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挑选出一位，既是诗歌中的英雄，又是战场上的英雄，那么，这最合适的人选无疑就是辛弃疾。这是历史上的一位非凡的人物，生性豪爽，尚气节，有燕赵义侠之风，史书为我们所描述的形象是：红颊青眼，壮健如虎——迥异于传统中的文人形象，更是以文弱而著称的宋王朝的一个异数。辛弃疾生于１１４０年，此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以及整个淮河以北已沦陷金人之手，报国复土的志向，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曾两度抵达燕山，“谛观形势”，察视北方山河，探听金军虚实。公元１１６１年，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趁当时的有利形势，聚众两千，举起抗金义旗，并加入了当时北方的主要抗金力量耿京军，被任为掌书记。期间，经辛弃疾动员，另有一聚众千人起事的济南僧人义端亦归属了耿京。然而义端却是个投机分子，一晚突窃印潜逃，愤怒的辛弃疾立即亲自追捕，将其截杀在逃往金营的途中。次年正月，辛弃疾从南宋奉旨归军的同时，义军中不幸出现了张安国等叛徒，杀死耿京，投降金人，被任命为济州知州。辛弃疾闻讯后，又立率骑兵五十，突袭济州，将张安国缚置马上，连夜押回建康。英雄的壮举，盛传一时。归南宋后，辛弃疾辗转于各地的官职，行政治军，俱有声誉，其间虽也有数度被迫归隐，但始终没有改变的志向，就是收复中原。据传，他郁郁而终时，嘴里仍不甘地呼喊着“杀贼”，时年六十八岁。
当然，对于历史来说，辛弃疾更主要的是一位英雄式的伟大诗人，他将他归南宋后，再也无法回战场驰骋的英雄豪气，引注入了词这一诗体的创作创造，纵横杀伐，不仅收复巩固了豪放词派的崇高地位，而且缔造了更为庞大的词的帝国。而另一方面，他早年抗金的英雄壮举，他中晚年坚固如磐石的收复中原的志向，亦从未从他的诗中退出，而且成为了一种情结，一种背景，始终或隐或显地出现在辛词的主流创作之中，使得《辛稼轩集》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一部跌宕起伏的英雄悲剧或英雄史诗来阅读。
诗歌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作为豪放词派的两位巨擘。然而，在都拥有着巨大的胸襟与气魄之外，由于二人的生命个性及人生态度的差异，使得所构成他们词的力量的元素及力量的效果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苏轼太能调节自己了，他总能面对不同的境遇遭遇，适时地从儒释道中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来解脱自己，他的一生在精神上似乎都在御风而行。与之相比，辛弃疾一直没有也不想超越自己的那个世界与理想，他仿佛一个肌肉始终紧张扭曲的巨灵，固执于一个目标，挣扎于人生的炼狱之中，当然，他亦由此获得了一种更为雄健壮阔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以追求一种静穆之境，超越为主流的中国古典诗中，是殊为难得的，因而也显得更为珍贵。
在诗歌伟大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创造所呈现的一种强大而复杂的生命力上，宋词中的辛弃疾实际上更相似于唐诗中的李白。虽然他们都在众多的题材与风格中显示了一流的身手，但在他们最具个性的诗篇中，在李白的歌行，辛弃疾的长调中，那种瞬间而强烈的爆发，多声部的对抗交织，波澜起伏的开阔气象，都使得这两位诗歌史上的巨人最有条件与资格并论在一起。在李白的歌行中，在我们熟悉的随口就能吟诵出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伟大的诗章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辨认出上述的那些鲜明的诗歌特征，尤其是那种多声部的对抗交织：一会儿是“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一会儿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一会儿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会儿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然而，我们在阅读中并不觉得这两个声部的矛盾，分裂，它们在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的统御下，相互对称，相互激荡，并奔腾出李白那不可一世的伟大诗篇。在这一意义上，我想说，辛弃疾的一些词章亦是如此——只是李白的奔腾力量主要是来自于一种生命与个性要求无限的解放与现实的无情的压抑之间的矛盾；而辛弃疾的奔腾力量则完全是来自于他的坚定的收复国土的理想与南宋王朝的狭隘自私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看这首《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五年（公元１１８８年），这一年，辛弃疾四十九岁，按理说仍值壮年，但在多次的抗金复国的努力无望后，他沮丧到了极点，消沉到了极点：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
孟公瓜葛
开篇的三句，似乎已完全是一个阅尽了沧桑的老人的通达之语：我已经是这么大的年纪了，对于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可说的。如今我珍重珍惜的，只是故人的友谊，就象历史上的元龙，孟公相待他们的友人那样。
我病君来高歌饮
惊散楼头飞雪
笑富贵千钧如发
硬语盘空谁来听
这是又一个声部的出现。虽说明自己仍在病中，但这四句声调的激昂悲壮，显然与开篇的三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从词的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那个似乎已顺卧在命运之榻一侧的老人的身影上欠起了身，并疏离出来，目光炯炯地虎视世界。
记当时
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
换鸣瑟
但第二声部似乎是昙花一现，诗思很快又回到了第一声部，回到友谊的回忆与饮酒的解脱之中。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
神州毕竟
几番离合
然而，在辛弃疾身上，解脱永远只是暂时的，临时的。涌涨的酒意又使声部起了变化：世上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只是对待它的人心不同。请问你，历史上的中国，有过多少次分裂，多少次统一。这里似乎出现了第三种声部，它既不属于第一声部的平和超脱，也不属于第二声部的慷慨悲凉，或者说，处于第二声部和第一声部的纠缠，挣扎，争斗之中。
汗血盐车无人顾
千里空收骏骨
正目断关河路绝
这一段诗境虽仍处于“关河路绝”之处，处于第二声部和第一声部的纠缠，挣扎，争斗之中，但强烈的社会批判，不屈的命运抗争，已明显地使第二声部在搏斗中胜出，虽然在站立伫望的诗人身后还拖着一片阴影。
我最怜君中宵舞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
补天裂
结尾的四句，第二个声部完全胜出，或者说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胜出。可以这么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文明古国中绝无仅有地绵延至今而未中断，绝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齐鲁大地造就出辛弃疾这样的伟人，也决不是偶然的。至此，历史馈赠我们的那个至死都在想着收复失陷河山的伟大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形象，已清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这个形象，不是通过简单平面的抒情描绘出来的，而是通过多声部的交织激荡，呈现出来的，因而也就更真实更立体感，具有着更强大的感染力。
自然，这种多声部交织的长调在《辛稼轩集》中所占的数量不是很多，正如这类歌行在《李太白集》中一般，然而，无疑地，正是这类作品构成了他们的最具个性最具感染力的部分，有着不可模拟的风格与力量。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放开视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中显得篇幅巨大的李白的歌行，辛弃疾的长调，与许多西方伟大的抒情诗比较起来，都还是显得短小的。然而，在实际的阅读效果中，我们却并不觉得其短小，往往反而有一种更加辽阔的感觉——这种阅读效果，或许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为独特的贡献之一。如何探讨这种效果的形成原理，这里，我想引入一个启发性的比拟：核爆炸原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辛弃疾的长调或李白的歌行，每一首都可谓质量非常巨大，具备了核裂变条件的原子核，当读者的目光，如一粒外来的质子，打入这些原子核内部的时候，便会产生核裂变，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进行，引发着系列撞击中的核裂变，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巨大的阅读效果。这种阅读的核爆炸，因为是由读者的共同参与完成的，因而，每个读者的学养，人生经历，及生命力的强弱，都会使核爆炸的当量有所差异。然而，即使那些最弱小的核爆炸，它的辐射力，冲击波，都会超越对一般优秀诗作的阅读。即使你不喜欢这种核爆炸，你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巨大威力与存在。
形成这种核爆炸效果的另一个更为深层次也更为基础的因素，应是中国古典诗特有的文字结构及逻辑，使得语言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弹性。如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词及动词，中国古典诗中往往可省去，因此，很简练的词语排列，就能构造出一个个鲜明的意象或场景。不同的时态在中国古典诗中亦无需象西诗那样，顾及逻辑的繁琐羁绊，而从容地跳跃于诗行之间。如由“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跳跃至“记当时，只有西窗月”再跳回“重进酒，换鸣瑟”，这样的诗的建筑，在西诗中是不可想象的，亦无法译成西诗，仅“笑富贵千钧如发”前面的主词是用“我”还是“我们”，就令人大伤脑筋。因而，一首长调或歌行，在杰出的古典诗人手中，往往能容纳下众多的不同时态的意象和场景，这就为在一首诗中多声部式的意象或场景的相互碰撞，激荡，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所以，西方诗人虽很擅长形成抒情诗长河的滔滔奔涌，但极难制造出这种抒情诗瞬息间的核爆炸效果，而当他们试图唱出多声部的时候，不得不把抒情诗丢在一边，去寻求戏剧的帮助。
由于词这一新诗体的特点，以及辛弃疾大胆灵活的运用，发展，辛词中的这种多声部的对抗，交织，还具有着辛弃疾自己的新的特色。在最典型的李白的歌行中，它的两个声部始终是在各自的极端对称，对抗，交织着，无论哪个声部似乎总处于一种颠峰的醉意状态之中。而我们再来看辛弃疾的另一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整首词几乎都为第一声部的一种醉意中的壮语所占领，直至最后一句的“可怜白发生”，才出现了第二声部。整首词在诗思的结构造势上，就仿佛把读者引领到一座山峰的绝顶处，突然面临着一个万丈峭壁及深渊，令人惊心而颤栗。显然，这最后一句才出现的第二声部“可怜白发生”，不似李白歌行的不论哪个声部，始终都处于一种极端的癫狂状态，它似乎显得冷静，客观，仿佛是在一个醉意的吟咏者一边站立着的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在适时的时候响出自己的声音，指出舞台中心的那个戏剧独白者的宿命，并构成了一幕具有悲剧力量的戏剧场景。这种站立在一边的歌队的声音，我们在辛弃疾的其它词，如：《贺新郎》（用首韵送杜叔高）收尾的“南与北，正分裂”；《念奴娇》（瓢泉洒酣和东坡韵）收尾的“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等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辛词获得广阔而强大的力量的另一个艺术手法，就是它的密集如军团列阵般的用典。诗中用典，无疑是中国古典诗人的擅长，并在李商隐与辛弃疾的手中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首辛弃疾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即使把无须分行的如“记当时，只有西江月”“看试手，补天裂”等也分成行——其实迥异于现代人对诗的理解，中国古典诗是不分行的，分行并非是诗成立的决定性条件——全词二十二行，一百一十六字，却运用了至少八个典故，其密集程度，运用的出色程度，都是中外古今诗人中罕见其匹的，直如一个天才的统帅，对一个伟大战役的布局，控制，驱遣。这些典故的运用，不仅使这首长调词拥有了一个更加纵深辽阔的背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之胀破了抒情诗的格局，而拥有了一种史诗的品质。虽然典故在诗中的大量运用，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但克服这些难度所花费的代价却是值得的，至少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次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幽访奇。再具体到诗的内部肌理上，从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与效果上来说，辛词信手掂来，自然超妙，已使之完全化入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语言之中。在《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一词中，除了“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一典，若不能了解其历史成因，便不能体味到一种对友谊的珍视珍重外，其余的用典，在一般意义的阅读上来说，并不构成障碍。如“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其文字本身的画面，意象，已提供了足够而充沛的诗意感染力；如词结尾的“看试手，补天裂”，即使读者不知道其后面的中国古典神话中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文字本身的结构亦足以使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触及的西方抒情诗的总体印象而言，在二十世纪之前，诗人们对诗中用典这一技艺似乎并未下很深的功夫，他们更擅长于围绕着典故中的神话或传说来展开一首诗。直至二十世纪初，在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手中，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改观。艾略特的名作《荒原》一诗，就是通过神话，宗教传说，经典著作等等典故的旁征博引，来使诗歌获得一种广阔而纵深的背景，其风范直如七百多年前的中国大诗人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莲子居词话》。甚至在某些诗篇的用典布局上，艾略特与辛弃疾都发生了惊人的相似：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直接移用了《论语》中的感叹句“甚矣吾衰矣”作为词的发端；而艾略特的《三圣人的旅程》一诗起首的“我们碰上一个寒冷的清晨……”等发端的数句，亦是直接移自于西方中世纪的一本宗教著作。他们的移用，都与全诗融合无间，如同己出，并撑开了一个纵深的诗意空间，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两位诗歌巨人的用典风范有异处的话，那就是理性深邃的学者诗人艾略特的用典，有如女娲补天，将一块块典故之石镶嵌焊接成一片斑斓的天空；而“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诗人辛弃疾的用典，则有如奔腾的江水，冲击激荡着一块块典故之礁石，并使之似乎亦成了自己江水奔腾的一部分。
在大量而密集地运用典故，以及驱谴散文，口语入诗等方面，辛弃疾无疑是极具现代意味与启示的，但在今天，他却被我们不应该地疏远了——当下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但并非不需要英雄。然而，即使我们把辛词主流中的“醉里挑灯看剑”之类的英雄情结排除，来读一些下面这样的诗句：
昨日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遣兴）
回首叫
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
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
二三子
——《贺新郎》
我们至少也可以把辛弃疾看成我们身边的一位极有个性与魅力的朋友。
威尔伯是头猪，是一头落脚猪，太小太弱，一出生便面临被杀的噩运。在快被约翰。阿拉布尔先生杀掉的时候，是八岁的小女孩弗恩从她父亲手中的利斧下拯救了它。弗恩抓住父亲手中的斧子不放，泪眼汪汪地说：“……这不公平。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于是，父亲只好住手。就这样，当小猪威尔伯第一次面临生死劫难的时候，弗恩成了它的第一个拯救者。她用奶瓶喂它喝牛奶，并为小猪取一个漂亮的名字：威尔伯。从此，小猪威尔伯在女孩弗恩的关爱下，日渐长大，在大谷儿仓里生活得无忧无虑。
一天，一个坏消息打破了谷仓的宁静。老羊告诉威尔伯：一到冬天圣诞节，几乎所有的猪年纪轻轻地都将被农民杀掉，然后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熏肉火腿。威尔伯如梦初醒，绝望地扑在地上哇哇嚎哭，呻吟说：“我不要死，我要活……”这时，夏洛轻快地安慰它说：“你不会死。”并且承诺，自己会想尽办法来救它。
当威尔伯再次面临生死劫难的时候，拯救的重任落到了夏洛身上。夏洛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罢了，自从夏洛遇上威尔伯，它们之间的友谊就已经超越了蜘蛛与猪之间的物种差异，朋友间无私的关爱与生命中纯粹的友善，正一寸一寸触摸彼此柔软的心房。夏洛竭尽全力，默默无闻地为威尔伯创造奇迹，履行自己的承诺。终于在一个雾天的清晨，朱克曼一家发现谷仓大门上张开着一张精致的大网，在网中央整整齐齐地织着几个赫然大字：“王牌猪”——这是夏洛的精心杰作，也是拯救行动的开始。
很快，消息不竞而走，人们从四乡八镇兴冲冲赶来，争睹这头奇迹般的“王牌猪”，威尔伯的猪舍成了吸引人观注的中心。在随后的拯救行动中，夏洛又相继在网上新织了“了不起”、“光彩照人”等大字。后来，当夏洛在丝网上给威尔伯织下最后两个字“谦卑”时，威尔伯不负众望，在集市评比会上战胜了一切对手赢得了特别奖，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以后的安宁日子。而此时，夏洛感到了精疲力竭，它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在只剩下夏洛和威尔伯两上单独待着时，它们有这样一段平静而感动的对话。
“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威尔伯问道，“我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夏洛回答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唉，”威尔伯说，“我不会说话。我也不能像你一样说得那么好。不过你救了我，夏洛，我很高兴为你献出生命——我真心愿意。”
它们最后的诀别，颇令人伤感。夏洛最终没能回到谷仓，为了友谊它以生命的代价拯救了威尔伯一生的安宁和幸福。或许，在世故者眼里恐怕是不屑的——不图功利、不计回报，纯粹为友谊而牺牲生命的奉献行为值得相信吗？可能吗？
在这里，爱成为永恒的主题，它可以穿越任何现实的障碍，直达对方心灵最深处；它可以抛开任何世俗的习惯和观念，让生命的价值在蜘蛛网上蔓延。
我有时觉得，读童话就象读禅宗书，其中有大纯真、大自在、大内涵，童话总能以它的纯洁来让我们感到羞愧。在现实中当你面对遭遇生死噩运的威尔伯时，你会怎么做？当你在为工作为生活奔波忙碌时如何提升一点生命的价值？威尔伯是幸运的，在童话的世界里有夏洛来拯救它命运；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谁来拯救已经缺失这种爱心的人呢？
78岁的白发余光中一直坚持新诗写作，并深切关注着新诗的命运和发展。
一场面对中国诗歌现状和发展的学术论坛———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昨日在北大开幕并移师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这场研讨会由北大和首师大的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为期两天，汇聚了余光中、邵燕祥、屠岸、洛夫、于坚、唐晓渡、王家新、胡续冬等老中青三代诗人，谢冕、洪子城、吴思敬、杨匡汉、冷霜等诗歌理论界学者。
明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据悉本此论坛的规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昨日上午北大举行的开幕式上，余光中回望了新诗起源的历史，他感概胡适、闻一多等新诗开创人过早中断了新诗创作，并称自己这一代没有中断创作的人如果写不好新诗，责任全在自己。他还朗诵了自己在成都杜甫草堂写的诗，专家普遍表示他的诗凝聚了诗歌“简约、精致”的本质。
针对当代中国诗歌被边缘化的说法，诗人屠岸认为这只是事实的一个面。“创新无可厚非，但创新不能脱离了诗歌崇高、美的本质，否则就不是诗了。”屠岸在此提到了一些年轻人颠覆诗歌传统、语言美和诗美的现象。
昨日到会专家有不少认为中国新诗的生命力很顽强，将产生更好的作品。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了现在诗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语言的口语化导致了诗歌简练本质的丧失。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表示，口语化继承了五四传统，但没有克制的话，就和诗歌精简的本质相矛盾了。
据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匡汉介绍，目前中国有八所高校有诗歌研究中心，全国保守估计有2000到3000个诗歌社团，不少是高校学生为主的年轻诗歌爱好者，另外还有十万多会员的中华诗词会，“新诗和旧诗并存，诗歌还是有希望的。”他说。
1999年的时候，我还时常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点东西，承蒙报社朋友好意，他们也赠送一份报纸给我，当然，自己对于报纸头版上的那些文字向来是不大感兴趣的。 11月1日的报纸到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期报纸出了很大的问题，就在头版头条。下面是当日的报纸头条，请注意这篇报道上四则标题提要的第二则：
“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
在报道正文里的话是这样的：“尉健行强调，我们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会工作又不同于党政工作，工会工作做好了，党政工作也就相对好做，党政工作与工会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对立的。工会工作如果仅仅是依附于党政，那么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里强调的还是工会与党政之间的一致性，基本上还是凸显了工会辅助党政的作用。不过，对于工会独立性的些微倡导看来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很快，报社朋友告诉我，报社正面临整肃，让我留意那天的报纸。大约一个礼拜后，我又收到了一份日期仍然为11月1日的报纸，其他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头条却完全不同了，仿佛视察者又到了一趟山东，发表了另一篇讲话。这是那份新报和附加的一则“重要更正”：
读过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的朋友，还记得其中非常类似的情节么？报纸编者更正里说“将原报收回”，不过显然覆水难收了。我把两份报纸都珍藏起来，作为印证奥威尔天才想象力的一个证据，也可以说是文学家的想象总会在现实世界里兑现的一个证据。
贺卫方
2006-10-4
林牧先生于今天（2006年10月25日）下午2时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梦想和遗憾，离开了我们 .面对他安详的遗容，我心中的凄凉无以言表。仅以此文表达我对林牧先生的深切悼念。
杨海
我同许多比较悲观的朋友不同，我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未来以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大陆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阵营，尊崇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理念的群体已经形成并在逐步壮大。许良英先生在给李慎之先生的回信中所说的：“人心永远不会死，爱国志士依然随处可见。”对此我深表赞同。爱国志士现在的整合已不仅仅是理念层面上的，而且正在对大陆现实的终极关怀与理性行动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理念的共同认知。这种自觉的行动是积极的和划时代的。
讨论知识分子的话题，就不能不提到八九“六。四”。六四及随后的大镇压使得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初步形成的独立知识分子阵营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之后出现了不同取向的分化，入狱的入狱、坚守的坚守、流亡的流亡、受招安的受招安，阵营几乎安全瓦解。作为一名坚守者，六四后，林牧先生以良知的抉择回应了劝他检讨的种种压力和游说，由于他绝不妥协的立场，被中共第三次开除党籍。林牧先生以大无畏的勇气连续不断地对独裁者的义正辞严的谴责代表了大陆独立知识分子们的声音。对于几代大陆知识分子而言，最为宝贵的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知识分子能够真正站起来的最内在的支撑。而良知又是独立人格最坚实的基石。是去毁灭良知与理性，心甘情愿地作一名现实的奴隶、帮凶，还是奋而起立、不妥协地坚守良知的底线，为光明的新世纪而顽强的抗争，林牧先生作了最好的回答。可以说，六四之后，林牧与许良英、丁子霖等先生一起，成为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良知的代表。这种道义的价值是无可否认的。
1995年的“宽容呼吁”是六四之后大陆独立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群体行动和发言，那是一份划时代的宣言，它昭示着大陆独立知识子阵营的再一次形成，阵营跨越体制内外、年龄分属老中青三代。之后虽遭打压，但其象征意义无以伦比。对这份宣言书的出台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两位老者就是令人尊敬的许良英和林牧先生。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的感触是很深的。出身于科学界的许良英先生和出身于政界的林牧先生，在那个严峻而冷酷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对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鼓励是绝对巨大的。由于我和林牧先生同住在西安，所以我与他的交往接触很多，我经常感触不到他的年龄，年龄之于他几乎是无所谓的。他是一位站起来了并在战斗着的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独立知识分子，这是我对林老最深刻的认知。
我还是有必要将林牧先生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林牧先生，本姓骆，祖籍浙江，1927年10月生于陕西省安康县。1946年考入西北工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1947年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并上了黑名单，逃亡上海。1948年，林牧先生和二十多位同学投奔延安。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民盟领导人杨明轩的秘书，历时四年。林牧先生在1948年接受了三个月的政治培训，他下定决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把原来从书本上得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彻底转变为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林牧先生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这次转变后来证明是不成功的。
1965年林牧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参与了胡耀邦（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第一书记）在陕西省推行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超前改革历时100天，可谓胡耀邦的“百日维新”，当时，林牧先生是胡耀邦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实际上不是外界所盛传的是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的地位要比秘书高得多）。失败后，林牧先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遭到了长达12年半的政治迫害，期间两次入狱、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八年半的劳动改造。林牧先生经常对我谈起胡耀邦先生，他总是说胡耀邦是他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觉醒的启蒙老师，和胡耀邦共事200天，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林牧先生曾对我说：“与耀邦的交往，给我个人的世俗利益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得来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是他促使了我的觉醒。”就是长期非人的打击，使林牧先生切身体尝到了极权体制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扼杀，他曾说：“我们这些人（指中共高干）觉悟的程度，与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这种认识是相当清醒和深刻的。胡耀邦开放的思想以及自己的坎坷经历使林牧开始逐步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他的世界观又一次开始转变，这一次转变伴随着苦难、痛苦、屈辱、艰辛，不过此次转变却是朝向原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人权民主为理念的林牧先生才是胡耀邦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1978年11月，林牧先生被平反。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1989年在北京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了支持爱国学生的公开信，从那一刻起，林牧先生彻底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转变。他的那封公开信当时在西安各高校中影响极其巨大。六四屠杀后，林牧先生秉承良知拒绝妥协，义无反顾地与旧体制决裂，这几乎是西安地区政界、知识界人所共知的事迹。
和林牧先生交往时间长的朋友都会发现他有几个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他充满活力，平易近人，善于和年轻人交朋友。其实，他的个性比较稳急躁暴烈、比较感情化，他有时会发脾气，我遇到很多次，但是年轻朋友还是喜欢和他效。这是因为他一旦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妥时，就勇于承认错误，即使对方是年轻人也无妨。他十分平民化，这一点很象胡耀邦。
第二，他很宽容，对于大方向一致而在一些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的朋友都能宽以待之，绝不强加于人。由于出身于政界，林牧先生对中共的运动规律、行为模式十分了解，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出于责任感，林牧先生对许多冒进年轻朋友的给予了耐心的帮助和力所能及的保护，当这些朋友受难时，他每每都是仗义直言、慷慨救助。这让人感触很深。林牧先生对政治受难者的关注与关怀几乎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十年如一的坚持，其实只是出于林牧先生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一种最朴素的情怀。
第三，他能公正在对待自己的历史，真诚忏悔。他曾在自己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在内部肃反、反右派斗争中，我都是先受审查、批判，然后有省委领导提出”没有反党动机“、”无心说错话“、”党要保护人才“等理由保护过关。但是，保护过关的条件是立功补过，就是上阵整人。历次政治运动的前期，一般是整我的时候，政治运动的后期有时是我上阵整人的时候。我在整别人的时候，白天勉强端出一付党性凛然党气熏人的面孔去批判那些观点同自己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严重的勇于思考、敢于直言的党内党外的优秀人物；晚上痛苦得吃安眠药，甚至躺在被窝里悄悄流泪。”林牧先生谈到自己的时候，从不讳言历史，称自己曾经是双重人格。能够如此坦言，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林牧先生与我提到他自己时，经常说自己是“后知后觉者”，或许正是由于他是后知后觉者，时间对林老而言就愈显珍贵，他的活力、热情，他的义无反顾，可能都是出于此吧。
现实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残酷和恶劣的。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我们民族的传统缺陷在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极大滋长，而真正优秀的传统品质和文化几乎被毁灭殆尽。由于良知被扼杀，自私、贪婪、虚伪、怯懦就成为目前知识分子的病态表象。在贫者愈贫弱者愈弱的社会里，倍受欺凌的农民、贫弱无助的下岗工人越来越无人关注，他们在御用文人眼中不过是一群卑贱可鄙的草民，他们痛苦的呻吟只是权势者盛宴之后打趣说笑的佐料。御用文人们在继续力“公仆”老爷们在唱赞歌，“公仆”老爷们也在歌舞升平，团结稳定的所谓盛世中心安理得地掠夺人民，罪犯与腐败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蹂躏贫弱的祖国，每当林老看到有的“学者”、“教授”竟对无耻与残恶报以羡慕的赞许时，他经常愤怒不已、禀笔直书。在现今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林牧先生从一名中共高干毅然绝然地遵从良知，无怨无悔地抛弃荣华富贵与旧体制决裂，这种行动具有震撼力的道义价值。对于历史而言，林牧先生的价值不再于他觉悟的早晚，而在于他一旦秉承良知觉悟之后能够勇于行动执着追求。林牧先生的行动是勇敢的，同时也是理性的。“理性的行动”、“战斗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八九之后林牧先生自己的历史缩影。
十多年来，林牧先生一直是在用良知抗御暴行。在林牧先生看来，良知是一切谎言与暴力的天敌。的确，从林牧先生身上，我们深深感受到良知才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它是一个坐标，衡量着个人的人格；它是一个希望，使人们在苦难的黑夜里看到黎明的曙光；它更是一个源泉，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使人们面对丑恶与暴行敢于勇敢抗击。
坚守良知立场的林牧先生对人权民主理论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国家与人类的未来发展取向都必须以人权为根本出发点，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是人权的两大基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民主宪政来解决。他将今天的中国比作是“不愿作奴隶的时代”更是来自于他的思考和战斗。
有时我想如果象林牧先生这样的德高望重敢于直言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大陆能涌现一百位，那么大陆的自由民主事业将会更令人感到乐观。或许，正是由于象林牧这样的先生太少太宝贵了，所以，林牧先生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存在就更显得具有历史的价值。
惊悉林牧先生病逝噩耗，我们遽然心沉，至为哀痛。林牧先生一向精神豁达、身体健朗，他的离去，实在太过突然，太过匆匆，令人不敢相信、不愿接受！
林牧先生的离去，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有胆有识之士，失去了一位不事伪饰、性情率真的难能可贵的公民，失去了一位崇尚自由民主，服膺普世价值，以自己的思想剑锋直指一党专政制度的无畏老人。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林牧先生的提议下，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出于对中国大陆和平演进与推展公民自由运动的思考，林牧先生签署了1998年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
林牧先生的风骨、道德和文章，必将长留人间，必将载入中华民族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百年史页之中。
祈盼先生夫人宋湘林女士和亲属节哀保重。
许良英 王来棣 丁子霖 蒋培坤 江棋生
2006年10月15日夜
在饿莩遍野的极权朝鲜，暴君金二可能是唯一的肥胖症患者。他高耸的大肚皮里，不仅装满了本国百姓的民脂民膏，也装了不少利用核武敲诈来的国际援助，那也是世界各国纳税人的血汗。其中，在喂养金二胖上，中共挥霍掉的中国百姓的血汗钱最多，给金二的油水自然也最多。
中共如此厚待暴虐的金家政权，说到底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无关，而仅仅为了中共独裁的政权利益：1，在独裁政权所剩无几的当今世界，中共不免感到日益孤独的窘迫，所以要全力维系住朝鲜这个独裁后院；2，在与美日同盟的较力中，中共企图用大打朝核牌来牵制美日同盟，使之对中共政权有所求。然而，金二并不领情，一次次让胡锦涛政权难堪。今年一月份金二秘密访华后，中朝关系急遽恶化，七月份，朝鲜试射七枚导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第一次坦承：”朝鲜不听话，不听中国的话，也不听自己的话。”10月份，朝鲜”悍然实施核试验”。
金二如此不给小胡面子，就连西方外交官也看不下去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说：”中国为这个国家（朝鲜）已经做了很多，而这个国家似乎只想拿走中国的所有慷慨，而不想回报。”澳大利亚外长唐纳10月10日传召朝鲜大使，抗议朝鲜核试，又指责朝鲜此举”羞辱了中国政府”。他说：”冒犯美国、英国和澳洲及他们的盟国是一回事，但这样对待长期支持北韩的中国，又是或一回事。中国政府曾尽力尝试阻止今次核试发生。”
金二的肥胖症已经不可救药，因为他太贪婪太狂妄，也太泼皮太无赖，他以朝鲜人民为敌，全不在乎朝鲜人民的死活，让吃不饱饭的百姓供养一百多万军队；他以全世界为敌，似乎也不在乎国际社会的不满，执意玩弄核讹诈的危险游戏；他敢向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叫板，不理睬亚洲强国日本的警告，决不给一味阳光的同胞韩国丝毫脸面，不信任在六方会谈中偏向他的俄罗斯，更不买他的最大施主中共政权的账。
尽管有一衣带水的地利，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自从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以来，中朝两国就渐行渐远。时至今日，大概中国百姓中没有多少人还认为中朝两国是盟友。因为，现在的中朝关系已经与两国的百姓无关，而仅仅是两个独裁政权之间的利益交换。在这种关系中，中共政权执意要保持盟友关系的努力，已经到了自作多情的硬撑地步。因为，金二并不把中共视为可以信赖的盟友，中朝之间的关系也只能越来越畸形。
一方面，不论金二多无赖，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共党魁，仍然对其不弃不离，源源不断地送去石油、粮食、美元。还为金二搭了个六方会谈的大台子，意在显示中共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以提升北京政权在东亚的地位，钳制美国强硬的朝鲜政策，帮助金二向美国开出更高的价码。另一方面，金二不但不领情、不买账，而且不自量力，只想与超强美国进行一对一谈判。他以为自己的核武煞是了得，只要胡乱挥舞核讹诈大棒就能逼美国就范。所以，金二对小胡热脸蛋的回报，是一个比一个冰冷的耳光。从2003年8月到2005年11月，由中共主持的朝核六方会谈先后举行了五轮，每一轮都是金二搅局，让小胡下不来台。2005年12月6日朝鲜宣称，如果美国不取消对朝鲜经济制裁，朝鲜将不会重返六方会谈；2006年7月6日，朝鲜发射了七枚导弹；10月3日，朝鲜宣布将进行核试验；9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
金二多次让六方会谈无果而终，小胡一忍再忍，还安排两人的互访，拍出20亿美元的援助收买金二；直到金二射导弹，让小胡颜面大失，才想给金二点儿教训，中共第一次参与了安理会的谴责声明，但还是反对美日制裁，意在为金二留有余地；金二发表核试验声明，小胡有些恼怒，已经萌生不再陪金二玩的念头，不仅发出严厉警告，而且再次参与安理会措辞强硬的谴责声明，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王光亚也说：”北韩坚持要做坏事，将面对严重后果，无人会保护北韩。” 但小胡政权的话音未落，金二真的玩起了核爆。
金二玩真的，就全球战略而言，他是冲着美国去的；就东北亚局势来说，与其说是冲着日本，毋宁说是冲着中国。从搅局六方会谈到发射导弹再到核爆，金二似乎故意要激怒小胡，硬生生地把一再迁就朝鲜的小胡政权逼入再无回旋余地的绝境。小胡再想”仁至义尽”，也有忍无可忍之时，中共在朝核问题上第一次作出极为迅速的强硬反应，甚至就是愤怒地反对朝鲜核爆。中共外交部对朝鲜第一使用了激烈的语言，称这次试验是”悍然的”、”明目张胆的和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中共政权第一次公开向金二表达自己的愤怒。这类外交措辞，让我想起毛泽东时代，那时中共政权针对美苏二霸的外交声明，经常使用此类义愤填膺的外交辞令。
朝鲜一意孤行的效果，不仅是激起国际公愤，而且在客观有利于中国，让中共政权从一厢情愿的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之梦中醒来，看清金二那张狰狞而泼皮的暴君面目，不得不放弃对金二的任何期待，转而寻求与美日的更密切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合作，有助于中日政治关系的修好。而中美日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对于中国的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来说，肯定是外交福音。
2006年10月10日于北京家中（首发BBC2006年10月16日）
九十年代中期，我去西安，郑旭光带我去看望过林牧先生，还在某个小包子馆一起吃过便饭。
从此一别，十年了。
虽然与林先生再也不曾见面，但通过网络还是经常能听到先生的声音。偶尔通电话，先生给我的感觉是声音亮、底气足，可见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就在几天前，他还频繁地接受过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采访，评论陈良宇案和中共六中全会。
没想到，老人说走就走。
如此突然的离去，让人难以接受。
从年轻时代起，林牧先生就追随中共，50年代入党，曾两度担任过中共陕西省省委副秘书长，还出任过陕西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在陕西参加胡耀邦发起的搞活经济的改革，由此两度被开除党籍、两次群众专政、两度入狱、8年劳改，前后遭受了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林牧先生不堪忍受，甚至多次自杀，幸亏未遂。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才获得平反、重新工作，与党内开明派一起推动政经同步的改革。
正因为有了这么坎坷的经历及其觉醒，当伟大的八九运动席卷全国之时，林先生才能毅然站在学生一边，并公开反对戒严和屠杀。六四后，官方进行人人过关的清查，林牧先生当然是陕西省的重点清查对象。当局用软硬兼施的老一套逼迫林先生作检讨，但他毅然拒绝了种种劝诱、游说和压力。这种绝不妥协的姿态激怒了中共，林先生第三次被开除党籍。因为六四之痛，林先生完成了由党内开明派向民间民主派的转变，也再度将自己置于长期受监控的敏感人士之列。
九十年代中期，国内曾有过一波民间签名信高潮。林牧先生曾多次参与，他的名字常常与许良英先生、丁子霖女士一起出现在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上。其中，尤以1995年”纪念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影响最大。签名者共45人，包括体制内外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学部委员（院士）和政协委员参与了这次签名。
据我所知，这封呼唤宽容和平反六四的公开信，源自林牧先生的创意。他在家里起草了公开信的草稿，然后亲自带着草稿来到北京，与许良英先生一起商量修改和组织签名。为了严肃起见，两位老先生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亲自签名，丁子霖夫妇就专程从南方老家赶回北京来签名。最后，签名信由学部委员王淦昌先生领衔，众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签了名,比如，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包遵信、王若水、汤一介、乐黛云等人。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组织一封民间签名信在技术上极为便捷。但在九十年代的通信条件下，如此严谨地操作一封有分量的签名信，且征集到几十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为了防止官方的破坏，文本的讨论、修改、定稿和征集签名，都不可能通过电话完成，而是要面对面地讨论，亲自上门征集，这在技术上堪称”浩大”的民间工程，组织者如若没有足够的声望、热情、勤勉和耐心，是很难完成的。
1998年，林牧先生又与丁子霖女士、江棋生先生等人一起签署了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两宣言的宗旨，不仅在于敦促政府关注社会公正和尊重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运动，呼唤公民社会。特别是后一个宣言，用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公民维权宣言。
进入新世纪，林牧先生发表大量的政论和参与了多次民间签名活动，他以亲历来揭示历史真相和中共罪行，以勇气来针砭时弊和呼唤社会公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人权和支持民间维权。对维权人士陈光诚、高智晟和郭飞雄的无辜系狱，林先生更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因此，几乎在每一个敏感的日子里，林牧先生都要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和迫害；但几乎在每一民间维权的个案上，大都能听到林老先生的声音。
林牧先生曾说：”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们这些人（指中共高干）觉悟的程度，与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而我以为，这话用在林先生自己身上再合适不过，但用在绝大多数受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未必合适。类似林先生这样受到过长期迫害的老党员、老干部很多，但因此而觉醒、觉醒后还敢于公开反抗的人并不多。特别是象林先生晚年这样绝决地反抗中共体制和坚守民间立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声疾呼的人就更少。
林牧先生的转变过程说明，改革以来、特别是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有些人因六四而离开了中共，变成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有些从年轻时代起就追随中共的老党员、老干部，扮演的却是体制叛逆者的角色，从事的是”共产党员反对中共独裁”的自由事业。这些人中，有人敢于发出直率的公开言说，或亲自发起反迫害的签名信，或参与民间发起的签名信；有些人为了保住在国内媒体上的发言空间，有意识地打擦边球，不失时机地发出令官方头痛却又无可奈何的声音；还有许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沉默者，他们每天听外电、相互交换来自互联网的敏感信息和”反动”文章，聚在一起议论时政和骂娘。正如林先生的自述所言：”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
在此意义上，后极权社会中的独裁政权，其合法性的锐减和统治效力的下降，既来自民间社会的逐渐觉醒，更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蜕变，二者的合力导致独裁统治的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中，体制内异见者的言行尤为重要。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测试人心向背的最灵敏的指标，标志中共体制的向心力递减，对官权的政治僵化构成挑战和压力，他们在党内的职位越高、资格越老，对瓦解独裁体制的作用就越大。因为，他们更了解独裁的黑幕，往往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而中共现政权又不太敢轻易把他们投入监狱。所以，他们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其大胆发言会为整个社会的民间异见提供激励和保护的双重作用。
10月12日，林牧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六中全会时说：”胡锦涛先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大概已经有两年多了。以前他们讲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回避了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法制、人权的问题，就是政治和谐的问题。这次在九大目标里把政治和谐放在了第一条，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一个进步。以前提和谐社会，讲的都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和谐，而不讲政治和谐，连人民权益这些问题都是回避的……”
林牧先生所期待的”政治和谐”，将是一个自由中国。在这里，民主得到落实、人权得到尊重，所有国民皆能免于政治恐惧。
这次采访仅过了三天，林牧先生就合上双眼。此刻，我写下这篇悼文，引用林牧先生的这段话，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据林牧先生的家人宋湘林女士说，林牧平时身体好好的，昨日中午他还在写文章，家人叫他吃饭，他说身体不舒服，去睡一会。下午2时去看时，发现林牧身体已经发凉，估计是在1时左右去世。
老先生是在睡梦中走的，遗容的表情很安祥。
大概也算是上天眷顾吧。
2006年10月16日于北京家中（《观察》首发）
长篇小说《玫瑰坝》值得一读。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谢宝瑜先生，该书由加拿大的绿野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全书共920 页，大约60 多万字。
《玫瑰坝》描述了原西康省阑县（即现四川省越西县）一个名叫玫瑰坝的小山村从 1949年到1967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迁，它通过乡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及从地方基层到中层的干部在历次运动诸如土改、镇反、合作化、公社化、大炼钢铁、大饥荒，一直到文革中的生死沉浮的境遇，揭示了在这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村在49年后的重大变化与进程。
在中国文坛，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可谓多矣，例如《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站在今天看昨天，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当年轰动一时的小说都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真实。现在我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集体化、公社化从根本上违背了亿万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导致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几乎还没看到对这一段漫长的历史的更真实的文学作品。谢宝瑜先生写的长篇小说《玫瑰坝》也许是第一部。
《玫瑰坝》从土改写起。王秉文是玫瑰坝的一个地主，本是靠着几代人勤俭致富，为人乐善好施，很受村民尊敬。共产党一来，他虽然主动交出土地，但仍然惨遭杀害。小说还写到一个少为人知的细节，当工作组分完土地后，有些村民竟悄悄地把分到的地退回去。他们这样做倒并不是怕变天，怕所谓还乡团。他们是怕拿了不明不白的财产，死后会下地狱。在这种迷信中包含了尊重私有财产的悠久传统。
顺便一提，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出版了《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作者根据民国年间，特别是 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统计得出结论：在旧中国的农村，两头小中间大，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里，地主占有的土地只在30－40％之间，在北方一些地区还不到 30％，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70－80％；地租实收率是30％，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50％以上；地租总额只占全国农作物产值的12 ％或更少一些，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为生的小地主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和自耕农相差无几。这些结论无疑是对共产党暴力土改从理论上的釜底抽薪。
《玫瑰坝》真实地描写了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还在合作社时期，就有不少农民要求退社，其中很多还是贫下中农。共产党的政策讲的是入社退社自由，其实不然。每遇到有人要退社，共产党必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严厉打压，那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带头的人打成四类分子实行专政。《玫瑰坝》也写到了大饥荒的真相。本来是风调雨顺之年，因为上级领导的瞎指挥乱折腾；又因为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要求大家敞开肚皮吃饭，随意挥霍浪费；还有大炼钢铁，青壮劳动力都被调去砍树炼钢，地里的活没人干，任其荒废；再加上迫于压力浮夸产量，上级部门强行高收购；更有甚者，当饥荒发生，共产党还对农民的自力救济百般禁止，如此等等，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作者在人物描写上颇具匠心。有两组人物给我印象特深。
一组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冯东明和陈素芬，冯东明是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坚信不疑，陈素芬则是个农民，遇事只凭朴素的常识。作为一对恋人，他俩在每件重大事情上都免不了有一番争论，事实证明陈素芬总是对的。现在有种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把毛泽东的许多荒谬的主张和想法都归结为”农民意识”。其实，农民哪有那些奇思怪想？
另一组人物是玫瑰坝公社的书记和副书记。副书记侯亚崑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心一意干革命，深挖狠批阶级敌人，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严厉禁止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其结果是给农民造成巨大灾难。公社书记王守伦却是人品低劣，道德败坏，然而他却敢带头瞒产私分，置集体经济原则于不顾，允许农民搞点资本主义，到头来反而使得农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那句西方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作者并没有把共产党基层干部都写成坏人。在作者笔下，不少基层干部人还是挺好的，但是因为他们信奉了那套共产党理论，因为他们要执行要服从上级的指示，所以干下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而他们自己也往往沦为牺牲品。
《玫瑰坝》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一部编年史，一幕大悲剧。对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描绘现在才刚刚开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