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挑选出一位，既是诗歌中的英雄，又是战场上的英雄，那么，这最合适的人选无疑就是辛弃疾。这是历史上的一位非凡的人物，生性豪爽，尚气节，有燕赵义侠之风，史书为我们所描述的形象是：红颊青眼，壮健如虎——迥异于传统中的文人形象，更是以文弱而著称的宋王朝的一个异数。辛弃疾生于１１４０年，此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以及整个淮河以北已沦陷金人之手，报国复土的志向，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曾两度抵达燕山，“谛观形势”，察视北方山河，探听金军虚实。公元１１６１年，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趁当时的有利形势，聚众两千，举起抗金义旗，并加入了当时北方的主要抗金力量耿京军，被任为掌书记。期间，经辛弃疾动员，另有一聚众千人起事的济南僧人义端亦归属了耿京。然而义端却是个投机分子，一晚突窃印潜逃，愤怒的辛弃疾立即亲自追捕，将其截杀在逃往金营的途中。次年正月，辛弃疾从南宋奉旨归军的同时，义军中不幸出现了张安国等叛徒，杀死耿京，投降金人，被任命为济州知州。辛弃疾闻讯后，又立率骑兵五十，突袭济州，将张安国缚置马上，连夜押回建康。英雄的壮举，盛传一时。归南宋后，辛弃疾辗转于各地的官职，行政治军，俱有声誉，其间虽也有数度被迫归隐，但始终没有改变的志向，就是收复中原。据传，他郁郁而终时，嘴里仍不甘地呼喊着“杀贼”，时年六十八岁。
当然，对于历史来说，辛弃疾更主要的是一位英雄式的伟大诗人，他将他归南宋后，再也无法回战场驰骋的英雄豪气，引注入了词这一诗体的创作创造，纵横杀伐，不仅收复巩固了豪放词派的崇高地位，而且缔造了更为庞大的词的帝国。而另一方面，他早年抗金的英雄壮举，他中晚年坚固如磐石的收复中原的志向，亦从未从他的诗中退出，而且成为了一种情结，一种背景，始终或隐或显地出现在辛词的主流创作之中，使得《辛稼轩集》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一部跌宕起伏的英雄悲剧或英雄史诗来阅读。
诗歌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作为豪放词派的两位巨擘。然而，在都拥有着巨大的胸襟与气魄之外，由于二人的生命个性及人生态度的差异，使得所构成他们词的力量的元素及力量的效果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苏轼太能调节自己了，他总能面对不同的境遇遭遇，适时地从儒释道中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来解脱自己，他的一生在精神上似乎都在御风而行。与之相比，辛弃疾一直没有也不想超越自己的那个世界与理想，他仿佛一个肌肉始终紧张扭曲的巨灵，固执于一个目标，挣扎于人生的炼狱之中，当然，他亦由此获得了一种更为雄健壮阔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以追求一种静穆之境，超越为主流的中国古典诗中，是殊为难得的，因而也显得更为珍贵。
在诗歌伟大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创造所呈现的一种强大而复杂的生命力上，宋词中的辛弃疾实际上更相似于唐诗中的李白。虽然他们都在众多的题材与风格中显示了一流的身手，但在他们最具个性的诗篇中，在李白的歌行，辛弃疾的长调中，那种瞬间而强烈的爆发，多声部的对抗交织，波澜起伏的开阔气象，都使得这两位诗歌史上的巨人最有条件与资格并论在一起。在李白的歌行中，在我们熟悉的随口就能吟诵出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伟大的诗章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辨认出上述的那些鲜明的诗歌特征，尤其是那种多声部的对抗交织：一会儿是“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一会儿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一会儿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会儿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然而，我们在阅读中并不觉得这两个声部的矛盾，分裂，它们在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的统御下，相互对称，相互激荡，并奔腾出李白那不可一世的伟大诗篇。在这一意义上，我想说，辛弃疾的一些词章亦是如此——只是李白的奔腾力量主要是来自于一种生命与个性要求无限的解放与现实的无情的压抑之间的矛盾；而辛弃疾的奔腾力量则完全是来自于他的坚定的收复国土的理想与南宋王朝的狭隘自私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看这首《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五年（公元１１８８年），这一年，辛弃疾四十九岁，按理说仍值壮年，但在多次的抗金复国的努力无望后，他沮丧到了极点，消沉到了极点：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
孟公瓜葛
开篇的三句，似乎已完全是一个阅尽了沧桑的老人的通达之语：我已经是这么大的年纪了，对于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可说的。如今我珍重珍惜的，只是故人的友谊，就象历史上的元龙，孟公相待他们的友人那样。
我病君来高歌饮
惊散楼头飞雪
笑富贵千钧如发
硬语盘空谁来听
这是又一个声部的出现。虽说明自己仍在病中，但这四句声调的激昂悲壮，显然与开篇的三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从词的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那个似乎已顺卧在命运之榻一侧的老人的身影上欠起了身，并疏离出来，目光炯炯地虎视世界。
记当时
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
换鸣瑟
但第二声部似乎是昙花一现，诗思很快又回到了第一声部，回到友谊的回忆与饮酒的解脱之中。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
神州毕竟
几番离合
然而，在辛弃疾身上，解脱永远只是暂时的，临时的。涌涨的酒意又使声部起了变化：世上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只是对待它的人心不同。请问你，历史上的中国，有过多少次分裂，多少次统一。这里似乎出现了第三种声部，它既不属于第一声部的平和超脱，也不属于第二声部的慷慨悲凉，或者说，处于第二声部和第一声部的纠缠，挣扎，争斗之中。
汗血盐车无人顾
千里空收骏骨
正目断关河路绝
这一段诗境虽仍处于“关河路绝”之处，处于第二声部和第一声部的纠缠，挣扎，争斗之中，但强烈的社会批判，不屈的命运抗争，已明显地使第二声部在搏斗中胜出，虽然在站立伫望的诗人身后还拖着一片阴影。
我最怜君中宵舞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
补天裂
结尾的四句，第二个声部完全胜出，或者说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胜出。可以这么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文明古国中绝无仅有地绵延至今而未中断，绝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齐鲁大地造就出辛弃疾这样的伟人，也决不是偶然的。至此，历史馈赠我们的那个至死都在想着收复失陷河山的伟大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形象，已清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这个形象，不是通过简单平面的抒情描绘出来的，而是通过多声部的交织激荡，呈现出来的，因而也就更真实更立体感，具有着更强大的感染力。
自然，这种多声部交织的长调在《辛稼轩集》中所占的数量不是很多，正如这类歌行在《李太白集》中一般，然而，无疑地，正是这类作品构成了他们的最具个性最具感染力的部分，有着不可模拟的风格与力量。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放开视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中显得篇幅巨大的李白的歌行，辛弃疾的长调，与许多西方伟大的抒情诗比较起来，都还是显得短小的。然而，在实际的阅读效果中，我们却并不觉得其短小，往往反而有一种更加辽阔的感觉——这种阅读效果，或许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为独特的贡献之一。如何探讨这种效果的形成原理，这里，我想引入一个启发性的比拟：核爆炸原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辛弃疾的长调或李白的歌行，每一首都可谓质量非常巨大，具备了核裂变条件的原子核，当读者的目光，如一粒外来的质子，打入这些原子核内部的时候，便会产生核裂变，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进行，引发着系列撞击中的核裂变，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巨大的阅读效果。这种阅读的核爆炸，因为是由读者的共同参与完成的，因而，每个读者的学养，人生经历，及生命力的强弱，都会使核爆炸的当量有所差异。然而，即使那些最弱小的核爆炸，它的辐射力，冲击波，都会超越对一般优秀诗作的阅读。即使你不喜欢这种核爆炸，你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巨大威力与存在。
形成这种核爆炸效果的另一个更为深层次也更为基础的因素，应是中国古典诗特有的文字结构及逻辑，使得语言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弹性。如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词及动词，中国古典诗中往往可省去，因此，很简练的词语排列，就能构造出一个个鲜明的意象或场景。不同的时态在中国古典诗中亦无需象西诗那样，顾及逻辑的繁琐羁绊，而从容地跳跃于诗行之间。如由“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跳跃至“记当时，只有西窗月”再跳回“重进酒，换鸣瑟”，这样的诗的建筑，在西诗中是不可想象的，亦无法译成西诗，仅“笑富贵千钧如发”前面的主词是用“我”还是“我们”，就令人大伤脑筋。因而，一首长调或歌行，在杰出的古典诗人手中，往往能容纳下众多的不同时态的意象和场景，这就为在一首诗中多声部式的意象或场景的相互碰撞，激荡，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所以，西方诗人虽很擅长形成抒情诗长河的滔滔奔涌，但极难制造出这种抒情诗瞬息间的核爆炸效果，而当他们试图唱出多声部的时候，不得不把抒情诗丢在一边，去寻求戏剧的帮助。
由于词这一新诗体的特点，以及辛弃疾大胆灵活的运用，发展，辛词中的这种多声部的对抗，交织，还具有着辛弃疾自己的新的特色。在最典型的李白的歌行中，它的两个声部始终是在各自的极端对称，对抗，交织着，无论哪个声部似乎总处于一种颠峰的醉意状态之中。而我们再来看辛弃疾的另一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整首词几乎都为第一声部的一种醉意中的壮语所占领，直至最后一句的“可怜白发生”，才出现了第二声部。整首词在诗思的结构造势上，就仿佛把读者引领到一座山峰的绝顶处，突然面临着一个万丈峭壁及深渊，令人惊心而颤栗。显然，这最后一句才出现的第二声部“可怜白发生”，不似李白歌行的不论哪个声部，始终都处于一种极端的癫狂状态，它似乎显得冷静，客观，仿佛是在一个醉意的吟咏者一边站立着的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在适时的时候响出自己的声音，指出舞台中心的那个戏剧独白者的宿命，并构成了一幕具有悲剧力量的戏剧场景。这种站立在一边的歌队的声音，我们在辛弃疾的其它词，如：《贺新郎》（用首韵送杜叔高）收尾的“南与北，正分裂”；《念奴娇》（瓢泉洒酣和东坡韵）收尾的“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等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辛词获得广阔而强大的力量的另一个艺术手法，就是它的密集如军团列阵般的用典。诗中用典，无疑是中国古典诗人的擅长，并在李商隐与辛弃疾的手中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首辛弃疾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即使把无须分行的如“记当时，只有西江月”“看试手，补天裂”等也分成行——其实迥异于现代人对诗的理解，中国古典诗是不分行的，分行并非是诗成立的决定性条件——全词二十二行，一百一十六字，却运用了至少八个典故，其密集程度，运用的出色程度，都是中外古今诗人中罕见其匹的，直如一个天才的统帅，对一个伟大战役的布局，控制，驱遣。这些典故的运用，不仅使这首长调词拥有了一个更加纵深辽阔的背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之胀破了抒情诗的格局，而拥有了一种史诗的品质。虽然典故在诗中的大量运用，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但克服这些难度所花费的代价却是值得的，至少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次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幽访奇。再具体到诗的内部肌理上，从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与效果上来说，辛词信手掂来，自然超妙，已使之完全化入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语言之中。在《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一词中，除了“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一典，若不能了解其历史成因，便不能体味到一种对友谊的珍视珍重外，其余的用典，在一般意义的阅读上来说，并不构成障碍。如“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其文字本身的画面，意象，已提供了足够而充沛的诗意感染力；如词结尾的“看试手，补天裂”，即使读者不知道其后面的中国古典神话中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文字本身的结构亦足以使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触及的西方抒情诗的总体印象而言，在二十世纪之前，诗人们对诗中用典这一技艺似乎并未下很深的功夫，他们更擅长于围绕着典故中的神话或传说来展开一首诗。直至二十世纪初，在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手中，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改观。艾略特的名作《荒原》一诗，就是通过神话，宗教传说，经典著作等等典故的旁征博引，来使诗歌获得一种广阔而纵深的背景，其风范直如七百多年前的中国大诗人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莲子居词话》。甚至在某些诗篇的用典布局上，艾略特与辛弃疾都发生了惊人的相似：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直接移用了《论语》中的感叹句“甚矣吾衰矣”作为词的发端；而艾略特的《三圣人的旅程》一诗起首的“我们碰上一个寒冷的清晨……”等发端的数句，亦是直接移自于西方中世纪的一本宗教著作。他们的移用，都与全诗融合无间，如同己出，并撑开了一个纵深的诗意空间，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两位诗歌巨人的用典风范有异处的话，那就是理性深邃的学者诗人艾略特的用典，有如女娲补天，将一块块典故之石镶嵌焊接成一片斑斓的天空；而“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诗人辛弃疾的用典，则有如奔腾的江水，冲击激荡着一块块典故之礁石，并使之似乎亦成了自己江水奔腾的一部分。
在大量而密集地运用典故，以及驱谴散文，口语入诗等方面，辛弃疾无疑是极具现代意味与启示的，但在今天，他却被我们不应该地疏远了——当下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但并非不需要英雄。然而，即使我们把辛词主流中的“醉里挑灯看剑”之类的英雄情结排除，来读一些下面这样的诗句：
昨日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遣兴）
回首叫
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
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
二三子
——《贺新郎》
我们至少也可以把辛弃疾看成我们身边的一位极有个性与魅力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