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人心的荣辱问题，竟引起治国者的高度关注。就像先前宣扬意识形态那样，雷厉风行地要让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世风颓败，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本是中国的古训，先前的读书人和教育者、执政者，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经常念叨的。它的被遗忘，也快有一个甲子了。所以，很平常的道理，现在却成了新知识：“知耻”，一个做人的底线，现在却成了全社会要面对，要加强力度非达到不可的高峰——就像一个运动员跑了无数圈后，突然发现怎么又站到了起跑线上了。这真是一个世代的悲哀啊！
在“礼义廉耻”中，“耻”是摆在第四位的，位于末尾。其实，在这四个字中，“耻”才是“核心”。“不知耻”，就是俗话“不要脸”。当“脸”都可以不要的时候，“礼义廉”还从何谈起：“礼义廉”还靠什么来维系来坚守？官吏贪脏枉法、商人行骗坑人、女大学生卖淫、文化人充当“戏子”……所有这些丑类人渣，也有他们的精神支柱，那就是“不要脸”。“脸”都不要，还有什么不可为的，不敢为的？
“文化大师”余秋雨氏忧心忡忡地认为当今文化界普遍呈现“乱局”。这是无的放矢，或者别有用心。文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少数人“无耻”，多数人不能正视，不能抵制，不能谴责这种“无耻”——对于作为承担社会正义和良心代言人的文化人来说，这种视若罔闻，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形态的“无耻”。
目前普遍的社会危机，正如清末名士龚自珍所言：“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又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见《龚定庵全集类编》第133页）。在今天，这该是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了。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认真思考它。
文化界“无耻者”的标本，非余秋雨氏莫属。
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铁皮鼓》的作者德国人君特。格拉斯向世人坦陈，他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成员。17岁时格拉斯应征参军，被派往驻扎在德累斯顿地区的党卫军服役，作一名预备役士兵。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事，但当他对历史有了清醒认识后，这段经历就成了永久的心灵折磨。他对前来专访的记者说：“这种羞耻感使我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让我非常沮丧。”这个例子，对余秋雨来说，是个极为鲜明的参照对比。他，一个曾经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所谓“文攻”）班底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写了那么多颠倒是非的文章。劣迹累累，人证物证俱在，却能厚着脸皮一再抵赖，笔下还常常禁不住流露出当年“被重用”时的得意。他何尝有一点点愧疚，一点点良知？
学识上的硬伤，他一概不予认账。只要是他笔下出现的，对也是对，错也是对，因为他是“教授”、“文化大师”。连国家出版的作为统一规范的权威辞书字典，他都可以藐然视之，把指出他错误的人讥之为“字典派”。看来所有的字典辞书都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试举一例，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化苦旅》的线装版，他立即著文发表在《文汇报》上。看他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神气，哪有一点学者的仪态？当然，这篇文章也还有自我炒作和做广告的意图及作用。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词的运用，使人大跌眼镜。文章不算太长，全录如下，以飨读者。
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余秋雨
在我上海寓所里有两只引人注目的书箱，一只是楠木的，一只是红木的，箱门上都刻着古雅的篆字：“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
大可堂集中了浙、沪等地一批高级专业人员，精心研发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函封玉签的印书技术多年，制作了一系列值得珍藏又容易湮没的线描连环图集，一部部慎重推出，卷帙浩繁的《点石斋画报》便是其中之一。现在，海内外收藏界和读书界都以拥有几部大可堂版的图书为幸事。从去年开始，他们准备尝试着用这种精致而又麻烦的传统印刷技术制作几部现代人写的文学作品，第一部选中的竟是我的文集。制作成后，还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对此，我有点诚惶诚恐，觉得自己的那些文章还没有资格接受如此古老的装璜仪式。但是，内心又实在太喜欢中国传统的书籍形态，钦佩它既沉淀着一种历尽千百年吟哦的悠远美丽，又指向着一种散发竹帛清芬的环保境界。我的文章，多数都在探讨中外文明的历程，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台阶，便是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纸张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这也就是说，现在被我们看作稀有印刷物的宣纸线装本，实在是中外近世文明在传播手段上的母本形态。能用这种母本形态印一印自己的作品，当然是一种奢侈的心愿，只是不想太贪心，先印其中一本《文化苦旅》试试吧。
《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十年。承蒙海内外读者的厚爱，此书一直列于世界各地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读者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路途、景观、感受、思考都大不一样，文体和文笔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我的苦旅会延续到如此之长，如此之久，是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现在重翻《文化苦旅》，已恍如隔世，它成了我自己的“古籍”。
线装本有自己的美学。除惯常的函封装帧外，在竖排繁体的文本之前，似乎也不宜强加太多的现代审美形式。与专家们商量，决定每册加盖两枚篆刻闲章。一函分四册，共为八枚。闲章上的文字由我拟定，篆刻家则由大可堂聘请此道名家吴天祥执刀刊印。
四册中的八枚闲章，内容如下——第一册的第一枚闲章为：“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当然是说自己远行的状态，意思很明白，但刻起来很费事，因为要在方寸之间容得下十个字，很花功夫。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史籍。《南史。王弘传》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云：“豺狼当道，不问狐狸。”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
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也是我的自况。
第三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海若无边天作岸”；第二枚闲章为：“山至绝顶我为峰”。也是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我喜欢这两句话所传达的“绝境提升”精神，真可谓气吞山河。
第四册的第一枚闲章是：“老将当风，万夫气短”；第二枚是：“清弦一曲，列座无言”。这是一副旧联，有一种自求孤独的英雄美。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长时间围攻，妻子拿着上联来开玩笑，而我则把下联送给她。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梅洁看了哈哈大笑，说要挂在客厅正中央。
这八枚闲章刻成后，将以朱红印泥分别盖在线装本《文化苦旅》每本分册前的扉页宣纸上，可以想象那会是多么鲜明又多么得体。我想，这八枚闲章，也许会成为很多读者收藏这套书的理由之一。因此，我要深深感谢那位篆刻家，也感谢下决心出这部书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大可堂。
所谓“一个词的运用”，请看“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这一段。“见赠”一词用在这里，实在是“石破天惊”！
“见赠”的“见”，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又是余秋雨不屑的“字典”） 这样解释：“放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据此，“见赠”就是“赠我”。把自己的东西赠给别人，怎么可以叫做“见赠”呢？当然，我们不能用“字典派”的观点看待和要求“大师”。
其实，完全无须搬动字典辞书。这类词多的是：“见谅”、“见助”、“见恕”、“见背”、“见弃”、“见告”、“见爱”、“见责”……口语中还有“见笑”、“见怪”，不识字的人都听得懂，都不会用错。而余秋雨大师不知是知识上有缺陷，还是有意偏偏要跟字典辞书和历来的文化人反着干，同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农村的大妈反着干。余秋雨至今也没有对此作点哪怕是小小的说明，肩负传播文化神圣使命的余秋雨为什么对文化如此不负责任？他的朋友古代文学专家章培恒也不出来像上次那样为“致仕”的笑话替老乡开脱了。
当余秋雨先生在“青歌赛”上奚落那些年轻人的知识欠缺时，不知是不是也想到自己的难堪。那么多文史知识及古汉语方面的差错，是像余秋雨这样年纪的文化“老师”所不该有的，何况还是“文化大师”呢。
从此，中小学生学着余秋雨这样使用“见赠”一词，无论是老师，还是中考高考的阅卷人，都不应该判错，因为余秋雨大师就是这么使用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机构和人员，你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居然一言不发？
何况余氏至今依然拥有一大批“FS”，谁敢说他一点不好，就一齐跳出来骂人；央视青歌赛的那个负责人居然扬言：作为文化知识考官，余秋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的“无耻”，一至如斯，不是很可怕吗？
近来，央视的“百家讲坛”又出现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麻辣教授”的易中天。 我看，他与余秋雨并不一样。余趾高气扬，做作得让人生厌，生生的一个文化无赖；易虽也不轻易让步，却是用一种平等的态度视人。我尤其欣赏和认同他的三点声明：是硬伤，立即改正；是学术，从长计议；是讲述方式，不讨论。这很有道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总是用现代观点来看历史的，这没办法，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历来如此。只要不在史实上象我们以前熟知的那样胡编乱造就不错了。至于讲述方式，多样化没有错，何况面对的是一般的听众。语言上的调侃、风趣是优点，不是缺点。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只是，易把《三国志》（正史）与《三国演义》（小说）一锅煮，就未免有时误导了听众。
讲荣辱观，止于倡导号召是无济于事的。“知耻”者不用多说，他会自律；不“知耻”者，再说也无用，因为他已“不要脸”。现在是非得拿出点硬性的手段了。例如余秋雨，这样肆无忌惮地糟蹋祖国的语言文字，而且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一个文化大国古国所能容忍的吗？是今天满世界大讲荣辱的气氛下所应出现的景象吗？
这羞耻，不仅仅是余秋雨个人的，也是中国文化界的，扩而大之，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