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康:来生不做中国人

二○○六年九月四日,中国三大门户网 站之一的网易旗下的网易文化在网上开始了一项中共统治五十多年来最为敏感的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九月十五日下午六时的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初段投票结果即时引发轩然大波,投票原定于十月十一日结束,但投票连同非常热烈的网友讨论随即于九月十五日被强行终止,而且有关网页也被删除。九月十六日,网易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同被解雇。

调查共给出十个选项,“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在那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是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有百分之十七点一是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有百分之七点八称就是不愿意,没有给出理由,有百分之零点七是因为“在中国不能恶搞”,有百分之零点四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好的动画片”。至于在那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称来生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十八是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没有别的原因”,有百分之六点六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给我自豪感”,有百分之六点二是因为“我要做龙的传人”,有百分之二点七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相信来生也会这样”,有百分之六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前景看好”。

被虐狂病患者上亿计

在一个自信可以睥睨全球、号称是英明领导爱民如子的所谓共产主义天堂||中国,居然有百分之六十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大笑话、大丑闻,极大的国家机密。特别是,尽管中共几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强制全民洗脑和封锁资讯,但依然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并深深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这确是令我颇感意外,也肯定令中共领导人更感意外,而且面目无光。来自中国的朋友说,他对投票结果不感意外,只对有人有胆量做这个调查感到惊奇。我就希望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只想控制人民的今生,不管来世。

当然,说百分之六十的比率高,也只是以中国人的特有标准而言。若按一般文明人的标准,以中国大陆民众被奴役的悲惨程度,按理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九说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才算合理。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无药可救的被虐狂病患者已上亿计。

如果再看看这些网民的留言,你就看到这些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人并非戏言,而是态度相当认真,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感到无限讨厌、无奈、苦涩,对中共领导有咬牙切齿的愤恨。

请细读:“我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被罚做中国人的,罚做受XXX的愚弄和欺骗的 …… 哭 …… ”

“不用来生,如果现在有机会我现在就不愿意做中国人,我爱中国,但是我无法继续去爱,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的贪官比哪都多,两级分化太严重了,如果有可能,现在就不愿做中国人!!!”

“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 ”

“制度不好,但愿来世的时候,中国是民主制度,我深爱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愿那些成天说谎言的人,以人民为敌的人,早日死去。”

“做中国人感觉活着很憋屈。”

“生为中国人,我没有尊严我感到悲哀!中国的文化都是虚伪的文化!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我找不到爱这个中国的理由!请指教。”

“愿意不愿意我还是中国人,但我会叫我的下一代不要做这个国家的人。”

“来生我决不做中国人,这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没有理由要求自己的人民爱这个国家。”

“为什么不愿意来生作中国人,因为不愿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

“我痛恨我为什么是个中国人。为什么生我的土地却要我办暂住证?”

“多少人都是这样,这是无可奈何,命中注定。”

“在我们所住的这个苹果里,发表言论说其他苹果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苹果要好,属于非法行为。根据这个事实,请问其他苹果是更好的可能性大,还是更坏的可能性大?”

“我都快三十了,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女友,一天到晚在工作压力中麻木度日,到公司快三年了,老板没有给我们加过一次工资,物价却在飞涨,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如果我还有梦也许就只剩下期望下辈子不再生在中国!”

“想想自己在中国降生后所走过的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我所经历的不幸,所有同龄人都能够一听就明白:刚刚学会说话就天天喊‘饿’喊了三年,刚刚懂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意思,就天天喊‘万岁’喊了十多年。再后来,我赶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却上错了车而被载到一个又一个没有权势的小衙门里,如今成了一个标准的穷人 …… 幸好,中国也有了互联网,我不必像前辈陶县令那样消失在荒野,而能够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失败者,隐遁到虚拟世界去打发自己余下的垃圾人生。说来令人可笑的是,我在无望的现实人生中一败涂地,却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自认为有意义的生存方式,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发明互联网的美国人。但也仅此而已 …… ”。

实在是字字含悲凝恨。如此彻底绝望的悲号在一个民族或文明当中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民族或文明确确实实是彻底失败、原是不该存于世上,涂炭生灵的了,就像其他多个老朽不堪的所谓古文明永远消逝那样。但中国却大抵是靠着惊人的繁殖欲和繁殖力,和长期“无耻当道”( survival of the meanest )和不择手段而得以死拖活拉的苟延残喘下来。这样一个该死而不死、人多势众、论量而不论质的颓败末路文明,是很难再有任何出路的。更坏的是,这样的颓败末路文明,一方面通过贸易全球化扰乱全球的经济秩序,要全球无限量分担中国人的大毒瘤,并以不合规格的中国式劣货残害全球民众健康,而且由于全国民众都厌恶再做中国人,都只希望逃到自由文明的地方重新做人。长此下去,玉石俱焚怕会早于和平演变的实现。

看来,一切都已太迟

这些网友的的悲愤之情,令我想起香港歌手卢巧音的名曲《好心分手》里的经典歌词:

“曾给你驯服到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赴过汤,蹈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坷。”

现在,相信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梦想,再不会希望领导人改邪归正,或希望国人重拾失落已久的人性,因为这是没有可能的,而且看来一切都已太迟了。他们的梦想就如这调查中的另一些网民说的那样:

“生在如瑞典、瑞士、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欧洲宁静的小国,并且有一个舒适的白领工作。然后一直和家人朋友们幸福地生活到老! ”其实,这些地方不像中国,即使蓝领工作也是舒适的。

“我下半辈子很想找个安静有人性的小地方生活, 看到亲切的笑脸, 过上自然的生活, 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打交道,有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我恨透了我现在不得已生活在中国杭州,我去了国外回来后,就越来越看不顺眼这里了。”中国人能够终于摆脱做“大国奴才”的虚荣,而宁愿作个蕞尔小邦的自由民,难能可贵。

“我爱我的祖国,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爱她的历史。但是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现在的中国人都带着虚伪的面具,高尚的外表下却是肮脏的灵魂,我要学着辨认每个面具后面的嘴脸,以防被暗剑所伤,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人活得太累。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到一个坦率的、充满爱心的国度渡过幸福浪漫的一生。”很抱歉,只要你还是迷信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你还是不可能深刻反省,你的灵魂还是要在苦海飘零的。

管  见:陈良宇案背后的矛盾

中共高层查处陈良宇,迅速地通过香港媒体放出种种“内幕”,欲将事变限制在“反腐败”,并故作深沉地要人们跳出中共权力斗争的“局限”来看待此事,用心可谓良苦。不过,显然出自上海陈良宇派系中人之手的署名“笑笑”的文章却不客气,一篇《胡锦涛被套牢陈良宇是赢家不是输家?》,写得生动逼真且杀气腾腾,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大陆的腐败,是其极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下的恶果。试图将”反腐败”与大陆专制政治切割开来,且联系国际反腐败的趋势,从具体转向抽象,想的是不错,效果则难说。

然而,看”笑笑”的文字,祝均一、陈良宇等人简直是大义凛然且忍辱负重的国之栋梁,为上海民众的利益,不惜断送其个人政治前程,堪与中共之诸多先烈比肩了。只是,从“笑笑”文中可见,中纪委查案固然盛气凌人,其外调武警担任保卫毕竟尚属自保之举,而上海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包围中纪委调查组,却实在相当过分,十足的”地头蛇”压制“强龙”模样。而“陈良宇既是输家也是赢家”的关键之举,所谓“上海提高社保和劳保发放标准的政策”,查当时的报导,却只见“高龄纳保”。上海提高社保和劳保的民生保障之举,应该是比“高龄纳保”更为重大的变化,但笔者不才,却未能查到相关报导。同时,未见中纪委被赶出上海,却有上海民众示威的报导,”笑笑”的文字,也就只能参考而已。

但是,”笑笑”所言,陈良宇要用其行动,“来彻底砸碎中央对地方为所欲为的局面,彻底砸碎步步为营企图否定邓小平、江泽民改革路线的人的妄想”,显然不完全是空话套话,有其实际的内容。这一场弄得象是政变似的事变,其意义看来远远超出“反腐败”,而涉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局。

“中国的重大矛盾”

看着眼前这一场背后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变,笔者不由得想到,六月末七月初,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StephenRoach),接连发表两篇以”中国的重大矛盾”为题的报告,认为西方人士的“宏观”角度往往导致“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角力”,他则尝试以“反宏观”来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

罗奇的那一番分析,与眼前这一场事变,恰形成某种对照。

罗奇认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模式中,经济的控制权是近乎绝对的,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里则不然。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乡镇层面分散,使得北京在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地方银行的影响力“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而“‘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

这一分析,的确触及到现实深层的矛盾。

中国大陆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里基本保持着其传统的专制结构,经济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化有很大的进展,然而其基础结构也依然保持着,国有体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并借助于新的改革争议而积聚起新的扩张能量。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观察,所谓“北京模式”或”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的经济基本点,体现为“越是经济外围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幺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

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是空洞的标签,其实质即为保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不变,甚至发展。这一点,现在已是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不断地祭出种种的什幺什幺“安全”或“国家利益”来为其保驾护航,不断地刮起什幺什幺”旋风”来动员民众予以支持。

在国有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之矛盾的基础上,罗奇指出的”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之矛盾,发展起来了。

结构分散,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其实它倒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而与中央集权或中央计划经济相对立。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它的结构分散仍然是行政性计划体制的某种延续,表现为行政结构“条”与“块”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状态,而这种结构下的集中与分散,则并非取决于市场。

在改革中,行政权力结构有限度地分散化,传统的高度集中导致压抑地方积极性的局面有所缓解,倘若能向联邦体制演变,当为很有希望的发展。但是,国有体制下政府控制市场、垄断资源的基本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特别是金融体系,开放民营的程度有限,听命于政府、服务于国有经济的本性仍然保持着。中国数十个省市,在浙江出现了“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那里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它们成为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可以说,浙江体现着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却一般地仍遵循着”依赖于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政府支持的外国投资”的模式,其银行业本身的竞争被扭曲、其集中受到制约,相反,因服从于行政权力的分散而分散,形成了行政分散环境下的地方权力-金融体系,于是,政绩考核体制支配下的地方投资冲动、发展冲动及其利益保护主义,逐渐地抵消着行政分权改革的进步性而走向反面。所谓”科学发展观”,体现着对这种现实的某种反思,而要改变这种现实,却极其艰难。

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地方分权,向联邦体制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是民有民营格局取代国有格局,在竞争基础上,集中与反垄断并存,然而,在现实中,国有体制在变革的浪潮中竭力维持着其基础结构,地方分权有所进展却受阻于政治制约,难以发展为联邦体制,于是,竞争终究受到垄断的阻挡,反垄断立法难以触动行政性垄断的现实,则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拼的是资源消耗,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而现代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金融业,却因为仍然只是以扶持国有经济为己任,不要说以金融业推动经济的竞争与集中,其自身的竞争与集中尚且处于扭曲的状态。

在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状态中,“中央计划经济”分解为”地方计划-市场经济”的混合物,而市场经济本身增长、创新的“自下而上”本性,则隐藏在这种分散状态的地方体制背后,使其在增长过程中举足轻重。这样的中央地方关系格局,再加上党政派系的复杂分野,陈良宇之类重要地区的大员,其“尾大不掉”也就毫不奇怪了。

腐败与反腐败,看上去黑白分明。即使腐败之人举起“反腐败”利剑砍向其它腐败之人,也同样会赢得掌声。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却是一盘复杂的棋局,其中的是非,搅成了一团乱麻,且暗箱操作,黑幕重重,我等局外之人只能看个大概,根据有关迹象推测一二,那幺,现在也只能说,腐败普遍地蔓延,普遍地反腐败当然有阻力,也有现实的成本,而有选择地反腐败成为现实的选择,顺便地也就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中共高层查处陈良宇,是以“反腐败”为名义而行维护中央权威之实,而武警的人事调动布局,成为其中重要一环,足见幕后矛盾之尖锐。“笑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其中的图景,看上去似乎比爆料“反腐败内幕”报导描绘的图景更为真实了一些,只是,或者以”反腐败”而掩饰权力之争,或者以颂扬地方豪杰而掩饰其腐败劣迹,都不足为训。

中共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整治上海之际,唱出了“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高调。

这一高调的出处,据“笑笑”披露,是温家宝──中共的这位总理认为,上海已经是一个“懂得利用官民结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中国落后和穷困地区”懂得利用官民结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情况比上海还要严重。

地方的官民结合,成为共同利益体,在中国,这实际上是联邦体制的自然基础,是一种自然趋势。中共为维护其一己私利而无视这一点,是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根本反对这种趋势。中共的一己私利,是其“特殊利益”。

在这一特殊利益支配下,中共反对根本改变国有体制支配的格局,反对政治改革而维护其一党专制,反对联邦制而维护其中央集权,这样,才使得地方的利益也同样地扭曲为所谓“特殊利益”,出现中共所谓“特殊利益集团”。

笔者已多次指出过,中共已经形成了《共产党宣言》所明确否定的”特殊利益”。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中共,则的确已经有了这种”特殊利益”。它为维护其专制地位,根本不准其它政党真正能成其为政党,根本不准真正能成其为政党的政党出现──也就是说,其它政党生存的条件,是其不得争取执政的地位,只能匍匐在中共脚下成为“花瓶”,美其名曰为“参政党”。为维护它作为这种”特殊政党”的地位及其”特殊利益”,中共不惜动用国家机器,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使得今日之中国,成为中共之家天下,国库成为中共之党产,腐败遍于国中,清廉不容于仕途,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平民百姓苦而不敢言。

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则比较复杂。

中共反对联邦体制,坚持在地方有限分权的状态下依然保持中央集权。它坚持维护国有体制的正统地位,就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被严重扭曲,“可持续发展”的活力被追求GDP增长的“地方计划-市场经济”所压抑,以“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大权操之于中央政府。显然,这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状态,却是计划体制下的常态。

改革不能不走地方分权之路,而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地方分权难以改变政府控制市场、垄断资源的格局,则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应运而生,在中共这一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羽翼下,撑起其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共倘若要“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必要的功课是“从我做起”,先检讨中共自身,看看是否能够改掉它自己的顽症,否则,自己种下不和谐的种籽,却要求收获“和谐社会”之果,天下岂有这等美事。

现在,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即将结束,无论它顺利或不顺利,也无论它如何追求“和谐社会”,它面临的矛盾客观存在,倘若没有相当的理论智能和政治智能,仅仅只靠笔墨装饰或政治权术,就不过还是“技止此耳”了。

文学潮流中的作家个人消失--读铁凝、格非、刘醒龙近作

最近连看三部长篇,铁凝的《笨花》、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外》,都是名家之作。

三部长篇用的都是传统写实手法,即使一二处技痒难熬,也不过稍显红杏出墙之意,探探头又缩回来。

这三部长篇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写的都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现代历史背景的小说,似乎正吸引着作家们的眼球,特别是名作家们。为什么?

因为写历史不易,优秀作家特别愿意挑战自己,愿意与不易的事较劲?因为他写我也写――文坛宿将们正在进行一场谁比谁更具实力的暗中较量?因为历史是无法验证的,亲历过的人都已离去,剩下的只是几页不会言语的纸,真假是非无从辨别,从而给想象展开了信马由缰的宽阔天地?因为养尊处优惯了的名家们已与现实拉开距离,已把握不住时代生活的脉跳,怕露馅,故为自己作的一次退而求其次的明智选择?因为成熟,因为有了自己的史识,因为对歪曲的历史有着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的不满,非得一吐胸中结瘀方能感到轻松痛快?

不管什么原因,文学似乎有点像女人的时装,送去一波,迎来一波:伤痕文学、改革文革、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进军诺贝尔奖文学、海明威热、马尔克斯热、杜拉斯热、昆德拉热、博尔赫斯热……如今,轮到现代历史文学热了。

将一段自己没经历没感知的历史写得活龙活现,不是所有作家想做就能做到的。

名家就是名家,文字漂亮,功力深厚,角度独特,细节传神,叙说描写简繁得当疏密有致……写得扎实时,如严真卿的字,端正稳当又不乏姿色,耐以品味,写得飘忽时,哪怕一个优美的倾身而出的姿色,照样做到重心不偏,有惊无险,即使来了兴致有了情绪,上天落地腾云驾雾,也始终做到头脑清楚,不忘将根隐形中连住大地,必要时,还知道释放大小烟幕,云山雾罩一番。

然而,敬佩之余,如果冷静一下,抽出身来后退一步,我们是否会发现,铁凝精心雕刻的《笨花》多了一些冗长,多了一些罗嗦繁复喋喋不休,而少了的,恰是她曾经给过读者的掩藏于人心角落里的那份对美好的渴望?!是否会发现,格非的《人面桃花》,不管怎么努力看努力理解,总觉得与之存在距离,缺少一分思想感情上的真正投入,觉得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欠了那么一分丰满,而他笔下的那个王国,怎么看都能看出些白面书生不切实际的幼稚来?!是否会发现,刘醒龙的《圣天门外》纵然写出了一部近代中国血淋淋的杀人史,纵然写得不乏惊心动魄处,但是,他笔下的真实中是否存有一些不真实、准确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准确,妥贴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妥贴?!

今天的读者,仅仅根据生活常识、根据对人与事规律性演变的认识,就能看出他们书写的历史与人物中有着那么多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妥贴,就能看出那么多破绽、那么多可疑,那么,那代人还活着的话,他们将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是否会发觉太多的可笑太多的荒唐无知?!这些作者纵然有再大的诚意,他们又能恢复多少历史的真实?是的,我们过去被灌输告知的历史是被弯曲了的不可信的,但他们笔下显现的历史又有多少可信性?有无矫枉过正之嫌?一个对捕捉今天、捕捉自己经历过的有着真切感受记忆的生活都缺乏信心的作家,如何让人相信他笔下再现的他所没有任何经历和感知的历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想:再现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样的历史,究竟值不值得用一本二本三本厚厚的文学著作来表现?

这场新掀起的对历史题材的关怀和文字倾泻浪潮中,我们的作家们确实某种程度心满意足地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和知识储藏量进行了一次大阅兵,测试了自己超时代超生命的想象能力,检验了自己历史知识扎实丰厚的程度,对自己的古典文学功力也作了一场掷地有声的“实力秀”,甚至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由来已久的传说、书上看来学来的星星点点,也进行了一次洗心革面的再生产式的试验性运用。

然而,归根到底,这些都只能算是技能测试,尽管层次高低有所不同,但技能测试的本质无法改变。这样的测试带来的满足是表面的。作家真正的满足来自心灵。作家不管怎么写,写什么,归根结底是写自己,写自己的思、自己的想、自己的情、自己的感。故事是不值钱的,人类故事编来编去也就这么几个模式,何况编得再好的故事也会被看出几分的假来,真正值钱的是在故事的叙说中作家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有价值的是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家本身的满足来自于思、想、情、感,能使作家、作品达到自己的最高境界的也唯有思、想、情、感!

在近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我们的作家们,在自己没有经历的历史中究竟能够得到多少个人满足?这满足到底来自技能测试还是来自心灵?几分来自技能测试几分来自心灵?

无经历的历史中,难有真实的感知;真实的感知中,难有无经历的历史。

今天的人写过去,不管你具有如何的想象能力和恢复还原能力,你所用的最终都是你现在的感知。只能是现在的感知。你只不过是做了一次借代,只不过是把自己有生活经历的感知搬过去,放到过去的时空里,然后,自欺并且欺人地认为那就是过去的感知。时代不同了,封建社会、农耕时代,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变化,或许及不上现在的十年二十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中,朝代可以变更,但社会的大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基本不变。那样的社会时代中,思想感知是可以通用的,可以以假乱真的;而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掐断了这种思想感知变通的可能性。哪怕你看再多的书,用再多的精力、做再多的考证,你所沾沾自喜的对于那个你未经历的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实在太少,少得太可怜太微不足道,根本撑不起一个社会的画面,勾不成时代的氛围,传递不出时代的气息。一如王安忆,不管她如何努力用心地想要写出一个老上海,她怎么写也写不过张爱玲,不可能写得过。她笔下的老上海是她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零零碎碎的拼凑,她不过甩了几滴现代的水,便将之假想成是一场过去的雨;张爱玲不用制造不用刻意,她身在的就是那个时代、她笔中流出的点点滴滴天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天然就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

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合适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同样,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适合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就说《圣天门外》的刘醒龙,他写得不错,确实不错,写作技能、思想认识,什么都不缺。然而,再给他二十年时间,或许,他可以把杭九枫写得更好些,甚至把阿彩写得更好些,他可以在他熟悉的人身上发现这点那点特性,然后将特性富有神韵后放到杭九枫阿彩的身上,但是,他再努力再动足脑筋挖空心思用足浑身解数,他怎么写都写不好雪柠写不好梅外婆,不可能写得好。她们身上的那份高贵是他凭空想象的,是他所根本不了解不熟悉的,是他的骨子里完完全全没有的。

文学是人学,人学归根到底是心学。如果文学可以提倡或说可以提醒的话,那么,这里想公开并且放声说的一句是:写自己能够准确实在把握的有记忆有感知有认识的生活。

中国出了一个曹雪芹,于是个个都想当曹雪芹,中国出了本《红楼梦》,于是个个都想写出部《红楼梦》。而曹雪芹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恰恰因为他对《红楼梦》中的生活谙熟于心了如指掌,恰恰因为那样的生活中有着他的感知,有着他的亲身经历。

《红楼梦》里,曹雪芹开出一份送礼清单,被后来的研究者翻来覆去研究出了那么多的社会深度、广度和宽度。这样的清单,任何一个当时的作家甚至普通老百姓,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出成百张。

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就是对社会负责了,相对而言,可信得多的历史自然而然也就在其中了(还省却了那些穷毕生精力所作的清单之类的大彻大悟研究)。更重要的是,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是对自己负责,诸如铁凝、格非、刘醒龙这样的优秀作家,如果能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才气和功力投到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对自己的灵魂乃至人类的灵魂进行不避不闪的逼问,那么,万事都有内在的客观公允的运转规律,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功就远不是耍几分小聪明小滑头小技巧所能比拟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才能天分的最高点上取得他们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曹雪芹也好,罗贯中、马尔克斯、杜拉斯也好,都不会再出第二个了。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做成了他们自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像这像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你自己!

任何一种集体性的起哄、抢购式的“文学潮”中,隐含的一定是大量的盲目,大量的才能天分的浪费;一定是自信的匮乏、个性的消失。

模仿得再好的赝品仍然是赝品。

真正优秀的作品,永远产生于浪潮前。

王 怡:成长就是一场逃亡:电影与小说《我是大卫》

12岁的男孩大卫,从二战后的保加利亚劳改营逃亡,穿越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寻找母亲、自由、信仰和“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影片开头,大卫趁着停电半分钟,那一场紧张而静悄悄的越狱,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狱镜头。一场非同寻常的逃亡,隐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再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原著《我是大卫》的中译本最近出版。也因为我将为人父,大卫的逃亡与成长,以及电影中这孩子的眼神,有一种我在影像和文字中许久没有遇见的光芒。在瑞士,当大卫遇见的那位女画家说,“有人打碎了这孩子的灵魂”,我的心痛,就像心痛自己未来的孩子,以及心痛自己。

1963年,丹麦作家女安娜•洪在冷战铁幕下创作《我是大卫》,将一场从东欧到北欧的地理上的逃亡,超越时代的政治背景,描写成一个永恒的、生命意义上的成长寓言。数十年来,《我是大卫》成为青少年成长小说的经典。两年前电影改编获得成功,扮演大卫的童星演技惊人,在几个电影节上得到新人奖。中译本先在台湾出版,获得《中国时报》2005年的“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大卫的父亲是英国人,带着全家去保加利亚抵抗苏俄的扩张。在劳改营中,一个典狱官爱上了大卫的母亲,多年前帮助她逃亡到丹麦,但处死了她的丈夫。在离职的前一晚,这位典狱官再次安排了大卫的越狱,他没有告诉大卫真相,只叫他带一封信去哥本哈根。于是这个在阴暗的劳改营满怀忧郁,戒备,“不会笑”的孩子,孤身上路,开始了旷野中的逃亡和成长。

《耶稣受难记》的主角卡尔维泽,扮演了大卫在劳改营中的朋友和精神导师约翰•尼斯。尼斯要大卫一定要逃出去,才能得着美和自由。他告诉大卫,从前以色列有一个国王也叫大卫,写下了许多赞美诗。尼斯常为大卫背诵另一个大卫的诗,“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问尼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尼斯回答,他们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大卫气愤的说,让他们去死吧。尼斯摇头,说永远不要这么说,也不要这么想。他要大卫学会仰望自己所相信和依靠的力量。在逃亡的路上,大卫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有一个神,向他祈求。可是在劳改营中大卫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神,于是他想起尼斯的话,决定从此向这一位“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祷告。

小说中大卫的这些祷告非常可爱。我们的孩子多半会把父母当作神,想要什么就向父母开口,并一定要得到。最初的成长,就是当他有一天终于发现父母不是神,不能满足他的渴求,于是开始转向其他的“神”。但大卫学会了向他的“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感恩,他说我很惭愧,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当他勇敢的冲入火宅,救出小姑娘玛丽之前,大卫祷告说,这一次你不要帮我,让我自己来,给我一个回报你的机会,我是大卫,阿门。小说到最后,大卫和他心爱的流浪狗遭遇危难,最终明白了真正的爱是白白的恩典,不是用回报去赚取的。

可惜好莱坞在“政治正确”的傲慢下,用一个寓言式的偶像崇拜,替代了圣经中大卫王的赞美诗。一个面包师给了大卫一个“伊丽莎白像”,说这是面包的创始人,有什么需要向她祈求,她就会保佑你。这个讨好世界的改编成为电影最大的败笔。它将大卫的心灵世界简化了,那些对信仰和自由的孩子般的思考,被强行扔进了另一个劳改营。我先看电影,后读小说,电影中的大卫令我心疼得想收养,小说中的大卫却更令我对生命的成长满怀敬畏。

大卫的逃亡之旅,尽管一切都缺乏,但有三样东西是他最爱惜的必需品,恰好隐喻了生命的成长。一是肥皂,二是镜子,三是罗盘。

小说中,大卫越狱前,向帮助他的看守唯一开口要的东西就是肥皂。大卫觉得,自由是和清洁有关的。当他在阳光下,用一小块肥皂把“营区的味道和感觉”全都洗掉了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大卫,如果一直有肥皂,我就一直是自由的人。肥皂其实是生命的象征,只有被洁净的人才有自由。在电影中,大卫自己偷了这块肥皂,军官要枪毙他时,尼斯将肥皂从他手中抢了过来,站出来替大卫死。卡尔维泽再次扮演了救赎者的角色,这一改编使肥皂的象征意味更加突出。

镜子则是真理和智慧的象征。在劳改营中,大卫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去丹麦去寻找什么。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因为囚室的镜子挂得太高。越狱后他开始照镜子,学会笑,也认识自己和世界。他怀着对世界的畏惧进入世界,慢慢摆脱劳改营的捆绑,学会了接纳、帮助和信任。镜子促使大卫的思考,当他吃橘子皮时,觉得自己连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都不知道,怎能说是一个自由的人呢。大卫一开始假装自己是马戏团的,后来他慢慢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有能力思考。“我不会再假装自己是其他人了”。

罗盘显然代表着道路。小说中大卫的第一次祷告,就是在罗盘掉进大海之后,电影中的罗盘则摔坏了。人若自以为知道方向,就不会举目仰望。一个有趣的情节是,大卫在劳改营听说“有国王的国家都是自由的”。他逃亡时不断问人家,英国有没有国王,丹麦有没有国王。他相信一个国王“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剥夺别人的性命和自由”。其实这不是对君主立宪国家的浪漫想象,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国度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王,都属乎一个灵魂的国度。如果恋爱是寻找白马王子,成长就是寻找真正的国王。成长就是从一个国度向另一个国度的逃亡,从劳改营的为奴之地,向着应许之地逃亡。直到最后在“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得到安息,确定自己心中那个至高的宝座上,到底是谁或什么坐着为王?

经过了肥皂、镜子和罗盘,大卫终于来到哥本哈根,敲响了母亲的房门,有根有据的说出了这句话,“我是大卫”。

我们看过电影,读完小说,又有怎样的确据,说我是谁?

2006-9-5

《我是大卫》,安娜.洪著,穆卓芸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即出。

《送信到哥本哈根》,导演:保罗•费格,2003年。

董鼎山:透视本拉登与阿盖达内幕

● 編者按:美國九一一大慘案已五周年。美伊戰爭也已三年,元凶本拉登仍逍遙法外。本文根據著名作家的新著,介紹美國研究九一一的最新成果,揭示許多罕見的內幕。

 
無論怎樣評論美國的中東政策,
911 襲擊都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美國密西根一刊物 2001 年 911 後的封面。

五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我还见得五年前那天晴空无云早晨所蒙受的震惊.五年时间不能驱除我在那惊天动地片刻所经受的複杂情绪 …… 恐怖、悲伤、疑惑、愤怒、怜悯 …… 所有纽约居民都有过这类感触.今日正有两部电影在放映,一名《联合航班九十三号》,制片者用想像来描写英勇乘客与恐怖恶徒在机舱内搏斗的情景,终而造成堕机而未合恐怖份子之愿。另一片名为《世界贸易中心》,讲述两位赴救警察在高楼崩塌被压伤后终被拯救出险的故事。我这老影迷竟没有勇气前往观看,许多纽约人都有同感,因为我们受创未愈的心灵尚不能经受这类会挑动往日痛苦的刺激。我们都觉得记述这个历史上大惨案的影片来得太早,我们的创伤尚未因时光消逝而沖淡。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个五周年呢?作为读书人,我的方法是用阅读来了解这个悲剧发生的背景。最近一本新书可以帮助我的认识.新书名《阴影笼罩下的高塔:阿盖达与九一一之途》( The Looming Tower : Al | 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书名中的「高塔」不单是指世贸大厦,也点明了十九名劫机者甘愿殉教的来由,本拉登在鼓励他们献出生命的演辞中曾引据可兰经中一段:

「无论你在哪里,

死神会找到你,

甚至在阴影笼罩的高塔中。」

此书作者劳伦斯。赖特( Lamrence Wright )乃「纽约客」杂志作者,书中一部份曾在该杂志发表。作者写书所用材料乃是根据五百余人的採访,包括本拉登亲信人物,阿拉伯电视广播记者,以及那位曾任白宫反恐怖情报机构首脑R.克拉克( Richar C . Clarke )。(按克拉克因与白宫意见不合而退休,亦曾着书批评布殊总统无能)。从这些採访来的内容,读者可以历史性回顾和了解「九一一」惨案。

本拉登仇美思想的来源

有关「九一一」事件的书多得很,但是此本书对阿盖达组织的发展,无论是在文化意义上,或是在政治意义上,解释特别详尽.赖特书中的中心人物有四位:本拉登、他的副手A.扎瓦里( AL-ZAWAWRI )、沙地阿拉伯前情报首脑法赛尔王子,以及FBI前反恐怖部门主脑约翰。奥尼尔( John O 徛 eal )。有了主要角色,这本书的论述便甚有头绪,读来犹如小说.这些人物的生活与政治、公开与私人诸方面都可交错陪衬.作者的主题是:仅仅几个重要人物的眼光与作为,就可以大大影响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两种文化的冲突产生了本拉登与扎瓦里,他们相信只有暴力能够改变世界。

此书也指出,「九一一」的发生并非不可避免,各种特殊决策与偶然机会的汇合往往可导致悲剧。以美国而言,某些官员在政治上佔了优势再加上CIA与FBI之间的斗争,在左右影响局势发展。而前反恐怖专家奥尼尔的不幸在世贸大楼丧生,更证明命运在这悲剧中也插了一手:1、奥尼尔退休后凑巧应聘为世界贸易中心管理安全首脑,脱离政府后不但未能帮助捕捉恐怖份子,反而成为二十余名牺牲者之一;2、他的丧生令美国政府失去了一个事后可以追查恐怖活动的专家。奥尼尔原在FBI纽约分处工作,专责追踪阿盖达份子在美国的行踪,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趁早行动,但是他的性急暴躁脾气,与官僚方面的推诿态度不合,愤而辞职。他的凑巧在大楼丧生,被视为「九一一」事件中一件最令人痛心的不幸。

赖特对本拉登的性格与私生活的描写特别有价值。例如,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当年阿富汗报纸抗苏战争中的英雄,可是有谁知道他往往在战斗之前突然病倒?有谁知道阿富汗战士讨厌他的行为,宣称他与其他阿拉伯同志「无用」?有谁知道他对妻儿的生活行为非常纵容?此外,我们也发现本拉登所发表的许多言辞被保留在各类书籍、影片与录音带中。这些材料把本拉登塑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立体人物。例如有一录影带显露,他在十七岁儿子的结婚典礼中颂诗庆祝,而那恰是他的两个身藏自杀炸弹信徒驾驶小艇在阿拉伯海撞炸美国军舰炸死十七名水兵后不久。他的贺诗:

一艘驱逐舰,甚至胆大人士也生怕,

它在港口与海面上激发了人的恐惧,

它骄横傲慢、扬威耀武地驶入波浪,

它满怀幻觉,渐渐地碰到它的厄运,

等候它的是艘在波浪上起伏的小艇。

本拉登的副手扎瓦里是个埃及医生,早於一九八十年代与本拉登相遇,他的激烈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出生於沙地富家的本拉登。他成为这个沙地青年的「邪恶思想导师」。他亲自挑选后者的保镖,并督视他的医疗(本拉登患有爱迪逊氏病)。据赖特解释,本拉登在遇见扎瓦里之前并无政治深见,可是他在阿富汗所领导的抗苏战争造成了他的声誉,扎瓦里觉得大可利用,他自己青年时曾在埃及坐牢受过酷刑,阿盖达使用自杀炸弹乃是他的主意。在他的薰陶下,本拉登终於成为积极活动份子。

西方伊斯兰青年的羞辱与自卑心理

赖特写道,在阿富汗战胜苏联侵略军队后,本拉登原想退出阿盖达组织,返回沙地务农,但是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继续在沙地驻军,令他极为愤怒,而美军於一九九二年在索马里的活动(其实是人道救济工作)也更使阿盖达惧虑.最终,本拉登所领导的伊斯兰反俄队伍一变而为反美恐怖组织。

本拉登所领导的阿富汗反俄战士曾受到CIA秘密资助。当时阿盖达的两个敌人苏联与萨达姆也是美国之敌,那末它怎么会突然转化为剧烈反美呢?对於这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赖特书中有详细分析,结论是:本拉登的反美并非出於文化思想的冲突,而是因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军事活动。谈到文化冲突,其实他纵容儿子们沉醉於美国文化;那些受训干自杀破坏活动的青年爱看好莱坞影片;本拉登妻妾之一特别喜欢美国的化妆品与性感内衣;另一妻妾有儿童心理学博士学位 ……

很多伊斯兰教青年信徒来到西方留学时都有複杂心理,他们一面指责美国放纵生活,一面又被美国的男女自由所诱;一面对西方女性的放荡反感,一面又被男女接触的自由所迷。他们受宗教束缚的性苦闷造成不正常的性心理。赖特摸透了这类心理:伊斯兰教青年在西方世界所蒙受的羞辱感与自卑感演化为反对现代化的极端心理,进而将杀灭美国人与文化视为理所当然之举.他们并不将自己看作杀人凶手或恐怖份子,而是理由十足、有历史使命的革命份子。

本拉登几乎遇见他的劲敌约翰。奥尼尔。如前所述,奥尼尔如果没有离开FBI,对这些恐怖份子的捕捉必可大有帮助。最令人气愤的是政府各机构间的不合作。FBI人员於二○○一年八月即预测恐怖份子或会用飞机进行自杀轰炸。赖特引证明尼阿波利斯FBI人员之言,此人被上级责备为「谨慎过分」后,愤而答道:「我只是希望能阻止有人用飞机撞入世贸中心。」这样随便一句话竟成为预言,令人寒心。

美国两大情报机构的内斗赖特特别批评FBI、CIA,以及国务院情报机构之间的势力内斗,不肯交换情报。他透露,CIA知道阿盖达高级份子曾於二○○○年一月在马来西亚集会,其中两名后来进入美国,参加「九一一」劫机.CIA竟未及时将此情报通知FBI.这些内部争斗,以前曾有书文论及,但是没有此书所叙的详尽.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恰在「九一一」前三个月,两个机构人员在纽约争论,竟到互相大骂的程度。书中令人难忘一景是:一个专门负责追踪恐怖份子的FBI人员於九月十二日在办公室中见到几名劫机份子的姓名与照片,发现那些人於一年半前已在CIA掌握之中,但未告诉FBI.那天正是惨剧发生之后一天,那人员悔恨噁心即入浴室呕吐。

《阴影笼罩下的高塔》也对克林顿政府与布殊政府作严厉批评.它指出,布殊於二○○一年一月当政后,对恐怖份子威胁并不看重。而在克林顿任内,一九九八年非洲美国大使馆受炸,美国的反应也不恰当││飞弹轰炸阿富汗的阿盖达训练营,但未杀掉本拉登。阿盖达在本拉登领导下,乃扩展成为全球性恐怖组织。本拉登的希望是引虎入穴,犹如他在阿富汗击败俄军一样地击败美军。虽然本拉登当年视萨达姆为敌,但「九一一」事件乃是本拉登指使,与萨达姆无关.布殊总统还是借故侵佔伊拉克,造成美军目前陷入泥潭不能脱身的局势,可说是正中本拉登之计。伊战三年来,美军丧生者已达二千六百余名,受伤割肢者三万余名,而伊国平民被杀死者也达十余万名。

可是九一一惨案有没有使布殊政府受到教训呢?根据国会「九一一调查委员会」两位主席的结论,美国国内保安措施并没有甚么重要改正。这两位主席一是共和党的汤玛斯。克恩( Thomas H. Kean ),曾任新泽西州州长,一是民主党的索。汉米尔顿( Lee, H. Hamilton ),前任国会众议员.他们近来合着一本新书出版,书名《没有先例:九一一委员会内幕》( Without Precedent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9/11 Commission ),道出这个调查委员会对政府没有採用他们所推荐的保安措施的失望。这个委员会乃由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组成,不具偏见,而两位主席也在美国政界极受尊崇,因此此书对布殊政府的批评可说是公正不倚。

美国驻军中东最遭阿盖达忌恨

当年布殊曾扬言要把本拉登抓住,「死活不论」( Dead Or Alive )。但五年后,本拉登不但仍逍遥自在,而且CIA最近把一个专门追寻本拉登的部门解散。这个部门主脑M.萧尔( Mlchael Scheuer )已辞退,他也警告,近来中东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之争,也正是本拉登所希望者,美国在该地区政策,恰合本拉登之所好。《没有先例》此书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白宫对该调查委员会的作梗,迟迟不愿交出委员会所要求的文件,此外,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情报委员会也拒绝合作。克恩与汉米尔顿感到「令人气馁」。

白宫作梗的主要人物是当时白宫法律顾问,现任司法部长的A.贡扎勒斯( Alberto Gonzales )。他的不合作态度,令外人怀疑他是在保护总统,以免总统的颟顸无能可被调委会更明显侦见。委员会所要的最重要文件是二○○一年八月六日的呈报总统的「每日情报」。此文件名「本拉登决意进袭美国」,谓FBI已侦知阿盖达计划进袭纽约的联邦政府机构。一个月后,惨案果然发生。调查委员会要总统亲自作证,布殊开始拒绝,后来只见一小时,并不准有公开纪录。最后他要求与副总统切尼同时作证,其用意可想而知:1、自己不明之处,可由切尼代答;2、免得如果分别作证,他与切尼之言有矛盾。

调查委员会另一失败是无法获得被拘禁的「九一一」嫌疑犯的证词,因CIA首脑邓纳特( George Tenet )一口拒绝.两作者写道:「他们告诉我们,甚至美国总统也不知阿盖达份子被拘禁在哪里.」委员会乃向总统请示,又被贡扎勒斯居间作梗。后来他们只能向CIA作书面询问,他们认为质问那些被拘禁者特别重要,能明瞭劫机者的背景及宗教信仰深度。据传那些劫机丧生者虽是伊斯兰激烈份子,但有的违反教旨,饮酒吸毒,有的男女性关系随便,因此,如果宗教不论,他们仇恨美国的最重要因素乃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汉米尔顿这样问FBI人员:「你们比任何人更深入查询、知晓这些人的生活背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为何要干如此凶恶之事?他们的动机是甚么?」

FBI人员答道:「他们仇恨美国。他们与巴勒斯坦人民认同,他们与受暴政压迫下的人民认同。他们把愤怒集中於美国。」克恩与汉米尔顿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认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冲突的消解,乃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保持长期关系的要素;美国军队在中东的驻佔乃是阿盖达行为的主要动机.」

这样说来,布殊目前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如继续不变,另一个「九一一」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二○○六年九月一日於纽

 

陈破空:内心黑暗的巨骗

● 毛那種內心無邊的黑暗,不擇手段無休無止的害人殺人,令靈魂正常的人,都不是他的對手。於是中共黨內形成逆淘汰機制,誰最惡最狠,誰就佔上風。

 
● 1959 年夏中共召開廬山會議,毛澤東將反對大躍進的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
圖為批彭場面

毛泽东,现代中国的「大人物」,家喻户晓,影响之大,远逾国界。他怎样在中国发迹?又怎样在中国横行?还怎样在国际上招摇撞骗?历经十二年潜心挖掘和茹辛耕耘,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与丈夫乔。哈利戴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新颖而翔实的史料,生动而丰富的叙事,提供令世人信服的说明。

暴君加巨骗,毛泽东的这个形象,并非张戎的塑造,乃是出自确凿的史料,真实的数据,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功是罪,是正是邪,张戎本身并没有试图评说,而是以公允而冷峻的春秋笔法,秉笔直书,予以客观展示。正所谓:事实胜於雄辩.

在张戎的引领下,穿过浓厚的历史迷雾,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一个人和一部机器的奇妙结合。邪恶所及,内斗不止,战火不绝,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在毛统治下,现代中国,再现奴隶社会,超过中世纪的黑暗。

毛泽东为什么总能「赢」?

在中共历次内斗中,毛泽东都成为赢家。赢家通吃,渐成大势。至今,有人盲目崇拜毛泽东,依据的就是他的「成功」:成功地夺取政权,成功地维持独裁。「成者为王败者寇」,许多中国人,认的就是这个理。

在中共党内,没有人能击败毛泽东,尽管许多人努力过.如早期的周恩来、王明、张国焘,后期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何以如此?就像张戎书中所展示的那样:没有底线,是毛泽东「成功」的关键.毛既没有道德底线,也没有人性底线,更没有行为底线。恰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口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相比之下,彭德怀还想「为人民鼓与呼」,刘少奇还想搞点经济建设,周恩来还顾及外交形象,换言之,他们都还存有一丝底线,他们就无法对毛完全设防,必然败落在毛的辣手之下。

毛泽东之所以战胜蒋介石,秘密也在於此。前者放纵於「唯我独尊」、「六亲不认」,后者拘泥於「忠孝廉耻」、「仁义礼智信」。之於刘邦与项羽、曹操与刘备,程度远甚。对此,张戎书中,有确切的展现,如蒋为赎回被斯大林扣为人质的长子,只得放走中共红军;后又只得放弃「攘外必先安内」之策。

无边的内心黑暗

为了攫取权力,毛毫不手软地杀人,绞尽脑汁地行骗.不仅把国民党当敌人,也把自己人当敌人。任何人对他稍有微词,就已经在他思谋的清洗之列。对张国焘挖墙,对项英设陷,对王明下毒,折磨彭德怀,凌虐刘少奇,整治周恩来,逼走林彪 …… 种种阴险与残暴,在张戎书里,得到详尽的叙述和真实的还原。

这种「无边的内心黑暗」,令人防不胜防,那些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正常人,或者接近正常的人,自然不是毛的对手。於是,中共党内,比恶斗狠,形成逆淘汰的机制。好人或较好的人,被整死或被打倒,坏人当道,恶人当家。谁更恶更狠,谁就更佔上风.毛至凶至残,最恶最狠,自然独佔鼇头.诸如陈独秀、胡耀邦、赵紫阳等,虽位极总书记,仅因良知尚存,一夕流露,就免不了出局。

毛主宰一切,连晚年的周恩来,是否做手术,既不能由医生决定,也不能由周自主,而必须由毛「钦定」。对此,其他书有披露,张戎书也予以证实。张戎书中还记载:江青能否走出中南海,也必须由毛「钦定」。

可见,那一场名为「解放」的「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失去了自由,也让中共官吏失去了自由,贵如总理周恩来、近如第一夫人江青,都不能倖免。

国际巨骗,骗尽天下人

在暴力之外,毛泽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行骗一生,骗尽天下人。号称「阴谋」加「阳谋」。对此,连外国人也上当中计〈美国人救了中共〉,〈「尼克松上」〉,张戎书中的这两题,看似耸人听闻,实则语出有据:

四十年代末,当国军追剿共军,胜利在望之际,毛、周向美国特使马歇尔低唱「和平」与「民主」的调子,请求美方施压於蒋.美方上当,强力压蒋.蒋被迫停战后,共军养精蓄锐,伺机反扑,竟至东北战事逆转.

七十年代初,中共处境空前孤立,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在共产主义阵营亦如此。毛假意联美抗苏,意欲为自身脱困,美国人轻信了毛夸大的「苏联威胁」,竟许诺为毛政权提供「安全保障」。基辛格、尼克松等人的迷失,使没落的毛政权捞到救命稻草,台湾则无辜沦为牺牲品。

实际上,美国人的迷失何止於此?从记者斯诺,到驻华将军史迪威,从特使马歇尔,到总统杜鲁门,都曾经迷失。欣闻布殊总统曾向到访外国领袖推荐张戎夫妇的《毛传》,真希望美国人的迷失到此为止。

中共的崛起和毛的发迹,自始至终,在俄国人的操控与扶持之下。张戎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外加大量数据,予以确证.仅在延安时期,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援助,每月就高达三十万美金。按年换算下来,相当於现在的五千万美金一年。俄国人全力挺毛,认定他「权力欲强」,「确能成事」。当毛成了气候,建了政,又从俄国人那里「偷走」核技术,最后却与苏联撕破脸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俄国人的后悔可想而知。

那场「革命」值不值得?

张戎夫妇的《毛传》,不仅仅写历史故事,也写人的故事。往复穿梭,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具有少见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这些故事,真实,生动,而震人心肺。景象之一:为了「革命」,共产党干部不断抛弃孩子,包括毛夫人贺子珍在内。自己的亲生骨肉或者送人,或者丢弃,甚至卖掉。书中引注一个有关陶铸夫人曾志的片断。曾志曾经三次结婚,早年在厦门搞地下工作。有一天搞「革命」回来,党的领导告诉她,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们把她刚生下四十多天的儿子卖了,党组织得了一百块钱.曾志心痛至极,却不敢违抗组织。党组织「开恩」,让曾志夫妇与孩子度过最后一天。那天,他们抱孩子到中山公园玩。

多么惨痛的情景:父母强忍着眼泪,陪亲生儿子度过最后一天;而那可怜的孩子,一来到世间,就被当作「革命」的工具,那一日,天真无邪,只顾欢笑,却不知道,这是他与爹妈相亲相爱的最后时刻!不幸的还在后头:孩子送人后,仅仅二十六天,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不久前,在纽约中华公所,举办了一场关於毛的研讨会,笔者发言时,曾叙述到张戎书中的这个片段,座中多人落泪.)

毛的冷血无情,每令常人难以置信。张戎书中,录有毛对弟弟毛泽民见死不救的一节。最令人扼腕的,则是第七章《杨开慧之死》。杨真心爱毛,却为毛所弃。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於艰困与险恶。终於,对其曾经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杨产生了深深怀疑。杨的痛苦心境,留存於她的文稿中。这批珍贵的文稿,分别於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零年从杨家老屋中发现.张戎书中首次援引,震撼世人。

毛一贯扬言:「为了革命,我家死了七口人!」所以,毛不怕死人,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为了搞军工,他「宁愿让中国人死一半!」张戎书中记载:为了发展军工业,毛不顾众人反对,有意从老百姓口中夺粮,明知会大量饿死人,还是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武器装备。

张戎列举数据:中共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四十一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如果把那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张戎沉痛道: 「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一将功成万骨枯。毛泽东一人「成功」,整个民族失败。又岂止万骨?

人们早就应该疑问,由毛领导的那场「革命」,值不值得?果然,在「革命」成功后,中共当政,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赤贫与苦难,是迫害与监禁,是饥荒与屠杀。曾志身后,留下回忆录《革命的倖存者》,流露出对那场「革命」的深深失望和痛切反省。

揭露毛、批判毛、否定毛,是打开未来中国的一把钥匙。有朝一日,毛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卸落,毛屍从天安门广场移除,毛脸从人民币上抹去,中国必将开创一个新纪元。《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人、尤其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阅读.

张戎是中共高干子弟,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或多或少曾惠及她的家庭。虽然父亲也曾是毛主义的受难人,但说到仇恨,还差之甚远.作为中共高干子弟,着书写毛,揭穿毛,比诸寻常人,有更强的说服力和穿透力。

营建一部巨着,令人想起修筑长城,她的成就,再次让世人见证「巾帼不让鬚眉」的傲岸气慨!把毛的真相披露於世,受益最大的,还是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张戎尽了她最大的义务,而对於她的丈夫,「外国人」乔。哈利戴,我们,中国人,当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和最大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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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伊战与“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先来讲一个小故事。

张三和李四是邻居。半夜三更,张三经常听见从隔壁传来小孩和女人的惨叫声。后来他才知道李四是一名虐待狂,以虐待妻儿为乐。张三看不过眼,便向居民委员会投诉李四的暴行。然而,迫于李四的淫威,其妻儿不敢公开指认其罪行,作为一个在法理意义上存在欠缺的机构,居民委员会对此无法有所作为。于是,张三依然每天晚上都要听到李四妻儿饱受折磨的惨叫声。终于有一天,张三忍无可忍,决定自行破门而入,喝令李四立即停止其暴行。李四不从,反倒用暴力袭击张三。张三遂以武力制止李四,并将其扭送司法机关。

这个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李四作为“一家之主”,有没有权力虐待其妻儿?当李四在实施暴行的时候,张三有没有权力破门而入制止之?张三的行为究竟是正义的还是违法的?张三在制止李四暴力的时候,其武力可以使用到何种限度?有人认为:李四有权随心所欲地对待其妻儿,这是他个人的私事。这种看法将李四的妻儿看成是其私有财产,妇女和孩子是无所谓人权的。因此,李四只是承担道义的谴责而不必负法律责任,而张三无权破门而入、制止李四,张三若破门而入则是违法的。有人则认为:李四无权虐待其妻儿,妻儿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处置的私有财产,而是具有完整的权利和自由的个人。因此,李四的暴行必须受到道义和法律的双重制裁,在法律暂时缺席的情况下,作为邻居的张三有权破门而入制止李四,张三的行为是正义的,是见义勇为。当然,张三对李四采取武力,以到达能够充分保护李四的妻儿以及张三本人不受伤害为限度。

推而广之,如果说“李四”是萨达姆独裁政权、“李四的妻儿”是伊拉克人民、“张三”是美国,“居委会”是联合国,那么上面的两种观点恰好对应着当前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大陆知识界在内)的对“倒萨之战”的两种截然不同看法——我倾向于将伊拉克战争更加准确地指称为“倒萨之战”,因为这场战争不是美国与伊拉克人民之间的战争,乃是美国与非法僭越了伊拉克政权的独裁者萨达姆之间的战争。美国的目的不是占领伊拉克,更不是夺取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而是结束萨达姆政权并带给伊拉克以民主自由。确实,这场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使得全球范围内保守派与左翼势力的对立空间尖锐。对立双方的基本分歧在于:反对者所持的是“国家主权至上”的传统价值观,它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一直到冷战结束两百多年间国际秩序的支点;支持者所持的是“人权至上”的新的价值观,它将成为正在孕育成形、呼之欲出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支点。我个人认同后者。

“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是当代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也是对世界民主化“第三波”(亨廷顿)的呼应,更是崭新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基础。可以说,“倒萨之战”是此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实践,但并非第一次实践——在此前的“倒米(洛舍维奇)”战争和“倒塔(利班)”战争中,它已经历了实践的严峻考验。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政权对其境内的阿族公民实施极其残酷的种族清洗政策,仅人民军的一名将军在一次大屠杀中就杀害了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六千五百名难民;奉行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拉登等国际恐怖分子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破坏文物,同样罪恶滔天。对于这类正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政权,如果按照传统的“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国际社会根本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干涉。他们要么是通过合法的“选举”上台的,要么是自己用武力打下的江山,具有某种“理所当然”的权力稳定性。在外交手段达不到效果的情况下,一旦对其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就会被说成是“侵犯国家主权”。于是,诸多国家遂选择了“不作为”。此类事件,远的有纳粹德国大量屠杀犹太人,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欧洲诸国袖手旁观了多年;近的有几年前印尼排华浪潮,数百名无辜华裔居民被杀害和奸污,包括作为“故国”的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均束手无策。

但是,如果我们换上“人权至上”的价值观来考量这些事件,种种可怕的暴行都是可以得到及时制止的。主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抽象的主权必然由具体的人权所构成。人权是主权的基础。如果主权危及了人权,那就应当舍弃主权而捍卫人权。换言之,制止此类残害生命的暴行,既符合人类心中的道德律令,又不违背国际法的思想渊源,正如被誉为“人权总统”的哈维尔所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于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于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于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于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于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我同意这种人权至上的观念:所有法律的旨归都是对个体人权的保障与尊重,国家权力的存在不能成为对个体人权的否定与侵犯。那种伤害人权的国家和政权是不值得其公民去热爱和效忠的,那种正在制造人权惨剧的国家和政权是不应当被国际社会接纳和容许的。

当米洛舍维奇肆意制造种族屠杀的惨剧的时候,哈维尔是北约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当时诸多欧洲大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们面对家门口不远处的人道主义灾难,均闭目养神、不闻不问。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之下,欧洲诸国才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当北约的行动初见成效、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暴行被有效制止的时候,哈维尔在加拿大议会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指出:“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种族灭绝的战争。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完全避免战争在当前的人类社会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绝对的和平主义亦是痴人说梦而已。既然如此,“以战止战”至少是一种“最不坏”的方式。合乎道德的战争能够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宁、自由与尊严,如同当年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一样。

二战结束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几次局部战争,其目的都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以及人权灾难的泛滥。在这些战争当中,美国也确实犯下了诸多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总体而言,这些战争均有力地捍卫了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此次拉枯摧朽的“倒萨之战”,其实根本无须为之辩护,这场战争完全出师有名,正如哈维尔所论述的那样:“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不施援手。”显然,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深陷于道德虚无主义深渊的大部分中国人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们,很难理解那些为了道德伦理价值而进行的战争:二战、科索沃之战和伊拉克之战等,无不属于此类战争。哈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类战争的本质:“不允许
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换言之,对于一个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的政权,国家社会完全有理由终结其非法的统治,并帮助该国人民重获民主和自由。

此后在科索沃和阿富汗所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哈维尔先知般的预见是正确的:塞尔维亚人民和阿富汗人民并没有为米洛舍维奇和奥玛尔“奋战到底”。虽然某些中国的御用学者及中国的主流舆论均一相情愿把米洛舍维奇形容为“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但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南联盟人民却用选票断然抛弃了这个给他们带来死亡和血腥的屠夫。米洛舍维奇试图困兽犹斗,但在汹涌的民意压力之下,不得不仓惶下台。作为一名可耻的战争罪犯,米洛舍维奇等人随即被押送到海牙国际法庭接受审判。而在满目疮痍的阿富汗,被塔利班奴役多年的人民对美军的到来欢呼雀跃,他们全力支持新政府围剿塔利班匪徒的行动。从此,阿富汗人民重新拥有了电视、报纸、音乐,以及安全、自由和尊严。尽管这两个地区的重建依然面临种种困难、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民主的方向发展。

与塞尔维亚和阿富汗的情形相似,在萨达姆独裁政权被迅速摧毁、萨达姆本人及其奴仆受到应有的审判之后,未来的伊拉克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前景——当然,任何人也不能指望伊拉克在一夜之间便摇身一变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并迅速拥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和繁荣的经济状况。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美国和国际社会有相当的耐心,更需要伊拉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一起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建立和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仍然有许多暴徒和极端分子企图通过制造恐怖袭击事件来阻止这一进程。所以,这个过程也许还会经历一定的反复和挫折,但是整个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是的,萨达姆的残暴统治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暴君得意洋洋的存在及为所欲为乃是全世界的耻辱。某些中国学者根据不久前萨达姆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的事实,便得出“萨达姆代表伊拉克人民”的结论,这个结论与“胡锦涛和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一样荒谬。但是,这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者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两千多名没有投票给萨达姆的伊拉克平民,在大选结束之后数日之内便“人间蒸发”了。他们是否被秘密处死,只有萨达姆的“共和国特别卫队”知道。在萨达姆的统治下,伊拉克的少数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如同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般。即使是被萨达姆口头“宽宥”的、叛逃后又回归的两名女婿,最终也被其残酷地诛杀了九族。因此,“伊拉克人民”不应当只享有被萨达姆所统治的“权利”,“伊拉克人民”也不应当永久地成为萨达姆的“人质”。

从“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和“倒萨之战”,美国已经逐步发展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家政策。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美国总统布什初次论述了推广民主自由价值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中东问题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世界。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它更成为恐怖主义的渊薮。美国及全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必须作出坚强有力的回应。布什总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年度晚餐会上,就中东和平前景指出:“这个地区作为全世界一部份,有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如果说他们丝毫不为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所动,这纯属有辱人格的无稽之谈。人类的众多文化各有千秋,但是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普天之下人同此心。我们渴望安全,不愿受残酷暴行的欺压,人心皆然。我们渴望照拂我们的孩子,为他们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心同此理。正是由于这些根本的原因,不论何时何地,自由和民主将永远鼓舞人心,仇恨的口号和恐怖的伎俩永远无法与之同日而语。”是的,无论肤色与种族有何差异,无论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多大的不同,自由、民主和人权对所有人来说皆是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

在此意义上,在挑战和置疑中逐渐发展成形的“布什主义”,乃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国际自由主义”。它将被动化为主动,因为单单防止恐怖事件的发生是不够的,必须要用民主制度来消灭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布什主义”规划了一个“大同”的国际发展景观。而那些宣称伊拉克等国的人民心甘情愿在暴政下生活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其骨子里才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在其“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背后,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主义”——是的,只有我们才配享有高贵的自由和民主,你们这些人根本不配;是的,我们很爱你们并深切同情你们的处境,但是你们可要老老实实地生活在你们自己的狗屎堆中啊,你们不要梦想着像我们这样过有一种尊严的生活,如果你们变得跟我们一样了,我们的同情心施舍给谁呢?在这些左派人士巧舌如簧的言谈背后,是多么肮脏的种族歧视的想法啊。在我看来,要战胜和根除此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比战胜和根除类似于奥玛尔、萨达姆这样的暴君还要艰难。但是,再艰难我们也要去努力、去奋斗。

当若干流氓国家在联合国中“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时候,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同盟”的契机就已经来临了。“倒萨之战”乃是一场人权战争,它让“人权高于主权”的崭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呼之欲出。“倒萨之战”可以说已然基本终结了基辛格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过重大影响的现实主义思维,它是美国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的使命主动承担。在此意义上,布什总统已经隐然位于“伟大总统”的行列。他带领美国,也带领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反对这场战争,但从大部分从奴役状态中重获自由的伊拉克人民却分外地感激这场迟到的战争,而历史也必将服从地肯定这场战争。

首发民主中国

“诗坛芙蓉”赵丽华:以后不想再写诗

赵丽华被恶搞伤透脑筋,沈浩波则对韩寒言辞激烈 

    在网络间引发争议及混战的诗人赵丽华和沈浩波,10日就遭遇恶搞、被韩寒攻击、支援诗人上演裸秀等事件做了回应。赵丽华称在此风波中受到了很大伤害,不想再继续创作诗歌,并说道:“不做就不做,也没有什么。”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赵丽华创作的这种类似废话的口水诗,在网络间惊现后即乍起一波春水,遭到网友们的疯狂恶搞。赵丽华10日表示,遭遇恶搞一言难尽,在恶搞中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
 
    而沈浩波认为这场恶搞就是一场闹剧,言辞激烈地说道:闹剧的主角并不是诗人也不是赵丽华,是广大网民,网民是闹剧的主角,而且不亦乐乎。网友是演员,诗人是道具,诗人满足了网友的渴望。对此,有网友表示:“我们之所以要炒得这么凶,闹得这么欢,是因为这样的诗存在。”

诗没水准但创新 

    对自己在网络间流传最广的三首诗,赵丽华认为虽然在自己的诗歌里这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弱的,但仍感觉不差,并为自己辩解道:“总用一种模式做事情很闷,我觉得这么轻松且不用劲地这么洒脱地玩一下,没什么不可以。”
 
    赵丽华认为是网友不理解,极力想说明所作诗并不是废话,用爱因斯坦刚发表相对论即遭到全世界和众多科学家反对和毕加索的作品当时也不被世人认可做比喻。此话一出,即遭网友强烈反对。
 
    沈浩波也表示不太认可,认为诗写得不是特别好,还可以写得更漂亮一些,应该让读诗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自己却写不出来。沈浩波还对赵丽华的创新给予了肯定。“赵丽华实际上写诗还是蛮唯美的,她突然放轻松一些,把包袱扔掉,写一些自由的,这个尝试非常好。” 

韩寒就是一白痴 

    有韩寒的地方,就不缺乏热闹。这场风波,也是因为韩寒的加入而登峰造极。此次,韩寒一句“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受到以沈浩波为首的诗人们组团谩骂。沈浩波对韩寒依然表现为不屑一顾,说根本没有和韩寒讨论诗歌的意思,对韩寒就是纯骂。并说道:“谁跟他玩批评,他完全是一个外行、白痴、小孩,他就是一个小张铁生,白卷英雄,他现在是一个辍学英雄。”
 
    沈浩波对韩寒的人身攻击惹起韩寒粉丝的强烈不满,在他的博客中留言:“我要是警察就把你枪毙掉。”对此,沈浩波说:“这个枪毙实际上是很让人不寒而栗的,再不喜欢韩寒也要捍卫言论的自由。但是对方不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你就可以把你枪毙掉。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话是在网上说着玩的,给了他这个权力,他真的会这样做。” 

不懂裸秀这种事 

    赵丽华的诗作被恶搞的喧闹远没有停止。近日,一群诗人在北京第三极书店举办的“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上,一位男诗人就当众扒光了自己的衣服,又给这场风波平添了无数谈资。对力挺自己的这位诗人,赵丽华颇有微词,称根本就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并说道:“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如果是精神病人,属于医生管辖的范畴;如果他打着艺术形式的旗号,他可能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大概属于艺术评论家管辖的范畴。”对行为艺术者,赵丽华很有偏见,说看不懂他们。
 
    虽然认为对方有行为艺术和炒作的嫌疑,但赵丽华和沈浩波坚决认为自己并非炒作,赵丽华称自己一直想躲避,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沈浩波认为诗人这个群体犯不着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