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曾深入中红墙内权力系统中心的李锐讲述毛泽东、中国时政和传统

本网9月9日毛泽东去世30周年之际曾刊登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摘要，很多读者来信希望看到采访全文。现刊出全文以飨读者。 采访中李锐的精彩语录：“我认为比尔盖茨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胡锦涛比江泽民控制得还紧啊”：“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中国的情况，只要经济不乱来，慢慢发展”。

在北京一个约定地点，年近九旬的李锐老先生如期而至，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始终精神饱满，思路活跃，声如洪钟，向德国之声记者讲述了他对毛泽东和当下时局的看法。以下是根据采访录音纪录整理，个别不准确处由本网编辑部负责：

专制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多得很，好几十个吧，甚至上百个社会主义。大体上我们讲社会主义呢，一个就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特色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中国嘛，还更厉害一点，人民公社啊，那是完全兴无灭资嘛，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就是第二国际的开始－社会党，欧洲很多国家，特别是北欧西欧，也很多；再有一种社会主义我也搞不清楚，就是非洲也有一些，拉美也有一些，或者叫做民族社会主义吧。

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做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要公平，要富裕，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国富裕谈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问题很多，当然比过去好得多，从GDP的总量来讲，现在中国占全世界第五位，但是你一人均就没了，一人均就是世界上很后面了，所以说富裕这个东西很难讲。

而且我们现在经济的总量来讲，它付出的代价很大，资源的浪费很大。我们的GDP是全世界的百分之四点几，不到百分之五。我知道一个数字，我们用掉的煤炭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个数字不得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腐败。

权贵社会主义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我们现在的社会叫做权贵社会主义，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有权的人他就便于腐败，官商结合，权钱结合，这个现象我是住在家里面年纪也大了，不知道，是从报纸上看到一点，另外看的是凤凰卫视。美国之音我现在也不听了，耳朵也不行。

就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上看，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腐败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你要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主义这谈不上，首先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所以我倒相信邓小平讲的话，不要问姓社姓资，最重要的把经济搞好，大家有饭吃，大家小孩子能够上学。

我大学读书有革命，没有共产党自己成立共产党，我正式入党的时间是1937年2月，老资格吧，这转眼快70年了。革命，要革命，那个时候论革命蒋介石是不行的。共产党在革命的阶段之所以取得1949年的胜利，打的旗号是什么呢，就是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还有理论嘛，叫《新民主主义论》，后来还有《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

但是1949年以后，这个全国人民政权到手之后，实际上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就是从中国人过去所说的“打天下，坐天下”，我天下怎么打下来的，我就怎么统治这个天下。那个时候毛泽东有文章，叫做一边倒，就是倒向苏联。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现在大家清楚，它垮掉了，它从列宁到斯大林发展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斯大林比列宁更厉害了，他是真正消灭异己，全部杀掉。

我们呢，从体制上来说和苏联是一样的，政治的体制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专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专政，而且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是文化大革命时给关起来了，很多细节我不熟悉，但是这个我知道：林彪那个时候叫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请示晚汇报”，而且传达不能过夜，而且那个时候叫做什么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后来就说共产党里面有资本主义，要专政嘛，而毛泽东这个专政比斯大林还不同一点，甚至还厉害一点，这是他搞思想控制，要控制人的思想。而这个东西他在早年就有这个思想。林彪不就说嘛，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他后来说呢，那三个伟大没什么味道，我就是要“伟大导师”。所以这一点和苏联专政还不同，他真正把人的思想都控制住，“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

那时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毛泽东五体投地呀！美国也有红卫兵呀，法国也有啊，法国闹得很厉害，影响到国际，所以毛泽东的厉害就是这一点。要么就完全拥护他，要么心里有意见我还不敢讲，而且还作违心的检讨。

现在有一本高文谦写的书叫做《晚年周恩来》。周恩来心里不明白吗？他不了解毛泽东吗？他不知道毛泽东做的这一套对还是不对吗？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我们有三个垄断

其实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样一个现象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西方不可能。因为西方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不同。法国也搞过一百多年，乱过一百多年，当时有孟德斯鸠呀，有卢梭啊，还讲人权啊，自由啊。中国几千年就是皇帝重要，三纲五常。毛泽东是比什么皇帝都厉害，要你思想上服从他，这一点世界上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做不到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共产党人做驯服工具。学雷锋是什么呢，雷锋就是当螺丝钉，当螺丝钉，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思想，任何人都要服从，而且心里面思想上服从。有一点头脑的人也要讲假话，培养伪君子，所以这一点中国的特色，世界上任何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只能在中国产生。

现在我们经济上是变化了，政治体制没有变化。我们有三个垄断，一个政治的垄断，一个经济的垄断，一个文化思想的垄断。现在经济上是松了，现在的局面是政治的垄断和思想的垄断。我的书“李锐讲毛泽东”为什么在香港出呢，这不是很简单吗，我是老革命，我过去是中央委员，我还是中共委员，现在把我的书全部禁止，我的有关庐山会议的书都不让出版了。所以毛泽东的阴影就是这个，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像西方叫中国是PARTY　STATE，党国嘛，党在国家之上，什么东西都是党领导。

中国的土壤是什么

中国的土壤什么呢？具体来讲，第一是农民。严格地讲农民是一个从人类历史社会上来讲一个落后的阶层。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文盲，而且农民们是眼睛向上边，靠一个人来管，还需要一个皇帝。中国的农民战争每次就是打倒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新皇帝。刘邦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这样。毛泽东非常欣赏朱元璋，毛泽东实质上他的作为就是个农民领袖，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就喜欢痞子运动，农民他只能靠痞子运动。破坏－痞子运动就是破坏性的。

另外还有一个土壤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史以来都是孔子的东西，从思想来讲受孔子的影响，也受专制体制的影响，士农工商。一当官以后你就不自由了，你就在那个体制里面活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同，就是很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发展，不维护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有独立行动，没有这个传统。稍微有一点，成不了大气候。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历史上，明朝末不就是由东林党么，也有个别的。解放以后也有个别的，你们知道有陈寅恪，他原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解放之前，他不去台湾，留下来了。他的父亲是陈三立，祖父是湖南的巡抚陈宝琛。这么一个有名的家庭出身，解放以后，郭沫若就给他写信，让他到社科院当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就回一封信说－这是钱锺书告诉我的－我当这个所长可以，但是我这个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请你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经过他们批准了我就来。顶呱呱的一个人。钱锺书算比较独立了，但是他也只能告诉我，他没办法。郭沫若（献媚）到那个程度大家都知道。在党内，像我们这样的人，爱讲点怪话，就把你关起来了，没什么办法。所以这就同西方不同，就像鲁迅讲的，中国人习惯当奴隶，当奴才，这个局面现在没有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有了一个转变

这个会议的决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另一个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个会议从思想意识形态上，从毛泽东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总结起来就是否定文革的十年浩劫，这个是了不起的。这个决议的全部过程我参加了，那个时候我是能源组的组长，那个时候我是在能源委员会当副主任，管煤电油。我一直参加这个全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呢，对毛的评价不整齐，譬如什么三七开呀或多少开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方毅，科学院的院长，是老革命。他怎么讲毛泽东呢，说他就是一个暴君，这个说法很厉害了，像秦始皇么，毛泽东就是一个暴君。

黄克诚大家知道么？黄克诚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压20多年。他听到方毅的说法就受不了，他马上写长篇文章维护毛。这个事情我的书里面也有。另外，朱老总的秘书揭发了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每逢五一和十一就要开纪念大会，纪念大会就要有一系列口号。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汇报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在这个口号最后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这是朱老总的秘书揭发出来的，后来我都写到我的书里去了。

当时参加讨论对毛泽东评价的人中，像方毅、朱老总的秘书和我属于一派意见。我对庐山会议的内情有个长篇的发言，20000字，揭发了内情。另外一部分人黄克诚可以做代表。老同志里面，受过那么多年的打压，但是他还要维护毛。

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喜欢的

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毛泽东最喜欢的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在文革时候，邓小平是没有被提名字的，当时叫做“打倒刘少奇，打倒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批邓的时候还保留他的党籍。毛喜欢邓小平，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党反右派就是邓小平主持的。所以邓说“反右派扩大化”了么，因为他不愿意彻底否定，彻底平反，他不愿意。所以那个时期邓小平有一句话：“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历史的清算，宜粗不宜细”。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因为你再争下去很麻烦，搞不好党内要分裂，而且很难统一。我听说后来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北大开过一次会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毛泽东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不可能彻底搞清楚的，等到以后的人来办吧”。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例如我的好朋友、历史学家黎澍，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决定赶快通过，这是好事情。那个决议是评价批判毛泽东的开始，来总结过去的历史，来总结毛泽东，评价毛泽东，清算毛泽东的开始。

现在对毛泽东评价的书就很多了，两面的都有，维护他的，彻底清算的都有。我呢，好像就在中间，偏这边一点，而不是很彻底的。

应该公开历史档案

你要把历史搞清楚，首先你要把档案公开。苏联现在档案保密极少一部分，其它全部公开了。有一个同志是研究历史的，我和他很好。苏联垮台以后，他去过前苏联两次。他回来跟我谈，他看到这么一个档案，就是那个时候红军和白军打仗，十月革命以后，红军往西边赶白军的时候，打到一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么呢？那个城市里面的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于是指挥官这一个电报给列宁，问怎么办？列宁回一个电报，谁也想不到他这么回的：把妓女统统杀掉！这个档案现在公开了，中国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多了。我去过档案馆，我是知道的。所以真正要把中国的我们共产党的几十年的事搞清楚，把毛泽东的问题搞清楚，档案不全部公开，就不可能完全真实。

那本《晚年周恩来》是香港出版的，作者高文谦是负责写周恩来的年谱和传记的，他现在在美国搞文学去了。这本书中，关于文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那些文革的内情啊，都写得相当具体。我没有细看，我翻了一下，他写的符合事实。

我现在写的就是我掌握的情况，我只能根据我掌握的确确实实的情况来写，我没有看到的，我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也不好写。所以历史，真正要把历史搞清楚，那还得后代，而且档案不能毁，档案毁掉了很麻烦，档案我知道毁掉了一些。

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是怎么来的？共产党把蒋介石打倒了，新中国是这么来的么，人民政府这么来的么，党现在这么存在的么，你若把这个党把毛泽东搞掉了那我怎么办啊，江泽民怎么办啊，胡锦涛怎么办啊，他不敢。这个还同中国传统意识传统习惯有关，而且还特别同这个党有关系，其实党还是专政，党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是反对的，15和16大我有两篇讲话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到。（李锐从包里拿出两本书送给采访记者）这是我这几年的文章，送给你们，你们不要打架啊，两本看你们怎么分配。这个是我最近几年里我的文章，这里面也有谈毛泽东的，主要是对当前的政局的看法。中国应该走哪一条路，文章里面都有一些回答。

三个问题

我最近这几年在许多场合，大会小会大文章小文章，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依靠什么，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从西方到东方，尤其是近代到现代，到底依靠什么。第二个问题在西方问题不大，在中国特别是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法西斯国家，就是主义和理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到底起什么作用，能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主义和理论对我们社会生活对人类历史发展起什么作用。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宪法写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有就是三个代表。依靠这些东西？西方宪法里没有主义的，不管这个玩意的。第三个问题要搞清楚，党是个什么东西，党对国家对政治体制对人民生活起什么作用。

这三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我最近几年我的文章意见里面都有的，这是我公开的。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比较懂得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按照这样做。我们嘴巴上都讲，比如最近江泽民讲三个代表，这个也还是可以了是吧，什么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还有胡锦涛最近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个还可以，比过去不同么，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叫纲，就是打鱼网，绳子一拉，网就收了。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世界上要进步，就必须要阶级斗争，要斗，八亿人不斗还行么？过去我们的进步，靠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所讲的。而暴力革命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坏主义，以暴易暴。打倒一个旧皇帝，打倒一个蒋介石，出来一个新皇帝，新皇帝更厉害。

中国人是不喜欢改良的，要革命。但人的历史的进步靠什么呢，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改良，怎么样才能改良呢？依靠什么呢？那就是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自由、民主、科学和法制。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走得很远了，是全球化。美国呢，它在民主上好一点，但是它想人家都像它一样，但它的手段不对头，譬如说在伊拉克伊朗问题上，甚至让自己下不了台，不能采取这个办法。

科学在二十世纪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是信息社会么，你们比我懂得多，我是不会用电脑的，我是电脑盲，呵呵。

这些问题，现在的嘴巴上讲，没有问题，上面从胡锦涛起都这么讲，民主和法制都讲，但实际上政治垄断没有解决，意识形态没有解决，所以言行不一致。

而且西方的道路，从希腊到罗马，到英国，英国是300年改良啊，300年没有暴力革命啊。美国只搞了一次南北战争了，法国比较麻烦了，法国的自由思想很厉害，人权的思想很厉害，所以这个问题全世界来讲比较有共识了，但是还很难，真正做好还很难。

第二个问题是主义。国内谈得很开了，到底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也写了很多文章，但我不是搞理论的。你像王路学，他是搞理论的，他写关于马克思，现在国内他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多了，当然有的可以公开出版有的还不能出版。

马克思主义讲得简单一点，是产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初期的阶段，那个时候很残酷，你们看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没有？恩格斯写的，那时剥削童工非常残酷。马克思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情况已经有变化了。英国放弃暴力革命了，走议会斗争的道路，这是看到了资本主义本身在变化。所以估计马克思主义当时就是有错误的东西，但是总体来讲，它也有正确的东西。比如它追求人的精神解放，物质同精神的解放。他追求自由人，这个是对的。他还是重视个人的，重视人的。但是列宁，斯大林呢，到我们毛泽东呢，就不讲人，只讲党性，只讲阶级。把世界搞得非常简单，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革命阶级，一个反革命阶级，你听我的就行，不听我的就把你干掉。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个主义，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的东西，它是在发展的，它同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东西它不可能求得一个永远的真理。马克思搞的这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它的社会性就是不要钞票，发点劳动券，消灭商品，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绝对错误的嘛。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也不完全对嘛。我的看法是，资本和资本家对人类的社会进步是起好作用的。没有资本行吗？资本家得管理嘛，管理的好他比一般人就厉害嘛。你像比尔盖茨，他现在搞慈善事业去了。我认为比尔盖茨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我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

我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但也不是很乐观。不悲观，是因为现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这对意识形态也好，对政治体制也好，会起好作用的，它会慢慢慢慢地突破。所以中国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经济上不出大乱子，不出大问题，几十年以后中国会慢慢变化，因为人变化了嘛。你像你们（指采访记者），就不同了嘛，和我们就不同了嘛，我们这些人，都“缠过脚”，从小孩就缠脚了，带了紧箍咒，所以思想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个脚是解放脚，不是天足。你们都是天足嘛，你们没有缠过脚，而今后的人们都是没有缠过脚的。

现在海归很多，在国内的干部还出去参观，很多人到瑞典参观，瑞典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去过美国三次，79年去过一次，83年去过一次，89年去过一次。第一次去是政府派出的，83年和89年去是哈佛请我去的。

我到了美国之后，很多问题就更清楚一点了。用马克思的话讲，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长嘛，马克思不是讲什么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嘛，西方这三大差别差不多，没有什么了嘛。

所以中国的情况，只要经济不乱来，慢慢发展，其它的方面也会不改革不行的。这是比较乐观的。

悲观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垄断。政治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一下很难解决，不是很快能解决的，慢慢来，着急没用。现在我能做些什么工作呢，写点文章，出点书，给他们提个建议写一封信。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到我家里去采访呢呢，人去多了以后，你知道吧，我那门口有保安，搞得很麻烦。有一次是一个日本记者还是台湾记者跑过来跟我谈，正是赵紫阳去世的纪念日，但我都不知道。门口就三个保安，便衣，挡住他，不让他上楼。我的电话是监听的，但是呢，他们对我呢，也不会讲我的坏话。反正就这样子，就这样。

胡锦涛比江泽民控制得还紧

但是也有刊物发表我的文章。他要完全控制也不可能。所以问题比过去好多了，我的意思是他没法审查，现在香港你怎么审查呢。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有个《炎黄春秋》，你们看到没有，《炎黄春秋》最近不是登了陆定一的一篇访谈嘛，那个登出来也不容易啊，但是他还是改动了，改动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去掉了两个字，我就跟陆定一谈，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他说，他疯了，疯了，第二句话就是，他糊涂了，“疯了”两个字勾掉了。另外呢，陆定一赞成多党制，赞成多党制，但是呢，刊物的主编就讲，既有通知，不准谈多党制，所以我就加了两个字，“能否多党制”，把陆定一地原话就改动了一下。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

对我这样的人，他们不能像对待年轻人一样。你们知道吗，像什么余杰啊，焦国标啊，那些人讲话比较厉害啊，什么讨伐中宣部阿。不过这次我们有个冰点事件，我们不是有十几个人不是签名了吗，后来起了点作用。胡锦涛后来批了，让它复刊。所以现在这个局面，中国就三个字－慢慢来。着急没用，同西方完全不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了一个绯闻，大家可以铺天盖地骂他，中国可能吗？不可能。但是不管怎样，现在毛泽东可以批评了，可以写文章，这已经不错了。我的名字现在变成一个被封杀的名字。我是从新闻总署的一个内部刊物上看到的，把我列为什么呢，李锐这些敏感作家的书不能够出版，有人把这个给我看了，我看了这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敏感作家的表态”，而且我写了一封信，把这篇文章寄给胡锦涛了，我说你们这叫封杀历史，以史为鉴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都不要了？ 但是他也不回答我，我其实也不指望你回答，反正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有意见就是了。

胡锦涛比江泽民控制得还紧啊。今年紧到什么程度啊，我看了一些东西，鲁迅不是逝世70多年嘛，中央说不要炒作鲁迅和借鲁迅来讲什么怪话，不准搞纪念。紧到这个程度，就是怕，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懂得，国家要稳定，只有放开言论自由才能稳定。控制的话，结果以前六四就是嘛。为什么有六四，学生有意见嘛，你不发表他就闹嘛。当然，六四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民主传统的国家，另外就是没有自然科学传统的国家，跟西方不同，西方从罗马起，从希腊起，都有它的民主传统，都有它的自然科学传统。中国的历史没有这两个传统，有传统就是皇帝传统和孔夫子的传统，后来共产党一来就结合得更厉害。

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

我研究过毛泽东的早年，知道他的数学打零分。这个人没有数学头脑怎么行呢，没有自然科学头脑社会科学是搞不好的，最近在陆定一的文章里我写了这句话。毛泽东这个人啊，我告诉你，也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在革命胜利以前，因为中国有三座大山，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另外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厉害得很，所以那时候在革命过程中他还比较谨慎，还不是胆大包天，他基本上不乱来，他对乱来的还看不惯。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两件事情，一个是赶跑蒋介石后，老子天下第一， 对国内的事也倒也无所谓了，有人问他，假如鲁迅在世，打右派的时候会不会活捉鲁迅，会不会给鲁迅打右派，他说照打不误。这是国内的情况，在国外有列宁有斯大林，中国要依靠苏联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56项，斯大林的影响力可大得多了。但是问题在赫鲁晓夫一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就觉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领导世界革命，打游击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要，都有他一个要搞世界领袖的这么一个来历。当然对于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兴又犹豫，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赫鲁晓夫，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知道，这个人很聪明，知道皇帝决不能下这几招，决不能作自我批评，一作自我批评就垮掉了。所以在去世时他干了两件大事：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和文化大革命。他也怕大家翻案啊。周恩来去世不是发生了四五运动嘛，他知道了么。所以，他去世之前这一段，我是具体不知道了，有的人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说是他垮了，垮了。

所以说毛泽东这个人物你还得研究几百年。拿破仑是有100多种传记，我听说。毛泽东传记现在有好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了，将来还要继续研究一下。听说在俄罗斯，现斯大林在老百姓中的评价也还是两种。我们毛泽东的像框在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真正厉害的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研究的，我所说的黎澍，中国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的好朋友，79年我一回来我听他告诉我，毛泽东去世之后天安门建了一个毛泽东纪念堂，他在天安门前散步的时候碰到胡乔木，他就和胡乔木讲，那个保险将来要撤掉的，要改毛泽东纪念堂。把胡乔木吓了一大跳。

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

但是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经济全球化后政治全球化也会来，以党专政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还讲过要唱对台戏么和民主党派。不要把民主党派当花瓶，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派就是花瓶，根本问题是党的问题。权力和钱结合在一起，官商结合，这个很麻烦。这个问题将来慢慢发展到要么就是闹的厉害要么就是慢慢来改，一点一点来改。现在好像也有这个迹象，农村不是松一点了么。

现在是细节肢体在慢慢改，主干没有改，你要知道49年以后，学校英文取消，我们过去中学都学英文，改成学俄文。后来大学政治学人文学什么的，这些都被当成是资产阶级东西，全都取消了。

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一句话就明白了吧，早请示晚汇报，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这个西方的人很难理解中国人这么听话，现在经常学英语，红色回忆么，电视上，你看到没有，现在学江泽民文选，哈哈哈哈哈，这不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吗？还是老一套么。连我这些比较温和的，同焦国标那些什么完全不一样的文章都不准出么。慢慢来，中国的事情，着急没用，你们在外面可以起点作用的。

一、游戏精神与社会质感

《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好看，它让很多人笑，它是用真幽默让人笑。

其实我们的周围并不缺笑声，我们很善于硬作狂欢。那个一年一度，一国一个的大晚会和每日的电视、电台很能挤出些笑声，我自己也时常跟着咧嘴笑。但我们的社会缺少真正的游戏精神，所以真正的幽默很少，电影院里幽默就更少。最近《疯狂的石头》引来许多笑声，我看它里头有幽默感，具备一种真正的游戏精神。这种幽默感觉是流露出来的，不是硬挤出来的，也不是演播室里录制好、罐装封好、经过仔细设计后填塞在节目里的。那种笑声是用来暗示或者命令我们的：你该笑。

在这个影片里，我看到一点兴趣至上的追求，我们看到它的创作者们具有逗乐的艺术感觉和营造笑闹的本领。这种幽默的态度和逗笑本领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中是一种稀缺资源。电影通篇都是围绕着一块宝石在争夺，在我们的文化生产中，逗乐的本领和营造真喜剧感觉的才情就是“宝石”，是观众会追捧，制片人要竞相争夺的“宝石”。与做悲情催人泪下所需要的功力和挑动生理反应所需要的技法不同，笑的艺术更需要一种直觉的感悟，一种基本无可解释的游戏本领，使人笑需要些许天分。在我们今天这个文化氛围中，不严肃经常被看作是可疑的、笑经常被看作是不正确，所以真正的笑是很昂贵的。而进电影院看这块石头，是我们主动花钱去买的，这跟我们在一年之末坐在家里无选择地只能看那个罐装笑，经过仔细筛选的笑有很大不同。

面对《疯狂的石头》，我们是自己花钱去购买它的笑声，这一点有很大意义。这是一种自己选择的笑的游戏，这是社会各色人等、作者和观众彼此应和的笑，这是大家一起笑。这里说它让大家一起笑是有实际统计数据支撑的，它没有经过文件的号召和行政性的组织。[i]

这种观众选择的、与创作者共同营造的笑是一种寻求精神自由的笑，这笑声是一种人的主体性自发的狂欢节精神的体现。俄国的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之笑的特性就在于它与自由有着不可分离的和本质的联系，而另一方面，他还提醒我们：“权力、镇压和权威永远无法以笑的语言发话”。[ii]

这就是这个影片的主要吸引人之处，这部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游戏精神，正是这种游戏的精神和设计游戏的本领让影片在影院里人气很旺。

在《疯狂的石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人气”，就是这个影片里人物说话的样子，人物想事情的方式和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环境是有人气的。这是指影片里有生活氛围的质感，它展示的物质环境和人物的思路符合当下我呼吸到的人气。在这一点上，本片与胡戈的短片《馒头》一样，具有一种与当下语境、当下现实、当下大众心理关注点的“及物性”（transitive）。但是这种所谓的人气和引起我共鸣的、感觉上觉得相符的氛围绝不是直接现实的反映，不是我们文艺教科书说的所谓反映论，它是一种社会氛围的散发，是一种经过夸张化的质感、是一种色调的折射。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它里头的世道人心，是经过变形、经过热加工或者冷处理的。这部影片是一幅远离写实形状的漫画，但是它接地气，它呈现的当下社会氛围是真实的，它并非照相式描绘而是信手涂抹的一些人物形象，它的漫画中弥漫着许多社会风情，这些人形和社会风情我在电影院里不会去想，可是出了电影院，我手一伸就能摸到。

这就是影片的平衡之处或者灵气飞动之处：它充满了游戏精神的幽默和笑的营造，但我们也看到它那坚实的底座，它有社会的现实感受在托着影片的底色。

这部电影承接了一些大陆和其它地区的喜剧传统和技法，同时它也承接了我们言说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是我们交流的另一种方式：不是压服你，不是要教你些道理，不是要寓教于乐变方子给你上课，而是想法子大家一起笑。在这些笑声中，有我们共同都接受的趣味和都关注的感情。不管是好莱坞电影还是本土电影，要打动人，都是靠的这个，靠的这种普遍趣味和共同伦理的感性显现。营造笑声，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电影人久已生疏的招数，在《疯狂的石头》中，我看到有营造幽默的天才火花在不时迸发。

二、贼做主人公与肮脏环境

《疯狂的石头》里有些我们在大陆电影中不大看到的意象，有一种可能会引起不同评价的趣味。它里头有一些不太漂亮的内容，有一些在我们的主流艺术景象中不合适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这里的文艺管理者和正统文艺专家视野中经常被认为是杂质。这部影片用贼做主人公，它有许多表层的打斗和闹剧色彩的追赶动作，它用了诸多象下水道、厕所、马桶等肮脏地点做场景，有的喜剧情景就是利用这种肮脏场景营造出来的。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7月13日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对影片主人公当中有贼的形象这一点表示很感兴趣，并坦诚希望看到大陆电影中写出贼的形象。《疯狂的石头》中主要的喜剧效果都是来自三个本土贼和一个从香港礼聘来的“国际大盗”。从这看来，我们大陆电影也能描绘些许不太美丽、身份灰暗的人物形象。我在电影《危情雪夜》中写过一个小偷的形象，我已经注意把他写得十分真善美了，但是主管部门在论证时对这个人物还是很不喜欢，还是提醒我要注意同情心的倾向问题。我们看到，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把一对雌雄大盗的亡命天涯旅程写成了雷锋叔叔向我们走过来的故事，而《疯狂的石头》似乎是在带着微笑写贼。《疯狂的石头》里的贼，有的模仿《碟中碟》的动作变形成为喜剧效果，也有动辄就要拿榔头敲人敲柜台，简单夺取、低水平高暴力犯罪的小偷三人帮。这里头的主要效果是艺术地表现恶来营造喜剧情景，也有间接而夸张变形地对当代社会犯罪状况、犯罪心理做一种漫画式的呈现。

不管是有意设计还是无意的直觉爱好，《疯狂的石头》中出现了许多肮脏的场景和肮脏的镜头。花心的摄影师谢小蒙在厕所里跟老爸斗智斗勇，主人公由于前列腺炎总是跟厕所过不去。小偷被封锁在下水道里，脱险出来时浑身都是污泥。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影片的导演、编剧视野开阔、直觉出发的形式游戏，他们在与《两杆冒烟的枪》、《偷抢拐骗》、《猜火车》和许多不避恶俗的香港电影做艺术对话，也可以看作是对市民趣味的追随和探索。在我看来，这是导演、编剧和演员们在凭着直觉挖掘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趣味点或者探索某种刺激底线。对这一类挖掘脏、臭的艺术趣味，不避脏乱场景和某些恶心意象的趣味显然是受到某些香港和英国电影的影响。在大陆语境中，许多人会觉得这种趣味的营造和接受是很没有档次甚至是下三烂的。而在我这样一个唯美主义者的眼光里，这种意象引起的趣味是一种审美反应，对低俗肮脏场景和灰色人物、黑色人物进行加工也一样可以营造出一种“有趣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iii].它引起的反应不一定是一种表面效果的光鲜和愉悦，但这种反应可能照样是一种审美感受。也许仅仅是个人趣味，我也喜欢看这种将丑的形象、脏的场景进行了巧妙点化的艺术。就我的美学观点来说，不避肮脏、不避丑陋和恶心的形象，以一种自然态度中去处理它们，能够将这些阴沟、马桶、下水道和灰色人物处理成有趣味、吸引人的意象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标志之一，能读懂这种艺术品，或者做到最低限度的容忍，需要一些文化素质；能够品味或者容忍这种艺术的唯美主义探索也是检验一个社会文化水准和平等、宽容理念的重要试金石。与我们当下语境中非常习惯和常见的“唯漂亮主义”相比，这种不避丑陋的唯美主义更具有审美感受上的刺激、吸引力和观赏趣味性。[iv]

顺着这些人物形象和场景的特征，我们再看看整个影片的视觉环境和人物构成，它是杂色的、世俗气的，或者说很低档的。如果重庆市要申请什么世界级的博览会或者运动会，大概不会把这部影片作为城市形象宣传片。我们看到即将倒闭的工厂，拆卸到一半的厕所，保卫科长助手三宝家那狭窄的楼道和杂乱的居住环境。从人物看，有大庙门口的棒棒（运送工人）、有卖烧烤的无照经营者、有作为重要主人公的贼，还有死追美女，嘴大无行的摄影师。但是，我前面说喜欢这部影片有人气，就是喜欢它里头有这些杂色，喜欢它里头的这些市井之气。

如果我们把本片与徐克的《黄飞鸿》、《狮王争霸》等武打片放在一起，将它们与《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稍做比较就能看到某种差别：一边是熙熙攘攘、各色人等夹杂往来的市井环境，另一边我们看到的是那样干净、鲜亮、没有闲杂人等的清洁场景。在我看来，《英雄》、《无极》的视觉上的超级设计编排和无闲杂人等、无杂质的洁净世界是跟它叙事上用强力说出自己的道理，叙事文本的某种权威性正好互相配合的。

三、亮色的幽默

2006年7月14日星期五的《新京报》上，一位姓孙的记者援引我的话说《疯狂的石头》是黑色幽默，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评价。本片有灰暗的场景，有些不很正面的人物，它的主人公包世宏没有多少正面的高大的动机，但是它的价值观是很主流的，它里面绝没有反人道的笔触，没有挑战现存伦理和世俗道德观的东西，本片绝对没有象它的样板《偷抢拐骗》那样人血、脑浆满地流，也不会象《七宗罪》那样对我们自己和罪犯心灵深处的幽暗意识进行有力表现，更不会如同昆廷。塔伦蒂诺在《低俗小说》里那样拿死人的头骨和脑浆吵架，拿一具无头的尸体引出一大段戏。

就其所营造幽默的品质而言，《疯狂的石头》还是偏向于亮色的，暴力行动被限制于主人公之间的朋友打架。主人公包世宏整个的行动线十分符合当下主旋律价值观的导向性要求：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奋斗。在影片的夺宝故事结束后，主人公包世宏还对着可能有腐败的厂长发出了义愤填膺的怒斥，对厂长出卖国家财产进行了评判。这段愤怒的台词被虽然在政治经济学上十分幼稚，表面化到一种糊涂的程度，在叙事上也没有对厂长做什么铺垫，但是在观影心理上可能是达到了替百姓出气、替政府批评不规矩商人的作用。主人公最大的紧迫、最大困境也在他保卫国家财产立功以后得到了疏通和解决。在画外音传达出的表彰大会时，包世宏得奖了，受到了表扬，我们看到叙事者给了他个人以奖赏：他松快地尿出来了，痛快淋漓地放出来了。

我们看到本片主人公包世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卫科长，却动不动就打人，他有病，总是撒不出尿来。而影片表现小偷也是动辄就要拿榔头打人，表现那个小偷团伙非法劫持摄影师把他装在箱子里有点残忍，本片开头第一句台词就是要把一条小狗“给微波了”。这些使得影片多少有点有一点灰色。但是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色电影。

没有黑色是由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决定的，在我们的主导文艺观和电影艺术管理机构规定的文艺形态中，不允许有黑色电影的位置。在创作中，就是出现一些黑色调侃的趣味和黑色的风格意味，也会被刷上亮色的上光油漆。香港的《无间道》第一、二集是比较典型的黑色电影。到了《无间道》第三集，不知是否因为与大陆的制片机构合拍，从叙事到影像上发生重大转向，黑色电影的意味一扫而空。在我眼中，黑色幽默是另一种品质的艺术，是另一个级别的艺术，一个人、一个社会，有幽默，有笑声，是很要点艺术营造天分和艺术感悟力的。要欣赏黑色幽默，需要的是更高的艺术感悟、会心的微笑和社会的平稳心态，需要更多的观念交流和艺术交流中的宽容氛围。黑色幽默是共同伦理建立、人道主义成为默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旋律之后必然会有的艺术形态，它是在艺术和伦理边缘探索的艺术，是一种唯美主义的无边界追求。

四、粗糙喜剧与叙事技法小华彩

《疯狂的石头》的喜剧效果有很多是来自跟既成的观赏经验偏离走调的对歌，来自跟以往形式系统和他人作品进行调侃和调皮的承接。影片在叙事手法、情景处理和镜头语言等方面都与英国影片《两杆冒烟的枪》、《偷抢拐骗》形成了十分明显的模仿和对话关系。本片的搭接式剪辑在《两杆冒烟的枪》中是同一件事分别在叙事时间的不同地方交代，本片的小偷行动时出来看到交警在他们的运输车边等着开罚单直接来自那部影片。不过在那部英国影片中是一棒子把交警打晕在车里，而在《疯狂的石头》中，小偷正要行凶时交警被撞车事故吸引走了。包世宏带着人看下水道的镜头是来自《两杆冒烟的枪》中借地位从汤锅里拍摄厨师艾德放作料的镜头。

本片更大量的喜剧效果是来自某种本土的市民语言幽默和市民趣味。例如将以前政治话语中的权威人物的斗争哲学语录改写为“与老爸斗，其乐无穷”，多少沿用了王朔喜好的话语变形方法；包世宏的助手三宝以为喝可乐中了五万元大奖，他到了北京。这时的喜剧效果是来自音乐，无声源的配乐歌声响起，是童声唱的文革时候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种观赏反应可能是无法跨出我们本土的文化环境的，但是对这里的观众就会有熟悉之感，会因为这段音乐的编配明显的间离效果而生出一些会心的笑。

在本片中，我们看到宁浩这一类新电影人的特质和艺术喜好。他们接触的电影和艺术形态丰富、多样，在叙事、影像、视听语言等方面，他们的营养良好。总体上来看，这部影片的剧作、剪辑、台词、摄影等方面元素共同形成的影片肌理效果还是比较精致、精细的。它最主要耀眼之处是它的剧作，本片的编剧显得圆熟、细致，结构搭建的比较机巧，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模仿中的做出些许翻新，并较好地将盖。里奇的黑色故事、香港的市民趣味成功地转换到大陆的本土场景、营造出本土氛围、当下笑料。它并不是简单的搞笑而是充斥着比较精心和整体的设计，同时又具有一种自然流出的游戏感觉。

剪辑风格是精当、精巧的，有的地方在吸取《两杆冒烟的枪》叙事技法的基础上玩出了一点小华彩乐段，形成了叙事技法的对话中创造。在今日，对既成的叙事技法能做出一点翻新就是很有意思、很引人注目的贡献和创造。本片在开头和结尾部分都用了叙事时空略有重复的手法，对故事进行了有点重复搭接的剪辑。这种略有重复的搭接式剪接产生了叙事的意义，勾连起人物关系，营造出一些喜剧效果。第一次搭接剪辑把天上缆车中的花心摄影师与几个主人公联系起来，紧接着让包世宏的小面包撞到宝马车上。这就让包世宏因撞车背上了债务，此后他就一直以为宝马车里坐的“国际大盗”就是自己的债主。结尾处的搭接式反复剪辑让我们看清楚包世宏如何被道哥抢，而道哥又把要来打包世宏的小青年车门给撞飞了，道哥的摩托车撞到一直停在路边的宝马车上又歪打正撞，解救了一直被困在下水道井盖下的黑皮。这种多米诺骨牌的叙事游戏就是用这种创新的搭接式剪辑来营造、构成的。

这部影片也有许多粗糙和对喜剧犯规的地方，它毕竟是在我们今天的浮躁观众心态和肤浅艺术品味之上生出的喜剧之华。影片的一号人物包世宏身上没有喜剧情景，他的喜剧感觉主要是靠语言和他的个人生理尴尬：患前列腺炎撒不出尿来。在剧作层面，他的行动造出的喜剧效果远没有那三个小偷多，影片主要靠演员自己的设计和他的表演技法的功力来营造笑料。最后让那个贪心的房地产商人在互相刺杀中死去也不是喜剧惩罚坏人的办法。一般的剧作伦理跟生活伦理是一样的，一个角色如果没有写出他的十恶不赦，一般就不能随便把他给处死。

就这样，我们还是看到了一部很不错的喜剧，我们看到一个有喜剧感的导演，虽然这里头半是聪颖天分半是新手露破绽；半是自由火花半是电影工业体制规定的镣铐中跳舞；半是资本制导天才，半是金钱提供舞台。我们看见了一部抢夺宝石的电影，在艺术行里，喜剧感就是宝石，就是罕见而又值钱的宝石。

《疯狂的石头》是一部小电影，是小制作费电影，而不是针对领导、专家的的小众电影。它是一部合适在电影院里大家一起看，互相感染着、应和着一起笑的电影。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品，不是看制作费，也不是看有无大明星，而是看里头有没有一种叫做艺术直觉的东西，看里头有没有发挥艺术天分的创造，我看到的这块石头上有这些。我认为这部影片在文化上有些异质的内容，有些我们文化品质上的生长点和艺术形态、艺术观念上的创新点，我希望看到这块石头继续滚动。

注释：[i]据报道，至2006年7月30日它的统计票房接近1700万。见2006年8月2日《新京报》C04版《上映档期持续一个月 石头滚到1700万》

[ii]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转引自《米哈依尔。巴赫金》399页[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斯特 语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iii] 笔者认为，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论述的这一概念如果翻译成“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它“必须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理想、思想情趣，使人看了似乎是用信号向人传达某种社会内容”（第3页中译者前言）是远离或者恰恰背离了克莱夫。贝尔的原意。significant form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有趣味的形式”，贝尔的原意是指某种纯形式的、与社会联想和物体的再现物象无关的线条、色彩和作品的形式构成。参见《艺术》中译本，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种元译，滕守尧校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

[iv] 关于“唯漂亮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区别，可参阅拙著《张艺谋与“唯漂亮主义”》，载《新闻周刊》2004年9月13日（总第196期）以及《唯漂亮主义——关于国家新形象的塑造》，《电影欣赏》 2004，年秋季号 No.121

在《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一文中，我讲的是中官权不允许民间“色搞”和“恶搞”红色经典。网络怪才胡戈以网文《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反击官权禁令。他以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油画为例，对民间恶搞和官方正搞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对比分析。油画《开国大典》创作于1952年，中共当局基于政治需要对这幅油画作了四次正搞了，1954年搞掉了画面中的一位政治人物，1968年又玩弄掉包手法，搞掉一位而换上另一位；1970年再次被正搞，要求再擦掉一个人。无奈这油画已经被搞两次，再搞难度很大，只好放弃篡改而改为临摹一幅。从此，临摹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而原画被丢进仓库。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正搞。胡戈说：“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

可以说，当局对这幅红色经典的每一次正搞都是篡改，它歪曲历史、误导现在和贻害未来，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但在客观效果上都是危害性极强的恶搞。

写完此文，意犹未尽，我又上网寻找恶搞红色经典的资料。这一找，还真的找出了恶搞红色经典的“经典”笑料。之所以经典，在于这笑料不是出于网络民间，而是出于中共宣传官员之手。对于红色经典，中共宣传衙门不仅要根据其政治需要进行“正搞”，而且也会因这些官员的无知而搞出类似恶搞的笑话。

2006年9月12日的《珠江晚报》发表署名为殷国安的文章《当舆论被“二百五”掌控的时候》（此文的资料来自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的《郴州官场“漩涡”》报道）。该文主要评论已经因涉嫌腐败而被双规的郴州市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樊甲生的“二百五”行为。据《郴州官场“漩涡”》的报道介绍，樊甲生是典型的“火箭式”干部，平日里给人的印象是：“头发梳得溜光，还注油；走路像在戏台上，迈慢方步；在老百姓面前开口说话，像在台上作报告。”他很霸道，在郴州市的意识形态领域一言九鼎，晚会节目单和报刊文章都要请他过目，只要他不高兴，一句话就是封杀令。

在郴州市委宣传部举办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操办者自然要把晚会节目单给这位意识形态主管过目。万万没想到的是，樊甲生看到节目单中有京剧《打虎上山》，居然皱着眉头说，“老虎是重点保护动物，怎么能打呢？”就这一句反问，此节目便被删除。

众所周知，“打虎上山”乃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最著名唱段，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大都会哼唱这个段落。特别是该唱段的前奏中加入了圆号等西洋乐器，真的非常富于创意，几乎就是这个唱段中最好听的部分。平心而论，当年江青搞“戏曲革命”，在内容上改变京剧一贯的“厚古博今”而提倡“厚今薄古”，让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来表现革命理念和现代生活；在艺术形式上改革传统而提倡“土洋结合”、“中西结合”，将大量西洋音乐元素注入中国传统京剧的唱腔，的确丰富了京剧的表现力。无论她在主观上是否了解西方的现代艺术，但在她主导下完成的革命样板戏，其客观效果还颇有点先锋派的味道。所以，时至今日，活跃于今日舞台上的京剧，也只有传统剧目和革命样板戏。

在近年的红色经典热中，文革时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个个走红，也可称作大众文化中的“政治正确”了。所以，中共郴州市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禁演“打虎上山”， 也可以理解为基于现政权的政治正确而禁演革命样板戏。樊甲生是在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而胡中央上台以来，高调宣传“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并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所以，樊甲生就要用现行中央官权的政治正确来恶搞毛时代的政治正确。他禁演《打虎上山》的理由是“老虎是重点保护动物”，这非常符合现政权重视环保的“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有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官僚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只认人而不认路线，只在乎当下的既得利益而不了解中共历史。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作为中共意识形态高官的樊甲生，却对本党的红色经典缺乏起码的知识。

时下的文化市场正是红色经典热，晚会操办者明知《打虎上山》是著名的红色经典，安排这样的节目也是为了赶时髦。但白痴部长删掉这个节目时，操办者就是不敢据理力争，甚至连委婉地向顶头上司解释解释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操办者的据理力争或委婉解释，都会凸现出这位部长大人的无知，非但不能达到保留该节目的预期效果，反而会将部长大人置于当众出丑的难堪境地，操办者以后就甭想再混下去了——谁让我难堪一次，我就叫他难堪一辈子！

中共官员的白痴和霸道，不仅会闹出恶搞红色经典的笑话，而且经常会闹出恶搞中共伟光正形象的笑话。

湖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中竟然有如此条款：“女性要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等方为合格”。这样的要求，不仅是对女性的公然歧视，而且还暗示了条款制订者的色情心理。

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为了尽快让警察身体达标，居然发布了一项瘦身命令：“腰围超过2尺7的在编民警将全部下岗”。

四川省政府为了防止高官搞“权色交换”或“包二奶”，在制定廉政守则时居然列出“不准为男领导配女秘书”的条款。这也是中国传统性歧视——女人是祸水——的现代延伸。君不见，中国的正人君子们，把唐朝的由盛而衰归咎于杨贵妃，把毛泽东罪恶归咎于江青。

另外一些深入家庭的反腐奇招，也具有恶搞色彩。诸如：让妻子监督丈夫的“贤内助工程”，让小学生监督当官家长的“小眼睛监督大眼睛工程”，组织官员的妻子参观监狱的“再教育工程”，那些因纵容和协助丈夫搞腐败而入狱的妻子们，向前来参观的高官妻子们进行现身说法。

有些政府部门完全混淆了法律与道德自律的界限，居然把刑法中的条款列入行为准则中。比如，海关总署的五条禁令有“海关官员不许庇护走私”；湖南省益阳市下辖的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居然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安康市建设局下发红头文件规定“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显然，庇护走私、挪用公款和强奸猥亵少女都是常识性的犯罪行为，在中国刑法中皆有相应的法律条款，而这些政府部门却将其作为内部禁令，这显然是法制白痴所为。

也有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的行政条款。比如，《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中有“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的条款；四川新出台了一项的交通法规叫做《行人十二种走路方式要挨罚》。

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内部条款，听起来已经很搞笑了。而有的地方政府发布行为准则，居然要求动物也要争做正人君子，简直就是“恶搞”了。成都龙池镇政府和龙池景区居然制订了《礼貌山猴行为准则》，要求景区内的猴子做到彬彬有礼：“不许不礼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许哄抢游客，做到彬彬有礼；不许骚扰游客，尤其是女游客；要助人为乐。”

这些听起来颇为搞笑的条款，如果是出于民间的有意恶搞，还能读出其中的机智和幽默。但作为在现实中的政府行为，就只能沦为白痴类的“政治笑话”了。

独裁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毁，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官员再善良，也不会超出社会的想象或预期；而邪恶的官权每次极端发作，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官员再智慧，也不会创造出政治奇迹；而白痴的官员每一次创意，其愚蠢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以至于，大量一本正经的官权行为，只能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以至于，白痴官员们的政治行为，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但在社会效果上都是在恶搞党和政府的伟光正形象。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最终是恶搞中国。因为，绝大多数国民才是为这些白痴官员买单的群体，也是白痴政府行为的主要受害者。

2006年9月15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与警察打交道，不太会是愉快的记忆，何况一次再次出乎意料地发生。

那天清晨我大哭了一场，脸青眼肿的看上去更丑，倒霉的一天也由此揭开序幕。

机票买了三天后，我又不想马上离家出走了，所以去city一家旅行社商量机票延期的事，该社离Flinders火车站最近，我可以闪电般来去，神不知鬼不觉，家人无从知晓我进过城。

那位年轻办事员还算耐心，可就是经验不足，她打了几个电话给航空公司，提的问词不答意，花了二十分钟，还是无法回答我机票最长可以延期几个月。

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女人，走到我身后的复印机上印东西。她突然从我背后朝办事员愤怒地大叫：“这个臭女人要做啥，搞七念三的，叫她滚！”我大吃一惊，转头注视这个职业妇女装束怒目圆睁的女人，断定她就是老板。

老板没想到，我完全听懂了她的上海话，我马上同她争吵起来：“你以为穿得漂亮，你就是个香女人了？我是你顾客，凭什么叫我滚！” 她不断重复那些骂人的话，办事员拼命劝阻老板娘不要这样凶，毫无效果。看来，她是把我当成非常好欺侮的又丑又穷的乡巴佬了。

本打算延期，她如此横蛮无理，我决定退票。老板娘对年轻女孩吼叫：“把票退给这个臭女人，不收她的臭钱！” 从办事员处我了解到应付退票费三十元，我吼回她：“偏要交这三十元臭钱，非交不可。你说钱是臭的，干嘛要在这里挣臭钱.”老板娘可能想以此显阔，年轻人没按她的指示办，收了我的钱，她气得眼睛都红了，指指戳戳开始骂她，同时也臭呀臭呀的骂我。

我气愤已极，沖到老板娘的工作台前拿了一张她的名片，想弄清究竟是何方神仙，如此霸道。突然，一只手伸过来紧紧箍住我刚拿到名片的手，那是老板娘的右手，她的左手高高举起，握着一把二十公分长的黄柄剪刀：“我杀死你，我杀死你！”不理解，这个女人何以疯狂到如此地步。我也气疯了，挺起胸膛拼了：“你杀，马上杀，不杀不是娘养的。”

她把剪刀扔到地上，坐回她的椅子里：“我打电话叫警察来把你赶走！”

机票钱已如数退还给我，三十元手续费我也已交清，莫明其妙地被这个女人欺辱，我心里很气，但呆在那里除了继续吵架，已经毫无意义，假如她做她的事，不再理睬我，我本可以走了。但此时，她恶人先告状，要叫警察来赶我，实在欺人太甚，我决定不走，奉陪她到底。

女老板以为说了叫警察，就能把我吓走，谁知我纹丝不动坐在她对面。

她拿起电话报警。

这是我半天里，第二次大吃一惊.第一次，是因为我对她毫无过犯，她竟如此恶语伤人；第二次，那是她打电话时声音和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她音调柔软，笑容满面（尽管对方看不见），数秒钟内竟前后判若两人。活了大把年纪，这种近乎漫画似夸张的人物，我小说电影里见过，现实生活中，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我笑了，咦，你刚才那么凶，现在讲话怎么如此温柔了。她瞪了我一眼，不理，径自讲下去：“……大约六十岁，姓……”她蒙住话机问女孩，我帮忙回答，我叫齐家贞！她继续温言细语：“这个女人在我办公室里制造麻烦，我几次please， please请她离开她不肯，破坏我做生意……”我在一旁轻声说，哎，你真会撒谎.为何不告诉警察，你要杀人！

大概那天city “西线无战事”，警察们成团成伙没事干，听说这理有情况，一起奔了来。八个高大魁梧的男女，包围了我这个瘦小的老婆子——有点大炮射蚊子的感觉，想来他们一定好失望。我说过，澳洲是个讲理的国家，面对八个警察，我心里一点不害怕。

女老板把刚才在电话里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她说她的名字叫Helen.  咦，为什么不告诉警察你的姓，我想。

一个看来负责此“案”的男警开始“审问”我，有位女警作记录。姓名年龄住址……我当然据实回答。他的脸色很难看，当我是罪犯——我联想起在中国的经历，赶紧叮瞩自己不要介意他的态度，冷静地讲述经过.中途，女老板吼了一声要岔嘴，这个警官用右手食指放在嘴唇中间朝她轻轻“嘘”了一声，像提醒小孩子，脸一下子柔和起来。这个亲切的动作令我觉得奇怪，甚至猜想其中有蹊跷.我把从地上拣起来的剪刀递给警官，告诉他，女老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说，那位年轻办事员自始至终在场，她了解全过程；门外还有一个工人在做清洁，他也可能看见。我不认为警官在耐心听取我的陈诉，他接过剪刀，不屑一顾地扔在桌上，发出叮铛一声响。“ Oh， this policeman is quite rude” （这个警官相当粗鲁），我想。

看来，他的任务真的就是听女老板的话赶我走，其它的他一点不感兴趣。我明白，从法律的角度讲，我必须走出这个地方。临走前，我提请当记录的女警，把对这件事的结论寄一份给我。

走出女老板的领地，八个警察随我涌了出来。在电梯前，面对那位相貌端正个子高大的警官，我讲话了，声音响亮。我说：来到澳大利亚，我最大的感激是享受到了政治的民主，是这个国家把我当人看，是这个政府公平对待普通人。但是今天，你这个警察，对我非常不公平。那女人把我的手腕捏得这么痛，我的手现在都是红的（伸出手让大家瞧），她要杀我，你不说一句指责的话，还对她做出那么友好的动作（学了一遍警官刚才给她的暗示）。你对我，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你就下了结论，把我当罪犯看待。

那个警官听我说他对那女人和对我是两副面孔，就做了个玩笑动作：把大手从他额头上往下抹，抹出来一张笑脸。你看，现在好了吗，他问。我答，警察不需要两张脸，他应当公正。很有趣，八个警察齐刷刷站在那里听，没一人说话。

走进电梯，我又大声强调，不为别的，我追求正义追求平等。在电梯关闭之前，我看见八个警察还站在那里。

下楼出来，一位男警建议我，应当写封信complain （抗议）这个旅行社，使生意受损她才会接受教训；一位女警说，别让这类事spoil your day （ 糟踏你的日子）。在此顺便说一句，那张我差点挨剪刀戳拿的名片，上面既无女老板的姓，连她的英文名字都没有。

这个男警官，我只能说他愚蠢，被花花肠子的中国女人耍弄了，此外，我还能怪他什么.而中国人欺侮中国人，中国人歧视中国人，那才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才是祸根。

我得感谢齐家贞，她多年来花了心血学英语，为真正的受害人我自己讲了话，伸张了正义.

朋友们，挤点时间学英文，聚沙成塔积液成球，到讲理的时候，你才不致於做哑巴。

在中国，我很怕警察怕公安局派出所保卫科之类的人员，不仅因为我不幸的经历与公检法有密切的关系，更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形象太可怕，嗤牙裂嘴蛮横无理的。我想，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对警察避之唯恐不及的原因。我则更是“一朝遭蛇咬，三年怕草绳”，对这些机关，除非万不得已，走路都要绕着过.

到了澳洲，看看男警察都高大英俊威风凛凛，女警察雄姿英发也不失女人味，日常生活里，他们的态度礼貌友好，并无中国警察的职业病——眼睛里全是敌人，也就不怕他们了。

可最近，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碰上两个很凶的警察。第一个凶警察可算情有可原，第二个凶警察就不能这样认为了。

第一次，是去年八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开老公伊恩的车从丹地侬去史宾威，途中，看见有车停在左线前方，我就换到了右线。刚开过，那车的灯突然大亮，才发现它原来是部警车。喔，它刚接到任务，马上要执行，我想。按照学过的交通规则，驾驶员首先应该弄清警车（或救护车）的去向，马上让路。警车已换到了右线，我赶紧转到左线，它也选择左线，我赶紧换右，它也换右，我赶紧又换，像扭秧歌一样，我在左右线上扭过来扭过去，起码五至六次，它跟着我也换了五六次。咦，这部警车究竟要干啥，我自己问自己。这才想通了，它在跟我，是要我停。

总不能乱停在大路上呀，我得找个停车之地。慢慢往前开，我一条街两条街地寻觅……终於拐进一个退役军人俱乐部的停车场，到处是车，周末客满.最后，我不得不停在一个宽一点的过道旁，那辆耐心咬在我后面的警车，也跟着停下来。

来不及熄火，一名警察已经气势汹汹狠敲我的窗户了。我赶紧摇下玻璃，惊讶地望着他，他吼叫着，为什么不关掉马达？驾驶证！

摇恍着我的驾驶证，他愤怒地说，你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驾驶员，应当把你的驾驶证剪成碎块扔进垃圾桶！我承认，我的驾车技术不好，过去和现在都不好将来也不会好，不过，还不至于达到他讲的世界级水平吧。已经莫明其妙的我，此时更加莫明其妙了。

我很紧张，但并不害怕，相信至少他不会打我，（打我，那就不知道我将怎样跟他耍泼了）。我小声解释一直在拼命让他的车，他说，谁要你让？我问，那我该怎么办.他大声说，怎么办？打信号灯，减速，停车！愤愤地走了。回来过一次，检查我的车是否交了年度注册费.

一头雾水的我坐在车里，像挨了打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挨打。

过了一阵，来了另外一个警察，态度平和多了，我觉得他很面熟，想不起在何处见过.拿着我的驾驶证他问，上面写有G字，你为何驾车不戴眼镜？我从来不戴眼镜，老光镜也不戴，我说.他返回车里耽搁了一阵，再来时把驾驶证还给我，加上一张罚款单，一百零七元。我又把刚才一直在让警车的故事复述了一遍，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解释。我问，那，罚款是因为我惹你们追我？不是。这之前我驾车犯了错误吗，我追问。没有，我们只是要你停车，随机抽查。最后，我弄清了罚款是因为我没按驾证要求戴眼镜.

他走开了，我拿着驾证追上去再问，我从来不戴眼镜，现在该怎么办？他答，星期一你去路政局，让他们把你驾证上的G去掉。

老公伊恩不在墨尔本。一回家我就打电话问，如果警车要你停，他们会怎样。“Lights up（所有灯一齐亮）。”你怎么知道？回答“Common sense （ 常识）。” 怪不得那个警察如此生我气，他以为我让来让去是在拿安全开玩笑。可是，他不知道，对澳洲出生的人来说这件事应该算常识，但对国外出生的我们，它就不是常识而是知识了。

后来我问过两个开了好几年车的中国朋友，如果警车的灯突然亮起，这是为什么，回答是不知道。说明这种知识是要学而知之的，交通规则上理应说清楚。

看了我的驾驶证，老公伊恩说，他们罚你是对的，驾证上注明了你开车的条件。我这才忆起，考驾照检查眼睛时那人讲过我有散光要配眼镜，我没当它一回事，混过了十几年，今天给逮个正着。自知理亏，我乖乖地缴了罚款，还专门为开车配了一付眼镜.

后来记起，那两个警察过去常常在我们加油站加油，时不时还和伊恩聊天，偶而我也插几句嘴。大约是在电脑上查车牌查出了我老公的名字，他们想起了这对特纳[Turner]夫妻，没有捣蛋的记录，在他们的印象里，女的确实不戴眼镜.

怪不得那个大发雷霆的警察一直呆在车里没再露面。

第二次又碰上警察，不是两个而是八个。故事较长，我下次再讲.

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是苏州朋友黄恽七八年前送我的，那时他知道我对中国早期大学的史料有兴趣，所以送我过一些此类东西，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关于交大的同学纪念册以及一册《沪江大学一览》。这后一本，有一年我到上海访学，送给了复旦校史组的龚向群老师。手边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则一直留着。此书线装一册，蔡元培、罗家伦题签，书前有欧特曼教授大幅遗像一张。

欧特曼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写过《汉语通释》，给商务编过《袖珍中德字典》，他与同济的关系更是密切，做过早年同济中学的教务长。

“哀思录”是中国传统的纪念方式，比较有名的如孙中山去世后印刷的三大册“哀思录”，各方材料，收罗备至。在影像手段没有普及的时代，“哀思录”是比较恰当的纪念形式。当时也许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时间一久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最大好处是保存的资料较为可靠。大人物不愁有人出纪念册一类的东西，但一般普通人就只有靠家人和朋友印刷“哀思录”一类文本来保存记忆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特别是关于历史人物方面，这是很需要重视的一类史料。

在《欧特曼教授哀思录》中，当时和德国有些关系的学者都写了文章、题词和送了挽联，如蔡元培、罗家伦、张元济、邹鲁、叶恭绰等等，欧特曼的学生如魏以新、滕固等都写了非常动情的文章纪念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魏以新为老师写的传记，保存了很丰富的史料，其它同事、学生的文章也保存了很多关于欧特曼教授的材料线索。本书是1934年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的，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书册，所以不常见。

去年5月间，我在北大参加陈平原教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认识了叶隽，知道他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就想把这册书送他留念，但因为家中材料过于杂乱，一时没有找到，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叶兄见面，还再次提到此事。

可能是我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到过此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李乐曾先生一信，说他见我提到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我能复印一册寄他使用。他这一说，倒使我想起答应过叶兄的事，这才努力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当天就在电脑上给同济李先生回了一信：

李先生：

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答应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现在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就先送给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处使用。同时您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五月二十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

谢泳4.29

这本书本来就是朋友送我的，我不敢据为私有，虽然其间保存了我们的友谊，但能把一本与同济有关的史料，几十年后再送还同济，在我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中国老辈学人中，本来就有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只是后来这个传统为人忘记了。当年胡适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不曾见过面的周汝昌使用，那是何等胸襟。他多次说过，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

首发2006-8-11 　文汇报

新时期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我相信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那种深沉地超越了历史的尘埃。由此可见，爱的确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阿甘正传》清楚地描写了友情、亲情和爱情，重要的是它突出了阿甘对三者的态度，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忠诚。单纯的忠诚是心灵里有爱的标志。但是，当我六、七岁时，有一天母亲专门为我炖了一碗汤，却不让我哥哥看见。从这一天开始，我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人的爱可能是不完全的。

那么爱到底是什么？首先，爱一个东西必得先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能令自己愉快，产生喜悦。这是很平常的道理，也是不用教的，换句话说，由于喜欢而产生的爱，毫无惊人之处。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也不必进行歌颂，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人得到一件心爱之物后会怎么样呢？会去保护它，珍惜地擦拭它，然后会去欣赏它。然而，很多人爱上一个人之后却不会去保护她，更不会去欣赏她，只会使用她。这是很奇怪的事。这是不是真正的爱呢？肯定不是。拥有并需要一件东西和爱一个东西是两回事。对于无生命的器物也好，有生命的人也好，这种爱除了占有的意味之外，闻不到任何气息，所以根本不是爱。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爱的奉献》，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爱总是和奉献连在一起的。因为爱，心中就充满同情，充满让别人喜悦的心情，别人的喜悦就是自己的喜悦，为了这个目标不惜自己忍受痛苦，这里有一种能将痛苦转化为幸福的机制，这至少是人活在这大地上之所以有意义的一种解释。这种爱是真爱，所以无须回报，否则接受的一方永远不能卸去良心的负担。但它能产生回应。这回应仍然是爱。

母爱常常被视为这种无私奉献之爱的范例。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母亲因为母爱需要救治儿子，能去偷吗？或者一部越战片描写的，一个母亲为了养活儿子，能去卖淫吗？再或，一个母亲看到儿子和另一个别人的小孩同时落水先救哪一个？再或，母亲能包庇一个犯罪的儿子吗？这真是个难题。

如果一种爱蕴含着自私，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蕴含着不义（不公正），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是需要报答的，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是有限度的，爱到一个地步便没有爱了，甚至转变为恨，是不是爱呢？这些问题我们非常熟悉，但没人解决，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也因为他解决不了。但对于爱，却不能自圆其说。

有一种爱叫税吏的爱，税吏是古代的收税官，代表交易的原则。交易是有一定条件的，很公平，也很清晰。一个人因为合我口味，我就爱；一个人因为对我好，我就爱；一个人因为帮助过我，我就爱；一个人因为有智慧，我就爱……问题在于，当这些条件出现变化时，爱也就褪色了、消失了，这就是税吏的爱。十分平常，所以我说它不值得歌颂，就是这个道理。它毫不惊人，仿佛很公平，但有一天，它会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爱不能过分吗？或者它发展成一种“不义的爱”。如果爱必须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承受者，那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到爱；但如果可以领受爱，岂不是连我们的罪过也一同蒙受称许了吗？但作为一个母亲常常是不顾这些的。更有一种说法，情人的缺点也必须爱。这就十分荒谬了，至少这种爱不是完全的。

现在有人要克隆人，我建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是你克隆不出来，而是地上多几个克隆人是不重要的，有没有爱才是重要的。人的繁衍是爱的结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只要这种爱里没有不义，那么这种爱就能给人永恒的幸福和安慰。

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震撼中国的集权与自治的政治冲突。站在这一政治冲突最前沿的就是企图以“党权治国”的国民党第一任首脑孙中山和倡导全国联省自治运动的联邦宪政的实践者、时任广东省军政首脑的陈炯明。这一政治的较量和角逐，是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在中

国争夺政治舞台的一次大展示。冥冥当中，是否是神的协助、还是鬼的作祟，才短短几年以联省自治为导向的联邦宪政，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暴力革命中被彻底地摧毁。以孙中山和他的学生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暴力革命党──中共──的帮助下，完成了以1928年为标志的所谓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党治国家”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政权。而以广东省军政首脑陈炯明为代表的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制度的设想与建构，在这力大无穷的国家主义政权的面前，却显示出苍白和弱不经风的态势。

中华民国的国家主义政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在摧毁了以陈炯明为代表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向联邦宪政迈进的过程中，以暴力的革命在具有中央集权主义思维的独裁者的不断干扰和制造政治与军事的分裂中，以防不胜防的突然袭击，完成了对所谓“军阀割据”的战争扫荡，从而建立了以专制独裁为统治的国家主义政权。

所有的“主义”都想以正统道德的理念来主持正义，并达到决定一切的权威的最高形式。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生存与发展、创造与进化、以及渐进式的科学实验，使人类社会在精神演进的变化和理性思维的过程中，社会演进的变数使物质以无穷动的节奏，随着人类感性智慧的实践以渐进式的、跳跃式的变动在和平地演变着。于是，所有以正统道德观为主持正义和决定一切的伪科学、伪历史以及伪主义在人类精神演进的理性思维中以及在物质的无穷动节奏的感性智慧的实践下，都趋于魂飞魄散的穷途末路。

80余年来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政权，对中国人来说，是否漫长了一点？但是用历史进程的观点来看，却是弹指一挥间。当我们翻开20世纪20年代初的那一历史的瞬间，看到了那些伪科学主义者和伪历史决定论者的说谎者悖论的言论时，在经过理性思维的无数思考与论证后，发生在当时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是一种向联邦宪政制度迈进的最辉煌的自由民主的闪光点，而它的杰出的宪政制度的实践者陈炯明先生“受西化教育影响甚大，早年活跃于广东咨议局。他主政期间设立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沿着更为民主的道路改革广州政府，促成了第一个地方民权法案的出台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上世纪20年代，他发布《告广东父老兄弟文》主张广东人民‘共治共享’，成为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见王怡：《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所引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和蔼的面庞，友好的眼神中充满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沉着、冷静并有着足够的政治警觉──这一幅陈炯明先生的速写肖像，使见过他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

陈炯明所主张的全国统一，旨在于以全国联省自治作为政治基础，在高度区域自治的政治状态中，降低中央政权的地位，从而以全国联省高度自治的政治力量，达到限制和约束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政体，逐步使中央集权的体制向联邦宪政制度转换。1921～22年期间，广东省进行了民主选举，将区域自治这项政治问题付诸民众进行公决。这次民主选举，以及对一项重大政治问题的民众公决，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壮举，也是史无前例的自由民主在中国以及地方的突破。

就在广东省的地方自治和民选运动达到高潮之时，以“党治国家”的中央集权的独裁者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党权主义认为，民众尚未达到与党权利益相适应的政治自觉程度，在这种无党权利益可言的状况下，民众的自由竞争与民主的选举，将使孙中山所钟爱的嫡系亲信被驱逐于民选政权的门外。这种民选的政权将使国民党在以暴力革命统一中国的军事与政治行动中，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尴尬地位，同时也对孙中山在国民党中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发出了毫不留情的挑战。一个冥顽不化的党权主义者及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者__孙中山对这种以地方自治的联邦宪政的民选运动无疑是惶恐不安和痛心疾首的，也就是在这种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和“党治国家”的政治抗争中，促成了陈炯明与孙中山最终分裂的原因。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下令攻击孙中山在广州的军事大本营，迫使其仓皇地出逃。这次军事行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兵谏”。在孙中山的思维里，北伐战争、革命的扫荡、以及武装统一全中国，这些字眼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永远驱使他反对非暴力的政治运动的形式。

与此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全国联省自治向联邦宪政迈进的渐进式的全国统一。在急功近利的暴力革命思维的驱动中，孙中山已经无法摆脱用穷兵黩武的战争方式来解决一切政治行为的革命手段。他终日思考着为统一全中国所要进行的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并强令陈炯明为他所制定的北伐战争之计划给予财政上的大量补贴。同时以各种理由削弱陈炯明在广东省的领导地位，于是，终于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两人走向了暴力革命与反对暴力革命的对立。

为了能使地方区域高度自治的民主选举与自由竟争，在广东省这块试验田里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保障和发展。也为了排除暴力革命的思维模式对广东省的地方自治的无理干扰，“兵谏”在所不惜。孙中山怆惶逃窜，并在停泊于珠江口的永丰舰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救援他的军队，想以此对陈炯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是，几个星期后，他不得不在失望与愤怒的情况下，被力劝前往香港。

一个是日夜思念着要用暴力革命及其武装对“军阀割据”进行扫荡，而统一全中国的战争狂人，另一个是执着地操练着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向联邦宪政迈进的实践者。可是，陈炯明做梦都不会想到，就在广东省的民选运动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那个决心以北伐战争推翻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却未能在战争中取得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权。当广东省的民选运动得到圆满完成的一年后，那个善于使用暴力革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率领着从外省征集的军队突然袭击广东。是否是陈炯明在政治上的幼稚，还是他在军事上的疏忽，在孙中山对广东省的军事袭击中，他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地被逐出了广州。

1922年6月得到全国各省军政首脑以及各界自由民主人士广泛支持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在广东省的实验，终于被孙中山率领从各地征集的军队，在对广东省的突袭中宣告结束。在暴力革命党──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和煽动下，孙中山的党权主义的统治政权，不再经由民主选举和自由的竞争而产生，终由孙中山本人以对自己的效忠和论功行赏的专制独裁的政治模式，在国民党中任命所谓的革命干部。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员。从真正的史实来分析论证，蒋介石的出现与登台，是对中国国民政治权利的极端的侮辱。他的出现奠基了现当代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国家主义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用最为黑暗的暴力革命的军事行为，完善了孙中山日夜梦想的“党治国家”的大一统之春秋伟业。80余年来中国国民就生活在这一灾难性的国家主义政权中而不能自拔。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赞赏1920年代初，以陈炯明先生为杰出代表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逐渐向联邦宪政迈进的这一历史的真实。摒弃和淘汰伪历史学家及其决定论者对这场自由民主宪政运动的污蔑。历史是以球形循环性的运动在不断地运行着。这个全国联省自治运动，向联邦宪政迈进的渐进式政治模式，是否会在80余后的今天，以更新、更好和更为牢固的政治基础，出现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

被称为“拥兵自重”的陈炯明在军事的对抗上，不一定会败于孙中山。但是，应该知道，一个反对用暴力革命统一全中国的军政将领，在实践联省自治向联邦宪政迈进的这一政治过程中，他决不会使用军事武装和他的对手进行军事抗衡。这也许说明了一点，即在暴力革命与反对暴力革命的军事对抗中，陈炯明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让广东省的民众在军事对抗的战争中死于非命，以及再度生活在兵戎相见的灾难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放下军事对抗的行为，而出走香港的原故。

孙中山对陈炯明恨之入骨。蒋介石更为恶毒，他誓言“要剜其心肝，挖其眼睛以祭总理之神灵”。蒋介石，一个全中国国民的公敌，他的这一誓言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残暴的大展示。

陈炯明先生不矢其志，为了他的政治蓝图──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体制──而劳碌奔波。就在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共两党的革命军，以暴力武装的军事行动扫荡着北方各省的军政政权时，他还以民主党团领袖的身分，北上与北方各省的军政首脑订立联邦共和的政治大同盟，企图以此来拯救中国国民脱离暴力革命的军事行动所涂炭的灾难性生活，并以联邦宪政的政治设想统一全中国。

1933年，为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劳碌奔波的实践者──陈炯明先生──在香港逝世。他的生活是清贫的，因为他为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他做到了“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以夺志”的英雄气概。作为一个政治目标的实践者，他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分丰厚的政治遗产──全国联省自治的联邦宪政的经验和辉煌。

今年，中国将举行县区级人民代表换届选举。作为当年北大人民代表竞选活动的参与者，我这里讲那一次活动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想来对关心中国基层选举的朋友们不无参考价值。

1980年，根据新的选举法，全国各地举行了县区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各地的选举并非同时进行，而是有先有后。

北京地区的选举日期被安排在后边。北京属下各区县的选举也不是同时进行，高校云集的海淀区又是北京地区被安排在后边的。

当时，各地都有不少人毛遂自荐，首开竞选之风。主要是高校里的大学生，也有工厂的工人。记得那年暑期我回成都探亲，就听朋友们讲起成都和重庆一些高校的学生竞选活动。其后不久，《中国青年报》正面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结果。湖南师院的竞选活动一度受到校方阻挠，有数千学生走上街头示威请愿，还有人赴京告状。

北京高校的选举虽然是从11月才开始的，但早在9月初，原来民主墙的一批民运人士就开始串联，准备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一显身手。在选前的串联和准备中，陈子明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京十几所高校，陈子明积极介入的就有八、九所。当时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他本人也出马竞选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人民代表并顺利当选。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则参加了她就读的北京商学院的竞选。在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中，不少参选者是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陈子明、王军涛、李盛平、房志远、姜渔和我；其中有的还是“4.5”运动的参加者。从“4.5”到民主墙到竞选可谓一脉相承。

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有三大特点。一是参选人数多。根据《开拓──北大学运文选》一书里的统计，北京13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名额有十几20个，出马角逐的学生多达78人（其中有六名女生）；竞选者们举行讲演会答辩会座谈会，贴大字报印传单印小册子。不少竞选者还组织了自己的竞选班子，竞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二是选民热情高，绝大多数学校的投票率都超过90%；大字报前，观者如堵；演讲厅内，人满为患。在食堂在宿舍，同学们都热烈地争论选举中的各种问题；有些同学还自发地建立了几家中立组织，发表新闻和评论，进行各种民意调查及统计，发挥了媒体的功能。三是竞选议题深入广泛，同学们都知道区区区代表的选举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他们对区人民代表的相关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对有关学生的具体利益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大家更希望借竞选的机会表达自己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大多数同学关心的热点始终是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自由民主。

由于参选人数太多，很多学校先进行了一次预选，得票多的获得正式候选人资格。13所高校中共有20个学生成为正式候选人，最后有八位学生正式当选。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当年的选举法，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才能当选，很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超过了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的半数，但是比起全体选民的人数的半数要少百十票，结果就没当选，留下了七、八个学生代表的名额空缺。应该说当年选举法的这条规定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在很多老牌民主国家，参加投票的选民有时还不到选民总数的一半，按照上面的规定，一个候选人哪怕得到了所有参加投票的选民的票数结果却仍然选不上，岂不荒唐？后来的选举法对这一条作了修正。后来的规定是，只要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超过全体选民的半数，选举就是有效的；候选人只要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就算当选。如果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可以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只要得票数不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就行。毫无疑问，修正后的规定更合理些。如果80年就实行这条规定，当选的学生起码会增加七、八个。但是，修改后的选举法去掉了候选人可以自己宣传自己这一条，这就为当局打压竞选活动留下可乘之机。固然，从法理上讲，法无明文禁止者即为允许，因此候选人照理说还是有权利自己宣传自己的。

80年北京高校竞选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北京市委曾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学生党员不得参加竞选。不过这个通知遭到强烈抵制，到头来仍有不少学生党员参加了竞选。竞选活动也触动了中共最高层，有的领导人批评我们搞自由化，向党夺权。好在当年的大气候还是比较开放的、宽松的，当局还不至于公开否定和压制，只是到后来对个别竞选的同学“穿小鞋”──例如我就有两年之久不给分配工作。但总的来说，80年的高校竞选活动是相当成功的。我们知道，当时的大学生是最特殊的一批大学生，他们是在经过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已经三、四十岁，几乎是两代人。他们的经历和背景也非常复杂多样。这次竞选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校园之外。也正是通过这次竞选，大学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基本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首发《人与人权》 2006年9月号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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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时所讨论的独裁制度其实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