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子虚乌有的思想者俱乐部宣言 (外一篇)

◎ 李  劼   

 

我们是一群思想者。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我们的宗旨。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我们的标帜。我们因为思想而孤独。我们因为思想而颠沛流离。我们意识到，思想的本质是孤独，思想者的命运是流浪。我们不会因为共同的写作而不再孤独。我们不会因为思想的成果而不再流浪。 

精神上的高贵，使我们变得谦卑。思想上的富足，使我们始终自信。生存的艰辛，无法使阻挡存在的敞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存在者，我们也是构成祖国一词的幸存者。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祖国始终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挚爱异语文化的所有精华，我们担负着重建我们母语文化的使命。当我们面对人类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的不过是，人和人口的区别。 

我们也许无法拥有自己的房间，但我们始终有着自己的思想空间。我们全都经历过没有思想的年代，我们知道思想是多么的高贵。主义不要紧，只要思想真。我们看重的不是有没有主义，而是有没有思想。 

1872年，一批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年轻学子，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 “，从中诞生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 

今天，我们这批来自异国他乡的思想者，将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创造不实用的思想。我们因此而从一个实用的时代，走向一个形而上的世界。 

思想是一种旋律，如同莫扎特在《安魂曲》里的飞翔，如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三乐章里的飘渺和悠远。 

我们因为思想而彼此相望。我们因为思想而心照不宣。君子群而不党，思想独立不群。我们为“我”而骄傲。“我”是实在的，“们”是虚无的。 

因为“我”的存在，于是我们开始写作。我们把 “我”播种在各自的文字里，不是为了彰显，而是为了消失。

“我”在消失中进入永恒。从孤独开始，到孤独结束。告别人世之际，我们能够说的只是：我们曾经相聚。这不是为了告别的聚会，而是因为聚会的告别。我们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留下一个无限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一群思想者(的),俱乐部。 

当我写这个宣言，环顾四周，空空荡荡。也许是为了寻找知音，也许是为了寻找同道，也许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既然是孤独的，就不必俱乐部。

汉语写作的尴尬，使思想一再被悬置。假如真有一个思想者俱乐部，从里面走出来的，全是作古的人们。老子，达摩，禅宗六祖，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他们证明了，汉语也能思想，汉语也能表达思想。假如生命好比修炼，那么思想好比体操。精神的体操。思想者俱乐部，其实是精神的体操房。天马行空的思想者，是一个精神的舞蹈家。学术可以有规范，思想却不能被羁缚。 

在一个没有思想的年代，很想有个思想者俱乐部。可是，思想一旦启程，港湾的有无就不再重要了。假如没有当年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哈佛大学岂能成为美国人文精神的摇篮？然而，一旦精神消失了，那么再名牌的大学，也不过是一具世俗的躯壳而已。思想会在校园里起飞。没有了思想的校园，如同一个精神的墓地。 

俱乐部需要宣言，思想者不需要。思想有时是无言的。思想被诉诸语言，一如少女成了新嫁娘。思想的最高境界，不是言说，而是沉默。一如真正的思想者，必定孤独。 

　

2006年6月-7 月写于纽约

《商周春秋》代后记：一个思想者的自言自语

　

1

老子在讲说自己的思想时，充满无可奈何的神情。

孟子宣讲仁政，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滔滔不绝，气势磅礴。

韩非子讲说权术，带有一种赌徒在赌桌上的冲动和焦灼。

庄子是个诗人，却开创了中国的散文传统，自由，空灵。庄子散文是自言自语，不干预他人，不干预生活。庄子散文最精彩的段落，有类于婴儿的呢喃。

孔子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学问家，不断地教导别人，却忘记了自己所知道的乃是毋需赘言的常识。
为了将孔子所说的常识提拔为唯一的思想，后来的帝王索性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为了抬着孔子吓唬他人，后来的学者没完没了地填补孔子当年留下的语言空隙，把孔子的话说到了不需要再思考也无法再思考的地步，从而在没有思想家的年代里扮演思想家。

孔子由地平线变成高山，是因为历史地表的下沉，是因为人心的不断沦落。中国人的不断堕落，使孔子终于成为圣人。

2

《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就像《尼伯龙根的指环》，照见了最纯真的日耳曼人一样。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则是西方人的民族原型。

中国的演义，满目疮夷。《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还有《水浒传》之类，十分生动地呈现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

《红楼梦》是对《山海经》的回归，天然浑成。

《山海经》故事间杂在山水地理的记载当中，就好比一幅幅壁画，镶嵌在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上。神话就是如此的天然无饰。

禅宗的崛起，让人回忆起孔子以前的年代，追溯到《山海经》的苍茫和混沌。禅，在中国人是对自由的回忆和回归。禅宗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一直到《红楼梦》的问世，才使人蓦然回首，发现那人真的站在灯火阑珊处。

那人是混沌，被孔子开窍，然后由禅宗修复。所以我说，禅宗开启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3

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并不是在讲说一种不存在的理想政治，而是对周以前历代政治方式的回忆。必须联系《尚书》，才能看出老子政治思想的针对性。周王朝建立之后，周公和召公，主要是周公，发布了一系列的诰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有为而治的历史。仔细对比一下，所有这些诰文，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刚好相反。周公在诰文中不仅有为而治，把治国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娱乐，给民众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一步一步地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从《尚书》中的这些官方文件亦即诰文来看，周公确实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乃是对天赋人权的认可；而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是对中央集权的不认同。

中国政治的联邦制思想，应该追溯到老子。

4

老子的修身养性，以回归婴儿，返回自然为原则；而周公的所谓德政，则要求人们以服从国家需要和社会秩序为道德准则。

老子的自然观，恰好是对从周公到孔子的非自然道德观的不以为然。这也是历史记载和传说中所描述的，孔子拜访老子时，老子不认同孔子的关键所在。

从《尚书》读到老子《道德经》，可以看出周室的症结所在；从《道德经》读到《尚书》，便可读出《道德经》对周公建制的批判意味。

由于老子的不争原则，人们读《道德经》似乎看不出其具体的批判性；但一对照《尚书》，其批判性便一目了然了

5

《尚书》中的《召诰》，虽然记载了召公的诰令，但主要体现的依然是周公的政治思想。

周公的政治思想和后来孔子的道德要求，建构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召诰》中，召公对殷商的批判自相矛盾。以否定纣王一朝推翻整个殷商，同时又承认殷商大多数王者，“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既然殷商多先哲王，那么周室为什么不照这些殷商先哲王的无为而治而治天下呢？召公不敢否定整个殷商，于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制作纣王无道，周灭殷商有道的弥天大谎。

6

召公谏弥谤，是召公圣明呢？还是周公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出了问题？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弥谤问题。言论不自由的根源，不在于周厉王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周公(连同召公自己)建立的专制集权。

周公召公建立的专制政治，必然会剥夺言论自由。召公在规劝周厉王的同时，却想不到反省自己做了些什么。

倘若摆脱了孔子的阴影读《尚书》，周公建立周王朝的实质，便可一目了然。周公的专制政治，需要孔子的道德谎言作补充；反过来说，孔子也正是为了维护周公的专制政治而撒谎。

孔子成为教条，成为意识形态，似乎就不需要弥谤了，因为言论有了标准，言论自由被一个最大的谎言在无形中给剥夺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乃是周公—孔子政治和思想模式的必然要求。

当周公和孔子一步步地剥夺人们的自由时，可将老子的《道德经》归结为四个字，还我自由。

7

所以，老子强调，天下出现所谓的圣人，表明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圣人，或者说历史上的圣人，大都是无言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被人逼着才写下了《道德经》的缘由。

但也正是因为圣人的无言，造成了孔子的有言和有理，谎言成真，庸人成圣。

爱，是毋须言说的。老子《道德经》通篇不见一个爱字，但爱在其中。而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并非以慈悲为怀，而是以爱治人。

8

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写诗歌，散文，小说尚且不可意气用事，更何况写历史呢？

遭受冤屈，发愤著书，虽然精神可嘉，却史识庸常，没有越出孔子的雷池半步。

可能也因为是愤而著述，结果把老子和韩非子混在了一起。此错实在离谱，难以原谅。

汉武帝给司马迁动了宫刑，司马迁的《史记》给中国历史做了同样的手术，只是，那把手术刀，是孔子提供的。

9

司马迁写到秦始皇的暴政时，就没想到，羸政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周公召公的一系列诰书里，看到青萍之末。

当然，当年孔子在热烈赞颂周公时，也根本不会想到那样的武力统一，最后必然会导致秦始皇式的暴政。

相比于秦始皇，周武王确实明智和仁慈，他不仅恭恭敬敬地请教箕子，还知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更知道把人家的国家还给人家，并且还明白不能还给微子启那种抱着祭器前来投降的家伙，而是还给了骨子里依然是个殷商人的纣王之子，武庚。如此等等。相对于秦始皇的暴虐，周武王的圣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马迁有没有想过，周武王为什么能够如此圣明？或者说，相对于被周灭掉的殷商，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圣明呢，还是一种忏悔的表示？假如是忏悔，那么周武王又在忏悔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忏悔？

司马迁一叶障目，而那张叶子，就是孔子。

秦始皇把姬姓周室对殷商的那场战争，推到了极端，从而以十分暴虐的暴力统一方式，彻底根绝了以和平协议达成联邦的历史可能性。

书同文，少数民族不在内，所以他们得以保留了能歌善舞的天性。

车同轨，没见得道路因此如何的四通八达，倒是同样的马车，走了几千年。

量同衡，欧洲直到今天才统一货币，人家没有秦始皇的后代发达么？

10

周以前的中国，是个诸侯联邦，殷商王室，不过是诸侯长而已。殷商的政制方式，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当年禹帝制定的洪范九畴，乃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政治模式。我想，这就是箕子为什么要耳提面命般地告诉周武王洪范九畴的根本原因。

箕子的劝告，或者说警告也行，周武王可能听进去了，可是他一年之后便郁郁而终，来不及把洪范九畴，也即是无为而治，定为周朝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可能他一直犹犹豫豫，不知如何办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周武王一死，周公便为所欲为了，下了一系列的诰令，完全违背洪范九畴的政治传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为而治时代。

这就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历史背景。遗憾的是，司马迁看不懂这样的历史奥秘。可悲的是，由于司马迁没有看懂，以后的中国人似乎就永远看不懂了。

中国历史之所以会不断地循环，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不见长进，人心之所以会沦落到黑暗的地步，秘密起始于商周之交，孔子修史，司马迁写史等等这一连串的事情上面。在孔子和司马迁的阴影笼罩之下，后来的中国人还怎么读得懂老子的《道德经》呢？

11

老子就是韩非子，人人都那么说。尤其是那些学者教授，所谓的文化人。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这与其说是老子的政治理想，不如说就是周朝以前的政治现实。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种种诰令；而小国寡民，则相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

司马迁看不清这些，所以我说，《史记》对中国历史动了宫刑。

12

文学境界，有大乘小乘之分。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小乘也。大乘者，或者慈悲，悲悯，或者谦卑，无我，也可说淡出自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雨果，托尔斯泰，如卡夫卡，如曹雪芹。

托尔斯泰从对娜塔莎受引诱的谴责，想到了对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道德审判，结果一写却写成了对她的同情，最后写出了对她的悲悯。但这依然只停留在小乘境界。直到《复活》，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伟大的悲悯情怀，从而十分谦卑地请求妇女原谅他的罪过。

写作《吴越春秋》时流的是眼泪，写作《商周春秋》时流的是心头的血。

或说，走到天边，说话也要口对着心。写作也一样，以心为基准。

二00二年十月

　

《自由写作》首发

 

 

八十年代的老同学(散文)

◎ 胡 俊    

藏獒

早就听说过被誉为东方神犬——藏獒的种种故事。比如，一个主人开车带藏獒出去，把它脖子拷上大铁链，车开到一半和另一辆车碰上了，双方下车吵了起来，对方竟然动手，结果那只藏獒疯了似的冲出来把对方扑倒，主人过来才制止。回家后，主人发现它的脖子上有一道血印。另一个故事是，一个主人上班，下午突然狂风暴雨，家里的藏獒才2岁，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它硬是咬破了两层铁丝网，站在路边等主人回来，怕这么大的雨主人出事。晚上9点主人才到家，邻居说它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了。

年初，笔者和家人去南方一游，在老同学家幸睹了有藏獒中的极品之称的——雪獒。

那天，刚一进门，嚯，就见一大家伙在门口晃来晃去。我们还在被它的健壮、威猛、高大震撼之余，这家伙已警觉地把鼻子凑到了我们的腰间，嗅了又嗅。或许是我们以前养过它的同类，身上多少还残留着它们的气味，这就成为我们进门的“通行证”了。老同学轻轻地摸了摸雪獒的头，示意朋友来访，它马上让道，并绽开漂亮的菊花尾巴，左右摇晃，以表欢迎。

怎么也看不出，眼前这只毛色如雪、头峰如狮，彰显王者气派的家伙出生才3个月！老同学让我们想象一下它长大后那“体大如驴，吼声如狮”的雄姿，并滔滔不绝地丢起了藏獒的书袋子。

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西藏高原巨型古犬演变而来的，是犬类世界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以血统的纯正、性格的勇猛，尤以对主人的忠心耿耿著称于世。北方某军区一位司令员病故后，他饲养的四条藏獒接连几天不吃不喝，最后人们没办法，只好把先前司令员身边的、也曾喂养过它们的炊事员从老家请回来。

老同学花巨资买下的这只长毛狮型獒，在雪獒家族里已经较为稀少了，与其配种，费用就高达万元。据说，藏獒售价的一个最高记录是三千万元人民币。

为了继承先辈们横行四方的野性，老同学每天要带雪獒外出溜沓二、三个小时，日前他还请了一位蒙古兽医对雪獒的脚指做了整型手术，以保证它长大后的奔跑速度。

我们坐在黄花梨制作的罗汉床上，一边喝着功夫茶，一边谈狗说事。

老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在一家法院，因不能忍受沉闷、刻板的机关生活，去南方办工厂,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开发出了独具匠心的电子产品，事业蒸蒸日上。但是，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那句“同患难容易，共富贵难”的老话在老同学身边应验了。先是自己的保镖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勾结竞争对手，吃起了“窝边草”，令老同学防不胜防，深感人心叵测；接着，自己的太太利令智混，忘乎所以，唯我独尊，演绎起现代版《农夫与金鱼》中的那个渔妇，还雇用黑社会分子来挟迫自己的丈夫，轰动一时，最后夫妻俩闹上法庭，各奔东西。

现在，老同学独自一人，心平如镜，带着爱犬雪獒住在公寓里。

世象万千，人事险恶。西语道：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老同学决定改行，离开光怪陆离的城市,去云南香格里拉开办养殖场，一边培养纯种藏獒，一边欢度余生。他说，藏獒的最大特点就是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而战，而藏獒的一生却为别人而战；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

分手的时候，雪獒毫不迟疑地放下正在津津乐道啃着的骨头，摇晃着粗壮的尾巴，随主人一起送我们至电梯口，眼神中流露出惜别之情，那幅景象甚为温馨感人。我情不自禁地弯腰把脸凑过去，雪獒伸出湿润而柔软的舌头，在我脸上轻舔几下，以示吻别。

尽管我们相处短短几小时，玩耍了片刻，但因着是它主人的同窗，它似乎和我们一样，格外珍惜彼此的相识和友情。

　

落住香格里拉

　

佛说：人应该学会放手，放下的越多，越觉得拥有的更多。

五月的某一天，微风和煦，老同学带着爱犬雪獒，放下了数十万元的罗汉床，放下了高档的公寓，放下了创办的企业，驾车离开了喧闹、华丽的城市，前往离天很近的地方、也是离心很近的地方——香格里拉，开始了他平静、单纯的生活。

不久，我就陆陆续续地收到了老同学发来的短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投入自然怀抱所表现出的适意自在的美好感觉。

“路边，大排档式小店，别样的藏式小桌上，花瓶里插满了各种颜色的不知名的野山花，清香阵阵；一碟牦牛干巴，一杯啤酒，望着瓦蓝的天空，飘拂的白云，心灵顿觉洗濯一新。”

“入夜，所有的房屋全被掩蔽，只有黑魆魆的山的剪影。躺在小凳拼成的‘床’上，睁眼望去，几抹闲云在深蓝的天幕下淡扫烟云，点点繁星似刚沐浴一般，清新而洁净。我试图寻找一颗最明亮的星星，儿时的光景仿佛又回来了。”

“雨后，没了电，四周尤显空旷，蛙声此起彼伏，‘青草池塘独听蛙’的闲适油然而生；偶尔有人从门前经过，几条敏感的藏獒立即就吼了起来。”

“不知不觉来了两个多月了，看着一对燕子来筑巢，现在却已成六口之家。院里的李子也已结满树枝，一时童心起，爬上树，不管能否吃，摘了满满的两大袋子。”

红尘中的我，读着老同学的来信，如盛夏里沐浴在沁凉入心的清泉中，神清气爽。

我打开记忆之门，努力搜寻老同学的心路历程。印象中，老同学是我们班级的第一任班长，加上“老三届”的年龄，所以同学们都喜欢用“老班长”来称呼他。老班长兴趣广泛，读书之余，拉拉小提琴，搞搞摄影。大学刚毕业，我们几个年小的同学还延续着书生之气，时常躲进某位同学家的亭子间或阁楼上，一边吃着涮羊肉，一边探讨诸如文化、制度、异化、生命等不着边际的问题，而聚会中都有老班长的身影和他的高见。

“当要解释大城市不呆来这高原的目的时，我总说蓝天白云星星月亮对我现在很重要。尽管我极尽诚恳，但得到的总是怀疑的目光。” 

“看到藏民转山（祈求神灵赐予福祉的方式），收获了够吃的青稞酥油，就虔诚地感谢卡瓦博格爷爷（神山），让人感动！而我们却无止境地追求物质消费，有了还想有，多了想更多。我现在觉得，在追求物质消费过程中，我们不是被异化了，就是失去了善良、纯朴、快乐等这些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回想起来，我从未在是是非非、利欲熏心的城市生活中找到真正的乐趣。”

“今天和藏民朋友去了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原，在木楞房里喝牦牛奶酥油茶，吃奶酪。虽然还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并不影响我体会纯粹的藏民高山放牧：劳动与歌唱、鲜花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老同学来信说:“香格里拉的空气令生命欢欣鼓舞。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我等你！”

我想起了一位刚从法国巴黎布列塔尼乡下旅游回来的朋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的一生，上半生在城市生活，下半生应选择在乡村。

禅语说：运水搬柴，吃饭睡觉。我想，这一定是掌握了单纯生活的某种秘密的喜悦。

这个夏天，去香格里拉欢度余生的念头，似一只无形的舌头在舔噬啃咬着自己的灵魂。

　

《自由写作》首发

 

 

西汉太学生运动考(文论·一)

◎ 张桂华   

 

西汉哀帝之时，发生了一次太学生聚众千余，阻挡丞相车马，又守阙上书请愿的“太学生运动”，是为“我国历史上太学生干涉政治的最早记录”[1]，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学生运动。

此后，每遇文人士大夫群体指斥时事、干预朝政，往往就以此为由、以此为据，明代的东林党人如此，清末的革命党人也莫不如此。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中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无有稍歇，从“五四”、“一二九”，直到八十年代的北京“六四”悲剧，这每一次运动，仍时见有人提说此事，将学生运动的历史渊源上溯至西汉。

尽管如此，西汉这一次“太学生运动”缘起、发展过程和结局，至今却少有研究。而究其实，汉代“太学生运动”与中国现代学生运动之间，虽有形式上的承继，但在基本目标、诉求对象和社会影响方面，还是有许多根本不同之处的。

　

一、事件始末

　

这一事件的始末,见载于《汉书》：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适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2]

这是《汉书》中有关此事的唯一记载。

这一事件发生于哀帝之时，不见于哀帝传，这不奇怪，对鲍宣是大事，对帝王算不上什么事；有点奇怪的是，此事却也不见于另一当事人孔光传，这只能说明鲍宣的人微言轻行亦轻了。

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丞相孔光去皇家陵园办事，手下的随从任由车马在驰道上行走。恰逢鲍宣出巡碰上，于是让下属“从事”扣下了孔光一行的车马，并“钩止”即拘留了丞相手下的掾史。

鲍宣的理由很正大，按秦汉制，驰道专供皇帝使用[3]，孔光车马行走驰道就是僭越名分。其时对这一制度的遵守与否，很为看重，上至帝王，下至各级朝廷官员，无不如此。

汉武帝有一候姓乳母，武帝即位后，对其赏赐有加，“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4]。也是武帝时，公主行驰道，被官吏阻拦，公主言奉太后旨，官吏道：公主可行，车马不行，将车马没入充公[5]。汉成帝为太子时，有一次父皇元帝急召，他不敢穿越驰道，绕道而往，结果迟到了。可当元帝问明原因后，非但不责备，反是大加赞赏，而且特别下昭令，今后容许太子可穿越驰道[6]。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在任丞相司直时，曾行车马于驰道，被司隶阻截，没入车马充公[7]。幸得翟方进抓住了对方把柄，反退为进，才免于追究。

所有这些礼法制度、这些有关驰道的故事，鲍宣不会不熟悉，此时他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个“官比司直”、比司直还要低一级的司隶，但其主要职责却是辅佐丞相“举不法”。孔光的车马行走驰道正是不法，于是，鲍宣乃有此举。

可这件事有点类似二十多年前翟方进行驰道事的重演，事情起因的是非不问，纠执违法的反被问罪。翟方进的事是翟方进自己用手段反退为进而化解，鲍宣此事似乎不是因为孔光自己的活动，却不知什么缘故被朝廷上下认作是“摧辱宰相”。因这一罪名，于是原是问罪别人的反被别人所问罪，事情也就转到了专事司法执法的御史中丞那里，御史中丞派出侍御史到鲍宣处，不过，不是直接问罪鲍宣，只是指名要拘捕其下属中那直接“钩止”丞相掾史的“从事”。事情至此，可说理在鲍宣，但孔光或御史中丞也不出格。孔光车马乱行驰道确是僭越名分，但鲍宣就出手“钩止”丞相掾史，可能也同样不合礼法。既然鲍宣“钩止”的是丞相掾史，御史中丞也只是要拘捕鲍宣下属的“从事”，可以说采取的只是官场中通常所见的那种由下属替罪的息事宁人的方式，是很顾及鲍宣体面的了，因为鲍宣除了那篇“七亡”上书有点名声之外，其地位与孔光还是完全不可比拟的。

出人意料，鲍宣却对御史中丞派出的官方使者竟然闭门不纳，不让侍御史拘捕自己的“从事”，鲍宣如此，或是自认无错或是爱护下属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由此可看出鲍宣的愚直和敢于担当的品性，他以前已经有过罢官的经历，显然他没有消极地接受教训，仍是自行素我。

事情到这一地步已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是“钩止”丞相掾史对错的问题，也不是“摧辱宰相”真假的问题，而是鲍宣直接阻拦对抗朝廷使者司法执法的问题了，这一出格之举，已构成“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的罪名。于是，他想掩护的下属自不待说，鲍宣自己也被拘捕，抓进了朝廷大牢，接受法律处置。

这才引出了太学生的举幡闹事。

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在太学举旗呐喊，为鲍宣遭遇鸣不平，公开号召太学生，愿意援救鲍宣的在旗下会合，太学生中立时响应，人数多达千余人。他们酝酿后采取行动，一则，乘孔光上朝之时，阻拦孔光的车马，为鲍宣申说和抗议，再则到宫殿向皇帝直接上书。

太学生的集体抗议和上书，震动了朝廷。事情闹得如此之大，最后由哀帝作出了对鲍宣的裁决，“减死一等，髡钳”。髡钳，为去发锁项的五年刑，本为死罪，太学生这一闹，即改为仅仅是剃去头发、戴上枷锁的五年刑，出入何其大也。难怪后人评价西汉法政，“汉代用刑之宽严，视乎时主之好尚”[8]，这是一般的总体评价，但以鲍宣这件事来看，确也如此。

鲍宣逃过一死，自此离开了宫廷政治。

　

二、当事者诸人

　

此一事件中有名姓的当事者凡三人，王咸、鲍宣和孔光。

事由孔光而起，鲍宣初因“摧辱宰相”，又为“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被系下狱，再由王咸为鲍宣鸣不平，唤起千余太学生闹起了“学生运动”。事件的顺序由孔光而鲍宣再王咸，与三人的地位及声望正相符。下面反其道，由微及著地依次介绍三人，以更具体地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

1，王咸

王咸，济南人，太学生。西汉太学生称作“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所以《汉书·鲍宣传》中称其为“博士弟子济南王咸”。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专置五经博士，将儒家的诗、书、礼、春秋、易尊崇为经；为集中、系统地培养儒学人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置博士弟子员即太学学生五十人，正式成立太学。

自武帝至西汉末年，虽然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太学的规模却有了很快的发展，太学生人数也急剧增加，昭帝时太学生增至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到平帝王莽辅政时，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生建筑校舍，规模是可容纳万人。

王咸举幡为哀帝时，哀帝在成帝之后，平帝之前，此时的太学生可推断在五千人上下，济南王咸就是这五千太学生中的一个。

尽管博士是朝廷命官，尽管博士弟子作为候补官僚也算得上是个人物，可五千个之一，毕竟微末不足道，所以，王咸尽管有此一举幡的壮举，成为这一场自发援救鲍宣的太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却还是无法入记入传，《汉书》中没有他的传记的地位，无从知道他的来历。不过，他的归宿《汉书》中倒有交代，见于“王莽传”中有关与北方匈奴的一段记载：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争，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为伯，伏黯等皆为子。” 

济南王咸之所以能被王莽选为出使匈奴的“大使”，并认为其“能颛对者”，显然与其十余年前的“举幡”壮举不无关系，这才可能使他从五千个之一中脱颖而出，为王莽所记取。可不幸的是，他没能凯旋而归，竟然病死在异国他乡。总算王莽念其出使有功，将其子封为伯作为回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咸是在王莽新朝任职，并被王莽亲选为出使匈奴的大使，而且还为此而送了命。这与鲍宣与王莽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反对的，虽然王咸的名声是因举幡援救鲍宣而获得。

2，鲍宣

鲍宣，曾做过多种低级官吏，两度因病去职。哀帝初，为大司空何武提拔，推荐宣为谏大夫，以后平调为“豫州牧”。一年后，为丞相司直郭钦劾奏为政“举错烦苛”，行为不合礼法，被免职。“归家数月，复征为谏大夫”。 

是时，外戚擅权已有显现，哀帝祖母傅太后和成帝母亲丁太后不仅自己俱称尊号，而且封爵亲属子弟。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等有异议，招致傅太后恶感，皆被免官，丁、傅两姓子弟在宫廷中越加得意进位。哀帝是个昏君，不问政事，私幸董贤。

如此种种，引得鲍宣不满，同时也是谏大夫的职责，于是慷慨进谏，此上谏书就是著名的“七亡七死”书，书中痛陈百姓有“七亡”、“七死”的苦楚，同时具体要求“急征”傅喜、何武、师丹、孔光、彭宣等人，更为大胆地是，书中直斥哀帝：“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一大万数”？

“七亡七死”书，取的是“七体”文，自枚乘《七发》而后，成为当时一种流行的文体，其他著名的“七体”文有傅毅的《七激》、刘广的《七兴》、曹植的《七启》、张协的《七命》等。此文无甚特色，但文中“七亡七死”的尖锐指陈和对哀帝的大胆指斥，此文为鲍宣当时以及后世赢得了广泛持久的名声。

哀帝因鲍宣是名儒，总算格外优容，没作理会，对其上书也同样置诸高阁，不加理睬。第二年哀帝重召孔光并免孙宠、息夫躬等人，那应该不是因为鲍宣的上书，而是因发生地震和日蚀。鲍宣却乘热而进，又上书，对此“天人感应”现象大作文章，除了没提百姓的“七亡七死”外，其他内容仍照旧。 

因有“天象”摆在面前，哀帝也不得不从天而动，于是接纳鲍宣所言，召回何武、彭宣，并任鲍宣为司隶。哀帝之时，将以往的司隶校尉改为司隶，官阶比照专为“举不法”的司直，但事实上还是要比司直低[9]。

“摧辱宰相”事，就发生在鲍宣任司隶之后。

因太学生一闹，鲍宣逃过一死，带刑举家迁徙至上党长子，就此结束了从政生涯。

鲍宣远离了宫廷政治，宫廷政治的变化却没有放过他，几年后王莽执政，“诛诸豪桀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何武和鲍宣等人皆遇害。鲍宣不是直接被杀，而是被捕系狱，在狱中自杀的[10]。

鲍宣本不是权臣，只是言官，何况早已因罪迁徙远离了朝廷政治，为何王莽还要追杀？因为鲍宣虽平民虽在野，可仍心念念于宫廷，而且他是大儒，有师承家传，有门徒弟子，这样就既能以舆论影响，又能通过自己的弟子干预实际政治，他的声望已在太学生闹事时显现，这应该就是王莽不放过他的原因。

对鲍宣的评价如何？

班固：“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显然，在班固看来，鲍宣是“清节之士”，但“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能自善其身却不是经国治世之才。所谓“实蹈”，也就是举措多少有点迂的。

然而，鲍宣在后世的名声却很大，这不仅来自子承父业、孙继祖业，所谓“三代司隶”，更由于鲍宣妻子的德行而使其增光。鲍妻在历史上的名声，可说不小于鲍宣，在民间的声誉更且超过之。鲍宣有传，鲍妻也同样有传在《后汉书》，而且列于“列女传”中的第一位[10]。

鲍宣妻桓少君是其老师的女儿，这位儒师可能出于爱弟子之心，见鲍宣清苦，特别以女儿嫁鲍，而且送嫁妆厚礼。鲍宣为此而不悦，怕生于富骄的妻子无法在自己的贫贱之家习惯。鲍妻却能欣赏丈夫修德守约之心志，于是退还自家华美服饰，短布粗衣，与丈夫“共挽鹿车”回家，“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因此，在历史上，鲍宣妻并不比鲍宣的名声低，在民间，鲍宣妻更是摆脱了依附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说，已不是妻以夫贵，反是鲍宣父子因其而得以名传[11]。鲍宣的历史地位，是因为上书直谏的忠直和那份著名的为民请命的“七亡七死”的上书，是因为以后的不为王莽所用反为王莽所害。不过，对后者，我们今天不会再囿于汉家立场，对王莽还需要重新评价，如此，在这一点上以往对鲍宣的赞扬就要打折扣了，而鲍宣妻桓少君的赞誉却是稳定的。

3，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曾伯祖孔安国、祖父孔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父亲孔霸亦治《尚书》，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为皇太子讲经。孔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辞让宰相位，元帝由是对其更为敬重，赏赐甚厚。孔霸去世，元帝两次临吊，谥称号“烈君”。 

孔光是孔霸四子，也是其最小的儿子，年少时即通经学，成帝初举为博士，平冤狱，正风俗，救济流民，由是知名。以后先后出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光禄大夫，在朝廷中枢十余年，深得汉成帝的器重。孔光是个会做官的人，也有自己的为官处世原则。对上不希指苟合，但也不强谏争，外有流言，则尽人臣责尽量掩盖。荐举他人，则唯恐其人知道。在家与兄弟妻子闲话，从不谈及朝内政事，甚至家人问及宫廷中长什么树木，孔光也不回答。孔光虽贵为帝师之子，又少时通经，做官多年，却不结党友，自守自律。孔光历成帝、哀帝和平帝三世，两度为御史大夫和丞相，以后又高居大司徒、太傅和太师，本为大儒，其弟子中多博士、大夫，见老师居高位，都想依靠其助力，可孔光始终无所荐举，弟子中不少人怨望。

多年为宦，孔光也有过挫折，一次是选太子，孔光与丞相翟方进、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等人意见不合，特别是与两位太皇后和成帝的意向不合，结果去位，被贬为廷尉。 为时不久，孔光又被起用，并在成帝临死前受任丞相，受封博山侯。哀帝即位之初，君臣相处尚好，孔光还受封千户。其时外戚势力渐长，为哀帝祖母傅太后干政事，孔光多持异议，为傅太后所忌，不久哀帝下旨，罢其丞相、博山侯位归家。这一次孔光算是彻底去官回老家了。 鲍宣上“七亡七死”书，也就在这以后的事。

孔光以后的复出，与鲍宣的上书可能有关，但即便有关，关系也不会很大，更重要的是，孔光去后替代其任职的三任丞相或死或因数度谏争，都为傅太后和哀帝所不满，朝廷中的一般议论也以为不及孔光。这样的局面之下，于是孔光又被起用，先光禄大夫，复御史大夫，最后官复原职，复为丞相和博山侯，又为大司徒。

哀帝死后，王莽为大司马，立幼年的中山王为平帝，由其执掌一切。王莽因孔光是旧相名儒，广有名声，加上太后又敬重，对孔光甚为礼待。可眼见着王莽权势日盛，孔光忧惧万分不知所措，于是上书乞求还乡，王莽却不接受，非但没辞去官，反而又升迁孔光为太傅，这是孔光父亲孔霸曾做任过的荣职。第二年，王莽又加诸孔光为太师，而自己也任太傅。孔光诚惶诚恐，不敢与王莽并称，常称病居家。到王莽“称宰衡”，统百官之时，孔光更为惊恐，决意称疾辞位，这才得到太后的恩准，“归老于第，官属按职如故。” 孔光七十去世，丧葬隆盛。王莽篡位后，起用孔光哥哥的儿子孔永为大司马，封侯赐爵孔家子弟多人[12]。

孔光位极人臣，生贵哀荣，可在后世的评价却不高，《汉书》本身就在孔光等人的合传后评道：“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虽有以“古人”之高标衡量，难以胜任的感叹，但这只是客气的含蓄，真正的要点却是，这些“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的大儒为相，只是一批“持禄保位”的阿谀之徒，从孔光一生行迹来看，这一讥刺孔光是难以逃避的。

《汉书》孔光传的含蓄，还表现在对事主的多扬少贬，或干脆只扬不贬，这是中国史书的史德传统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传统是“秉笔直书”，这就表现在写法上的“另见一章”了，事主的劣迹往往写在其他有关的任务事件上。《汉书》对孔光也同样如此处理。孔光最为人垢病的，是折节屈辱身分，礼遇哀帝的同性恋对象董贤。

后人如王夫之的评价就更低了。明清以降的通俗演义也同样如此。

　

注

[1]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8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2]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之鲍宣传。

[3] 《礼记·曲礼》：“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麝卵。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 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君无故，玉不去身； 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

“驰道”，孔颖达《礼记正义》疏：“驰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处，故曰驰道也。”

[4] 《史记·滑稽列传》

[5] 事见，《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中的江充传：

“太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宫。”

[6] 《汉书·成帝纪》中，可说开篇就记述了此事：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颜师古注：“绝，横度也。”

[7]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威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再三奏事，迁为丞相司直。从上甘泉，行驰道中，司隶校尉陈庆劾奏方进，没入车马。既至甘泉宫，会殿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今尚书持我事来，当于此决。前我为尚书时，尝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余。”方进于是举劾庆曰：“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一统，明主躬亲不解。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庆坐免官。”

[8]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十七章“刑法”，第81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9] 以上所引所述鲍宣事均见《汉书·鲍宣传》

[10] 见《后汉书》卷八十七：“列女传”

[11] 如唐诗中有以鲍宣妻为题的（周昙的“后汉门·鲍宣妻”），明以后的儿童启蒙读本《幼学琼林》中列有鲍宣妻事迹，现代编撰的《东方小故事》丛书中编入了“鲍宣娶妻”故事，《红楼梦》第九十二回中也提到了“孟光的荆钗布裙，鲍宣妻的提瓮出汲”，宋代或元代曾有戏剧《鲍宣少君》，可惜剧本已失传。

[12] 见《前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中的孔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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