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些学者有关民主迷信、选举迷信的观点,本人颇有点不同看法,愿意在此道来。首先我想问,国人有民主迷信吗?我以为没有。正像国人没有科学迷信,也没有跑步迷信,而这两样东西却是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实行的东西一样,提倡民主甚至民主“迷信”,在今天的中国大有意义。
[1]阳敏:《民主和自由象阿司匹林—-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专访》,见《中国政治学》网,200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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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些学者有关民主迷信、选举迷信的观点,本人颇有点不同看法,愿意在此道来。首先我想问,国人有民主迷信吗?我以为没有。正像国人没有科学迷信,也没有跑步迷信,而这两样东西却是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实行的东西一样,提倡民主甚至民主“迷信”,在今天的中国大有意义。
[1]阳敏:《民主和自由象阿司匹林—-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专访》,见《中国政治学》网,2004年7月23日。
在中国历史上,记者曾经口无遮拦,损人骂街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存在那种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还是很弱势
富士康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翁宝、王佑的报道,将二人告上法庭,二位记者也成了全国舆论注目的焦点。不过说起来,二位记者做的事,实在不如早年的记者“牛”。
民国时期,记者口没遮栏,想说就说,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人家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当时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一线的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
这样做,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当年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的黄远生避祸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另一位邵飘萍,曾在北京六国饭店躲了很久,一露头,就被捉了起来丢了性命。
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吃喝嫖赌,巧取豪夺,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他们都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全国通缉,或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拾本行。此人是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林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被骂的是个粗武夫,没事。
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这回骂的是政客。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在潘的告状下,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书名:《明亡清兴六十年》作者:阎崇年 版本:中华书局2006年8月 定价:29.00元
阎崇年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的面市,竟也让我忍不住埋首阅读,以我先前的知识经验,明亡的原因不甚复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先生的话说得似乎很明白,很长一段时间,我奉之为相对的真理,但读了阎先生的著作,发现他的学术的切口与黄先生大有不同,阎先生截取的时段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整整六十年的历史,这六十年可谓国家动荡、风雨飘摇。所以,这六十年大有文章在。
作者还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作为本书的线头,他就是袁崇焕。黑格尔曾经说过,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作为两次出现,一次作为悲剧出现,一次作为喜剧出现。袁崇焕,这个悲剧人物应该说是悲惨到了极点,今天,我们重新温读历史,也只是把袁这个悲剧当作一个小小的历史事件来叙述,而在作者眼中,袁崇焕的命运就是折射明亡清兴的一面镜子。其实,对于袁本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后人的纪念、缅怀都有一些戏剧化的意味了。
在书中,还有一些占了一定篇幅的人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时间很短,但却举足轻重,比如,万历皇帝,在位几十年,“占着茅坑不拉屎”,只图自己的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比如:努尔哈赤,有勇有谋,刚出道就露出了锋机,的确不可小觑;当然还有郑和,不去论当时他下西洋的动机与目的,他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历史事件离不开主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作用的发挥,往往离不开典型的历史环境。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将领的酒醉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所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胡适又说,历史是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似乎是悖论,但很多人相信了这个悖论。
我看得出,阎先生在讲述“明亡清兴”的六十年的历史,他追求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但,我们不可能亲历明清时代,如何科学研究呢?也无非是科学运用历史材料问题而已,尽量使史诗接近真相。然而,长期以来,文史结合紧密,史难以脱离文学,文学也常空想历史,因此,对于历史的真相,也只能尽量接近事实本身,不可能还原。
当然,我也会拿这本书与易先生的《品三国》相比较。我觉得易先生是用现代的眼光解构“三国”;而阎先生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两者各有所长。易先生的话题是轻松的、幽默的,阎先生呢,多了份历史的厚重感,却缺少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当下”意识和情怀。作为读者,我尊重他这种对历史研究的认真和执着。
《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作者:赵柏田 版本:中华书局2006年8月 定价:28.00元
阅读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我时常想起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即柯平的《阴阳脸》———后更名《都是性灵食色》。这恐怕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此类著作之最好的两本。它们都是关于江南的书———那个美人如玉、才气干云的江南;那个政治与经济最先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同时却是古典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的最后文化堡垒的江南。它们呈现出这种貌似冲突的知识与气质,就像讲述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
比较起来,由于柯著所重点书写的人物集中于明清时期,相应的笔法偏向古典;而赵著意在发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因此沾染上几丝现代性的感伤气质,其笔法类似轻体诗的质朴,还有流畅,予人以小桥流水的快感。赵著的论调夹杂于中西之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赵柏田经常采用一些西方的思想仪器来绘制这些南方知识分子的面容。
如论陈布雷:“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脑部是位于身体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从隐喻的角度说,袭击身体腹部的腹泻(包括痢疾)不显示任何精神性,它就是一种身体病,而脑病则是一种灵魂病。陈的病厄从腹部向脑部的蔓伸,清楚地显示出从身体到灵魂的病理症候。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气候、心情、冗长繁琐的公务和权力的争夺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在间隙性的发作中引发一轮轮身心的痛苦。他患的是心理疾病,腹、胸、脑等处的疾病不过是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战斗一直发生在他的身体内部。”如果将这段话放进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估计没有多少人可以分辨出真伪。
对西方方法论的引进,并以此冷然解剖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躯体,然后写下一份入木三分的病历———很可能,作者必须这样做,修行中西合璧的炼金术,不然就不足以展示陈布雷心灵的焦灼———这是赵著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区别于柯著最鲜明的标志。
我不欲在这两本书之间分出个高下。相反,我更愿看到它们的相通与承接的思想之点与线。譬如柯平写柳亚子的牢骚,写他的死亡,灵柩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记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这个结论可以适用于赵柏田笔下的很多人。而赵柏田写陈布雷的剪辫:“如果像《阿Q正传》所讥讽的那样,把剪辫看成是革命与进步与否的标志,那么他的确可以算是革命与进步的。可他还是留了一手,暗底下准备了一根假辫,像假洋鬼子一样,以备回乡时戴上。在他看来,革命家要做,孝子也是要做的。一根假辫,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与伦理的内涵,即政治上的激进与伦理上的保守态度,尖锐的冲突经由一根剪辫,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不正是柯平所绘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阴阳脸”?
身体与文化政治的永恒矛盾,将这两本书、两位作家的灵魂、两个江南(古典与现代)的命运紧紧串联在一起。
柯平与赵柏田都是浙江宁波人,而《历史碎影》摹写的人物,除沈从文以外,亦皆是宁波出产。这样的机缘巧合大大改变了我对这座最适合玩物丧志的江南小城的看法。原先我以为,在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星光消逝之后,宁波的文脉多半为余秋雨、陈逸飞这一类更接近于商业精英的知识分子所垄断,不曾想,还有“一个坚硬的、气象慷慨的同时也是更具物质性和现代性的江南”。因赵柏田的娓娓叙述,我有幸窥见这日渐隐秘的一面。如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宁波余姚人蒋梦麟回忆:“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元培)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坠。”———真心希望这种薪火能够永不间断地传递下去,而宁波(江南、中国……)的文化精神能像它的方言一样硬气,哽住黑夜的咽喉,让自由之风吹进黎明。
国外如何阅读村上春树
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涉及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3月下旬,15个国家和地区的村上作品的译者和评论家汇聚东京,以“围绕春树的冒险”为题,就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翻译,发表了各自的感受和见解。笔者也在被邀之列,但因日程之故未能赴会。近日接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远近》月刊8、9月合刊号,得以进一步了解研讨会的情况。其中,关于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已被译为30余种语言,涉及36个国家和地区———的原因,其发言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在此简单概括一下。
美国人RolandKelts认为村上作为最前沿的国际性小说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打动年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二是冷峻(Cool)的知性,例如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能够把“现代都市的轻度倦怠以及消费主义”
同“可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同时认为,村上作品行进于当今世界动向的最前线,“意在通过文学将二元论式思惟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
俄罗斯人Ivan SergeevichLogatchov也指出:“村上春树经常触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认同问题或者疏离社会造成的孤独问题,对时下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切近和要紧的。”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村上笔下同周围保持距离、冷峻而独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自己的心灵共振。”他还指出,村上的文学世界充满以美国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所谓“大众文化”
(PopCulture),情节扑朔迷离,富有虚幻和后现代色彩,而“这种近乎真正的侦探小说的可读性和仿佛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创作风格,想必也是村上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韩国的金春美则主要着眼于村上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审视、批判姿态,认为“春树的文学虽然以对于消费文化的批判为基础,但其批判不表现为充满痛苦的呐喊,始终冷静如一。他的文学并不背对现实,而致力于探索当下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这点连同其失落感,大约对韩国的年轻人是一个启示。”她还指出,“村上春树真诚逼视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行为,唤起了韩国人深切的共鸣”。她认为同历史与道德这一人类普通课题发生“同时代性”共振的村上文学,日后将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其他的评论还有,德国人UweK.Hohmann说:“春树引诱你进入,而拒绝你出去”;挪威人IkaKaminka说,自己翻译当中,看到了由人微不足道的举动和感情构成的世界细腻的侧面;波兰人AnnaZielinskaElliott则说:“村上春树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看法”;捷克人TomasJukovic说,村上尽管是极富现代感的作家,而作品却让人感觉出“酷似古代神话的特质”;马来西亚的叶惠说,读者读了村上的书,“即使孤独时大概也能找到自身的活法”。
以上言说,各具特色,看了很受启发,视野为之开阔。
但我很快生出一个疑问:与会的20人之中,为什么无人提及村上的文体或文字魅力呢?
事实上,村上本人最看重的就是语言或文体,他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所以文体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
众所周知,在诸多吸引中国读者的要素中———即村上作品在中国走红的原因,村上的文体、文字的魅力应是第一位的。那么,为什么单单中国读者对此情有独钟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基因所使然。历史上,较之西方诸国,中国更以诗文名世,国人乃是诗文之邦的遗民,或者说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嫡系或非嫡系后代。虽说现代人忙了、浮躁了、“礼崩乐坏”了,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时间和雅兴了,但这样的文化基因毕竟流淌在我们血液中,因而潜意识里,仍对晴耕雨读诗书传家的往昔,怀有缱绻的乡愁,仍对文体之工、词章之美,保持一分尊崇和向往之情。对国人而言,文学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词章之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实为超越时空的至理名言。其二,恐怕也同翻译有关。与会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在他的专著“Haruki MurakaimandtheMusic ofWords”(“村上春树与文字的韵律”,上海译文版译为《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中,提及翻译时,这样写道:“村上那种接近英语的风格对于一位想将其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使他的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
至于“损失”了多少,以及在英文以外的译本中是否也有类似情形,鲁宾没有说。
作为同是译者的我,当然希望这不是外国读者忽略村上文体或文字魅力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中国对此情有独钟,也未必意味着笔者的译文没有这样那样的损失。总的来说,没有损失的译本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历史]
《1912-1928:文武北洋》
作者:李洁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定价:35.00元
跟初版比较,这本再版的历史随笔增添了许多新史料。作者认为,北洋时代也许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作者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百年琉璃厂》
作者:胡金兆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4.00元
著名的厂甸庙会是怎样形成的?琉璃厂附近住着哪些历史文化名人?这些问题,都和一个地方息息相关,那就是琉璃厂,近百年来,琉璃厂有很多饶有趣味、值得咀嚼的历史掌故、珍闻逸事。这本书,将带你认识百年琉璃厂的来龙去脉。
《美国文化简史》
作者:施袁喜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定价:28.00元
本书从美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开始讲起,探讨了美国转折年代的文学与新闻学,进化哲学与实用主义,宿命论与非理性崇拜,宗教思想的确立及其实践,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国法律和历史学的流变,以及建筑文化的历史兴衰。
[回忆录]
《季羡林谈师友》
作者:季羡林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23.00元
季羡林最近很“火”,刚刚出版了《季羡林谈人生》以及《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等书之后,这本回忆师友的《季羡林谈师友》又出版了。在这本书中,季羡林回忆了师辈诸如陈寅恪、汤用彤,友辈如周一良,没有一个不是闪亮的名字。
《北大岁月》
作者:罗荣渠
版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
定价:45.00元
罗荣渠在北大50年,经历了昆明西南联大、复校后红楼北大、燕园北大和改革开放后新北大四个历史时期。本书由作者北大学生时期的日记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书信编辑而成,主要记述北大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全书读来引人思考,感人至深。
《青春·北大》
作者:胡伯威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定价:26.00元
这是作者继《儿时“民国”》之后推出的第二本回忆录,忆及政权更替初期在沪上读高中和后来负笈北大的经历。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作者迎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时代变迁之种种,为作者的人生旅程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文学]
《黑暗塔3·荒原》
作者:(美)斯蒂芬·金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2.00元
《荒原》是长篇小说《黑暗塔》的第三部。《荒原》从三个朝圣者离开海滩上最后一扇门几个月以后的旅程开始讲起。他们已经进入了中世纪,朝内陆行进。苏姗娜开始学习射击……埃蒂开始学习雕刻……而枪侠开始体会一步步丧失理智是什么感觉。
《夜宴》
作者:盛和煜邱刚健
版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定价:39.00元
五代十国。这是一个人欲横流、相当混乱的时期,国与国之间连年战争,皇帝与大臣凶险争斗,甚至各个皇室内部父子、兄弟间彼此杀戮……先帝离奇暴崩,其弟篡位,并将年轻貌美的皇后、年轻太子的继母据为己有。无助的太子陷入愤怒之中并决意复仇。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
作者:刘肖
版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定价:32.50元
本书作者是教育时报社执行总编辑刘肖,这本书是他多年来关注基层教师的成果。在书中,作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尽管老师从来不求回报,可当我们跻身媒体,能够发言时,为我们的老师说句公道话,为他们争取本应属于他们的合法权益。
[文化]
《为什么读经典》
作者:(意)卡尔维诺
版本: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25.00元
《为什么读经典》的第一版由埃斯特尔·卡尔维诺编辑,在蒙达多里出版社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书”
丛书中出版。在这本书中,卡尔维诺谈论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并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对卡尔维诺有重要意义,或是激起他钦佩的作家———从荷马到格诺。
《兵以诈立》
作者:李零
版本: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
定价:39.00元
《孙子兵法》在兵法类的作品中出现最早,但其闳阔深远,却迄无超越者。李零的这本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作者说: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
《文学散步》
作者:龚鹏程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9月版
定价:17.80元
用“散步”的方式来谈论,举重若轻,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该书虽然属于概论一类,但问题意识很强,不少章节观点的提出都有现实针对性,有意针砭学界一些比较混乱的现象。
[儿童]
《小朵朵和半个巫婆》
作者:高洪波
版本:漓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定价:24.80元
小朵朵与喜欢恶作剧的“真美丽”巫婆度过精彩快乐的暑假;屎壳郎波比拉与妻子追随大象的奇遇……精彩的故事、优美的童话、温馨的散文,如清澈的涓涓细流,温暖的阳光,纯净的蓝天和白云,把你引入一个纯真无瑕的世界。
《小熊比尔和爸爸的故事》(注音版)(全八册)
作者:(德)尼勒·默斯特
版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9月版
定价:40元
《小熊比尔和爸爸的故事》丛书是德国原版引进的彩图绘本亲情系列故事,几年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畅销全球几十个国家。本次出版的是其中的8本,每本是一个小故事。书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像爱因斯坦一样思考》
作者:宿春礼吴吉
版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23.80元
“以最有效的方式开发青少年的潜能,以最轻松的训练开启智慧的法门”,脑力风暴从游戏开始。本书没有填鸭式的教程,没有生硬的灌输,却让你能触类旁通,化解学习、生活中碰到的棘手问题。翻开此书,你可以像爱因斯坦那样思考。
[经管]
《团队的力量》
作者:林伟贤郭腾尹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定价:32.00元
团队领导者如何才能够扬长避短,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深入地挖掘每个成员的潜能?如何促进团队成员间有效沟通、避免或化解冲突,在互信和互动的基础上团结协作,优势互补,使团队发挥出“1+1+1>3”的整体力量?本书将告诉你答案。
《经理人的整体足球课》
作者:(英)西奥博尔德
版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定价:25.00元
足球和管理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本书正是机智而智慧地观察和分析,把这两者做了非常准确、生动而科学的类比。它从足球运动本身的一些特点来看待管理,告诉管理者如何让自己的团队拥有娴熟的技巧和高效的工作节奏。
《成果管理》
作者:(美)德鲁克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42.00元
书中分析了“企业的现实”———外部环境的基本规律和常见特点,探讨企业在这些“现实”面前如何摆正自由的位置,从而将它们转化为创造出绩效和成果的机会。每一个企业都需要思考和应对本书提出和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赵丽华:女,1964年生于河北省霸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出版个人诗集《赵丽华诗选》、《我将侧身走过》等,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等各大报刊发表大量作品,作品被收进各个诗歌选本。与郁葱合作主编《中国诗选》、《中国年代诗歌大展》等。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诗歌学会奖“诗神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等。现居河北省廊坊市。
女诗人赵丽华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几年前的旧作突然在网上走红。但对其“大白话”似的诗歌风格,众多网友并不认同,并通过仿写其诗歌的形式表示嘲笑。14日赵丽华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的诗歌风格在文学界也存在争议。
女诗人突然成网络红人
在网易文化频道、猫趣园等社区,近日女诗人赵丽华的诗作流传甚广,多数网友对她的诗歌表示嘲笑,引发了仿写其诗歌的热潮。
引发网友嘲笑和争议的原因是,赵丽华的诗歌非常浅显,内容都像是日常说的一段话被断行而已。以流传最广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为例,全诗就像一段话断成四行:“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而《摘桃子》《张无忌》等也极像“大白话”。
记者搜索赵丽华看到,她是成名已久的诗人,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等各大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出版多部个人诗集,现任《诗选刊》编辑部主任,还曾担任全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委。
网友戏仿诗歌“大废话”
一位网友质疑说:“她的诗歌到底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可以说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大废话。”
这种“大废话”在网上遭到大量的戏仿。有网友做恍然大悟状,写道:“我明白诗歌就分段而已/从此我欢呼/诗歌没死/丽华用华丽的诗教育了我/原来我也能写诗”。还有网友讽刺道:“你啊/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因为你让我也成了一回诗人!”
赵丽华:李白名诗也是大白话
记者联系到目前家住廊坊的赵丽华,她对自己的诗歌在网上受到关注表示惊讶。“那都是我几年前的作品了,没想到还有关注,我现在主要写随笔专栏。”赵丽华介绍说,当初她写那些诗歌时,非常不喜欢那些八股式的流行风格,就借鉴了当时网络文学的一些风格,不再追求复杂和深度。“当时都发表在《诗刊》等权威杂志上了,也引起了很多批评。所以再有人批评,我都很习惯了。”
面对“这还是不是诗”的质疑,赵丽华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她认为,“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等唐诗名篇,其实在唐代就是大白话。她还表示,自己有的诗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有深意。“比如网友讽刺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其实是对著名美国诗人史蒂文森《田纳西的坛子》的一种解构。”
文学界:是否诗很难说清
“她的诗还是有趣的,但是毕竟只是小聪明。”诗人徐勇韬如此表示,他认为“诗歌不仅仅只是去关注那些虚弱的风花雪月和玄幽的精神痛苦”。对网友的反应,他表示“她的诗本身是对经典文本和经典诗意的一个反讽,而网友则又对这种反讽进行了反讽”。
而女诗人马淑琴表示,她之前就看过赵丽华的诗,“是不是诗歌很难说清楚”。“现在有很多先锋诗人,写的诗歌连专业诗歌评论家都看不懂,这是一个极端。但要是变成了大白话,一点韵味和意境都没有,也成了另一个极端。”
新华网香港9月13日电(记者廖翊)“《秦腔》这本书,是我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巨变的生活记录,也是我对故乡、家族的一段沉重记忆,能得到来自各个地区评委的认可,给了我极大慰藉和鼓励。”
在13日于香港举行的首届世界中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颁奖典礼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充满感情地作上述讲话。他以长篇新著《秦腔》夺得头奖,并同时获得30万港元奖金。
一直扎根于陕西大地的贾平凹,以故乡陕西丹凤县棣花街为原型,创作了带有家族传记色彩的《秦腔》。“作家通过表现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衰落,写出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化、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巨变。全书充满想象力,通俗中见真情,平淡中见悲悯,寄托深远,笔力丰厚,代表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突破。”本届“红楼梦奖”评委会如此评价贾平凹的这部小说。
贾平凹在颁奖典礼上表示,非常高兴获得以中国伟大小说《红楼梦》命名的这项小说奖。他说:“《红楼梦》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创作《秦腔》这部小说时,我的语感、节奏、气息等都受到《红楼梦》的影响。”
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现场诵读了小说《秦腔》中的精彩片段,博得了来宾的热烈掌声。
旨在提升中文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红楼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评奖经费及奖金由香港著名企业家张大朋赞助。主办“红楼梦奖”的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致辞说:“期望未来‘红楼梦奖’拥有与法国龚古尔奖、日本芥川文学奖同样的地位,成为汉语文学奖的最高荣誉。”
据悉,贾平凹在港期间将举行“电影《野山》与小说的关系”、“《秦腔》的创作历程”两场公开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