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是苏州朋友黄恽七八年前送我的，那时他知道我对中国早期大学的史料有兴趣，所以送我过一些此类东西，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关于交大的同学纪念册以及一册《沪江大学一览》。这后一本，有一年我到上海访学，送给了复旦校史组的龚向群老师。手边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则一直留着。此书线装一册，蔡元培、罗家伦题签，书前有欧特曼教授大幅遗像一张。
欧特曼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写过《汉语通释》，给商务编过《袖珍中德字典》，他与同济的关系更是密切，做过早年同济中学的教务长。
“哀思录”是中国传统的纪念方式，比较有名的如孙中山去世后印刷的三大册“哀思录”，各方材料，收罗备至。在影像手段没有普及的时代，“哀思录”是比较恰当的纪念形式。当时也许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时间一久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最大好处是保存的资料较为可靠。大人物不愁有人出纪念册一类的东西，但一般普通人就只有靠家人和朋友印刷“哀思录”一类文本来保存记忆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特别是关于历史人物方面，这是很需要重视的一类史料。
在《欧特曼教授哀思录》中，当时和德国有些关系的学者都写了文章、题词和送了挽联，如蔡元培、罗家伦、张元济、邹鲁、叶恭绰等等，欧特曼的学生如魏以新、滕固等都写了非常动情的文章纪念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魏以新为老师写的传记，保存了很丰富的史料，其它同事、学生的文章也保存了很多关于欧特曼教授的材料线索。本书是1934年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的，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书册，所以不常见。
去年5月间，我在北大参加陈平原教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认识了叶隽，知道他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就想把这册书送他留念，但因为家中材料过于杂乱，一时没有找到，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叶兄见面，还再次提到此事。
可能是我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到过此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李乐曾先生一信，说他见我提到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我能复印一册寄他使用。他这一说，倒使我想起答应过叶兄的事，这才努力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当天就在电脑上给同济李先生回了一信：
李先生：
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答应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现在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就先送给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处使用。同时您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五月二十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
谢泳4.29
这本书本来就是朋友送我的，我不敢据为私有，虽然其间保存了我们的友谊，但能把一本与同济有关的史料，几十年后再送还同济，在我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中国老辈学人中，本来就有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只是后来这个传统为人忘记了。当年胡适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不曾见过面的周汝昌使用，那是何等胸襟。他多次说过，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
首发2006-8-11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