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印度一瞥

  去年十月底,我有机会访问印度,那是参加一个小型的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两国的能源和空气质量问题。时间很短,连头带尾才四天时间,真叫走马看花。不过还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

  出发之前先要办理签证。和其他国家办签证作比较,印度大使馆有高效方便的一面,也有低效浪费的一面。高效方便是申请表格可以在网上下载,而且本人不一定要面谈。把必备的文件准备好,送交大使馆,经过简单的审查,所交的文件符合要求,就可以等着拿签证了。不过接受申请文件的官员提出要单位介绍信。而这是在规定的要求文件之外的。好在她没有坚持,讨价还价之后也就通过了。

  可是究竟哪一天可以领取签证,只是口头的一句话,说一个礼拜之后,也没有任何文字凭证,就凭见面认识。可是到了一个礼拜后,满以为签证可以顺利拿到手,可是被告知说还得等三天,因为其中有印度的休假日,叫我们白跑了一趟。

  连下来的问题是选择航班。北京到新德里竟然没有直航航班。这样两个比邻的大国,人口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首都之间没有直航。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北京每天都有好几个直航航班,另外还有上海到新加坡,广州到新加坡等等。而北京到新德里竟然没有直航航班。我们不得不在香港转机。不但等候四个小时还要多飞一段距离。附带说一句,新德里的时差与其他所有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的时差都是小时的整倍数,惟独新德里的时差有半小时。比如新德里和北京的时差是两个半小时。北京是中午12点时,新德里是上午9:30。

  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是新德里到达和起飞的国际航班多数在深更半夜。这是其他国家要尽量避免的。有人说是和供电有关,也有人说是因为白天有空气污染,影响能见度。到底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我们的飞机经过将近六个小时的飞行,顶着时速100公里的逆风,跨越3500公里,于当地时间凌晨1:40到达。然后是排队检查护照,办理进关手续。我们来到边境检查大厅,看到黑压压大片人群,都看不到排队的尾巴在哪儿。我们足足等了45分钟,将要轮到我的时候,忽然发现印度驻北京大使馆给我的签证上面有涂改的地方。按理说,签证是不容许涂改的,这是国际惯例。当初我拿到签证也没有注意,临到进关,感觉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有口难辩。我提心吊胆地呈交护照给一位女官员。不料她二话没说,盖上章,顺利通过。从进关的这段过程我得到的印象是印度官员的素质良好,态度合作,手脚麻利,但是整体的组织缺乏效率。让几百名国际旅客等待将近一个小时,实在叫人心烦。等我们住进宾馆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接着九点钟就是会议开始了。

  参加会议的有印度政府官员,实业界的人士和学者。会议给我的基本印象有下面几点∶首先是印度整体的能源消费水平比中国差得远,这和印度的人均收入有关。其次是能源使用效率中的问题很多,浪费不少。总起来看,是市场的发育不足。但是大家寄希望于政府和计划。这一点比起中国朝野对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看法颇不相同。再就是印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行政权力受到很多制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比中国低得多,想做的事往往做不成。政府各个部之间相对独立的倾向很强,因而合作困难。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言论完全自由,舆论的监督很到位,但是贪污盛行,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好。我曾经问印度朋友这是什么原因。他和另外几个印度人商量了一会儿回答我说,因为取证困难,法官难于判决。我想起菲律宾也有类似的情况。不但贪污犯治不了,连强盗绑匪也治不了,因为取证困难。换句话讲对人的保护有点过了头。我们这里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对坏人要专政,因而往往误伤了好人。在印度则相反,是包庇了坏人。可见要做到公正合理是非常困难的。

  拿电力行业来讲,印度的农村电气化也远不如中国。中国的农村中99%的村庄都通了电,但印度则大约是80%。还有一个奇怪的比较。在中国农村电价都比城市电价高许多,但是在印度农村供电的主要问题是农民用了电不付电费。因此电力行业亏损,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巨大的宣传运动,教育农民用电付费。环境保护和发展能源行业的矛盾很突出,这个问题唯一都出路是政府间的协调,而这在印度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环境保护的措施不够完善。

  印度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当低。但是因为有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金融业得到良好的发展。金融业是最需要规则和信用的。印度的金融业就远比中国的好。风险很小,效率很高。法治也保障了个人的安全,虽然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犯罪率比较低,百姓间相处比较融洽。新德里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有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划分。穷人富人在一起相安无事。在新德里看到的贫富差距比在北京看到的更严重。这倒不是他们的差距更大,而是他们没有户籍等限制,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进入城市。我们在马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学龄儿童,或者卖旅游纪念品,或者乞讨。人数之多超过在中国大城市中的十倍。看来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十分为他们的将来担心。在中国贫困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而在印度看不出希望何在。儿童失学意味着下一代的贫困。起初我还以为大多数印度人都能讲英语。后来问当地的朋友才知道,只有1-3%的印度人能够讲英语。这个比例不见得比中国高。

  印度的知识分子更少市侩气,他们风度翩翩,颇有英国绅士气派。他们有责任感,对工作兢兢业业,专业知识良好。但是在我看来,过于相信政府,相信计划,是他们的通病。我不是说政府不好,计划不好,而是说我们无法保证政府的决策都是对的,计划都是符合实际的。中国人吃这个亏吃大了,深刻懂得坏计划的危害性,而没有人能够做出权威判断,哪个决策对头,哪个计划符合实际。市场虽然有盲目性,但是它最后能够自我纠正。不要希望什么弯路也不走。人类发展从来都是曲折的。总体上说,市场能够让我们少走弯路。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来到当地最著名的文化古迹游览,叫做Qutab Minar。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艺术价值十分类似故宫,但是风格完全不同。它由许多精致的建筑构成。大多数是皇帝和皇后的陵墓。印度人不像中国人,把死人埋在地底下,而是把大理石的棺材放在地面上。如果讲建筑的美,Qutab Minar远胜过故宫,故宫中也许只有御花园例外。我认为建筑师所认定的目标不同。故宫追求的是雄伟和威严,用巨大的对称布局和孤独的高墙突显出皇帝的高不可攀。这样就牺牲了美。印度的大部分建筑是用来怀念故人的,里面放置着灵柩。包括离新德里200公里的泰姬陵,追求的就是美。要想真正感受到建筑的美,必须来到印度。可是奇怪的是这么好的地方,竟然没有多少人来观光。我们去的那天。门可罗雀。这和故宫每天熙熙攘攘的热闹劲,简直是天差地远。另外印度名胜古迹的门票价格还分本国人和外国人,二者相差将近十倍。同样是WTO的成员国,印度履行义务的状况似乎不如中国。大概因为访问的人太少,收入不足以维护建筑物,所以显得破落。这样好的遗址没有良好的保护,前景十分可虑。此外,我们又游览了著名的红堡,印度凯旋门等,这些地方不收门票,游览的人多一些。

  匆匆忙忙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最后剩下的时间用来采购。我们的出租车穿过了新德里和老德里的大街小巷。让我们看到了落后的交通设施和拥挤的从原始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混杂穿梭而行。后来我们来到专门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买了些好看无用的纪念品。然后想买印度特产,如茶叶,香料。带回去赠送给亲友。我们请出租车司机找一个超级市场,然而他兜了半天圈子,来到了一个商业中心,有许多店铺,可就没有超级市场。后来回想起老早就有人告诉说,印度是没有超级市场的。同样地印度也基本没有高速公路。这两件大大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印度既然拒之门外。印度是一个古老,而且传统非常强的国家。不要说外国的东西接受起来有困难,连本国内部之间的交流也不容易。印度是一个多民族,而且是多文字的国家。钞票上写满了不同的文字。各个邦之间的沟通,不论是语言或文字都不那么容易。因此各个邦和教派之间经常发生剧烈的流血冲突。看看印度我不得不感谢秦始皇。虽然他所建立的皇权制度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他统一了文字和语言,使得内部交流,人员往来容易得多,互相了解深刻得多,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中印两国相同的地方很不少,相异的地方也不少。最令我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印度青年人结婚时是女方出嫁妆,而在中国是男方赔彩礼。照我的理解,男方赔彩礼从经济上看是对的。因为女孩子扶养成人 父母的心血,经济的负担都不在少数。结婚后女孩子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女方父母获得一些彩礼,补偿一下应该说是情有可原的。我问为我们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在印度是女方赔嫁妆。没想到他的说法同样有理。因为女方出嫁之后,这一辈子要在男方家庭中生活,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费用都要男方来承担,所以要求女方一次性地把今后几十年的生活费用交付给男方。男方愈是有钱,生活愈好,女方应付的嫁妆也愈多。他说现在女性上班的人增加,女方自食其力的趋势使得嫁妆的要求在降低。他还自我介绍说,他结婚时获得女方的嫁妆相当于五千美元,在一般民众中算是比较高的。我问起参加我们会议的知识分子,这种习俗何以能够维持,得到的回答是使得婚姻在相同的社会等级之间进行,穷人不可能把女儿嫁给有钱人家。这使得印度社会的垂直流动更为困难。同样使我难于解释的是,不管结婚时是男方出钱或者女方出钱,中印两国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都是女婴严重不足。将来都会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成为头号的社会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发展娼妓业恐怕是唯一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的方法。

  四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第四天一早我们登上返程航班,驾着时速100公里的顺风,飞行四个半小时回到了香港。在飞机上最使我难于忘怀的是那许许多多在马路上行乞的儿童。谁能帮助他们回到一个正常的未来。

著名诗人林庚辞世

“天堂里,多了一位诗人;燕园中,少了一位良师”

 

  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和诗歌中心主任,并曾任北京市文联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也有突出贡献。

  “清蓝的风色里早上的冻叶/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林庚先生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秋之色》仿佛正是他自己离开尘世的预言,他在秋日的晚上“打着口哨子去了”。10月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发出讣告,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因病于2006年10月4日19时宁静离世,享年97岁。

  离世很突然

  林庚先生育有两女,老伴已经去世多年,他和小女儿的孩子一起住在北大燕南园。林庚先生的大女儿称,“当晚,他正要吃晚饭时感觉不对,医生到家里来抢救,但没有抢救过来,然后就走了。”她说,父亲在过世前身体一直很好。

  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说,4日晚上接到电话后,自己马上赶去林庚先生在燕南园的寓所,但此时抢救已结束,林先生已经离世了。林家家人告诉他,林先生在晚饭前还不住地感谢小保姆多年的照顾,晚饭时分就悄然辞世,前后不到十几分钟。在网上,许多北大教授和学生纷纷对林庚先生的离世表示哀悼。

  尊遗愿丧事从简

  记者赶往林庚先生的住地时发现,灵堂设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挂着一张约12寸的遗像,地板上摆放着鲜花。

  林先生的大女儿解释了丧事从简的原因,“父亲生前就表示,希望让他安静的走。”她告诉记者,父亲在生活方面很简朴。

  他说过,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最重要的是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蒋朗朗说,“学校没有为林先生布置灵堂,这主要是尊重林先生生前以及其家人的意见。”他表示,林庚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6年10月12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厅举行。

傅国涌:“我不相信”

在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的铺天盖地的莺歌燕舞,看到了涨满整个画面的欢声笑语,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50万盆鲜花装饰的“盛世”…… 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巫师般的灌输、明谕、暗示,使许多人丧失了正常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如同天真的孩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误将狼当作外婆。当我们看到那些夸张的幸福面容,听到把五十七年前的那一天当做“祖国的生日”时,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无言以对的超级“幽默”,在他们的心目中,祖国就这样和一个政权简单地划上了等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巫师的宣传真是成功,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朕即国家”的现代版还将继续演下去。

在歌舞、欢笑和鲜花的海洋中,刹那间,我们仿佛迷失了自己,失去了日复一日对众生苦难的知觉,失去了所有对时代压抑的痛感,失去了对社会丑恶的体验,如同一下子掉进了一个用一切美好的词汇和画面构造的窟窿中,怀疑起社会人生的真实性。好在这样的感受转瞬即逝,对于一个还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于每天为生存而奔波、挣扎、焦虑着的人们,虚幻的庆典终究与自己的生命没有切身的关系,我们要面对的还是自己的日常生活,面对每个角落正在发生、不断在发生着的不公、不义、不安,这些在电视画面上不可能出现的镜头,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不能回避。这个经历了无数大浩劫、大灾难、大动荡的民族,见证了太多的不幸、苦难和牺牲,而今早已麻木。社会的变化之快更是超过了人类的想像,断裂的鸿沟已横亘在大地之上,在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强势的力量主宰着这种变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希望这个词正变得越来越虚无。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走出这种虚无?似乎只能归结于天意,而天意从来高难问。

处在千年重压下的中国人常常喜欢讲因果,凡事总是有原因、有根由的,这样就回到了老黑格尔的命题上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哲学未免太可怕了,它给一切现存的秩序提供理由。五十七年了,难道我们还要在早已破灭的梦中继续找生活吗?难道我们还愿意用谎言的烛光照着自己在幽暗之中生老病死吗?难道我们还要在长满苟安花的草坪上舞蹈吗?难道我们还要用自我欺骗的语言不断地唱出动人歌谣吗?难道我们习惯了说“是”的嘴巴失去了说“不”的能力?我不相信,即使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即使苦难是我们永远的宿命,至少我们还可以重温诗人北岛的诗句,大声地喊出“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刘晓波:三玩市长和白痴部长

● 湖南郴州市官场全盘腐滥,市长雷渊利自承认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部长。市委宣传部长意识形态白痴,但封杀媒体是高手。  

○○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郴州官场「漩涡」》的报导,由该刊记者曹昌撰写,介绍了湖南省郴州市官场群体腐败大案,卷入其中的官员有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雷渊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整个案子涉及一百五十八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

在中国严酷的新闻环境下,官方媒体腐败大案的报道极为谨慎,只有在配合中央政权的特定政治需要时才会透露一、二。即便如此,有关地方政权倾巢腐烂的大案也不止一宗,比如,沈阳市的「慕马案」,山东泰安市的「胡建学案」,都是整个市委市政府全盘腐烂的案例。

如此白痴,却大事小事都要管
看到这类腐败大案,固然令人气愤,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郴州市腐败大案中的某些细节却让人发笑,如同读网络恶搞的笑料。

比如,已经被双规的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郴州宣传部举办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樊甲生看到节目单中有文革样板戏京剧《林海雪原》中一出《打虎上山》,居然对晚会操办者说:「老虎是重点保护动物,怎么能打呢?」部长大人一问,此节目便被剔除。

一个地师级政权的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居然对中共的红色文化完全无知,白痴到恶搞红色经典的程度,大概也该算是中共官场的奇观了。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文化白痴不仅能当上一级政权的意识形态主管,且一旦当道就霸气十足,这位名叫樊甲生的白痴官员也不例外。据介绍,在郴州市,樊甲生的权力之手伸得太长,凡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事情,诸如舞台上演甚么节目,影院里放映甚么影片,报刊登甚么文章,无论大事小情,他不仅都要过问,还要一言九鼎!

樊甲生虽是文化白痴,但在严控媒体和封杀新闻这点上,他非但不白痴,反而具有先知般的精明,早在中共中央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前两年,为了保护当地的高官及其权贵利益集团,樊甲生已经在本市出台了针对新闻媒体的更为严厉的管制规定。二○○四年,郴州市纪委和市委宣传部联合下发文件〈关于接受新闻采访、提供新闻线索及新闻发布的有关规定〉(郴宣联 [ 二○○四 ] 1号),针对媒体明确提出「四不准」要求:一、在未经市纪委或市委宣传部的批准下,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市外媒体记者;二、不得通报重大案件、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三、不得对外提供新闻线索;四、不得随意召开新闻发布会。

有趣的是,今年六月一日,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并撤销一切职务后,宣传部长樊甲生立刻就李大伦被双规向全市的新闻单位发出「三不准」禁令:一、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二、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三、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但仅仅两个月后的八月,樊甲生本人也被「双规」了。只是外界不知道,这位市委宣传部长针对媒体制定的那些禁令是否也因此作废。

官员白痴是中共官场体制产物
在中共官员越来越「知识化」和「高学历化」的今日官场,为甚么如此白痴而霸道的官员能够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呢?

据〈郴州官场『漩涡』〉一文介绍,樊甲生的高升得益于该市党政一把手的赏识,特别是市委书记李大伦非常看重樊甲生的活动能力强、头脑灵活和会办事。所以,樊甲生才能一路飙升,在安仁县相继被提拔为常务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二○○三年,李大伦将其上调郴州市委常委班子。当地老干部都说:「樊是坐直升飞机登上市委宣传部长的宝座的」。

樊甲生坐上宣传部长高位后,更是有了溜须拍马的方便。市委书记李大伦喜欢附庸风雅、舞文弄墨,还是湖南省作协成员。他曾出过两本书,诗集《岁月如诗》定价三十八元,《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四百一十八元,全是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摊派。就在李大伦被双规前的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及散文作家来郴采风座谈会在郴州五连冠酒店召开,座谈会由樊甲生一手操办,邀请李大伦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腐败型官员大都好大喜功,挥霍无度,李大伦也不例外。他主政郴州期间,大兴各类政绩工程,开发过武陵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等一系列重点工程。他要求下面的各县也大搞政绩工程,每个县至少要搞一个大工程,否则的话,县太爷的乌纱帽就难保。李大伦喊出的最著名的口号是:「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口号被善于溜须拍马的下级官员贴到各县的公路两旁,并因「嘉禾拆迁案」中的激烈官民冲突而变得全国知名。

当然,政绩工程的背后是乌纱帽驱动,乌纱帽背后是官员个人的既得利益驱动。经湖南省纪委查证,李大伦的「贤内助」陈立华先后收受工程开发商的贿赂高达四百三十万元,这还不算陈立华作为「长沙名锐实业」的股东所分得的红利。

自承三玩部长名副其实
再看被判处死缓的郴州市市长雷渊利。这位市长在郴州名气第一,被当地百姓戏称为「三玩市长」。

第一玩权,他早在担任永兴县书记时就搞了全国知名的政绩工程「人民大会堂项目」。该项目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大礼堂,为全县二十余个乡镇各建一个会议厅,工程款由各乡镇承担。

第二玩钱,不要说他在任期间大搞政绩工程所挥霍掉的民脂民膏难以统计,仅在起诉书上列出的贪污、受贿和挪用的金钱,就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万元。

第三玩女人,他在郴州市究竟玩过多少女人,已经难以统计。仅该市百姓能够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九人。对此,这位市长在自己的悔罪书也供认不讳:「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身陷囹圄的雷渊利还向审讯人员感慨道:「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十二位。」

如此党政一把手提拔的宣传部长,怎么能不好大喜功,又怎么能不是白痴呢!

党政一把手好大喜功,宣传部长自然要投其所好。樊甲生为了配合市委书记李大伦的政绩工程,也提出了「提升郴州的城市品位,加快推进郴州信息化建设的步伐」的口号。他在该市五岭广场兴建了面积约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全彩电子显示屏,以凸显这句口号。据介绍,这个大型显示屏造价为一百八十多万,但工程完工后竟支付了六百六十多万。

郴州的另一财源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总储量占湖南省煤炭资源的三分之一。所以,郴州全市有多达五百五十六家煤矿企业(还不包括非法煤矿),但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仅二十一家。

郴州市从上到下的腐败官员几乎全部插手煤炭行业,李大伦就接受过永兴县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彦富等人行贿八百余万元。樊甲生本人也从四个煤矿中获得钜额利益。同时,樊甲生得到上级赏识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第一时间封锁严重矿难事故的消息。所以,在湖南,樊甲生还被媒体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长」。

胡锦涛上台后大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要求党员们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和党的光荣历史,以提高官员们的政治素质和为政道德。然而,从郴州市官场的群体腐败案看,中共官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三玩干部」上;从该市宣传部长的白痴水平看,中共官员的政治素质主要表现在审查和封口的严格上,甚至严格到了「恶搞」红色经典的程度。

「三玩干部」和「白痴干部」一起恶搞中共,中共恶搞中国。

○○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开放10月号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说毛建国初有「很高威望」的人,不知道毛从井冈山起就一直以血腥恐怖手段来建立权威,笔者小时候看到长辈对镇反杀人的惊恐之状毕生难忘 . 


● 澳洲媒體評論張戎毛傳所附漫畫,指毛浸浴在中國人民的鮮血中。

张戎毛传中文版出版后,最早读到的朋友和读者都评价很高,「很精采!」「太棒了!」「忍不住一口气日夜读完」,「超过所有写毛泽东的书」 ……

一位出身于湖南演艺界的朋友,曾三次接触过毛泽东,也认识一些知情者。他说,张戎把毛泽东写活了,毛就是那样一个说话血淋淋、残忍至极的独裁者。他相信书中的史料是可信的,因为书中提到的事凡是他知道的,尤其是湖南部份,都是与事实吻合的。一位从伦敦打电话来的读者说,英文版早已看过,但还希望再读中文版,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陆已听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说过,中共官方的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能相信,张戎这本毛传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北京的友人告诉我,在中文版大量发行后,支持张戎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另一位朋友甚至说,某些学者批评这本书是因为酸葡萄的心理。

一位著名学者如此评毛

日前读到一位著名学者评毛泽东功过的最新文章,不禁感到,学者身份确实很权威,但有的未必名副其实,这些人理论讲得好像头头是道,但却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就如这位名学者,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政权的认识,实在比作家张戎差多了。

这位学者说,毛泽东和共产党革命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帜,反对蒋介石独裁和一党专政,是建国后才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建政初享有很高的威望,并非凭空而来,是因展现的道德力量才使人敬佩和臣服。

实际上在整个中共历史中,中共公开讲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一党专政,只是在抗战胜利在望的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底国共内战全面开打之间短短三四年时间,而且只说不做,是一种对外宣传(见笑蜀着《历史的先声》)而已,与此同时,中共在它统治的延安和其它「解放区」,实行的恰恰是毫无自由民主可言的极权统治。张戎毛传第二十八章指出,中共在这段时间突然做出「期望美国式的民主」的宣传姿态,是为了阻止美国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中共一九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曾建立过两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式上完全是仿苏的极权社会(见张戎毛传第九章〈第一个红色中国﹀)。中共长征后抵达陕北建立的第二个红色政权陕甘宁边区,同中华苏维埃政府一样也是实行思想专制,严密组织控制的极权社会。此不单张戎毛传有全面介绍,南京学者高华研究延安整风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无数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中共革命者的回忆都可以作证。

当年很多知识分子,包括章伯钧这些自由主义者是轻信了中共在重庆的自由民主宣传而上当受骗,如果今天仍然相信这套欺骗说词,就未免太肤浅幼稚了。

至于所谓毛政权建立之初因巨大道德力量得到人民拥戴,这恐怕是中共制造的一个神话。事实上,如果没有血腥屠杀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民心生恐惧,中共这个新生政权(包括前两个地方红色政权)是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威望」的。

江西红色政权恐怖统治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AB团来营造恐怖。有关这场恐怖的血腥和残忍,除张戎毛传,与香港记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也有大量披露。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AB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周恩来初来瑞金时,对毛的肃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肃反是错误,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周恩来手下的政保人员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发现不采用恐怖手段中共统治就有危机,于是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份子。」

恐怖制造人民拥戴神话的反证

在这里,恐怖对制造人民拥戴的神话的效应从反面得到证明。在中共前后建立的三个红色政权中,人民发牢骚,政权威望受到挑战,恰恰都是在政治气候相当宽松,恐怖力度相对较小之时。张戎毛传第二十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对比了延安整风前后的气氛。斯诺夫人海伦对张戎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对毛不敬),七年后没有敢这么说,冷嘲热讽、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一九四四年六月延安关闭多年后第一次允许记者来采访,重庆记者赵超构发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问题问过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坚决否认他们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风前敢写文章批评中共等级制度的作家王实味则声色俱厉的自我批判,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 宏 大量 …… 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再一个例子是五七年反右前后,这大家已知,不再赘述。中共第三个政权之初的「威望」是靠几场遍及全国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运动。第一是土改。张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即所谓解放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份农村都经历了土改,被斗争的受害者起码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亡难计其数。恐怖产生了毛泽东期望的效果,给毛泽东的土改报告说「人人害怕」,「农村极度紧张。」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看到河北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份被消灭」,「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为打赢内战,中共将解放区变成战争机器,向农民征夫、征粮、征钱。大多数农村青壮年被征调作为支前民工,仅淮海战役,征夫就高达五百四十万人,被征调的粮食 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 .因为土改的恐怖,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要表现积极。这就是全中国农民踊跃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战争的秘密。「解放」全中国后中共又在占人口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展开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残忍,连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无限痛苦」流泪,在日记中发牢骚。

用镇反恐怖建立新政权权威

然后是一九五○年十月发动的镇反运动,毛指示要大捕大杀,而且要「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大规模公开枪决,恐怖笼罩全国。张戎说,仅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人次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位英国女子目睹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在路上行人看见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过。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新政权大开杀戒「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称全国杀了七十万人。其实不止。这就是中国专制帝王惯用的杀人立威,毛泽东用镇反的红色恐怖来建立新政权的权威,使人心生畏惧而不得不臣服。

文革时的一九六九年我就读的成都一中实行军管,军管头子深谙共产党恐怖手段秘诀:每当觉得当过红卫兵的学生不好管时,就会在学校高音喇叭中紧急宣布学校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比如反动标语之类,要各班学生立刻回教室抄毛主席语录对笔迹,搞得气氛非常紧张恐怖。军管头子私下对人说,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阶级斗争一抓﹃人﹄就灵」。

最近四川一些作家说四川镇反全国杀人最多,杀了五十万,仅成渝(成都重庆)两地即杀了二十万。这一场杀戮将承平已久的成都人完全吓怕了,我依稀记得幼时皇城埧(现成都天府广场)开公审大会,才二十多岁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杀人,吓得事后几天都吃不下饭。又听父母说到,那些朋友几天前才见过面,突然听说被镇压了,使他们很惊恐。

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最早的记忆。当时镇反杀人最多的刑场是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的昭觉寺。由于杀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样,镇反杀人被成都人称为「敲砂罐」,「昭觉寺敲砂罐」随后成了意指枪毙的地方俗语,伴随我长大。

人人活在恐惧中

接踵而来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 …… 整人运动不断,还有密如蛛网的群众监督,使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连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也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那一边。我母亲有一个朋友在毛泽东时代十多年一直处于高度恐惧中,他怕听「份子」两个字,每天一到黄昏心里就发慌。文革后披露的数据显示,那些为红朝高唱赞歌、地位显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内心也深藏恐惧。

有些人在文革后解释他们当年为甚么要参加批胡风、批右派,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如果他们足够诚实的话,应知道他们根本是因为恐惧才说违心之话,做违心之事。有不少知识分子自以为他们是真心拥护热爱共产党,但这种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转化而来的,这种微妙的病态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面对主宰自己生死的强大恐怖力量,将内心的恐惧下意识地转化成效忠臣服乃至爱戴,是人为生存的自我心理调适,它能使人获得虚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检视我自己在毛泽东统治下度过的青少年岁月,实际自己也患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非常深切的亲身感受,有机会我会将这些经历写出来。

的确,中共政权建立之初享有很高威望,并非凭空而来,但使人民臣服的不是甚么道德力量。而是空前的恐怖力量,就如张戎所言,恐怖是毛泽东的权力基础。

首发开放杂志10月号

何清涟: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能够治理腐败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成了近来的热门话题,中国大陆媒体的主要论调自然是称颂中共高层铁腕反腐、陈良宇及上海帮落马大快人心之类。海外英文媒体的分析重心集中于一点:反腐只是权力斗争手段,目的是为了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人事安排洗牌。

认为此次反腐意在权力斗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根神经末稍,统治集团早就在政治保护关系的作用下编织了一张所谓“义务网络”。这张“义务网络”的基本规则是互相保护,如果某人落网而得不到保护,咬出同伙的可能就威胁着其余未落网者。也因此,陈良宇之类高阶贪官要落马,唯一的可能是政治上失势,保护伞失灵。

剩下的问题就是讨论这种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败能够治理腐败吗?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用“盗贼”借喻贪婪无耻掠夺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的统治者,其实也不过分――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

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二是“盗贼统治”的国家。而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

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产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

而中国现政权则集中了所有的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而四类盗贼型政权采取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产业管制制度被官员们作为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矿、金矿与其它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控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土地国有化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象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用低价逼老百姓出让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这次倒台的陈良宇牵涉了十几家大房地产开发商,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地方政府狂热支持,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而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偏爱某种类型的改革。中国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远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国有企业改制,证券市场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状态的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成了富翁。

上述这些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使这个政权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现阶段中国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拥有永远掌权的自信,掠夺而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于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偏好移民它国, 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利用反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却不想正本清源,重构政治制度,那就无法有效地打击腐败。在中国这样一个“盗贼统治”的极权国家中,这种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反腐败只会导致一个结果:使国家的帮派政治得到更强烈的催化剂,促使官僚集团更加倾向于只向自己的政治保护者效忠,而义务网络的编织会越来越趋于完善,腐败犯罪向更高形式发展。

王 丹:重视中国政府黑社会化现象

70 年代末,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即:以经济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以极权政治运作保证政治稳定从而保证经济改革和发展。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确实有高速发展,但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如邓小平之愿带来社会满意和政治稳定,而是导致许多问题和强烈的不满。而稳定越来越靠镇压来维持。近年来,镇压出现了新的动向:越来越以黑社会化运作暴力方式来制造恐怖和报复反抗者。这一动向,引起关注中国进步的人们的义愤和焦虑。

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是一批海外中国学者创办的独立民间研究机构。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发展面临的政治问题、条件和选择,并且在公共空间中发起和推动对这些重大课题的关注和辩论。为唤起更强烈的公共关注并制止这一倾向,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在 9 月22 日召开了”中国政府黑社会华滥用暴力问题研讨会”,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和讨论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的现象、性质、原因、程度、后果、前景和出路。在这个会议上,我的观点浓缩起来是这样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对中共的国家暴力问题逐渐淡漠。一直到了”六四”,中共政权的暴力本质才再一次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不太遥远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暴力始终是中共统治的基础和维持统治的秘诀。

1950年代,共产党在大陆面临建立与巩固新的政权的挑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部分地取决于并且决定着政权的性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采用了政治暴力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这就是著名的 “红色恐怖”:土改,肃反,三反五反,胡风事件,反右运动等等。政治运动自从1949年之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每次政治运动,带来的都是残酷的镇压以及社会恐惧心理的滋长。历史可以看到,恐惧的阴云逐渐积累,一直发展到了狂风暴雨的顶峰 —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暴力与社会恐惧相互交织的历史。离开”恐惧”这个词,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政权以及它带给中国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政治暴力并不仅仅是极权制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质。政治暴力的运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政权,更在于行使政权。已往我们都认为国家暴力只是维持统治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共这个通过暴力建立政权,并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得到很多指导的政党来说,暴力本身就是他们执政的一种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正如 Stephen Cowtois在《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中所说:”(共产国家)把镇压当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恐怖成了”继续革命”的内容,有了意识形态性。”。犹有甚者,中共通过暴力调动国家机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的恶的部分可以与恶性的制度相互配合,这成为了中共统治的秘诀。

极权制度为什么采用暴力手段?国家暴力是如何以及通过怎么的机制实施的?国家暴力背后的文化,历史与政治渊源是什么?暴力是极权制度的本质还是手段?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认真思考。

RFA

胡 平: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

毛泽东死去整整三十年了。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还不是来自对有关历史事实的不同认定,而是源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推理逻辑。

有人说: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当代人要么是受益者,要么是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客观冷静,所以对毛的正确评价还需留给后人。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古人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由于人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结束后才能作出结论。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年了,凭什么还不能对他盖棺论定?

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不等盖棺就可以论定。譬如一个系列杀手,只要他杀人的事实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杀人犯,是个坏蛋,我们就有权对他绳之以法,乃至判处死刑,哪怕他还很年轻,远远没到自然死亡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几起)十分严重的罪行,我们就有权对他定性下结论。

毛泽东正是这种人。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几位,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这里还暂且不谈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如果你对这些事实都大体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们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什么?照你说,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注意:我们说毛泽东是暴君,并不是仅仅基于受害者的立场,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善恶标准。笼统地说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错,在任何时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时代,也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 ,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应该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并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别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么,虽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加害者表示抗议。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也许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这就叫公理。这就叫公道。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赞成对毛泽东进行三七开或七三开一类评价方法。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于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 “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当然,毛泽东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和后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六十年了,有关希特勒的论文和书籍至今仍层出不穷,也有个别人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会改变世人对希特勒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同样地,毛泽东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也是不可改变的。

RFA

綦彦臣:我愿意在这样的虚构中体验!

电影《约瑟的故事》评论(3之3)

埃德南,波提乏的凶恶且重要的助手,后来侍候约瑟的善良且欢快的管家。由于环境的变化,恶者变成了善人。

以《约瑟的故事》中这个次要人物来核对《圣经。旧约。创世纪》,我发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即《创世纪》并无此人。

这是一个现实的遗憾,因为我们无法用现代的艺术去改写古老的文献。但无论如何,在细节上,我对波提乏安排埃德南去侍候被任命为宰相的约瑟之行为,表示怀疑。

怀疑这是一个安插耳目的行为。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的妄猜成了可笑的无知。同时,也印证了不管我多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皈依基督,但我的文化遗传基因还在顽强地工作。中国人、汉文化,那种并不高尚的“警惕”成了我不止一次体验但又积习难改的内心活动的第一反应。

埃德南曾经请求骤然而贵的约瑟,宽恕他对后者所做得不少的恶行,比如在约瑟初被卖为奴时,他因约瑟坚定的信仰而加重后者的工作量,完不成时即加以殴打。这些理应受到报复,但约瑟没有,他对不得已屈服的埃德南说出了:“饶恕比仇恨更伟大”的誓言。从此,埃德南成了约瑟的忠心管家。

这就是宽容的收获!

与当年埃德南踩住约瑟头质问“你的上帝在哪里”相比,埃德南在麦仓中逗约瑟的两个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那样欢快的情节,一个恶人因跟从一个善人而变善了,这不能不说是平凡生活中上帝显示给人们的启示。

对于这个虚构的埃及人,我宁愿相信他是个真实的存在!

对缺乏历史知识的那些信徒来说,“埃及”是一个永远的反义词。甚至“剥夺埃及人”(spoil the Egyptians)也变成了成语──成了剥夺敌人财物的同义语。但是,要没有波提乏的明智,约瑟也许早死于欲火中烧的埃及女人的诬陷了。

上帝借着埃及的地力与财产养育以色列人,这是他伟大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上帝也借约瑟的行为,向埃及人展现了他的大能!波提乏敬佩约瑟坚守信仰的真诚精神,终于在自己信奉的阿蒙(太阳)神与约瑟信奉的唯一神耶和华,做出了明智的妥协。他对升为埃及宰相的约瑟说:“愿你的神保佑你,也保佑埃及。”

没有上帝给予约瑟的智慧,埃及就无法渡过七年大饥荒。

与“虚构的埃德南”相比,因渎职而入狱的法老的酒政与膳长却在《创世纪》中有记载,尽管没详具其名。

可恶的膳长在进入监狱之初,狠狠地抽打了身为犯人的约瑟一顿,声言为波提乏妻子的名声而为。连波提乏本人都不再提及那场本为冤案的丑剧,膳长之为就显得多此一举了,甚至很可笑!当波提乏要让约瑟为酒政与膳长解梦之时,膳长仍然瞧不起约瑟,竟自嘲自己已经沦落到要奴隶解梦的地步。约瑟告知了酒政,三天后官复原职。膳长怀着侥幸一试的心情要求解梦。善良的约瑟不忍说出膳长将在三天后被砍头的预言,以免使之伤心,虽然最终在逼迫下不得不以实相告。

《圣经》中解梦的概况有之,但细节仍由《约瑟的故事》的剧作家来虚构。这当然也是基于约瑟宽容、智性、善良之性格逻辑的虚构,而其中最大的人性丑陋得以避免。如果仍按“我的逻辑”即波提乏将埃德南送给约瑟是用来“安插耳目”的理解,那么,在膳长被处死时,约瑟完全可以开怀大笑或喜极而泣。

约瑟没有按“我的逻辑”去做。如此,证明我的(文化基因)浅薄已经不足为道,恰恰相反,约瑟把从他的唯一神那里得来的智性恰当地使用了,而没有用于私愤的发泄。假如一定要借此发泄私愤,完全可以在说给膳长解梦结果之前,哈哈大笑。再阴险一点的是,告诉他完全相反的结果。

约瑟因为他的信仰,使恶毒的报复与自己无关了。

《约瑟的故事》成为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好的影片!

就《约瑟的故事》之整个场景设置而言,它的“低亮度”增加了它的历史凝重感与神秘感。作为一个“冒充的”评论家,我几乎对国外重要演艺家、导演及著名制片人,一无所知,但是整个影片对埃及王宫的“复制”成为一项杰出的艺术成就。还有,就是它的音乐带着埃及的富丽、雄厚乃至有些虚张,也成了影片富具感染效果的一部分。

唯一不足则是:约瑟入狱时的辅助场景──狱卒鞭打已服刑犯人的场面过于应景化。其他呢,则无可挑剔。

在虚构中诠释宗教的历史,在宗教的历史中为虚构找到逻辑起点,恰是该片的核心成果。这个荣誉当归于剧作家深厚的宗教历史学养,及制片人对此的灵犀之悟。

什么时候能见到一部如此恢宏的国产宗教片呢?也许这个提问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根本就不用解析的荒诞之梦。因为我们除了胡言乱语的“英雄”之外,根本就不曾有过宗教。

(2006年10月5日凌晨,定稿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徐文立:朝鲜核试的最大受害国必定是中国

毛泽东当年妄图称霸世界,建政之后就更是一面倒向前苏联,同时养了几个虎狼小国作盟友;毛泽东的继任者依然如故,称霸世界的梦,至今不醒……。

尽管毛泽东和他中共的继任者这样一厢情愿地一面倒向前苏联和俄罗斯,前苏联和后苏联也并没有放过中国,除了保护外蒙独立,而且继承沙俄占去了中国最大的固有领土,甚至几次险些在中苏边境酿成大的战端。至今,中国人在俄罗斯受到了欺辱甚至被无辜杀害,中共政府也基本上是装聋作哑,似乎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

所谓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人眼看着敌手吃着中国的粮食,穿着中国的衣服,拿着中国的枪炮打我们的中国士兵:“高山下的花环”尚未凋谢,中共政府就又急着和人家握手言欢了。中共总是忘不了那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头头梦。

中共对朝鲜这个难兄难弟更是自作多情。现在的史料早已证明,所谓的“抗美援朝”,完全是毛泽东伙同金日成还有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当然,中共海外的喉舌“凤凰台”的评论员们至今不敢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凤凰台”的评论员们现在不但敢骂金正日,也敢骂金日成了。

这才叫:养虎为患,自作自受 !

这一切说明,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地缘政治学才是指导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

其实,这一点中国人在古代就懂得,被简约为“远交近攻”。

到了当代,倒不一定非要“远交近攻”,至少不要可笑到“远攻只近交”吧。

现在,中国的大麻烦来了。

穷凶极恶的金正日,不顾几百万人活活饿死也要向全世界进行核讹诈。

金正日也公然宣布要进行核武器试验了,金正日还公然说什么要在“科学、安全的条件下进行核试验”,也不知道这个把国家搞得穷得叮当响的金正日如何去科学?!如何去安全?!

倘若金正日他不科学、不安全,首当其中的受害者就是中国的东三省!乃至全中国!

朝鲜的核泄露、核污染将必定顺着东边海洋的气流毫无遮拦地,避天盖日地落到中国的东三省!乃至全中国!

且不说中共当年的“保家卫国”实际上是“保金家卖中国”。今天颟顸贪腐的中共还再想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玩朝鲜这张牌呢,什么不要动不动就制裁吧,什么都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吧……。

颟顸贪腐的中共政府:

今天,远不是什么金小弟不听话的问题了,而是天大的核灾难已经逼进中国的家门口了,你们还把假想敌订为远在西半球的美国;朝鲜的核灾难一旦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破产的不仅仅是朝鲜的金家天下,破产的也必将是中共的党天下。

可是,受巨灾巨难的将是我的祖国的中国人民!

可是,一旦伊朗的核灾难也爆发,最大受害国也必定是中国,那一东一西夹击的核灾难,我的祖国——中国,何存、安在?!

其实,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现在都应该知道,在几次重大的历史关头,美利坚都是大大地有恩于中国,且不说这二十多年来给予中国经济发展最多的资金输入、技术支持、管理经验的是美利坚;也不说二次大战真正在亚洲击败日军给予最多的人力物力支持中国抗战的是美利坚;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唯一拿“庚子赔款”为中国人办医院、开学堂、接纳幼童来北美留学、这些幼童日后回国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也是美利坚……。

诚然,美国人自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现代的贸易战中,它自要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这远不该成为中共继续把美利坚作为中国假想敌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一些糊涂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糊涂的年轻的中国人把美利坚作为中国假想敌的理由。

说来也怪,人类的通病就是:谁对他好,他欺负谁;谁对他不好,他敬畏谁。

通病总是难治的。

尽管通病难治,朝鲜制造的核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逼进国门了,中国该猛醒了!

(完稿于2006年10月6日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