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
中原的汉族王朝多次被其他民族所征服。有人就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在占优势的华夏文明面前，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武力上被人征服，文化上征服别人。半斤八两的背后，是无可奈何的精神胜利法：你战胜了我的肉体，我降服了你的心灵！
这样一来，文化只要保留下来了，人的尊严、选择政府等等的自由，都可以忽略不计。
侵略者征服一个地方时，往往是很讲政治策略的。
拿破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我结束文德一战之际，也就是我成为天主教徒之时；我宣布信奉伊斯兰教，使我更加容易地进入埃及；我成了教皇权力无限论者以后，就把意大利的神甫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了。如果我获得了对犹太人民的统治权，我就会下令修复所罗门神殿。”[1]那么，拿破仑和埃及，谁是征服者？！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证明被征服国文化是如何如何地优秀呢？
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这个假设当然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因为明朝早就灭亡了，而拿破仑还没有出世呢。——我想他一定也会继续开科取士，让中国人继续读四书五经。按照文化爱国论的逻辑，拿破仑的入侵又为中国文化的优越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明！
其实，这不过是变相地表明，亡国无所谓！
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中原文化的保存，与其说是蒙古文化和满族文化是低度文化，还不如说是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政治需要。比如满族人和汉族人相比，不过是一对一百。在当时的交通、地域、人口、传播等条件的限制下，不可能将汉族全盘满化，但是谁又能够说，从此没有部分同化的痕迹？
实际上，笼统地谈文化上是谁同化谁，说不清楚。我们没有必要进行烦琐的考证， 引几个词来说明就足够了。今天的普通话里就有满语的影响。比如，“巴不得”是满语“bahaci tuttu”的汉译、“跟前”是满语“jakade”的直译。[2]而且今天许多不是满族的人不也穿旗袍？明朝人的装束是“峨冠博带”，而满清的装束是“金钱鼠尾”。平定江南后实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3]可是到了民国，辜鸿铭还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而且辜鸿铭说：“洋人不会因为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我确信，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更加蔑视我们。”[4]汉人辜鸿铭已经忘记了历史。你说是汉文化同化了满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同化了汉族文化？！同样地，今天的湖南省的“省”就有元朝“行中书省”的痕迹。
（二）赵武灵王的“胡化”改革
文化不是目的，而人才是目的。
我们的祖先茹毛沥血的时候，又怎么知道后代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呢？文化是人应付环境挑战的工具，一旦文化和环境不能协调时，为了没有生命的文化，万物之灵的人，却只能坐以待毙？当然一般不会有人说，亡国事极小，亡文化事极大。也不会有人说，如果人民都学新思想了，我搞的却是四书五经或者某某主义，没有了市场，我干什么吃什么去？因为这只是他的既得利益所在。可是，要说新思想汹涌而来，中国文化就有泯灭的危险，中国人也将不是中国人了。却很是能够打动人心，应了古人名正则言顺的道理。
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强行让土耳其人抛弃阿拉伯文，改用拉丁文；强行让人民脱掉费兹帽，换上礼帽。在基马尔眼里，费兹帽标志着“无知、漫不经心、宗教狂和痛恨进步及文明”。[5]甚至立法要求所有的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费兹帽的，将按刑事论罪。[6] 1928年1月土耳其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布什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7]于是截断了回头的路，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里，再也读不懂“传统”的作品，只有极少数人才会钻进“优秀”的故纸堆去淘金。
在许多遗老遗少看来，是实在是数典忘祖全盘西化，可恶之极。想想看，曾几何时，奥斯曼帝国有过横跨三大洲的辉煌，它的文治武功，又曾让多少人胆战心惊？他们也曾经以生而为奥斯曼人而自豪。为什么不让昔日的光辉再一次复兴呢？尽管基马尔大刀阔斧地改革，用拉丁文的土耳其人和用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人，一样是土耳其人！
当然，我不是说就一定要效仿基马尔，而是为人们展示另一种经验和可能。
其实，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既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怫学者，离中国”，也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他连自己姓氏拓跋，也改成了元——后来金代的诗人元好问就不叫拓跋好问了——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禁止穿鲜卑传统服装，不能讲鲜卑话，如果谁在朝廷里讲“北俗之语”，就会被免官，就连六个弟弟都要求娶个汉人女子作老婆。
晚清士人曾经对传教士杨格非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就是跟孔子下地狱，也不会跟耶稣上天堂。”[8]其实孔夫子被后人奉为圣人之教的那套东西，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多少人当回事。秦始皇还要一把火烧了他的书。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呢。难道这以前的中国人就不能叫中国人了？一个本来不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后来接受了，是不是就是被文化侵略了呢？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西方某个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和接受孔孟之道，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屈辱就不体面？
在张之洞的心目中，“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是由于中国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常。而民权之说，男女平权之说，则是不可行的异端邪说。（《劝学篇。明纲》）在张之洞看来，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通“中学”，就如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人一样，他们的“西学”根底越深，就会越看中国不顺眼，对于这种人，纵使再博物多能，国家又怎么能够用他们呢？（《劝学篇。循序》）这话不假，一个认为三权分立有道理的人，怎么会喜欢朕即国家的统治呢？这种人非但不能启用，而且还必须斩草除根！就像清政府对孙中山们一样。如果张之洞地下有灵，看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讲男女平等，而且台湾还搞竞选，连君臣的影子都没有了，他会认为中国还是中国吗？秦朝对孔孟之道用火对付，中国是中国么？中国人还成其为中国人么？！除非国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就会有文化渗透。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包小脚是什么样子，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通晓孔孟朱子的教义？谁能够断言，现在的中国人和明朝的子民相比，就不是中国人了？
（三）鉴真是文化侵略者吗？
前些年，那些昂着头说不的人，声称如果好莱坞的电影进入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文化绞杀，说什么中国影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弘扬中国文化，抵抗文化绞杀。
先且不谈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难道南朝宋末来中国传教的菩提大摩是在搞文化侵略？为了纯洁“中国”文化，是不是需要发起一场清除思想精神污染运动，把禅宗彻底抹去？玄奘去天竺取经，645年回到长安，带回657部佛经。今天还在的西安大雁塔就是当年为了藏经修建的。而且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难道玄奘去印度，就是为了让唐帝国接受印度文化的侵略吗？尽管945年中国对佛教徒有过一次大迫害（一共有四次），但它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佛教已经紧紧地吸引了最优秀的中国人的头脑，它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中国现在将佛教作为传统的一部分，难道中国人因此就成了印度人了？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讲“出家”，自然是对儒家“人伦”的打击，魏晋时，佛教盛行，难道我们把信男善女们都描写成自觉受文化侵略？
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陆有20多所教会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难道这些学校毕业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都是卖国贼了？都是一些惟恐不能变成黄头发蓝眼睛的假洋鬼子？我不知道，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加入中国国籍，是不是必须通过传统文化考试，并宣誓信服中国文化？
如此这般提防物质和精神的亡国，那就只有掀起一场用毛笔，读四书五经的国粹主义热潮了。可是退到2000多年前，连四书五经也不是什么“传统文化”，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把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谁认为必须继承，那可是犯罪啊。
其实，并非丢掉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扔掉《联邦党人文集》，拿起《四书集注》，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国人。
奇怪的是，那些人声讨“文化绞杀”时，却又忘乎所以地说：“日本的富国，带有丰沛的儒家传统”，“日本人在建筑、茶道、剑术、礼仪上的优雅情趣，比中国本土还具有更浓郁的中国古风。”这虽然显示了天朝的赫赫声威，却又不免让人纳闷：日本岂不是作了“物质和精神的亡国奴”？
742年到748年鉴真5次东渡日本未成，先后死了36人，而且鉴真自己也双目失明。753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在日本传播盛唐文化。他还被奉为日本律宗的先驱者。而鉴真东渡日本弘法，岂不也是对日本进行文化侵略？
而且到了明治维新时，日本还要寻求知识于世界。结果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把大清帝国打得一塌糊涂，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还割占了台湾，好像事实上并没有亡国的半点征兆。卤莽如我等者，也只好信回神，认为是上帝偏爱日本，要不，怎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就会有人惊呼会做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呢？
一个国家如果生活在文化侵略的恐惧中，就难以建立与世界文化的平等、自由交流的环境和机制。这是一种国家的自残行为。
我们喜欢某种思想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或美国的，而是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将文化分成东西，并且以东西定取舍，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如果某种思想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坚持它只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四）自由重于传统文化
抽像地讲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废话。实际上“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复杂，谁能够说自己有本事提出一个无人异议的“传统文化”的标准答案？文化爱国主义根本就行不通。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是不是传统文化？基督教是不是传统文化？无神论是传统文化，那么有神论是不是传统文化？……韩非子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而孔子却说三年无改父之道，谁是传统文化？……儒家说要信，可民间却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底谁是传统文化？
聪明的阿Q们可能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题是，谁来取，谁来去；取什么，去什么。可以补旧鞋子，为什么就不能买新鞋子？是承认公民个人的自主性，还是由权威定夺？
笼统地讲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什么诚意的表现，四平八稳的背后，是什么该用、什么应取、哪些要去。
当然，这作为个人对待中西世界的准则，那是他的自由。你或者愿意读《孔子》、《孟子》，却对《理想国》、《论法的精神》嗤之以鼻，或者您喜欢念《政府论》、《人权宣言》，却对《资治通鉴》、《四书集注》不屑一顾，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这却决不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它对无论是弘扬国粹、全盘西化，还是折衷调和的调子，都保持政治中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你可以像张之洞那样讲中体西用，他可以像陈序经宣扬全盘西化，我可以像季羡林那样反诘：“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10]……不能说，我自己是个国粹主义者，我就千方百计想让西化论者闭嘴；我折衷主义者，因此最全面，其他的思想都必须销声匿迹。作为公民，你可以不赞成甚至反驳他人的观点，但是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己见的权利。这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面临竞争的压力，要想赢得人们的信服，就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潮流。
注释：
[[[1]（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上册，第23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2]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第497-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13]萧一山《清代史》第20页
[4[4] [清]辜鸿铭《清流传》第146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5]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
[6[6][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2页
[7[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91页
[8[8]孙江《十字架与龙》第69-70页
[9[9]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
[10]季羡林《朗润琐言》第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哥德堡是瑞典西部海港城市，面向大西洋，北接挪威南联丹麦，是瑞典乃至整个北欧的经济与工业中心，著名的沃尔沃汽车集团公司总部就设在这里。同时，从1984年起，这里也年年举办大型图书博览会，并成为北欧最有国际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书展，每年参展出版社及有关组织都达到八百多家，出席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与世界其它大型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相比，“哥德堡书展”的特色是不以商业销售为主，每年都有突出文化主题，有非常精彩纷呈的系列研讨会和报告会，邀请国际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演讲，例如历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均出席过该书展，因此显示更高文化品位，倍受国际媒体重视，每年的国际报道都达到2000多篇以上。
今年的书展突出“言论自由”主题，关注全世界各地因为言论和写作而受政治迫害的作家，以及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问题。国际笔会和国际出版界联合会是本次书展主题的直接倡议者和推动者。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和秘书长阿克曼以及多位副主席都排入会议演讲议程（后主席因事取消由秘书长代替发言）。国际笔会下属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各笔会及独立中文笔会都积极参与会议讲座的筹备并分别主持各场演讲。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与国际秘书万之参与了本次书展有关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讲座的筹备工作并做了发言。书展从中国大陆地区邀请的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和中国民营出版家联合会秘书长薛野因故未能出席书展。应邀参加书展并演讲的国际知名作家包括新近推出《毛泽东：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国作家张戎夫妇、新推出《请用文明说服我》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