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英国布克小说奖的最后“六强”，于9月14日在英国揭晓。在没有大腕作家入围提名的情况下，二度入选布克奖最终提名的英国女作家莎拉。沃特斯暂时领先。

英国小说家莎拉。沃特斯的《守夜》，曾经以微弱劣势错过今年的柑橘奖。在刚公布的布克奖最终提名奖中，《守夜》以赢得一半评委的票数暂时成为夺标大热门。紧随其后，得到三分之一票数的作品是爱德华。圣奥班的《母乳》。

该作是作者于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帕特里克。梅尔罗斯三部曲》后的续篇。爱德华。圣奥班以“尖酸刻薄”的文字见长，英国评论界认为《母乳》在这方面比之前的“三部曲”更胜一筹。另外四强是：印裔作家基兰。德塞的《失去之遗传》；2001年柑橘奖得主凯特。格兰威利的《幽静的河流》；爱尔兰裔作家MJ海兰德的《放我下来》；利比亚裔作家希山姆。马他尔以处女小说《在人之国度》入围。英国《卫报》资深编辑则评论，本届入围作品“令人尊重但并不算光彩夺目”。

2006“布克奖”最终得奖者将于10月10日在伦敦通过电视直播揭晓。布克小说奖今年已办到第40届，被英国人视为英国文坛年度大事，评奖面向英联邦及爱尔兰共和国的小说家。

著有《红高粱》《檀香刑》和《酒国》等多部小说的中国作家莫言日前在日本福冈县福冈市接受了日本福冈第17届亚洲文化奖大奖。评奖委员会认为莫言“在西欧文学压倒性的影响下和历史传统的重压下，展示了带领亚洲文学走向未来的精神”。

评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说，莫言用文学表现了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为亚洲通向世界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亚洲文化的意义。

从14日至17日，莫言将参加福冈市民论坛并发表演讲，期间福冈还将展映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幸福时光》和《暖》。其中，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1988年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0年设立的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旨在奖励在保护和创造亚洲文化多样性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除亚洲文化奖大奖外，另设有学术研究奖和艺术文化奖。获奖者每人可获得300万至500万日元（1美元约合117日元）的奖金。

现代化之下，人们相信一切都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由于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现实供给和身体消费，所有人间情事都可以通过交易赎买、现成收购，都可以依赖于各种介质复制传输，因此人们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术化中介流水线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其前提是效率优先、数量至上，既不必有灵魂的颤粟，也无需原理性、逻辑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断。所以说现代人由于沉湎于资讯焦虑，迷信于市场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数一路飚升，眼界无度拓展的同时心灵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独立自在的内心表达，也不必有深邃的课题辩争和求证，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一切关乎人类处境焦虑与冲突的经典表述都将随着乐感化“时代主题”的侵蚀而应付阙如。这时候悲剧已经淡出，审美已经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这种血腥性、破坏性的社会罪孽，也常常因了技术化的筛选置换而更多地显示出游戏性的元素，其结果是让人们因此见惯不怪从而无动于衷，进而将一切残酷的生存争讼都当作夸张的剧情予以宽恕和认可，这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这个时代一切都被谅解、被允许了”！

至此，人们其实已不太会感觉抑或感觉已经被代替，灵魂已无关紧要，所以不会再有椎心的刺痛和亢奋的体验，面对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厄和现实中日日遭逢的不公不义，人们既无需亲临现场作即时性的“发言”，也就自然缺乏体己度人的良心与道德问责，因为现代传媒借助话语操控权早已为受众作了折衷化的技术处理，所以它总是让我们在不断升级，不断更新的界面中日复一日地消受着纷至沓来的虚拟化情境，而我们则因长期被引导、被牵制然后习惯性放弃“实地历险”的冲动和热情，从而无法与切实的经验正面相遇，其结果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将“镜象”当作实景，当作客观发生的真象并以其表征作为思辩和判定的依据。所以，有学者不无焦虑地指出，缺乏现代普适价值如信仰救赎、人本关注以及生命伦理尊重等真正具有文明内核的现代化，其集中体现的是对技术的过度倚重和公共权力对个体意志的替代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技术现代化的植入不仅没能为后发国家拓展出足够的个人权利表达空间，反而因技术在公权领域被滥用而使极权主义对社会和公民的操控整合更显驾轻就熟，最终衍生成虽有繁荣光鲜的盛世幻影，却无法从个人的维度生发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法统和道统。

在如此现代化之下，人们总是被替代、被包办，总是最易被各路权力把头据其统摄意图率性分化组合，并充分利用其高位优势对社会资源进行于己有利的“市场化”配置，使得新技术运用往往被具有超强赎买能力的公权组织或个人所操纵。由此，公共资讯也必然倒向现实中的强势而成为极权主义的私器喉舌，从而跟风协从积极参与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和屏蔽，这不仅使得去真存伪的专制意志能够大行不避且屡屡得逞，还因为有公器护驾所行使的行政干预显得正当而又底气十足。至此，人与人之间不断被分割碎片化为互不关联的无结合力元子，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以及由权力中枢和资本寡头定制的单位或组织分门别类编码，然后各就其位“偏安一隅”独自经营。由于现实已经倒置，真实感已随着电子视频的“移情教化”而远离实际生活场域，所以人们宁愿贪图安逸自动“弃权”，宁愿陶醉于虚拟世界自足于个人主义的当下娱悦，从而有效化解人际之间直接的碰撞可能带来的冲突，故意规避现实的刺痛并以此消除亲历世事的千般风险。既已如此，世道的纷繁和社会的责任承担必然被推咎、被延宕，个人之于社会的“作为”也就只需对现存秩序采取妥协性的立场然后有选择地理解并接受它，面对日日更新的物欲催化和“睹人成物”的市场喧闹，人们尽可以秉持着与己无关的从容淡定地看待一切，从而以不经意、不追问的清醒与之保持合度的距离，这样就能心安理得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然后按揭消费得来不易的即时性的人生。所以，赫胥黎曾担心现代人由于太过依赖于器物，太过迷恋于发达的资讯，因而容易将人生的全部诉求托付于的市场，托负于当下一切现成的“替代物”，从而让感官需求和游戏性质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神性消解颠覆，最终被极端权极力挟消费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至此，面对“现代化”多功能全方位输入，人们所获得的已不仅仅是信息、不仅仅是大宗量的货物和高效快捷而又方便的生活，随着“技术化唯物主义”对人类生存方式里应外合的整饬和重新排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交往伦理，一种全新的结合状态，它不仅止于对人的形而下维度进行设计和安排，而是渗透于我们置身其中的所有社会层面，并从属性上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体认模式，波特里亚说：“超越时空的物流和信息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但它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现代人的精神结构”，这时候，技术已不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是我们所确立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它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看法，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判断。试想，置身于现代社会，当公共领域流行着同样范式的言说，批量生产和消费着无差别的文化与物质产品，我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关乎个人的信仰取向都按标准化、程序化批发零售并纳入工程化定量分析和考评时，那种完全基于人在处境中独特而富有个性的表达，切身而直接的经验和个人内在的性灵抒写还能找到现实的聆听者吗？这时候，谁还会穷大象、洞幽微，面对地老天荒直抵人性的本质寻求永恒的去处？谁还会以端肃的心态和智性的坚守拷问自己的灵魂，从而在精神上拓展人性的高度，在更广泛的社会之维奠定人的意义和尊严！

正如勒庞所描述的那样：“集体行动往往因其盲目性而容易将真理和正义遮蔽，容易把理性的洞见灭失在众声喧哗之中”，由于公众意志常常聚焦于眼前的现实成败，所以总是容易被表层的功利得失所引诱。也正是受制于人的这种怠惰品质，人们才总是习惯于不劳而获，习惯于听信主导公共关系的强势话语误导从而自愿屈从于“权力的无知之幕”，所以才常常自陷于无良政客布设的“幸福”罗网，才被政治务实主义所操控然后沦为沉默而无为的庸俗经济动物。在现代化之下，技术和物质主义对传统极权的整容和更新正是利用了人性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到的已不是直接诉诸肉体的压迫和剥夺，而是充分调动各种技术和资源要素对“替代性原则”的活学活用，将权力的枷锁置换成荣誉、名份和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现实收益，也即是福科所说的“规训社会”。在那里，我们似乎已看不到权力的公然肆虐，甚至看不到权力的影象存在，突显于我们“境域”的除了论据充分的法条规制之外，便是发展主义蛊惑之下的消费迷狂。正是有赖于如此对现代化的“转移支付”，其便在刚性上消除了极权主义对人的直接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逆动，使得人们因为找不到现实压迫者和直接的诉讼主体，从而只得移情于空心化的犬儒主义以抵消人生的荒谬性和无力感。好在现代化之下一切都太现成、太容易，其显示的正面意义虽则让人获得了身体“解放”，获得了器官的“自由”和舒适，从而最大限度疏解了人类应对生存之重的种种操劳和牵累的同时，但也由此弱化了我们挣脱外在束缚的内在冲突，从而将真正的内在自由和有意义的生活价值从心中放逐。

众所周知，专业分工各就其位的现代“规训化”社会，其在客观上使得每个人都被投入与产出的刚性目标划界定质，它只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化同一性品质，常常把相似性曲解为事物的本质同构，从而排出个体的差异性，将其简约化、抽象化为谋求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概念，最终将个体之于社会参与的实证价值消解灭失在虚置化的集体目标之中。这种看似多元的社会无中心主义虽则可以为个人的“无为”和闲散状态提供游逸空间，但却因为不再有抵御价值虚无的精神性努力，不再有本质主义探究和值得肯定的目标坚守，使得我们由于不发问，不珍视精神的启迪，从而人人都只需秉持着习惯和日常的经验，找准当下社会认知度高且能产生边际效应的物质与文化“产业”，并将全部热情和心智投放其中作无济于世的形而下人生消耗，这一方面显示了挣脱上帝之手的现代人理性的夸饰性成功，但其隐含的却是后极权与精英主义结盟对大众的新一轮剥夺性控制和廉价消费。

如此不对称的物质与心智格局长期演化并植入现代性市场竞技，直接的后果便是加剧资源流向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其边际效应还导致人性好逸恶劳和贪婪的品质被激活、被利用，从而使普罗阶层自动放弃思考，放弃个人化的自主经营和建设性的努力，最终完全将头脑简化、将思想抽空，将人的神性灭失消解，由此生发的关于人的社会属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权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组织有利害关联的力量和资源“供体”能被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性关注外，个人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与宗教阐发，也很少涉及个人的内在体验和价值诉求。综上所述，在如此的现代化之下，个人往往被局限于物理量的“工具”性使用价值，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否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智性的彰显，而是根据其对应的物质收益预期和贡献的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人格评价。长期如此，其独立自在的社会学意义只能被遮蔽、被虚置，从而使得个人意志无法延伸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真正“和谐”的社会能动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 0 0 六年八月十五日于麻园

说起瘾，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烟瘾、酒瘾、毒瘾……这些都是严重的瘾，它们由一些有毒物质的参与刺激人的神经，使人成瘾.这些瘾很顽固，戒起来极为艰难，戒掉又染再戒再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也有的瘾与化学物质不相干，那是习惯养成的瘾，也有极其明显的症状，戒起来也未必容易。我今天先谈谈前面那种瘾.下篇文章再谈习惯养成的瘾.

对烟瘾，我一位四川省二监的狱友王抡揎，蒋介石时期南京中央日报编辑，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戒烟，一年可以戒三百六十五次。”身边的人，包括我老公，都不断证明着这条真理。

对酒瘾，我要多说几句。

最记得的是冯杰，我和他都在省二监就业队缝纫组上班，他是裁缝，酒喝得多饭吃得少，得了咽喉癌。脖子、面颊上全是大包小块，把脸都挤歪了，被迫禁酒。死前，他闭着眼睛直喘气，就是死不下去。见他如此痛苦，一位了解他的友人问护士要来了一支蘸了酒精的棉签，放在他的鼻子前，闻到酒味，冯杰心满意足地闭上双眼走了，哪怕多年坐牢没人探过监，那怕临死前没一个亲人在身边。

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澳洲酒鬼，他叫海利，除了上班——清理废砖头，他十分卖力使劲挣酒钱头脑尚算清醒外，其余的时间，他无时不醉，介绍自己的名字，别人只能听出第二个发音，就干脆叫他利。利，不开车，开车把酒钱都罚走了，而且驾照经常给吊销，他骑自行车。他的自行车与众不同，两个把手之间有个圆筒放啤酒，随时取用，下面设了个啤酒储存筐，库存丰裕，从不断粮.通常，他都是一只手“驾车”，一只手握啤酒，啤酒老是举得高高的，啊哈！好像时时在与人干杯。

有个大白天，他骑着车，远远望去，前面像有三个人影站在路边，既然是人影，他就勇敢地骑过去，撞倒了我的丈夫和我丈夫的“两个影子”——还有利他自己。利，摔在我老公的身上。

后来知道，他是一路摔跤过来的，撞电线桿，沖Milk Bar的门，碰在Safeway外面放推车的横桿上……钱包摔出去，现金信用卡驾驶证全摔掉了，倒在我们店旁已是第五次。记不得撞倒了人，他骑上车就走，一百米的路，又摔三次跟斗他才骑到了家。

第二天醒来，听人说是对面开店的我老公撞了他的车——猜想他把主语宾语听换了位置，利带着额头上挂的彩， 到我们店里讨赔赏.我问，你对着站在路边的我老公骑过去，他眼镜摔破，眉骨划开两公分长的口子 鲜血直淌，左手肘错位肿起了个大鸡蛋（后来为此开刀），该他赔你还是该你赔他？这次，他听明白了，吓得赶紧跑。可能时间尚早，肚子里累积的酒精还没有达标。

利也是死于咽喉癌。和冯杰不同的是，他有个女儿守候在旁，还有不少酒友。不过，没人让他戒酒，他死到临头坚持喝，亲友们还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像吊盐水那样吊起啤酒罐，把皮管子通进他嘴里。所以，利是坐直通车到达天堂的，他须臾没离开过他亲爱的啤酒。

和毒瘾相比，烟瘾酒瘾就算不得啥了。毒瘾的可怕，是我做生意以后才体会到的。

我们的加油站和便利店在Springvale，这个地区贩毒吸毒比较严重。经营不久，我老公就发现，店外经常停着买方卖方的车，他们用店里的公用电话互相联络（警察查不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在此等待，完成交易。有时，毒瘾发慌了，他们就在车里注射毒品，注射器就扔在停车附近。为了自己和顾客的安全，我们取消了公用电话，不挣这个钱，一时间安静了不少。不久，那些贩毒的人又回来了，不是来我们门口做生意，而是来买一种夏天小孩子打水仗的玩具气球。它只有小指尖大，灌满水扎紧后橡皮变得很薄，扔在“敌人”身上爆炸，不痛，只打湿衣衫。这种新产品立即受到孩子的欢迎，卖得很好。

因为这种气球体积非常小，无孔不入的毒贩子用它装毒品，压在舌尖下进行交易，万一碰到警察，马上吞进肚里，既可抵赖罪证，拉出来它还是好的，还可以卖钱.我们十分气愤，收起存货，坚持不出售。当然，孩子受了牵连，那些坏人把他们打水仗的快乐给剥夺了。

一天，一个五岁多的小男孩进了店门，他指着一柄玩具枪小声小气问妈妈：“妈妈，这个枪是不是真的可以打死人？我要用枪打死Andrew！”这个小孩是我店的常客，从两岁开始就被他妈妈牵着手带进我们店里。他满含笑意的大眼睛望着人不说话，时间长了，才开始给我们打招呼说hello，我和老公都很喜欢他。这么小的孩子，讲出如此的话，令人大吃一惊.那是因为他心爱的哥哥被Andrew害了，也染上了毒瘾，这个小弟弟一定好伤心。

小弟弟想“杀人”，有一个大人也想“杀人”（我之所以在杀人二字上打了个引号，是因为这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那次我从中国探亲回来，老公拉长着脸对我说：“ Helen ，我很担心，我会杀人。”我被他的话吓了一大跳，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我问。他说，我恨死贩毒份子了。那个头子又放出来了，我无法容忍，看见他就恨，真想杀死他。我当然千方百计劝说，一切有警察政府管，你能怎样，不可把法律操在自己手上等等，不一而足。

浇息了他一半火气，还有一半在燃烧，那个坏家伙碰在口子上，跑来问能不能赊包香烟给他抽。可想而知，我老公何以说得出好听的话。什么你说你是去住医院，谁不知道你是进了哪里。你们带给社会灾难，有什么信誉，休想我赊东西给你……当面讲这些话，我老公今天太反常，他没有喝醉酒，也没有发高烧，我几次三番阻止不了他，他反而对我发脾气。

离开店时，老公走近我的车，瞪着眼睛愤怒地对我说，你站在坏人一边，你帮他们讲话，你喜欢那些贩毒份子。

他说到哪里去了。我对贩毒吸毒的人当然恨，巴心不得他们不进我的店，尽管这些人买香烟买饮料，经常出手阔绰，但我不想做这笔生意不想赚这种钱.这些人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脸黑嘴冬天也湿汗漉漉，走路跌跌撞撞随时要倒，眼睛半睁半闭随时要睡觉，有时候逼急了钱不够，怪你没数清，弄不好，他要 get you（ 找你算帐）。我很怕他们，这种人不可理喻，你得罪不起，法律对他们如此宽松，你能干啥，只好敬鬼神而远之。

当晚，关了店门不到二十分钟，一声脆响，商店那头的落地窗玻璃被铁条击碎。我老公追出门，只看见远处几个影子消失在黑暗里。

第二天才发现，所有油枪的橡皮管都像割鸡颈子一样被割断了。

玻璃窗三百元，“鸡颈子”一千二。

吸毒贩毒对社会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不少年轻的生命夭折，实在太可惜。

因为生意关系，我家搬进了Springvale.右边的紧邻二十年前从柬埔寨来，他们的大儿子贩毒，提供毒品给弟弟，弟弟吸毒过量而死，才十三岁，是当年维省死去的吸毒者中年龄最小的。弟弟死了，哥哥好像没事，照样贩毒，数次入狱数次释放，释放了再干，实在不可思议.

没见过这家人的小儿子，他死了两个月后，我们才搬过去的。但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女孩吸毒过量而死，之前我们常见面。她家就在我们店旁，也算是邻居了。做生意的七年半里，前六年，也就是说从她十来岁起，她就时不时牵着两个也长得挺漂亮的妹妹，一个八岁一个不到三岁来我们店里买东西。最后这年，突然少了一个，她们姐姐沾上了毒品，父母把她锁在家里，她翻窗逃出去，不多久就死在外面了。每次看见两个妹妹，我就会想起她们的姐姐，就为她无比婉惜。

做生意七年半，我们目睹几个家庭里一个孩子吸毒，第二个第三个跟着栽进去，真是家庭的恶梦。那些人的父母兄妹都很好，他们有的来自越南、柬埔寨，也有本地澳洲人，向我们谈起亲人曾经有过的美好和现在难以自拔的堕落，那种锥心的痛和彻骨的无奈，我们听者也感同身受，深表同情。

毒品令人深恶痛绝，为什么久禁不止！

我不懂，各国政府都在与毒品作斗争，抓、关、杀吸毒贩毒者，可他们为什么不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连根拔除生产毒品制造毒品的地方和工厂呢，为什么不严厉惩罚那些生产制造毒品的个人和集团呢？假如这样，世界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生产制造贩卖使用毒品的恶性循环还要继续循环下去。

我一个初中同学，她的丈夫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与人合作研究戒毒药，合作者病逝后，他一个人坚持干下去。十年前，新药问世。同学告诉我，通常的戒毒理论认为，吸毒者本来是正常人，吸毒后，变得不正常，而她丈夫的理论正好相反，他认为吸毒者本来不正常，吸毒之后变得正常，所以他们疯狂地要吸毒变正常，药品的任务是解决他们吸毒前的不正常。她还说，世界现有的戒毒药物，复发率很高，通常在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以上，而她丈夫发明的新药则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八年前，他们在成都开了个戒毒医院作为实验基地，如果各项指标通过鉴定，该药即可在中国甚至世界推广.太好了！

我生出一个梦，开一家戒毒所，帮助吸毒者做正常人。

等了这么多年，新药的推广尚无下文，可能又有新问题待解决.可见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有时候是几代人的事业.我朋友的老公做了半个世纪的研究，他已经七十出头了，不得不把重任交给新一代。

我，已经等老了，那个梦和我一起凋谢.

我老公说，如果一个人的梦想这一生没有全部实现，上帝会给他下一次机会，使他美梦成真。我但愿，这是上帝亲口对他许诺的，那我开戒毒所的梦，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再活一世人。这样，今生那些来不及实现的梦，就可以搭在来世戒毒所的梦上一起来完成了。

 

若论中共地方党委政府到底有多少执政能力，只有靠中共自己的机关来检验了。

8月10日，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登陆的桑美台风，可以检验中共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及其执政特色了。

桑美是风力达17级以上的超级台风，福建、浙江两省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统计有500多人。而早先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到福建省福鼎市一镇党委书记，当时说他们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有的地方沉了400多艘渔船，而渔船是不止一个人。但到底死了多少人，恐怕现在很难查清楚，因为有无数的外来工，还有本地没有登记户口的人，或许只有天知道了。

中共党委政府掩盖真相和谎言一样，都是中共党和政府最大的特色。8月17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了福鼎，到了沙埕，虽然承认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台风灾害，给宁德和南平的一些县、市、区造成了损失，特别是对福鼎市沙埕港的渔业、渔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与以往的灾难不同，这次损失突出体现在人员遇难数量多，而且都是壮劳力。但他说出来的死亡数字却是令人产生怀疑：“截至目前统计，已有216人死亡，157人失踪，我省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名单全部落实；财产损失巨大，倒房45000多间，屋顶掀翻不计其数，渔船沉没952艘，网箱被毁7万多口。灾害不仅现在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给今后相当一部分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困难。”

看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8月16日，福建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陈尔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沙埕港内所有避风船不分船籍，因“桑美”袭击遇难者估计有1000多人。另据新华社记者的现场报道，遇难者家属的自发的统计，遇难人员保守估计也有一千左右。但这一数字，后来并没有得到上级官方的确认。

对此，广州《南方都市报》也进行质疑：8月11日，当地政府发布的数据是“死亡17人，失踪138人”，8月12日晚，桑美已过去两天，镇政府发布的数据是“21人死亡，127人失踪”。而13日的统计数据为“死亡125，失踪108”；15日的数据则是“死亡202，失踪93”，比11、12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面对福建掩盖真相的行为，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紧急跟进，迅速发表了一篇有关福建防抗“桑美”台风的署名文章：《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报道一线采访手记》，对死亡数字进行质疑和核实报道。此文记者深入灾区一线，披露了当地政府不作为、医疗不到位、死尸无人打捞的现状。可接下来，则是福建日报派出采访组“回击”，认为该文中所述“与我们的见闻，却又相去甚远”。浙江省死亡与失踪的数字为204人，这个数字也需要福建方面的监督与质疑。

浙江“手记”说：当听说我们是记者，大批群众围了上来，陈述对当地救援工作的意见，原来，他们失踪的亲属大多还没有找到。某渔民说，灾后第一天，灾区连医疗人员都找不到，也没有人组织打捞尸体。

福建“回击”文章则这样解释：实际上，台风“桑美”余威尚存，沙埕镇就开展了海上搜救工作。

浙江“手记”说，灾区群众要求媒体讲“真话”。

福建“回击”文章最后不得不承认：对福建来说，“桑美”实在是近代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这个超强台风，说是在闽浙交界处登陆，实则一登陆即转身直扑福建，在福建境内肆虐竟长达12小时！他们只是形容台风的“厉害”——

　　谁能想象：吊扇扇叶会变成垂直向下，厚重的铁皮屋顶被扭成麻花，合抱粗的水泥柱子能断成几截！

谁能想象：田里的蘑菇房、鸭棚，或倒塌成一堆乱木，或只剩下几根孤零零的空架。海面上原本井然排列的渔排，只剩下一些碎木板漂浮着！

可这些“形容”都改变不了中共党和政府的宣传“台风”之肆虐来掩盖真相的最终目的。

8月23日，福建东南新闻网发表文章《关于桑美台风之后的台风》为福建辩护称：一些媒体“手电筒光照别人，自己背后一片黑暗”，“自己背后”无疑是浙江的新华社记者背后的浙江省了，如果浙江省背后也是一片黑暗，也请福建省新闻单位舆论监督一下，可他们却不是为了论述，为了监督，而是勇于“叫骂”了。

比如，福建党委的《海峡都市报》再度为福建辩护：“人命关天，伤亡人数应当高度关注，绝不许隐瞒。这个数字不仅媒体关心，社会关心，当地党政干群也关心。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袭来，当灾情还在发展、救灾正在进行时，当地公布伤亡数字，依据的是他们掌握的最新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动态的、变化的。但我想，这时候人们关心的还不仅仅是伤亡多少，更要关心和倾尽全力的还是救灾进展和如何进一步开展救灾工作。在此时是纠缠在清点伤亡人数上好呢？还是首先更多地捕捉抗灾抢险中的感人镜头与英雄事迹，对当地抗灾抢险以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好？我想，有责任的记者必然选择的是后者。当然，如果有瞒报现象，有救灾不力，媒体应予监督，但这个监督应按舆论监督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媒体首要的是支持抗灾，而不应当出难题。因为在情况并不完全明了的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随意指责，只会给救灾工作添乱，只会激发社会矛盾，这于大局无益，也不应容许。作为媒体，也不妨设身处地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想一想，当他们忍受着巨大灾难压力在为灾后救援和恢复拼命时，一些媒体上不负责任的舆论将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伤害！我们的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

如此“观点”，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调，什么“大局意识”，什么“添乱”，什么“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无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谓“所站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所谓“以抗灾抢险的整个大局为重，用正确的舆论，帮助灾区恢复发展，带给灾区人民福音”，无不是掩盖自己“背后一片黑暗”。如果新闻媒体不能拿“手电筒光照别人”，那么新闻媒体这个工具只能说是掩耳盗铃的工具，只能说是为党所用掩盖真相的喉舌，只能为“党”增光添彩，不能不丝毫的真相曝光，否则就是添乱，“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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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68期

我不否认写作这样一个题目以及事前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即试图让公众白“权力与货币的交换”正在向合法化转移。在另一端，我尽量采取保守计算方法，减少批判性，扩充技术性，以使整个“模拟核算”接近真实。

我个人在以往的经历中有三项可以支持这个分析：（一）中专毕业于银行会计专业,有一定的会计理论与实践基础；（二）在银行工作期间是个权威的评估专家，国家《黄淮海农业开发项目》1997至1999间的泊头（全国500个产粮大县之一）区域分支项目由我一人担任主评人，项目效果至今良好；（三）从监狱释放后，我从事过三年图书写作（翻译）、策划、销售，了解图书行业的细节运作。

基于此三点，我相信我能比较准确地对《江选》从成本到个人收入的流程进行“模拟核算”。

一、95元一套：以河北版为例

《江泽民文选》的版权控制在国家的人民出版社手中，各地人民出版社实为前者的子系统，所以，也就出现了版权提示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河北人民出版社重印”的版权页。所谓“重印”，不过是各地同时使用一套（多份的）胶版而已。因此，《四川在线》（2006年8月17日）与《黑龙江日报》（2006年8月24日）都声称当地出版社或印刷厂是经过苦战，才顺利将《江选》推向市场的。

我以收藏者的身份电话询问人民出版社：“各省分印的纸质是否一样？”，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黑龙江日报》的报道称：为保证《江选》质量，他们联系了山东省的特种纸厂，由于无法保证供应，决定在本省选取。《四川在线》的报道则称：“这套着作的用纸，要求60克双胶纸。”

也就是说，河北人民出版社与全国各地一样，用的也是标准的“60克双胶纸”。

“60克双胶纸”约为“60克单胶纸”价格的150％，“60克单胶纸”现市场价为5500元左右（上下各浮5％），即《江选》用纸每吨约为8250元。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三卷定价与印张分别为：34元／21印张，30元／18.75印张。31元／19.25印张。按其价格与印张比例来看，“基本合理”。

三卷合计95元，也是全国的统一定价。

二、以纸张为中心的成本核算

以纸张为中心的主体控制是出版商最简单且有效的成本核算方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出版商的暴利。试以“30元／18.75印张”即《江选》第二卷为例：

（一）“60克双胶纸”每吨为8250元，一克为0.00852元，一个印张成本约为0.5元（0.00825元×60）；

（二）18.75印张，成本约为9.40元（18.75×0.5）；

（三）封面及少量图片设计（《江选》只一张彩照）与单另印刷成本，相当于纸张成本的5％，即0.47元，进位为0.5元；

（四）油墨及装订成本，相当于纸张成本的10％，为0.94元，进位为1元；

（五）千公里范围内运输成本，相当纸价成本的15％，约为1.5元。

缩合以上因素，每本30元的《江选》生产成本不过12.40元，将工人工资及管理成本高估为产品一般成本的20％，那么，《江选》的总成本不过15元。

依我从事图书写作、策划、销售的三年经验论，一本图书的总成本最高只能占到码洋（即印刷标价）的30％，市场批发只能按45％至50％折扣而来。这是指的民间书商即“二渠道”的状况。“主渠道”即各大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的联手经营，折扣率为70％。

《江选》肯定是主渠道发行，又兼各地人民出版社与新华印刷厂实际为一体，那么第一次批发销售，一本《江选》第二卷就得税前毛利6元，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次印了8万册，可获利48万元。

依此核算，一套三卷总价95元、印了8万册的《江选》，河北人民出版社可赚152万元。

三、这样的“毛毛雨”能淋到谁头上？

政治类图书现仍属垄断发行，一家省级出版社半月之内单项赚进150余万的利润也不算个大事，甚至760万的码洋（单价乘以印数）也不过是“毛毛雨”而已。［“半月”之说，按《四川在线》报道而计，其标题为“紧张奋战13天，《江泽民文选》这样与读者见面”］

但是，这细细的“毛毛雨”要与作者联系起来就立见奇效。

一般情况下，版税即付给作者的报酬是码洋乘上一个约定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在普通作家那里是从8％至12％不等。我们为《江选》取“社会中值”，为10％，那么，河北人民出版社印了8万套，码洋760万计提10%，就要付给作者江泽民76万元稿费。

全国有34个省级区域，剔除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外，仍有32个。在不考虑省大小（如四川与河北）、地位权重差别（如北京与重庆），仍保守地以每个省8万册计，那么江泽民的一次毛收入为2432万元；再以个人收入调节税累计到20％计，江泽民因其文选而获个人纯收入最低为1900万元。再假设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能开双工资，每个职务年工资收入12万元，那么，毫无疑问江泽民等于从退休之日起又“在职80年”，即意味着在退休工资之外又挣了80年在职工资。

当然，《江选》的政治含义远超过了个人经济收入的意义，在中国贫富悬殊、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里，一个国家高级公务员能一夜之间以政治名义进帐1900万元、一年挣得80年的“类工资收入”，殊非“毛毛雨”。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毛毛雨”大约只能淋到年羹尧与“和大人”头上，其余者追至贪风最烈的两宋，蔡京、贾似道等巨贪当自愧弗如！

四、公民有权要求“两个公开”

以上我的计算力图向保守方向作，而不至于让比较专业的人士以为是“煽乎”。如果真地按全商业流程来计，江泽民因《江选》的纯收入不可能低于2500万元。这样，就要求国家公开：

（一）《江泽民文选》的成本核算表，以期明了“出版商与作者共谋”牟取暴利的行为是否存在？因为，出版社将一套政治书箱出版价格定到如此之高，其中至少存在着向权力人物奉送“政治献金”的动机。定价越高对作者好处越大，而政治权力加垄断经营致使出版者根本不用考虑价格畸高而无市场的情况出现。

（二）公开江泽民个人获得的版税实际数额，及其完税情况。

虽然前一段时间社会知名人士联署了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财产公布呼吁书，但收效极其微小。毕竟江泽民的稿费收入与其当年职务及其后来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知名人士如演艺家刘晓庆的税收情况能纳入税收稽查范围，江泽民作为政治家的收入当然也应纳入税检范围。

整个社会有此知情权！只要有公民向国家机关提议，国家就应作为即予以明确回答。

结语：一个逆交换公式的合法化

客观地说，《江选》的发行在个人经济收入的意义上，与此前发生的深圳“妞妞事件”（权力推销电影票）本质上并无二致，是一个“权力与货币交换的经典”。

1989年的大规模政治风波发生之前，就有一批负责任的学者（如吴敬琏、丁学良、胡和立、钱颖一等）指出了“货币与权力交换”的腐败结果。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5月还为此出了专集，即《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货币与权力的交换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学公式，时至江泽民时代它已经可逆成“权力与货币的交换”，并且
这个公式越来越呈现出合法化趋向。

江泽民给中国带来的政治灾难的第二波现在才刚刚显现！可以相信，这必将成为2009年六四20周年的一个重要话题。

–2006年8月15日构思，8月19日作比较成本表格，8月2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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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8期

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直在播放着《红色的记忆》这一节目，似乎是在没完没了地播着，人们也就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看着，然后，一些人在发着感慨：红色的记忆、火红的年代，多么伟大、多么光荣、多么正确呵！谁伟大？谁光荣？谁正确？自然是共产党伟大，共产党光荣，共产党正确。结论是不容质疑的，一切都是绝对的，早就确定了的。

我也在那些看节目的人之中，古怪的我，有时总是有一些与他人不一样的看法，至少我与那些制作这些节目的人看法不一致。他们是用了赞许的态度来尽力讴歌那些为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奋斗并牺牲的人们，他们持着共产主义是人类伟大理想因而那些为此理想而战的人们是伟大光荣的这样的理念在编导着他们的节目，而我，一个经常写些杂七杂八的文章的可怜的文人，却没有他们那样的态度与那样的理念，我也不会受他们那洗脑般的强制灌输。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我也学着人类历史上那些很有名气的哲人一样思考问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尽管多种多样，但都不离一个词儿，那就是“独立”，独立思考意味着不随波逐　流，不人云亦云，意味着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已思想的自由。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那些红色的记忆呵，有着太多的血、太多的泪、太多的不幸与悲哀，有什么值得讴歌、惊叹的呢？起义、战斗、坐牢、杀别人的头或被别人杀头，战争，同胞之间血腥残酷的搏战，共产党、国民党，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李宗仁，谁对？谁错？千秋功罪，谁来评说？谁能评说？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控制的电视台，自然为共产党说话，自然要将那些溢美的赞词给予共产党，只是党的意志是一回事，民众的意志又是一回事，共产党“教育”中国人民数十年，用棍棒、皮鞭、枪弹“教育”，结果呢？却终于无法真正左右人民内心的意愿意志。这电视台无论怎样言说着、夸耀着党的伟大，人民却自有自已的认知与评价。

我是人民的一分子，我也有着我自已仅属于我个人的认知，在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红色的记忆时，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那就是“恶梦”。人们在生活中，在他的睡眠中，有时会作恶梦，人们也将他们生活之中令他们产生恐慌心理的事件称为恶梦。我怎么总是觉得那些红色的记忆之中所讲叙的事件、所展示的场景像是一个个的恶梦呢？或许是我个人太过胆怯的原因吧，没有那些伟大的革命家勇敢果断，气魄雄伟，毛泽东之流不是常抱横扫千军如巻席气势去作战吗？共产党不是常讲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是天大的历史功绩吗？那些战争、暴动，杀人如麻的故事只能为我看作是中国的恶梦与中国人的恶梦。

红色的记忆，红色的恶梦，没什么可赞美的，即令人们不将那些制造出重大的社会悲剧的人们视作罪犯，人们至少不应将他们视作伟人、英雄，可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一将功成万骨枯，十大元帅杀如何？领袖挥手血泪滚，百万生灵唱冤歌。

红色的记忆是我们国家与民族触之极痛的伤痕，如今，这伤痕却被官方包装起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中国人呵，何时能够变得明智人道一些呢？

红色的记忆，红色的伤痕，红色的恶梦是我们国家与民族极深刻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永远不再让这些记忆、伤痕、恶梦重现呢？为了我们国家真正光明的未来，为了我们的人民永远告别那野蛮、残暴的内斗走向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让那些记忆、恶梦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吧，而不用像眼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所做的这样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进行语音“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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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68期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樊百华：60万亿意味着什么？（《1989后的中国》之二）

1989年之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力量，将中国一步步推入被暴富集团全面掌控的深渊。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势力，过去还生龙活虎，有所作为，1989年之后，中国几千年来统治集团内时断时续的开明，由于共产党统治的极权根性和社会矛盾的全面紧张，而寿终正寝。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统治者已经不能容忍开明派的存在，个别领导人的开明作风，开明离休官员偶尔发一些正义的声音，或者暴富集团不时摆出来这样那样的让步姿态，例如温家宝对收容遣送的行政性废除、减免农业税、义务教育一费制、逐渐扩大社会保障面，这些都既不能丝毫遏制共产党从极左畸变到极右，也不能使被统治民众的命运有任何实质的改善——共产党暴富集团对民众的无奇不有、无恶不作的剥夺在不断扩展。

我接触过一些开明的离退休老干部，他们都说：“中国已经是‘有特色的资本主义’了”。

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1992年到1997年基本形成。1998年江李朱合作，开始了巩固阶段。八年过去，有很多巩固“权痞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鬼名堂。在各行各界彻底推行权力中心的等级制，例如高校、党政机关内待遇悬殊、尊卑分明的15到20个等级，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八级工资制；含含糊糊地说、肆无忌惮地实行“暴富势力广泛渗入权力系统”政治路线；对外实行“内外利益共同体”战略，也即我所命名的“经济超级卖国主义”……职业政权维持机构全方位多层次实行“特务扩张”；对民众的任何群体抗争实行坚决的镇压方针……等等。但是，中国变得越来越混乱了，例如权力高层的指令除了政权控制方面能够获得各地各层的快速响应外，所有真正带有建设性的政令都遭遇下层地方官僚流氓痞子般地怠慢甚至违抗。

中国老百姓真苦，中国当官的真贪得无厌，中国真危险！

共产党剥削、腐败的成果却不可谓不“辉煌”！

给腐败结个账

专家们有研究，认为最腐败的国家每年的“寻租收入”（即“腐败成果”，著名学者秦晖称之为“权力索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30%。无疑是出于“善意”，专家们计算中国的“寻租收入”是按10%-15%算的。以1998年近8万亿的GDP计，则其中的8000-12000多亿左右落入了腐败集团的私囊。从学生们曾高喊应惩治的“官倒”大量出现至今呢？最保守的估计也有40万亿以上进了腐败集团的腰包。

在国内报刊上，这笔账不止一个专家断断续续算过。我最早注意到这样的计算出现是在1988年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1998年12月7日《西安晚报》上的一则报道，至少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报道称：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农村土地承包阶段，约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二是商业资本阶段，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的财产转移，约5万亿元……；三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约350亿元……；四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等。这样就不下于10万亿。

那时候，有作者认为《西安晚报》的文章最后的10万亿有两种可能，一是指第四阶段就有10万亿，二是指四个阶段总共10万亿。我当初倾向于后一种理解。2000年夏季，有友人认为我估计的13万亿太“遮掩”了，说有专业学者计算的是30万亿。天哪！不要惊讶——经济学教授扬帆在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6期上撰文指证了：

我在1998年曾经计算过中国的“灰色收入”，20年以来利用权力渠道和国家资源，直接和间接变成私人财产的，竟然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此前？——引者）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国际标准模型”计算出来的中国基尼系数，没有计算灰色收入，也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了俄罗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将巨大的灰色收入记入，说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中国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分化，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和代际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6期第100页）

八年去了！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又发表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他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 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 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 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我注意到，扬帆的经济学同行还没有谁对他的测算表示过异议。

关于权力腐败的经济学解剖，何清涟女士曾做过较系统的工作，有的经济学家不以为然，我却以为，应当不以为然的正是麻木不仁的不以为然。有作者说，不读何清涟的书一样糊涂过日子，一读知道了日子本可以过得不这么坏，便特别痛苦。说的是啊，多少万亿呀！温家宝总理老喜欢算中国的人均账，那么，60万亿除以13亿人口，每人将近5万元人民币呀！

有人说扬帆是新左派经济学家。我虽不认同“新左派”的某些政治立场，但60万亿这笔账算得对不对，不管出于谁的计算，肯定是一个可以独立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算账的人持何价值取向而轻易否定掉。事实上，“老左派”的《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在揭露显示黑暗方面也曾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同样不应当一笔勾销。如果有什么自由主义者圆熟到忌讳这样的算账，我本人首先会耻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为伍。我看最忌讳这样算帐的一定是江泽民时代飞速形成的权痞暴富集团。对江泽民封杀老左派刊物，必须加以抗议，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看到老左派对于揭露邪恶的“新右”，也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

化私为公（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取的民间财富，到如今垄断行业的超额剥削）已经是一重严重不公，从“官倒”到所有者、监守者都缺位（秦晖）的黑箱式公企改制造成的化公为私，更是多重的极度不公。中国人口中最穷的20%与最富的20%分别拥有的财富之比，不是一比几而是一比几十倍、几百倍了！

中央党校吴忠民先生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是官方所说的3000万，而是高达2亿5千万！谁都知道，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那么，为什么私营企业并不发达，两极分化程度（基尼系数达到了0.54（一项中港两地学者合作的研究），远远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却将美国抛在后面了呢？这不是奇了大怪吗？孙中山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主张，但我可以肯定：中外有史以来（第一批当代中国史学家曾将两汉之间的王莽政权说成社会主义的）的社会主义，一定没有今天中国这弥天大谎式的一种！权力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专家们也有研究：多年来稳居世界前5名的“先进”行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2003年撰文指出：北京在职群体账面上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差距有10倍之多，如果推广到全国，就可能有百倍的差距。与例如农民“非在职”群体相比呢？

赵人伟先生2003年在《令人焦虑的居民财产差距》一文中说到：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84年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仅为0.13万元，到2002年6月末，户均7.98万元。按五等分组，1996年6月末，最高20%家庭户均占48%，较高占23%，最低的只占4%，最高的是最低的12倍。到了2002年的6月末，最高的20%占到66.4%，较高的占了17.6，最低的只占1.3%，最高的是最低的51倍。另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2年6月末，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22.83万元，其中房产为10.94万元，占47.9%，金融资产7.8万元占34.9%，耐用消费品1.15万元占5%，经营资产2.77万元占12.2%。最穷的10%家庭仅占1.4%，最富的10%占了45%，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我心算了一笔账，如果全国现有下岗工人1000万，每人每年可领到1万救济金，那么，一年也只需1000亿，10万亿就可以管他们100年。而按平均每人每年2500元计算，就可以管400年！当然如果连2500元也不能保证的话，那10万亿的作用期就更长了。

马望德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对他联想到的几笔账没展开。例如他联想到1998年全国居民的银行总储蓄额是4万多亿，如展开的话，就可以这样推想：如果按我说的10多万亿腐败金中还有1/4没花掉都存在国内银行（那时还未行实名制），就等于普通老百姓一分钱没存——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意味着都装在贪官腰包里？这也不可能。那么有多少钱出境“援外”、“输出”，或者在国内例如股市“洗来洗去”，或者逃出之后又以外资面貌“引进”了呢？这些都有待专制政治结束之后才有大致弄清的可能，现在最好的专家也只能作出最保守的测算。

马望德先生的另一个联想是，截止1998年的20年来，中国共引进外资2500亿美元。我要加以展开说的是，中国被“引出”的资金远远超过“真引进”的数倍。这样看“开放”的话，也就是“失”大于“得”了。

马望德先生很细心，他在1998年注意到仅中共十四大以后各地各级查处出来的贪官是22046名。如展开说就是，除以10万亿则人均是4.5亿。何清涟女士在《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港版书名）中曾引陈宗胜先生1987年的有关研究，说明腐败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从其中基尼系数与官员犯罪人数的函数关系看，中国官员犯罪率当已达到了40%左右。中国“官员”约有2000万人。这样以10万亿除下来，人均则为100万元左右。而算上不是“官”的“官”，包括已经“下海”的“体制外”太子党、家人亲属七大姑八大爷狐朋狗友之类，我估计中国参与腐败的群体应当不低于6000万人，正好相当于2000年前后中共组织的成员总数（请普通党员不要误会，这里只是做数量上的类比）。

来源：YS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