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带着中共党内的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景色漪丽的西子湖畔的刘庄，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带有资本主义成份的《共同纲领》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的《宪法》所取代。
1954年9月，经过全国人大第一次大会较大范围的讨论，终以1197票的全票通过了毛泽东参加起草工作而制定的《宪法》。并于9月20日正式颁布。
说起《宪法》来，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专制阶级进行斗争中，逐渐认识立宪主义思想的重要，认识到人民应该用直接民主或代议制度参与国家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根本法，而产生的。它的用意是防止封建势力复辟，限制政府的权力使用范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被政府伤害。因此，在十七、八世纪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之，欧洲和美国的宪法得以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宪法》的制定是参考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集团”的宪法，还研究了解放前的宪法制订的。从理论宣传上说是社会主义宪法优于资本主义。实际上一部《宪法》能严格实行其内容就是好的《宪法》，如果只是“摆设”，说得再好，也没有实际意义。
不管怎样，对于当时这部《宪法》中宣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及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通信自由……等权利的具体规定，对民主党派、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广大国人确也有过莫大鼓舞。
那时候，和毛泽东的霸气同步的个人崇拜也发展到一定水平，当时竟有人提出要把宪法叫做“毛泽东宪法”，后来总算没有通过。
此前，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人们都忽略了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毛泽东说`：“……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一片拥护和万岁声中，唯独黄炎培先生当时提出：“我有一种顾虑，我万分恳切要求各方面对于宪法予以高度的重视来正确执行，所有领导、管理、监督、检查各方面对于宪法执行工作，特别予以严重注视……”很可能黄炎培先生这一席话，是他1945年7月初在延安考察时，和毛作了著名的“窑洞对”之后，经过8—9年的亲身体验和考察，已经发觉毛的“言而无信”或者“说了不算”的特点。面对国家根本大法的讨论，不由得流露出他的一种善意的担心。
后来，他的这种善意的担心，不幸终于成了严酷的现实。庄严的《宪法》终至成了几页废纸。这都是后话了。
虽然毛泽东参与了《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是“和尚打伞”，压根儿就没有接受任何约束的考虑。他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一个信念：“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的！”和他的哲学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宪法》颁布以后，首先，甩开《宪法》的约束，他炮制的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毛把一个文艺观点的争论有意识地枉加了反革命罪名，作为他“与人斗”的靶子。不许申辩，强行判刑，完全抛弃开司法程序、法律取证和宪法精神。最后公布：涉案人员2100人；逮捕92人；隔离72人。最后确定“胡风分子”23人。都是由他确定以后再交给司法部门去办的。
胡风案完全是一种歇斯的理发作的“与人斗”。毛具体亲手办理此案后，有多大问题都没人敢再说话。整个共产党都得顺着他的一意孤行。他的飞扬跋扈就如同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家长。家长一发指令，只能高呼万岁，共产党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任何一点不同意见。好象根本就没有《宪法》一样。
[二十多年后，毛已去世，落实政策时，负责外调胡风问题的人员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他们还作了一些对革命有贡献的工作。被定为‘胡风分子’的翻译家丽尼，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他伺机搞到一份重要情报，交给胡风，胡风把情报交给了廖梦醒，廖又设法转交给廖承志。这份材料在淮海战役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就是调查清楚，在这位飞扬跋扈封建大家长面前，谁又敢如实说明真相？]
最后，经过三次平反，证明当年给胡风强扣的罪名，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这一“胡风案”搞完，还不过瘾。还要追求无穷的“乐”，紧接着又发起了“肃反运动”。在他又一次掀起“与人斗”的风浪时，依然是把《宪法》抛在脑后。
这一次“肃反运动”的规模更大，更是完全甩开了宪法的人权规定和司法程序。机关、团体、学校……在单位党的领导下，代替和抛开了司法机关，都可以私自设立拘禁室，都可以剥夺被审查人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审查时还使用了一定的逼、供、信手段。有的人因为根本没有问题，又忍受不了人格的凌辱，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又叫“非正常死亡”,也叫“自绝于人民”)。仍然是党的机构整完，交由司法部门按意见去处理。把司法部门当成了他的“小使”。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官方公布：被立案审查者共140余万；查出来的“反革命”共计3800人（真实的数字不得而知）；占被审查人数百分之0。27。陪绑者占了百分之99。73。这一运动也是完全无视《宪法》精神的。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正赶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毛对“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只赞许过一次，就转向维护。他警告国人：“不能把斯大林的刀子丢掉！”他又坚决支持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他认定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镇反不力。这大概就是在他的头脑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策划“阴谋”或“阳谋”的动因。
1957年他发起了党内整风，接着又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面上象是要认真整改，甚至于在开始鸣放以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表示：“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用来迷惑群众。
不到一个月，他在青岛干部会议上则说：“对右派要实行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改造他一二十年……”
最后，整风变成了反右派，竟然任意地篡改了宪法第100条，抛出个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无辜的提意见者百万人送去劳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全都被实际废止了。
毛用反右派运动整肃了所谓的“右派”。同时，也用高压手段震慑了全国人民。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全国进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这就更有利于他的独断专行。
扫除了一切不同的言论，清除了所有敢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吹起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号角。两年超英，三年赶美，粮食亩产数万斤。宣布：“公社吃饭不要钱，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不要说《宪法》，连“规矩”也没有，完全是他一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当时的国家机关也完全瘫痪，全国的“大跃进”真正指挥者是他，鼓动者是报纸。他想怎么吹，报纸就给他怎么吹。
结果的代价是，他“和天斗、和地斗”悲惨地败下阵来，既没有“赶上”，也没有“超过”，劳民伤财还饿死3000多万中国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亡的军、民还要多。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真可说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百姓，宁肯饿死，也不敢说话。直到他死后，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在他80岁临终时，才说了几句实话：“以前是一刀切，现在是切一刀。农民说：‘你们让我们「忆苦」，却又不许说1960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水洗一样的挨饿，那总会有个地方可以逃荒要饭吃。这可好，60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饿死，我们受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是所有农民对“大跃进”的看法。
对于如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痛后果，他的所谓“检讨”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这‘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
这是谁检讨？这是惩罚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这也能算检讨?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太多的运动，作过太多的检查，写过太多的检讨交代材料，谁见过如此荒诞的所谓“检讨”？这就是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事件的“检讨”？这就是对3000万被饿死者的，四十四个血淋淋的字的检讨？
如果别人犯了破坏国家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严重罪行，让他来处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要“枪毙”人。他肯定会说“重罪当诛”！
说起来，毛泽东也曾“用”过两次《宪法》，只不过那是两次好笑的“闹剧”。
第一次是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和毛有一点小小的争执，第二天，他想起了《宪法》，毛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气冲冲质问刘、邓：“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知道是《宪法》给了他权利，还是他给了《宪法》权利？）”他是共产党大家庭的“家长”，谁敢剥夺他的权利？这好象一个家长对小辈们的耍赖示威。小辈们也只好连哄带检讨诚慌诚恐地连连说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谁能说这不是一场笑剧？
第二次是文革之初，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工总司”。当时还摸不清文革底细的陶铸和陈丕显把“工总司”看作是非法组织，应该取缔。中央文革的张春桥、陈伯达却力挺“工总司”。陈丕显当时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还有没有国法？”
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家长”那里，毛泽东表态说：“宪法中有‘结社自由’的条款，为什么不能成立工总司？”这就是他第二次利用《宪法》。拿《宪法》教训了阻碍文革的陈丕显。他简直是随心所欲地在玩弄《宪法》！
当年，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毕竟还有点良心，3000多万条人命，可不是小事。他大概也想总结教训，打个圆场。他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本是既承认一点问题，又给毛一个台阶下。没想到这话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毛此时非但无视3000万人命，认真检查，相反，在一片万岁声中，他想的似乎是他的“王位”。而且疑心越来越大。似乎一向宣传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点虚无缥缈；有些具体作法又有点象农民革命，“打下天下坐天下”。李先念说过：“第一个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是厉害的。”彭德怀后来在庐山开会时对张闻天说过：“中国皇帝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 当时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说过：“历史上的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比如秦始皇、毛主席。”毛泽东自己也自诩：“超过秦始皇100倍。”
封建王朝和民主宪法当然是不相容的。从此，在他的主观随意性之下，1954年《宪法》就好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但《宪法》消失了，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他的淫威下也整整停开了十年，被取消了十年！
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民主。什么《宪法》？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我一人说了算！
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更是开始了一场更大的“与人斗“的无穷乐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操纵者毛和其妻江青，都没有对“大跃进”造成3000万人死亡的重大灾难有半点正确的认识，把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推给别人去“调整”之后，他则又投入了另一场“与人斗”的波澜之中。早在1962年，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毛就对巴卢库表示，7000人大会上，有人要“推翻他”。文革开始，江青也讲过类似的话。因此，文革的开始，也是他们复仇的开始。夫妻都表示该是报“7000人大会之仇”的时候了。没有多久，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被红卫兵小将打翻在地。
当孙悟空们（毛泽东指红卫兵语）杀进了中南海，刘少奇几次被批斗，被人身侮辱之后，此时，刘少奇也想起了《宪法》，他愤然拿着一本《宪法》（五四年《宪法》）去找毛泽东。
当刘拿着《宪法》去找毛理论时，毛泽东根本就不谈《宪法》，而是用“革命就是最大的法”的理论，教训了刘少奇。当时毛刘有过一段精彩对话：-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首先发问。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力，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要`法律，要民主的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的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么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 註 ]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在这《宪法》和“王权”的交锋中，刘的力量显得那么纤弱，不得不屈服于毛泽东的“枪杆子”和“孙悟空”。当刘退出这个谈话，悻悻而返时，一方面留下的是毛泽东得意的窃笑，另一方面则是，这部1954年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经历了不平凡的被弃置的十二个年头，此时则无声无息地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手中很自然地像几页废纸一样滑落在地了……
这就是1954年颁布的，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结局。
[ 註 ]师东兵 : 《中国第一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