀抱信仰和希望。

在达兰萨拉山头眺望雪域的土登达瓦，在想象中看到的是同样凄凉的图画，因此，诗人在《希望的闪光》中痛苦地呼吁，并提出一系列疑问：

西藏啊，我的西藏！
是什么降临到你的头上？
难道根本没有正义？
救救那些灾祸，
那些酷刑，
那些洗劫，
救救弱小的六百万藏人的
受难！
阻止那些强奸，那些暴行！
难道人类的感觉如此迟钝？
难道正义如此贬值？
难道憎恨和残忍如此占了上风？
难道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笑声？
难道你的人民的欢乐一去不复返？
难道他们的孩子将永远噤声？

文革中的酷刑。洗劫等种种暴行以及良知的麻木，任何对文革略有记忆的中国人都不需要我们在这里举证了。在那难以忍受难以理解的杀劫面前，诗人眼里的“希望的闪光 ”，仍然是西藏人民的非暴力抗争的力量。

2006年10月14日

自从我二月份给高智晟律师写了那一封公开信以后，这多半年来，关于我个人及“天安门母亲”群体，海内外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问，究竟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告诉他们：这多半年，我似乎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洗礼，倒是感觉自己又切切实实地活在了真实之中，身心轻松多了。

以往，在一些平面媒体或网络媒体上，常把我称为“伟大母亲”或“英雄母亲”。我心存感激，但反倒感觉不自在。我心里明白，那不能当真。我乐意人们叫我“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这只是一个简称，全称应该是：“1989年天安门惨案（或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母亲”。这符合事实，因为我的儿子确确实实死于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其它受难者母亲的儿女也都死于那场大屠杀。

有人说我这个母亲当得不怎么样，很愚昧，跳不出共产党文化的圈子。证据很多，有最近几年的，也有多年以前的。其中一条是：1989年6月3日惨案发生的当晚，我把儿子锁在了自己家里，苦苦哀求他不要外出，以至于儿子不得不跳窗而去。可见我受共产党熏染之深。这的的确确是事实，我不止一次向外界说过这件事，我自己要是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论者同时还举证：当年学生发动绝食时，有一位母亲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为参加绝食的女儿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据说这件事就发生在我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东校门，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回事。不言而喻，论者举出这件事，是想说，你丁子霖比不上那位英雄的母亲。

我承认，面对这位母亲，我自愧不如：我不仅没有为绝食的学生去送行，相反，我还一次一次地跑到学生宿舍，劝说我的学生不要去绝食。我不赞成这种自残的做法，也不相信当局会向学生妥协。后来当局就开枪了，死了很多人。我不知道那位为绝食女儿送行的母亲此时作何反应。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哪一位母亲听到外面开枪后鼓动子女上街的，如果有，我绝对不会认同他的做法，我认为她不应受到称赞，甚至不配当母亲。面对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作为母性的第一反应是保住自己的孩子，不让他去送死。当年，我没有拦住自己的儿子，结果他死了，这使我悔恨终生。据我所知，当年听到开枪毅然走出家门的，决非我儿子一人；而他们的父母也像我一样，至今后悔莫及。我想，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本然，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本然。说我深受毒害也罢，说我愚昧也罢，都不会改变我的主意；我宁愿做一个愚昧的母亲，也不会去做放儿女去送死的英雄。我相信，保护好自己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天职。

今年二月份我劝说高智晟律师停止绝食，是否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残存着当年种下的那一份深深的悔恨呢？

这里涉及对生命的看法。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时所写的《寻访实录》“序言”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的道理有千条万条，但我只相信一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这段话出于我难以平复的丧子之痛，从此也成为我立身、处世、行事的警示。

我常想，一个人是很难设计自己的，不管为善为恶，都不是先定的。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会猛然发现自己走过的路与自己少年时的憧憬、抱负大相径庭。一个人，逃脱不了历史的作弄。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很早就流行着一个“逼上梁山”的说法。意思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走到这一步，大抵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位难友曾戏言：“丁子霖啊，你现在已经被逼上梁山了，而我，也已经到了山跟前，说不定哪一天也要上山了。”人生就是“逼上梁山”。当然这话只适合于我等愚夫愚妇，对于那些有抱负、有雄心的先知先觉者是不适用的，他们相信的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却完完全全是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人写好剧本，再找人当演员、排练出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别人称我为“伟大母亲”、“英雄母亲”的缘故。英雄是有的，那在我看来纯粹是历史的偶然，碰上谁，就是谁。就其个人来说，他不过是做了别人不愿做、不敢做或者虽然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他不是想当英雄才去做这些事的，也不是被别人誉为英雄后才不得不去做这些事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最好不要选择当英雄，因为一旦当了英雄就得像演员那样接受导演的摆布，身不由己地去做一些平常人看来很荒唐的事情。

一个人做任何一件有可能带来风险的事，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也要考虑自己的承受力。这里恕我重提一件事。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位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驻京记者找到我，说天安门事件中死了不少人，她曾找到几位死难者的亲属，希望他们能接受她的采访，但他（她）都拒绝了。她找到我的时候事先声明，接受她的采访对双方都会带来风险。她，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可能被抓起来坐牢。她让我考虑半个月，说到时候她再来听信。经过半个月的考虑，我作出了接受采访的决定。为此，我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其他子女通报了我的决定。我说如果你们怕受牵连，可以向各自所在单位的组织声明同我们脱离关系。我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我必须考虑到此举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要考虑到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必须对此举作出冷静的风险评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样考虑太自私，不够伟大，也不够英雄。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一个普通的母亲，不可能想得那么超前，更没有本事为自己设计出种种英雄壮举。我只是想把儿子遇难的事情告诉世人，不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后来的事态是，当局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而是对我作出了党纪和行政处分：开除党藉，取消导师资格，不让再给学生讲课。这之后，就听到社会上风传，说人大有一位女教师因为儿子被打死，疯了，疯疯癫癫到处向人们去诉说，还到处去寻找其他死难亲属。还风传说我拿了一把菜刀，要去找李鹏拼命。一个疯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怎能算数？也怎能计较？当然，更不会有人说她是英雄。那时“六四”刚过不久，社会上的恐怖气氛尚未散去，人们还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没有人敢公开提起六四，私下议论也还得环顾左右、压低声气。据我记忆，那时人们似乎都练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

2006-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