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章觉天下

　　
　　1997年春，朱学勤先生在台湾大学附近的紫庐(茶园)看到一幅字，道是: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彼时他感觉像被什么东西骤然击中，内心震动，一时无语，直到回沪后为台湾版《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写序，方才说出了这番无语之语。原来，这十四个字让他想起了卢梭的“文章”与罗伯斯庇尔的“功业”，正是卢梭奋笔倡导在前、罗伯斯庇尔挥剑实践在后，法国大革命所孜孜以求的一个道德理想国在人间迅速崛起旋又覆灭，而在这一兴一亡之间有多少人头落地，有多少血流成河！由此他警觉道:“自有启蒙以来，多少哲人智士孜孜以求，所追求者确实就是这个‘天下文章、苍生功业’。不过，并没有多少人能翻一个面来想，为生活世界之平静发展自主延续，既须保持儒者淑世为怀之古典追求，又应存有一份现代人对‘文章功业’的负面警惕。”

　　这番话固属朱学勤本人学理与生命的自我认知与感悟，但未尝不可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事实上，朱学勤的很多文章都能给人以恍然大悟的警醒和悠然会心的快意，比如新近再版的《书斋里的革命》，虽然所收篇什均写于2000年以前，但仍让人有“读读复读读”的冲动。此亦无他，天(现实)未变道(学理)亦难变也。常读斯编，庶几不为现实所惑，不为主义所欺，念兹在兹的都是中国的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学勤“自有文章觉天下”，却不会因此而误了苍生。

　　所谓“书斋里的革命”，实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的简化表述。进入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街头挫败的知识分子们于沉默中开始反省，从1980年代而“五四”运动，由“五四”运动而戊戌维新，得出的结论是激进主义思潮必须为今天的失败负责。当然，这一结论并非大陆知识分子的原创，而是借自海外学者余英时作于1988年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们便集体陷入“与前世而皆然兮，又何怨乎今之人”(屈原)的酒后乾坤，转而醉心于“新儒家”和“新马”。于此，朱学勤当然有着“同情的理解”，但也看到了“文化决定论”的鬼影，而后者是必须予以批评的，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病症。“(知识分子)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只能退守书房，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被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我称这种病症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被动者颠覆主动者，只需在符号上改变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在朱学勤看来，“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变种，对现实不但没有解释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反而会形成遮蔽，从而让人们忽略了中国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