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有梦书当枕

  《书梦依旧》作者:潘小松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9月版 定价:19.00元

       我在报刊上读潘小松的书话时间长了之后,终于在今年的《博览群书》杂志上看到即将出版的新作《书梦依旧》的序跋,因而就欣欣然地等待,直到最近才在书店里购得此书,其中大多文章已经是在报刊和网上读过的了。

  能将书话文字写的好,大约是需要一些功力的,诸如视野要开阔、思想要活跃、文字要别致、学养要厚实等等,论这几点潘小松都能有些优势,特别一提的是他本职是翻译和研究人员,同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书和旧书的藏书家,因而在他的书话文字中我读的最多的感受是他谈论自己对于西书译介中的一些问题和掌故,其次就是暗暗自得又收获了某些难得一见的西书或旧书。

  现在国内写书话的,涉及古代的书话大约只有黄裳先生多有建树,现当代领域内则是群英竞技、人才济济,但我独喜欢将书话写的漂亮和秀雅的谷林先生,而谈论西书的还应该加上我上述两位以外的香港董桥先生,但我个人实在是大不喜欢董桥的文字。不过,与董桥先生有一处相同的是潘小松的文字尽管闲适平淡,透露着心满意足的性情,但也着实有着一股绅士般的中产阶级的情调。

  我在他的书话文字中就不止一处读到他所满足的生活方式:在星巴克咖啡馆里读书,在欧美游历深造淘旧书,在中国书店或潘家园等地的旧书摊上将那些别人难得一赏的西书成套地搬回家,或者是研究工作之余不必再为研究而写研究文字,只写点性情的书话文字打发时光,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应该还算是一种奢侈,但也是一种难得的不为名利甘于寂寞自足自乐的心态,要不连他自己都这样慨叹:“时人有福气在书梦里讨生活的不多,而我这十年恰是在书的春梦里度过的,够幸福的吧?然而不尽如意,因为书的春梦时常被搅。被搅的结果便是时常对书不那么忠诚了,有时或者对书只怀着轻薄之意,甚而至于出卖书籍。这是回头读自己旧文得出的印象。好在我喜欢书大部分时候并不做作,并不总是想用书易米,因此就书而发的议论再读一遍也不觉讨嫌。这是我的幸运,或许偶尔闲了读读这本关于书的趣事的读者也能得到愉悦。”看来这样绅士般的读书生活并非完全现实,有时也是苦中作乐罢了,我就在这本书中多处读到其将书买进再卖出的无奈,并非是做书商投机的勾当,而是现实的逼迫与无奈,但文字之中却没有丝毫的怨气与哀叹,可见心态乃平静自然,文字境界自然是非同一般了,有烟火气但没有怨妇气。

  《书梦依旧》分为四辑,文章一百多篇,大多是千字文,很适合睡前床头、坐马桶之上或者乘车安坐时读上几篇的,那是很美妙的事情,且又不失身份格调,但愿潘先生不会怪罪我这样对待他的文字。不过我最喜欢读的是第一辑中关于他谈论书的故事的文字,也正是因为他所说的那种真性情,有趣味,读来温暖贴心,像《非典型读书》这样的文字,写“非典”

  时期的读书生活,即使是外界风声日益紧张,但这读书人趣味也还是保持本色,看来是有些没心没肺,其实不然,只是这书话文字将生活中颇有乐趣的另一面鲜活地展示,下面这一段我读来最喜欢,里面有暗暗叫喜,也有虚情假意的自我责怪,还有某种自我地期许:“‘非典’时期,医院忙了,以读书为谋生手段的人如我倒是有闲暇看看跟饭碗不相干的书了,可以思考一下读书的得失了,因为研讨会没了,急着要赶的文章少了。我甚至放肆到打开书并不读,拿刻好的藏书章一本一本的盖印。人到中年以后真正保留的乐趣不会太多,但愿我今后不会厌烦往藏书上盖戳。”其他的几辑文字要么谈论某本西书,要么谈论某个人物,大多点到为止,这些书话文字多着眼于某个不为大家注意的细节,因而读来就别有趣味了,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其实这正是书话文字的要害,如果谈论一些大路的东西,熟悉的人读了会感觉浅薄,不知道的人读了完全当成知识小品了,因而书话文字的成功往往是在常人所不注意的细节上下工夫,读后自然是韵味悠长的微妙,犹有淡淡微醉般的幸福与奇妙。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9月22日-9月28日)

 「榜评」

  胡因梦的“内地心灵之旅”

  如果说上周总榜亮眼的是陈鲁豫,那么本周闪耀的是真正的明星———胡因梦。

  胡因梦从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开始,在15年的演艺生涯中出演了40余部电影,其中不乏《海滩上的一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名片。不过,这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事了,现在的读者看过这些作品的恐怕很少了,胡因梦更多的是作为李敖笔下那个“又漂亮又飘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新女性”,符号般地存在于大家的印象中。所以,即使胡因梦在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序言中强调:“如果想在此书中寻找预设的理想或标准,你可能会一再陷入失望”,希望读者能“毫无成见”;虽然她早就说过“我有两个人生:电影演员与心灵导师”,很有“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的决绝;但在宣传新作的“内地心灵之旅”中,媒体还是一再询问她与李敖的往事,而对胡因梦在心理学翻译与研修方面的努力、心得并不那么在意。由此,也可反证“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是多么困难,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无论购买、阅读它出于何种动机,都能多少从中获益。

  其他分类榜单上也各有一些新书。小说榜单上有山东作家瞿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103师的侦察连立传的《侦察连》。写的是战争年代,一群憨厚朴实的山东农民扔下锄头,为了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参加八路军,并迅速成为主力部队,屡立战功的故事。

  据说出版方对此书的宣传、营销以及影视改编计划,有一整套完备的方案。这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不过,在宣传中,《侦察连》被形容为可以挑战美国连续剧《兄弟连》。这种类比恐怕说得太早了,也未必妥当,说不定反倒令读者失去兴趣。

  非小说榜单上的《明亡清兴六十年》是阎崇年VS百家讲坛的新书。CCTV-10的这个节目近两年来,简直是畅销书作家制造机,也希望由此对历史燃起兴趣的读者,能不局限于“讲座”,而是以此为契机,更多更广泛地进行阅读,比如参考本报的学术类图书榜单,想必能获益更多。

  生活类图书《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名字颇吓人,作者雷·D·斯全德的观点是绝大多数医生(西医)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使用药物来治疗疾病,而对营养、心理保健等对你的健康最有帮助的工具十分无知。因此,等你被确诊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与本年流行的保健类图书,如《人体使用手册》、《食物是最好的医药》等等一脉相承,透露出对健康的焦虑和现有医疗方式的不信任,这种健康DIY的潮流很值得注意。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第三极书局、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刘 路:边控余杰为哪般?

在外地出差,接到朋友余杰的短信:“我因批评郑北京,法院限制我出境。我的公民权和自由受到严重伤害,下月中到台湾的访问无法成行。”

据悉,余杰曾经于2004年4月在《南方周末》撰文《作文岂能”爆破”》,批评号称数小时即可教会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作文研究专家”郑北京以虚假广告骗取学生和家长的钱财。2006年,郑北京以余杰侵害其名誉权为名,将余杰告上法院。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余杰败诉,法院判处余杰赔偿对方一万元人民币。余杰遂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9月19日,郑北京向二中院提出申请,限制余杰出境。22日,法院发出通知:因为余杰与郑北京的名誉权案件正在审理之中,因郑北京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法院做出在案件审理完结之前限制余杰出境,法院研究其申请,认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遂做出限制余杰离境的决定。

这是当局第一次公开对余杰实行边控,采用的居然是“司法”手段。

法院对诉讼当事人实行边控,《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两法”)和《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印发(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以及公安部发布的一些部门规章。

《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分别规定了对于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外国人和中国公民,不准出境。《若干规定》在参照“两法”的基础上,规定了对某些外国人和中国公民(与案件审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依法予以办理边控手续,不准其出境。与案件审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一般指当事人本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业务经办人,这些人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裁判的执行有直接关系,他们是否在我国境内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并且强调:(1)对于需要限制已入境的外国人或限制中国公民出境的案件,必须严格依法尽快办理,从严掌握。(2)在限制外国人或中国公民出境的审批权限的设置上,要求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或有其他违反法律的行为尚未处理并需要追究法律责任以及有未了结民事案件的,由法院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同时通报公安机关。(3)法院在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时,可以:向当事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或问题)了结之前,不得离境;根据案件性质及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的办法,或令其提供财产担保或交付一定数量保证金后准予出境。扣留当事人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不过应在护照或其他出入境证件有效期内处理了结,同时发给本人扣留证件的证明。法院如留当事人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如在出入境有效期内不能了结的,应当提前通知公安机关。(4)、《若干规定》还要求:法院对某些不准出境的外国人和中国公民,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应填写《口岸阻止人员出境通知书》。需在口岸阻止出境的,应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交控。在紧急情况下。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先向边防检查站交控。然后按本通知的规定,补办交控手续。控制口岸超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通过有关省级公安机关办理交控手续。

民商事案件对当事人实行边控,主要是担心案件当事人出境后不归,致使案件无法审理或者审结后无法执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如果不存在这种危险或者被边控的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边控不应受理或者应当及时撤销。

郑北京诉余杰的名誉权案件标的很小,一审法院也只判了一万元,余杰已经上诉,胜负还没有落定。余杰在国内有房产、有汽车,妻子在外企工作,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出国不能执行的问题。何况,9月29日,余杰到二中院会见处理此案的民事二庭的李经纬法官面谈。余杰表示,尽管该决定严重损害了本人的公民权和人身自由,但本人尊重法院的决定,愿意按照一审判定的数额,如数先将一万元人民币缴纳到法院作为保证金。本案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出国不能执行的问题。郑北京申请边控有何必要?法院受理申请有何理由?法院受理后,余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提出担保,法院却拒不接受,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难怪审理此案的法官也说:“在他十五年的法官生涯中,处理过若干民事案件(其中有许多是名誉权案件),但从来还没有发生一起因此而提出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情况。”

其实,即使傻瓜也能看出,边控余杰绝对不是郑北京的能量能够办到的。因为边控的审批极其严格,边控的成本极其浩大。

按照公安部规定,每次边控的申请周期为三个月,当边控期届满之前,必须申请续控。由于申请边控或续控的手续比较繁琐,要经当事人申请、原审法院初查、上级法院复查及省级公安厅(局)审批并办理上网三层把关,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涉案人采取了边控措施后,往往会因需要多次办理续控手续。三个月边控期的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和相关部门在办理手续上多次重复,极大耗费当事人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

为了区区1万块钱边控余杰,郑北京能动员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高院、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等等单位,他不是太牛了么?

余杰的律师浦志强先生对此表示:此事将开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得深陷民事案件的知识分子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而在受到侵害之后,公民却没有任何手段申述和寻求救济。

以民事纠纷为借口,运用司法手段达到剥夺独立知识分子出访的权利,这是整肃独立知识分子的新手段,一种看似合法实际上践踏法治精神和公民权利的愚蠢之举。

2006/9/29日与旅途中

──《观察》首发   

刘 路:铁窗民运的忧虑与光荣--拜见出狱后的朱虞夫先生

我在浙江出差的时候,和几位民运朋友喝茶,有人说,朱虞夫先生出狱了,你要不要见见他?我说当然,当然要拜见。

    朱先生是民主墙时代的民运战士,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因为在狱中拒绝认罪,被狱卒折磨,生不如死,多坐了三个月的牢,近日终于走出了监狱。

    我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有一种情感上的敬仰,由于职业的缘故,我认识太多坐过牢的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坐牢,因为社会理想而坐牢,为了社会的民主化,为了所有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占据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成为芸芸众生中最高贵的那类人。

    其实不仅是我,甚至我接触到的许多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的内心深处对铁窗民运都抱有敬意。承办李元龙、杨天水、郭起真案的法官在跟我交谈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表现出这种心态。

    因为这个缘故,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决不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出言不逊,即使他们误解我、辱骂我,甚至把我当成敌人(例如邓有亮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坐牢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特权”。

    第二天晚上,经过朋友介绍,在杭州的一个小茶馆里,我见到了朱虞夫先生。

    我问他:您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说,我五十三了。我心里格登了一下,他当年被抓入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出来时已垂垂老矣!铁窗生涯给他留下的印记是很明显的,才五十多岁的人,头发掉光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几岁。

    谈到狱中生涯,朱先生说,他是严管犯,因为不认罪,不但不能减刑,还成为狱卒和犯人们报复的对象,经常有一些在押的刑事罪犯殴打他,他的半个牙齿被打掉,脸被打肿,还被五花八门的虐待: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晕倒后,犯人们还用竹牙签刺他的手背,他曾试图自杀以示抗议,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死在狱中了。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朱先生说,“搞民主就会有牺牲,我对坐牢、受刑甚至死掉都是有心理准备的,我们监狱里的政治犯最怕的是,出狱以后,没有人搞民主了,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些人了。如果那样,我们就白白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生命和青春年华。”

    朱先生的感慨让我震撼,中国的民主运动从五四时起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当代民运即使从78年民主墙时代算起,也有三十年了的时间了,民主大潮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千里冰封,虽有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广场、淬炼铁窗,却也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峡谷。九十年代以后,昔日同在共产铁幕之后的东欧、苏联,已经换了人间,迎来自由民主的艳阳天,而我们不幸的祖国,民运却跌入低谷,滚滚红尘中,官员们忙着贪污、腐败,百姓们忙着赚钱、养家,莘莘学子们忙着打麻将、谈恋爱,民主、自由早已成了一个古老的词汇,被绝大多数的国人忘到脑后了。

    朱先生最后说:“我在里面将要出来的时候,有警察告诉我,外面很多人关注你。我出来以后,看到很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特别是有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代,我感到欣慰。”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大陆民运虽然进入了低潮,但是民主的火种没有熄灭,在浙江、在贵州、在全国很多地方,民主党人还在顽强的坚持着,他们虽然被强力打压,被监控、被骚扰、被关押、被判刑,但是,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背叛自己的价值理念,他们调整了策略,坚持公开化、合法化、维权化的建党路线,用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他们坚持和平、理性、法治、非暴力的现代民主理念,不以推翻执政党、颠覆现政权作为党的宗旨,而是要跟执政党和平竞争、共同推进国家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

    虽然大陆的执政党因为传统思维和历史惯性,尚不能容忍(公开承认)民主党的存在,但是它也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公开取缔民主党,也不再仅仅因为参加了民主党就抓人入狱,在贵州和浙江的很多各阶层的年轻朋友,他们公开宣布自己加入民主党,并且每个周末都到公园、广场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警察也最多只是监控、骚扰一下,并没有视为颠覆政权的活动而逮捕。

    我认为,这正是像朱虞夫先生这样的民主党人不懈奋斗拓展的生存空间。在中国,搞政治是要讲实力的,中国民主党人从知识精英到草根阶层的发展,从理论启蒙到维权实践的介入,从政党宗旨和战略思路的调整到组织构架的全面整合,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按照这种崭新的思路,当民主党人具备了团结工会那样的社会动员能力的时候,执政党就该邀请他们开圆桌会议了。

    拜见朱先生回青岛之后,我又接到身在美国的民主党领导人王有才先生的电话,他对我准备为陈树庆、力虹辩护表示感谢,并且给了我民主党新的章程。这份章程中,已经修改了“结束中国专制统治”之类为执政党所猜忌的话。(公安部对民主党系敌对组织的认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而推断出民主党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而各级地方法院都是根据公安部的鉴定,对参加民主党的公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的。)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文件交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或许会让大陆的执政党对中国民主党有一个正确的符合现代政治学常识的判断。

    大陆民运从广场民运、铁窗民运、精英民运正在走向草根民运、维权民运,这是个崭新的转折,也是个良好的起点,民主之路虽然曲折漫长,但历史的潮流毕竟不能阻挡。长江之水总要冲出三峡。

    我想告诉朱逸夫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作为民主的先驱,你们不会被历史和人民忘记,你们必将被人民拥戴。未来中国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必将写着你们的名字!

    2006年9月29日星期五于旅途中

民主中国

Who Is Noam Chomsky?

Who Is Noam Chomsky?

Someone who should have stuck to syntax.

BY ROGER SCRUTON
Tuesday, September 26, 2006 12:01 a.m. EDT

Noam Chomsky’s popularity owes little or nothing to the eminent place that he occupies in the world of ideas. That place was won many years ago in 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 and no expert in the subject would, I think, dispute Prof. Chomsky’s title to it.

He swept away at a stroke the attempts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his followers to identify meaning through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signs, as well as the belief, once prevalent among animal ethologists, that language could be acquired by making piecemeal connections between symbols and things. He argued that language is an all-or-nothing affair, that we are equipped by evolution with the categories needed to acquire it, and that these categories govern the “deep structure” of our discourse,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we learn. Sentences emerge by the repeated operations of a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that translates deep structure into surface sequences: As a result, all of u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indefinitely many sentences, just as soon as we have acquired the basic linguistic competence. Language skills are essentially creative, and the infinite reach of our understanding also betokens an infinite reach in what we can mean.

Although some of those ideas had been foreseen by the pioneers of modern logic, Prof. Chomsky develops them with an imaginative flair that is entirely his own. He has the true scientist’s ability to translate abstract theory into concrete observation, and to discover intellectual problems where others see only ordinary facts. “Has,” I say, but perhaps “had” would be more accurate. For Prof. Chomsky long ago cast off his academic gown and donned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For several decades now he has been devoting his energies to denouncing his native country, usually before packed halls of fans who couldn’t care a fig about the theory of syntax. And many of his public appearances are in America: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hole world that rewards those who denounce it with the honor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make denouncing it into a rewarding way of life. It is proof of Prof. Chomsky’s success that his diatribes are distributed by his American publishers around the world, so as to end up in the hands of America’s critics everywhere–Venezuela’s President Hugo Chavez included.

To his supporters Noam Chomsky is a brave and outspoken champion of the oppressed against a corrupt and criminal political class. But to his opponents he is a self-important ranter whose one-sided vision of politics is chosen for its ability to shine a spotlight on himself. And it is surely undeniable that his habit of excusing or passing over the faults of America’s enemies, in order to pin all crime on his native country, suggests that he has invested more in his posture of accusation than he has invested in the truth.

To describe this posture as “adolescent” is perhaps unfair: After all, there are plenty of quite grown-up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has been founded on a mistaken conception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rue that we all make mistakes–so that Prof. Chomsky’s erstwhile support for regimes that no one could endorse in retrospect, like that of Pol Pot, is no proof of wickedness. But then the mistak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cy are no proof of wickedness either.

This is important. For it is his ability to excite not just contempt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ut a lively sense that it is guided by some kind of criminal conspiracy that provides the motive for Prof. Chomsky’s unceasing diatribe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his influence. The world is full of people who wish to think ill of America. And most of them would like to be Americans. The Middle East seethes with such people, and Prof. Chomsky appeals directly to their envious emotions, as well as to the resentments of leaders like President Chavez who cannot abide the sight of a freedom that they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how to produce or the least real desire to emulate.

Success breeds resentment, and resentment that has no safety valve becomes a desire to destroy. The proof of that was offered on 9/11 and by just about every utterance that has emerged from the Islamists since. But Americans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They trust others to take the kind of pleasure in American success that they, in turn, take in the success of others. But this pleasure in others’ success, which is the great virtue of America, is not to be witnessed in those who denounce her. They hate America not for her faults, but for her virtues, which cast a humiliating light on those who cannot adapt to the modern world or take advantage of its achievements.

Prof. Chomsky is an intelligent man. Not everything he says by way of criticizing his country is wrong. However, he is not valued for his truths but for his rage, which stokes the rage of his admirers. He feeds the self-righteousness of America’s enemies, who feed the self-righteousness of Prof. Chomsky. And in the ensuing blaze everything is sacrifice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at America so much needs, and that America–unlike its enemies, Prof. Chomsky included–is prepared to listen to.

Mr. Scruton, a British writer and philosopher, is the author of “Gentle Regrets” (Continuum).

Superhero Worship

Superhero Worship


Once the province of Garbo and Astaire, movie glamour now comes from Superman, Spider-Man, and Storm.

by Virginia Postrel

W hen Superman debuted in 1978, it invented a whole new movie genre—and a new kind of cinematic magic. Toda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depend on the heroic box-office performances of costumed crusaders whom Hollywood once thought worthy only of kiddie serials or campy parodies. The two Spider-Man movies rank among the top ten of all time for gross domestic receipts, and X-Men: The Last Stand and Superman Returns are among this year’s biggest hits.

Superhero comics have been around since Irving Thalberg and Louis B. Mayer ruled the back lot, but only recently has Hollywood realized the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superhero comics and movies. It’s not just that both are simultaneously visual and verbal media; that formal connection would apply equally to the “serious” graphic novels and sequential art that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crime fighters in form- fitting outfits. Cinema isn’t just a good medium for translating graphic novels. It’s specifically a good medium for superheroes. On a fundamental, emotional level, super­heroes, whether in print or on film, serve the same function for their audience as Golden Age movie stars did for theirs: they create glamour.

If that sounds crazy, it’s because we tend to forget what glamour is really about. Glamour isn’t beauty or luxury; those are only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for specific audiences. Glamour is an imaginative process that creates a specific, emotional response: a sharp mixture of projection, longing, admiration, and aspiration. It evokes an audience’s hopes and dreams and makes them seem attainable, all the while maintaining enough distance to sustain the fantasy. The elements that create glamour are not specific styles—bias-cut gowns or lacquered furniture—but more general qualities: grace, mystery, transcendence. To the right audience, Halle Berry is more glamorous commanding the elements as Storm in the X-Men movies than she is walking the red carpet in a designer gown.

“You’ll believe a man can fly,” promised Supermans trailers. Brian Chase, a forty-year-old Los Angeles lawyer and comic-book enthusiast, recalls, “They did make you believe it.” He says that after seeing the movie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was thirteen, he “ran back from the theater jumping over things. I was embarrassingly convinced. I projected myself into it, and I was not going to let it go for the world.” That is the emotional effect of glamour, and it’s something superhero comics have delivered since Superman hit print in 1938. The Superman movie’s marketing slogan was thus more than a promise of convincing special effects. It was a pledge to engage the audience’s dreams without ridicule. In Superman, only the villains were silly. A decade later, Tim Burton’s operatic Batman made even the clown-faced Joker seem genuinely scary. Influenced by Frank Miller’s reinvention of Batman as the Dark Knight, Burton’s Batman movies portrayed a dangerous world in desperate need of a masked hero. Instead of the campy straight man of the 1960s television series or the tame Mister Rogers of the 1950s comic books, Batman was again a glamorous creature of the night, powerful and mysterious.

The superhero movies that have followed, like the comics from which they were derived, have engaged their subjects without emotional reservation. They may have humor (Marvel comics like Spider-Man and The Fantastic Four are famous for it), but they lack the kind of irony that punctures glamour and makes the audience feel foolish for its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the sort of campy mockery exemplified by the Batman television show or Joel Schumacher’s disastrous Batman & Robin, featuring a smirking George Clooney in the lead.

The superhero fans who wear costumes to comics conventions, buy miniatures of their favorite characters, or line up for artists’ autographs aren’t themselves glamorous. But neither were the Depression-era housewives who bought knockoffs of Joan Crawford’s gowns or wrote fan letters to Gary Cooper. And neither are the InStyle readers who copy Natalie Portman’s latest haircut or wear a version of Halle Berry’s Oscar dress to the prom. But all are acting on glamour’s promise. Glamour is, to quote a fashion blurb, “all about transcending the everyday.” The whole point of movie glamour was—and is—escape. “What the adult American female chiefly asks of the movies is the opportunity to escape by reverie from an existence which she finds insufficiently interesting,” wrote Margaret Farrand Thorp in America at the Movies (1939). Movies are “the quickest release from a drab, monotonous, unsatisfying environment in dreaming of an existence which is rich, romantic, glamorous.”

Superheroes appeal to a different sort of romanticism. Brian Chase dra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himself and other members of a hip e-mail list called Glamour: “Their idea of glamour would be to get invited to the right party. To me growing up, the idea of glamour was to be the guy who could save the right party from a meteor.” Says Richard Neal, owner of Zeus Comics, an upscale comics store in Dallas, “It’s not just superpowers but dashing good looks, villains you can fight, getting aggression out.” (Buff and business-savvy, Neal bears no resemblance to the classic comics-store proprietor, represented so memorably on The Simpsons.)

Superheroes are masters of their bodies and their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y often work in teams, providing an ideal of friendship based on competence, shared goals, and complementary talents. They’re special, and they know it. “Their true identities, the men in colorful tights, were so elemental, so universal, so transcendent of the worlds that made them wear masks that they carried with them an unprecedented optimism about the value of one’s inner reality,” writes Gerard Jones in Men of Tomorrow: Geeks, Gangsters and the Birth of the Comic Book. “We all knew that Clark Kent was just a game played by Superman and that the only guy who mattered was that alien who showed up in Metropolis with no history and no parents.”

Comic-book heroes, like all glamorous icons, cater to “dreams of fligh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escape.” Those words are from one of the best books ever written on glamour: Michael Chabon’s 2000 novel,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and Clay. Like many a Hollywood story, Kavalier and Clay is wise to the perils of trying to live out glamorous dreams in the real world, again and again showing the tragicomic effects of such attempts. Early on, for instance, young Joe Kavalier almost drowns while attempting a Houdini-like escape designed to gain entrance to what he imagines is a glamorous private club for magicians. (It is, in fact, a rather run-down place whose dining room smelled of liver and onion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Joe and his cousin Sammy create a successful comic-book hero called the Escapist, whose villainous foes include Hitler himself. Their glamorous illusion is that such fights are easy to win.

Having lost his mother, father, brother, and grandfather, the friends and foes of his youth, his beloved teacher Bernard Kornblum, his city, his historyhis homethe usual charge leveled against comic books, that they offered merely an easy escape from reality, seemed to Joe actually to be a powerful argument on their behalf & It was a mark of how fucked-up and broken was the worldthe realitythat had swallowed his home and his family that such a feat of escape, by no means easy to pull off, should remain so universally despised.

Still, glamour is always vulnerable to those who love it. The more were drawn to a glamorous person, place, or thing, the more we scrutinize it, seeking to fill in the detailswhich ultimately destroys the mystery and grace. Someone will always look for the hidden flaws, the seamy side of the story. Hence the demand for gossip about Princess Dianas bulimia or Jennifer Lopezs romantic problems. These Behind the Musicstyle revelations replace the transcendence of glamour with the mundane problems of mere celebrity. Beyond these grubby details is a more mythic kind of debunking: the artistic revisionism that warns of glamours dangers and disappointments. The power of such revisionism, however, depends on the emotional pull of the original. Someone who knows little and cares even less about Hollywood dreams will miss the pity and terror of Sunset Boulevard. Someone who scorns superheroes as infantile wont understand the scary wonder of Watchmen, the brilliant 1987 graphic novel in which Alan Moore and Dave Gibbons deconstruct superheroes. To the wrong audience, glamour, even revisionist glamour, will seem like camp.

One way to balance the real and ideal while preserving glamour is to give the audience an insiders view. So superhero comics now tend to situate their stories in a world like our own, with ubiquitous, sensationalist media and inescapable trade-offs between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ife. To their audience inside the comics, the superheroes are powerful and mysterious celebrities subject to public adulation and tabloid attacks. The real-world audience, by contrast, gets a glimpse behind the mask, a chance to identify with the character and to experience glamour once removedto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glamorous, and how much hard work, sacrifice, and attention to detail that seemingly effortless power requires. This double vision acknowledges the art behind the illusion. Glamour may look easy, but it never is.

Photograph by Ohlinger Jerry/Corbis Sygma

Ibsen's Relevance and Influence Endure

Ibsen’s Relevance and Influence Endure

By JULIA M. KLEIN

Theater critics aren’t always the savviest harbingers of revolution  nor, for that matter, its most ardent advocates. Even so, it is startling to note the contumely that greeted the premieres of many of Henrik Ibsen’s most enduring works. As recounted in Michael Meyer’s 1967 biography, Ibsen, the German critics were cool to A Doll’s House, the British press denounced Ghosts as a “mass of vulgarity, egotism, coarseness, and absurdity,” and nearly everyone regarded Hedda Gabler as a failure, largely because of the very moral complexity that now intrigues us.

Today Ibsen’s wedding of tragedy to the ethical dilemmas and unadorned rhetoric of middle-class characters seems like the necessary prelude to modern drama, from George Bernard Shaw to Arthur Miller. Within his stuffed Victorian living rooms, the Norwegian playwright championed free-thinking, if flawed, heroes over both the conformist masses and self-aggrandizing authorities. His signature metaphors of corruption and contagion  along with the violent undertow in his works, informed by the upheavals of 19th-century Europe  retain their relevance. The fateful door-slamming in A Doll’s House, the shattered glass in An Enemy of the People, and the climactic gunshots in Hedda Gabler and The Wild Duck are staples of our theatrical vocabulary. Ibsen has become, as W.H. Auden might say, a whole climate of opinion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the limits of realistic prose drama  though the dramatist himself, more protean than his legacy, was also a poet and a symbolist.

According to Meyer, Ibsen (1828-1906) was a prickly, obsessive character, estranged from most of his family, his small hometown of Skien, and, for many years, Norway itself. He remained haunted by his father’s financial failure  a theme that turns up frequently in his plays  and later fathered an illegitimate child, an event that also provided dramatic fodder. (Meyer claims that Ibsen had doubts about his own paternity as well.) After the embittering experience of directing financially struggling theaters in Bergen and Christiania (now Oslo) and the poor reception afforded his early works, he lived for 27 years in Germany and Italy. His first real success was Brand, an 1866 poetic drama that the translator Geoffrey Hill calls “a tragic farce.”

Ibsen returned to Norway to live in 1891, when his reputation was secure. In his final years, though still married to his longtime wife, Suzannah Thoresen (with whom he had a son, Sigurd), he indulged in a series of flirtations with considerably younger women, bartering his fame for romance, or the illusion of it. By the time he died, he was a world-historical figure and an icon in his native Scandinavia.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other European writers  an admiring young James Joyce among them  to learn Norwegian so they could read Ibsen in the original.

In this centenary year of his death, Ibsen continues to spark fresh appraisal and controversy. In recent months, he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critical re-evaluation (Toril Moi’s Henrik Ibse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sm: Art, Theater, Philosophy, fr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storical conjecture (Steven F. Sage’s provocative Ibsen and Hitler: The Playwright, the Plagiarist, and the Plot for the Third Reich, from Carroll & Graf), and a translated Norwegian novel (Dag Solstad’s Shyness and Dignity, from Graywolf Press). In addition, as one might expect, Ibsen’s plays are being adapted and produced in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In New York, for example, Oslo Elsewhere recently presented “Henrik Ibsen + Jon Fosse: Norway Meets New York” at 59E59 Theaters, juxtaosing the American premiere of the contemporary Norwegian playwright’s deathvariations with a new translation of Ibsen’s Rosmersholm (1886). At Washington’s Shakespeare Theatre Company through October 22 is the acclaimed Norwegian director Kjetil Bang-Hansen’s brisk, engaging version of An Enemy of the People (1882), which emphasizes the play’s comedy and humanity.

As Meyer notes, many English-language productions, using stilted translations, have leached the humor and sexiness from Ibsen’s work.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at trend seems to have reversed. A West End production of A Doll’s House (1879), which won four Tony Awards after its 1997 transfer to Broadway, presented a Nora (Janet McTeer) bursting with neurotic tics and sharing a genuine sexual bond with Torvald (Owen Teale). Her exit became as a result more emotionally complex, marking not just a feminist triumph but a moment of sadness and loss. A 2001 Broadway production of Hedda Gabler (1890), starring Kate Burton, was alternately praised and chided for delivering a sympathetically frustrated Hedda who might have stepped out of Diary of a Mad Housewife.

The Oslo Elsewhere double bill, which closed September 9, was a far chillier affair. In Fosse’s riveting deathvariations, Keatsian romantic longing is laced with Scandinavian melancholy, and the play’s spare, incantatory dialogue recalls Beckett and Pinter. The Norwegian-American Sarah Cameron Sunde both translated and directed the play, complementing its austere symbolism with an exquisitely stylized staging that used light to suggest both mood swing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Deathvariations begins quietly with an estranged couple, grief-stricken but still at odds, trying to absorb the news of their daughter’s death. It then flashes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ir marriage, as the optimistic young man and his anxious pregnant wife discuss how to make ends meet in their basement apartment. The realism of the setup contrasts with the later metaphysical preoccupations of their daughter, who flirts with a mysterious handsome stranger called “the Friend.” In an image torn from an Edvard Munch canvas, the doomed woman and her prospective mate (or fate) extend their arms and take each other’s hands in a slow, seductive dance of death. She leaps finally into the sea, an act that left my theater companion (not unlike the girl’s bereaved parents) complaining about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Still, deathvariations, only the second of Fosse’s works to be presented in this country, is a fine introduction to a playwright who has already won considerable European acclaim.

In Rosmersholm, too, a man and a woman in love are able to find passionate unity only in a watery grave. But this production, directed by Timothy Douglas from an adaptation by Anna Guttormsgaard and Bridgette Wimberly (with Oda Radoor), never managed to find a coherent style, nor to endow its final tragedy with a convincing rationale. Admittedly, this latter failing is largely Ibsen’s  and more bothersome in a work filled with talky attitudinizing than in the poetic Fosse.

This adaptation pares down the original considerably and transposes the setting from Norway to America  a move indicated mainly by colloquialisms, name alterations, and nontraditional casting (John Rosmer is played by the soap-opera star Charles Parnell, one of three African-Americans in the cast). Rosmersholm contains much vague talk about conservatism, radicalism,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but, politically speaking, it’s hard to grasp precisely what’s at stake or even what era we’re in.

In any case, the core drama is a psychological one, played out primarily in the shif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inister Rosmer, his live-in friend Rebecca West (an excellent Guttormsgaard), nd Rosmer’s dead wife, Beth (Beata in the Norwegian), a suicide. Like the daughter in deathvariations, the absent woman remains a persistent presence among the living. “It’s the dead that cling to Rosmersholm,” the housekeeper, Mrs. Helseth, says portentously.

West, in this version a photographer, is haunted by her past, driven by her desires but also willing to abjure them. As for Beth, she is at once deranged and prescient, a crazy Cassandra whose prophecies are inevitably fulfilled. Neither the play nor the production makes an adequate case for Rebecca’s decision to sacrifice herself for Rosmer, and still less for his following suit. We’re left only with the housekeeper’s anguished scream  another evocation of Munch  to underline the horror and the pity of their choice.

Toril Moi, in her study of Ibsen and modernism, makes the play more intelligible by situating it in its aesthetic context. To Moi, a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Romance studies at Duke University, Rosmersholm is an investigation of romantic delusions, linguistic skepticism, and the increasingly sterile idealist tradition. She sees Rebecca and Rosmer as both grand and mad, “heartbroken romantics … who cannot bear the world that bourgeois democracy has produced.” Moi doesn’t deny that Rosmersholm has its Gothic and melodramatic elements  from the “white horses” that foreshadow death to the ancient curse of Rosmersholm. But Ibsen’s intentions, she says, are to mock and appropriate those genres, not to ape them.

While Moi interprets Ibsen through the lens of modernism, Sage peruses the playwright’s work for the keys to Hitler’s murderous ascent. Ibsen and Hitler is an odd but fascinating book, cultural history written with a veneer of scientific rigor. Sage maintains that three Ibsen dramas  An Enemy of the People, Emperor and Galilean (1873), and The Master Builder (1892)  were key influences on Hitler. He demonstrates that rhetoric from Enemy found its way into Mein Kampf, and that Hitler was in contact with German intellectuals who regarded the playwright as a prophet.

Far more audaciously, Sage suggests that Hitler used Ibsen’s monumental Roman historical drama, Emperor and Galilean, about Julian the Apostate (331-63), as a virtual blueprint for everything from Kristallnacht to Hitler’s nonaggression pact with the Soviet Union. Sage argues, for example, that Hitler arranged the murder of his niece and rumored lover, Geli Raubal, in 1931 as part of a ritualistic prelude to seizing power  a parallel, however inexact, to the death of Julian’s wife, Helena, after eating a poisoned peach (itself a dramatic invention). Historians won’t buy all of Sage’s contentions, but his work is likely to spu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other Ibsen drama, The Wild Duck, serves as the springboard for Shyness and Dignity, a slim but impressive 1996 novel about a schoolteacher whose life reaches both its climax and its nadir in a single day. (It has been admirably translated by Sverre Lyngstad for the Ibsen centenary.) The narrative starts with teacher Elias Rukla’s attempt to off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 minor character in The Wild Duck to his uncomprehending class. After indulging in a fit of rage that may end his career, he ruminates on his student days, his onetime best friend, and the origins of his now-deteriorating marriage. The novel ends, like many Ibsen plays, on a note of pessimism and irresolution.

So, too, does An Enemy of the People. The Shakespeare Theatre Company’s staging nevertheless reminds us how engrossing Ibsen can be. This is a beautiful production, set in the 1930s, elegantly lit, and designed by Timian Alsaker in grays and browns reminiscent of a sepia-toned photograph. Yet there is nothing languid or still about Bang-Hansen’s directionof this new translation by Rick Davis and Brian Johnston. The show breezes along, in concert with Dr. Thomas Stockmann’s headlong rush toward both triumph and disaster, before climaxing in a stunning tableau of isolati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Stockmann has discovered the bacterial pollution of the town’s water supply, which is poisoning the baths that are the town’s economic underpinning. No problem fixing the mess, he naïvely figures  until he encounters the corruption of the politicians, press, and townspeople who would prefer to see the costly problem hushed up. Joseph Urla’s Stockmann, moving from convivial warmth to almost unintelligible rage, is a man whose intransigence is not so much innate as the product of desperate necessity.

Both set and sound design amplify Ibsen’s symbolism. Pipes arrayed in a deco pattern frame the stage, while others are visible through the large arched windows. At key moments, we hear the drip of water, as though forecasting a deluge  or the wearing down of Stockmann’s resistance.

Stockmann’s chief adversary is his brother, Peter, the mayor, as stiff and pompous in Philip Goodwin’s reading as Thomas is loose-limbed and sincere. Caught in between are the “moderate” Aslaksen (Rick Foucheux) and the backpedaling liberal newspaper editor, Hovstad (Derek Lucci), another in Ibsen’s gallery of contemptible press barons.

In some productions, the crusading doctor’s hyperbolic attacks on the stupidity of the majority can seem almost maniacal  or, at the least, embarrassingly elitist and antidemocratic. This translation wisely emphasizes the notion of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and eliminates Stockmann’s eugenic rants. But the tension at the heart of the play remains: Stockmann’s passion for the truth (or is it simply for being right?) is arrayed against every interest in the town, and finally even the welfare of his own family. The stakes rise, and so do the temptations to acquiesce. One thinks of the tempting of John Proctor in Arthur Miller’s The Crucible (1953)  written just three years after Miller himself adapted An Enemy of the People.

Enemy was Ibsen’s angry response to the critical vituperation directed at Ghosts, but it has transcende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in a way that Rosmersholm cannot. In this sleek production, the play still cracks like a whip against the dangers of groupthink, callow politicians, double-dealing newspaper editors, and a menagerie of other discreditable 19th- and 21st-century types.

Julia M. Klein is a cultural reporter and critic in Philadelphia who writ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Mother Jone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The inscrutable Mr Barnes

The inscrutable Mr Barnes

(Filed: 23/09/2006)

Julian Barnes’s bestselling novel ‘Arthur and George’ is his 20th book – but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man who wrote it? He talks to Jasper Rees

Julian Barnes
Julian Barnes: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after I’m dead.
I assume it’s even worse than old age’

Of the golden generation of British novelists now within hailing distance of old age, Julian Barnes is much the hardest to pin down. Martin Amis, Salman Rushdie, Ian McEwan  you know where you are with them, and have done for years.

But the unifying theme of Barnes’s work? The through line?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it’s an elegant unknowability, a distaste for the business of sifting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his own navel.

The one time I met Auberon Waugh, the founder of Literary Review, he was arguing that no one would be reading Barnes in 20 years’ time. This would have been about 20 years ago. Waugh had recently set up his literary magazine as a sort of critical sea-wall, its task to hold back the tide of postmodernism, experimentalism, clever-clever obfuscation and general dicking around with form. Perhaps Waugh was just trying to wish Barnes into obscurity. He was best known at that point for Metroland, a debut that loitered in suburbia and didn’t frighten the horses, followed by Flaubert’s Parrot, which did.

Published in 1984, that novel now seems a very Barnesian admonition to literary enthusiasts that the hunt for biographical trivia is a wild goose chase. It is certainly the closest he has come to a mission statement and, if its author hasn’t exactly been languishing in the shadows, for the next 20 years it looked more and more likely to be the book for which he would be principally remembered.

Then last year came Arthur & George, which has reached more readers in hardback than any of its 19 predecessors (11 fiction, four whodunits under the nom de plume of Dan Kavanagh, three non-fiction, one translation of Daudet).

The story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 might not sound too gripping a pitch to a Hollywood producer, but, as well as being his longest book, Arthur & George is his first to have its readers actually sweating about the outcome. They are far more used to rolling his books pleasurably around on the palate, like an enigmatic Burgundy, and certainly putting them down now and again.

“It’s the novel I wrote most intensely in terms of hours per day,” Barnes allows. “And it drove me along in a way that I then wanted to drive the reader along. It sounds a bit glib to say I wrote it in order to have something to read on the subject, but there’s something a bit like tat going on.”

The subject is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George Edalji, a blameless solicitor of Parsee origin, was found guilty in 1903 of a series of brutal attacks on horses in Shropshire, despite a glaring lack of evidence. He was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penal servitude, then released without explanation or exoneration after three. Unable to resume legal practice without a pardon, he appealed to the creator of Sherlock Holmes to take up cudgels on his behalf.

It was the only time Conan Doyle responded to such a cry for help, but, a century on, Edalji’s story has been forgotten anew. If Arthur rescued George from obloquy, it is Julian who has rescued him from obscurity. Barnes being Barnes, the original seed for Arthur & George was, of course, French.

“I was reading about the Dreyfus case,” he says. Specifically, he was reading Douglas Johnson’s 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on the points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infamous conviction for espionage of a Jewish officer in the French army and the contemporaneous victimisation of the young Anglo-Indian. Both cases put a nation’s attitude to its own minorities on trial.

More than that, says Barnes, “in both cases there is a shocking crim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key handwriting evidence, a sentence of hard labour, and a famous writer rides to the rescue. Why has one case been forgotten and why is the Dreyfus case resonating throughout France even to this day? Johnson was a very witty man, as well as a great scholar. He said that you might think it was because the Dreyfus case was about high treason and the British case was about animal mutilation. But in fact the British are much more shocked by animal mutilation than high treason.”

To begin with, Barnes didn’t have “any particular interest in Conan Doyle. I deliberately didn’t re-read the canon in order to write this book because I didn’t want it to be that sort of book.” When his interest was pricked, it was by Conan Doyle’s modish espousal of spiritualism, and by his long courtship of Jean Leckie while his invalided first wife was still alive.

“In his autobiography he completely lies about Jean, and early biographers completely cover it up. The spiritualist stuff is also about evidence, proof, knowledge, belief. And you think, this is the point at which it starts to become potentially a novel.” He started to fill the gaps between the facts with fiction.

We meet in a pub near Barnes’s home in north London, where I order him a beer brewed by Trappists. He’s slightly late because he’s been watching athletics on the box. Now that he no longer writes as Dan Kavanagh, watching sport is how he stays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his macho side (although his slobby sleuth was actually bisexual). Barnes says his wife (and agent) Pat Kavanagh thinks “it’s easier to list the sports that I’m not interested in than the ones I am. I’m not terribly interested in swimming and power-boat racing. I think you can get interested in diving if it’s late enough at night.” We sorrowfully discuss the inability of the nation’s heptathletes to chuck a javelin.

It’s hard to square this image of a sports nerd with what we know of the writer. But then, what do we know of the writer? It was about halfway through Metroland, which took an unconscionable time to complete, that Barnes says he “learnt how to invent”. The self-portrait glimps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book is like a rare snap of Pynchon or Salinger. Ever since, Barnes has kept himself well out of it. Was that him being retroactively jealous of his wife in Before She Met Me? In Talking It Over and its seqel, Love Etc, his two novels about the trials and triangulations of love, would he be the plodding money-maker Stuart or the mercurial flop Ollie?

“None of those characters is based on anyone,” he says. “Even writers say that fiction is the higher autobiography, and I don’t buy that at all. I think that what most of us do is more complicated. Everyone thinks, ‘I had a difficult childhood, then I grew up, and then I had lots of affairs, and then some resolution happened to my life: that’s a novel.’ Oh no it isn’t. It wouldn’t even be a very good autobiography. It sort of vaguely irritates me.”

Can we at least assume that The Lemon Table, his recent collection of beautifully elegiac short stories, suggests a personal preoccupation with getting on a bit? (Barnes is now 60.) “No, I’m sorry. I’ll swat that one down easily: (a) it took me about 10 years to write those stories, so I was writing them from my mid-forties or so; (b) I always had my eye on the thought that it gets worse, rather than better. It wasn’t as if I turned 50 or was approaching 60 and suddenly looked over the brow of the hill and thought, oh, I don’t like the look of it there.”

From where Barnes sits, even when he’s not on one of his frequent walking holidays (latest stop: Liguria), there is still quite a lot to like the look of. It would have been nice if Arthur & George, his third nomination, hadn’t been pipped for the Booker last year by John Banville’s The Sea. But how many other English-language writers have been made Commandeu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press can even stop bothering him about his spat with Martin Amis, recently spotted at the launch party for the paperback edition of Arthur & George. As usual Barnes keeps his trap politely shut when this comes up, save for a question. “Have you heard about *********’s love-child?” And he names a famous writer knight. Which I take to be Barnesian for “mind your own business”.

Not all good news is real news. A few weeks ago, it was reported that Harvey Weinstein had bought the rights to Arthur & George for a seven-figure sum.

“I was in the States for my book tour at the time and I got home and I rang up a friend who said, ‘Oh Jules, I heard you’re going to be very rich.’ I said, ‘That’s very odd, I haven’t heard anything about this.'” It turned out that someone somewhere had confused Arthur & George with a French film called Artur. In which there is a certain piquant irony.

The last time a novel of his was filmed, it was Talking It Over and it was transplanted to France.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ere was a very nice woman director who I met on the last day of principal photography. They shot a scene on a cross-channel ferry. I sailed back with them to Calais, then came back again by myself. And I said to the director, in French, ‘I hope you have betrayed me,’ and she said, ‘But of course.’ And we both smiled at one another. I thought, it’s got a chance.” She obviously didn’t betray him enough. Arthur & George, he reveals, is more likely to fetch up on television.

Barnes hasn’t finished his Trappist beer, but the cricket highlights beckon. As a parting shot, I ask him how he’d react if someone did to him what he’s done to Conan Doyle and Flaubert  if someone wrote a history of Julian Barnes in 10½ chapters? “Oh I’d be very cross,” he says. But what about when he’s gone?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after I’m dead. I assume it’s even worse than old age.”

Not for George Edalji, who died in Welwyn Gaden City at the age of 77 in 1953. Among the readers who have written to Barnes is an elderly woman. As a girl she was evacuated to a house in Hertfordshire Edalji shared with his sister Maud, who has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 novel.

“At one point Maud took her to the back of the house and opened a door and said, ‘This is my brother George.’ And there was a man sitting at a desk who looked up and bowed, and then she closed the door.” Barnes has opened the door again, and given him an afterlife.

Publishers wishing to reproduce photographs on this page should phone 44 (0) 207 538 7505 or e-mail [email protected]

当崔颢换成了政客

毛择东青年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书籍登录员,想与学生菁英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攀谈、结交而不可得。他后来多次提到此事,意颇怏怏。中共建政十余年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折磨并逼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应非无因。

毛及其同僚,多起自乡野,文化素养并不深厚,大概出于某种心理反射,都欢喜舞文弄墨。毛之诗词,除《沁园春。咏雪》有点“开国之君”的气象外,其他也算不上什么佳构。甚至在《鸟儿问答》中,连“放屁”这么粗鄙的话都入诗了。

大陆领导们表现文采风流的方式之一是“题壁”。凡名山大川、雄关要塞、历史古迹,只要有游客去的地方,他们都会编出两句词,写上几个字,一以标志“到此一游”,再则也可“教化众生”。只是这些文字,或言不及义,或生吞活剥,或多此一举,总教人有胜景蒙尘的不甘。

在这些“官大好吟诗”的大官中,虽也有陈毅、叶剑英、陈云这些人等,但仍应以“后起之秀”的江择民表现最为“突出”。几年来到大陆寻幽揽胜,好像还找不出哪个地方瞻仰不到江前主席“墨宝”的。

前年远走丝路,受王维那首《渭城曲》的召唤,顶著炎阳,冒著风沙,来到阳关。如今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西出阳关无阳关”,城墙、关门早已风化为一堆黄土。故址上新建了一排现代化的曲形长廊,活像一位乡村老妪穿上香奈儿时装,十分地不搭调。廊里竖立许多石碑,上面镌刻时人的题词,当然也少不了江择民的。《渭城曲》千古绝唱,读书认字的中国人都能琅琅上口,不知谁还对政客们的那些大作看得上眼?

日前去四川访胜,“向例”又在各地拜读长官们的题词。拿都江堰来说,不仅有江择民的字,也有提拔他的“小平同志”的字。都江堰的年纪“寿比长城”,惟长城现在只剩下观赏性和纪念性了,都江堰却仍然辛勤眷顾成都大平原的千万农庄。筑堰的李冰早已进入历史,千秋不朽,何贵乎今人多余的歌颂?

江择民的题词,似已“无所不在”。成都体育馆门口竟也见江先生勒石:“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最令人吃惊的是,连一个接待观光客的丝绸店都在劫难逃,江氏策勉:“弘扬古蚕丝文化,开拓新丝绸之路。”

同为唐代诗人,崔颢的诗作没有李白多,诗名也没有李白大,但是他游黄鹤楼时所题“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那首七律,却令李白自叹不如,这位诗仙承认:“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今天,大陆名胜古迹所受政治人物题写的污染,依我看,与风尘、寒热和人为破坏所造成的损害同样严重。后人要的是祖先遗产的清白面貌,请高官们就别再“杀风景”了。

台湾政坛诸多不堪,但政客们好像还未染上乱涂胡抹的恶习。百害之外终有一利,乃此岛之福。

(作者为台湾《联合报》前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