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维权律师在群体性事件中起到了润滑剂和中介作用，使官民矛盾不会过于尖锐。律师天然趋保守，却是制约公权力的力量，有利于现行制度。

以代理老百姓维权案著名的莫少平律师，这些年来也代理过不少群体性的案件，比较典型的是辽阳工人姚福信案。当年辽阳有工人认为是企业领导人贪污腐败导致工厂倒闭，工人要吃饭，请市、省政府解决，写信给中央，最后没有得到解决，引发数万工人上街游行。姚福信是工人领袖，事后被抓了，成为一个矛盾很激化的案件。莫少平介入时，是政府镇压后，虽然人被抓，但并没有让下岗工人心服，仍然存在群众要上街请愿的因素。

作为姚福信的辩护律师，莫少平与工人接触，从具体的案件应该依照的法律规范阐明观点，认为工人按宪法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利。但中国又颁布了游行示威法，涉及到必须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但中国的宪法又规定了人民有结社游行的自由。于是，莫少平从大的原则上肯定工人做法，但认为他们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瑕疵。莫少平理性的分析，工人们都能接受，事件没有进一步恶化。

莫少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群体性案件往往都是官和民激烈冲突的案件，律师在其中起到润滑剂作用、中介作用，政府部门与群体性案件的当事人已没法对话了，几乎水火不容，通过律师的中介润滑的搭桥，使矛盾不会过于尖锐。「我办案的体会是，律师参与这种群体性案件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

莫少平指出，法制社会一定是权力受到制约的社会，不会一种权力独大不受任何制约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社会。这种制约有多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制约权力，如美国是三权分立，一定是没有一种权力可以独大的；第二种涉及到媒体，新闻表达自由的监督，对公权力的制约，让公众了解实情，对政府的言行进行批评；第三种权力来自民间的力量，包括工会、农会等民间组织，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律师的力量，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不是拿公薪的，在法制社会中律师绝不是政府的御用工具。宏观上讲，法制社会一定是一个权利受到制约的社会，制约公权力，律师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莫少平亦曾参加全国律协「指导意见」的讨论。他指出，初衷是希望规范律师在代理群体性案件中，更好地保护律师的合法权利，在方方面面的压力下，实际上限制措施远远大于保护律师的权利。其实，原有的中国律师法，实际上对中国律师的权益讲得不多，义务很多，权利很少。他说：「这个指导意见也是在各方的压力下形成，但这不是一个方向，通过代理群体性案件，以指导意见来解决律师代理案件时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这绝不是一个方向。」

律师天然是趋保守，如果使用暴力就不需要律师。莫少平认为：「律师是一个现存制度的保护者，职业的内在要求规定，在法律的框架下予以辩护，律师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趋于保守者，当然不排除其变革性。」莫少平表示，从执业的角度要对律师有个定性，从群体性案件讲，不能要求民众有律师般的法律意识，如果不加以引导、协调的话，这样的群体性案件会导致暴力和动乱。

意识到律师本身职业性，意识到律师在群体案件中起的作用，莫少平得出的结论是，律师介入群体性的法律案件是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说每个律师的主张法律的技术都很专业，在具体的案件中表现出律师和政府是冲突的，从宏观上讲，对中国的法制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是对地方政府违法执政的制约，是要求政府纠错，而不是要推翻政府，要求你依法实行你的职权及依法保护老百姓的权益。」

目前，莫少平正介入陕北民营油田维权案，该案原来是由其助手朱久虎接手，朱久虎遭拘押被取保候审后，由莫少平介入。莫少平认为，该维权案中，如果没有律师的提出行政诉讼或与政府协商的方式，陕北油田事件可能比现在更为严重，虽然有一二百人去政府门前静坐，但有录像为证，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当时首先是逐级反映情况的，先到县政府反映，再到榆林市，政府做了承诺，最后仍没有解决，他们又到省政府，是逐级的。这本身就是律师的主张，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去做的。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三十六期

在全球互联网上搜索“全球被恶搞政治人物排行榜”，第一是美国总统小布什，第二是英国首相布莱尔。自从伊拉克战争以来，这两位当今世界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一直身处争议漩涡，激烈的批评和恶意的嘲讽，遍布世界各地媒体，反对伊战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也屡屡发生——不但在世界各地，也在美英两国。

言论自由最为善待人性的地方在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能够和谐地分享同一种的自由。没有人会因发表对总统及其政府的尖锐批评而遭到行政权力的处罚，更不要说被关进监狱；也没有政治人物会因满天唾沫而勃然大怒，下令封杀媒体、开除记者。所以，布什和布莱尔这对亲密盟友，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各种形式的嘲讽，也包括网络恶搞，早已是荣辱不惊。

退一步讲，不管两大政治人物心里多不高兴，也奈何不了媒体和网民，更无权下达封杀令。因为他俩都知道，无论自己的行政权力有多大，纵然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发动一场战争，也惹不起一个小民的言论自由。

然而，中共历届独裁者大都是不许批评的一群，时至今日，中国刑法上仍然有“煽动颠覆罪”，当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文字狱。而权力霸道必然导致政治弱智，弱智到连那些善意的幽默式献媚也无法理解。所以，1949年后的中国，除了文革期间用漫画来丑化那些走资派之外，其他时期以讽刺当权者为主题的漫画已经绝迹。即便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巨量的恶搞各类名人的条目，却很难搜索到恶搞中共寡头的条目。

9月11日，广州《新快报》A15新漫画版出现一张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漫画且配有文章，标题为《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图文作者“孤寒斋主”却因此被停职。“孤寒斋主”本名邝飙，中年漫画家，现供职《新快报》要闻部。他长期从事漫画、连环画创作，代表作有《鸡讲人话系列》、《办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间系列》（单幅）和肖像漫画系列等。

此漫画源于胡锦涛给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孟二冬的女儿孟菲回信一事。孟二冬48岁英年早逝。他在一年中接受三次大手术，顽强地与癌症作斗争。胡锦涛在信中说：“我是含着热泪读完你（孟菲）这封来信的。”

漫画上的胡锦涛，身穿西装坐在书桌前，右手持笔回信，左手拿手帕擦泪。作者配文：“胡锦涛的热泪是为孟二冬的奉献精神而流。总书记那感人肺腑的信不仅是写给孟教授女儿的，也是写给全国教师的。这是总书记对孟老师全家的关心，更是对全国教师的关怀。”

如此肉麻的献媚之作，居然也要受到惩罚，真的搞不懂中国人还能说什么！

不错，中共领导人出现在媒体上的形象，一贯是正襟危坐的严肃姿态，即便是献媚，也决不允许用漫画这种艺术形式来再现。此漫画是二十多年来大陆媒体上出现的首幅中共党魁漫画。但在我看来，这幅画是毫无漫画味道的失败之作，无论是画面本身还是配发文字，丝毫找不到漫画所具有的讽刺意味。而以作者的创作功底而言，如若不是创作过程中的战战兢兢，是断断不会画得如此低劣。退一步讲，即便有漫画作者想含蓄地讽刺一下当今统治者，命脉握在党国手里的媒体负责人，也绝对不敢发表。

所以，一望而知，作者的创作意图，绝非恶搞，而是为了以创新的方式歌颂新党魁。因为从上台之日起，胡锦涛就高调亲民，以漫画来献媚亲民党魁，具有平易亲切的特征，更能显示当今百姓对当今圣上的真心拥戴，岂不是可以让胡总更舒服。

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改革开放使中共政权重新获得了民意支持，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充满自信。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公开提倡过穿西服和用刀叉，中国媒体也发表过一幅紧跟总书记号召的漫画，漫画上的胡耀邦身穿西服、手拿刀叉。这幅漫画并没有给画家和媒体带来任何麻烦，反而是胡耀邦的号召引发出社会争议。

而现在的中共寡头们却处在高度的警觉中，以至于把媒体的一次亲切献媚变成“政治事故”。这大概因为：

1，他们大都成长于狼奶四溢的毛时代，那是一个只有咬牙切齿而没有会心一笑的时代，只有丑化侮辱而没有亲切幽默的时代；正如李锐先生所言：“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早请示晚汇报，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

2，六四后十七年来，中共政权的民意支持急遽流失，改革的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寡头们的权威也大幅度下降，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权力恐惧。

所以，他们缺乏自信和雅量，更缺乏审美情趣和幽默感，非但无法欣赏这种更贴心的献媚方式，反而小题大做地把漫画视为对最高领导人的丑化。

美国总统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整套制度设计中，言论自由是最基础的制度之一。因为，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仅具有确立人的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所以，媒体才被誉为“无冕之王”或“第四权力”。

反观改革将近三十年的今日中国，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梦想”之遥远，甚至远到连汉文帝时代都不如的程度。早在二千年前，汉文帝还知道不能立法禁言和制造文字狱，他在公元前178年（文帝前二年）下诏废黜“诽谤妖言罪”。他的理由是：“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在今日中国，不要说媒体对统治者提出公开批评决不允许，甚至连草民第一次用漫画方式向当今圣上献媚，画家的心态也是如履薄冰，这必然导致作者创造力的丧失，所以才把讽刺性的漫画搞成了歌德性的“正画”。

如此小心翼翼的创新式献媚，也不为当今党国所容，岂不是最大的自我恶搞！

2006年9月20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9月21日）

我不知道其它做父母的是否都有我们这样的经历，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切都计划到了，甚至连记载成长过程的日记本都准备了好几个款式。可是等到儿子出生后，却忙乱得一股脑都忘掉了——尿布堆积如山，牛奶泼得到处都是，半夜三更那个“小玩意”好象见到了幽灵似地突然大哭大闹……，而且上班又迟到了——哪里还有那份闲情逸致坐下来写字？

不过，孩子成长的每一天虽然都是和尿片、牛奶瓶、哭闹、玩具分不开，总也少不了忙乱和烦躁，然而回想整个过程却是充满了连续的欢乐和不断的惊喜。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他们快乐无忧地成长着。如果你的眼睛够细心，每天早上都能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又长大了一点的特征；如果你的耳朵够细心，那幺每天晚上守在他们熟睡的床前，肯定能够听到他们悄悄发育长大的声响。如果父母不是沉浸在成人俗事中太深，如果他们够细心，那幺几乎每一天都能从子女们童稚的“胡闹”和语出惊人中看到自己的过去……

——只是等到大儿子上了中学，我才突然发现，那些十几年前为他准备好的成长记事本还空空如也。

像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我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先是进入幼稚园，然后牵着他的小手送进小学……很快终于到了那一天，孩子起床后一本正经地摊牌了，他说，你不用再送我去学校了，同学会笑的。于是，你只好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背着大书包的儿子那小小的背景消失在路边或者灵巧地挤进学校巴士，留下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和失落。

好在还有一个小儿子，他才刚刚上小学，精力过剩，口中的“I love you”总也用不完，他不像他的哥哥一样连走路都要保持和父母一段距离的“酷”的姿态，小儿子可以不分场合上来就抱住父母亲来亲去。在他看到“危险”时，也总是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小手抓住我的手……

但我知道，我又能这样紧紧地抓住他多久呢？

从他哥哥这些年的变化中我很清楚，儿子虽然代表了未来，但那不是我的未来，——他们有自己的未来，——那未来对于我太遥远，不但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影响。我紧紧握着儿子的手，但却无法握着自己和他们的未来。

* * *

我握着儿子的手不愿意松开，并不是不愿意放弃对未来的把握，而是我强烈地感觉到，此时此刻我抓住的是过去——我的过去！

我这才幡然醒悟，当我那幺沉湎于儿子的童年成长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在默默怀想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我曾经有过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年吗？是我记不得了，还是我不愿意再记忆起？

不管是不愿意记起还是压根儿不愿意忆起，我却知道我的儿子应该有另外一种童年——一种快乐、幸福的童年。大儿子四岁时我就带他到美国生活，小儿子出生在国外。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我敢肯定他们已经离开我的童年十万八千里了。

然而，伴随着儿子无忧无虑的童年，不但没有让我远离自己的童年，反而一次次把我拉回到过去。眼前的儿子让我越来越多地想起了自己。为了让他们知道爸爸的过去，让他们不忘本，我一开始试着向他们讲起自己的童年……那时两个星期才有一次荤菜，所谓家常便饭也就是饿肚子的感觉，直到我上大学了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巧克力，更不用说由于出生于地主加臭老九的家庭而受到的习惯性欺负……不过每一次我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已经上中学的大儿子满脸质疑和不解的样子，而刚刚上小学的小儿子更是像在听童话故事一样，不时冒出一些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爸爸，小矮人到哪里去了，为什幺不出来帮你……”我让儿子远离我的童年，却让我更深地跌回到自己的童年里。每当拥抱儿子或者牵着他们的手走在这些现代化的大都市繁华的街道上，我仿佛都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故乡中国，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情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孩子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不管父亲当时心里多幺痛苦和恐惧，一蹦一跳地走着……

我的父亲一生不得志，由于爷爷有三十亩土地，被划为地主。解放前从国民党学校毕业的父亲虽然解放后成为公办教师，但一直没有摆脱受批判和被迫害的命运。为了把我们养大，父亲一直忍辱负重，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只是到成年后很久，才渐渐理解了父亲。

我开始理解父亲是从自己当了父亲后。当我看到手中的儿子那幺娇嫩、可爱和可怜无依的时候，我的责任心和爱心超过了一切，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哪怕我的生命。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我的父亲。我想起我当时也是像儿子一样躺在父亲怀里，牵着父亲的手……——父亲当时为了使我们少受冲击、为了把我们带大成人，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忍受了多少屈辱……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甚至不能正确地想象。——不过我知道，等到我们当了父亲，等到我们切身体会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和爱心，我们就能理解，父亲的爱和付出是永远不需要弥补的……

在我参加工作有了一定的条件后，我立即安排父母到南方的广州定居（气候条件比较适合老年人），由于母亲工作的医院和父亲工作的学校经常发不出工资，为了让他们晚年不再担惊受怕，我从当时自己积蓄中拿出了大部分存在了父母的名下。在邻居眼里有这样孝顺的儿子，按说父亲应该满足和幸福了，只是他老人家老是摆脱不了过去的梦魇，至今还常常作噩梦，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了委屈、被人打骂，又或者吃不饱。醒来后又会满世界找我们，不着边际地问长问短——我们告诉他，时代变了，不用担心现在的我们，忘记过去吧，好好享福。可是父亲还是一副深深自责的样子，好象过去的一切都是他这个做父亲的造成的。

父亲常常给我讲过去的故事，而我却从这些故事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我自己的未来、看到了我儿子的未来，也看到了整个社会和民族应该有的未来……

事情就是这怪异，儿子让我回到了过去，父亲却让我看到了未来。

* * *

有那幺一段时间，和儿子在一起时，我常常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忘记我此时此刻紧紧牵着的手，到底是父亲的还是儿子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的转折时期——我常常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渐渐老去的父母，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拥抱着天真无邪的儿子，我陷入到自己的过去。如今，我尽自己的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责任，把他们都尽量安排好了，我应该满足，应该快乐，应该继续往前走下去——

可是，我向哪里走去？——我如何才能摆脱过去，又如何才能走进未来，走进我希望的未来……

* * *

有那幺一天，在香港吃饱喝足后，我和朋友走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市。就在找桑拿浴散步到深南大道时，我见到了后来记录在《致命追杀》里的那一幕：一个母亲依偎在一个漂亮的垃圾箱旁，用手从垃圾箱里抓出剩饭剩菜，先在自己的嘴里过滤后，然后一口口喂给怀里的一岁多的孩子……

又有一天，我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有那幺一群民工的孩子被出租给乞讨小贩，为了博得路人的同情，这些同我的儿子没有区别、充满童稚的孩子身上被故意留着发炎化脓的伤口——我把它记录在《致命武器》里……

回广州探望父母时，我在民工集中的白云区新市那里看到了比父母小不了多少的父亲和母亲们，他们过着我不敢相信的悲惨生活——有那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没有钱看病，死后又没有钱运回故里，只好被老乡用席片卷起来，千里迢迢背回家乡……；还有一位残疾人，因为无钱买票而开始向一千多里外的故乡爬去……

当我把这些事情告诉父亲时，他问我多久没有回故乡了。我这才想起来，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回去过，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童年的家乡，并到家乡的农村去探望祖坟。结果，我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破败的农村和几乎一丝不变的像我一样的家乡的孩子，他们中有的人的生活竟然不比我记忆中三十年前的好多少——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由于父亲是公办教师，我们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当地的农民要高得多。

这一切都不是新鲜事，一直存在着，就在我上大学、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这些现象都很普遍，世界没有变，但我看世界的眼光已经变了，变化的是我自己——为什幺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我的变化是在自己当了父亲后，在自己当了父亲从而更加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后，——当我眼中看到受苦的孩子，我想到了自己被保护得好好的儿子；当我看到无依无靠的老人，我又立即想起了得到细心照顾的父亲……

作为儿子和父亲的我，眼中不再只有我自己，我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我内心柔弱的地方更加柔弱，坚强的地方更加坚强。我看这个世界更多的是从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角度，一个从自己的父亲脸上看到未来、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过去……曾几何时开始，我又从自己的父亲和儿子看开去……

于是就在我渐渐接近不惑之年，我决定选择了这条路——我相信这是连接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路——

2003年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用手中的笔书写一个“儿子”和“父亲”的爱、同情、怜悯，以及责任和希望，希望用我的笔能够给更多儿子以爱，减少所有做父亲的担忧和恐惧……

* * *

父亲知道了我开始以手中的笔“揭露黑暗、暴露光明”后，忧心忡忡，最后他明确告诉我，他绝对受不了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最得意的儿子被铐上手铐带走——他一生中看到太多因为手中的笔而坐牢甚至丢掉生命的故事，而且父亲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他学到了太多沉重的东西。

——我不能违背父亲——一个快八十岁老人的愿望。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走上这条路，正是要帮助父亲和我自己摆脱过去，去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减少太多像父亲这样的父亲：多少年后，还在为当初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子女饿肚子而自责，至今还在担心孩子会因为自己的笔而被戴上手铐带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惹麻烦上身，哪怕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哪怕我清楚我根本不怕麻烦……

如果说父亲的态度我还可以理解，那幺我自己儿子的不理解则让我茫然若失。成绩突出考上精英中学的儿子不理解我为什幺要写那些无法在中国出版的中文书、为什幺一到深夜就埋头去写那些无法赚钱的书……。我试图解释，但发现鸡同鸭讲，儿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是我带着他远走他乡，而他却早已把他乡当故乡。让我更感气馁的是，今后可能很难向他讲清楚了，他自学的那点中文无法让他们读懂我写的书，而且他也对政治毫无兴趣。对于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后代，历史已经终结，天下已经大同，我的那个中国离他们很遥远而且也越来越陌生……

* * *

上天注定，我得一路孤独地走下去。父亲和儿子虽然不理解或者不支持，但我做儿子和父亲的角色却让我无法停歇下来——有那幺多的父亲老无所养，有那幺多的儿子少无所依，还有那幺多父亲和儿子得不到基本的为人的尊严，有些受尽欺负和折磨，——作为“儿子”和“父亲”的我，没有理由不走下去——我相信，这也是一条可以让我认识并摆脱过去，走进未来的路……

2005年4月（修改于2006年父亲节）

最近连看三部长篇，铁凝的《笨花》、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外》，都是名家之作。

三部长篇用的都是传统写实手法，即使一二处技痒难熬，也不过稍显红杏出墙之意，探探头又缩回来。

这三部长篇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写的都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现代历史背景的小说，似乎正吸引着作家们的眼球，特别是名作家们。为什么？

因为写历史不易，优秀作家特别愿意挑战自己，愿意与不易的事较劲？因为他写我也写——文坛宿将们正在进行一场谁比谁更具实力的暗中较量？因为历史是无法验证的，亲历过的人都已离去，剩下的只是几页不会言语的纸，真假是非无从辨别，从而给想象展开了信马由缰的宽阔天地？因为养尊处优惯了的名家们已与现实拉开距离，已把握不住时代生活的脉跳，怕露馅，故为自己作的一次退而求其次的明智选择？因为成熟，因为有了自己的史识，因为对歪曲的历史有着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的不满，非得一吐胸中结瘀方能感到轻松痛快？

不管什幺原因，文学似乎有点像女人的时装，送去一波，迎来一波：伤痕文学、改革文革、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进军诺贝尔奖文学、海明威热、马尔克斯热、杜拉斯热、昆德拉热、博尔赫斯热……如今，轮到现代历史文学热了。 

将一段自己没经历没感知的历史写得活龙活现，不是所有作家想做就能做到的。

名家就是名家，文字漂亮，功力深厚，角度独特，细节传神，叙说描写简繁得当疏密有致……写得扎实时，如严真卿的字，端正稳当又不乏姿色，耐以品味，写得飘忽时，哪怕一个优美的倾身而出的姿色，照样做到重心不偏，有惊无险，即使来了兴致有了情绪，上天落地腾云驾雾，也始终做到头脑清楚，不忘将根隐形中连住大地，必要时，还知道释放大小烟幕，云山雾罩一番。

然而，敬佩之余，如果冷静一下，抽出身来后退一步，我们是否会发现，铁凝精心雕刻的《笨花》多了一些冗长，多了一些罗嗦繁复喋喋不休，而少了的，恰是她曾经给过读者的掩藏于人心角落里的那份对美好的渴望？！是否会发现，格非的《人面桃花》，不管怎幺努力看努力理解，总觉得与之存在距离，缺少一分思想感情上的真正投入，觉得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欠了那幺一分丰满，而他笔下的那个王国，怎幺看都能看出些白面书生不切实际的幼稚来？！是否会发现，刘醒龙的《圣天门外》纵然写出了一部近代中国血淋淋的杀人史，纵然写得不乏惊心动魄处，但是，他笔下的真实中是否存有一些不真实、准确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准确，妥贴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妥贴？！

今天的读者，仅仅根据生活常识、根据对人与事规律性演变的认识，就能看出他们书写的历史与人物中有着那幺多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妥贴，就能看出那幺多破绽、那幺多可疑，那幺，那代人还活着的话，他们将看到什幺、想到什幺？是否会发觉太多的可笑太多的荒唐无知？！这些作者纵然有再大的诚意，他们又能恢复多少历史的真实？是的，我们过去被灌输告知的历史是被弯曲了的不可信的，但他们笔下显现的历史又有多少可信性？有无矫枉过正之嫌？一个对捕捉今天、捕捉自己经历过的有着真切感受记忆的生活都缺乏信心的作家，如何让人相信他笔下再现的他所没有任何经历和感知的历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想：再现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样的历史，究竟值不值得用一本二本三本厚厚的文学著作来表现？

这场新掀起的对历史题材的关怀和文字倾泻浪潮中，我们的作家们确实某种程度心满意足地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和知识储藏量进行了一次大阅兵，测试了自己超时代超生命的想象能力，检验了自己历史知识扎实丰厚的程度，对自己的古典文学功力也作了一场掷地有声的“实力秀”，甚至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由来已久的传说、书上看来学来的星星点点，也进行了一次洗心革面的再生产式的试验性运用。

然而，归根到底，这些都只能算是技能测试，尽管层次高低有所不同，但技能测试的本质无法改变。这样的测试带来的满足是表面的。作家真正的满足来自心灵。作家不管怎幺写，写什幺，归根结底是写自己，写自己的思、自己的想、自己的情、自己的感。故事是不值钱的，人类故事编来编去也就这幺几个模式，何况编得再好的故事也会被看出几分的假来，真正值钱的是在故事的叙说中作家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有价值的是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家本身的满足来自于思、想、情、感，能使作家、作品达到自己的最高境界的也唯有思、想、情、感！

在近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我们的作家们，在自己没有经历的历史中究竟能够得到多少个人满足？这满足到底来自技能测试还是来自心灵？几分来自技能测试几分来自心灵？

无经历的历史中，难有真实的感知；真实的感知中，难有无经历的历史。

今天的人写过去，不管你具有如何的想象能力和恢复还原能力，你所用的最终都是你现在的感知。只能是现在的感知。你只不过是做了一次借代，只不过是把自己有生活经历的感知搬过去，放到过去的时空里，然后，自欺并且欺人地认为那就是过去的感知。时代不同了，封建社会、农耕时代，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变化，或许及不上现在的十年二十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中，朝代可以变更，但社会的大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基本不变。那样的社会时代中，思想感知是可以通用的，可以以假乱真的；而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掐断了这种思想感知变通的可能性。哪怕你看再多的书，用再多的精力、做再多的考证，你所沾沾自喜的对于那个你未经历的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实在太少，少得太可怜太微不足道，根本撑不起一个社会的画面，勾不成时代的氛围，传递不出时代的气息。一如王安忆，不管她如何努力用心地想要写出一个老上海，她怎幺写也写不过张爱玲，不可能写得过。她笔下的老上海是她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零零碎碎的拼凑，她不过甩了几滴现代的水，便将之假想成是一场过去的雨；张爱玲不用制造不用刻意，她身在的就是那个时代、她笔中流出的点点滴滴天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天然就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

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合适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同样，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适合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就说《圣天门外》的刘醒龙，他写得不错，确实不错，写作技能、思想认识，什幺都不缺。然而，再给他二十年时间，或许，他可以把杭九枫写得更好些，甚至把阿彩写得更好些，他可以在他熟悉的人身上发现这点那点特性，然后将特性富有神韵后放到杭九枫阿彩的身上，但是，他再努力再动足脑筋挖空心思用足浑身解数，他怎幺写都写不好雪柠写不好梅外婆，不可能写得好。她们身上的那份高贵是他凭空想象的，是他所根本不了解不熟悉的,是他的骨子里完完全全没有的。

文学是人学，人学归根到底是心学。如果文学可以提倡或说可以提醒的话，那幺，这里想公开并且放声说的一句是：写自己能够准确实在把握的有记忆有感知有认识的生活。

中国出了一个曹雪芹，于是个个都想当曹雪芹，中国出了本《红楼梦》，于是个个都想写出部《红楼梦》。而曹雪芹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恰恰因为他对《红楼梦》中的生活谙熟于心了如指掌，恰恰因为那样的生活中有着他的感知，有着他的亲身经历。

《红楼梦》里，曹雪芹开出一份送礼清单，被后来的研究者翻来覆去研究出了那幺多的社会深度、广度和宽度。这样的清单，任何一个当时的作家甚至普通老百姓，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出成百张。

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就是对社会负责了，相对而言，可信得多的历史自然而然也就在其中了（还省却了那些穷毕生精力所作的清单之类的大彻大悟研究）。更重要的是，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是对自己负责，诸如铁凝、格非、刘醒龙这样的优秀作家，如果能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才气和功力投到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对自己的灵魂乃至人类的灵魂进行不避不闪的逼问，那幺，万事都有内在的客观公允的运转规律，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功就远不是耍几分小聪明小滑头小技巧所能比拟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才能天分的最高点上取得他们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曹雪芹也好，罗贯中、马尔克斯、杜拉斯也好，都不会再出第二个了。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做成了他们自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像这像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你自己！

任何一种集体性的起哄、抢购式的“文学潮”中，隐含的一定是大量的盲目，大量的才能天分的浪费；一定是自信的匮乏、个性的消失。

模仿得再好的赝品仍然是赝品。

真正优秀的作品，永远产生于浪潮前。

 一个社会吏治之败坏，始于执法部门的腐败。倘若捕快与盗匪同流合污，则社会的安定与公义荡然无存。因此，掌握了公共权力的警察，如何来运用此公共权力，于社会稳定影响甚大。明代厂卫横行，超越法纪，荼毒百姓，为所欲为，终于酿成民间爆发无法收拾的暴力抗争，最后血流成河、社稷倾覆。明末嘉兴学者沈起堂拟撰《明书》，谓“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后世不可不鉴察之。

 

小偷成为警察的衣食父母

二零零五年五月，国内有多家媒体报道，成都市火车站派出所存在严重的“警匪勾结”的腐败情况。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一百多人，被查处的警察多达五十余人，总共有超过一半的警察落马。

据了解，成都车站派出所的执法范围主要是火车站售票厅、候车大厅等地界。火车站内长期行窃的扒手大多属于“仁寿帮”、“遂宁帮”、“宜宾帮”等“成建制团伙”，其内部分工明确，进站作案时间段亦有严格也划分。“小偷如果要进入候车大厅行窃，必须要给在该段执勤的铁路警察交纳数百元不等的‘入场费’。交费之后，小偷即可在候车大厅内自由活动，随意发挥自己的‘钳工’技术。如果被旅客发现、逮了现行，小偷也一点不担心。收了‘入场费’的警察，自然会想各种办法保护他。往往是当着当事人的面，将该小偷抓回派出所讯问。一旦旅客上车一走，小偷就被放出来，并再次到‘买下’的场所去行窃。”一位地方警察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曾抓获几名“遂宁帮”成员，但由于无人报案，最后只好将其放了。“后来，我们经常发现这几个人在候车大厅内流窜，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猖狂。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有铁路警察‘罩’着。”

长期以来，在成都火车站存在着此种“警匪亲密合作”的情况，普通百姓根本不知内幕，即便是知情者愤然投诉，也从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此次腐败警察终于遭到查处，缘于铁道部突然派出四名专员秘赴成都调查。而上层关注此事，乃是因为此前有一名北京客人在成都火车北站亲身经历的一段“奇遇”。由于谁都无法从办案的警方或检方得到证实，这段流传于民间的“奇遇”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此案发端于一位到成都办事的北京官员。“他在火车北站候车大厅发现钱包被盗后，立即到车站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察得知这名其真实身份后，立即走到旁边，偷偷摸摸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出去了。很快，警察就拿着钱包回来了。失主一看，果真是自己的钱包，包里的钱和证件都在！”回北京后，他向一位熟识的铁道部领导详细讲述了此段“奇遇”。铁道部立即派员以指导打击票贩为名，到成都彻查此事。

版本之二：今年二月初，一名军官回家探亲，在候车大厅休息时，被小偷偷走钱包。他马上去找值班的胖警察报案，胖警察说：“我给你一百元，你在路上好买吃的。”当军官向外走时，发现一名小偷正在作案，并惊讶地发现：小偷得手后，走到车站行包房，将两个钱包交给一名瘦警察，其中一个钱包正是自己的！军官非常气愤，当即将两人抓住。警察将钱包退还给他。该军官一怒之下，通过特殊渠道将火车站派出所告到了铁道部。

版本之三：据有关人员介绍，一位武警军官在发现行李被盗后，向一名站内执勤的警察报案。这名警察得知被盗人是武警军官之后，为息事宁人，便顺手掏自家腰包给了受害者几百元。此事被有关人员得知后立即警觉起来，因为正常收入并不高的警察随随便便掏几百元给人，实在是大方得过分了。经过有关部门微服调查，终于爆出惊人内幕。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此案中已有七名警察被正式逮捕、六名警察被刑拘审查，此外还有二三十人接受隔离审查。警察与小偷的合作可以用一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小偷团伙只是活动在台前的皮影人物，真正在幕后操纵整个剧情进展的则是警察们。本来职责是维护治安、保卫公众利益的警察，如今却沦为遥控小偷、从中牟利的“高级罪犯”。此种情形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作《动物庄园》中描述的场景极其相似：当猪带领饱受压迫的动物们造反，推翻人类的统治并建立新的统治的时候，许多动物透过农庄的窗户打量着在里面花天酒地的猪们，他们“看看猪，又看看人；看看人，又看看猪；但他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

此案“东窗事发”的三个版本，都是无法让公众感到畅快的情节：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等，三名受害者都是拥有特权的阶层——无论是“来自北京”的官员，还是解放军军官或者武警军官，同普通的铁路警察相比，无疑具备更大的权力资源。只有当这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在权力体系中，他们的利益比普通警察的利益更为重要），他们才可能将警察“拉下马”，“上面”也才会重视这类在“地方上”存在的腐败现象。

可以设想，在官员或军官的财产被盗、进而发现其中的玄机之前，究竟有多少平头百姓的财物在此不翼而飞呢？即使老百姓前去报案，结果也只能如石沉大海——他们去报案的对象，正是那些参与窃取其财物的、已经沦为犯罪分子的警察。老百姓从来不可能享有过官员和军官们的那种特殊待遇，警察不会帮助一个平头百姓找回钱包，更不会自己掏钱出来息事宁人。相反，普通老百姓所失窃的财物，大部分都进入了警察们的账户，那些才是“血汗钱”——其中，有多少是民工在外打工积攒的辛苦钱，又有多少是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们揣着的学费？他们丢失财物的痛苦，这些贪得无厌的警察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警察们只关心各自的账户上是否按时到账。在“来自北京”的官员或军官揭开黑幕之前，这种潜规则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遗憾的是，从三个版本的“导火线”的故事来看，此次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群体的落马，也许正是“久在水边走，哪有不湿脚”，实际触发点却源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不慎得罪了上层人物；那么，还有多少黑幕仍然被埋藏在冰山之下呢？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匪一家”、集体腐败的事实固然令人愤怒，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遏制此种情况的四处蔓延——无庸讳言，在其他城市的火车站派出所及类似执法机关，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铁道部门那寥寥无几的“特派员”，能对各地铁路派出所的警察们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量吗？依靠同一部门的内部监督和调查，能真正降低警察腐败的发生率并挽回公众的信心吗？

特殊囚犯的帝王生活

无独有偶，同样在四川成都，一名入狱服刑的贪官与多名管理监狱的警官之间的亲密关系，近期也被曝光于法庭之上。如果说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们与小偷之间是一种“警匪一家”的关系，那么这名昔日的贪官、今日的囚犯与管理川西监狱的警官们之间则是一种“警囚一家”的关系。

据“天网”主持人黄琦报道，被判刑十五年的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一个“红顶商人”。案发之后，马建国的三套别墅被没收充公。据记者描述，此三套别墅位于成都市“御都花园”内，设计精美的洋房掩映在绿树丛林中，每幢占地约一千多平方米。银杏、楠木、香樟等名木古树迎风招展，幽静而不失豪华。别墅地上一层大约四米高，设有门厅、客厅、餐厅、工人房、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和车库，其装饰设计都十分考究，堪与大富豪的住宅相媲美。马建国一个小小的副区长，为何能够享有帝王般的奢华生活呢？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倒是议论说，这不足为怪，贪官们的生活大都如此。而真正让人奇怪的是，马建国入狱之中居然能继续延续其帝王生活。

入狱之后，马建国依然保有其公司及巨额财产。他在监狱中享有诸多特权：以看病为名经常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接受宴请，处理公司事务，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和外界联络，甚至还开着宝马车四处玩乐，俨然是一个视戒备森严的监狱为无物的“隐形人”。坊间传说，因为马建国过分张扬，甚至扬言要报复四川省省长张中伟，被张得知之后，方才“顺应民意”，下令四川省检察院从二零零六年四月开始对其立案侦查。六月九日，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四川省检察院指定德阳市检察院管辖此案，向德阳中院提起诉讼。

二零零六年九月，德阳中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在庭审中，公诉人指控称，在二零零四年八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在川西监狱服刑期间，为了获得不正当利益，马建国托时任川西监狱长的巫邦志、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一分监区长刘波、一分监区教导员罗雅林等人提供违背监规的帮助和方便条件。经查实，马建国先后向巫邦志、向瑞忠、刘波、罗雅林等人行贿人民币近三十万元、乌木观音两尊（价植人民币八千元）、香烟二十五条（价值人民币九千五百元），钱物共计人民币三十一万五千余元，行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刑法》有关规定，应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能够像马建国这样舒舒服服地服刑的犯人了：尽管还在服刑期间，他却能够继续在打理公司，经常外出吃喝玩乐。检察机关查明，由于监狱放松对马的监管，他可以不穿囚服，不吃囚饭，在监区打小灵通，甚至监狱警车将其带到宾馆酒楼消费。一名监狱管教人员向侦办人员证实，有一天晚上，领导安排他将马建国带出，马在宾馆吃饭后，向监狱领导打电话请假回家，领导同意后，“押送”马建国的干警被安排住入成都市某俱乐部，马自己回家睡觉。多家公司的老总或职员还证实，在马建国服刑期间，他们还陪马在成都多家酒楼吃饭，有时还有监狱人员陪同。一名同监的狱友向侦办人员证实，马建国得到当官的特别关照后，好几次夜不归宿。

马建国为何能享受如此优越的待遇呢？监狱为何成为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俱乐部”呢？他所拥有的自由，是令其他囚徒做梦也不敢想的。在法庭上，其被告代理人却辩称，这些待遇是体现监狱的“人文关怀”，马是得到监狱领导的允许之后外出治病的，他与诸多监狱警官之间仅仅是朋友关系，而不是行贿与受贿的关系。世上还有如此美妙的童话吗？该律师的辩护简直是在蔑视法官和旁听者的智力。

就像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与小偷成为朋友一样，川西监狱的狱政人员居然也与囚犯成了朋友。这所监狱行的“仁政”，真值得全世界的监狱管理者们都来好好地学习一番。然而，在整个庞大的监狱里卖尼，能获得这种“人文关怀”的，显然只有马建国一个人，其他囚徒根本不能获得此待遇。监狱管理人员之所以如此厚待马建国，并非要在其身上试验一种新的“人性化的管理方法”，而是源于“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古老原因罢了。

马建国最大的两笔行贿金额是送给监狱长巫邦志的。马建国在法庭上承认，二零零五年八九月期间，巫邦志以关心其病情为由，找他单独谈话，说自己在成都新华公园附近购买的商品房还差十七万尾款，向他借钱支付房款，一年后还钱。马同意后，巫邦志给他写了一个条子，条子上写明商品房小区名称，售楼小姐联系电话，应付的房款等。马安排驾驶员去办理此事。几天后，马建国将付款凭证交给了巫邦志。而巫邦志供诉中则辩称，他和马建国以前根本不认识，他从没向马建国借过钱，是马听说他差点房款，主动提出要帮助他解决房款的。

马建国还供称，二零零五年十月，巫邦志又找他说，监狱的办公经费最近比较紧张，向他借款十万元（报账后就归还）。马随即给老丈人打电话借钱，并叫驾驶员立即把钱送到监狱来。巫邦志则供称，是马主动说给他十万元，叫他去打点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细节发人深省：监狱的办公经费出现亏空，居然要由监狱长提出让囚犯来赞助，大概这也算是“拍案惊奇”了。如此这般，作为囚徒的马建国便成了高高在上的太上皇，监狱长及其他管教干部无不惟命是从，所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是也。

马建国还交待说，他投资的公司一直都还在正常运转。他服刑期间，公司有些账目到监狱中来由他亲自审核。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也交待，他给监狱门卫打招呼，马建国外出可以不登记，或者少登记。一分监区区长刘波则交待说，他知道马建国和监狱上层领导关系好，领导也叫他在各方面给予马关照，住单间，在监舍存放烟酒，不出操，甚至可以到图书馆去吃饭。他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川西监狱堪称一所“警囚共建”的“模范监狱”。马建国以三十余万元巨款，终于为自己打造出监狱中的“幸福生活”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监狱的诸种规章制度对他来说完全荡然无存，他可以同监狱长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而管教干部们不仅个人获得巨款，甚至还得到办公经费，不亦乐乎？中国大陆的监狱一向强调“改造”囚犯，没有想到在这个案件中，监狱的管理人员不仅没有实现对囚徒的改造，反倒被囚徒成功改造了。此案审理完毕之后，若干狱政官员的命运必将是锒铛入狱。在此意义上，他们最终与马建国成了真正的“同类”。

根治警察腐败需要制度创新

这种“警匪一家”和“警囚一家”的集体腐败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表面上看薪水不高、工作相当辛苦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干警和川西监狱的看管之类的职位，却吸引许多其他部门的警察重金以求。这一现象清楚地说明，此类职位的巨额“油水”早已众所周知，上级主管部门此前不会对此一无所知。

以成都车站派出所为例，它属成都铁路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每天面对大批旅客进出，承担的任务可谓相当繁重。民警的正常月薪不过两千元左右。按照常理，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工作。但是，却有相当一些人员千方百计靠走领导门路，甚至靠钱财贿赂，寻求进入该派出所。一般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真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专门挑选最累最苦的工作来干吗？知情人士却透露说：“原因很简单，在车站派出所，可以捞取大把的不义之财。”该派出所个别警察，家产高达上百万元。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本不是那点少得可怜的薪水，而是小偷们每月的“上贡”。每次扒窃的成果，窃贼得的是小头，警察得的是大头。据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介绍说：“有的警察甚至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

由于缺乏对执法者的监督机制，亦缺乏较有独立性的媒体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使得这些特权部门的运作状况一般不为外人所知。警察们发现与小偷和罪犯合作，或者利用小偷和囚徒的“特长”，亦可发财致富，而且这是一个不需要成本的买卖，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第一个警察获利之后，第二个警察便迅速跟上，当大部分警察都这样做的时候，拒绝腐败者只能被淘汰出局。于是，腐败便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

警察、小偷、囚犯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一开始只是“民间语文”，后来居然被坐实了。这一细节彰显出民众对执法机构的基本判断和直接想像。随着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和川西监狱的警官们在案件中“全军覆没”，一种极度不信任的心态四处弥漫并民众之深入骨髓：对具体的执法者的不信任、对庞大的执法机关的不信任、乃至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无数类似的事实基础上的，正不断强化而逐渐变得牢不可破。可以说，一个隐藏的坏警察对公众心理的伤害甚于一百个明目张胆的罪犯，“穿着警服的罪犯”对公众心理产生致命打击：连警察亦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毫无疑问，警察腐败比其他领域的腐败——诸如企业家腐败等——更让民众厌恶和恐惧。一旦公众发现执法机关有黑帮化的趋势，那么所有的公共权力将迅速失去权威和信任。

发生在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和川西监狱的如此大面积的警察腐败案件，确实令人感到无比震惊。正是“警匪同流”、“警囚合流”，才导致了盗贼和囚徒横行无忌、无法无天，并让民众对执法者失去基本的信任——信任的丧失比财产的损失更加可怕，它将动摇一个社会法治和公正的根基。一旦大多数社会成员感到对法治和公正失望乃至绝望，这个社会的安全与文明将无法继续维系下去。

让人欣慰的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和川西监狱的腐败警察们纷纷落网了。那么，猫与老鼠是否从此就能“各就其位”呢？类似的情况不会从此便销声匿迹。英国专门研究政府部门的腐败问题的学者斯蒂芬·莫尔在《权力与腐败》一书中指出，腐败源于权力的垄断和不受监督：“如果民主监督和平衡力量弱，或者缺乏这种力量，掠夺势力就会以大规模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对这一系统进行渗透。随着这种破坏力量的壮大，国家经济进一步削弱，造成腐败盛行，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而被迫采取非法手段。……在公共部门任职的那些人也许会攫取巨额的不义之财，但其他人的生活只会更加艰辛。腐败只对少数自私自利之徒有好处。”他认为，对付大张旗鼓的腐败活动可以用“设置圈套”、采取秘密行动、“彻底搜查”和警方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视来实现。但更需要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开明的政治制度、强大而又能参与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以及自由的司法制度和战略性筹划。这未经验丰富的学者强调指出，反腐计划应由人们所尊敬的机构负责实施，他们要有廉洁、公正的好名声。这些机构在政治上要独立。需要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长期战略来惩治腐败，改进防腐体制，改变公众态度，以创造一种反腐败氛围。

遏制警察腐败需要制度创新。那么，大陆的权力部门在防治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学习的榜样呢？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典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警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廉政公署应运而生，它提倡向腐败发起三面进攻：通过行动部进行调查，通过防腐败部防止腐败的发生，通过公共关系部进行教育。廉政公署的有效实施手段来自《防止贿赂条例》，它包含许多有力的调查手段，比如有权调查生活水平或财产与公开收入不符的公职人员的账户和文件等等。仅仅十多年之后，廉政公署便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反腐机构，它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将其工作深深扎根于公众心中，使腐败受到遵守法律的社会普遍关心的最佳手段之一，是将个人罪行和廉政公署的调查公之于众。廉政公署的模式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了推广。

廉政公署完全独立于所有的司法部门之外，直接对昔日的港督、今日的特首负责。因此，它不必受原有的那些警务部门的牵扯和制约，故能直面黑幕、挑战权贵。倚靠警察部门“自我肃贪”是不可能的，因为左手不可能打右手。所以，直至廉政公署的出现，香港警队的贪污现象方才“正本清源”。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并未建立一个类似于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中国大陆并未认真汲取其成功的经验。中国大陆的反腐败活动，仍然未能得到公众普遍的、热情的支持和参与。有关部门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让公众获得全面的信息，而这正是重新赢得公众信任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处理执法部门的腐败案件时，上级机关通常是竭力对公众封锁信息。此次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案件，在进入调查已经两个多月之后，其上级主管部门在面对媒体的追问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有几名警察犯了错误，正在批评教育之中。”此次川西监狱的案件，也是在检察院调查数月之后，直至公开庭审，方才允许部分媒体报道，且警告媒体“不得炒作”。这种将部门的“面子”看得高于公众的知情权的作法，只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该部门的不信任感——由信任滑入不信任非常容易，而要由不信任重新恢复为信任则相当困难。

警察、小偷和囚犯的“三角恋爱”终于戛然而止，但同样的戏剧还会在其他地方编排和上演。要从源头上制止此种可怕的“三角恋爱”，中国大陆需要设立自己的“廉政公署”。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改定

首发民主中国

一、墨尔本之秋

在墨尔本生活的三年里，叶子静静地和安住在一起，深居简出。那是个墨尔本出名的文化区，被山峦起伏环绕着，独立，且繁荣。安在这儿的一家私人医院工作，叶子是个为幼儿园和小学校讲故事的STORY TELLER。她最擅长的是讲西澳的故事，那儿的南印度洋海湾，海湾里的海豚，鲨鱼和鱼船，还有在那儿生活着的海的孩子们。

西澳，曾是叶子的家。

　

几乎每个早晨，叶子喜欢走路二十分钟，高高低低顺着山坡来到一家巨大的卖植物的NURSERY。这里有一个咖啡厅建在花园尽头的坡顶上，透过落地窗能俯瞰整个植物园，隔条马路，还能看到对面街上的商店和人群。叶子最享受的就是这幺种疏淡和流动，身在热闹之中却和所有人都没任何关系，很放松，很安全。坐观山林随季节变幻着色彩，花开花谢，生之永恒。

叶子知道，其实安心里清楚自己早晚会离去，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叶子呵护照料，百般顺从，这恐怕就是“爱”吧，女人不计回报的执着。叶子自己也一样，可，对象却不是安。安给了她生命中最温暖宁静的空间，最细腻如丝的爱抚。安，却是在料理着一对“翅膀”。翅膀，永远属于天空。

安曾对叶子说起萧红的一句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可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叶子明白安爱她，她也爱安，这句话自此深埋在叶子的心底，真正产生了一种对飞翔的恐惧。安给了她珍贵的生存中的宁静，这是异性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叶子一时也不知道自己还想要些什幺别的。于是，她收拢翅膀，静卧巢中。

　

深秋的一天早上，安轻巧地撩起被子，亲亲睡梦中的叶子，上班去了。叶子睁开黑亮的眼睛，毫无睡意地看向窗外的树影，阳光，飞鸟。失眠的痕迹清楚地显现在她苍白的脸上。她已经控制了很久那要吐的感觉，晕旋得无地自容。叶子知道，出事了！

叶子后悔最终还是没能抵住三年都抗拒了的人与情。可潜意识中，她是不是早盼望着这一切会发生？！……她茫然得手足无措。

那个男人来自西澳。那个男人在三年中飞来墨尔本十八次。每次赶着星期二的下午，守在北城小学图书馆的窗外，听着叶子给孩子们讲西澳海豚的故事。然后在停车场写下一张永远不变的短信，夹在叶子车玻璃上，离开。他会在同一家饭店等候一天一夜，没有结果，再飞走。—— 一个多月前，他的短信多了一句话：从下月起，我不再离开墨尔本。

对这个也许一生都会带着“阴影”而来的男人，叶子用身体挡住了他，“我见你！每次见你！可你还是回去吧！”

　

该到头的终有尽头。同性和异性带给爱情的，永远无从取舍，亦无法并存。

叶子再一次坐在咖啡厅的落地窗前，握着杯子，望向远方。

远方的天，湛蓝无比，山林，秋色正浓，黄绿交织的树叶参杂着血红，茂盛寂然。风过处，几只硕大斑斓的鹦鹉腾空飞起，极目而去。它们怕是也在寻找那持续而长久的温暖？有四五辆摩托车从大路上轰鸣驶过，骤间变作几个黑点，消失在远方。

远方，会有烟火的世俗生活吗？会有一份朴素又肯担当的日子吗？

叶子一直在为孩子们编写着充满遥远的抽象的幻觉的幸福，她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张纯粹的光明的笑脸，能为她而绽开。

连着几天早上，这个眼睛黑亮面容憔悴的秀美女子，失魂落魄地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一坐个把小时，握着杯子，望着远方。

然后，她就没再来过。

二、西澳的阳光

叶子给孩子们讲过一个海豚的故事：有一只美丽的小海豚，住在一个叫FREMANTLE小城边的海崖下。海崖尽头围起一片洁净的沙滩。凌晨时分，小海豚总会游到沙滩的长堤下，向上眺望，看那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它发现，每个凌晨，都有一个男子推着一把轮椅来散步，轮椅上坐着个几乎没了头发的病女人。他们从不谈笑，也很少说话，只沿着长堤走。有一天，男子临时离开，留下女人面海而坐。女人突然颤抖着支起身子，挪下轮椅，向近在咫尺的海堤爬来。小海豚吓坏了！它知道女人一定重病在身，也许她不想活了。这一带海水很深，海浪很大。小海豚不由地发出呼叫，它想叫回那个男人。女人在绝望中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扒在堤边看到了小海豚。她哭了。眼泪掉进了海水里。小海豚轻轻地继续发出柔和的声音，它多幺同情这个美丽的女人啊！男子回来了，他冲过来抱起女子，他们相拥而泣。后来，每个凌晨，小海豚都游到海边，陪伴着这一对男女。有了小海豚的存在，女子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FREMANTLE是南半球最大的深水港，西澳一个古老的文化小城。平日里，城中很宁静，人们坐在沿街不断的咖啡伞下看报纸，喝咖啡，聊新闻，欧式古建筑在阳光下有节奏有韵律地起伏着，窄窄的小街晃荡着穿着随意的行人。逢到节日时，整个城市就会沸腾。阳光带着西澳特有的亮丽，普照衣着的绚烂，所有人的脸上充满生机与希望。还有美国航空母舰停泊这里时，满街都是白色的水兵服，妓女们欢天喜地……

叶子十八岁上大学那年，从佩斯搬到了FREMANTLE。在这儿，她迷上了芭蕾舞和童话故事。每天凌晨起床练功，在城边的海堤上跑步。晨光乍现时，她经历了小海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认识了病入膏肓的琳和她的丈夫：东方。

叶子后来几乎天天来见他们一面，同琳说会儿话。她知道琳的病情，她害怕那种不幸和绝望，她希望能给这两个苦难中的人儿带来些尽管有限的快乐和关慰。那段时间，叶子仿佛又多了一项功课，晚上总要花点脑筋准备出明天一早见到琳时要说的。有一次，琳真的让叶子为她跳了一段舞。广阔的印度洋鳞光闪烁，太阳慢慢升起在叶子挺拔舒展的身后，笑容掺着皱纹布满琳消瘦惨白的脸。琳和东方都不过三十来岁，可看上去，琳快成东方的母亲了！“这世界真不公平。”叶子常常看着那个高大的，沉默不语的男人，想。

之后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叶子照常跑步过来，风挺凉，小腿有些要抽筋的感觉。她跟在东方旁边推着轮椅，边走边说着无关紧要的闲事。突然，一阵疼痛从小腿传了上来，叶子浑身一软往地下坐去，而身旁的东方及时地一伸手，揽住了她……俩人脸对着脸，四目相交，都惊愕了！

这相对的几秒钟，注定了一场悲剧，在劫难逃！

从那天起，叶子的心里充满了东方。她每天清早的晨练，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要见东方的愿望。能和东方有哪怕几个瞬间的目光的沟通，叶子就满足了。叶子不敢乞望更多，她知道面对着琳，这一切是罪恶。—— 可，初恋，却就这般苦涩地开始，执着地持续着，整整四年。

这四年中，东方躲避着叶子的目光，可也同样每个早上盼望着见到她的身影出现在海堤那边，奔跑着过来，带着青春与生命，带着晨光。东方觉得自己在琳被宣布了“死刑”的那一刻，自己也就病了。他们夫妇俩此刻的生活，谁都离不开叶子。

四年中，叶子再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其它男人的求爱，她把爱情写在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中，把身体交付与舞蹈的奔腾宣泄中。有过那幺几次，她实在控制不住时，中午约了东方一同喝杯咖啡。她深深地看着他的双眼，看进他的心里。每次两个人都是静静地坐着，无言亦无语。每次的最后，叶子总是对东方说：“我知道不该这幺想，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等你！”“等你！”……东方的眼睛一次次湿润，这话像是重重地敲击着地面又震荡着他的心。他赶不走叶子。他心底更清楚，如果没有叶子，他自己也就垮了。

早晨的故事，便依然每天继续。太阳照常升起。

叶子，终究不是小海豚。四年压抑得畸形的爱情，几乎把她摧毁。

冬天又来了。

一个周六的早上，他们仨人散完步，一起坐在海边一个咖啡厅里吃早餐。琳精神不错地对叶子说：“一会儿你陪我回家坐坐，然后东方送你走。”

在琳的家里，两个女人翻看着琳当年的照片，还说笑了好久。后来，琳合上像册，道：“都烟消云散了。叶子，真希望你也能像我当初一样幸福！真的！你还这幺年轻，健康。多好！而我，我要走了。”叶子握住琳的双手，不敢多想什幺，低下了头。

多年来第一次，琳执意要东方送叶子回家。其实两家并不远，没有这个必要的。

十分钟后，东方在叶子的单身公寓前停住了车。

谁也没有动，谁也说不出话，一种潜流暗暗在两颗心中间涌动着。东方走下车，为叶子打开车门，叶子缓缓站了出来，凝望着东方。冬天的太阳，温暖着他们纠缠的目光，小巷长长高高的黄泥土墙旁，有一枝红色的蔷薇盛开在角落的木车轮下。叶子合上眼睛，避开绚烂，把嘴唇送到另两片嘴唇上，静止了时空，不再离开。

一切无法抗拒，也无从抗拒！

他们疯狂了。

在压抑得变了形的暗恋中，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开始，又该怎样结束。他们纠葛着撕开衣服，攀结在一起，翻滚中，赤裸的身上混淆的是片片汗水掺着泪水，伴着心中长久的哀痛发出阵阵野兽般的呻吟。他们在绝望中冲刺，不可抑制地啃咬着对方的肉体，用灼烈的疼痛掩盖一切可能出现的负罪的幻觉和画面。曾经每个夜晚彼此无尽的性幻想，蹂躏着两颗呼喊的心，此刻，已毫无柔情蜜意可言，只有一种欲将对方全部地吸入自己体内，能永远地拥有的狂暴的激荡…

“是我的吗？！”“是你的！全是你的！”“我受不了！我要你！”“你杀了我吧！再把我揣在怀里！”“我要你揉碎我！”“我要浑身都是你的痕迹！”“你让我疼！再疼些！我要记住一生一世！”“看清楚我的一切！”“怎幺能忘呢！”“你像圣女！”“可我宁愿是个妖精！那样，就能肆无忌惮地夺取你！”“别流泪！不要哭！嘘——”

与此同时，琳正坐在床上，静静地微笑着，手里握着笔和一张蓝色的信笺。被子上，放着叶子的照片，还有东方的。

叶子，被东方紧紧地压在身下，满脸泪水，黑发一片散乱，她的双臂狠狠缠绕着东方刚强的腰身。东方把脸埋在叶子洁白温润的胸前，无声啜泣，肩头，牙印渗着血滴。他们说出了四年没能说出的话，在血肉之间！他们完成了渴望四年的身心交合，在泪水模糊处！“你怕吗？”“怕！”“那就别说！”“你信吗？”“信！”“那就再给我一次！”“你让我心疼！”“我就长在你的心里！”“答应我，永远不要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会给你个新的生命！进来吧！别从我的身体里走开！”“让太阳作证！”“让天空作证！

“让印度洋作证！”“让鲜血作证！”东方翻身把叶子托到自己上面奋力起伏着，叶子挺直身体，飞快地用发夹在自己的左乳上狠狠划了深深的一道，鲜血煞时顺着乳头滴到东方身上，两具身躯就这幺被红色贴在一起，瞬间交融，既是永恒。

FREMANTLE城边的海崖畔，腾空而起一道七色的彩虹。

云影照射中，几根木条经纬有序地分割着窗户上的天空。
命运，在窗外摇头落泪。

就在这同一天的中午，琳，她主动结束了残喘的生命，自杀了！

究竟有什幺在诞生？又有什幺在消亡？

世间是如此这般的苍茫寂然，我们，向往深不可及的爱情。
……

　

孩子们总是问叶子：那，后来，那个女人怎幺样了？小海豚怎幺样了？叶子总是回答：女人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小海豚长大后，游到海的深处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了。

女人死了。小海豚消失了。

叶子被送进了医院：在长期的压抑和强烈的刺激下，叶子患了深度抑郁症，失语了。

一年后，在叶子开口说话的那一刻，她抱住身边的护士放声大哭。

这个护士，就是安。

三、骄阳为我

叶子依然回到FREMANTLE住下，继续写她的童话故事，继续讲给孩子们听。她静静地等待着肚子里的孩子长大，她相信是个男孩。她满怀着憧憬，准备好好养大他，她给他已经想好了一个乳名，就叫“小海豚”。

在等待的时光中，一朝一夕都变得悠长而缠绵。叶子透过法国式的木格子窗，有时想起安的笑容，有时想起安的话语，也有时想起东方在墨尔本那个傍晚的温柔和自己离开那里时安的无言哀伤。可，即便她是那幺爱他们，心中的某些愿望还是无法向他们倾诉。叶子说不清楚，比如这个孩子。她会努力地为他们，为自己所爱的人们去做，但，却没有“倾诉”。这恐怕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孤独吧。这个世界不偏爱那些伪饰的甜言蜜语！

叶子的早晨，开始在人群中度过。坐在街当中的咖啡座上看报纸，喝果汁，迎着太阳和周围的闲人聊天儿谈新闻。叶子知道，再没有什幺事情能令她动容，她将会生活得平静而淡然。

三四个月过去。该夏天了。

暖融融的早晨。叶子离开了咖啡店往家走。初孕的女子格外恬然。她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无领无袖，露出浑圆的肩膀和胳膊，松松散散的裙子长到小腿，美妙的脚稞套着两副彩色的脚镯。叶子光脚站在路沿儿上，黑发随风纷扬着，她一手攥着钱包一手放在额上挡着阳光，身后，是OLD PAPA咖啡店五颜六色的大玻璃窗。街当中，人来人往，健康快乐。

叶子看着看着，突然绽露出一脸甜美的笑容，她放下了手，面向前方：是故人归来！

前方，东方大步地从人群中奔走而来，他目光急切，衣着匆忙，他站定在叶子跟前，端详着面前他的女人，捧起了这张光彩的脸。

就像老朋友似地，他们彼此温馨地笑着，吻着，融进街上最普通的风景中。

东方曾经在墨尔本疯了似的寻找过叶子。他最后找到了安。
他拿出了一张蓝色的信笺给安，上面有几年前那个星期六，琳写下的字迹：“幸运的是，我在最后的日子里爱上了叶子。我不想让病魔继续折磨我的同时也折磨我心爱的女孩。我要让她早一天得到幸福。 琳 绝笔”

安看罢，落了泪。安说：“叶子怀了你的孩子，执意回西澳了。你去找到她，和她结婚吧！因为，我也爱她。”

叶子在东方的怀中，看着这片蓝色，渐渐平静，平静地睡熟了。那种从未有过的沉实无梦且安详的睡眠。

叶子第二天一大早就给安拨电话，没人接。中午再拨，没人接。她直接打到了医院，安的同事惊讶地隔着电话大声说：“你不知道吗？安在一个月前就查出了卵巢癌，是晚期。手术做过了！可，没用！现在还在住院呢！她一直不肯早点检查……”叶子平静地放下了电话。

一整天，叶子都在FREMANTLE的街道上流连。如此熟络的市井人群，散发着夏日的芳香。金发披肩的小女孩，像一条条活泼的小海豚，窜跳着，享受着天堂般的童年。城中的巷子悠长起伏，高土墙间的铁栏门里，狗儿在酣栖，木格窗传出琴声人语。闻到咖啡香，那是节日还有着马车经过的繁荣的SOUTH TERRACE。转过艺术中心后院的大梧桐树，绕开圣约翰广场角落人一般高的黑白象棋子，叶子看到了那一片无际的南印度洋。她站在海堤边，静观潮汐涨落，斜阳如血。一只古老得好如斯巴达克斯时代的三桅船，挂满着雄壮的风帆，停泊在不远的海面，孤立而骄傲。

叶子回到家。她一言不发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定了去墨尔本的机票。然后，给东方拨通电话。

“东方，亲爱的，我要回趟墨尔本。我去接安回来。我要伴着她度过她最后的日子。东方，你能理解吗？”“叶子，我的叶子！……”东方的心又在一阵阵地痛！这种痛无边无涯！他心里明白，叶子是在替他和自己，赎那所欠琳的最后一天的罪！东方无法阻挡，只有一同担当。“叶子，你要答应，为了我们的孩子，永远不再回避我。”“永远不会了。我就在FREMANTLE。这儿是我的家！”

从此，在FREMANTLE的海堤边，在玫瑰红或赤金色的霞光里，可以经常地看到：有两个女人相依相伴。其中一个，肚子越来越大。那里孕育着新的生命，一个能给所有人带来光明的希望！ 

叶子要让安在最后的阳光中，看到希望的降临；叶子要让东方的生活，充满长存的希望；叶子还要让天国中的琳看到自己，为了琳和所有人，完成了爱的延续。

西澳广袤的红土地间，一条漫无边际的大路遥遥而逝。我们不知道世界和时间的交叉分界，只因太沉溺其中。在每一个没有台词的时刻，太阳就带着时间如音乐般走来，展现出鲜明的生与死，还带着喜悦的面容。

我们清楚：一切，从不曾空洞过。

　

东方去了欧洲。他心中明亮：为了这些女人们，我等！

前不久，我回了趟北京，听到有这幺个说法：“上面”有旨意，一不准提“长征”；二不准老干部发表回忆录；三不准提“文革”。现在又加上一个不准，“逢六不准提”。

“文革”四十年了！这一场为官民所举的浩劫任八亿中国人整整疯狂了十年！目前的中国“体制内”的媒体却无任何有关“文革”的讨论或反思。上面装糊涂，下面更务实地只管捞钱。中国的国民性何在！

远点说，一场“反右”，揪出数百万右派份子；紧跟着又一场“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的天方夜谈，中国饿死千万人；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浮肿还没消失，一场“四清”运动再把人扒层皮；来年爆发的文革，一搞就是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近一千八百万。更近一点的是：八九年“六四”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死者从九岁到七十几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交代和说法。

其实，文革的余毒还在蔓延，近期发生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1966年文革爆发，当年的“老三届”现在算起来已经六十开外；当时的中年人，至今也已八九十了。历史的见证人相继作古。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一无所知。

为此，我们有责任挽救逐渐变得陌生模糊的十年文革历史。

为此，我愿意写下四十年挥之不去，历历在目的我所经历的文革的故事。

1， 辩论“对联”

我出生于1946年。1966年时，我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班。当时中央有指令：凡艺术院校毕业生必须接受军训否则不能毕业。66年春天，我们三个毕业班搞完毕业设计后，被送往山西的一个野战部队当兵半年。那时，我们二十上下的，穿着军装，吃着掺着沙子的小米饭，每天摸爬滚打，倒也挺痛快。

突然一天，校方通知我们火速回京。于是，在我们连夜回到学校，背包还没放下的时候，就看见了学校的大白楼顶层，从素描教室窗外垂挂着一幅几丈长的对联，白纸黑字，字如斗大。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们一下子全懵了。

“5.16”这一天，我们全部卷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对联派是出身高干，革干，工农兵家庭鼓吹血统论的。出身不好的（在艺术院校是多数派）则是反对联派。两派之间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大辩论。原来吃住在一起的同窗好友们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大字报铺天盖地，操场成了辩论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腐朽的血统论大肆泛滥。

我出身资本家，被排了队，成了“黑八类”的狗崽子，属于反对联派。有一次，我们去支持中央美院的邓林（邓小平的女儿，当时大二。由于反对血统论，成了美院的革委会主任）。像她一样出身好却反对血统论的实属极少数。还有我们学校另一位叫钟玉屏的（父亲是钟赤兵上将），也站在我们一派。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组成人墙，保护着演讲者。我甚至曾经三天三夜不合眼地写演讲文章，抗争“血统论”放肆野蛮的冲击。

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辩论对联还是动嘴不动手，非暴力性的。

当时，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撰文“出身论”，轰动全国。我们看了真觉大快人心，有如一盏明灯。他那天才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定为反动文章。遇罗克因此被枪毙。他的姐姐遇罗锦也是我的校友，不过，65年她就毕业离校了。当时她属于思想很灰的，如果晚一年毕业的话，其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2，“改名”

我的名字本不叫傅红，是傅俊长。“红”字是文革的产物。

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我排行老二。祖父为我们起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中间的字都是“俊”，依此为岭，长，田，达，杰，荣，华，贵，“荣华富贵”就都有了。乳名为仁，义，礼，志，信等。

文革开始后，我校的同届女生徐革非（徐向前的侄女）和比我小两届的邱谨俞（林彪死党邱会作的女儿）及其它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夺了学校“走资派”的权，成立了美校革委会。徐革非是主任。他们给我贴了大字报，“最后通牒”，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我的黑书黑画。因我在学校里是个尖子“白丁”（学习好，非党团员），文革前一直任学生会干部，负责组织学校的文娱活动。其实，邱谨俞等都是漂亮的女孩子，跳舞很好，曾经常常一起合作的。可一夜之间，我成了他们的“专政对象”。

那天夜里，我把我所谓的“黑书”（外国画册）“黑画”（我的画作），拿到锅炉房中付之一炬。

之后的一天，我被在大字报上改了名，从此叫“傅红”。

当时有些出身好的也兴改名。班上一位工人出身的叫穆鼎新，已经挺革命的了。他为了表忠心，改名为“雷兵”，祖姓都不要了。还有一批同学集体改名，都叫X文革。其中一位女生原叫贾芳芹的，成了“贾文革”。结果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攻击中央文革是“假”文革。她吓得半死，马上郑重声明再改名为“真文革”。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当时可是非常严峻的。一字之误，可以让你上西天！

曾经有人用报纸写标语“打倒黑帮”，结果被揭发字的背面是毛主席挥手的照片，这是污蔑伟大领袖！再查，此人出身地主，属阶级报复。当即，被游街示众，然后拉走枪毙了。

3， 故宫里的“收租院”

在66年“砸四旧”其间，我亲眼见到无数的大卡车装满查抄的文物及四旧物资，如古董，硬木家具，线装书籍等等，从大街上招摇而过。

走资派和“黑八类”的家被红卫兵轮番清洗。他们涌入一家，进门就砸，说搬就搬。房子讲究的，他们就把主人赶进“牛棚”，把房子变成红卫兵司令部。

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母亲把仅有的细软包起来，趁黑夜扔进什刹海。父亲把曾有过三千工人的“三民土建公司”的老照片全部烧毁。我作为“狗崽子”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观望。

当时，故宫的大门上方还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大匾。扫四旧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给换成了白底黑字的“血泪宫”。

他们要把四川大邑县控诉地主刘文彩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故宫里重建。于是，从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抽调一些学生进驻故宫。我属于被监督使用人员，也在其中。

这三个月的“紫禁城”生活，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日子。至今难忘。

一开始，我们备料踩泥，把剪过的稻草和胶泥用水和起来，就在故宫的大殿里光着脚把泥踩熟，然后，进行泥塑。后来，红卫兵总部又抽点了以我为主的四个人，把故宫里所有显眼的红墙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我们的“顾问”是原故宫里复制古画的刘炳森。他毕业于文革前的工艺美院，对故宫了如指掌。（八十年代成为名书法家，已去世。）那时，对于他的过分指手画脚我们还吵过架。其实，谁都是于心不忍的，看着满墙的美术字写成的标语与古老的建筑如此的不协调，我们互相看着，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们住在东宫的厢房，据说早年是太监们住的。一排大房，房内一溜儿用土砖砌成的大炕。正值夏天，屋里非常凉爽。在厚厚的宫墙外，运动如火如荼；而若大的故宫里，只有我们二三十个人。到了晚上，静得只听到手表的秒针在嘀哒嘀哒作响。

一天深夜，一阵紧促的拍门声闹鬼一般惊醒了我们：“XX电报！”原来，睡在我身边的一位四川美院学生的弟弟在大串联中被火车轧死了。

在那个年月，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整天都生活得心惊肉跳的。

故宫重新开放后，成批的有组织的人们进来看泥塑“收租院”，被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参观前，他们都要站在我写的语录前集体朗读。我写的语录从“御花园”到“午门”。当时，确实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自己也为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贡献。

时过境迁。“血泪宫”又还原成了“故宫博物院”。

据说，大地主刘文彩是子乌虚有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4，“武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人们都知道，某部长的女儿名叫宋彬彬的，亲自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当时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此后，这位附中的女孩改名叫“宋要武”。

有了毛主席的撑腰，全国性的皮带武斗便拉开了序幕。红卫兵们从兵工厂里得到枪支；以至扩展到部队内部派系之间为夺权开始动枪动炮了。

北京几所闹得欢的学校，如清华附中，师大附中，一零一中学，八一中学等，都组成了红卫兵“联动”（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给予取缔），到处打砸抢，杀人如德国的纳粹。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竟私设地牢。后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他们使用的酷刑，都超过了《红岩》书中的“中美合作所”。

比我小一届的一个叫缪维的同学，只因他与一位女同学谈恋爱，被红卫兵定成坏分子。徐革非，邱谨俞等一帮把他们二人剃了“十字头”，扒了衣服进行批斗。然后，把缪维拖进了一间素描教室。那教室的角落堆满被砸成了碎片的裸体石膏像。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站在椅子上从门上的窗户向里看：他们从将校呢军装里抽出头上是铜环的皮带，你一下我一下，狠狠抽在缪维的背上。只一皮带下去就已皮开肉绽，缪维的惨叫声听得我们浑身发紧！我们在外面一起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里面的人打得更狠。直到缪维完全昏死过去，他们才扬长而去。我们几个同学用平板三轮车把缪维送进了医院。抬他的时候，满后背血肉模糊。

武斗从学校蔓延到机关，厂矿，部队以至街道。

我们家住在什刹海边上，就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所描述的那里。曾有一对儿开私人牙医的老夫妇被拉出来揪斗，指称当过伪保长。街道革委会主任是个城市贫民出身的老太太，她带着几个红卫兵把老两口从家里拖出来，跪在街中央，先剃了“黑帮”头，然后就用皮带没头没脑地开始抽打。老牙医叫李宝忠，膝下无子无女，年景一直不错，平日里对周围邻居都很客气，主任老太太还时常得到老牙医夫妇的接济。当时我在场看到打得最凶的是一个叫大成，家里开水果店的年轻人，他不知什幺时候摇身变成了红卫兵。

老牙医比较胖，被打得满头是血，没打一会儿，老人吐了口血就倒地死了。皮带又落到老太太身上。围观的人还在呼口号：打倒汉奸！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天黑了，牙医太太跪在地上满身是血，一动不动。红卫兵们打累了，一脚把老太太踹倒。老太太早被打死，断了气，人倒了，腿还是弯曲着，已经僵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两个熟悉的人被活活打死。

我的一位同学叫胡大乐，比我小一届。文革前我们同是马拉松长跑队的，每年一起参加北京市环城长跑比赛。在武斗中，听说他曾经打死过七个人。文革后期，清查“三种人”时他被审查过，但不久又放了出来。“三种人”太多了，而且也有太多还身居要职，高官。

5， 围剿蒯大富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成了“逍遥派”。

我走到了社会上，常被邀请去画“主席像”。招待最好的是空军。每天吃“空军灶”，四菜一汤的，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四五米高的主席像画好后，战士们列队欢送。除了送我油画颜色外，“红宝书”和“主席像章”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我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呆了一年，文化部已经瘫痪，学校两派在争斗。当毛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发表以后，我要求到工厂去锻炼。于是，68年，我告别了六年的艺术院校生活，来到了“女工地毯厂”，分配做机修工。全车间都是女工，我成了“洪常青”。我从小拉小提琴又会画画，一年当中便有半年时间脱产去演革命舞剧《白毛女》之类的。

1968年秋，清华大学发展成了“重灾区”，武斗升级，动用了坦克机关枪，北京的“首都工人民兵”组成纠察队，去清华围剿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岗山兵团”，兵团司令是蒯大富。一天晚上，我也被指派随着八百多名工人上了大卡车。走时，大家一同宣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每人发了一根全新的镐棒，上级命令：无论如何要“拿下”清华！

清华大学已经成了“古战场”：到处是沙袋，楼里的暖气片都拆下来，垒在楼顶平台上；所有的门窗全不见了，只剩一个个黑洞；满地砖头瓦块。看起来，他们早有准备，我们都以为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心里只有恐惧。八百多名工人，围困着清华主楼，断粮断水，整整三天三夜。最后，蒯大富派代表与工人谈判，决定向工人阶级投降。

那个深夜，“井岗山兵团”的学生们排着队，从楼里走出来。我们打着手电筒，在白惨惨的电光下，学生们走着齐整整的队伍，打着白旗，旗帜上写着：向工人阶级投降！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只见兵团司令蒯大富走在队伍外面，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挥舞着右臂在呼着口号：向工人阶级投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

蒯大富是个细高挑儿，戴着黑边眼镜，额头围着白布条，身穿白衬衫，远处看上去，他的脸非常严峻，眼睛是湿润的。

当时的场景甚为壮观。蒯大富的不凡的学生领袖的风度，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但他的非凡的能力，被“毛”利用了。在清查“三种人”时，蒯大富与另外几个著名学生领袖都在1983年被判了刑。

6， 言犹未尽

十年，很长。在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之后，我清楚地明白：文革，是在革中国人的命！扭曲了几亿人的民族的灵魂！

记录这段历史，是祈望全民族每个层次的人都能反思，都做忏悔，共同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看看德国：那些纳粹份子不管逃到哪个国家，即使已经九十几岁，德国依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送上国际战争法庭接受审判。为的就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活，防止大悲剧的再次重演。

【2006年9月21日狱委讯】无国界记者今天呼吁释放在过去两周内被逮的三位网络异见人士：张建红、杨茂东、陈树庆。并呼吁关注网络出版审查的加强。 这个新闻自由组织说：“最近中国当局对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的镇压，包括骚扰、威胁和任意逮捕，非常令人担忧。当局正在试图通过关闭网络出版来压制网络异己人士，以至于当局走得如此之远，声称所有的被禁网站都涉及犯罪活动。但很清楚的是，这些审查都带有政治目的。” 张建红是48岁的作家和诗人，笔名为“力虹”。他是9月6号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被逮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十个警察带着收查证到力虹家中，拿走了他两个计算机的硬盘和电话本。警方还询问了他的妻子董敏，问到力虹接触的朋友和力虹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力虹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早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劳教一年半。2005年8月，力虹建立了文学网站“爱琴海”并担任总编辑，直到2006年3月被当局关闭。他也经常为“博讯”、“大纪元”等网站撰稿。 杨茂东, 是作家和民权运动人士,以郭飞雄的名字更为人所知,于2006年9月14日在广州市(广东省南部)家中被捕.警方拿着搜查令,搜查了他家,并没收了电脑三台和一些个人资料.他被控非法经营,利用假的出版社并且在没有得到国际标准书号的情况下出版和销售投诉20000本书. 他的妻子张青坚持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目前被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他的妻子昨天试图去看他,但是得不到批准. 杨茂东今年40岁,除了其他一些事件,他更以参加支持太石村村民的抗议活动出名. 广东太石村村民在2005年9月对当地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抗议. 杨在当地村民控告村长的案件中给予法律支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 发表在燕南网论坛上.(燕南网在2005年10月1日被关闭.) 杨被指控”领导村民抗议,试图推翻地方政府”,他在2005年10月6日第一次被捕(译者注: 应该是2005年9月14日,并且也不是飞雄的第一次被捕),三个半月后未经审判,他被释放. 此后他不断被警察骚扰,并且被殴打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今年的8月. 陈树庆, 是生物学硕士,是被禁止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于9月14日被当地警察局杭州(浙江)传唤后被捕,跟张建红一样,他被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警方搜查了他的家,没收电脑和磁盘驱动器以及他的一些个人文件. 1999年,陈因帮助创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关押4个月.获释后,他学习了法律学位,在2005年通过了可以成为律师的司法考试.但浙江省司法局拒绝颁发给他律师执照,理由是他贴在网络上的文章违反宪法.他申请复议,并通过法院提出诉讼和上诉,但是都失败了. 由于政治原因关闭的网站 政府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引述公安部的话说,在9月6日至8日期间,政府关闭了320个”非法”网站, 屏蔽了15000多条网络有害信息. 大多数据说是涉嫌犯罪活动,如网上诈骗、赌博、贩卖武器、爆炸物和毒品.不过近几个星期,记者无国界记录了多个个案表明关闭是政治原因. “百姓杂志”的网站因报道了东部省份江苏江阴一位村民反对拆除住家而于8月13日被当地官员指使的暴徒打死一事而遭到关闭.网站的编辑黄黄良天告诉路透社,江苏当局要求我们删除关于拆迁事件的所有内容,否则网站就会被关闭.网站被关闭后,该杂志的在线版在广东重新登记新址,9月12日重新开放,内容没有变更。 网易网站(http://www.163.com/)的两个编辑,唐岩和刘向惠,因9月4日的一个网络投票而被降职.9月4日，网易文化发布了一项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有64%的选票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其中，“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友首选的选项，占了总票数的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不愿意，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 邹涛,32岁,是深圳的一个博客作者, 他的网站http://www.zoutao.com/ 于9月11日被关闭. 他的不买房运动曾经大受欢迎, 他在2006年4月, 试图说服人们起码三年不要房子,因此来冷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2006年8月他宣布将参加罗湖区人大代表竞选. 通常,侯选人都是由当地共产党机构提名的, 因此,邹涛的参选被当局视为威胁. 他被禁止离开深圳, 并受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威胁. 他的很多博客地址已经关闭,但其中一个http://blog.ztlm.net/zoutao/default.asp仍可以进入。

　

记者无国界就力虹等人被捕的声明

（中文稿由独立中文笔会提供）

记者无国界就力虹、郭飞雄、陈树庆三位网络异见人士被逮捕发表声明

无国界记者今天呼吁释放在过去两周内被逮的三位网络异见人士：张建红、杨茂东、陈树庆。并呼吁关注网络出版审查的加强。

这个新闻自由组织说：”最近中国当局对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的镇压，包括骚扰、威胁和任意逮捕，非常令人担忧。当局正在试图通过关闭网络出版来压制网络异己人士，以至于当局走得如此之远，声称所有的被禁网站都涉及犯罪活动。但很清楚的是，这些审查都带有政治目的。”

张建红是48岁的作家和诗人，笔名为”力虹”.他是9月6号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被逮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十个警察带着收查证到力虹家中，拿走了他两个计算机的硬盘和电话本。警方还询问了他的妻子董敏，问到力虹接触的朋友和力虹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力虹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早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劳教一年半。2005年8月，力虹建立了文学网站”爱琴海”并担任总编辑，直到2006年3月被当局关闭。他也经常为”博讯”、”大纪元”等网站撰稿。

杨茂东， 是作家和民权运动人士，以郭飞雄的名字更为人所知，于2006年9月14日在广州市（广东省南部）家中被捕。警方拿着搜查令，搜查了他家，并没收了电脑三台和一些个人资料。他被控非法经营，利用假的出版社并且在没有得到国际标准书号的情况下出版和销售投诉20000本书。

他的妻子张青坚持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目前被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他的妻子昨天试图去看他，但是得不到批准。 杨茂东今年40岁，除了其他一些事件，他更以参加支持太石村村民的抗议活动出名。 广东太石村村民在2005年9月对当地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抗议。 杨在当地村民控告村长的案件中给予法律支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 发表在燕南网论坛上。（燕南网在2005年10月1日被关闭。） 杨被指控”领导村民抗议，试图推翻地方政府”，他在2005年10月6日第一次被捕（译者注： 应该是2005年9月14日，并且也不是飞雄的第一次被捕），三个半月后未经审判，他被释放。 此后他不断被警察骚扰，并且被殴打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今年的8月。

陈树庆， 是生物学硕士，是被禁止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于9月14日被当地警察局杭州（浙江）传唤后被捕，跟张建红一样，他被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警方搜查了他的家，没收电脑和磁盘驱动器以及他的一些个人文件。

1999年，陈因帮助创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关押4个月。获释后，他学习了法律学位，在2005年通过了可以成为律师的司法考试。但浙江省司法局拒绝颁发给他律师执照，理由是他贴在网络上的文章违反宪法。他申请复议，并通过法院提出诉讼和上诉，但是都失败了。

由于政治原因关闭的网站

政府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引述公安部的话说，在9月6日至8日期间，政府关闭了320个”非法”网站， 屏蔽了15000多条网络有害信息。 大多数据说是涉嫌犯罪活动，如网上诈骗、赌博、贩卖武器、爆炸物和毒品。不过近几个星期，记者无国界记录了多个个案表明关闭是政治原因。

“百姓杂志”的网站因报道了东部省份江苏江阴一位村民反对拆除住家而于8月13日被当地官员指使的暴徒打死一事而遭到关闭。网站的编辑黄黄良天告诉路透社，江苏当局要求我们删除关于拆迁事件的所有内容，否则网站就会被关闭。网站被关闭后，该杂志的在线版在广东重新登记新址，9月12日重新开放，内容没有变更。

网易网站（http://www.163.com/）的两个编辑，唐岩和刘向惠，因9月4日的一个网络投票而被降职。9月4日，网易文化发布了一项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有64%的选票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其中，”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友首选的选项，占了总票数的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不愿意，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

邹涛，32岁，是深圳的一个博客作者， 他的网站http://www.zoutao.com/ 于9月11日被关闭。 他的不买房运动曾经大受欢迎， 他在2006年4月， 试图说服人们起码三年不要房子，因此来冷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2006年8月他宣布将参加罗湖区人大代表竞选。 通常，侯选人都是由当地共产党机构提名的， 因此，邹涛的参选被当局视为威胁。 他被禁止离开深圳， 并受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威胁。 他的很多博客地址已经关闭，但其中一个http://blog.ztlm.net/zoutao/default.asp仍可以进入。

首发”独立中文笔会网站”（www.chinesepen.org）

附：声明英文稿

China 19 September 2006

Three cyber-dissidents arrested and websites closed in new wave of Internet censorship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alled today for the release of three cyber-dissidents who have been arrested in the past two weeks – Zhang Jianhong， Yang Maodong and Chen Shuqing – and voiced concern about an increase in the censorship of online publications.

“The current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ich includes harassment， threats and arbitrary arrests， is very worrying，” the press freedom organisation said. “The authorities are also trying to gag cyber-dissidents by shutting down their online publications. They have gone so far as claim that all the banned sit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criminal activities but it is clear this censorship is above all politically-motivated.”

A 48-year-old writer and poet using the pseudonym Li Hong， Zhang was arrested on 6 September in Ningbo，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Zhejiang， and was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to subvert the state’s authority.” Twenty policemen went to his home with a search warrant and seized the disk drives from his two computers and his phone book. They also interrogated his wife， Dong Min， about the company he kept and the articles he posted on foreign websites.

Zhang，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independent writers association PEN， already spent a year and a half in a reeducation-through-work camp for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fter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He founded the literary website Aiqinhai.org in August 2005 and was its editor until the authorities shut it down in March 2006. He also wrote regularly for sites such as Boxun and The Epoch Times.

Writer and civil rights activist Yang， who is better known by the name Guo Feixiong， was arrested at his home in the city Guangzhou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on 14 September 2006. Police with a warrant carried out a search and seized three computers and personal notes.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illegal business” for allegedly publishing and selling 20，000 books in an improper manner by setting up an fake publishing house and using an ISB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without permission.

His wife， Zhang Qing， insists that the charges are “completely baseless.” He is currently being hel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Guangzhou. His wife tried to visit him yesterday but was not given permission. Aged 40， Yang is known， among other things， for supporting the peasant population of the village of Taishi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o protested against local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September 2005.

He helped them get legal aid for a lawsuit against the village chief and wrot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m for websites such as the forum Yannan， which was shut down on 1 October 2005. After being accused of “personally leading demonstrations by villagers with the aim of overthrowing the local authorities，” he was arrested for the first time on 6 October 2005 on a charge of “disturbing the peace.” He was released three and a half months later without being tried. Since then he has been constantly harassed by the police and beaten three times， the last time in August.

Chen， who has a masters in biology and is a member of the banned China Democracy Party （CDP）， was arrested on 14 September when he went to a local police station in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response to a summons from the police. Like Zhang， he was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to subvert the state’s authority.” The police search his home and seized his computer’s disk drives as well as personal documents.

Chen was already detained for four months in 1999 for helping to create the CDP. After his release， he studied for a law degree and passed the examination to become a lawyer in 2005 but the Zhejiang Bureau of Justice refused him a lawyer’s licence on the grounds that he had posted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that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Chen appealed and re-appealed against this decision before the courts but lost both times.

Websites clos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governmental news agency Xinhua （New China） quote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s saying it closed 320 “illegal” websites and suppressed 15，000 “items of hazardous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from 6 to 8 September. Most were allegedly implicated in criminal activity such as online gambling or fraud， or the sale of arms， explosives or narcotics. But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as registered several cases of sites being shut down for political reasons in recent weeks.

The website of the magazine Baixing （The People）， which is based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Jiangsu， was shut down on 6 September after posting reports and comments by readers about a resident of the village of Jiangyi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on 13 August by thugs hired by local officials for objecting to the demolition of his home for urban planning purposes.

The website’s editor， Huang Liantian， told Reuters that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demanded we remove anything about the demolition， otherwise the website would be closed.” Following its closure， the magazine’s online edition was relaunched at a new address register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 12 September without any changes to its content.

Two editors on the Netease （http://www.163.com/） website， Tang Yan and Liu Xianghui， were demoted after posting a poll on 4 September that asked readers： “If you were reincarnated， would you like to be Chinese？” Of the 10，234 site visitors who had answered by 10 September， 64 per cent said they would not， 37.5 per cent said “the dignity of Chinese people is not sufficiently respected” and 17.6 per cent said “it is impossible for a Chinese citizen to own his home.”

The website of Zou Tao （http://www.zoutao.com/）， a 32-year-old blogger based in Shenzen， a city near Hong Kong， was closed on 11 September as a result of the popularity of his Internet campaign， launched in April， to convince people not to buy apartments for three years in order to cool down an overheated real estate market. His campaign had won the support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Internet users and had an impact throughout China.

The closure of his site was probably precipitated by his announcement in August that he was going to run as a candidate for Luoho district representative in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Shenzen in elections taking place on 28 September. Candidates are normally nominated by Communist Party local committees， so Zou’s candidature would have been seen as a threat by the authorities. He has been banned from leaving the region and has been threatened by the Shenze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everal of his blogs have also been closed but one， http://blog.ztlm.net/zoutao/default.asp， is still accessible.

新闻提要：
　　
　　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京特·格拉斯日前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首次向公众披露，在二战中，他曾经是德国纳粹党卫军的一员，作为预备役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当时他16岁。他还坦承，当时由于年轻幼稚，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而在此之后，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所背负的耻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决定把这段经历用自传的方式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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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我们离格拉斯有多远？我们会为自己年轻无知时做过的错事、坏事感到负罪吗？甚至，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承认自己做过错事、坏事吗？估计多数人不会。我们习惯的是把责任推给他人，推给环境。理由是耳熟能详的：“我是受蒙蔽的”，“我是响应XX号召这样做的”，直至“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事实上，每个人参与到一个社会运动中去的时候，内心深处不可能没有一点点个人的动机，而通常情况下，这些个人动机并不都是不正当的；少年格拉斯为了逃离让他倍受压抑的家而参军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吗？问题是事后发现自己参与的是一桩恶行，导致了国家、民族的悲剧，人们就要躲避、推卸责任了。
　　
　　要承认自己曾经参与恶行是困难的，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公开自己的过错、罪恶更困难。因为格拉斯出生地格但斯克战后划归波兰，波兰人一直把格拉斯视为德国人的良心，因为格拉斯不断鼓励德国人诚实正视那段侵略历史。但是格拉斯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后，许多人深感失望。波兰前总统莱赫·瓦文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格拉斯应该主动放弃1993年被授予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用中国人的话说，格拉斯这样做是要“身败名裂”的。对于体面人来说，“身败名裂”跟死也没啥两样了。格拉斯事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压力和后果。但是，在他心目中，有着比名望、地位更高的价值，那就是真实、真相。因为真实、真相是一切价值的基石，没有真实作为基石的价值是脆弱的，经不起质疑、诘问的，极易坍塌、解体。
　　
　　1993年南非政权从白人转移到黑人手中，曼德拉就任总统后，南非成立了“真相委员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听政会，调查白人政权实施种族歧视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实现和解，为走向未来开辟道路。当然，也有人不要真相，而是要求人们忘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上台，在智利实行军事独裁。在他统治期间，被杀害和失踪人数达3000多人。被迫交权后他面临审判。他发表这样的讲话：“我的朋友们，唯一剩下的就是忘却。重新审理案件不是忘却，把人送进监狱不是忘却，要真正实现忘却，双方都要忘却。”
　　
　　但是，“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背叛什么？背叛事实，背叛真相，就等于背叛未来。没有真实，没有真相，历史就会滞留于原地。陈水扁上台那么多年了，那两颗离奇的子弹也没有从台湾的政治肌体中取出来。
　　
　　历史上很多国家、民族都发生过全民性的大悲剧、大浩劫，大恶行，但是悲剧过后审判台上只有少数几个罪魁祸首，其他众多无名的追随者、助纣为虐者都变成了无辜者，在台下控诉别人的罪恶，把自己应负的责任都推到少数几个人身上。就在众人庆幸自己甚至相信自己的无辜时，很可能下一场悲剧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如果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传统，那么这个群体的心灵一定布满阴霾，表情暧昧，言说含混，眼睛里看不到坚定和清澈，意识里布满盲区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