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梦:李敖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她是李敖“千分之一千的爱人”,短暂的婚姻影响了她之后的每一步人生

  因为深深的崇拜,嫁给了李敖,却最终分道扬镳,一场耗时三年的官司彷佛是两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在胡因梦未婚生女的时候,李敖在媒体上大肆攻击,无奈之下,胡因梦决定写一本自传为两人如戏的人生记录下真实的一笔,在不断自省的过程中,她也最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35岁告别演艺圈,专事有关心灵探究的翻译与写作,胡因梦首度将印度哲学家吉达·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百转千回,如胡因梦所说:“李敖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此次胡因梦带着她的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和译作《爱的觉醒》走访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以《回归心的生活》为题将进行多场公益演讲(见本报8月25日新闻《胡因梦:李敖对爱贡献不多》)。然而对于这位传奇女性,人们更关心的是“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昔日感性演员,今日知性女性,岁月多像一把无情的刻刀!

  ■人物名片

  胡因梦,台湾著名演员、作家、翻译家。又名胡茵梦、胡因因、胡因子,1953年生于台中。1971年考进辅仁大学德文系。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15年的演艺生涯,出演过40余部电影。

  35岁告别演艺圈,专事有关心灵探究的翻译与写作,首度将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

  著有《胡言梦语》、《茵梦湖》、《古老的未来》、《死亡与童女之舞》,译有《般若之旅》、《超越时空》、《克里希那穆提传》、《生命之书》、《恩宠与勇气》、《转逆境为喜悦》等书。

  1 演艺生涯:拒绝出演琼瑶戏

  有趣的是,少女时期的胡因梦裤子口袋里插着李敖的书,受其影响,尽管拍了40多部电影,一再拒绝接拍琼瑶的戏。

  有人曾经告诉胡因梦,她的前世是一位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演员,在欧洲一辈子就演一出戏,还不是女主角。

  对于这个说法,胡因梦很是认同,“但不知道是哪出戏,搞不好是《奥塞罗》。至今一看到莎翁的戏剧,一听见里面的对白,我就想哭,就有一种莫名的震撼。”

  胡因梦拍的第一部戏是《云深不知处》,这部戏使她跻身演艺圈,当时副导演是侯孝贤,“侯孝贤有一种沉稳的气质和抽离观察的本领。”胡因梦说。她记得有一回在片场等打光的时候,侯孝贤对她说:“你比同龄的女孩要成熟许多,好像已经有很多经历了。”

  有趣的是,少女时期的胡因梦裤子口袋里插着李敖的书,受其影响,尽管拍了40多部电影,一再拒绝接拍琼瑶的戏。在自传中,胡因梦写到,15年的从影经历中她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她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与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回想当年,胡因梦笑着说:“其实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自嘲对白的荒唐和肤浅。”

  “我在演艺界的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胡因梦,学习德文出身的她翻译了被誉为“美国演员圣经”的《尊重表演艺术》之后,才长舒了一口气。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国内能找到的少数探讨演技的著作。李安甚至要求她戏中的演员以此书作为演出前的家庭作业。

  2 婚姻生涯:结婚不久患上焦虑症

  第二次见面是在李敖家,聊着聊着李敖突如其来吻胡因梦,“……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的发紫’的吻痕。”

  自传中胡因梦用了一万多字描述她和李敖从认识到热恋直至分手的全过程。胡因梦坦言,这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与李敖短短三个多月的婚姻。1980年5月6日,胡因梦和李敖结婚;同年8月28日,这对“才子佳人”分手。胡因梦说,结婚离婚,对自己最大的意义,就是激起了她的创作欲。

  胡因梦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萧孟能家里,那时候她觉得阅读李敖是非常时髦的事情,这暗合了自己独特叛逆的性格,但第一面时,李敖看见她们母女俩,竟然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第二次见面是在李敖家,聊着聊着李敖突如其来吻胡因梦,“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后来我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他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的发紫’的吻痕。”胡因梦回忆。

  李敖曾经对媒体放言,胡因梦和自己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她人生中状态最好的时候,但胡因梦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跟李敖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就患上了焦虑症,李敖有很强的绿帽恐惧症,她出去慢跑他会怀疑她跟人眉来眼去,种种事件导致她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她曾经一个礼拜的时间全脸长满青春痘。尽管李敖曾在《李敖回忆录》中数落她的种种不是,但她还是给予其宽容,“我从小就崇拜李敖,但是等到与他结婚零距离的接触后,深刻感受到李敖的封闭和专横,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在我看来,其实他和平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谈起李敖对胡因梦终生的影响,胡因梦用一种像说别人的语气说道:“我跟李敖的婚姻让我从愤世嫉俗慢慢转向自省。同时从过度崇拜有才华的人、对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人,也转为找到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我不崇拜外在的人,我希望活出自己的价值。”

  3 离婚:一场无聊的戏

  “就像跟她离婚时,他牵着我的手,我握出他手里的温度,发现爱还在,当时摸着他的后颈稀里哗啦哭个不停。他望了一下四周说,小心被记者看到。”

  离婚后两人打起了长达三年的官司。她从香港拍戏回来后出庭,李敖也坐在远处的长椅上等候法院开门。

  胡因梦说:“我突然觉得这场戏是我们两个约定好自编自导自演。随后,我就像当年与李敖初次见面时一样,很规矩地向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李敖狐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鬼。”厅审结束后,她蹦蹦跳跳地走到李敖面前:“咱们两个太无聊了,这个戏别演了。”李敖也放下架子,叹气说:“我也不想演,只是骑虎难下。”

  在胡因梦未婚生子产后忧郁的日子里,李敖经常在电视里指责她。胡因梦自己分析李敖骂她的原因是:“他那时候东山再起,有很多书要出版,他把我视为假想敌,他认为我万一放出什么声音来对他一定不利,他先骂我,让我的信用瓦解,我说的话别人也就不会再相信了。”为了让大家看清事实真相的另一面,胡因梦索性拿起笔写了这本自传。

  胡因梦时常提起的一件往事是多年后与李敖偶遇,坐在咖啡厅和朋友喝茶的她,瞥见窗外有个穿着红色夹克的男子,很疲惫的样子,好像是李敖,她起身追出去,红夹克也突然掉转头,朝自己走过来,正是李敖。“我看见他的第一眼,心就软了。

  尽管他骂我已不下几十次,但他见我的第一个表情骗不了人———他是很高兴看到我的,孩子似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爱的。就像跟我离婚时,他牵着我的手,我握出他手里的温度,发现爱还在,当时摸着他的后颈稀里哗啦哭个不停。他望了一下四周说,小心被记者看到。“胡因梦认真地复述着。

  4 翻译:为爱疗伤的方式

  “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感觉就淡下去了,因为心已经打开了。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情绪太当真了,尤其是美好的情绪,特别是执着。”

  如果不是和李敖失败的婚姻,可能胡因梦也不会去美国“疗伤”,也就不会看到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也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充满理性的胡因梦了。

  她第一次看到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是在纽约一间小书店里,有一个书架上都是他的书。她拿起了一本中文译作《观察者就是被观之物》的书,这个书名正是当时她在一直探索的一句话,她当即买下了克里希那穆提所有的著作。从克氏的传记里胡因梦看到了包括环境问题、人类心灵的困境。“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打动我的内心深处,我边看边一直掉眼泪,心跟他进入了一个解脱的境界,我觉得那个境界太美妙了,我从没有尝到那么开放的感觉,然后就决定慢慢翻译他的著作,尤其是这本传记。”

  单凭借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治疗女性的一些问题,胡因梦觉得还不够,还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她在医学里找到了一种名为“花精”的治疗方法。她解释到,每一朵花都有能量场和频率振动,用西式振荡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频率振动收集到一个瓶子里,这就是“花精”。医生可以根据病人自身的情况来使用不同的花精。她自己体验过野姜花的花精治疗。

  她说用过花精之后心里就发出声音:我爱我自己,我爱我的身体,我爱大地,我爱众人。“这种感觉太好了!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感觉就淡下去了,因为心已经打开了。

  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情绪太当真了,尤其是美好的情绪,特别是执着。“胡因梦愿意和众人分享她从心理学研究中的种种体验。

  对内地现在比较流行的占星学,胡因梦也比较有研究。她正在翻译荣格学派的占星学书。她希望通过翻译这一系统的书,告诉人们如何在不好的情况下转化,让生活更美好。

高官裸奔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恶搞”时代,玩一下裸奔,一则见得时髦,二来也可吸引些眼球,因此有时简直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在常人看来,当前这裸奔的干活,基本还属于演艺人士与左愤们的专利。不料,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盛华仁同志,最近也耐不住寂寞,在《求是》杂志上狠狠裸奔了一回。

      盛华仁认为,由选民直选乡镇长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并提出换届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从基层选举中寻找突破口,进行渗透活动”之类的新问题。

      这样的言论,放在文革,当然是正确100%;放在20年前,也还说得过去,但在改革开放已进行近30年、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民主执政”理念的今天,中国的高官居然这般评说中国的选举,至少与“与时俱进”的党训是背道而驰的。

      对胡总书记提出的“民主执政”,人民群众的理解,就是扩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其中,由选民直选乡镇长是必然而然的一步。中国人从来是把“乡”与“村”并联的,谓之“乡村”,现实生活中,民众与乡官本身也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由人民直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乡官,只可能让基层组织与群众更加心连心,这即使不是盛华仁眼里的“依法执政”,但估计也无可否认,这肯定是“科学执政”。

      中国的“村官”直选,已连续进行6届了。村级选得,乡镇怎么就选不得?放眼世界,人家的总统都这样选得,我们一个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乡官,又怎么选不得?
   
      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换届选举中出现一些所谓的“新问题”,既在所难免,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恰恰是那些从中看出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渗透活动”的人。中国的民众难道天然就是顺民,就不会有自己民主的欲望与诉求?民主没有姓氏,它属于全人类,它也从来没有把中国民众摒弃在外。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前就说:“没有政治生活的城邦,不是人的城邦,那是动物的城邦”,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再能把人民驱赶回“动物的城邦”。

      宪法和法律固然是我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但常识告诉我们,那东东总是必然落后于时代,不适合时代潮流,也因此才有“修宪”或重新立法等工作。动辄拿“法”作杀威棒,对人民的正义要求与情感进行恫吓,不排除能得惩一时,但也必将被时代与人民所抛弃。这是由宪法和法律的本质决定了的:它毕竟是服务人民的工具。

      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盛华仁这种反民主的言论与思想,其实质是对中国现化化进程尤其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之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有良性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才会稳步得到提高。自十八世纪起,西方“列强”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工业革命,而是紧随其后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民主革命的产物。一个个欧洲国家,籍着民主的新风,推倒了封建制度,从而让自己的国家步入了发展快车道,也跻身于“世界列强”。阻碍民主,就是阻碍中国的富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官当然也可以裸奔,但相应的支出应该也更多。在日本,尽管小泉已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但同样在日本,发表有军国主义色彩言论的政坛高官,几乎总是以罢免告终。中国也开始推行官员问责制了,相对于官员具体工作或行为的失误,言行的“失误”更应该受到“问责”,如果说前者是污染了水流的话,后者则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女作家法院起诉《忏悔无门》作者剽窃

以慈善家李春平生平为素材的畅销书《忏悔无门》的作者王春元被指剽窃,女作家刘云萍将王春元和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同告上法院,要求两被告停止侵犯其著作权并公开道歉,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共58万余元。昨天,朝阳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女作家刘云萍笔名泠风。刘云萍起诉说,去年她多次受到王春元的邀请,在进行了5次与李春平的面对面采访后,决定与王春元合作写书。按照约定,刘负责故事的撰写,王负责在每部分故事前撰写自述。书稿于今年3月完成。出版前夕,两人就已在署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后来两人口头约定,写清署名顺序并注明各自创作的具体字数。刘云萍说,此后王春元一直未主动与她联系,她通过责编了解到,王春元对书稿中人物名字做了改动。她当时觉得王的做法对其很不尊重,向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声明退出此书的写作,要求出版社不能使用其独立创作的部分。但今年6月,王春元以独立署名的方式出版了此书。

刘云萍经对比后发现,“《忏悔无门》整体剽窃了我的原创作品,剽窃字数达22万字,除主要人物名字改换外,图书仅对原书稿略作了段落或词语的调整、句式变换及少量文字添加,从头至尾几乎是通篇抄袭。”刘云萍认为,除了王春元侵犯了自己著作权外,出版社也有责任,理由是出版社明知该作品为两人共同创作,却以王春元为惟一作者出书。

昨天下午,记者两次拨打王春元的手机均被呼转到秘书台。 此后王春元的助理告诉记者,王春元正在外地,不便接受采访。她表示,此前刘云萍就公开说过此事,“我们要等待开庭再发表意见,现在不便多说。”据了解,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曾表示,出版社未收到法院的传票和起诉书,有关刘云萍和王春元之间的纠纷和利益分成情况他并不清楚。此前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王春元通过其助理出示了李春平就《忏悔无门》给他的授权书。授权书称:授权王春元以李春平为生活原型的艺术创作、加工和处理,由此形成的文学传记、纪录片、电影、电视剧本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均由王春元独家全权处理,李春平不享有著作权。

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赫福兹病逝

马赫福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人

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在开罗逝世,享年94岁。

今年7月中一个晚上,马赫福兹散步时摔倒后,一直在医院接受诊治。

他的著名作品《开罗三部曲》生动地描写了埃及首都开罗的风貌,并使他在1988年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

马赫福兹也因为在一本小说中对上帝的描写触怒了穆斯林极端分子,在1994年被人刺伤了颈部,自此健康一直出现问题。

文坛地位获国际承认

这次受伤使他在医院里躺了7个星期,书写的能力受到限制、视力和听觉都被破坏。

马赫福兹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优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并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受到了国际间的承认。

马赫福兹生平简历
1911:开罗出生
1934年:开罗大学哲学系毕业
1955-1957年:发表名著《开罗三部曲》
1959年:因涉及先知和上帝的情节,小说受到穆斯林世界的禁制
1988年:成为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人
1994年:被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刺伤颈部
2005年:发表小说集《七重天》

1950年代出版的《开罗三部曲》描述一个穆斯林商人家庭的经历和不幸,书中的主人翁赛义德、一位专权但紧紧维系家庭关系的父亲成为了埃及文化的代表人物。

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马赫福兹出版了30本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报纸专栏、政治评论文章、游记和回忆录等。

他在2005年发表了最后的创作《七重天》,收集了一系列关于轮回转世的故事。

他在2005年12月接受采访时说,他写《七重天》是希望相信,他死后能得到好的结果。

刘晓波: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金正日政权试射导弹,使自称北韩盟友的中共政权在国际上颜面扫地,中共也开始对小金政权发出警告。中共举手赞成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开始减少对北韩的原油供应,向国际社会解释金正日如何不可靠。中共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刘建超对韩国媒体说:最近北韩连中国的话也不听了。

与此同时,自北韩试射导弹以来,国际媒体不断爆出北韩的负面信息:

8月27日,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金正日在上月平壤举行的朝鲜驻外大使会议上批评友邻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不可信赖”,并表示“必须以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所有的挑战”。韩国《朝鲜日报》评论说,金正日如此公开声明指责中俄两国”不可信赖”,看来朝鲜明确了在国际上甘愿处于孤立的态度。

8月28日,南韩《朝鲜日报》报道,去年八月,美国有关部门通过秘密调查,在美国逮捕了五十九名走私伪钞及假烟的疑犯。疑犯试图走私数百万伪造美元、四千万美元左右的冒牌烟以及导弹零件等。其中,被美国调查部门控以走私假美钞罪的华裔美国人吴兆东在接受审判过程中证实“超精密伪钞”(Super Note)由北韩制造。

8月29日,南韩《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情报机关发现在朝鲜境内可能的核武试验点有“可疑的车辆活动”。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金升圭在首尔强调,北韩核子试验场所周边设施一直处于准备状态,其技术能力也达到百分之一百,只要北韩最高领导人、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一声令下,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核子试爆。为了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核试验,韩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应急反制措施。

至此,由于金正日的翻云覆雨,中共主持的朝核六方会谈,已经连清谈馆都算不上了。北韩的国际形象再次倒退到9•11时期。那时,美国总统布什将朝鲜与伊拉克、伊朗一起列为“邪恶轴心”。

当初,国际舆论大都对布什的指控持批评态度;现在,除了邪恶轴心中的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之外,伊朗和北韩在核武问题上的强硬和无赖,再次验证了布什的指控绝非偏见所致,而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而对布什指控的批评,大多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出发,而非出于对伊朗和北韩的同情。

特别是金家政权之邪恶,堪称当今世界的邪恶之最,甚至超过了萨达姆政权。现在,就连对北韩支持最多的中共政权,也公开指责金家政权的无赖。否则的话,中共决不会与美国合作,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的决议投下赞成票。

走私、贩毒、绑架、造假钞,皆是大恶。这些邪恶对社会危害大小,取决于其犯罪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个人犯罪的危害最小,小团伙重些,大规模的组织化犯罪再重些,由一个政权或国家支持的这类犯罪,堪称邪恶之最,而金家政权正是这种五毒俱全的邪恶之最。除了挥舞核大棒敲诈国际社会之外,这个政权还进行国家走私、国家贩毒、国家绑架、国家制造假钞。

记得曾看到过一份关于北韩大规模迫害人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题为《神秘的古拉格-揭露北韩拘留营》,由“美国北韩人权委员会”于2003年10月22日公布。这份报告又揭露出金家政权的又一邪恶之最——制造人权灾难之最。

据该报告披露:在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朝鲜,“奴工营”中居然拘禁著多达二十万人犯。一些人仅仅因为唱了南韩流行歌曲、听了南韩广播,就被关押进“奴工营”的。在“奴工营”中,饥饿是普遍现象,酷刑和处决也是家常便饭。

这份报告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还与中国有关。报告指出:数千名从中国遣返回朝鲜的孕妇,如果她们腹中胎儿的父亲是外国人(也就是中国人),将被打催生针被迫堕胎,眼睁睁看著自己的婴儿被杀害;有时,看守甚至用铁钳戳婴儿头骨。

这一切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是在严格封锁信息的情况下的调查,如果有一天能够将北韩的人权灾难全部曝光,必将令世界再次震惊。

当年,中国人用血肉筑起了金家极权统治;今天,中共政权拿中国纳税人的血汗喂养着金胖子,维持着这个邪恶之最的政权的苟延残喘。而金正日却公开表示“中国不可靠”,把中国血统视为仇敌,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连一个混血婴儿都不放过!

经过了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残暴,当今世界,消灭混血儿的极端种族主义已不多见。移民带来的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生育,已经是普遍现象。即便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外国人通婚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受迫害是难免的,但还不至于残忍到将混血婴儿集体性地扼杀于母腹的程度。

迫害人权是罪,迫害孕妇是罪上加罪,迫害致死是三重罪,致死母腹中的婴儿,就是故意杀人罪之最。

更重要的是,这种虐待孕妇和杀婴,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黑社会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合谋的杀戮,其罪之性质之严重,决不亚于希特勒政权。

放眼当下世界,也许,只有金家政权才能够将这些邪恶之最集于一身!

对这个疯狂虐待自己同胞的政权,南韩人却基于蒙昧的民族主义而伸出阳光之手,即便金大中的阳光早已消失在金正日的阴影之下,韩国现政府仍然是非不分地继续阳光下去。难道这不是民主韩国之辱!

这样的邪恶政权,居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拿不出制裁北韩的议案,联合国人权机构也不积极干涉其大规模的人权灾难。难道不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大亵渎?

由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功利算计,致使强大如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也只能基于现实权衡与之谈判,却拿不出有效遏制邪恶轴心的强硬方案。难道不是自由国家的最深耻辱!

中共仍然与这样的政权为友,无论出于什么样内政外交之需,只能说明中共本身的恶性不改。这样的盟友关系,仅仅是中共的政权利益之所在,非但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毫无关系,反而只能有损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比如,胡锦涛大手一挥就给金胖子送上20亿美金,如此奢侈的金钱外交,如果用于内政扶贫,能够让多少贫困人口脱贫。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禁要问: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中共政权,为什么还要拿中国人的血汗喂养这个忘恩负义的无赖政权?

作为一个人,我也要问,世界还要容忍这个极端邪恶的政权多久?

2006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川 歌:乡镇官员买官受骗,巨款无法追回--读报手记

--读报手记(之2)

在当今中国大陆,买官本不稀奇,诸多买官的案例见于报端,人们好象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一种本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一旦成为常态性的现象,那么,这个社会就很成问题了,这正如一个人经常生病一样,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人了。

今天读报,却读到一例很不一般的买官案例,之所以说此案不一般,是因为此案离奇古怪,最终竟演化出几个刑事案件来。

此例买官案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原河南省许昌县蒋官池镇党委书记甲光军(化名)官为正科级,为了完成从正科向副处官职的晋升,花钱托人买官。一般人们买官总是在官场内部运作,甲书记买官则从社会上着手。甲书记的同乡好友周民在2003年11月认识了一个北京人唐宝立,唐自称其叔叔为“中央领导”。唐并向周民介绍了郑章德、王培丽夫妇,唐称郑为河南省建设厅的党委书记,而其妻王培丽为河南省主要领导人的侄女。2004年9月,在周民的协助引见下,我们的甲书记在郑州市与唐宝立、郑章德等人见了面。偑挂在郑胸前的一枚标有“建设厅党委书记”字样的胸卡使我们的甲书记对郑的身分深信不疑。

2005年2月,唐宝立答应通过“郑书记”帮甲书记调到河南省建设厅任宣教处副处长(副处级),但唐提出需要一定的费用。当天,甲书记就亲手交给唐现金20万元。唐给甲打的收条是经过了“技术处理”

的,收条上载明的是收到货款20万无,货到两清。显然,这里的货是官位,官位成了可以买卖自由交换的商品。三天后,应唐的要求,甲的妻子又给唐汇去十万元。随后,郑章德夫妇以办理调动为名向甲书记索要了办事经费35万元。至此,甲书记为了完成他晋升的心愿,已经花费65万元巨款。

一般说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或者办事,但这一切古训在此案中失效了。我们的甲书记花费了大量资金却没有换来他所想得到的东西。2005年4月25日,甲书记接到郑交给他的一纸“行政工作调动令”,此调令上盖有“河南省建设厅”的公章,似乎是真的公文,此公文上清楚地写着“甲光军同志被调至河南省建设厅任宣教处副处长”,可是甲书记出于多年从政经验觉得工作调动光有行政调令是不行的,还得必须有组织调令。在中国凡官员的升迁、调动,没有共产党内部的组织调令是不行的。可是二个月过去了,那组织调令却仍然没有来。我们的甲书记感到有些不妙,上当受骗的感觉产生了。

2005年6月11日,甲对唐、郑二人表示:事情不办了,退钱。那意思是说,买卖不做了,官儿不买了,拉倒。可是又是三个月过去了,甲书记没能要回他的钱,而郑“党委书记”以及他的妻子却从此失了“人影”。甲书记焦急沮丧之余,令其友周民、妻哥阎运刚到处寻找郑夫妇下落。结果,他们通过郑的上学的女儿找到了郑妻王培丽。在郑租住房里,周民、阎运刚及唐宝立等三人对郑妻女进行了非法拘禁。王培丽母女俩被限制自由达五天之久,并且,周等人还对王培丽实施了殴打、火烧等酷刑。后王培丽借口外出找钱还钱为由向警方报了警。

据警方调查,郑章德、王培丽夫妇系河南周口人,无业。警方所作的诸多犯罪嫌疑人与证人的笔录等证据圴显示甲书记被骗的65五万元巨款系用于甲的“工作调动”(也就是买官),但我们的甲书记矢口否认这一点。在甲书记对记者的回答中甲书记认为被骗的65万元巨款系工程款而绝非买官款。办理此案的警官表示将于近期内向许昌市纪委等部门通报此事。在此之前,我们的甲书记没能调到省建设厅去当副处长,但却调到了许昌县的林业局担任局党委书记(与其原担任的镇党委书记平级),主持林业局全面工作。官未升成,钱复失去,这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现在事情是被披露出来了,但相关事实还有待进一步得到证实。

此案是由大陆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时报》首发披露的,而由多家报纸转载。本文的笔者是从南京8月28日出版的《现代快报》要闻版上读到这则新闻的。从二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信誉来看,上述离奇的因买官被骗巨款之事应是可信的。

从此事件中我们足以透视式地看到中国当今社会的官场腐败现象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如果不是花钱可以买到官职买到晋升的社会现实,我们可怜的甲书记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一笔钱去托人买官。如果我们的官员任用不是取决于上级官员的个人意志,而是取决于国家的法律,我们的甲书记就决不会去相信什么“建设厅党委书记”(随便说一句,这位甲书记也是一个缺少常识、应有的警惕性与谨慎心的人,其实他只要去了解一下河南省建设厅有没有郑姓的厅长就行了)会直接帮他搞定他晋升之事。

说实话,错只错在我们仍然不够民主不够公开透明的干部人事制度,错只错在我们的国家社会没有合理公正的官员任用与升迁制度。正确的制度不能确立,荒谬的做法就会盛行。

本案中的甲书记花钱买官当属于昝由自取,其巨大的金钱损失无法挽回,其所拥有的巨额财产亦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嫌疑,其花钱买官的行为已经违反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纪律与道德规范,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及其政权的声誉,对此,当由这位既愚蠢可笑又可悲可怜的人自行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政治、法律与经济责任。

我唯愿此类花钱买官做的社会丑恶现象──中国千年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官场恶习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危害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精神。我也从此无须再作这样的文章来让人们不能不发出一声不无忧虑之意的叹息。

民主论坛

刘逸明:中共会主动放弃一党独裁吗?

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都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独裁专制统治。民间的正义力量在畏惧于官权的打压下也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沉默。由于中共当局对媒体的彻底垄断,原本毫无民主可言的社会,也就在千篇一律的舆论宣传中被装点得天花乱坠,似乎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应有尽有,一样也不缺。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今天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几乎中共的每一任最高统治者,都把自己标榜成爱国爱民的贤德君主。然而,在其治下的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恰恰是他们口号的反面。之所以会这样,除了因为中共政治人物的伪善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

改革开放的举措让中共在岌岌可危的执政状态下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民意的支持,但中共统治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依然继承了毛泽东的独裁衣钵,而且在荼毒生灵方面毫不逊色于毛泽东。“文革”的悲剧刚刚落幕不久,邓小平又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6.4”大屠杀。中共每一代领导集体对人民的无情杀戮,成就了另一种中国特色:人民在承受着统治阶级的暴虐的同时,更因为对其暴力机器的无形畏惧,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甘作“顺民”。

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众觉醒的开始。但豪情万丈的学生和市民却在追求民主的途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多人都被中共的机枪和坦克断送了宝贵的生命。民间的民主热情因此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拜金主义在中国大地日益升温。

面对中共的政治高压,很多人虽然义愤填膺,但仍然不惜让自己的良知沉默,对强权俯首帖耳。即使还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民众,坚持在民主的道路上行走,但绝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冷漠以及对政客的厌恶,使得这些人的行动变得更加的艰难。

“6.4”之后,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恐怖气氛逐渐在人们对它的失忆和统治者对它的刻意淡化中变得越来越淡薄。一些民间组织迅速崛起,如各种政党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然而,自从中国社会经历了“6.4”的镇痛,中共对民间组织也变得越来越不信任。一些正当的政治组织都被中共定为了反动组织加以打压:如中国民主党,该党的很多负责人都被判以重刑。最为让人震惊的当属上世纪末中共取缔法轮功以后对该组织信众的疯狂迫害。面对中共草木皆兵、颠倒黑白的表现,中国的民间独立人士在践行其政治理想时不得不如履薄冰。

互联网的普及引发了资讯的革命。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对封闭的传统媒体产生了空前的威胁。中共很多鲜为人知的罪恶历史,都因为互联网的到来而呈现到了世人的面前。一直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开始强烈地感受到了意识形态危机。虽说在公开场合,一般人仍和中共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但在私下里,人们却对中共有着极其不好的评价。如今,碰到别人对中共骂得酣畅淋漓,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了。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网络自由资讯的来袭,靠谎言和暴力来维系统治的中共,一时间手忙脚乱,于是,便不惜耗费巨资启动了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因此,无数的网络媒体被隔绝在了中国网民的视野之外。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多网民仍然能够通过一些软件突破封锁,继续接触自由资讯,并可以通过境外媒体发出自己心底的声音。

虽然宪法赋予我们每个人以“言论自由”权,但一党独大的中共却公然制定法律,将这种权利置于名存实亡的境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便是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明证。“6.4”之后,中共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际上是一部禁止游行示威的违宪恶法。中共一方面想方设法地剥夺人民应有的权利,一方面又不断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虽然针对中共以及中共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绝对得不到批准,但中共曾一度高度放纵针对美国的反美以及针对日本的反日游行活动。这在当时也许是处在倍感压抑的狭小自由空间中的中国人最“自由”的时刻。然而,即使是反美或者是反日的游行活动,现在也是不为中共所允许的。中共对民众应有权利的一步步剥夺,正显示出它内心的脆弱和恐慌。

根据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到明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地区县乡两级人大进行换届选举。不同于以往的是,在这一次选举中,候选人由组织推荐的方式受到巨大冲击。据媒体报道,大约有500名独立人士和维权人士挺身而出参加竞选。如去年参加广东番禺太石村维权行动而一度受到拘押的吕邦列、曾经倡导不买楼运动的深圳居民邹涛、当选《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之一的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和北京著名维权律师秦兵等人。参加人大选举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是沉寂了多年的民间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觉醒的体现。虽然他们参选的职务很小,而且不一定能够选上,但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不能不说是意义重大。

要促使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一党独裁,先知先觉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民主不是统治阶级施舍来的,而是需要被统治者自觉地争取的。虽然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说真话或者依法维权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但在他们的带动下,必然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被捕入狱,再一次撕毁了中共“和谐社会”

的假面具。对高律师的抓捕只能让民意对中共的支持率更加急剧地流失。一手制造了一系列人间惨剧的中共,时到今日仍然不能在邪恶的道路上回头。这是中国的巨大不幸,也是一个民族的莫大悲哀。面对无法无天的中共当局,虽然民间权利意识正在不断觉醒,但要真正实现民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6年8月29日)
民主论坛

在中国,谁有资格告诉我从哪儿找回羞耻?

——读《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书》后的感想

我曾经非常极端地说过,当年大和民族没有入主中华,那是汉民族的不幸,对大和民族未尝不是大幸。这话在中国的愤青们听来,无疑可列为十恶不赦的汉奸言论。不过,你要是能耐心地看完此文后再下此结论,我就一句也不会争辩地认栽了:因为我和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你是有个极有荣誉感的中国人,而我是个自认无耻的中国人。

在我这个无耻的中国人看来,中国的历史,真是既不可思议又难以理解:伟大的汉民族先后被从未经受过汉文化熏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过,却神差鬼使的“战胜”了诚心学过汉文化1000多年的好学生“小”日本;恶贯满盈的满清皇室被推翻后,效法英美制度的民族主义者中正先生却败于效法苏联制度的共产主义者润之伟人,“民国”居然就那么轻易的被“共和国”取代了。模仿黑格尔的一句话来描述我读中国历史的体会,我最想说的是:我从中国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在当今中国,我如果说,绝大多数国民都在当局的成功教育下,自1949年起,就开始普遍接受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观点,是不会有很多人提出异议的。而当我过了50岁之后的某一天,读了《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书》(附后),几天神情恍惚之后,却突然像一个白痴一样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是无耻地趴着的。当我趴着以异样的眼光看着身边和远处的中国人时,竟然发现当今活在中国的人无一不是趴着的,其中,也自然包括高居庙堂的哪些达官显贵,只是这些人趴在那里不自知而已。百余年来,真正能以高大形象站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原来全是些“死于非命”的中国人,这包括甲午战争时死去的军人刘步蟾、邓世昌和上个世纪在中国昙花一现的王实味、储安平、顾准等文化人。 

大清子民的后代们可真要好好感谢那拉氏慈禧太后,是她发现并放手使用了汉人李鸿章及北洋海军的一大帮汉族的“英雄”,从而,使甲午海战输得不是太难看,也使那些战死和自裁的清军将领们总算赢得了日本对手的尊重。在我看来,慈禧的英明能流芳千古的表现,是把北洋海军的军费银子挪了些去修那个世界著名的大园子。要是当时全买了军舰,也只不过给小日本多增加几条船做战利品,在今天那个中国人切齿痛恨的靖国神社里再多几个锚、多几个舵而已。否则,大清子民的后代们如今住在皇城里,除了去那个被英法联军烧成废墟的破园子里捉蟋蟀外,还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去。 

话说至此,各位看官可能真的会以为我这个无耻的中国人,要么是个汉奸和“粪青”混合的怪胎,要么就是当年小日本留在中国的野种的后代吧。告诉你,我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汉族人。那年回老家,我在一远房的堂弟家里曾亲眼看过我陈家的族谱有32本之多,我的祖先居然可上溯到汉丞相陈平。不过,由于我自认为此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所以一直不太对外人说起这事。当然,我爷爷和爷爷的爷爷名声更臭,他们全是后脑上蓄过猪尾巴的猪仔,按说连他们的祖先一小指头也抵不到,所以,我在某些场合提起祖先陈丞相时还是有点骄傲的。至于我爷爷的爷爷辈的事我是从来就不提的,倒不是因为羞耻,而是觉得他们能在兵荒马乱之后能苟活下来并人丁兴旺整出个大家族也确实不容易。

说实话,仅凭自己那一点点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其实也知道慈禧不是什么好鸟。但话得说回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又有几个不是私心自用、毫无廉耻、不怕报应的孬鸟呢?对中国的统治者,你只有比较了才有鉴别。对慈禧,我说她是中华大地上旷古无双的第一号伟人,比武则天、比康熙大帝、比孙中山、比蒋中正、比毛邓两个伟人加起来都要伟大一个等级,你还真是不那么容易驳倒我的。想想吧,她,一个深居后宫的女流之辈,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处于亘古未有的转折关头,就凭她能能驾驭和玩弄包括连毛伟人、蒋伟人都一致钦佩的曾国藩在内的满汉4万万人,她就是中国旷古无双的头号伟人,这还不包括她能把世界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敢空前绝后地以一当十对当时全世界11个列强宣战后,居然还能够安然坐回龙庭。我以为,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只有慈禧太后才最有资格享受伟大、光荣、正确这六个字的赞誉。现今的中国人中,凡刻意诋毁慈禧太后的人,基本上全是精神阳痿的大老爷们。

不错,慈禧是腐败,但那是她把自己的家财和江山不当一回事,与当今的王公大臣们把别人的家财和江山不当一回事,那就简直算小儿科了!不错,慈禧是带了些自己的夜明珠、翡翠白菜之类的稀世珍宝到棺材里去。可是,你要拿当今大清子民后代的眼光看,那叫寒酸!你只要知道当今海军衙门里的王参将能把当年慈禧可修三个园子的贪污受贿的赃款搁自家的“冰箱、洗衣机”里,用来养一二三四五奶,你想不佩服慈禧老佛爷的清廉和节制,那你就真不是个东西。

凡对日本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中,在历史上能虚心当汉民族学生的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又真的是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到了今天,谁也不能否认,比中国人更象汉族人的民族其实是大和民族:那几个小岛上的人写的是有日本特色的汉字,穿的是有大唐特色的汉装,其寺庙几乎是从神州克隆,其佛教乃汉传佛教的正宗,更别说整个清代汉人被满人收拾得面目全非时了。当你知道文革时,中国的和尚们被强迫还俗,居然会有众和尚们被红卫兵强迫手持“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标语示众,你就会很自然想到,中国的佛教早就死了,那个轮子功能横空出世就很好理解了。中国现在依然有许多国民,因为上世纪那场战争的缘故,加之近年日本那个人格有点缺陷、长期单身不找老婆却带着女儿满世界旅行的“小犬”首相经常去靖国神社拜鬼,而对日本人至今咬牙切齿,不可原谅,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敢说这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根本就不知道,在满人奴役汉民族的那270多年间,日本列岛其实就是汉民族最神往的海外福地,也只有在那里汉人才不会被人当猪仔对待。这与朝鲜和越南这两个二流民族享受了汉民族近两千年教化,却把汉字在近代予以废除,居然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愚蠢地掐断,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

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现实,其了解的水准与当年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只知道“男人留指甲梳辫子穿裙子(旗袍)”,可说别无二致。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孙逸仙伟人为何要改名孙中山,也不可能知道康有为被慈禧太后追杀时跑哪去了。至于我们天天写文章娴熟地运用“革命”、“哲学”、“当事人”等等现代使用最频繁的汉语词汇,他们也是不可能知道谁教中国人使用的。如果我再告诉这些人,那个当年在东京地铁中策划毒气杀人的麻原彰晃依然好好的活在监狱中,这些人是就是想破脑子也理解不了的。

其实,我们对一个最重要的邻居无知,并不要紧。如果你从今日
起,开始好好学习中日两国的历史,特别是好好学习日本的历史。要不了半年,你绝对会成为一个有点真历史知识而不是被篡改了的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到时,相信你也绝对不会人云亦云的去瞎嚷嚷。你到时一定会知道,日本人居然是整整1000多年,是以不识汉字、不会写汉书法、不懂中华上国之学为耻啊!你现在学一回日本人并不可耻,如果为了找到心理平衡,就权当老师不耻下问吧。当年,甲午海战时,日将伊东佑亨能用汉字给丁汝昌写出那种文采和义理具佳的劝降书,能礼葬自己战场上的对手,可能也只有说他的文化骨髓里有汉文化的基因才能说得通。现在,我们中国人与日本人交往,你别看日本人对你都彬彬有礼得近乎谦卑,我敢说,十有九五他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你的。原因无它,因为你的民族没有了骨气、没有了勇气、也没有了当年做他们民族先生时的那种大气。如果你现在也附和你的领导去谴责日本人不能正视自己的不光彩的那段肮脏历史,至少你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你在谴责日本人不敢正视当年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时,也应该知道并正视什么叫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吧?至于40年前、45年前发生的事情你不屑于去记住,你可以吩咐你的儿孙去记住也行。我想,这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应该是并不过分的要求吧。

我曾经还说过,以征服者君临中华民族的满人,并不是像早年处于蒙昧时代的日本人那样把汉民族当先生,而是把汉民族当奴才来役使。稍微了解满清历史的人都能知道,满人对汉人的奴役,其最成功之处,是把汉民族整体去势,使之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族群最大的太监化民族。汉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其标志是:一根像猪尾巴一样的长辫,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胁下,被强制蓄在了脑后近300年。在我看来,这与去掉裤裆里的两个蛋蛋,实乃异曲同工之效。就是在满清皇室被推翻快100年之后,我还是认为,这是比当年在美洲殖民的白种人从肉体上灭绝印地安人更残忍的暴行。

满人,这个在马背上征服汉族的关外民族,以血腥的暴力做后盾虐待汉人无所不用其极,居然能在外观上把汉人修理得和满人别无二致,却又能在满汉之间筑起不许通婚的屏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与当年的满人相比,我敢说,无论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日本人其实更像汉族人的兄弟姐妹。你回头看看日据时期的东北、台湾,日本人与汉民族互相融合的速度和深度,就是对日本人再有仇恨的人,也是不能不承认的历史事实。日本战败后,那么多的日本孤儿被中国人收养,仅仅是一个同情心所能解释的?当年,毛老爷子在夺得锦绣江山后,曾不无感激的对日本友人说,他要感谢“皇军”对他的帮助,那可是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

中日之间,现在有化解不了的世代冤仇,两国的那些愤青国民互相敌视,两国的领导人在暗暗地较劲,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现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历史性的僵局,某些日本人的乖谬和愚蠢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但中国人就没有半点责任吗?中国俗话说:一个碗撞不响,两个碗撞叮当。欧洲那些个有着历史世仇、语言文字各异的民族和国家,能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可以消弭仇恨和隔阂,用和平协商的机制组成一个统一的欧盟,从而把各自在边界上的哨所和铁丝网全部撤掉。这说明,现代人只要走出了肮脏的历史隧道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以此反观中日这两个国家,一个要以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方式藐视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耻辱历史的记忆,另一个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把两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故意混淆,并据此对自己的国民用民族主义的“狼奶”来饲养,在精神资源消耗殆尽的时代以此来维系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中日之间的这种僵局,谁能化解?我在此预言,如果世界真的能走向大同社会(以欧盟来做参照,这未尝没有可能),中日这两个历史联系最紧密、民族特性最相似的国家,只要是由那些像猪一样蠢、像狼一样狠的家伙在主导其中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国家别说组成像欧盟那样的国家联盟,就是做个不吵架的好邻居也是不可能的。只配做做山姆大叔国际棋盘上的几粒棋子。

回顾中国的历史,你看时间老人的报应就是这样滑稽和荒唐:满族人因为弱智的生活习性和愚蠢的民族歧视政策,其作为大中华的征服者,被汉民族消解成当今可以忽略得不值一提的弱小民族,可他对汉民族奴役近300年的恶果,也流毒深远没有穷期。这两个民族全是历史性的输家,征服者以民族的种群消解对历史上的作恶付出了子孙不彰的代价;被征服者虽然人丁兴旺,虽然奴才的标识脑后的辫子剪掉了,但精气神一去不复返矣,永远的丧失了古汉民族的精神和气质。对这个论断,可能会有很多的中国人不服气甚至愤慨,但你只要睁眼看看中国人当下都在干些什么,就基本上不会反驳我的这个论断的。政治领域的事就不去说它了,说了这篇小文你也看不到。你只要看看当今中国的贪官们做梦都想去瑞士银行开户头去美国做寓公、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们天天都想娶二三四奶、没有脊梁的文人们以当权贵的家禽(说犬儒是恭维)为荣、城里下岗的工人和农村失地的农民们则无不甘于认命,这个国家的人除去几个特立独行之士外,大都像我一样基本上成了行尸走肉样的政治病夫。

如果有人说我是吃饱了撑得慌而在此胡说八道,我就建议他每天都去看看8个小时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标榜自己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央视,看看它们天天都在播些什么东西:灾难可以变成荣誉,丑闻可以变成政绩,腐败可以变成功劳,谎言可以变成真理,特别是当你看着那些个满屏幕起死回生的满清王公大臣和格格贝勒们在你面前活灵活现时,如果你不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在我看来,要么是你脑子当年被门夹过或被驴踢过不好使了,要么就是对“大清电视台”情有独钟,是满人植入你爷爷的爷爷身上的奴才基因在自己身上起了作用。

有人曾对我说,下回若中日再战,也许写劝降书的一方是中国的某个将军。要我说,就凭中国还在前赴后继出产军械衙门里的刘参将和海军衙门里的王参将,那也只能是中国的粪青们在做白日梦。以我这张乌鸦嘴来说,若中国在新世纪再有外患,只会比晚清更不堪一击!但愿下回不是当年汉民族的小学生日本人做中国的对手。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仅长期没有羞耻感,就是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从哪儿去找回那个叫“羞耻”的东西。

最后,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就是一个无耻的中国人。如果非要拿别国的人作比,我自认为比日本人无耻100倍。

在中国,谁有资格告诉我从哪儿能找回羞耻?

(2006-7-10)

附: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书》

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
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原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量其才艺,授职封官,类例殊众。今者,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 大山 巌 頓首
                         伊東祐亨 頓首

赵岩质疑中国法庭公正对上诉犹豫

 

【2006年8月30日狱委讯】VOA记者:许波/纽约时报中国雇员赵岩的律师说,赵岩对以“欺诈罪”获刑3年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是基于种种原因,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提出上诉。律师说,赵岩将在上星期五一审判决之后的10天之内做出最后决定。

赵岩:判欺诈罪是欲加之罪

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研究助理赵岩说,法庭在认定他涉嫌泄漏国家机密罪的指控不能成立之后,仍然以“欺诈罪”判他服刑3年,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和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关安平星期一会见了他的当事人,讨论是否上诉的问题。 

他说:“赵岩的案子上星期五判决之后,按照法律程序,赵岩有10天的上诉期。在10天之内,如果他决定上诉,就引起二审程序;如果在10天之内他不决定上诉,10天过后,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就生效了。” 

对中国法庭公正无信心

根据一审判决,赵岩曾许诺利用他在北京的关系,帮助一位农村官员解除他18个月的劳动教养的处罚,并收取了2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莫少平律师说,鉴于赵岩自始至终否认这项欺诈罪指控,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赵岩时建议他提出上诉。 

莫少平律师对记者说,赵岩对上诉还有一些顾虑。首先,他想急于和他的女儿和姐姐等亲属见面团圆。但是按照中国法律,如果提出上诉,就表明案件还没有完结,这样他就不能见到亲人。莫少平律师说,更重要的是,赵岩怀疑中国法庭的公正性,对于上诉没有信心。 

莫少平说:“他认为,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同意律师传唤证人到庭作证的请求,也不同意他请求对有关证人做测谎鉴定。他认为,这就剥夺了他的权利,因此他对北京高级法院,也就是二审法院能否秉公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持怀疑态度,对法庭不信任。” 

律师建议最好方式就是上诉

莫少平律师说,作为赵岩案的辩护律师,他建议他的当事人提出上诉,因为赵岩当初被拘押并不是由于所谓诈骗罪,而是涉嫌泄漏国家机密。在经过一年的调查之后,才把欺诈罪的指控牵扯进来,而赵岩对这项指控自始至终予以否认。莫少平说,这是他建议赵岩上诉的第一条理由。 

他说:“第二个考虑是,原则上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如果你不上诉,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认可一审的判决,而你赵岩本身又不同意这项判决。所以基于这两种考虑,从法律程序上来看,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上诉。” 

莫少平律师说,如果赵岩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将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做出判决,不会像外传那样把审理过程拖到一年以上,甚至超过他在不上诉的情况下实际服刑一年的期限。

 

 

程翔案周四宣判

 

【2006年8月30日狱委讯】明报消息/电子传媒引述消息人士称,记者程翔的案件将在周四宣判,案件在八月十五于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审。

程翔被指从事间谍活动去年四月被捕,被捕时是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