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穷人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中产阶级。不是人不想发财，而是怕当了富人挨批挨斗，并且殃及子孙。那时候把富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都看成是阶级敌人。虽然富人没有了，富人的子女还在，他们继承了富人“剥削”的罪名，替他们的父辈受过，不允许上大学、参军、入党，更谈不上出国，要找个对象结婚都难。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这几千万中产阶级的物质消费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标准。按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人口接近美国的五倍。照过去的速度，中国每十年人均GDP将翻番。所以十年后中国的总消费将达到美国的总消费水平。其中消费的主力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的崛起将对世界的资源需求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能源、矿产品、木材、粮食将因为需求的扩大而涨价。这已经为近几年石油涨价的事实所证明。

不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争夺世界的资源，还有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也会因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增加而大规模地使用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不可再生的资源价格将成倍地上升，迫使人均消耗减少，更多地用其他可再生的资源代替。这一过程将发生在未来的五十年中。

对这一迟早必将发生的事实，现有的发达国家大概不会很高兴。因为资源产品是他们消耗得最多，涨价显然对他们不利。但是基于人权的观念和市场法则，人人都有进入市场的同等机会。自己穷，怨不了别人。将来变富了，就有权进入世界市场平等地采购。现在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的政要都费尽心机地减贫，希望贫困的国家和百姓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摆脱贫困。可是他们有没有想清楚，穷国真正脱贫之后对他们自己的影响将是什么。

穷国变富，从资源的角度看，对发达国家不利。但是从全球政治看应该是大大地有利。现在的穷国国内纷争不断，政治多变，而且往往演化成为国际冲突。穷国变富，将彻底改变国际政治。战争和恐怖主义将退出舞台。所节省的军费就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字。何况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有全世界的和谐、社会的进步和每个人能够平安地享受人生。

为什么我眼里满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艾青

一、清白门事件：丘成桐与北大

2006年7月11日，世界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丘成桐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而网民门也在各大论坛纷纷发言大都是批评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同样此前丘成桐也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中国学术界的腐败，但没有如这次这般点名批评北大。

2006年7月31日，北京大学在沉默了将近20天的时候，北大的新闻发言人针对丘成桐的北大作假论公开发表声明，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它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并表示，自1998年起，北大加大了从海外引进人才的力度。8年来，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近40%.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是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机制的。任何人都需要经过申请、推荐、专家委员会评审以及经学校或国家批准等程序。……在海外引进的人才中有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之分，两者在校任职时间有所不同，待遇也有所不同，不存在虚领报酬的问题。“实践证明，北大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虽然经过了几次反复的回应，但始终没有消解人们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说”的质疑，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了，因为大家关心的并不是人才的质量问题，而是引进是否作家，特别是北大引进的一些所谓的人才、牛鼻学者被曝光，各大媒体相竟报道，史称“清白门”事件。

2006年8月3日，凤凰记者闾丘露薇专访丘成桐，丘成桐的矛头是指向北大数学系，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北大标榜的第一个引入的海外人才，长江学者，其实他在国外仍然有全职，而特聘教授的定义是需要全职在一家大学工作，他质疑的其实就是，北大的这些特聘教授里面，不少在国外有全职，全职的意思是需要九个月的时间在一家大学工作，那末一个人如果有两份全职，哪里有足够的时间？他说，引进人才当然是好事情，事实上海外的人才现在确实要比内地的人才出色，但是关键是要遵守规则，引进真正的，愿意把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国内的专家学者，而不是用这些人来装点一所学校。

2006年8月16日在舆论的压力下北大只好搬出教育部这个官方的代表来给“清白门事件”定性：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严格来讲，北大引进的人才是按照程序做的。从北京大学的报告来看，北京大学在聘教授的时候很慎重。根据北京大学反应的情况来看，他们感觉到可能丘成桐不是特别了解情况。教授有两种，一种叫讲座教授，一种叫特聘教授，特聘教授要求九个月，讲座教授要求时间相对短一点，三个月就可以。

同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为北大辩护，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回应“清白门”事件的学者，他说：“丘教授称北大引进的全职学者都是假的，或者担保大部分是假的，但没拿出任何证据。”他的观点得到众多海外学者的支持。众多海外学者一致表示，“不拿出具体事实而打击一大片的说法既不负责任又有欠厚道。”（8月19日《华西都市报》）。真的没有具体事实吗？一些媒体对北大引进的人才的曝光（有8位），北大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只是作出一些很武断的说明，那些人是怎么回事？而这些被曝光的当事人也没有任何一位出来为“清白门”事件作证！真相自在人心！

2006年8月26日，丘成桐再次接受记者专访声称北大已经删除了相关材料。提到北大近期的驳斥，丘成桐说：“北大的所谓驳斥，是指这句‘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我从来没讲过这句话。我是这样讲的：国内引进的全职的海外人才，在国外不应该也是全职的，不然就违反了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长江特聘教授，是每年必须要在当地工作9个月的，你在（北大）数学系里，就可以找到四五个这样的，但他们在国外也是全职教授。这是不合适的。”当被问及是否有充足证据时，丘成桐说：“你可以上互联网查一查，马上就可以找到，北京大学在发完声明后，已在自己网站上作了修改，有的东西甚至删除了。但教育部网站上还保留了这些材料，跟北大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北大作了修改。”同时丘成桐还批评了中国学术界的种种腐败，如有权势的学者打压年轻人，好青年回国不好发展。

二、希望：路在何方？

中国的学术腐败早已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只不过这次揭露的是丘成桐而皇帝变成了北大以及北大的特聘教授而已。何清涟女士说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只要有知识分子的存在，社会就有希望！而中国学术界的大批学者的腐败已经表明，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资格！

曾几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弃了海外的丰厚的待遇回到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时的知识分子不仅仅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更代表了这个社会的脊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那批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的影子，而这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荣耀至今还激荡在我们的心头！当茶叶蛋教授不在甘于清贫的时候一切都有了可能！教授们终于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只不过这一次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是以“笑剧”出现而已！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就像恩格斯1886年（距今天正好120周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说的那样，“‘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领域。……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衡量生活的标尺同样发生了180度的翻转，北岛说的相当精彩与精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金钱和权势的诱惑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没有挺起自己的脊梁，大批的学者卷入了学术腐败的案件与事件当中，这些人就是曾经被我们誉为：人才、导师、具有良心的人！他们从剽窃文章、文字开始到如今竟然与国家机构勾结共同剽窃国家、人民的财产！恩格斯在《终结》里这样批评德国的学术界：“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这和中国的学术界何其的相似，然而今天德国的学术早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而我们的手还在猥琐中伸向人民的口袋，当然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海外的中国人。同样这次永远也不能得到历史与民众的原谅，卑鄙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不仅仅是法律的缺少，因为相关的条文、法规早有规定，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伦理的缺席，儒家伦理的那种重义轻利的思想被改革开放后的一切向钱的发展思路所取代，实际上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全方位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短视就造成了国家与个人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金钱与权势，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民族与人民，以及自己的灵魂！没有任何束缚的他们比豺狼还要歹毒。一次又一次的席卷国家与人民的财产！而做这些事的竟然是被我们称之为人才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却是我们主动引进来的而寄予厚望的人才！谁知道却是豺狼！！

我们怎么可能希望他们来承担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希望的重担呢，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能够培养出优良的下一代呢？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盗贼，是一批豺狼！纵容他们、包庇他们、勾结他们的竟然是培育人才的高等学校！这是何等的荒唐！更加令人发笑的是他们还在一边又一边的狡辩！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良心，还能活多久？

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把成千的生物放在一起，剔除那些不怎么好的；笼子里就不怎么热闹了！中国的学术界因为这些不怎么好的生物热闹了很久，我想也应该到了剔除的时候了。

最近，上海使用新编历史教科书成了一大新闻。尽管有关报道提供的信息非常简单，但却有不少海外论者认为，这预示着中国教科书的改革，甚至还大胆断言“中国最繁荣城市的学校将马克思主义放进书柜”；更有人认为，上海的教育模式有可能推向全国，今后学校教育不再灌输马克思主义。

笔者手头并无这部新版历史教科书，但因为近两年在研究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故对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发行体制有所了解。这里简单介绍有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所谓“中国教科书体制改革”再作判断。

中国教育部1992年8月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从此教学计划改为以教科书为核心的课程计划。这一编写制度亦沿袭至今。高中教科书亦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编写。

这套课程计划共分两大环节：

（1）统一颁发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编写由国家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中小学各科一共有24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2）教科书的编写实行一纲多本。除少数地区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所谓“少数地区”，一是指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可以根据各自地区特点，按照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今年开始又有岳麓版教科书供选用。二是指经济落后地区，如河北省教委可以编写复式教学的课程教材。所谓“复式教学”，是因为中国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与教室，故此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编在一个班级，采用直接教学和布置、完成作业轮流交替的形式。

介绍这套制度，首先是想说明，上海本来就可以单独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这次新版历史教科书最多说明上海又修改了其教科书，不能说明它预示着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将作同样改动。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科书并非历史，而是《思想政治》。据参与过政治教科书编写的人介绍，教育部官员向他们传达：政治教科书的编写原则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

其次，上海中小学教科书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时也并不全是好事。比如当年江泽民在任时，上海语文教科书曾将江泽民“游黄山诗”入选，并将这首诗歌解说成艺术价值超越于许多诗家的旷世佳作，只能说这是阿谀之举。因为无论从诗的意境及品味来说，如非作者领袖身份，恐怕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教科书。

第三，据有限的文字介绍，上海新编辑的世界历史课省略了有关战争、中国历代王朝和共产党的革命史，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经济、科技、社会习俗和全球化，恐怕也未见得这种“编纂改革”是成功的。这种编纂原则倒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策略相同，即消解受众的政治意识，开放非政治层面的信息。

但从人类文化传承这点来看，这一编辑原则恐怕是舍本求末之举，因为历史兴衰，尤其是文明的兴衰，其主干就是政治的兴衰，经济、科技、社会习俗的变化往往受制于政治的变化。而教育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承载物，不仅是知识的授受过程，还包括文明的传递。我不相信这种残缺不全的历史教科书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在如此教育之下，学生们的历史知识将比以前更加残缺――原来的历史教育有如胶片的负面，而现在则是将历史图片的大背景全都删除或者更加模糊化，成为一堆历史的碎片。

在中国，教科书编写体制的改革，完全受制于政治因素。所有的教科书从编写、审查到发行，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由国家教委负责，每个环节都有国家力量介入，以保证“国家意志”在教科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所谓“国家意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志。在中国当局目前加强社会控制的大背景下，既不可能期望上海教科书改革能够闯出一条新路，并带动全国教科书体制改革，甚至也不可能期望全国教科书改编能够不再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这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进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
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恕道精神，但正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的主张相仿佛呵。“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如此笔墨，确实活画出鲁迅先生之本来面目也。

　　这是我看过第三部描写卢旺达种族清洗的电影，也是最好的一部。今年3月，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了全球首映。随后在6月的第九届上海电影节上，这部描写屠杀和信仰的电影，没有被任何一家中文媒体和娱记们提及。就像12年前那个春天，全世界把卢旺达忘得干干净净，舍不得一个完整的版面。或者是我们离卢旺达太远了，或者是离苦难太近。
　　
　　很多人知道一年前的那部《卢旺达饭店》，因为有奥斯卡的标签。一个叫保罗的黑人饭店经理，关起门来保护了1268名图西族难民。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是一部非洲版的《辛德勒名单》。人们通常对拯救的看法，是以被拯救的人数来衡量的。对人性的看法，则以反抗者的高度来衡量。几个月前我在纽约遇见一批文革研究者，一起讨论反思和忏悔。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先生说，连那些迫害者都还未受追究，要求受害者忏悔，甚至要求一个反抗者忏悔，是不是有些过了？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大致经历了两轮寻找。第一轮是寻找迫害者，一旦确定，剩下的就是受害者。第二轮是寻找反抗者，人们找到张志新，遇罗克，知识分子们找到了顾准，然后找到了林昭。
　　
　　就像在卢旺达大屠杀十周年后，全世界找到了保罗。寻找是寻找安全感，第一轮寻找使人们松一口气，幸存者在世俗责任面前被豁免了。第二轮寻找使人们松第二口气，原来世上并非“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有人做到了所有人都没做到的事，这使我们不至于落到一个地步，去承认人性的堕落。
　　
　　人道主义的光辉，从《辛德勒名单》到《卢旺达饭店》，使苦难的真实意义被遮蔽了。尽管辛德勒和保罗也曾如雷雨般震撼过我的心灵，但人道主义始终不能给人道主义一个确据：苦难与拯救，到底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人们甚至会想，是不是苦难还不够厉害？一些警察之所以喜欢刑讯逼供，就蛭侨滩蛔∮姓庵窒敕āＫ且簧拿蜗耄褪强吹秸胖拘鹿虻厍笕摹?SPAN lang=EN-US>
　　
　　直到《猎犬》，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卢旺达的另外一种拯救。英国牧师克里斯托比保罗失败多了，他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救出来。他只是选择了和2500名图西族人一起被屠杀。克里斯托在非洲大陆服事了30余年，当时他在一所英国技术学校作牧师，一部分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这里。1994年4月6日晚，几千难民涌入维和部队驻地。直到11日，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撤离和不干预决定，维和部队遗弃了这些人，把他们留给等候在铁丝网外、手执大刀的胡图族暴民。联合国的命令只带走欧洲移民，绿色贝雷帽们粗暴的把一个图西族的丈夫从他的白人妻子身边拉开，扔回注定将成为屠宰场的校园。
　　
　　这个细节中充满的罪，不亚于一场屠杀。种族主义，不但成为屠杀者的种族主义，也成为拯救者的种族主义。按一般标准，电影中那位年轻的牧师助理，和冒着生命危险来报道的BBC女记者，都足以被称为英雄。但他们对内心罪性的坦然承认，使这部电影超越了人道主义的滥觞。女记者说，去年她在前南斯拉夫采访，看见一个塞尔维亚女人的死，内心恐惧达到颠峰。但现在却很平静。牧师助理问，是不是因为麻木？女记者看着他，平静的说，因为在塞尔维亚，我知道我也可能像她一样被杀。但在这里，我看着妇女们的尸体，我知道她们只不过是非洲人。
　　
　　人所行出的公义，穿在身上还是污秽的衣服。十年后，那个全校跑得最快的女学生，来到伦敦找到她当年的老师，那位牧师助理。她问，你当时为什么离开我们？也许我们看这个问题有些苛刻，当年他冒着性命之攸，尽最大努力去保护那些图西族人。直到最后不能再做什么，随维和部队一起撤离。这个英雄已经当定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什么好指责的。但这位青年牧师露出忧伤和诚实的眼光，他只答了一句话，“我很怕死”。
　　
　　他的话没有指向他与图西族人的关系，而是指向他与死亡的关系。他的意思是，我是一生因为怕死而甘为奴仆的人。死亡是一头猎犬，我是被捆绑的奴隶。我选择离开，是因为我不自由。电影所描写的拯救，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克里斯托牧师得知另一座教堂的牧师被害，决定去那边主持圣餐。他的助手说，你可能会被杀死。牧师回答，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苦难的真正意义，是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恐惧不被征服，一切道德和善行就是死亡的人质。
　　
　　克里斯托牧师最后决定留下来，他对助手说，你常常问我上帝的爱在哪里？我一生当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感受到基督的爱，上帝就在这里，与他们一道受难。如果我现在离开他们，我就与十字架上的爱隔绝了。他的殉道，使这部电影很类似二战时德国神学家朋费霍尔的故事。他也曾是一位英国牧师，也如克里斯托一样，在临死前作了最后一次布道。朋费霍尔的书《作门徒的代价》和《狱中书简》，在中国也有巨大影响。一位英国主教对他有一段著名的评价，只要将其中的“德国”改为“卢旺达”，可以完全用在克里斯托的身上：
　　
　　“在卢旺达发生的事情，是不能以人间标准来衡量的。他们感到上帝牺牲了他最忠心最勇敢的儿子，去赎回一个残暴政权的罪恶，从而亲自干预了这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可怕的斗争”。
　　
　　《猎犬》描写的这个世界，带着一种指望，服在虚空之下。苦难如此彻底，使人不敢对妄想人的自我拯救。但彻底的苦难却孕育出一种真正的指望。和救了1268人的保罗相比，克里斯托牧师是一位失败的拯救者吗？我们追不上公义，公义能不能追上我们？

在澳洲，人人有讲话的权利。碰上与权力机构打交道，你讲得有理无理，都有人听，无理，他们将作解释，如果有理，他们也听，假如涉及到结论性的问题，他们会改变结论收回成命，不管他是哪一级机关，哪一级官吏。这一点，我是从生活小事上体会到的。

那是一九九二年春，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带女儿和她的两个英文班同学开车去ST. Kilda海边 B，B，Q.那时候，我刚拿到驾驶证，第一次自己开车出“远”门，心情紧张又缺乏经验，以为车要开很久，大清早就出发，到海边才十点，冷清清的几乎没人。停好车，买好泊车票，提着大兜小筐烧烤去了。玩到下午三点，四个人心满意足往回走，发现车窗上贴了一张二十五元的罚款单。

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其余的车都把买的泊车票展示在前窗内，查票的隔着玻璃就可看见，我真笨，想不出该咋办，把票揣在裤兜里走了。拿着罚款单，我说我要解释，不是没买票，只是不懂票该放在哪里。女儿的一位同学说，不行，人家可以认为你是地上拣的。另一个同学说，罚款单已经开了，他们不会改。女儿大眼晴瞪着我不知怎么办好。

我倒要试试澳洲听不听人讲话，是不是也会“为了国家利益”强词夺理。回家后，我用幼儿园孩子的英语作文水平，写信给路政局。我说我是P 牌刚买车，那天清晨我把车停在海边，买了停车票放在口袋里，离开了。买票的时候除了我的女儿，还有她两个同学在场。我写下了她俩的姓名、住址、电话，还附进了那张并非拣来的票。信的最后我说，希望你们考虑实情取消罚款，我将十分感谢.

不到十天，收到路政局通知，取消罚款，还说什么如有不服，请联系何处何处等。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后。

那时，我辞了全厂最好的一个工──有人说只差一把椅子了，打算开始写书。本想不领失业金，自己投点资“坐收渔利”，就既不耽心生活来源，又有时间静下来做我的事。九个月后，我的计划失败，只得去领失业金。

十一个月后，我嫁了人，就是现在的老公伊恩。他的工资水平使我失去领失业金的资格，娶我就意味着他要养我和我的女儿。我写信通知福利部，某月某日我结婚了，丈夫的工资是多少多少并附上伊恩的工资单。

失业金通常是两周发一次，直接进入本人账户。圣诞节长假，他们把四周的钱提前一起发了。我是圣诞前几天结的婚，结婚后的失业金，他们应该从我的账上扣回去。

很快，我发现福利部多扣了我近三百块钱，结婚前的，他们也扣回去了。那，我就不服气了！

我告诉伊恩福利部多扣钱的事，老公说，算了，何必找麻烦，就两三百块而已。不行，我要打电话投诉.

当时我和老公刚买了个生意，我是新手，一切从零学起，整日手忙脚乱，打电话一定要另一个人也在店里，否则，顾客来了无法兼顾。老公虽然不支持我，但我犟着要向福利部讨个说法，打电话时他留下接待客人。都知道，打政府机关电话是需要耐心的，一长串的号码你得听清作出正确的选择，摁了你要的号码后听一段长音乐，才有人同你说话。打了许多次，生了不少气，还是没结果，我打到了Box Hill 总部，讲了事情的经过，讲了我的理由。她叫我等。

我已无耐心再等。口头英文我勉强能应付，一直害怕写，一写，我的英文就露马脚了，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写信，只有写信才把问题说得清楚。

我说，你们多扣回去两三百块钱不是小数，但我争的不是钱而是理。诚实地讲，结婚前，有人劝我，何必办正式手续，同居就行了，也不要通知他们，这么大的岁数，谁知道你已经不是单身，继续拿钱不是很好吗？事实上，如果我不正式结婚，过十三天满五十五岁，那就直接拿单身女人补助金到老死，不必再每两周填一次表那么麻烦了。但我不愿意这样，我要做个诚实人。

信里，我打了个比方，假如那天，我不是结了婚而是找到个工作，难道你们要把我找到工作前的失业金也扣回去吗？我和伊恩结了婚，难道你们认为结婚以前，他也有责任抚养我和我的女儿？

我寄上了结婚证的复印件，上面的日期同我第一次写信告诉他们的完全一致。最后我说，你们这样对我是错误的，实际是在奖励欺骗，惩罚诚实，应该把多扣的钱退还我。

很快，那些多扣的钱又回到了我的账上。来信的后面也说，如有不服，请联系何处何处等。

后来，又遇上数起此类小事，包括我女儿。我认为如果他们弄错了，或者即使他们没有弄错，但你事出有因，都应当把理由讲出来，通常他们都听，只要理能服人，你的伸诉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女儿一次一百元车票罚款就是这样，看来她是罚定了，很沮丧，但她真的买了三次concession卡都没买到，我鼓励她写信据实陈诉，后来也得免罚.当然，因为某些原因，有理也可能碰钉子，那么 “如有不服，请联系何处何处”就起作用了。就是说，如果你的确有理而且经得起调查，你可以再往上告。不过有时候，太费事费心，想得个清静就放弃了，这也未尝不可，只要是自己的决定。

关键是，澳洲是个讲理的国家，出了事，有理由最好说出来，不说，没人知道，你受了委屈难过，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对的哩。

 

我有个恶习，不按时看报。周二才读上周四的，一个迟知道五天的消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也使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辛宪锡老师病故！

我欠他！我说的一句话，还没兑现，他怎么就走了？

他怎么走了，才大我三岁！

半夜醒来，辗转反侧，必须写出此文寄托哀思，稍能心安。

记得是两千零一年的五月，我浏览大洋报，一个标题“世纪回顾”（大约如此已无准确记忆）引起我的注意，细读全文，我喜欢他清丽平实的文风和里面包含的思想。除了作者的名字辛宪锡和住在悉尼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当时，我“自由神的眼泪”一书已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一年，澳洲无人知晓，根据合同早已寄来的六百本自销书，使我明白了六百本有多么的多，这才开始着急，花六十元登广告，只卖出了一本。我想请人写篇评论，或许能减轻一点我对占地甚广的十五大箱书的忧虑.奇怪，那时我在报上读过不少人的文章，但我只想起了辛宪锡.

几经周折，找到了悉尼的黄雍廉先生，他给了我辛老师的电话。

电话的交谈很简单，我说我叫齐家贞，写了一本书，想寄给他看看。他马上说好，并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他不认识我，我只知道他的一篇文章。

寄书的同时，我在信里写了几句话，希望他写文章推荐此书。

书寄出信寄走，我好像忘记了这件事。

三周后的一个晚上，出乎意料，辛老师来电话。话不多，他说，你的书我看完了，写得很好，我很感动。过几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只有第一次生孩子的女人才能体会，听到别人夸奖你孩子时的无与伦比的喜悦。

一周后，辛老师来电告诉我，悉尼作家协会决定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开一个齐家贞作品讨论会。这次，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了。可你猜，齐家贞回答了什么？她说，喔，谢谢你。可我有个加油站生意走不了，请你们自己开吧。

对这个榆木脑袋的齐家贞，辛老师应该有点吃惊，但是他讲话的声调一点不受干扰仍然很平和，也没帮这个榆木脑袋提出点建议和要求。

两天后，我才想起，人家开我的作品讨论会，自己能出席却不出席，有这样的事吗？想想不妥，这才安排周六下午去悉尼，周一清晨回墨尔本，女儿作陪。

周六晚，六十出头的辛老师到旅馆看我。他家在哪我不知道，反正不是自己开车，是坐火车来的，从他家到车站走多远，下火车后经过多少折腾才找到旅馆，我无从知道，辛老师完全不提。电话上，我就感觉这是个说得少做得多很踏实的人。面前的辛老师个子不高，五官端正，一介有知识有教养的书生。至于知识教养书生到什么程度，他不作自我介绍，我也不便多问。

本以为辛老师会讲讲他筹备这个讨论会的经过以及具体如何安排，或者打听一下我的情况，完全没有，十分平淡的闲聊。只是对我身边的女儿，他问了几句大学读书的情况.辛老师说，我住的地方太小，不然你们就不必住旅馆了。十分钟不到，他就起身告辞了。

会议在作家村夫的又一村餐馆里举行，看见墙上贴着“齐家贞教授作品讨论会”的大字，我高呼，我不是教授，我是个高中生，这才把教授二字取了下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二、三十位来宾中有好些个教授，辛老师也是，还是中国散文协会的副会长.怪不得他的文章有一种看似普通实则不凡的功力。

辛老师把来宾一个一个介绍给我，我这个只知道在加油站和便利店里跑上跑下，不大认识人的家伙，除了少数几个，其余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的名字我一个都没记住，真的很抱歉，在此，借机向他们表示一个迟到的感谢.

为了召开这个会，之前，辛老师让我再寄两本书去悉尼，加上他原来的，一共三本书在部分作家手中轮流阅读，以准备讨论会的发言。整个计划和组织工作主要是辛老师在负责，还有黄雍廉先生的支持，讨论会的第二天，新闻稿就发给了五家报社。

辛老师后来说，早知道你的书卖得那么困难，应该提醒你带十来本到悉尼卖就好了。

组织这样一个讨论会不简单，场地的租借、人员的联络、会场的布置、发言人的安排等等，辛老师为此费了多少心血多少时间，他不讲我也可以想象。为了什么？为的是一个素昧平生默默无闻的女子，她写了一本无人知晓的书，书里面有一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动！

后来，我有事相托，曾去过两次电话，辛老师都尽力帮助。

我内心对辛老师感激不尽.他最先吸引我的是他的文字，而令我持久地敬重他的是他谦虚朴实善良正直的品格。

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相反，我快言快语，感情外露。为什么我就没把对辛老师的感激和敬重表达出来呢？现在想起来，我受了辛老师的感染，先做后说甚至做了也不说.

我曾经告诉辛老师，写好第二本书“红狗”，我会寄给他，请他提意见。去年上半年该书初步定稿，我没忘记辛老师，给他打了电话。接线员说号码不对，试了几次，还是不对，不知道是我抄写时弄错了，还是辛老师来信告诉他搬了新家，写号码时有笔误.我没再设法找辛老师，因为我对“红狗”不大满意，想抽时间修改好了再说.到时候，不会找不到辛老师。

我一直以为我们还有时间（甚至以为有的是时间）在悉尼或者在墨尔本聚会，同辛太太还有我的丈夫，四个人一起去饮茶，一起去什么地方游览.我要当面告诉辛老师我对他有多么感激，我要当面告诉辛老师我对他的为人有多么敬仰。我要把已经出版的“红狗”亲自交到辛老师手上。我要给辛老师一个惊喜！

想不到，时至今日，这本书还没时间去弄满意，更别提什么出版了。而我，已经无论如何找不到辛老师了。

辛老师的汉语拼音名字，三个X字母打头，三个X，代表三个未知数，人从那里来，人为什么活着，人到哪里去。辛老师，你才大我三岁──但在我心里，我当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长辈──为什么就走了，你去了哪里？

我齐家贞又不是不清楚，不一定今天之后肯定还有个明天，别说年纪不轻了，就是年轻人，谁又能打包票。

我后悔得要命，对师长的感激都闷在肚子里，几年了都不表示，写封信出在你手上有什么难，过年过节也不去个电话问候一下，总在心里想，今后有机会今后有机会。

我后悔得要命，那次电话号码不对，就该找悉尼朋友打听，起码要让辛老师知道你没有忘记他，起码要让辛老师分享你的哪怕是不成熟的“红狗”，起码在他生病的时候你有机会问声好，甚至去悉尼看望他。

现在，辛老师走了，走的太出乎意料。我失去了一位恩师，一位好友，我在辛老师面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我的心里好难过，好难过……

 

温家宝振振有辞地告诉外国记者，中国不具备在更高层次上搞选举，因为条件不成熟，所谓更高层次，就是村一级以上，村可以直选村长（不过选出来的村委会要接受村党支部领导），但直选乡镇长绝对不允许，不久前，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出面公开表明，直选乡镇长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千万不能搞。

当然，这已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流行这样一套说法，我们不是不搞民主，只是现在不搞民主而已。长期研究爱因斯坦、科学史和民主问题的许良英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驳民主缓行论》，登在当时舆论比较大胆的《蛇口通讯报》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按官方的数据，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村一级以上搞选举的条件依然未成熟。什么时候成熟？那只有天晓得。

这里，我不想讨论直选乡镇长、县长、市长……的条件到底成熟了没有、怎样才算成熟，我想指出的是，民主并不是选举的代名词，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而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选举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民主意味着对各种政府权力的制衡，民主意味着对普通公民权利的保障，民主意味着不言而喻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民主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它是与古代君主制、与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独裁变种相对立的一种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即使内心深处有多么痛恨民主的人也不会轻易在口头上否定民主，说“民主就是社会主义”也好，说现在搞更高层次的选举条件不成熟也好，都承认民主是不能回避的。

既然官方不能公开、直接、有力地告诉全体国民-我们拒绝民主，我们不需要民主，而只能扭扭捏捏，用一种底气不足的理由尴尬地拖延时日，那就是不愿意公开地站到民主的对面去，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扮演民主的敌人。这个时候，某种经过学术包装、打着反美旗号出现的反民主言论便是对官方这种尴尬处境最有力的拯救，崔之元、胡鞍钢……还有他们从外面请来的搞政治学研究的一些研究员、教授（比如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头上都有学者的光环，他们曾留学美国，号称对美国有很深的了解，他们告诉中国人不要迷信民主，不要迷信美国，因为民主是有缺陷的，因为美国是有毛病，他们可以轻松地列举出当代背景下民主的困境、民主的不完美甚至是民主的污点，他们可以连篇累牍地挑出美国的问题，美国民主的漏洞来，他们可以雄辩地告诉你民主不是最好的选择，要放弃对“市场”和“民主”的迷信，“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的表述总是那么学术化，新名词一套一套的，中文之间夹着洋文，甲、乙、丙、丁，头头是道，很能唬人。同时，他们的“学位地位”，所居的优势位置（在清华大学等机构掌握学术资源），对部分年轻人也很有震慑力和诱惑力。在他们不遗余力的倡导下，当然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整个舆论导向长期的影响，反对美国价值、反对民主化的“民主恐惧论”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在大学校园里和某些精英当中颇为流行。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这些学者的把戏固然可以欺骗、煽惑部分年轻人，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这种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扭曲论调所折服。今年春天，朱云汉在清华大学做报告，胡鞍刚、崔之元坐阵，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评论人，朱的题目是《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以学术语言大大地发泄了一通对民主、市场和全球化的不满，尤其是对美国的不满。不过，从学生的提问看来，年轻一代并没有那么好糊弄，有学生不仅提出了“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且表示了对因噎废食的深深担忧，可见并不认同他们的一番高论。另有学生质疑，民主一定带来乱世吗？朱云汉的回答显然有点力不从心，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回答听起来那么混乱、模糊。在民主充足乃至民主过剩、公民权利早已得到切实保障的国家，多谈民主的坏处，也许没有什么坏处，可能使他们已拥有的民主变得更完善。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制造一套民主恐惧论，散布什么民主衰退论，号召人们破除“民主迷信”，这就有点不着边际了。

民主本来就只是“最不坏”，而不是“最完美”，不过，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它更好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和智力游戏，而是人类实践所证明的，只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在专制之下奢言什么尊严、幸福，无疑都是水月镜花。中国今天的问题简而言之，根本不是民主过剩，而是民主匮乏、民主饥饿、民主缺席，不要说我们连选举乡镇长的权利都没有，就是公开、合法地批评一个乡镇政府的权利恐怕也没有，我们的基本人权毫无保障，包括警察在内国家机器上的任何一个齿轮都可以碾碎我们的尊严，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法律不足以保护我们，建在地上的各级国家机构不属于我们，通常是作为我们的对立物出现的，随时都可能冲撞我们正常的生活。多少年来，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拖欠工资、环境污染、企业改制、工人下岗等问题上，我们有多少权利被践踏，多少利益被侵害，我们求告无门，我们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所有的救济通道都是不畅通的，从信访到司法，一样充满了腐败、不公，执法不公、知法犯法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偶然性。民主诚然不是万能灵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给我们在地上造一个天国，民主不是乌托邦，民主是有缺点的，民主会犯错误，民主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但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有纠正缺点、纠正错误的机会，民主可以给我们新的不同的选择，而不是一辈子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民主的好处就是它能提供改变错误的可能性。相比起民主的缺点，毫无疑问，民主拥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一个民主还没有降临的民族而言，以学术的名义，一本正经地讨论什么民主恐惧、民主迷信，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错误，民主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但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有纠正缺点、纠正错误的机会，民主可以给我们新的不同的选择，而不是一辈子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民主的好处就是它能提供改变错误的可能性。相比起民主的缺点，毫无疑问，民主拥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一个民主还没有降临的民族而言，以学术的名义，一本正经地讨论什么民主恐惧、民主迷信，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首发民主中国

问候邝飙先生（孤寒斋主），兼顾向一网风行、针砭时弊的著名漫画家郝仁（代理村长）致敬！

说中国的漫画，不如先说中国的相声、小品，这两个曲艺节目都是以讽刺起家的，相声早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有了，可到了现在的”新社会”就变样了，相声开始歌颂为主了，所以也就不景气了。小品也是这样，改革开放时期牛气一阵，可改革开放快30年了，小品萎靡不振了，因为它讽刺的对象太多了，也太强大了，不允许它讽刺了，所以就”闭嘴吧，你们这些艺术家”.现在，相声家闭嘴了，小品家改行发财去了，轮着漫画家停笔了。记者、作家们都可以闭嘴，改行，你漫画家有什么好特殊的呢？这里是中国，有中国特有的国情。

9月13日，我从网络上看到广州羊城晚报下属的《新快报》，11日这天在A15新漫画版刊登的一幅大胆描绘胡锦涛的漫画，漫画是身穿西装的胡锦涛坐在书桌前，泪流满面，脸上和衣衫领子上都有大滴的眼泪，右手持笔回信，左手拿手帕随时擦泪。该漫画并且配有文章，图文作者皆为”孤寒斋主”.该文章以”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为题，评论胡锦涛在9月10日教师节之际回信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孟二冬的女儿孟菲。孟二冬今年48岁英年早逝，他一年之中经受了三次大手术的折磨，仍顽强地与癌症作斗争。胡锦涛在信中说，”我是含着热泪读完你（孟菲）这封来信的。” “孤寒斋主”专为漫画配上短文指出，胡锦涛的热泪是为孟二冬的奉献精神而流，”总书记那感人肺腑的信不仅是写给孟教授女儿的，也是写给全国教师的。这是总书记对孟老师全家的关心，更是对全国教师的关怀。”我看到漫画和短文，丝毫没有发现这漫画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又配合了当前的”八荣八耻”荣辱观教育，基本应该归于歌功颂德型的，不过形式比死板僵化的《人民日报》要好，又属于好玩型的，是用不着指责的。

但到了9月15日，我从网络上了解到，这幅漫画的作者已经被所属报纸采取所谓”保护性措施”，给予停止工作一个月。这个决定或许是羊城晚报的负责人在漫画刊出后考虑各种因素而做出的，但仅仅是封笔一个月，应该是不严重的。而笔者本人却是因为揭露萧山政府”7.29″强拆在建基督教堂发生冲突、致教徒受伤而被拘留7日并无期限停止在中国海洋报社的记者工作。由此可见邝飙先生确实得到了报社的保护和照顾，这说明在南国，自由环境还是比北国多一些。

9月15日，国际互联网公开了”孤寒斋主”的一些情况，该斋主本名邝飙，现年40岁，长期从事漫画、连环画创作，现供职《新快报》要闻部，主要作品有《鸡讲人话系列》、《办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间系列》（单幅）、肖像漫画等。

事实上，这幅漫画还相当有有政治意义的。当广州《新快报》11日出现这幅漫画后，内地并没见有报刊和网络大量转载，而是引起了国际新闻界同行的关注，他们认为今日的中国出现一张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漫画像，这是中国媒体二十多年来再现中央领导人漫画，引起各方关注，至少有进步。而在西方或者港台，报章经常有描述布什、曾荫权、陈水扁等领导人的漫画，如中国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经常转载外国报刊发表的有关美国领导人的漫画，多是丑化，倒没有见美国领导人天天到新华社或者中国政府门口抗议。老外对中国漫画家漫画国家主席感兴趣，大概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一直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接近，他们认为中国严禁报章将中央领导人作为漫画对象，以免影响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实际上中国就是这样，报刊上是不能出现对领导人讽刺的漫画，但此次则证明，对领导人歌颂的漫画也在禁止之列。法新社的报道称，中国媒体，包括摄影记者甚至漫画家，他们作品中的中国领导人都应该是积极自信、面带笑容、充满爱心，几乎从来看不到领导人哭泣的形像，哪怕是在革命元老的追悼会上。

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当年美国人到苏联，说我们美国比你们苏联民主制度优越，我们可以天天在白宫前面骂总统，你们就不能在克宫门口骂你们的总书记。没想到，苏联人这样回答，我们也可以骂，我们可以天天在克宫门口骂美国总统。

按讲说，邝飙先生的漫画一点也不出格，其上级这样做未必让中南海满意，再说胡主席也是经常上网的人，应该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说，文章和漫画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某些人是宣传领域的惊弓之鸟，遇到事情往往是先”自宫”，他们的思维或许停留着奴才阶段：漫画虽然是有意美化胡锦涛，但按照奴才的视觉，恐怕此漫画有损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些报纸的领导让漫画家停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9月15日，北京的”老兔崽子”（秦全耀、秦全跃）给我发短信，他让我上他的新浪”老兔崽子”博客，原来他也开始开博了，我看到这么几句：吃得草多，拉的屎少。这分明是指国内那些所谓的相声家、小品家、漫画家不务正业，拿不出好的作品，却天天尸位素餐，工资奖金一大把。而对于邝飙先生、郝仁先生来说，他们大胆画了他们应该画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按照北京”老兔崽子”的评价标准，中国的漫画家、杂文家好人多，几乎没有心肠恶毒的。这也说明中国漫画、相声、小品，甚至杂文，一旦有了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将一定能够风行全国，深受广大民众欢迎。而某些限制漫画、相声、小品和杂文评论的新闻主管机构的存在，则是说明他们深受广大民众不欢迎。

漫画自由也属于新闻自由，就应该以漫画时政人物为主。为此，再次向首位在报纸上漫画胡锦涛的漫画家邝飙问候并致敬，他真正知道何为荣，真正耻，而有些宣传领域的领导却往往是荣耻颠倒，整天当混事虫，正事不干，坏事抢着干，太给胡锦涛丢人了。

首发新世纪新闻网

【2006年9月16日狱委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今日开始审理程翔上诉案，中心引述律师说，法院不会开公开审理程翔上诉案，亦可以不开庭，而是根据上诉提供的材料判决，随时可以有判决结果。 中心透露，程翔律师提交的上诉重点，是反驳国安部，将中华欧亚基金会，定为间谍组织，因为，程翔被捕后，上海社科院仍有邀请欧亚基金会主要成员，访问上海．而上海社科员一名研究员亦有向基金会供稿，但无被拘捕．程翔较早前因间谍罪，判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