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负责宗教事务的高级官员，首次公开对二零零六年五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余杰、王怡、李柏光等人士表达不满。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参加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跨文化交流与软实力建设”论坛时，公开批评说：在今年四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布什却紧接着高规格接见余杰等人，并且让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他透露说，中方曾经通过内部交涉表示反对，美方置若罔闻。叶小文还说：“（布什）不顾我们内部的交涉和坚决反对，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等人。”
当时，在我们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前，白宫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们，中方确实向美方传达了强烈的信息，希望美方务必取消此次会谈。但是，美国没有理会这样的建议。如今叶小文首度公开当时中方在幕后运作过程，堪称自曝家丑。在我看来，叶小文的上述说法，是对美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公然践踏。与外国国家元首见面，不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特权，而是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与外国国家元首讨论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问题，也不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特权，而是所有的中国信仰人士的权利。我们与布什总统会谈，无需获得中共当局的批准；而布什总统与我们会谈，同样无需看中共当局的眼色。
国家宗教事务局本身就是违宪机构
我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网站上查看了叶小文的简历，发现此人是一名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的官员：一九八三年任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一九八四年任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贵州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九八五年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一九九零年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一九九一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一九九五年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一九九八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叶还是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与前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样，叶在国务院的部级干部中属于新生代的“能员”。他文化程度较高，知识面较广，能说会道，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有一定的灵活性，故而在国际舞台上一改该部门多年来封闭、阴暗、僵化的形象。叶小文任职宗教事务局超过十年之久，对内严密控制各宗教团体，对外积极展开外事活动，与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著名牧师葛培理等人都有一些交往。他声称自己没有信仰，担任此职务一直“战战兢兢”。在出访期间，他以一副开明、温和、“可以同你讨论任何问题”的派头，出现在西方人面前，颇具迷惑性。叶小文能在此重要职务上保持十年不动，中共当局能够如此重用叶小文这种较有能力的官员，表明中共的统治已经趋于精密化和专业化，也表明中共相当重视对外形象的塑造和宣传，不愿继续给西方世界留下“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恶劣印象。当然，归根到底这也是中共企图延续其统治寿命的需要。
在我看来，由叶小文担任最高领导的宗教事务局，本身就是一个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非法机构。该机构在一九五四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之时便存在了，可见中共当局自建政之初便十分重视宗教问题，以“官办宗教”为控制宗教界的灵丹妙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该部门一度被取消，但又迅速被恢复，并扩大了编制。然而，这一部门的合法性完全无法诉诸于宪法：中国当前的宪法尽管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序言中有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宪法中毕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一大原则之下，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应当遵循当今世界文明国家中通行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即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如果强行设立一个类似于“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蔑视和羞辱，以及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和伤害。由此，宪法成了一纸空文。
毫无疑问，多年来国家宗教事务局都是一个明显违宪的机构，它一直施施然地存在于中国的政府序列之中。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公安部、安全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部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宗教迫害、宗教控制的先锋队。所谓的“宗教事务局”，其实是一个权力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国家宗教事务局的职能非常广泛，它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是无冕的“超级教宗”。它有权“草拟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权“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有权“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有权“引导、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甚至还能够“支持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中共对待宗教团体乃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以“统战”为最终的目标。只要这些团体能够顺服其独裁统治，便赏赐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叶小文在《中国宗教》杂志撰文指出：“要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法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律依据。……宗教工作中也要建立和强化依法执政的理念。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既是一种公共管理，又是一种社会服务。”中共自己才是利用宗教搞政治的罪魁祸首，它有什么资格谴责任何一个追求信仰自由的以及其他基本人权的公民呢？
多年来，叶小文卖力地为中共的宗教政策辩护，公开谩骂拒绝向宗教事务局等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罗马教宗、达赖喇嘛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因此其职务一直岿然不动。傅铁山、丁光训等老资格的官方教会的领袖，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他们同时还兼任了类似于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闲职，并由此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果单单从官职上对照的话，叶小文仅仅是一名副部级的官员，只能算是傅、丁等人的“下级”；但是，叶又是党的系统内的“中央候补委员”，且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主管宗教事务”的政府部门，因此叶的实际地位其实比傅、丁为高，乃是这些“官办教会”包办一切的“太上皇”。这些“官办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神学院、出版社等），既然是“官办”的，那么经费便只能依靠国家宗教事务局拨给，自然就对叶小文言听计从、谦卑顺服，把叶小文及其背后的中共当局当作他们的上帝来看待。
我坚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的违法机构必然会被撤销，叶小文的继任者们一定会遭遇失业的命运。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之日，便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消失之日。至于叶小文本人，那时候他是否有勇气和良知，在家里写一本真实的回忆录，全面呈现本人曾参与过的若干宗教迫害的事实，并对此进行深切的忏悔，那就只有去问他本人了。圣经中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公民的心灵自由是不容任何权力机构窥视和压制的。那些企图控制公民的心灵自由的政权，必定是专制独裁、以公民为敌的政权，如罗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帝国以及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均是如此。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没有任何政权的统治能够永远倚靠压制而持续下去。
宗教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
在我们与布什总统的会面中，布什总统曾亲口询问说：“这次的会见，中国的媒体会有报道吗？中国的基督徒和老百姓会知道吗？”李柏光回答说：“中国的媒体不会报道的，大部分中国的基督徒和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够突破网络封锁，从西方的网站上看到，或者从西方的广播中听到。”确实，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未报道布什总统与我们三人会见的消息，官方也不曾对此公开表态。此次叶小文的讲话，首次透露出中国政府对美方的安排高度不满的信息。叶小文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对双方有利的突破性进展，惟有在宗教问题上双方“越攻越紧”。这一课题已成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的严重障碍。
叶小文指责美国总统布什“让媒体队此事进行报道”，体现了他对西方的新闻自由现实的惊人的无知。一个长期在中共体制内习惯了“党管一切”的官僚，尽管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可以算是“知识官僚”，但仍然无法理解美国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美国总统是一名“有限总统”。中共当局设立了一个比宗教事务局权力更大的违宪机构——中宣部，其规模和权柄都超过了纳粹德国时期戈培尔掌控的宣传部，中共的宣传部可以命令全国的所有媒体刊登或者不刊登任何一个消息；而在美国的政府机构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类似的机构，美国原来确实存在一个“新闻总署”，其职能差不多类似于中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仅仅负责向外国介绍美国的情况，而无权干涉美国国内的新闻自由，后来此机构亦并入了国务院。白宫、国务院、国会、最高法院以及政府的各部门均各有其新闻发言人，但他们无权对传媒颐指气使。一旦得罪传媒，即便总统本人也会遭到炮轰。
表面上看，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但只要还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美国总统根本没有权力安排或命令任何一个美国媒体报道他的活动，比如此次与我们三人会面的事件。媒体是否报道此事，完全取决于媒体自身的选择。媒体如果认为此事具有相当的新闻价值，当然会进行报道；如果认为此事没有任何的新闻价值，即便美国总统亲自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为此而浪费版面和时段。叶小文访问美国的机会和时间远远比我多，却基本不了解美国政府和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这说明一旦成为中共高官，其视野和思维方式便立即受到意识形态的偏见的遮蔽，再也无法更新与进步。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实啊。
近年来，宗教信仰问题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新焦点。这也中国近年来宗教迫害加剧有关，也与布什总统本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高度重视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有关。二零零五年，布什总统访华期间，就将宗教信仰自由列为他与胡锦涛会面的三大议题之一。他亲自参加了北京岗瓦市教堂的礼拜活动，不仅彰显其个人信仰，而且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美国坚定不移地与那些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二零零六年三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中国。而后，布什总统亲自在白宫接见了我和王怡、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使得此信号更为强烈。
我们三人只是家庭教会中普通的成员，从来没有表示过能够“代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甚至也没有表示过能够“代表”我们各自所在的教会。因此，我们对叶小文强迫塞给我们的“代表”的职务敬谢不敏。但是，正如有一位大陆基督徒所论，我们虽然不是“代表”，却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追求宗教自由的努力与追求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法律公正等的努力并不矛盾，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与异议作家和维权律师的身份也不矛盾。基督徒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个人，不是中世纪躲在深山中修道院里的“世外高人”，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基督徒是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需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美国密切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专制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而不是美国的价值或者西方的价值。布什总统在二零零四年的总统大选辩论中指出：“我相信上帝愿意每个人都有自由。这就是我相信的。而且这是我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阿富汗，我相信那里的自由是来自全能主的恩赐。我无法向你们形容我看着自由在行进时会感到多大的激励。因此我做决定所依据的原则是我的组成部分之一。宗教就是我组成部分之一。”布什总统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发表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亦指出：“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的最大希望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由。如今，美国最切身的利益和我们最深沉的信念已经结合在一起。自建国之日起，我们就宣告了，世上的每一个男女都拥有权利，都拥有尊严和无比的价值，因为他们都具有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形象。”
叶小文无法理解宗教信仰自由的普世性，他在看待美国对中共当局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批评时，条件反射地将其理解为“颠覆阴谋”。叶在论坛上炮轰美国说：“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廉政的旗号，排斥一些国家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加紧对一些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侵蚀别国的文化根基。”这些攻击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说明他深为冷战思维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臆想所毒害。我不知道他所谓的“中国的文化根基”究竟是什么，难道是不自由、不民主、专制和独裁吗？如果一些国家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是违背人性、侵犯人权的，它们难道不应该被排斥、被批评乃至被更改吗？我建议，叶小文和其他中共官僚们应当做的事情，不是辱骂美国，而应当是好好地将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廉正的国家，不再将中国人民当作奴隶一样欺侮和驱使。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状况
叶小文澄清说，中国政府并非如美方所批评的“惧怕基督教徒聚会”。他认为，中国要改变被动的局面，破解“媒体煽动—民众激动—政治人物施压”这一中国面对的“连环套”，需要提出实实在在的实例向美国民众展示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
叶小文抱怨说，中国政府尝试通过出版刊物向美国介绍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却苦于这些刊物与声音在美国落不了地。他本人就编撰了一本名为《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的“著作”，这是一本与美方有关人士的“对话”的汇编。只需要摘录出其中几个题目，便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美国反华势力在宗教问题上对我的攻势（代序）》、《不要在中美两国老百姓之间增加误解——对康原先生一再询问“名单”问题的答复》、《不能借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与美国“国务卿国际宗教自由特别代表”赛普尔会谈》……这样的“著作”，不用说在美国无人问津，在中国国内大概也不会有读者自费掏钱购买。叶大局长只能通过国家宗教局的系统，命令各级部门定购之。当然，也许会有某些溜须拍马的三自教会和爱国教会，要求信众“主动”购买和学习。
中共当局真的如叶小文所说“不惧怕基督徒聚会”吗？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真的如叶所描绘的那样美好吗？今年一月，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先后两次遭到北京警方的骚扰。警方忽而说我们扰民，忽而要求我们登记，甚至还向房东施加压力让我们搬迁，使得我们无法保持正常聚会。我们受到的骚扰还相对较轻，农村教会则时常遭遇到暴力侵犯。贵州一名普通的基督徒妇女江冬秀被警方虐待致死，即便《法制日报》亦报道了此案，但相关责任人仍然未受惩罚，受害者家属也未获得国家赔偿。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状况的华援助协会发布报告指出，仅仅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二零零五年一年之内中国大陆便有将近两千名基督徒被捕和被劳教。中国宗教迫害规模之大，举世罕见。最近几个月以来，大型教案更是频频发生。以浙江萧山家庭教会教堂被暴力拆毁为例，当地政府出动大批武装警察，驱散数千名基督徒，强行推倒了一座刚刚建成的教堂。在此次事件中，数十名基督徒遭到残酷殴打，至今仍有二十多人被非法关押。杭州记者、基督徒昝爱宗经过多方采访，撰文揭露此事件的内幕，却被杭州警方传讯和行政拘留，并被其供职的《海洋报》除名。萧山教案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的一次教案。当局不仅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还打压敢于说真话的记者，侵犯新闻自由的原则，伤害了公民的知情权。这些举动显示出中共当局镇压合法宗教活动的力度正在加大，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之中。因此，叶小文所说的完全是谎言。
就在我们三人受到布什总统接见的第二天，北京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三名警察即强行约见了我妻子。在谈话中，一名秘密警察以流氓口吻威胁我妻子不得继续参加“方舟”教会的活动，甚至命令她携带录音机到教会去录音。在遭到断然拒绝之后，这些秘密警察顿时恼羞成怒，直接恐吓说，他们要制造我和我妻子的若干私人生活的丑闻到处发表，让我们和我们所在的教会“声名狼藉”。这是连黑社会都不齿为之的事情。这就是叶小文所谓的中共当局“不怕基督徒聚会”吗？叶小文局长能问心无愧地说，他对这些丑恶行径一无所知吗？
当时我人还在华府，我不得不将这一消息通过布什总统的首席撰稿人杰森先生转告布什总统。布什总统得知此消息后，极为震惊。尽管他多多少少了解中共政权的恶劣情况，但还没有想到这个政权会卑鄙到如此程度。于是，布什总统从两个方面向中方传递信息，一方面命令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照会中国驻美大使，另一方面命令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照会中共外交部。美方通过这两个渠道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布什总统的意见：“美国总统有权会见任何客人。据了解，此次参与会见的三位中国客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好事情。通过与他们的会谈，总统也深刻体验到他们信仰的真实性。总统先生不希望因为这次会面而导致他们个人遭到任何压力和骚扰，更不希望他们的家人遭到任何压力和骚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美方认为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当我和王怡先期回到国内的时候，美国驻华使馆派遣了一位负责人权和宗教自由事务的高级官员前来机场迎接。同时，也有八名左右的便衣警察对我们跟踪、拍照和摄影。这位美国外交官认出了一名监视者是宗教局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曾多次与他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这名官员在几步之遥的地方恶狠狠地观察我们并进行摄影。我想问叶局长一个问题：这名监视者是你亲自派出的吗？事后他向你作出了怎样的汇报呢？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堕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水准上，你还有什么颜面谈论宗教信仰自由呢？
令叶小文感到洋洋得意的一项政绩工程是：二零零六年四月，中国基督教会在美国举办了“中国圣经事工展”。该展览先后在美国数十座大城市举办，叶小文亦亲自赴亚特兰大出席开幕式，并说了一番抹着蜜的话语：“中美两国教会真诚友好的交流，会跨越万水千山，不仅对两国基督教的弟兄和姐妹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助于推进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利益攸关者’的基础上，向着建立新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迈进。”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当局舍得花费数百万美金支撑此圣经版本展览，却在国内打压印刷和传播圣经的基督徒——北京家庭教会的牧师蔡卓华，便因为印刷和传播圣经而被以“非法经营”的罪名判处三年徒刑。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几乎找不到一本圣经。在此背景下，远赴千山万水之外的圣经展览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真话比谎言更有说服力，真话比谎言更有生命力。圣经中说：“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八节）是的，谎言说一千遍也无法变成真话。稍稍有一点理智的人，便能够甄别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林肯总统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都欺骗一部分人，但你却无法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刻。叶小文炮制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谎言，这样的信息自然不会得到美国百姓的认可和信任。叶小文要想让美国老百姓接受他的言论，首先他要学会如何做一个诚实的、说真话的人。但是，在中共官僚体系之中，说假话又是基本的生存之道——稍稍说了一部分真话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便即遭到了无情的罢黜。叶小文又怎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呢？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