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列宁醒了

◎ 阿  森   

 

公元二千年的某一个圣诞夜，列宁醒了。

列宁挪动了一下身子，慢慢地从水晶棺里爬了出来。列宁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所以他没有财产，除了那具棺木令人叹息外，列宁的墓倒是从未被人盗过。列宁舒展一下各个关节，一抬脚就站在红场上了。莫斯科的冬天非常寒冷，昏暗的路灯下满天飞舞的大雪，就像白纱织成的大网，人只是网中蠕动的小鱼。列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可他还是把他那顶八角朝上推了一推，他想，应该有人认出他是谁。他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是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他昂着头朝红场边一家亮着灯火的酒吧走去。

天空中传来了“平安夜”这首唱了四百年的歌曲，歌中唱道：“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大地照着圣灵，尽享天使安眠。”

列宁皱了一下眉头，怎幺搞的，这歌不是被禁止了吗？走着走着，列宁被两位女孩挡住了去路，女孩们穿著厚厚的毛皮大衣。她们长着像天使一样的脸蛋，看上去年轻，笑起来像朵花，她们说，她们是妓女，能向列宁提供各种服务，说完，她们撩开大衣露出里面的比坚尼，SHOW出她们青春的美。列宁害羞的用双手蒙住了眼睛，只能从指缝望着她们并和她们谈话。“你知道列宁吗？”“列宁？”女孩互望了一下。“列宁？吃的，还是用的？我们不知道列宁，我们只知道卢布。”有一个女孩的智商好些，她说是不是红场上，大墙边上有个石头砌的房子叫列宁？“是，是，他就是列宁！他是苏维埃的缔造者。”女孩子们笑了，“哪有什幺苏维埃，苏维埃灭亡了。现在是俄罗斯。”妓女看到这个苦老头不会给他们带来利润，模样也可怜，顺手把一包没吃完的“麦当劳”塞到列宁的手中，说了一声“圣诞快乐”，一扭屁股走了。列宁望着纸袋上大大的“M”，这是什幺意思啊，他肯定不会想到毛（Mao）泽东，因为他死时毛才刚刚下海玩票呢。但他想到了马克思（MARX）。

列宁啃着“麦当劳”，他真的饿了。他记得活在世上吃的最后一顿是高加索的面包，又黑又硬，难以咽下，而这面包又松又软，还夹着牛肉，实在好吃，他在想当年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新政权。如果人人能吃上这样的面包，还夹着一块牛肉，那绝对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可列宁万万没想到这块共产主义的食物来之于他的著名论断，来之于寄生﹑腐朽﹑重死，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帝国主义！列宁吃着，想着，走进了地铁车站。

原先列宁还在想只要他登高一站，双手一挥，下面就是黑压压的一片，结果他发现即使他大声说“我是列宁“也没人理他。这个世界，认识他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地下能开火车，对列宁来说不是新鲜事，他在世的时候，纽约已经有了地铁，那是美国人的镀金时代。帝国主义在炫耀它的财富，列宁当时发誓等到他有了钱，一定用黄金打造一个厕所。以蔑视这发绿发臭的财富！莫斯科的地铁又大又漂亮，吊灯，壁画，雕塑，看上去象一个博物馆，大屏幕上播放着当日的新闻：“政府没收了私人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财产，世界石油市场一片恐慌。华尔街石油股跌停，油价上涨百分之十五，创历史新高。”列宁纳闷了，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哪里还有什幺私人公司？当年他下了一个命令，一切财产属布尔什维克，遇到反抗，当场枪毙！列宁忍不住问了身边在候车的男子，男子说他是研究历史的，他是专门研究列宁的。

男子说列宁在《论粮食问题》一文中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列宁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苏维埃把粮食从地主，农民手中抢来再重新分配的时候，它同时抢掉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抢掉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列宁听了显得非常委曲。

当时也是万不得已。“不过列宁还是很伟大”男子凑着列宁的耳朵悄悄地说。“列宁清楚的知道共产主义这辆破车是推不动，跑不快，书中说要把这辆车套在资本主义这匹马上，拉上一阵达到目的地后再杀死这匹马，想法极好，可做的时候失灵了。赶车人列宁被扔在原地。马拉着大车一个蹄溜，撒开四腿，跑的没影了。”

列宁对这个男人大声申辩，这种论断对列宁并不公平。他虽然与德签订丧权辱国的《布里斯特条约》，可他毕竟枪杆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创造了一个自沙皇以后的新帝国，一个无产阶级的天堂！男人叹了一口气对列宁说，人们承认了列宁的辉煌，但“暴力革命”整整困扰人类近一个世纪。多少无辜的人死于这场革命实践，列宁活到今天，他也会难过的。

今天列宁舒舒服服躺在棺材里，可咽下苦果的是活着的俄国人，叶立钦做总统时，什幺国会，什幺议会，全是他妈的联共布叛徒托洛斯基那一套。他不管，他架起大炮，开着坦克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国会大厦轰个稀巴烂。就象《阿英洛尔》洋舰向冬宫开炮一样。唉，都是跟列宁学的。

列宁知道自己从什幺地方来，但不知要到什幺地方去。雪下的很大，他那山羊胡子已经沾上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快午夜了。列宁依稀能分辨出周围的一切，红场在，红墙在，圣安娜教堂在，克林姆林宫在，可是满面春风顶上的红星不见了。他走出了地铁站，顺着莫斯科河。在著名的奥德尼卡大桥下面，列宁踢到了一具死尸。仔细一看，是一个半醉的酒鬼，当列宁的眼睛熟悉了黑暗以后，发现桥墩底下挤满了无家可归者。他们依偎在一起抵卸俄罗斯漫长冬季的严寒，列宁知道，当年拿破仑着远征军就是从这座桥上进入莫斯科的。醉鬼明白此时此刻能站在这儿的准是无产阶级。列宁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他给列宁让了一个位。列宁喝了一口递过来的“伏特加”，唠起了家常。

醉鬼是卫国战争的英雄，胸前挂了十多个勋章，叮叮的，夜晚还听地真切，他告诉列宁一些列宁死后发生的事。斯大林好样的，和德国法西斯打了一仗。死了五百万人，我们赢了。把《布里斯特条约》割去的地方全抢回来了。包括北面三个国家，东面四个岛屿。那时的苏联，西面刚送走晚霞，东面已经迎来了太阳。辽阔的疆域，连沙皇都不敢做这个梦，列宁笑了。虽然革命杀了沙皇一家，断子绝了孙。可列宁和沙皇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做着同样的梦。那天，他清楚的记得他躺在水晶棺里，斯大林站在边上对他作出了保证：要象保护眼睛一样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要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红军﹔要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红海军。“我们的红色政权呢？”列宁问道。“政权没了，共产党倒了，国家散了。”“我们的红军呢？”“红军？我就是红军，卫国战争的英雄，我们这些红军每年十一月七日都到红场来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庆祝列宁的胜利，我们举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唱着《国际歌》，我们喊，我们唱，我们叫，累了饿了就回到这桥墩下面歇歇。”“那幺我的红海军呢？它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啊，非常强大，我们的军舰开到了只要有水的地方，没人能够阻挡。现在可好，前些日子，’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了巴伦兹海就没上来。二百多个后生娃全没了。穷啊，穷的连船都没有浮力。去波罗的海看看，我们的红海军拴在码头上，俄罗斯人民最骄傲，最自豪的已成了一堆废铁。

列宁还问道夏伯阳的骠骑兵呢？“还骠骑兵哪，夏伯阳的子孙们（夏伯阳，东臣人）快打到克林姆林宫了，俄罗斯是车臣的敌人。”醉鬼老泪纵横，他怀念红色沙皇的幸福年代，钟声响了，圣诞节到了。他又猛喝了一口“伏特加”，长叹一声，盖上一张“真理”报，缩抱成一团。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能醒来吗？列宁陷入了深思之中。这个社会，制度，道德决不是列宁所追求的，不推翻沙皇会比今天更好？那幺为什幺还要革命？“真理报”还有真理吗？列宁读着盖在醉鬼身上的报纸，希望能找回一些当年的感觉，在生活副刊的花边新闻里，列宁读到一则很有趣的短消息：列宁不是死于枪后不治，而是死于梅毒。消息说列宁在流放期间因为生活不检点，嫖了妓，得了病。列宁朝四周望了望，头上冒出了汗，这事如果让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太太）知道，非把他耳朵揪下来不可。

　

列宁到哪里去？俄罗斯到哪里去？凯撒琳大帝对着俄罗斯说：朝前走吧，世界就是你的！列宁走了，还是回到他来的地方，这个世界不需要列宁，包括他的思想﹑理论，没有列宁将比列宁更好。他抖掉身上的雪花，整理一下自己的服饰，又爬进了棺木，他知道：只有棺木里的列宁才是真正受到尊敬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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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澳洲妈妈

◎ 齐家贞   

 

阿怡介绍我去蕾奇门热水器组件厂当工人的时候，瞒了八岁，说我只有四十，听起来比较符合女人的工作年龄。美维斯问我，你的妈妈呢？她去世十六年了。哪，我就是你的澳洲妈妈。我心里说，喔，你其实只比我大六岁，你只能做我的姐姐。

第二天一早，比我大“十四”岁的妈妈就给女儿带来一条围腰，第三天，一个台灯，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绝不再说缺什么东西准备去买啥了。

我的妈妈身材高大壮实，她喜欢穿那种得体的鲜艳碎花图案的衬衣，每天收班后，脱下蓝色的工作服，亮出那些好看的颜色，再在嘴唇上补点口红，她就更漂亮了。

美维斯操作一部大机器，她工作的那圈地方几乎就是她的独立王国。她体力好，手脚麻利，做事效率高。我相信，换个其它人，比如我们中国人，这份工要两个人才做得下来，没人会像妈妈做事那样分秒必争。

真也奇怪，从美维斯宣称她是我的澳洲妈妈起，走过她身边我就感到亲切，就有上前同她讲话的冲动，好象有根无形的线，总把我往她的身边牵。可是，我做杂工，这里那里东走西走的，没工作上的理由进她的王国，只能对她点头笑笑。

我们厂一半澳洲人，其余来自不同的国家，像个国际工厂。奇怪的是，外来移民倒更喜欢欺侮人，怪腔怪调学我的破英文，我不服气，同他争吵。妈妈叫我别理他，要记住，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什幺民族，信哪种宗教，富人还是穷人。

这句充满爱心及平等精神的话，温暖了我的心，我和妈妈的心贴得更紧了。

不久，六十岁的老戴维当了新工头，他说，海伦，你懂数学，你来管这台机器。

我真的是上帝的孩子，一眨眼就转运了。

这是一台绕电阻丝的机器，按工作单的要求，我绕出电阻不等长短各异的弹簧。机器设置好了，它就自动运转自动切断，成品像一条条小鱼游出来，整齐地躺在槽子里。

我把电阻丝的误差控制在正负百分之零点三以内，而不是他们要求的零点五，还尽量节省昂贵的镍铬合金原材料。如果订单多，人停机器不停，吃饭休息我都把机器开着，从没出过差错。上面对我产品的质量一百个放心，不再检查我，我可以自由进入独立王国，帮我妈妈做事，同她谈心，只需偶尔回我的机器查看一下。

我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换取了一点特权。

厂里工人羡慕我，海伦，你的工作全厂第一好。

最好的还是我有个性格温良为人正直的澳洲妈妈。

老板娘赖斯丽羡慕美维斯和我经常在一起聊天，她隔三岔五也来加入。那天，我刚把机器搞定，一边擦手一边朝美维斯走过去。赖斯丽两手抱在臂上，轻手轻脚溜下楼也走进了妈妈的王国。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老板娘，你的丈夫罗杰算是资本家“开屁头立斯特”(capitalist) 吗？她想了想说，不算吧，你看，厂这么小，才二十几个人。唔，我认为你们已经够格了。盯住赖斯丽笑盈盈的眼睛，我严肃地说，赖斯丽，别相信你的丈夫！为什幺？笑盈盈的眼睛里装进了些许的惊异。你听说过马克思吗？马克思是谁，我不知道！那个马克思主义，是他发明的。喔，是那个德国人吗，知道知道，干嘛提他？马克思说过，有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利润，资本家连老婆都可以卖掉，赖斯丽，你嫁了个“开屁头立斯特”，你可要小心罗杰有一天会把你卖掉啊！赖斯丽忍不住笑出了声，真有这么严重吗？是的，I’m sure（我确信）——我板着脸。

一旁的美维斯也火上浇油，喔，赖斯丽，你真不幸，为什幺要嫁有钱人？我的老公穷，但是，他绝不会卖掉我。现在就更……

赖斯丽用食指做成个阿拉伯7字，放在下巴处，大眼睛朝四周转了一圈，做出一付失望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嗯，而且，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买我！

角落里爆发出三个女人的大笑。美维斯赞扬，Helen, you are a good girl （你是个好女孩），make every one happy (逗每个人开心)。

笑声引出了老板罗杰，一米九高的他站在半楼梯上，望着老婆赖斯丽，眼睛笑得像要流出蜜糖——那是他天天都挂在脸上的爱的宣言。平时，只要他的赖斯丽离开了三分钟，广播里就会喊话，请赖斯丽女士回办公室，有事找你。今天，他亲自出马，其实也是想下来解解闷。美维斯和我赶紧汇报，快点，罗杰，你的老婆正在伤心！

赖斯丽很高，很瘦，笑起来满脸皱纹，所以，她总是控制着半笑半不笑。这次，她大笑，把资本家卖老婆的故事讲给罗杰听。罗杰说，我卖你？为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利润？不，不，百分之一的利润就够了。说完，一把搂住比他矮不了多少的赖斯丽亲个不停，一面亲一面走，“绑架”她上了楼。俩人哈哈哈的笑声，馀音缭绕了半个钟头。

美维斯眼睛红了，她想起了她的的丈夫高尔特。

半年前，高尔特因肺癌病故。这段时间，美维斯三句话离不开高尔特。

我每天早上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想起高尔特，我每天晚上上床睡觉，最后一件事就是想念高尔特。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是他，怎幺也放不下。

如果下雨，下班走出火车站，我相信高尔特还会拿着伞在那里等我；走近那条街的转角处，我就能远远看见高尔特的车停在那里，他通常比我先到家。干活再辛苦，生活有困难，只要回家见到他，我就满心欢喜。

我在花园里喂高尔特养的三只鸟，他还是跟随在我身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依然坐在旁边读他的报纸。如果他不在厅里，那是刚刚进了里屋，门声一响，他就会出现在门框上。

我还在期待，期待他时不时给我一个突然的惊喜，捧出一把花，喏，给你！哦，对不起，难道我忘记了今天是什幺日子？什幺日子都不是，只是为了告诉你，我的妻子，我爱你！

亲爱的高尔特，他怎幺可能离开我？

可是，煤气开关坏了，没人修，洗衣机发出隆隆的怪叫，没人管，花园里的草这么长了，没人剪，门吱嘎了一声，怎么不见人……

哎，高尔特好象是走了。

我们本来住在塔斯玛利亚，在同一个工厂上班，高尔特是我的工头。我爱上了她，爱他爱得发狂，他有女友了，但是，高尔特选择了我，我胜利了，好得意。

结婚后，我们从塔斯玛利亚迁到墨尔本，一无所有，除了一辆破车，车里装着他与前妻的一双儿女。

二十多年过去，我俩的儿子已经二十五岁，我们用爱和辛勤劳动建造起来的家，什幺都有了，可高尔特走了，扔下我一个人。没有了他，我的生命一片空白，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幺意义。

我真的都开始埋怨上帝了。丈夫得病时，我天天长时间跪在上帝面前祈求，祈求他保佑高尔特康复，一天好几次，那幺虔诚那幺焦急。我实在想不通，为什幺上帝把高尔特从我身旁拿走，我比上帝更需要他……

　

美维斯给我讲她的高尔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听，偶尔岔点别的事情。一则，我讲不来这方面的安慰话，特别是此刻，一切的安慰话都是虚伪；二则，我认为在沉重的痛苦面前，最好的办法是让她尽情地释放……

那年的圣诞节，妈妈送给我一张带香味的卡片，浅蓝色背景上是一枝线条模糊的深蓝色的花，美维斯一手漂亮的草体英文写着：在这个困难的时期，谢谢你的聆听。

其实，我也应该送一张相同的卡片给妈妈，谢谢她聆听我：那些琐碎的往事，那些无足轻重的过去，那些她无法理解的人和事，那些她永远弄不明白的是与非，那些我自己也讲不清楚的大道理，还有眼前，那种在人群之中还是无比孤独的心境……平白无故地增加妈妈对女儿的担心。

妈妈每天花六毛五分钱买一份Herald Sun（太阳先驱报），她看得很快很全，不仅社会新闻故事报导，后面的文娱体育和许多不同类型的广告，甚至死人启事她都一一过目，时而还可以发现失去联系的某某亲戚朋友的追悼会讣告。

那天，美维斯正在看广告。快过来快过来，我给你找一个。找一个什么？找一个老公。

她一个一个读着婚姻介绍所登载的男士名单，这个合适你，这个也行，还有这个……一下子就为我找了五六个。一看，除了一个四十五岁，其余的全是三十几接近四十的——隐瞒年龄的结果。我说，全都不行，我喜欢老的，五十岁以上。现在，美维斯，让我来帮你找一个。

我从第一页翻起，正好，报上在登戈尔巴乔夫的消息，还有他的一张头像，我说，这个归你！美维斯斜着身子瞄了一眼，不行，他没有头发，我不喜欢没头发的男人。我说，你看，他的头上有地图（胎记），有地图的男人聪明。不行，没头发不行！哪，美国明星总统里根怎么样？又帅，这么老了还满头密发。不行，他有南希。

妈妈瘦了，白皙的脸上皱纹增多，眼袋也明显了。她叹口气说，高尔特经过化疗放疗之后——条条大路通罗马，又想起高尔特了——身体很虚弱，他只能坐在轮椅里，头发都掉了。我抱着他的光头说，高尔特，你一根头发都没有了，可我还是爱你，永远爱你。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绝美的图画。

妈妈说，高尔特走了，我一个人活着干什么，好几次想自杀。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自杀的人不能上天堂。天堂，那是我同高尔特再次团聚的地方，我不能把这唯一的机会断送掉。就为了这，我现在还活着。

我向妈妈坦白了谎报年龄之事，放下了五年来压在心头的惭愧，终于可以对妈妈宣布，在你的面前，我的良心百分之百的干凈。

美维斯说，海伦，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你，直觉告诉我你是个诚实的人。我没判断错，否则，你就不会觉得事情如此严重，非对我讲清楚不可。我很高兴，在这五年里，我们寻到了两张倾诉的嘴和两双倾听的耳朵，我们寻到了理解，寻到了爱，寻到了每天相处的和谐与快乐。我亲爱的海伦，你还指望什么呢？

美维斯的这番话，令我大喜过望，我鼓起勇气提出我心里最想问的问题。美维斯，现在，你只比我大六岁，年纪太轻，哪，你还是我的澳洲妈妈吗？

美维斯笑了，Silly girl（傻姑娘），你真的认为年龄有那么重要吗？

三个月后，我放弃了全厂最好的这份工。

没有办法，在人生的某个驿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继续留在车上往前赶。美维斯还在厂里打工，在与丈夫再相聚的星光照耀下，她朝着天堂之路踽踽独行；我离开澳洲，去中国和世界的其它地方，希图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好躲在里面实现几十年前的梦——写一本关于我坐牢十年的书。

美维斯缺了女儿，我缺了妈妈，我们再没机会回到那美好的五年里。但是，妈妈和女儿的心并不残缺，两颗心里满溢着五年多美好的记忆，满溢着相互的永远的思念。

两颗心，活在自己的回声里。

在厂里送我Goodbye & Good Luck （再见、好运）的大卡上，澳洲妈妈漂亮的草体英文写着：

A mother’s love never fades——母爱永不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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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在澳洲的土地上

◎ 一  如   

 

在花场打过工的老李告诉我，花场干活很辛苦。冬天在地里捡花种，寒风吹在脸上就象刀子割。夏天在地里拔草，太阳刺得眼睛疼。皮肤晒的跟烤焦了一样。在地里干活是野外工作，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是常事。特别是在地里捡花种，蹲着捡种用不了多久，两腿就弯曲痛了。而站着弯腰捡种，腰又受不了，不一会儿就腰也酸，背也疼，头晕脑胀，苦不堪言。墨尔本是个花园城市，一年四季鲜花常开，这繁华与美丽的背后，原来有无数花工的血汗付出，这些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在花场干了半个月，虽说在流水作业机房工作，一站就是八小时，精神高度紧张，双手不停地摆弄，头脑一片空白，而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天都是那幺长，那幺难熬。而当有一天被安排在冬天的土地上捡花种，才真正体会到老李所说的那种苦。

七月，正是澳洲的冬季。为了供应春天的花市，沉睡在土层中的花种，被收获机的犁耙翻了出来。花工们的工作就是把花种一边抖落泥土，一边捡在筛子里。七月的冬天也是墨尔本最寒冷的日子。无边无际的风，掠过旷野，呼啸而来，直吹得树梢呼呼地响。稍不留意，我围巾没围紧，一股凉飕飕的风就象夹着一把钢针钻进脖子，浑身不由打了个冷颤。抬眼望去，黎明前的天空灰茫茫地，聚集着大块乌云，色彩如同水泥地上打翻了一桶水。只有无际的地平线上，开始出现了一抹橙黄，继而胭脂色的晨曦微露光芒，慢慢地浸染了层云。我先是蹲着捡种，大约坚持了半个小时，感觉两腿发麻，举步维艰。我决定改变一下造型，试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象中国水稻田里插秧的农民。只是这个造型没干多久，又感觉背快断了，眼前冒出金星，头脑发晕。看来这样干下去，无论如何坚持不了八个小时，用不了半天我就会“躺倒不干”了。

再看看一起干活的花工。抬起头来，那位叫“狼 ”的西人正在注意我，可能他早已知道，新手干这份工作总是不得要领。而他自己，就象一个向小姐求婚的绅士，单腿跪在土地上捡种。他告诉我，这种动作捡花种，坚持的最久，不伤身子，不亏腰，两腿又可换着跪，叫我学着试试。

我略一犹豫。在中国故乡的土地上，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向土地下跪。我站立，我坐下，我把故乡的土地当成了一张平面图，任我在上面踩着，走来走去。而今在澳洲的天空下，我却要向这片陌生的土地下跪了。我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心中百感交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同来干活的花工，和那位平日性格开朗的西人“狼”，都是采用跪姿捡种，那我也就试着跪下吧。

殊不料，不跪则罢，一跪我就双腿跪在澳洲棕红色的土地上。那一刻，故乡的土地，就象升起在天空的旭日，成了一张壮丽隽永的立体画面图贴近我的情怀。眼里浸湿了无来由的泪，望着祖国的方向，我在心里说，故乡的土地啊，当我回到你的怀抱，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双膝跪在你的土地上，表达我迟来的深深歉意。你把我喂养了多年，你抚育我长大，我却从没有想过要对你感恩。而今跪在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上，才感悟了你那沉默的情意，才认识到你对我的厚爱和宽容。

我伏下身去，取了一颗花种，小心地用泥土包起。我要把它栽在窗前，看着它长大开花。从黄土地到红土地，从中国到澳洲，是我生命的转折路口。今天，我体验到先民们从茫茫大海中望见澳大利亚海岸的那份感觉。不必等到花开时节，我已用一种不寻常的姿势，举行了一次归化澳大利亚的入籍仪式。

跪着劳动了八小时，下班感觉一身的骨架都要散开。电车经过红灯区，灯火泛绿的街市闪烁着诱惑。想着自己的容颜，经地里的风吹雨打变得苍老，一双纤纤素手，因劳动而显得粗糙。家人在电话里问我：你早晨6点就去等车，安全吗？

我告诉她们，说很安全，灰头土脸的，和国内时的我判若两人。澳洲已经把我改造，学会了踏踏实实地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我没有说我跪着干活的感想，说了她们也未必能懂。只要我守住那条底线，我宁愿跪在澳洲的土地上，也不愿去领救济金，更不会去红灯区谋生。无论在哪儿，我都会尽量站美自己灵魂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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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奇遇

◎ 一  翔   

 

你一定见过澳洲的笑鸟吧？长的好可爱，就是叫起来嘎嘎嘎的有些吵人。第一次见这种鸟时，是10多年前，居住在布里斯本west end区时。当时儿子还在上大学，与我们合住两卧一厅的House 。一天清晨，我见儿子站在客厅窗前，面向窗外发笑，问他笑什么？他指了指外面叫我看，原来在对面住家院子里的晒衣架上，落着一只大鸟，样子怪怪的，我一见也笑了。儿子说，早上原来是这个东西把我叫醒了，说完随口问了那大鸟一句：是不是你呀? 啊？我知道儿子也喜欢小动物。

笑鸟的学名叫kookaburra 不知是因牠叫时像笑声，还是因为人见了牠就想笑而得名，总之，这是一种人见人爱的鸟。

长长的嘴巴，噘噘着，头上像戴了一顶鸭舌帽，胖乎乎的身子，短脖子，像是个罗锅在那儿蹲着。什么时候见了牠，只要不飞走，我都要定睛看个够。

今年夏天，布里斯本的气温持续的高，有几天热的人没招没落的。弟弟开着四轮驱动大吉普来接我和老伴，要带我们上山，说山上肯定有风凉快。我说走就走，也该消遣消遣玩一天了。弟弟说，这次我请客，姐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去买，咱们还是BBQ 。我说，好，我只准备餐具用具什幺的。

六年前，也是我们仨来过这个山上，这是布里斯本着名的一个景点，叫Mount Coot-tha,从山顶上可将Brisbane的风景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因多次光顾，观景已引不起兴趣。当车行到半山腰时，在一个向左还是向右转的岔路口，我们选择了向右，这才是我们想去的方向。

车子越爬越高，途中经过了几个电视塔，醒目的7号台、9号台、10号台，依次在我们眼前亮了相。我们寻觅曾经用过的BBQ炉灶，其实BBQ的炉子很多，是怀旧促使人非要找到原来的那一个不解！在山上绕来绕去的，似乎兴致比上次更浓。

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下了车一观察，有些像，又不大像。原因是凉棚增加了不少，又新添了许多设施，比如厕所，自来水龙头什么的。仔细琢磨辨认以后，仨人都说没错，就是这儿！看，那张桌子距离炉子的角度，远近，肯定是了。虽然桌子正被太阳照着没一点荫凉儿，我也毫不犹豫的铺上了桌布。人啊，就是这么怪，为了寻回以往，固执得很。

待弟弟将炉子点燃，火候到了该烧烤时，我们一边往外拿肉食，布置餐具，一边支三角架准备照相，三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谁也没想到会在这么静谧得只有鸟鸣的环境里遭到抢劫。你猜是谁？

首当其冲的是笑鸟。开始还没看清，只觉得有个大东西在眼前晃了一下，呃？刚要煎好的Salmon 鱼怎么少了一块?抬头一看，一只大鸟飞走了，好啊你笑鸟！楞抢啊？正感叹着呢，瞅眼不见，又叼走了一根意大利香肠，哎呀！快看，还是牠，叼着一根还连着一根呐！仨人这时才感到了威胁。若不采取措施，咱们什么都吃不上了，肯定还要来抢。这样吧，每人负责一盘，拉到自己跟前保护着，羊排、牛排、鱼片和香肠互相交换着吃。一边吃，一边提防着笑鸟，当牠飞过来时，人赶紧用手遮住盘子，感觉到翅膀轻轻扫一下脸颊。这东西看起来笨笨的，敢情这么灵活，牠眼光犀利，动作敏捷，还知道哪个贵抢哪个呢？真神了！

你以为防了笑鸟就没事了？不，还有更大的家伙来寻食呢！一般人见了这东西，嗯，会吓的要死，是一米多长的大蜥蜴！这家伙也不怕人，痼痼丘丘的朝桌子爬过来。我们都有些怕，悄悄的离开了桌子，到远一些的地方躲着，看牠会怎么着。没想到这东西爬到凳子上，伸着大长脖子，想够桌上的吃食。因凳子距桌子远了些，上不去，吃不着，就用嘴翻翻凳子上的塑料带，一见也没什么好吃的，又从凳子上爬了下来。

我有些同情牠，想帮帮忙又恐被咬着。大蜥蜴在桌子底下爬来绕去的，有十来分钟吧，终于觉得徒劳一番而离开了桌子，朝人坐的方向爬过来。牠想正正经经的向人索食。

“大蜥蜴是益虫，怕什么嘛！”出于怜悯，我这样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我拿了食物试着接近牠，开始将掰碎的肉饼扔到牠附近，牠竟一块块的捡着吃了！又将食物扔在靠近我的地方，牠便慢慢地爬了过来！又吃了！最后，离我近在咫尺，惧怕和兴奋，使我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但沟通的欲望又让我去做一个冒险，我用手捏着肉饼，尽量伸向牠— 啊！牠张开嘴叼走吃了！并没咬我的手指。

我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个精彩画面被弟弟巧妙的捕捉到了，瞧，大蜥蜴刚刚咽下一口吃食，又等着喂牠下一块呢！哦，我好快乐！

这一天，既领略了飞禽，又接触了走兽。笑鸟和大蜥蜴，成了我新结识的朋友。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灵性，你爱牠，友谊就发生了。笑鸟和蜥蜴敢于向人索食，是因为知道人类爱牠们，不会受到伤害，和人建立了感情。情感这东西，从来是双向的，既简单，又微妙，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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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扎特歌剧《查蒂》的另类排演

看美国左疯美学

◎ 李  劼   

 

彼特塞勒斯的自作聪明

位于纽约六十街哥伦布圆形广场的时代华纳大厦玫瑰演出厅，八月份上演了一出莫扎特的早期歌剧，《查蒂》（“Zaide”），作为对莫扎特250周年冥诞的纪念。此剧系莫扎特未完成的佚作，不仅在莫扎特生前没有公演，即便在其身后，也直到他谢世二百多年之后的2006年，才公之于众。今年的早些时候，《查蒂》出现在维也纳和伦敦的歌剧舞台上。在纽约的这次演出，乃是《查蒂》在北美的初演。也许因为如此，偌大的演出厅里，座无虚席。

为了向这位35岁辞世的音乐天才表示敬意，今年全世界都在演出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因此，将一部莫扎特未完成的歌剧搬上舞台，显得更加令人瞩目。《查蒂》所讲述的，是一对相恋的奴隶在土耳其后宫被抓获的故事。那位女奴因为爱上一位男奴，触犯了她所录属的主人。整个故事框架与后来普契尼的《托斯卡》，不无相类。甚至连女主角的咏叹，也唱得如同托斯卡那幺凄美。要不是指挥彼特塞勒斯（Peter Sellars）的别出心裁，这部歌剧的演出，本来不会引出什么争议。

基以一种社会主义式的美学观念，彼特塞勒斯在舞台上将《查蒂》做成了现代雇主和现代劳工的冲突。彼特塞勒斯不仅特意将原来的王公贵族交付非裔歌唱家扮演，将奴隶形象诉诸非裔、西裔和亚裔演员，而且还特意将后宫改成了现代工业厂房那样的建筑和写字楼式的布置，看上去既像监狱，更像鸟笼。从现代艺术的角度说，将舞台空间作如此切割，可以产生一种莫名的压抑，使全剧的所有咏叹，都像是来自压抑已久的迸发。为了强化这样的效果，彼特塞勒斯在指挥乐队的时候，又时不时地运用长长的停顿，将整个乐曲作了一块块的间离。彼特塞勒斯力图籍此从视觉上和听觉上将空间和时间同时切开，将莫扎特的《查蒂》付诸社会主义加现代派的美学观念。

纽约的观众对如此玩弄莫扎特也许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经历过了安迪沃霍和约翰凯奇那样的胡天胡帝时代，早已见怪不怪。只是在一些莫扎特的忠实听众当中，还是激起了一些非议。有的认为太过分了（overstated），有的认为难以忍受（excruciating）。来自中国的观众听了这些非议，也许会哑然失笑。因为彼特塞勒斯的这种左派美学，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观众来说，不是觉得太过分，而是觉得还不够彻底。

彼特塞勒斯假如真具有如此调侃莫扎特调侃观众调侃听众的幽默，如果可以称得上是幽默的话，那幺他应该把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从坟墓里请出来做他的艺术顾问。且不说其它，至少《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那样的样板戏，是足以让醉心于左派美学的彼特塞勒斯好好学习。而且都是同样的奴隶题材，同样是压迫和反抗的主题。虽然莫扎特的音乐是样板戏无可企及的，但比起彼特塞勒斯在《查蒂》一剧上的构思，样板戏有足够的高度，傲视自作聪明的彼特塞勒斯。一招常青指路，可以让彼特塞蒂琢磨好几年。

假如把希特勒在舞台上做成英雄形象，在美国是要触犯众怒的。但假如有人在舞台上把毛泽东做成伟人，美国观众看了会觉得很开心，最多觉得很搞笑。笔者在观看《查蒂》时，不小心把脚跟放在包厢的栏杆上，马上招来剧场工作人员十分严肃的劝告。可是有人把莫扎特的《查蒂》做成了《白毛女》式的革命样板戏，全场观众却只知道使劲鼓掌。台上做戏的胡作非为，与台下看戏的规规矩矩，形成一种不无滑稽的对比。换句话说，所有聆听莫扎特歌剧的人们，没有一个顾及到莫扎特本人的感受。

莫扎特为何遗弃《查蒂》？

把莫扎特遗弃的一部歌剧搬到舞台时，制作者们可能不一定想过，莫扎特为什幺会遗弃《查蒂》？当年，二十三岁的莫扎特写下他第一部歌剧《查蒂》时，正值其风华正茂的创作黄金时代。这部没有写完的歌剧，旋律是相当优美的。所有的咏叹和重唱，全都写得才华横溢，激情澎湃。女高音的抒情段落，犹如普契尼《蝴蝶夫人》那般清新；其凄美的悲叹，又像《托斯卡》中的倾诉。且不说男高音的咏叹如何的悲怆，即便是一位男仆唱出的低音，都在苍凉之中透出一种慈悲。但恰恰是这样一部剧作，莫扎特还没有写完就放弃了。因为莫扎特不是贝多芬。从戏剧角度说，莫扎特更不是埃斯库罗斯。甚至连欧里庇德斯那样的悲悯，莫扎特都避之犹恐不及。

无论从莫扎特的器乐作品还是声乐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天真无邪是其主导。莫扎特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是个一个快乐的大孩子。他不想长大，也拒绝长大。也许刚刚开始写作《查蒂》的时候，莫扎特是带着一种好玩的心态进入土耳其后宫的。可是写着写着，莫扎特觉得不对劲了。因为这部歌剧不知不觉地在走向悲剧。而悲剧，意味着长大。孩童与悲剧是不相谐的。悲剧是成人的标志。莫扎特本能地感觉到，孩子是他的本色。他不能悲剧，不能长大。一悲剧一长大，莫扎特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悲剧，长大，对于莫扎特来说，全都跟死亡相关联。而事实上，当莫扎特十分投入地写作他的《安魂曲》时，还没写完，死神就降临了，或者说，上帝就把他召回去了。

莫扎特的拒绝悲剧和拒绝长大，其实是本能地拒绝死亡，拒绝死神的降临，拒绝被上帝召回。莫扎特的作品总是充满阳光，不要说贝多芬式的乌云密布，就连肖邦在《夜曲》中时不时地透露出来的忧心忡忡都没有。莫扎特把未完成的《查蒂》扔到一边之后，随之写出来的歌剧，一部比一部快乐，一部比一部充满喜剧气息。《费加罗的婚礼》是欢快的，《唐璜》是轻松的，更不用说充满孩子气的《魔笛》。要不是一不小心掉进了《安魂曲》里，莫扎特还可以写出许多开开心心的作品来。孩子气是莫扎特的天性。莫扎特的音乐，是名副其实的天籁。

与莫扎特的音乐相对称的，与其说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不如说是大自然的芬芳美丽。除了安魂曲之外，莫扎特的音乐都跟阳光有关。即便是相当梦幻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都是一种在夕照之下的徜徉。至于莫扎特那首类似于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第二十一钢琴奏鸣曲，也是在一缕缕残阳下的密林深处，渐行渐远，越走越深。莫扎特的孩子气与阳光紧密相联。他那曲以朱必特命名的第四十一交响曲，为什幺没有丝毫的帝王气象，反而充满嬉戏的轻快，也可以由此获得解答。相比之下，无论是贝多芬以皇帝命名的《第五钢琴奏响曲》，还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不是充满帝王气派，就是洋溢着皇宫气息。然而，在莫扎特的音乐里，即便是帝王，也是个孩子。

莫扎特不能写作悲剧，一如他的音乐不能走进黑夜。莫扎特的放弃《查蒂》，是为了拒绝悲剧。而他最后的写作《安魂曲》，则是他不小心掉进了黑夜里。黑夜一降临，莫扎特就被死神带走了。死后的莫扎特，不会想到世人会在他的冥诞250周年之际，将他遗弃的《查蒂》煞有介事地搬上歌剧舞台。他更不会想到，有人竟然把他的《查蒂》做成一部美国《白毛女》。很难想象莫扎特会接受世人对他的如此纪念。

普罗化的结果是降低莫扎特音乐的纯粹度

玫瑰厅里的《查蒂》演出结束之后，指挥彼特塞勒斯得意洋洋地走上台去，接受观众的掌声和欢呼。他的表情会让人想起当年约翰凯奇在表演过他的四分二十三秒钢琴演奏之后，期待着观众或者认同或者不认同种种惊奇反应的媚俗。在面对非议时，彼特塞勒斯斯争辩说，他的演出版本是真正体现了莫扎特精神的(Sellars argues that his vision is 
true to Mozart’s spirit)。这是当然的。假如江青从坟墓里出来，也不会承认她的革命样板戏不是革命文艺。当彼特塞勒斯声称，他的尝试不过是将莫扎特放进了纽约皇后区(“What you see onstage comes from my experiences in Los Angeles and what’s going on in Queens at this moment,” Sellars says)，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将莫扎特如何普罗化的努力。他不会懂得，对皇帝都没有感觉的莫扎特，对普罗阶级也同样的没有感觉。彼特塞勒斯更不明白的是，把牢笼般的建筑物搬到莫扎特歌剧的舞台上，并且将整个舞台空间全部塞满，等于在精神上绑架了在本性上属于大自然的莫扎特。这种自以为是用社会主义美学挑战资本主义美学、用现代派手段挑战古典音乐的胡作非为，仅仅在创作自由的意义上成立。当年由金斯堡、凯路亚克以及稍后的安迪沃霍、约翰凯奇奠定的纽约艺术氛围，长年制造着充满社会主义色彩和所谓现代派格调的艺术垃圾。这些垃圾也许具有艺术史的意味，但就艺术本身而言，只能是过眼烟云。换句话说，彼特塞勒斯的这种尝试，只能是一次性的，绝对不可能重复。彼特塞勒斯的聪明与莫扎特的音乐、包括被他遗弃的《查蒂》在内、的永恒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谓的现代派艺术思潮，在历史上和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共生性。但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思潮是带有理想色彩的乌托邦，而现代派思潮中则充斥着充满商业企图的哗众取宠，投机取巧。彼特塞勒斯走上舞台接受掌声时的那种媚俗表情，跟莫扎特的音乐毫不相干。彼特塞勒斯制作《查蒂》时的机会主义方式，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离莫扎特很远很远。彼特塞勒斯的投机和莫扎特的天真无邪，南辕北辙。把莫扎特普罗化的结果，只能是降低莫扎特音乐应有的纯粹度。

由于哗众取宠的舞台布置和指挥方式，彼特塞勒斯所指挥的《查蒂》一剧，对于演员的要求很低。只要具备一般的专业水平，谁都可以胜任。从鸟笼子里唱出来的声音，就算平平，也已清丽。只有与大自然相对，声乐素质和歌唱水平的高下，才会显得分明。那位韩裔女高音的音色尚可，音量却不足以像卡拉斯或者萨瑟兰那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西裔男高音的嗓音是甜美的，可是也许演唱流行歌曲更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二位非裔歌唱演员，高音者中气十足，低音者气象雄浑，只是在重唱的配合中难以天然浑成。莫扎特音乐的天籁性在于，即便在其歌剧舞台上，也不能有丝毫的表演意味。由于彼特塞勒斯在《查蒂》一剧的舞台设计上过于造作，迫使演员不得不以表演作为其发挥的基点。彼特塞勒斯在追求皇后区少数族裔的普罗效果时，可能没有想过那样的刻意，会给演员的演出造成什幺样的后果。

正如保守会导致专制，激进会走向疯狂。从纽约的六、七十年代开启的美国左派美学，始终在一种疯狂的情绪中打转。

对于美国文化来说，这种左疯美学也可算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因素。只是我等来自专制国家的文化流亡者，很难认同这种普罗兮兮的疯狂。假如有一条共同的审美地平线，假如无论是在美国旅居的流亡者、还是美国左派艺术家都可以站在同一地平线上，那幺应该达到的共识是，不必把莫扎特普罗化，一如不能把马克吐温贵族化一样。莫扎特的孩子气和马克吐温笔下的孩子，是有所区别的。莫扎特属于大自然，马克吐温的孩子们则属于人世间。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质地，但任何将这两种质地推向相反的极端的努力，都是对创作者的不敬，甚至是亵渎。

创作是自由的，但自由是源自心灵的，而不是基于头脑的运作，不是基于机会的攫取。机会主义的制作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投机的。虽然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媚俗早已被人当作了成功的手段，但至少莫扎特的音乐，与媚俗无关。

在全世界纪念莫扎特之际，在下谨以此文，表达对莫扎特的拳拳之心。

2006年8月14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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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与父亲

◎ 杨恒均   

 

我不知道其它做父母的是否都有我们这样的经历，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切都计划到了，甚至连记载成长过程的日记本都准备了好几个款式。可是等到儿子出生后，却忙乱得一股脑都忘掉了——尿布堆积如山，牛奶泼得到处都是，半夜三更那个“小玩意”好象见到了幽灵似地突然大哭大闹……，而且上班又迟到了——哪里还有那份闲情逸致坐下来写字？

不过，孩子成长的每一天虽然都是和尿片、牛奶瓶、哭闹、玩具分不开，总也少不了忙乱和烦躁，然而回想整个过程却是充满了连续的欢乐和不断的惊喜。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他们快乐无忧地成长着。如果你的眼睛够细心，每天早上都能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又长大了一点的特征；如果你的耳朵够细心，那幺每天晚上守在他们熟睡的床前，肯定能够听到他们悄悄发育长大的声响。如果父母不是沉浸在成人俗事中太深，如果他们够细心，那幺几乎每一天都能从子女们童稚的“胡闹”和语出惊人中看到自己的过去……

——只是等到大儿子上了中学，我才突然发现，那些十几年前为他准备好的成长记事本还空空如也。

像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我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先是进入幼稚园，然后牵着他的小手送进小学……很快终于到了那一天，孩子起床后一本正经地摊牌了，他说，你不用再送我去学校了，同学会笑的。于是，你只好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背着大书包的儿子那小小的背景消失在路边或者灵巧地挤进学校巴士，留下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和失落。

好在还有一个小儿子，他才刚刚上小学，精力过剩，口中的“I love you”总也用不完，他不像他的哥哥一样连走路都要保持和父母一段距离的“酷”的姿态，小儿子可以不分场合上来就抱住父母亲来亲去。在他看到“危险”时，也总是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小手抓住我的手……

但我知道，我又能这样紧紧地抓住他多久呢？

从他哥哥这些年的变化中我很清楚，儿子虽然代表了未来，但那不是我的未来，——他们有自己的未来，——那未来对于我太遥远，不但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影响。我紧紧握着儿子的手，但却无法握着自己和他们的未来。

* * *

我握着儿子的手不愿意松开，并不是不愿意放弃对未来的把握，而是我强烈地感觉到，此时此刻我抓住的是过去——我的过去！

我这才幡然醒悟，当我那幺沉湎于儿子的童年成长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在默默怀想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我曾经有过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年吗？是我记不得了，还是我不愿意再记忆起？

不管是不愿意记起还是压根儿不愿意忆起，我却知道我的儿子应该有另外一种童年——一种快乐、幸福的童年。大儿子四岁时我就带他到美国生活，小儿子出生在国外。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我敢肯定他们已经离开我的童年十万八千里了。

然而，伴随着儿子无忧无虑的童年，不但没有让我远离自己的童年，反而一次次把我拉回到过去。眼前的儿子让我越来越多地想起了自己。为了让他们知道爸爸的过去，让他们不忘本，我一开始试着向他们讲起自己的童年……那时两个星期才有一次荤菜，所谓家常便饭也就是饿肚子的感觉，直到我上大学了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巧克力，更不用说由于出生于地主加臭老九的家庭而受到的习惯性欺负……不过每一次我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已经上中学的大儿子满脸质疑和不解的样子，而刚刚上小学的小儿子更是像在听童话故事一样，不时冒出一些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爸爸，小矮人到哪里去了，为什幺不出来帮你……”我让儿子远离我的童年，却让我更深地跌回到自己的童年里。每当拥抱儿子或者牵着他们的手走在这些现代化的大都市繁华的街道上，我仿佛都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故乡中国，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情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孩子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不管父亲当时心里多幺痛苦和恐惧，一蹦一跳地走着……

我的父亲一生不得志，由于爷爷有三十亩土地，被划为地主。解放前从国民党学校毕业的父亲虽然解放后成为公办教师，但一直没有摆脱受批判和被迫害的命运。为了把我们养大，父亲一直忍辱负重，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只是到成年后很久，才渐渐理解了父亲。

我开始理解父亲是从自己当了父亲后。当我看到手中的儿子那幺娇嫩、可爱和可怜无依的时候，我的责任心和爱心超过了一切，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哪怕我的生命。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我的父亲。我想起我当时也是像儿子一样躺在父亲怀里，牵着父亲的手……——父亲当时为了使我们少受冲击、为了把我们带大成人，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忍受了多少屈辱……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甚至不能正确地想象。——不过我知道，等到我们当了父亲，等到我们切身体会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和爱心，我们就能理解，父亲的爱和付出是永远不需要弥补的……

在我参加工作有了一定的条件后，我立即安排父母到南方的广州定居（气候条件比较适合老年人），由于母亲工作的医院和父亲工作的学校经常发不出工资，为了让他们晚年不再担惊受怕，我从当时自己积蓄中拿出了大部分存在了父母的名下。在邻居眼里有这样孝顺的儿子，按说父亲应该满足和幸福了，只是他老人家老是摆脱不了过去的梦魇，至今还常常作噩梦，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了委屈、被人打骂，又或者吃不饱。醒来后又会满世界找我们，不着边际地问长问短——我们告诉他，时代变了，不用担心现在的我们，忘记过去吧，好好享福。可是父亲还是一副深深自责的样子，好象过去的一切都是他这个做父亲的造成的。

父亲常常给我讲过去的故事，而我却从这些故事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我自己的未来、看到了我儿子的未来，也看到了整个社会和民族应该有的未来……

事情就是这怪异，儿子让我回到了过去，父亲却让我看到了未来。

* * *

有那幺一段时间，和儿子在一起时，我常常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忘记我此时此刻紧紧牵着的手，到底是父亲的还是儿子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的转折时期——我常常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渐渐老去的父母，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拥抱着天真无邪的儿子，我陷入到自己的过去。如今，我尽自己的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责任，把他们都尽量安排好了，我应该满足，应该快乐，应该继续往前走下去——

可是，我向哪里走去？——我如何才能摆脱过去，又如何才能走进未来，走进我希望的未来……

* * *

有那幺一天，在香港吃饱喝足后，我和朋友走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市。就在找桑拿浴散步到深南大道时，我见到了后来记录在《致命追杀》里的那一幕：一个母亲依偎在一个漂亮的垃圾箱旁，用手从垃圾箱里抓出剩饭剩菜，先在自己的嘴里过滤后，然后一口口喂给怀里的一岁多的孩子……

又有一天，我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有那幺一群民工的孩子被出租给乞讨小贩，为了博得路人的同情，这些同我的儿子没有区别、充满童稚的孩子身上被故意留着发炎化脓的伤口——我把它记录在《致命武器》里……

回广州探望父母时，我在民工集中的白云区新市那里看到了比父母小不了多少的父亲和母亲们，他们过着我不敢相信的悲惨生活——有那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没有钱看病，死后又没有钱运回故里，只好被老乡用席片卷起来，千里迢迢背回家乡……；还有一位残疾人，因为无钱买票而开始向一千多里外的故乡爬去……

当我把这些事情告诉父亲时，他问我多久没有回故乡了。我这才想起来，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回去过，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童年的家乡，并到家乡的农村去探望祖坟。结果，我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破败的农村和几乎一丝不变的像我一样的家乡的孩子，他们中有的人的生活竟然不比我记忆中三十年前的好多少——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由于父亲是公办教师，我们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当地的农民要高得多。

这一切都不是新鲜事，一直存在着，就在我上大学、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这些现象都很普遍，世界没有变，但我看世界的眼光已经变了，变化的是我自己——为什幺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我的变化是在自己当了父亲后，在自己当了父亲从而更加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后，——当我眼中看到受苦的孩子，我想到了自己被保护得好好的儿子；当我看到无依无靠的老人，我又立即想起了得到细心照顾的父亲……

作为儿子和父亲的我，眼中不再只有我自己，我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我内心柔弱的地方更加柔弱，坚强的地方更加坚强。我看这个世界更多的是从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角度，一个从自己的父亲脸上看到未来、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过去……曾几何时开始，我又从自己的父亲和儿子看开去……

于是就在我渐渐接近不惑之年，我决定选择了这条路——我相信这是连接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路——

2003年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用手中的笔书写一个“儿子”和“父亲”的爱、同情、怜悯，以及责任和希望，希望用我的笔能够给更多儿子以爱，减少所有做父亲的担忧和恐惧……

* * *

父亲知道了我开始以手中的笔“揭露黑暗、暴露光明”后，忧心忡忡，最后他明确告诉我，他绝对受不了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最得意的儿子被铐上手铐带走——他一生中看到太多因为手中的笔而坐牢甚至丢掉生命的故事，而且父亲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他学到了太多沉重的东西。

——我不能违背父亲——一个快八十岁老人的愿望。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走上这条路，正是要帮助父亲和我自己摆脱过去，去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减少太多像父亲这样的父亲：多少年后，还在为当初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子女饿肚子而自责，至今还在担心孩子会因为自己的笔而被戴上手铐带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惹麻烦上身，哪怕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哪怕我清楚我根本不怕麻烦……

如果说父亲的态度我还可以理解，那幺我自己儿子的不理解则让我茫然若失。成绩突出考上精英中学的儿子不理解我为什幺要写那些无法在中国出版的中文书、为什幺一到深夜就埋头去写那些无法赚钱的书……。我试图解释，但发现鸡同鸭讲，儿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是我带着他远走他乡，而他却早已把他乡当故乡。让我更感气馁的是，今后可能很难向他讲清楚了，他自学的那点中文无法让他们读懂我写的书，而且他也对政治毫无兴趣。对于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后代，历史已经终结，天下已经大同，我的那个中国离他们很遥远而且也越来越陌生……

* * *

上天注定，我得一路孤独地走下去。父亲和儿子虽然不理解或者不支持，但我做儿子和父亲的角色却让我无法停歇下来——有那幺多的父亲老无所养，有那幺多的儿子少无所依，还有那幺多父亲和儿子得不到基本的为人的尊严，有些受尽欺负和折磨，——作为“儿子”和“父亲”的我，没有理由不走下去——我相信，这也是一条可以让我认识并摆脱过去，走进未来的路……

2005年4月（修改于2006年父亲节）

　

《自由写作》首发

 

《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00元。　　

　　
　　1997年春，朱学勤先生在台湾大学附近的紫庐(茶园)看到一幅字，道是: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彼时他感觉像被什么东西骤然击中，内心震动，一时无语，直到回沪后为台湾版《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写序，方才说出了这番无语之语。原来，这十四个字让他想起了卢梭的“文章”与罗伯斯庇尔的“功业”，正是卢梭奋笔倡导在前、罗伯斯庇尔挥剑实践在后，法国大革命所孜孜以求的一个道德理想国在人间迅速崛起旋又覆灭，而在这一兴一亡之间有多少人头落地，有多少血流成河！由此他警觉道:“自有启蒙以来，多少哲人智士孜孜以求，所追求者确实就是这个‘天下文章、苍生功业’。不过，并没有多少人能翻一个面来想，为生活世界之平静发展自主延续，既须保持儒者淑世为怀之古典追求，又应存有一份现代人对‘文章功业’的负面警惕。”

　　这番话固属朱学勤本人学理与生命的自我认知与感悟，但未尝不可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事实上，朱学勤的很多文章都能给人以恍然大悟的警醒和悠然会心的快意，比如新近再版的《书斋里的革命》，虽然所收篇什均写于2000年以前，但仍让人有“读读复读读”的冲动。此亦无他，天(现实)未变道(学理)亦难变也。常读斯编，庶几不为现实所惑，不为主义所欺，念兹在兹的都是中国的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学勤“自有文章觉天下”，却不会因此而误了苍生。

　　所谓“书斋里的革命”，实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的简化表述。进入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街头挫败的知识分子们于沉默中开始反省，从1980年代而“五四”运动，由“五四”运动而戊戌维新，得出的结论是激进主义思潮必须为今天的失败负责。当然，这一结论并非大陆知识分子的原创，而是借自海外学者余英时作于1988年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们便集体陷入“与前世而皆然兮，又何怨乎今之人”(屈原)的酒后乾坤，转而醉心于“新儒家”和“新马”。于此，朱学勤当然有着“同情的理解”，但也看到了“文化决定论”的鬼影，而后者是必须予以批评的，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病症。“(知识分子)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只能退守书房，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被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我称这种病症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被动者颠覆主动者，只需在符号上改变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在朱学勤看来，“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变种，对现实不但没有解释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反而会形成遮蔽，从而让人们忽略了中国的真问题。

　　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朱学勤不同意所谓“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而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远远没有卷入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因此“只有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才能解决“中国病”。记得秦晖先生曾有一句名言:问题必须土产，主义不妨拿来，理论需要自创(大意)。朱学勤因此感慨道:知识界的舶来符号，在中国的客观现实的表层又“涂上了新一层西洋油彩，使得中国人在认识自己的国情时增加了一层困难:在阐释自己的国情时还必须绕道巴黎，经过一次后现代语意的换算”。

长白山人译

　　『译者按：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于１９２０年游历中国，并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到重庆拜访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家辜鸿铭。在１９２２年所著的＜＜中国游记＞＞一书中，毛姆以“哲学家”为题记载了他和这位哲学家的会面。』

　　真想象不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会出现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当夕阳西下的时侯，登上城门上远远望去，你可以看到喜马拉亚那白雪皑皑的山脉。这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你只有走在城墙上才不会觉得拥挤；这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城市，你就是走得再快，绕城走上一圈也要花上三个小时。距这座城市方园一千公里以内见不到一条铁路，顺城而下的河流很浅，只有载重很轻的船只才可以通行。坐舢板从杨子江下游到达这里要花上五天的时间。在这种环境里有时你难免会扪心自问：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火车和蒸气船是不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创造著财富，创造著艺术，创造著思想。

　　而且在这里还住著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前去拜会这位哲学家是我这次可算是艰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他是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据说他的英文和德文说得都很流利。他曾做过皇太后著名总督之一的秘书多年，但是现在已经退休。然而，在一年四季，每周固定的日子里，他的门总是向那些渴求知识的人们打开著。他有一群弟子，但人数并不是很多。他的学生们大都喜欢他那简朴的住宅和他对外国大学奢侈的建筑及野蛮人实用科学的深刻批判：同他谈论这些题目只会遭到嘲讽。通过这些传闻我断定他是一位满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去拜会这位著名的绅士时，我的主人马上答应这我安排这次会面；可是很多天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我终于忍不住向主人询问，他耸了耸肩，说道：“我早就派人送了张便条给他，让他到这里来一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个人很不通情理。”

　　我不认为用如此傲慢的态度去接近一个哲学家是合适的；他不理会这样随随便便的呼召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用我能够找到的最谦卑的言辞写了封信给他，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允许我拜访他。信送出还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我是坐著轿子去的。前去拜访他的路似乎很长。我们穿过的街道有的拥挤不堪，有的却不见人影。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寂静、空旷的街道，在一面长长的白色墙壁上有一扇小门，轿夫在那里把我放了下来。一个轿夫前去叩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门上的监视孔打开了，我们看到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向外张望。经过简短的交涉，我得到了进去的许可。一位衣著破旧、面色苍白而又乾枯的年轻人示意我跟著他进去。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哲学家的第子。我穿过一个破旧的院子，被领著进入了一个又低又长的房间。房间里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美国式的带盖的桌子，几把黑檀木做的椅子和两张茶几。靠墙摆著的是书架，书架上摆满子各种各样的书籍：毫无疑问，最多的是中国书籍，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与科学书籍。此外还有数以百计尚未装订的学术书籍杂志。在书架与书架的空格处，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法条幅，我猜想条幅上写的定是孔子的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没有装饰、十分不舒服的房间。桌子上一只长长的花瓶里所插的黄色菊花是这个毫无格调的房间里的唯一点缀。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等了一会儿，那位领我进来的年轻人摆上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包弗吉尼亚产的香烟。他刚出去，那位哲学家跟著就进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对他给我这个机会拜访他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把椅子，给我倒上了一杯茶。

　　“你想来见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他说，“你们英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打交道；所以你们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

　　我想表示抗议。但是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真正意图。他靠在椅子里，用嘲弄的目光看著我。

　　“你们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这时我才弄明白他对我朋友以那种方式与他联络仍耿耿与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得随口说了几句恭维的话。

　　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著一条灰色的细长辨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他的牙齿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洁白。他出奇的瘦，两只手又细又小，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象鹰爪。我听说他抽大烟。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长袍和帽子都是穿了很多年，业已褪色。一条长裤在脚裸处扎了起来。他在观察我。他还没有搞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待我，你可以看出他保持著一种警戒的态度。而我则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我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同哲学家打交道。在那些关心灵界诸事的人们心目中，哲学家拥有至荣的地位。我们自己的哲学家本杰明。迪斯累里早就讲过应该把哲人奉为神明。我说了很多恭维的话。我注意到他开始有些放松下来。他坐在那里象准备好让人家拍照一样摆好了姿式，等到听到快门的响声后立即放松下来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他指给我看他的著作。

　　“你知道我是在柏林拿的哲学博士，”他说，“那儿以后我又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但是英国人对哲学实在是没有很大的胃口，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虽然他是用略表歉意的语调来发表这些评论的，但是很明显一点点不同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不悦。

　　“可是我们也有过对人类社会思想界多少产生过影响的哲学家呀，”我提醒道。

　　“你是说休谟和柏克莱？可是我在牛津的时侯那里的哲学家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不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如果他们思考所得出的逻辑结果可能会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的话，他们宁愿放弃。”

　　“您研究过当代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吗？”我问道。

　　“你是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之物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石油。”

　　他的评论很是尖酸刻薄。我们又坐了下来喝了一杯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著一口多少有些拘泥形式但却是道地的英语，时不时地夹杂著一些德文。如些看来，他这个性格顽固，难以被影响的人还是被德国影响了。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以及德国人的勤奋刻苦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一位勤奋的德国教授在一份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的论文时，他也看到了德国人哲学的敏锐。

　　“我发表过二十本著作，”他说，“而这是整个欧洲出版界对我的成果所施予的唯一关注。”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地就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我对这一点十分感兴趣，因为它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与其说是关于逻辑的学说还不如说是关于性情的学说：哲学家所信仰的并不是证据，而是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认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他们的哲学思考不过就是使已经确定下来的“真理”合理化而已。孔子学说所以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当中，不过是因为它解释并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情而已。其它学派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燃了一支烟。开始时他讲话的声音很细，也显得很疲惫无力；可是随著他对所讲的题目性趣增大，他的声音也变得宏亮起来。他满有激情地讲著。此时的哲学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宁静。他成了一个善辩者和斗士。他对当代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声深恶痛决。对他来讲社会是一个团体，而家庭则是这个团体的根基。他捍卫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学说，传统的帝制，和孔教严格的教条。当他谈到那些刚刚从国外大学学成归来的人们用他们满是亵渎的双手在无情在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时，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眼里充满了悲愤。

　　“可是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他愤愤地说道，“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优秀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著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就是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偎依在老人的身旁。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老人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老人把女儿揽在怀里，边与她轻声谈话边亲吻她。小女孩穿著一件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刚刚长及脚裸，一条长长的辨子坠在脑后。小女孩是有辛亥革命的当天出生的。那场革命成功地废黜了皇帝。

　　“我想她的出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春天的到来，”他说，“她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秋天里的最后一只花朵。”

　　从他书桌的抽屉里老人拿出一些零用钱递给小女孩，打发她出去了。

　　“你看我留著一条辨子，”他把一边用手缕著辨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接著他用更为平和的语调同我谈起很久以前的哲学家。那时他们同弟子周游列国，向可以教化的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国的国王很是善待他们，或是邀请他们出将入相，或是任命他们主治一方。他学识渊博，谈锋犀利，讲起他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却不再有皇帝能够任用他；他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能力施教诲之责，他渴望人们会成群地追随他，更渴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可是前来听讲的却寥寥无几，而且还都是些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呆头笨脑的乡下人。

　　有那么一二刻直觉告诉我该是告辞的时侯了，可是他却没有要我走的意思。最后我不得不向他告辞。我站起来，拉住了我的手。

　　“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记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

　　我连忙说什么都不用送，这次拜访的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念。他笑了。

　　“在这个堕落的年代里，人们的记忆都变得短暂了，我还是应该送给你一件有形的东西。我想送给你一本我的拙作，可是你又不能读中文。”

　　他带著困惑但友善的神情望著我。突然间我有了一个主意。

　　“能不能给我一份您的书法作品？”我问道。

　　“你喜欢书法作品？”他笑了。“我年轻时侯的书法在人们的眼里还远不是一无是处呢。”

　　他在书桌边坐了下来，他拿出一张宣纸，展放在桌上。他在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拿起墨在上面研好了墨，然后便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我站在一旁边看他写字，边想著关于他的一些不大风光的传闻。据传这位老先生，无论何时只要手头积攒一点钱，总是要挥霍在烟花巷里。他的大儿子是这个城市里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对其父的行为感到恼火，觉得受了屈辱，若不是由于这种父子关系的存在，他早就会对这种浪当行为大张挞伐了。在我看来，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对于其子来说是一件满难于启齿的丑事，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件需以平常心来对待的事情。哲学家们个个都极善于在研究中阐明自己的理论，并根据别人的生活经验得出结论；可是在我看来，哲学们若能够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事情，他们所写的著作会更有价值。对于我自己，我是能以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位老人背地里所过的放荡生活。或许他只是在寻求去阐述人类幻想里最不可思义的事情。

　　他写完了。为了使墨能尽快些干涸他撒了些灰在纸上面，然后伸手递给我。

　　“你写的什么？”我问道。

　　我看到他的眼里飘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我冒昧送给你自己作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诗人。”

　　“当中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的时候，”他挖苦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了。”

　　我拿起纸来看了看上面的中国字。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上面的字是相当有序地排列著的。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不能，”他回答道，“你不能指望我背叛自己。还是请你的英国朋友帮这个忙吧。那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会找到人向你解释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意思。”

　　我向他道了别，他则非常客气地一直送我上轿。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朋友，我请他把这两道诗翻译了出来。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两首诗，就不免想起和那位哲学家的会面。

　　第一首诗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乾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第二首诗

　　　　我曾乞求岁月匆匆
　　　　带走你明亮的双眼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那样我就可以独自爱你
　　　　你也会在乎我的爱

　　　　岁月真的匆匆过了
　　　　带走了你明亮的眼睛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可是我却不再爱你
　　　　也不再在乎你的爱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读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广场》、《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译文版王东亮先生译为《劳儿之劫》)《卡车》，以及稍后的《痛苦》。译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节选。

     我隐约还能记得阅读《情人》时的沉醉，《琴声如诉》带来的怅惘，《痛苦》的复杂诚挚，《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所引发的午后小憩似的迷思。我也记得那个阅读的愉悦年代和各种小圈子的谐谑氛围及伴随周遭的相关无名事物。

     那仿佛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对书本的迷恋在经历了漫长的禁锢压抑之后，表现为近乎圣迹的社会性痴迷，那似乎也间接奠定了日后阅读的衰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彼时的阅读自始至终只是一种代偿行为，只是一种对缺失的反应，而没有被确认为真正的缺失和超越现实原则的审美活动——也许这是一个妄念，一种本质上不存在的对经典的膜拜运动。谁知道呢？在古代——哦，我们又开始寄希望于古代——在那些先贤的著作中，他们似乎并不寄希望于未来的阅读，今天之我们，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的写作真的包含着对读者的筛选吗？他们一定预感到了某一天被多数人忽略和被少数人过度阐释的命运。

     我至今有些纳闷，我从未将杜拉斯的写作与女性主义立场搅在一块，也从未因她的印度支那经历把她放到东方的、殖民地背景前端详一番。我并非无视这些殊异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况且这些研究本身，有时候也带有杜拉斯式的执著、坚毅、缠绕和悖谬。我似乎是以一个落伍的、老派读者的立场欣赏她的通常是第一人称的小说——回忆录式的伤逝与沉溺，半自传式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澄清，以虚构名义出现的镜中形象，循环往复的随想，于摇摆中辨认个人历史的绝望企图……

     她所开拓的新小说的边疆，恰好与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家的领土接壤，她笔下的女性肖像，时常会令我想到欧菲利亚、玛斯洛娃、包法利夫人——跳出大师们赋予她们生命的时代，向着未来发出无穷的询问。

     王道乾先生辞世后，受王夫人之托，我曾将他翻译的杜拉斯的一篇短篇小说，请李陀转交京城的某前卫杂志，后被告知因其中的若干色情描写而没有采用——哦，色情。多么困难的话题。好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那并非杜拉斯的最好作品。多年后他们在王夫人的敦促下将译稿退还，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便以王道乾先生所译杜拉斯的影响，或者基于杜拉斯研究的完整性来考虑，这事情听起来也有点令人诧异。我猜想是不是我卑微的中间人角色耽误了这篇关于走廊上的女人的译文面世？

     很多朋友说，《情人》的英译被认为是最好的，而读过王道乾先生的中译后，感觉尤胜一筹。人们这样赞美王道乾先生：如果杜拉斯会写中文，《情人》也就是这样了。我的更加极端外行的看法是——暂且抛开原著的文学成就和对译文的仁智之见——如果杜拉斯能够运用中文写作，未见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写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更好。

     一个特殊的内心狂乱的时代，成就了一位特殊的异常沉静的译者，并成就了一个特殊的意味深长的译本。仅就这本小说的中译而言，几乎是不可复制的。理论上说，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译本，但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译文读者，已经不再期待了。我感觉，这就足够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中译，不仅是一个文体的奇观，它复杂而微妙的印证、唤起、诠释了它问世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的脉动，在某种意义上(据我观察)它甚至谕示、界定了此后那些译文读者的感情方式的变迁。

     就无数翻译家的译文对中国作家或其他人运用中文的影响来看，如果你没有读过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及其他优秀翻译家的杰出译文，怎么能说自己已经领略了最美好的、与我们当下的经验息息相关的中文？它推动、丰富着白话文的发展，为其注入活力、现代的感性，在日常语言中寻求内涵、深度、节奏和语调，在复杂多义中揭示美感。或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在为《西方正典》的读者推荐书目时所说的，从译本中获得“特别的愉悦和见识。”——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留心杜拉斯中译为我们营造的，在语言和时代的狂风中，那不易察觉的内心的摇晃之桥。

     时光流转，新小说之一翼，已然成为中国另类人群的感情圣经，“痛苦”微微地变成某种欢乐，就像在某些比较极端的行为中，受虐狂被标上了各种欣悦的尺码。约而言之，此地隐秘的迷狂族群可借助任何东西来搅动自己的情感漩涡。这就是在我们四周大量隐蔽存在的现实，也许，它们和其他读者一起准备好了欢迎杜拉斯的再次莅临。

     最后，也是第一次，我很愿意谈谈这套书的装帧。我祈望我的书就是被印成这样的：雅致的外观、淡定的纸张、沉着的重量、亲切的印刷、可人的手感，甚至包括书页的空白。(这个看法套用自《西方正典》的作者。) 我想买上一堆来送给朋友们，它唤起你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使人亲切地意识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甚至在这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孔子：每次跟您探讨之后，我都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虽然我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但是的确因为能与您一起进行思想冲浪而享受刺激带来的惊怵与兴奋。对于今天的话题所涉及到的尚贤、愚民、有为无为，都是我非常期待的。我是主张尚贤与有为的，您是反对尚贤与主张无为的。但是，有很多人都把我们俩都主张“愚民”。不知我的归纳恰当与否？

　　老子：尚贤与否、愚民与否、有为无为的确是三个很大的话题，要想一次谈透，恐怕很难。说道哪儿算哪儿吧！免得到时脑子过于兴奋，我们俩都睡不好觉。我们先从尚贤开始吧。

　　孔子：您以反对尚贤著称，我对此很不理解。难道国家社稷不需要优秀人才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他们好的待遇，“选贤与能”何错之有？你看，华夏大地再次拨乱反正、迈向小康，由毛时代的伤贤到今朝的尚贤来之不易，你看那一排排、一栋栋的教授楼、高知楼、专家楼，如此胜景，我不禁心生欢喜，吾道不孤啊！但是，有人却说：“××满街走，××多如狗！”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子：我听我的美国街坊说，美国的词典中没有“教授楼、高知楼、专家楼、高干楼、部长楼”，不设国家突出贡献奖，不任命学术带头人。政府没有封过一个院士，名片上从未见过博导，也从未听说美国的执政党有什么知识分子政策。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美国的贤能之士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这位街坊说，不仅美国如此，其他西土大国也大致如此。我当时反对尚贤只是脑子里的想法，没有现实中的例子来支持我的想法。现在，我的看法更加坚定了。请注意，我反对的是“尚贤”，不反贤人。其实，你我都不是贤人吗？我反对你我吗？

　　孔子：对于美国的情形，我都没太留意，只知道那里的好大学大多是私立的。没有国家一手操办的高考制度，多数时候连教育部都没有，国家也不给著名知识分子什么特别待遇。您要是不解释，我真的认为您也反贤反智的。我还纳闷，您就是天下第一贤人，您怎能反您自己。但是，您不主张尚贤，贤良如何脱颖而出？

　　老子：尚贤是通过选拔任用贤能。选拔是君王按照自己的好恶来挑人。这样，通常只有精神上跪着的人才能被相中。尚贤的结果，便是那些所谓的贤人竞相跪下来去争取统治者的宠幸，然后互相争权夺利，用阴谋和伪善来达到目的。我主张通过选举和自由竞争机制使各种贤人脱颖而出。而选举则完全排除了君主的偏好，以民众的满意度为依归。让学者在学术的市场中自由竞争功名，让政治家在选举的市场中自由竞争功名。让市场来决定他们的工资和住房。最好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不要制定任何有关只是分子的政策，对他们既不照顾，也不歧视，让他们自由自在。

　　孔子：我还是难以想象您为何那么痛恨“尚贤”的思想？

　　老子：尚贤是违逆天道、实行人治的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特征。尚贤的要害是把人看作才（材）供君王使用。这与其说是用人，不如说是毁人。人就是人，再好的人也不是才（材），再好的才也不是人。尚贤背后有两个东西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一是权力高于一切并成为裁量贤能的终极尺度，权大学问大；二是把人当才不当人。尚贤把有才能的人变成了人做的才（材）。对贤人来说，祸莫大于尚贤。哪个国家比中国的贤能之士更受推崇？历代贤能成为权力祭坛中的冤魂之众，哪个国家堪与中国一比？尚贤到一定程度必然伤贤，伤到一定程度又被迫尚贤。不仅尚贤与伤贤交替循环，而且“尚”一些贤，必然要“伤”更多的贤，否则，如何体现出来“尚”对少数统治者喜欢的贤是一种待遇？而且即使在那些被“尚”的贤，也有很多是以被“尚”始，以被“伤”终。可见，尚贤伤贤，始尚终伤啊！你要真的爱护贤良，就应该坚决反对尚贤。你看历史上的那些帝王与类帝王口口声声尚贤，到处搜罗人才，其实质无非是要把贤良变成他们个人维护对权力垄断的工具。通过地位、待遇、管理、奖励让相当贤良的人围绕着权力的指挥棒团团转，导致人格扭曲，精神阳痿。

　　孔子：那么，不上贤跟“使民不争”有什么逻辑联系？

　　老子：在专制社会里，贤与不贤，是以统治者的利益标准来衡量的，符合统治者利益需求的，树为贤人，可得高官厚禄，从而名利双收。尚贤的结果，是使人们在权力的诱惑下争做表面文章。你没有看出人们为争当公务员争的打破头，为被评上先进使尽阴招。不应该驱使人们为可笑的功名待遇拼死竞争。不尚贤，人们就不去体制中争取功名，而是在体制外社会上进行良性的、基于合作的竞争。尚贤与统治者的贪污腐化也有必然的联系。尚贤必然要求有为。有为必然要干大事业。要干事业必然要从民间汲取财富。一旦制度不严，大事业对贪官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所以，尚贤导致官员尚钱，尚钱必然贵难得之货。尚贤与有为是产生腐败和专横权力的最好的温床

　　孔子：您要求统治者不贵难得之货，反对官员沉溺于奢华，我可以理解，但是，统治者爱好墨宝、字画、收藏有什么不好？这是他们有文化有品味的体现。难道这些承载着文化的器物也不能展示一下？

　　老子：贵难得之货的官员必然贪婪，轻则搜罗，重则掠夺。所以，哲学家，艺术家，收藏家，美术家、文学家、诗人是不适合担任高级掌权者的。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越高，越应该远离权力。你瞧瞧那李后主。这些人的心思和能力不在为公众服务上呵！给你举个例子。字画是中国的国粹，但同时又是祸国殃民助贪的利器。统治者好字画，必然要搜刮。你看看康生。统治者善字画，必然要祸国，你看看宋徽宗，MZD。贪官则把题字作画当作印钞机，你看看胡长青。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肯花巨资找当官的题字，而当官的对此也如此热衷，后面有大故事啊。题字，题字，多少腐败假汝行之！可悲的是，中国人已经形成这样的文化，字不好的官员不是好官员。你看看人家西方宪政民主国家，有这样的事情吗，哪个政治家以书法好著称吗？最近，贪官被谋杀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牵涉到巨额来历不明的财产。如果他们不贵难得之货，就没有杀身之祸了。要贪，必然要搜刮，要搜刮必然要结仇。

　　孔子：原来尚贤有这么多的恶果。我还真没想那么多。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愚民”。说实话，我还真的认为，上智下愚不移。既然如此，对下愚之辈，你何必让他知道那么多。有些大事，告诉他们，他们也不明白。既然您跟我一样倾向愚民，我心里踏实多了。

　　老子：请别下结论太快。你的话过半是讲给老百姓听的，鼓励他们服从统治者，不要造次。而我的话则是专门说给统治者听的。我从不对民众指手画脚。我的字典跟你们的也不一样。在我的字典中，愚和虚都是褒义的词。这种用法已也被很多人所接受，他们甚至把这些看似贬义的词用到他们的名字里。我主张对统治者要愚化，他们别以为自己手中有权就是天下最聪明的、最智慧的。不要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国家的很多真实情况，就对他们耍奸使滑。统治者不应该逆天强为，不应以爵禄笼络天下，不以高调理想宏伟目标蛊惑天下，不以宏大叙事忽悠天下，不以伟大事业驱使天下。如果我的看法占了上风，虚统治者之心，弱统治者之志，哪会有二十世纪一场连着一场的浩劫？不尚贤哪有反右，不又红又专哪会有自由化分子？尚贤导致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强化人的政治面貌和身份差异，连填表都要填上政治面貌。历史上的尚贤到现在的评先进、树典型，已经搞了两千多年了，结果反而事与愿违。

　　孔子：请教，如何才能“愚化”政治家？

　　老子：我的思路是，借助合乎天道的制度，虚掌权者之心，让他们虚怀若谷，谦虚谨慎，视野宽广，听得进各种批评和反对意见，别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实其腹：虚心了解情况，掌握必要的知识，别让自己腹中空空，成个只会耍嘴皮作报告训示下属与百姓的政客；弱其志：千万别树立远大志向，然后拿一己之志向去折腾全社会，不强行妄为，不起奔竞之心，不去与天地人斗；强其骨：保持自己身心健康，信念坚定，自立而能干事，这样才能胜任为百姓服务。心理和生理不健康的人不是合适的政治家。不虚统治者的心，他们怎么肯尊奉天道？那些狂妄无比，自比大救星红太阳的人心中还有天道吗？如果不愚化统治者，凌驾于天道之上的红太阳、大救星就会层出不穷，其结果不是老百姓得救，而是被涂炭。所以我认为，统治者应该若愚无为。

　　孔子：你主张不让国家和统治者积极有为，对此，我无论如何，也不太想得通。

　　老子：你的政治观是积极的。我的政治观是消极的。你主张统治者和国家应该积极有为，我主张统治者和国家应该消极无为。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要顺其自然而不强求。 “天道”本来就是无为的，听任万物自生自长，不干涉，不强制。天道要求统治者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所谓无为而治，就是在珍爱人的生命的基础上，尊重每一位公民的价值取向，保障百姓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天道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可抬举一部分人而轻视乃至压迫另一部分人。我认为只有实行无为之治，每个人充分自由，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天道章句之三：

　　国家的制度设置不能根据统治者的好恶来评判任用贤良，不要让民众去围绕着国家的指挥棒团团转，去为功名利禄你争我夺。

　　政治家和官员不应该到处搜罗珍宝奇货。如果当官从政成为社会众积累财富最快的途径，那一定有很多老百姓遭了殃。如果官民极端对立，到处都是不公不义，社会就不安定。这里的关键是要用制度来防止政治家与官员滥用权力为己牟利。

　　所以，顺应天道的治国方法，是借助制度确保政治家和官员虚心谨慎，精神充实，用制度来防止政治家逆天强为、好大喜功，要求他们对天道对个人的自由信念坚定，决不能用智术和贪欲来驱使百姓。

　　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那些蛊惑人心的学说，怂恿暴民的贼子就无法得逞了。

　　总之，国家的制度，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都应该以天道为依归。顺应天道来治理国家，让天道自行运行，哪有治理不好的道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