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9月14日开始，一些朋友被捕的消息便接踵而至，首先是维权人士郭飞熊，其次是异议作家力虹和中国民主党骨干陈树庆。这是继高智晟被捕以来最先步入监狱的几位，虽然之前已有张鉴康等人的失踪，但他们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而后来被捕的这三位的命运在外界看来也许会和之前的人有天壤之别。

郭飞熊是蜚声中外的维权人物，他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可见当局要他失去自由的彻底决心；力虹本是国内的知名作家和网络活动人士，他所主持的文学网站《爱琴海》因为登载敏感内容而遭有关部门封杀，他的长篇小说《红衣坊》已被改为同名32集电视连续剧播出，他在近期的网络世界表现得相当活跃；陈树庆作为中国民主党的骨干，经常从事民主活动，并在近期为高智晟呐喊呼吁。

陈树庆的被捕最不出乎人的意料，因为在当局尚未开放党禁的今天，就算是不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这种民主党成员身分时刻都有可能让他身陷囹圄。郭飞熊和力虹的锒铛入狱着实让外界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郭飞熊一直都主张依法维权，他的言行并未超越法律范围，他被冠以“非法经营”的罪名是外界始料未及的。而力虹被捕，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他是因为和法轮功走得太近，尤其是他对“苏家屯”事件的关注和担任《未来中国》论坛版主一事。

早在《未来中国》论坛发表所谓“军中声音”的声明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对其主张军事政变和暴力推翻共产党的理念持反对态度。为了促使国内的民主人士保持清醒，刘晓波先生更是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立场。东海一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该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最后又毅然退出。这表明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和平、理性地争取民主权利，海外某些人因为自己身在自由世界而大力宣扬和煽动暴力维权和暴力革命，这除了把更多的人送进监狱之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会起到丝毫的正面作用。只要非暴力维权的渠道未被彻底堵死，我们就应该继续以温和、理性的方式去稳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当局早就开始对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虎视眈眈，抓捕高智晟是准备整肃国内民主势力的一个明显信号。自从郭飞熊被捕，原本酝酿的营救高智晟的行动便不得不中途流产，中国社会因此而笼罩上了前所未有的恐怖阴云。虽然被抓的和失踪的人接二连三，但声援的声音却异常微弱，中国的民主事业俨然在如今的初秋季节就已经步入了刺骨的严冬。最近几天，因为国内形势的日益紧张，笔者的安全也牵动着众多朋友的心，很多朋友都希望我能够平安无事。虽然自己在走上这条说真话的路开始就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从家庭的角度讲，自己如果再次走进那人间地狱，即使进去得很坦然，心里却不会轻松，因为有太多的牵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朋友们的关怀，但良心驱使着我会一直走下去。

今天是2006年的9月18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9.18”事变75周年的日子，很多人都沉浸在对当年历史的追忆和反思之中，然而，日军侵华虽然早已成为往事，但恐怖的气氛依然在中国的上空徘徊，这种恐怖不是来自他国的侵略者，而是来自于同一民族的我们的统治者。面对一大批良心犯的不幸入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迷惘景象，“中国向何处去？”的沉重问题再一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是选择在强权的面前装聋作哑，还是选择继续做一个孤独敢言的清醒者？

民主与自由从来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暴力革命已经被证明贻害无穷的今天，我们不必去弄枪使棒和当局一决高下，更不必有推翻红色王朝和建立新中国的野心，而只要按照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标准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坚持讲真话，中国的民主便指日可待。每一个民主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一些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很多人的锒铛入狱便是一种必然，但是，历史终究会给予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公民，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在极权制度下，我们的这种自由很难真正实现。追求民主需要克服恐惧，只要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大无畏精神气概，告别恐惧将为时不远。

（2006年9月18日）

民主论坛

80后作家群已跌入出版低谷。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数据显示:国产青春文学图书在年度文学或非虚拟类图书排行榜中，2004年前15名占了9名，2005年前20名只占到8名，到了2006年上半年，前10名则仅占了2名。而一项不完全调查同样显示:2004年国产青春文学巅峰时期，80后作家群人数接近三四百人，而到了2006年，活跃于一线的80后作家人数只有三四十人，跌幅达90％。针对这一现象，出版界的观点惊人一致:青春文学成也书商，败也书商。

    曾经“碰不起”的80后作家群明显后劲不足，目前，全职于写作的80后作家迅速减少。就拿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位得主来说，韩寒专职玩起了赛车，还出了唱片；赵婷婷先是去微软做营销推广，现在则负责《萌芽》杂志社的网站；陈佳勇在东方电影频道负责节目采购相关工作；许人杰清华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律师……

    对此现象，中信出版社副社长臧永清认为“肇事人”首当其冲就是出版社和书商自己:“是出版社和书商害了这些80后作家，过度的商业包装扼杀了这部分作家的灵气。虽然同样也是这批出版社和书商挖掘了他们，但罪过远大于成绩。青少年写作，需要多一点纯粹，少一点商业，才能源源不断。80后这批作家刚开始写的时候非常纯粹，这是他们得到同龄人支持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出版社和书商的利诱下，为了能更扬名赚钱，相当部分80后作家渐渐远离这种纯粹，开始刻意迎合某些口味。这种形同流水线操作的商业写作模式，流出来的只能是同质化产品，完全丧失了个性。没个性的书，谁会买？”对于青春文学同质化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主任邵敏还有另一种认识:“由于出版社和书商的拔苗助长，同质化已不再仅限于二三流的80后作家，还蔓延到了那些领先的80后作家了。二三流的80后作家，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体力劳动，根据既定情节来填空。而领先的那部分80后作家，由于不断地重复自己先前成功的套路，缺乏创新，也变得同质化起来。”

    80后作家领军人物韩寒、郭敬明的“伯乐”——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将青春文学的现状总结为两个理性:写者理性，买者理性。“青春文学红起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这些青年作家写的怎么好，而是给人一种新鲜感。但文字是需要积累，需要阅历的，除了天才之外，没有人能突破这个规律。今年国产青春文学的出版状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如果还保持前几年的盛况，反而不正常，因为现在买方和卖方都开始理性了，现在吃饭只有靠内功了。”

    现仍活跃于文坛的80后作家之一，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甘世佳告诉记者:从经济学角度看，既然青春文学的繁荣已经到了泡沫的程度，那么泡沫的戳穿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经济学对此有个术语，叫非理性繁荣。2004年时，只要是个80后的人，写的东西就能卖钱，这就到了非理性繁荣的顶峰。顶峰其实也是一个拐点，顶峰之后就是泡沫戳破，再接下来就到了纠正的过程。虽然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我认为值得，因为泡沫太多了，读者的心也受伤得够重，需要时间去修补。和我同一辈的人，虽然有的彻底转行了，但还是有部分或多或少地从事文字工作，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职业。

毛泽东死去整整三十年了。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还不是来自对有关历史事实的不同认定，而是源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推理逻辑。

有人说：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当代人要么是受益者，要么是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客观冷静，所以对毛的正确评价还需留给后人。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古人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由于人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人的好坏、功过只有到生命结束后才能作出结论。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年了，凭什么还不能对他盖棺论定？

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不等盖棺就可以论定。譬如一个系列杀手，只要他杀人的事实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个杀人犯，是个坏蛋，我们就有权对他绳之以法，乃至判处死刑，哪怕他还很年轻，远远没到自然死亡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他犯下了一起（或几起）十分严重的罪行，我们就有权对他定性下结论。

毛泽东正是这种人。早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至少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的滔天大罪时，他就已经使自己跻身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列。毛泽东早就恶贯满盈了，没有文革这场浩劫他就已经是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之一了。加上文革这桩大罪，只是使他在人类历史最大暴君的排行榜上再往前移动几位，而他作为暴君的定性是早就确定不移的了。这里还暂且不谈他在更早些时候犯下的几桩大罪，如镇反――毛泽东自己都说他发动的镇反运动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还有血腥的土改运动和”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迫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还有反右，如此等等。

毛泽东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除非你对这些严重的犯罪事实从根本上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质疑我们的结论。如果你对这些事实都大体承认，但依然不接受毛泽东是暴君的结论，我们就要问你，你的暴君的标准是什么？照你说，一个统治者还要坏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暴君？

注意：我们说毛泽东是暴君，并不是仅仅基于受害者的立场，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善恶标准。笼统地说受害者或受益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错，在任何时代，哪怕在最暴虐的时代，也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某一些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不可取的，是应该批判的。即便一些人的受益并非建立在另一些的受害之上，但只要别人的受害是不公正的，那么，虽然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你也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加害者表示抗议。

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也许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这就叫公理。这就叫公道。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赞成对毛泽东进行三七开或七三开一类评价方法。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于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 “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当然，毛泽东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和后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希特勒死去六十年了，有关希特勒的论文和书籍至今仍层出不穷，也有个别人为希特勒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会改变世人对希特勒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同样地，毛泽东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也是不可改变的。

──《观察》首发 

六四屠杀，是中共基于权力恐惧而采取的极端保权措施；六四后，政权稳定成为中共统治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政权的稳定才能保证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邓小平最著名的圣谕所说：“要像珍惜眼睛那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但这不过是强权下的独裁秩序，将社会公器变成权贵阶层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着权贵们强调稳定的知识精英，也绝非为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著想，而只是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来为权贵们站台。

说白了，为了使掠夺、镇压和屠杀合法化，就必须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藉口，这个藉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中共采取镇压与收买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镇压、严控等手段把民间反对活动扼死在萌芽中，通过言论管制把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共不惜大把花钱，对内买稳定，收买精英和中心城市；对外买友谊，收买西方大国和无赖小国。

对内，“稳定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成为中共拒绝政改和迫害人权的魔咒，也成为大陆的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为了平息民意批评、压制民主诉求和误导社会舆论，中共宣传机构及其御用精英会说得天花乱坠，由GDP优先到科学发展观，由宣传“温饱小康”到营造“和谐盛世”，由“三个代表”到“新三民主义”，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拒绝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终归结为一个理由：在国情的制约下，急于政治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每次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一旦外国记者提出“六四”问题，无论是朱鎔基还是温家宝，都以“稳定比甚么都重要”的理由，为大屠杀辩护。更是为了“稳定”这一最大的政权利益，对互联网时代的民间议政潮流，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网络管制，文字狱每年都有；对近年来兴起的民间维权活动，自然也要采取强力镇压的策略，而且，官权碍于合法性困境，甚至越来越经常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压维权人士。

对外，“稳定论”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23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以中国目前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现状而言，即便是八九运动那样的浩大声势，也不会走向导致天下大乱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间首选的维权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径，只有在合法途径毫无效果之后，才会采取没有经过公安局批准的街头维权，极少数陷于绝望的民众才会采取激进维权行动，如自焚、冲击县乡政权等。在民间维权中，民众与官方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大都由执法人员的野蛮镇压引起。

中共不断强化“稳定论”，西方却流行“崩溃论”。六四刚过，几乎无人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徒手民众进行大屠杀的政权能够长存，所以，许多人都预言中共政权将很快走向政治崩溃。然而，谁也没想到，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很快崩溃，反而很快地熬过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中维持住了高增长，使政权崩溃的预言没有兑现。于是，由于中共的独裁的畸形的跛足发展策略，西方开始周期性地出现中国将走向经济崩溃的预言。

对这种来自境外的崩溃论，中共最初的反应是厌恶与反驳。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御用精英突然发现，对于“稳定论”的意识形态灌输来说，“崩溃论”非但无大害，反而颇有益。与其说“崩溃论”将动摇人们对社会稳定的预期，不如说“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因为，害怕天下大乱是普遍社会心理，崩溃论所描述的未来图景越逼真，怕乱的社会心理就越强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乱的未来图景仿佛变得近在眼前：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深重，犹如平静表象下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稍有风吹草动就将烈焰冲天。而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著各类主要资源的政权。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由此，崩溃论从反面强化着稳定论：只有现行的中共政权才能维持脆弱的社会稳定，而一旦离开了中共独裁，中国就只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乱。而没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能从天下大乱中获益──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就的温饱也将灰飞烟灭。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

反过来，离开中共统治的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对天下大乱前景的普遍恐惧，就将转化为对现存独裁统治的现实性认同。也就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中共政权及现行的极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获得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不公正，被精英们轻巧地称为“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宪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现政权放逐到无限期的遥远未来，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民间自发运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指责为不合国情和添乱，就在于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宪政民主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所以，与目前中国的独裁式稳定所付出的综合社会代价相比，苏东转型的阵痛是在算不了森们，尽管经济上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但在社会综合效益上却收益颇丰，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获得，不但足以抵消经济的暂时低迷，而且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动力。当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之时，就等于争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为，对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苏东的转型模式肯定优于中国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维持现行体制才可能导致未来的天下大乱，而启动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达致长治久安的正途。

2006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2006年9月号

【2006年9月19日狱委讯】香港媒体消息/日前因为间谍案而被中国法庭判五年监禁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记者程翔，在狱中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可能会被保外就医。  56岁的香港籍的程翔，2005年4月在中国大陆境内被捕，不久前，北京一家法庭宣判程翔向台湾情报机关输送国家机密罪成，因而判程翔坐牢5年。  香港《大公报》引述程翔妻子刘敏仪说：“程翔的体重掉很多，高血压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另外一份香港报纸《南华早报》引述律师报道说，程翔的病况可能导致他被保外就医。  刘敏仪在18日表示，她一直在搜集证据提出上诉。相关报道引述刘敏仪说：“我们的目标是上诉要求取消间谍罪名。” 程翔正在等待上诉的庭审。 而有熟悉内地法律的学者建议，程翔案上诉时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亦即承认疏忽泄露国家机密，争取减刑，或可实时获得释放。

　

      一批批官员前腐后继奔上不归路，神州大地收获着越来越巨大的反腐败成果。对此，不知道应该是欣喜还是悲哀。国家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不容置疑，但眼里看到的却总是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贪官们像南方的庄稼，伐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中国人好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人的事情做错了，从中吸取教训，对后人是个警示，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从眼前积累的一大堆反腐败成果中，人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有人说“政治思想学习和教育不够”，有人说“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有人说“某些权力有时候不受或少受制约”。这些都有道理。但人们听到最多、最为冠冕堂皇的，还是几乎在每个大案被查处后，来自高层领导的那句语重心长的话：“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

　　在第一次听到“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时，我曾从内心生出感动。是啊，如果所有官员都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须为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英特纳雄乃尔何愁不能实现！事见多了，反腐成果历年有增无减；话听多了，每次高官落马都有更高级的领导出来如此谆谆教诲，便渐渐的有怀疑从心中萌生：高层领导的话，各级官员你们听懂了吗？既然“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何曾让你们心生敬畏？为什么你们之中总有人不断侵害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人民的利益被侵害后，人民却无可奈何？进而又想：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吗？人民何曾给予过他们权力？

　　论道理、或从宪法的角度说，官员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但事实又如何呢？想起了走上断头台的李真，去问问河北无辜的人民，你们是如何让李真当上省国税局长的？想起了耳熟能详的胡长青、胡建学、成克杰、王宝森、田奉山、周北方、慕绥新、马向东、倪献策、谢建邦，以及贪官榜上所有耀眼的明星们，去问问无辜的全国人民，你们是如何行使手中的公民权力，送这些人上台掌权的？

　　那些满口反腐倡廉为人民服务，平时轻车简从身穿补丁衣服行为低调的巨贪大恶们，似还有可原谅。因为他们的作秀，毕竟是出于对社会影响的顾忌。可恨的是新近出现的一些连一些起码的颜面也不要，以在群众面前摆谱、耍横、抖威风、显势力为荣的渣滓，动不动以我是官员我怕谁的流氓嘴脸示人，就更与“权力人民给予说”不靠谱了。近期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发生在广西合浦，一是政府办公室一副主任黄某因在慰问灾区大摆官谱，紧接着一副县长庞某于9月4日晚因处理其交通事故不满而挥拳将一交警鼻梁打折。与那些重大的贪腐案比起来，这些事情小的几乎可以被忽略。但是，小事所反映出的，是官员在人民面前有恃无恐下的肆无忌惮。芝麻小官的作威作福，反衬的是人民的无权、无助和无奈。如果这些官员的权力真的从人民那里获得，除非他们是疯子或昏了头脑，他们能如此的对待给予他们权力的人民？在他们眼中，人民算老几？这些事件，更反证了“权力人民给予说”的苍白和无力。

　　权力来源于人民，官员便会把热情投向人民；权力来源于他的上级领导，官员便会把热情投向他的上级领导、并且为了向他的上级领导卖好，他需要榨取他治下的人民。

　　对于那些犯案的贪官来说，制度的缺陷，也是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源。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未经人民授权、不受人民监督、在人民发现他们的毛病后没法给予批评直至从官位上把他们拿下，以至于他们走上绝路，也是贪官自己的悲哀。

　　“权力是人民给的”这话本身没有错。公共权力不是私产，应该由人民授予、接受人民监督、并且人民有权把被滥用的权力收回。问题就出在权力不是人民给予的。面对风起云涌的贪腐狂潮，“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让人民很无辜。

　　“权力”真正由人民“给予”之时，才是腐败根绝、反腐败不再出成果之日。

       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更多来自海外的压力。9月1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

        “无论对北大、清华，还是南开、复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张维迎说，竞争对手变成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好多做法不灵了。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在“南开名人讲座”上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

        张维迎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随处可见：

        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价码。要出世界最高的价码，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评价教育的指标之一就是外籍教员所占比例。

        学生市场的全球化从香港高校到内地“抢”生源便可见一斑。“留学生在过去是稀有的。国内的大学以前能招到中国最好的本科生，现在有麻烦了。香港高校的竞争是一个好事，但竞争的不止是香港，美国很多大学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每年进行招生推荐。英国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国教育展。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这引起了张维迎的警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

        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

        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

        据张维迎分析，大学结构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在从前，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座大学金字塔。

        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张维迎认为，首先就要应该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的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被拖死了。相对来说，美国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权，大学之间有竞争。”

        他打比方形容中国的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车箱都挂在火车头上，机器坏了，前面有两头牛在拉着。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现在，我们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来约束一流大学。当我们招来顶尖的学生，怎么培养他？”

        张维迎还以E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证明以竞争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国内最早创办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华，后来国家批准一批院校试办EMBA，但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根据各校水平，规定了招生名额。

        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10所院校招生不得超过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过100人。“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学校，即使得到了100个招生指标，也没有招满，只能降分降价，出现了‘平价EMBA’。市场自然会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权力空心化，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办事员

        卓越的师资队伍、自由的学术环境、竞争的学术市场、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张维迎为中国大学改革开出的药方。

        他认为，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目前中国大学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很多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这样本末倒置，长期下去，会对大学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张维迎批评了现行体制下校长权力空心化的现象。“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我们后人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程度越高，该校的表现越糟。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差。相反，教授参与学术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好。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要让选聘教师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开店

        公开反对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张维迎看轻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选聘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的关键，也是最难的问题。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变革，在校内引发“地震”。张维迎说，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关键的“承重墙”，另一部分则是“隔离板”，相对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墙”便是打破近亲繁殖，以及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认为，近亲繁殖与大学师资队伍的“家族化”有关系。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

        “招聘新人都是学校的老人来选，那怎样防止‘武大郎开店’的现象？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拿到终身教职，不论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稳定的，因此压制新人的动力就小了。同时，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发展不好，被学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利益。让那些选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张维迎还指出，终身教职并不是俗称的“铁饭碗”。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优秀人才，才能当终身教授。这些人会“无须扬鞭自奋蹄”。

　　据黄小邪的专栏文章《让波兰人坐立不安的历史》介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T·格罗斯，近年致力于钩沉被忽略被遗忘的犹太人历史。他在《邻居们:波兰杰德瓦波尼犹太社区的毁灭》一书中，指出1941年有近1600名犹太人死于波兰人之手；新近出版的《恐惧:奥兹维辛后波兰的反犹倾向，一次历史阐释的尝试》，又详细分析了新的事例:1946年凯尔采有80名犹太人被波兰士兵、警察、平民甚至童子军屠杀，全城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卷入这场杀戮，是20世纪欧洲和平时代最大规模的屠犹行为。

　　波兰人的反犹和屠犹，可以归纳为一种弱者的种族歧视:当波兰人面对德国纳粹和苏联红军的时候，他们是弱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反抗者；可是，当他们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强者，成了恃强凌弱者，成了不义的杀人犯。——同样地，当犹太人面对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的时候，他们是正义的弱者；而当他们面对阿拉伯人的时候，他们又成了不义的强者了。没有不变的强者或弱者，也没有不变的正义或不义，这真可谓历史的吊诡。

　　波兰式的种族歧视绝不是孤立的。犹太人在波兰人那里遭受的，中国人也同样遭受过。

　　现代银行家、金融学家资耀华在《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里回忆四十年代访美时的情形:“……在号称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里，白种学生理所当然地歧视一切有色人种的学生。而最令人可笑又复可怜的是，一些被白人欺侮的黑人学生反自以为是美国人而自豪，却又歧视其他有色人学生，所以黑人在美国成为二等公民，而黄种人在美国则流为第三等公民了。”

　　何兆武《上学记》谈到抗战则说:“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

　　美国黑人在白人之下，但自居华裔之上；高丽棒子在日本人之下，但自居中国人之上；这不也相当于波兰人在德国人、俄国人之下，却又将犹太人踩在脚下吗？

　　在我们的心理定势中，种族歧视几乎是白种人的专利。而实际上，种族歧视不仅存在于作为强者、作为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人身上，也存在于作为弱者、作为被压迫者、作为被殖民者的非西方人身上。只不过，强者的种族歧视是公开张扬的种族歧视，向来承受着我们更多的道德鞭挞；而弱者因为是弱者，是受难者，当我们戴着同情心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的时候，对于他们身上的种族歧视就很容易视而不见了。因此，弱者的种族歧视，就成为一种隐晦而暧昧的种族歧视。

　　强者经常是恶的，但不等于弱者就是善的。恶并不专属于强者，弱者也同样可以是恶的，只不过我们习惯于以强者之恶来遮蔽弱者之恶罢了。弱者并非先验地是善的，是正义的，他们可以承袭甚至放大强者的恶和不义，反过来对待其他弱者——比他们更弱的弱者(按:郭云摔死小湘妹，就可以归入“弱者之恶”)。在恶和不义面前，弱者跟强者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一首诗，不过诗人自己恐怕并不那么期望。英国的桂冠诗人特德·休斯和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在他们去世后却渐渐地变成了一首狂暴的诗，这自然归功于他们各自拥趸的书写。

　　休斯和普拉斯的关系本来就无法按常理去推测。据当事人日记和诗所描述，在剑桥的一次小型舞会中，两个天才第一次见面，休斯就当着女友的面吻了普拉斯，普拉斯则还以……一“咬”。人们不可能不把休斯脸上的鲜血看做是他们未来生活的预兆。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普拉斯发现休斯有了私情后自杀。为此女权主义者们向休斯怒吼了几十年:“还我普拉斯”。她们甚至想把普拉斯位于约克郡Heptonstall墓上休斯的名字铲掉。休斯一直沉默着，直到去世之前才出版了纪念普拉斯的诗集《生日信札》。全世界的读者读到了休斯诗中对普拉斯的挚情，攻击的声浪才稍稍缓和。

　　然而，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两个作家开始着手研究休斯的第二个妻子的生活。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出版了更耸人听闻的传记《不理智的情人:阿霞·薇薇尔传》。9月10日的《卫报》登出了书评:《特德·休斯，家庭暴君》。表面上这是阿霞的传记，读者想看的、编辑想写的自然是休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害死普拉斯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一号证据是休斯给阿霞写的一份“家事清单”，在这份清单里，他规定阿霞“不准睡懒觉、在房子周围溜达时不准穿睡袍、不准睡回笼觉”等等，总共两页。记者采访了对这个三角恋很熟悉的作家菲·威尔登女士，她只透露了一点:“她是那种希望女仆把每件家务事都做完的女人。”她对清单也不以为然:“她可能是那种睡不醒的人，而一旦睡醒就奇怪女仆怎么还不来。”“特德也并不比60年代的其他男人们更像个家庭暴君。”

　　此书写阿霞与休斯的恋情也真是够跌宕起伏的。起初，阿霞捡了一茎办公室外面刚刚割过的青草，在CD香水浸过后寄给休斯，三天后，一封信寄到了她手里，里面多了一茎来自德文郡(休斯所在的地方)的草叶。在这段恋情的结尾，休斯有了新的女友，而阿霞认为这是普拉斯在作祟，她在最后的日记里怒斥普拉斯逼她走上了绝路。

　　随着教育的普及，爱读文学传记的人越来越多。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却不太看重传记的价值，他认为传记的作用只在于解释作品中的典故和词义。但今天，艺术作品和传记的功能似乎颠倒了过来。这本新传记也许会使文学拥趸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继续启动，文学作品仿佛只为了解释传记才再一次短暂重生。“我随意弑杀，万物皆归属于我。/我的躯体内没有诡辩:我的方式是撕掉所有的头颅”——这些诗句仿佛就是休斯的自白，在家庭里休斯仿佛就是一只凶残的鹰。而“对你来说，我是太纯洁了/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正是普拉斯对他的谴责。

　　但“乙炔处女”普拉斯的手指在休斯的诗中却不是一点就燃的。“你女儿的手指/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记得你的手指”。如果这真是一种记忆，要辨认出这种记忆恐怕不是一双锐利的鹰眼能办到的吧。

　　小说
　　

　　《得过且过》

　　(美)约翰夫·海勒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23.00元。

　　约翰夫·海勒凭《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举成名，成为“黑色幽默”派的文学鼻祖，中国读者熟悉其“军规”，却未必熟悉海勒的其他小说。《得过且过》是约翰夫·海勒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有《我不再爱你》、《赌马者，当心》、《罗得的妻子》、《雪堡》、《格林威治姑娘》、《一个名叫福鲁特的人》、《无计可施》、《都市林立的世界》等先前已刊行短篇小说，以及《为了清晨的笑容》、《乡村一日》、《从黎明到黄昏》、《天鹅之死》、《哮喘声声》等先前未刊行短篇小说。一如“军规”，海勒的短篇小说处处有“黑色幽默”的痕迹，以非理性对抗理性，以冷漠记录荒诞，海勒的小说总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感受。
　　

　　《天堂隔壁》

　　管呆著，朝华出版社2006年8月版，24.80元。

　　作者自称《天堂隔壁》是“写给那些身体活在天堂，精神困在地狱，曾经挣扎在天堂隔壁的朋友们”，这显然是一种悖论，如果身体能够生活在天堂，精神也就无从困于地狱，那么作者如何让这种悖论自圆其说呢？他动用了“天堂隔壁”这个隐喻:“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无限矛盾的世界，渴望爱情又害怕背叛，渴望温暖又难舍颓废，渴望活得淋漓尽致却又到处束手束脚，每个人都行走在夹缝里，挣扎在现实与梦想之间。”这种隐喻引申到城市酒吧里，可以用来比拟不断发生、又不断在一夜之间消失的爱情，一念地狱，一念天堂，作者记录了一种类真实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不是人人都有，读者可以通过小说去想象。
　　
　　体育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

　　(法)瓦诺耶克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46.00元。

　　想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古希腊罗马的体育运动是绕不过去的历史，了解他们的体育史，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男女身体的看法、对意义的心理期待、对利益的现实认同等。瓦诺耶克是法国的历史学家，他在此书中非常精确地描绘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面貌:有关神话传说，体育教育与人们对运动的认识，竞技会与宗教信仰、战争的关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女子参与的竞技，竞技会及其项目，机构和制度，竞技会日程，竞技场所及习俗等。奥林匹克的秘密何在？“必须回到更早的蛮荒年代，倾听从荷马直至奥维德的所有传说。”作者打开了一个迷人的“城堡”。
　　

　　《和网球的11次约会》

　　《网球》杂志社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如果想做网球“粉丝”，不妨先读这本书，或者说，不妨将其当做升级版的网球扫盲手册，至少，你得了解网球的血统与明星，以及网球的几大公开赛。“和网球的11次约会”记录了哪些重要的人与事？——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之传统与高贵、“众王之王”费德勒、美少女莎拉波娃、美国网球公开赛、美国战士罗迪克、圣殿的守望者阿加西、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娱乐先锋萨芬、瑞士公主辛吉斯、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寻找罗兰·加洛斯的历史隐私，最后再加上左派领袖纳达尔，足够吸引。男运动员强悍，女运动员不仅强悍而且健美，网球之所以是最赚钱的体育行当，无非是他们能激起观众最隐秘的平常欲望。
　　
　　学术
　　

　　《中国诗学》(增订版)

　　(美)叶维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6.00元。

　　《中国诗学》是著名学者叶维廉的重要著作，《中国诗学》和《比较诗学》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早已成为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叶氏著作四十余种，包括诗集《赋格》、《愁渡》、《醒之边缘》等，批评和理论集《解读现代后现代》、《历史、传释与美学》等，另有散文集、画论集若干。《中国诗学》的古典部分从方法论入手，纵深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包括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严羽与宋人诗论、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等，他的研究，既留存了古典韵味，又植入西人视野，新旧移位得当，此书对中西美学、诗学研究实有非常深刻的启发。
　　

　　《五口通商变局》

　　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0.00元。

　　近现代史，有太多有意或无意澄而不清的细节，重写、重读历史，十分必要。《五口通商变局》也许是对历史细节的重新梳理，五口通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的转折事件，中国政经之大局由此开始发生衍变，中国之一弱再弱也基本上可以说是由此发端，作者之选题，可谓有胆有识。作者以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为全书发端，勾勒五口通商之渊源，并澄清五口商埠位置，以说明“列强势力之伸张扩大，不是一年形成，而是有长远背景”。《五口通商变局》的主体部分探讨五口通商之演变以及商贸体制和区划格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过，作者有略微的“中国中心”之想，亦承中国自尊心之传统，孰是孰非，读者定夺。
　　
　　教育
　　

　　《足迹》

　　冬尘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24.00元。

　　这是一本布满亲情之爱的书画集，它不仅记录了冬尘的生活成长、艺术成长足迹，也记录了父母对冬尘细致而理性的爱。在冬尘每一篇习作的旁边，他的父母都留下了评语，以旁白的形式介绍冬尘作文习作和绘画习作的创作背景、创作心得，以及他们自己对孩子的期望。《足迹》所收入的冬尘画作，值得一提，《大象》、《君子兰》、《椅子》等作品用色大胆、意象夺人，颇有潜质。启发孩子对世界的原初理解力，父母确实有心，这种互相感应的教育方式，也许能带给很多父母意想不到的收获。教育就是这样，父母给孩子一个世界，孩子也会回馈给父母整整一个世界，这是尘世的安慰，也是中国人生的重要支撑。
　　

　　《母亲的路，孩子的天》

　　王开敏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4月版，18.00元。

　　王开敏算得上是“超级母亲”了，她的“超级奇迹”就是艾天，她的“阳光教育”使艾天拿到了全球最高奖学金，前途大好，“艾天现象”羡煞旁人。王开敏的教子之路其实也不复杂:0－3岁练技能，3－6岁是关键；师生间要找平衡点，配合学校行家教；不鼓励孩子去培优，鼓励孩子要自信；不责求孩子考第一，要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孩子自己的星期八；帮助孩子营建快乐团队；让孩子用灿烂的微笑迎接生活，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未来。其实，耐心和信心很重要，王开敏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深信你的孩子是最好的。”有道有理的话自然讨人欢心。想到并做到，“母亲的路”才得以成就“孩子的天”。
　　
　　旅行
　　

　　《地图的发现》

　　杨浪著，三联书店2006年9月版，49.00元。

　　《地图的发现》是一本奇特的书，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本旅游指南，也可以当其为文字漫游，更可以把它当做是地图收藏指引，它是历史与现实的奇特结合。该书之“图说”言及不期而遇的美丽、“唐朝的柴草”、刘彻的真伪道具、地图墓碑、果戈里的大街。该书的“图考”也像模像样地考证了一番，比如说清代“广东水师海防图”、《申报》地图、苏德战场详图、中华民国地理新图等，尽纳入作者的笔下。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图史”，作者发现了地图上的中印边界问题、《绿岛小夜曲》的前世今生、粟裕的作战地图、“胡志明小道”。以地图解码的活儿，既考手工，也考情趣，非一般人有此耐心。
　　

　　《和你去欧洲》

　　赵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30.00元。

　　应该说，这是跟旅游有关的小说，是动与静相结合、心与身相印证的小说。据作者介绍，《和你去欧洲》讲述了这样的行走状态:路上的欧洲、以前的生活、爱情、异国情调、露水情缘、唯美和疯狂的性爱、谋杀、暴政、革命、政治、宗教、反省、抗争、文明冲突、同性恋、忆旧、怀古、人文情怀、历史、梦境、艺术、及时行乐以及孤独冥想等等，纠集在一起，俨然组成一座迷宫，“在迷宫里，你我总会不期而遇。但相遇的缘分，或者说迷宫里的这种头绪，并不能为谁引出一条出路……”欧洲影像穿插于其中，作者明显借用了影视手法以表现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矛盾，“欧洲”作为一种影像布景，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