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第三本诗集《一路唱回故乡》及《黄永玉八十》本周上市，接受专访谈画家文学之旅

 

_{曾经的“中国三神童之一”黄永玉如今已经鹤发童颜。}

^{“鬼才”黄永玉的第三本诗集《一路唱回故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近年所作、从未刊载的诗歌数十首以及相关画作，简洁的文字和图画如同作者早年的木刻一样，寥寥而有精髓。}

^{其实黄永玉写诗可不是外行，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个时候》获得过新时期文学的首届诗歌奖，辛辣的讽刺无情的鞭挞把转行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批判，表现得强烈而深沉。}

^{“文革”时他的长诗《老婆啊你不要哭》写给妻子，也写给一个艰难的时代，在黑暗中给很多人力量。}

^{本周《黄永玉八十》也相继上市，昨日刚从内蒙古归来的他在万荷堂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漫漫文学之旅。}

　　谈诗文

　　希望普通人能看，高明的人也喜欢

　　新京报：在《一路唱回故乡》的序言中你写道“有的是有学问的诗，光是学问却又生僻了。有的是普通人的诗，都懂，都动情，都喜欢。有的是写给诗人看的诗，有的诗人喜欢，有的诗人骂娘。”那你说说看，你的诗是普通人写的还是写给诗人看的呢？

　　黄永玉：我的职业不是诗人，不是诗人但也可以写诗。

　　我希望普通人能看，高明的人也喜欢。《南华叠翠》等都是古人说的凤凰八景还是十景，我记不清楚了，我拿这些题目写了新诗。

　　新京报：在《警告游客》中，你提醒游客“如果街上有个妹崽，看你一眼，或是对你笑一笑，你千万不要妄想……

　　他哥哥很可能是阉猪的。”冷幽默在你的画与诗中都有统一，你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

　　黄永玉：积累得越多感悟得越敏锐。我的父亲也很幽默，小时候我逃学，对家里说学校放假，其实到处逛。有一次，我又这样说了，爸爸说和我去看一下。走了一二里地，到学校门口了，我就知道大势已去，因为里头的同学们声音很大。回到家，他坐在一个躺椅上，拍着自己的膝盖大笑：“你这个人说谎。不要老是重复说同样的谎嘛，你老重复说学校有事情，你看看你多好笑，你这个人！”新京报：讽刺也是你诗作中常常让人啼笑皆非的特点，你讽刺一些老干部“补药弄得满箱满柜，边做报告边喘气，内容就像旧报纸。”你还自嘲当和投机分子来不及拒绝握了手，“糊里糊涂跟母猪亲了一个嘴。”黄永玉：这样的老干部的危害远没有以前大了，我也怜悯他们，在诗里开开玩笑还是可以的。

　　新京报：在《一路唱回故乡》中，每一首诗作都配有你的一幅画，你说说看诗歌和绘画的关系。习文会影响你的绘画吗？

　　黄永玉：这种关系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吧。甲乙二信徒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的时候吸烟行不行呢？”神父说：“那怎么能行？”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到上帝，吃饭时想到上帝，吸烟时想到上帝，可不可以呢？”神父说：“当然可以。”新京报：对于陈履生写的《黄永玉八十》，你读过吗，作何评价？

　　黄永玉：读过。他这样心细我还没想到，对于我和研究我的人都有价值。

　　新京报：你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在《芙蓉》上已经刊登了一部分，写到四岁就已经写了30多万字，目前进展如何？

　　黄永玉：就像苏州评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下楼下了一星期，都还有人愿意听。

　　我写得很慢，但我是老老实实写，没有给任何一段历史画漫画，把所经历的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没有完整的构思或既定的格局，随记忆而行。

　　我自己也不知道写多长。

　　品文人

　　王朔开创了新启蒙时代的文学

　　新京报：在诗集中，有一首诗作是献给新月派被忽视的诗人邵洵美，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你起的题目是《像文化那样忧伤》，为何起这个题目？你喜欢新月派的风格吗？

　　黄永玉：我看书不分流派。文化人在大时代里被忽视或践踏都让人难过。比如陈寅恪，他连水都挑不动，长得也不好，但人可爱得不得了。我们国家这样珍贵的人还有邵洵美，吕荧等，他们不见得有多伟大，但心胸很宽广。我不时要点一点他们，要让人们记得他们。

　　新京报：在当代作家里你喜欢读谁的作品呢？

　　黄永玉：王朔起到的作用不只是今天的作用，他是很重要的作家，开创了一种新的启蒙时代的文学，拨开了云雾，他的文学对未来也有作用。我不认识王朔，但认识崔健，他感情丰富，气派大，嗓门不是随便唱的。但有人把他们一方面的特点当成全面的错误，也有人对他们的成绩感到不开心。

　　说故乡

　　凤凰“旅游经济”让我啼笑皆非

　　新京报：在《南华叠翠》中，你以绿为象征，“绿得让人像喝醉了酒个个倒在你的怀里，绿得那么温暖，让外乡人个个把你当成故乡，绿得让漂泊在外的故乡子弟，再老也要回到你的身旁。”十二三岁就离家的你还经常回到故里，凤凰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黄永玉：有影响但说不出口。我们那个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沈从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的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不过，现在凤凰的“旅游经济”太过发达了，我经历过两件啼笑皆非的事，都是导游对我的误认。一个导游指着夺翠楼对游客说，“当年，黄永玉是本地的恶霸，他曾经抢了一个叫翠儿的少女，藏在这栋楼上。”另一次，我和一队游客迎面而过，听到导游说，凤凰出了两个名人，沈表叔和我。突然，导游指着我说：“大家快看，走过来的就是沈从文先生。”

　　◇黄画黄诗黄书

 

　　自画像

　　恨得咬牙切齿，

　　没牙的老头只好喝汤。

　　弄一副没脑子的假牙撑门面，

　　谈不上爱和恨。

　　人叫头发做烦恼丝，

　　八十岁的年纪

　　几乎是光了头发，

　　且留给少男少女们烦恼去吧！

　　左邻养了只沙皮狗，

　　右舍养了只斑点狗，

　　我脸上的褶纹和老人斑啊！

　　早早晚晚出门三步都很为难。

 

　　■题外话

　　我拍电影《边城》能震动世界

　　新京报：你早年写过电影剧本，而且对各类艺术都很精通。有没有想过自己做导演呢？

　　黄永玉：现在老了嘛，拍不动了。拍电影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

　　《边城》没拍好，电影不光是讲故事，有很多别的东西。

　　凌子风把我写成他的顾问，但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不听。我说，《边城》要拍出没有声音的声音，把彩色片拍出黑白片的效果，要表现距离感，水面要高，视频要高，老远要让观众能听到声音，看到光，感受到节奏。

　　大清早的雾里，油子扇在石头上扇着翅膀，一滴两滴的水滴声，被扩大的效果。还要把沈从文其他一些好小说的情节用到里面来。比如，有个小说，男人去看已经租给别人做妓女的老婆。鸨母给他买了糖果，他突然告诉老鸨，不想在这儿玩了，讲着讲着就哭了。那种苦难一般的丈夫说不出来，是苦难的农民对时代的苦难概括不了，只能哭。小小的、很美的悲伤可以放进电影里去，当时他们都没有好好研究这些。

　　我想这样的《边城》拍出来，票房价值不会很高，但会震动世界。

催生“青春诗会”引发朦胧诗争论著名诗歌杂志《诗刊》里里外外的故事

　_{■口述者名片}

_{邵燕祥，1978年11月进入《诗刊》，曾任诗刊副主编，1984年辞职。}

_{唐晓渡，1982年2月进入《诗刊》，1998年离开。}

_{李小雨，1976年进入诗刊，现为副主编。}

_{■杂志档案}

_{《诗刊》：月刊，1957年创刊，首任主编为臧克家。1961年1月改为双月刊。1963年7月恢复为月刊。1965年出至80期停刊。1976年1月复刊，先后由李季、严辰、邹荻帆、张志民、杨子敏任主编，现任主编为叶延滨。1980年增加印张，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从1980年开始组织的青春诗会，扶植了大量青年诗作者。2002年改为半月刊出版至今。}

_{《诗刊》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邵燕祥。}

　　朦胧诗争论

　_{在唐晓渡的记忆中，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后来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

　　李小雨是1976年进入《诗刊》的。刚进去没几天，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她和编辑部的成员一起去了唐山，回来以后还写了诗。作为诗人李瑛的女儿，在此之前她也有创作。但是，这一次显然不同于以往。

　　此后，在工作之余，她一直坚持着诗歌创作。这时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诗歌会成为“靶子”，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

　　1979年，《诗刊》先后刊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诗。此时，邵燕祥、王燕生已经进入诗刊，邵燕祥负责刊物的二审。其时，1980年，全国许多刊物争相刊登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按照李小雨的说法，“这段时间，顾城、食指、裘小龙等人都开始在《诗刊》上发表诗作，整个诗歌界异常活跃。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这时的《诗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4万份，它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在1980年4月南宁“全国诗歌讨论会”上，以《今天》为代表的诗人的作品成为争论的焦点。当年8月号的《诗刊》上，广州军区的作家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举出老诗人杜运燮的诗《秋》和李小雨组诗《海南情思》（发表于198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中的《夜》的诗作为“朦胧诗”的例子，指出这些年轻诗人的诗歌“叫人看不懂”甚至“晦涩”，揭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章明也没有想到，他对这类诗歌颇含贬斥意味的命名———朦胧诗，竟然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

　　其后，《诗刊》连续刊登了一些争论文章，其中就有顾城的父亲、诗人顾工的一篇。

　　顾工在文章中说，刚开始读顾城的诗的时候，感到很气愤，但是顾城认为，这些诗歌是自己个人的审美视角。顾工认为应该予以宽容，并对自己进行了反省。

　　在唐晓渡的记忆中，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后来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据他回忆，在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朦胧诗代表之一、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

　　关于舒婷的落泪，唐晓渡还说，“其时频繁出入《诗刊》的某诗人以自己的方式为此作了‘笺注’。我曾两次听到他向刚接任主编的邹荻帆先生‘进言’，评说舒婷的《往事二三》一诗。第一次说得还比较隐晦，邹先生也只是含糊其词；第二次称这首诗分明写的是野合，并质问《诗刊》为什么不管，结果遭到邹先生严词拒斥。”多年之后，唐晓渡才知道，某诗人成为舒婷的主要批判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思想的分歧。而这一点，邵燕祥称在当时就比较清楚。

　　三个“崛起”遭批判

　_{最终使那位老诗人狼狈不堪的却不是这几个年轻人，而是吉林老诗人丁耶……}

　　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1981年3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这三篇文章都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新诗（主要是朦胧诗）持肯定态度的，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

　　唐晓渡说，1983年9月份，在新疆石河子举行的绿风诗会上，某诗人在背后一再给舒婷“上烂药”之后，有意要当一回明星。他不仅在大会发言中一人占了三人的时间，而且拿腔拿调地模仿广播员，用记录速度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在痛斥了所谓“三个崛起”之后，他摘下挂着金链的眼镜，声音也变得阴沉。他说，“你给他们讲学术，人家可不跟你讲学术。不是说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那好，是学术就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

　　唐晓渡记得，当时本来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他发言，但这句话犹如往一缸浑水里投下了一把明矾，乱哄哄的会场转眼间变得安静下来。许多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受到突然袭击一样彼此交换目光：他哪来的这股杀伐之气？他仗着谁的势？他想干什么？整整一个中午，几个年轻诗人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如何惩治这个为老不尊的人，并设想他比如挨了一颗突然从天而降的“西瓜炸弹”后会是怎样的狼狈不堪，并为此而乐不可支。

　　但是，最终使他狼狈不堪的却不是这几个年轻人，而是吉林老诗人丁耶。唐晓渡说，“就在当晚，一心想诉诸非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某诗人气急败坏地敲开了我和邹荻帆先生合住的寝室房门，怨愤交加地嚷嚷道，荻帆你到底管不管？丁耶个老疯子，居然骂我是‘混蛋’，还说要揍我！”

　　邵燕祥辞职

　_{邵燕祥和该副主编后来合作不愉快，所以在1984年提出了辞职……}

　　10月3日，邵燕祥等人参加了“重庆诗歌讨论会”。“三个崛起”被上纲上线。唐晓渡称，当年《诗刊》12月号发表了这次会议的“综述”，这次会议是由重庆作协的一批负责人士轮流主持的；莅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领导也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贺”的语气，并谦称“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然而大家都明白，由一个省辖市的作协来主办这样一次事关新诗发展的“方向”、“道路”的会议，分量显然不够；而上级领导的低调大都包含着策略的考虑。尽管如此，这次会议的声威仍然足够吓人。由于使用了纵览全局的视角，且通篇充斥着“指出”、“一致认为”、“一致强调”等庄严而铿锵有力、体现着集体意志的字眼，会议“综述”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有关诗歌的决议公报，更配得上用记录速度广播。它充满了特有的战斗色彩和激情，以及简化问题、迳取要害的直接性，其严厉程度又足以使之成为一篇讨伐檄文。在此次会议上，邵燕祥奉命非去不可，但他发言时打了“太极拳”。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了某些不寻常的东西。

　　在某诗人对“三个崛起”上纲上线之后，雷抒雁和纪鹏也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本来还想把谢冕当作靶子进行批评，但谢冕没有去。此外，朱子奇、柯岩等人对“崛起论”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判，并指出《墙》（舒婷）、《空隙》（顾城）等是“有严重错误”的诗。最终，徐敬亚迫于压力在某报发表了自我批判，这场争论由此结束。之后，他去了深圳特区。

　　回北京后，《诗刊》某副主编在首都剧场召开了“重庆诗歌讨论会”传达会议精神。

　　北京的很多刊物都派人参加，邵燕祥称胸闷、憋气推辞未去。在唐晓渡的记忆中，“邵燕祥和该副主编后来合作不愉快，所以在1984年提出了辞职。”回忆这段经历，邵燕祥说，“我进入《诗刊》时有两个心愿，一是帮助一些老诗人重新在《诗刊》亮相，经过几年时间大家差不多都亮相了，二是希望牺牲自己的一些创作时间，能够推一些青年诗人出来。这两点在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努力做到了，加上大部分编辑理念与我接近，所以我向文联领导唐达成提出了辞职。”

假如有一天，生活欺骗了你，比如，突然遭遇强行拆迁或者亲人被恶人所害或者其他常人不能忍受的无法无天的侵害，那么，请不要悲伤，不要难过，因为这样不会对你所造成的伤害有任何帮助和补偿，尽快擦干泪，去外面的世界为自己的遭遇实现公平正义吧！

如果，这个过程你还不了解，那么，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在中国实现公平正义的路线图计划！

一、            要有处女即将开处般的决心！

想开些吧，你即将打交道的对手，人家天天在开处啊！

二、            要有唐僧西天取经般的毅力！

如果唐僧一开始就知道有九九八十一难等着他，他还会去吗，存疑！

三、            要有祥林嫂般的一根筋精神！

见庙就要烧香，见人就要念叨阿毛，任凭别人由同情变成麻木，由麻木变成耻笑，由耻笑变成驱赶！一定要把尊严自己先行碾碎！

四、            要有刘胡兰一样的钢铁意志！

新的名词不断涌出，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比如：恶意上访，比如：恶意自杀。。。。。。。路途中会不断的有恐吓、殴打、拘禁甚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可能！没有刘胡兰的意志，这些是扛不住的！

五、            要有《哈里波特》作者般的想象力！

没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你就无法抵御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及官员的无耻对你处女般的思想所带来的冲击！

六、            要有愚公般的超强生育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后继有人，以便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在路线图的道路上曲折前行！

七、            要有佘祥林般活着的勇气！

活着有时候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情，比如佘祥林，可是，他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人间奇迹，没有创造奇迹的信念，就不可能完成路线图计划！

八、            要有杨三姐般碰青天的运气！

对于今天我们见到的苦难，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旧社会的弱女子杨三姐真是太幸运了，真的羡慕她的好运，碰见青天一句话：判嘛，枪毙！解决问题了！

九、            要有象窦娥等着六月飞雪的思想准备！

如果以上八种都无法奏效，老天不帮忙啊，你又不是仙，怎么办啊！只有象窦娥一样等着六月飞雪了！

不可否认的是，有人认认真真的按照路线图计划实施后，的确有成功的，比如，总理帮着讨薪的四川农妇熊国明，她属于第八种，国人中千年一遇的幸运人，比中彩票难多了！

其余多数的即使实现了，但一生里再也与幸福不相干了！

即使这样，路线图计划也有夭折的可能，那么，你就只好咒天怨地吧！！

我们一开始是以假如开始的，可是，用不着假如啊，生活整天在欺骗着我们，克拉玛依大火的公平正义解决了吗，恐怕还在路线图里，孙志刚案件的路线图计划全都按部就班走完了，最终实现多亏了《南方都市报》！佘祥林是多亏老天爷开眼，让正凶献身了！高莺莺案件不知何时得到公正的判决，可是，这个案件提醒我们，还需要===========

第十条：呼吁人大立法！对受害人须土葬，以便保留日后开棺验尸的证据！否则，现在的火葬已经成为害人者最便利的毁尸灭迹的一种方法。。。。。。。。。！

终于，法律出现了，地球上其他国家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只有一条：法律！可是，在这个好象来自外星球的国家里，从始至终，法律都是悠闲的看客，只是最后收尾时出来给人擦屁股，哎，无奈！

好了，如果这些你认为都具备了，恭喜你，可以实施路线图计划了！

各位，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是否都应该有一个路线图计划，因为处在这样一个无序的社会，无处说理、黑白颠倒的国度，这样的事情随时会不长眼的落在某个人身上，也许下一个就是你！

公平正义狠狠的撞了中国的腰，可是，谁会落下终生的腰痛病

和所有疑案一样，万众瞩目的高莺莺案调查过程，总是那么一波三折；高莺莺死因尚未查明，身为苦主的高父母却被刑拘，继而核心证据高莺莺的内裤精斑竟被指为乃父所留，还有消息说调查组已经确认高莺莺纯系自杀无疑。这些奇峰突起的消息接踵传来，纵是在冤案并非鲜见奇闻屡屡得见的今日，能到如此匪夷所思地步的，也委实少见，更让人倍觉骇异。无怪上述消息见诸媒体后，众议纷纷，新浪网易两大门户网站上各四千多条评论中，质疑之声更是成一边倒之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消息中除高父母被刑事拘留有相应法律文书证实外，其他消息均属当地“消息人士”通过媒体放出的非正式消息，调查组迄今没有对外发布过任何案情本身的正式消息。于此，有理由相信，公众当下普遍的疑窦重重，与其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忧心忡忡，毋庸说是内心深处还隐隐留存了一份对复查办案机关的企盼，企盼一份出自权威信息源，具备良好公信力，逻辑周延、证据确凿的最终调查结论。
靠什么回答公众对高莺莺案的普遍质疑？据媒体透露，办案机关近期会正式公布调查结论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相信，这个公众翘首的新闻发布会不仅要揭示高莺莺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还要回答高莺莺案的真相为什么就是这个；不但要回答高莺莺案的复查结论，诸如自杀还是他杀，自杀或他杀的原因；还要回答高莺莺案的复查过程，诸如鉴定结论是如何作出，检材和样本是如何取得，复查班底是如何组成等等，更重要的是，必须向公众厘清此番复查和4年前当地办案机关的调查之间的人事和利益纠葛。
比如，应当落落大方的公开此番参与复查的人员名单，以利公众监督；再比如，4年前办案的人员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等也应当公开现任职务并主动回避，以脱嫌疑。上自2003年至2005年期间任襄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现调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的余新民，中至亲历此案、时任老河口市政法委副书记的韩思成、老河口公安局副局长的曹全成和谭相民、刑警大队长李双喜，下至当时作出法医鉴定的三位法医刘子刚、孔德生、刘立志等，均应在此列。
这是因为，经验理性告诉我们，一个已然铸成的冤假错案，事后纠正起来，最让人疑虑和担心的，往往不是案情本身，而是司法系统内责任混同的连带和遮蔽功能。
另一方面，大凡公众高度关注的冤案，总是有强烈的社会情绪寄托之，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极大失望，对社会黑暗的极度怨怼，对公道和正义的悲悯之心，是凝聚在高莺莺案之上一触即发的社会情绪。但这种社会情绪如果既得不到合理途径的正常释放，又得不到有司的良性回应，则对事实真相往往会产生一种非此即彼的期望值。
令人欣慰的是，在高莺莺案中，自《民主与法制》首报之后，跟进报道的媒体大多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冷静和平衡的审慎态度。更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黄静案佘祥林案等普遍而持久的报道后，在这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上已然多少罩上了理性的法治色彩：程序正义的理念，无罪推定的原则，至而今在公众看来倘不说是耳熟能详，至少已经不再那么陌生和隔膜。
正因为如此，更趋客观的媒体和更趋理性的公众，也希望看到同样公正客观的调查过程和实事求是的调查结论作出良性回应。也唯有能消释得了公众的普遍质疑，能经受得住舆论苛刻评判的调查过程和调查结论，方有可能还原当局复查高莺莺案这个被寄寓了强烈社会情绪的举动本身的意义。

8月16日

供南都周刊稿。

廖祖笙之子离奇死亡案发生后，廖先生首先通过网络发难。结果引起网路一片沸腾，并很快演变为挺廖和倒廖两派。最后是倒廖一派甚嚣尘上。倒廖一派除了佛公宣及相关方面的枪手外，大量存在的另类网民主要对廖祖笙一再自我标榜作家，并首先臆断儿子死因是自己的时评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的行为表示不认可乃至不满。指责廖祖笙先生行事不冷静，缺乏作家应有的理智！但事实一再表明：廖祖笙先生的做法错了吗？廖先生的行为缺乏冷静吗？另一吵遍了网络的襄樊高莺莺案的最新走向正好为此做出了一个极好的诠释。想问：从高天虎的精斑到廖祖笙的文章，我们和谁比冷静？

高莺莺一案作为四年前的积案，能够让其父母高天虎夫妇不惜四年，一千四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地苦苦申诉，没有合天的冤屈，又怎来如此的执着？动机决定行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受，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介小民无端地想要挑战体制，无疑比堂吉诃德无端要去挑战那虚幻的风车更可笑。

关于那块精斑到底是谁的，我不想探究，就如同我不想深究廖先生之子离奇死亡的真相一样！我不相信这个黑幕重重的社会里会有真相！我不知道这个颠倒混乱的社会里哪一个揭示的才是真相！作为旁观者，你永远无法洞悉那种种表象背后暗藏的玄机。只有当事人知道，但他们要么已永远地闭上了嘴，要么众口难辩！

事实上不排除精斑是高天虎本人的这种可能性，四年啦！四年的苦苦探求，四年的悲愤哀怨，四年的哀告无门。谁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冷静，何况两个并不高明的农民！谁能告诉高天虎：假如除了屈辱地涂上两块自己的精斑（假设他做了的话！）还有什么能够引起那些人面兽心、天良丧尽的执法者的注意？如同廖除了标榜自己的作家身份外，还有什么能让他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来帮助他找回儿子真正的死因？如果这样做了，也没能找回真相，那至少表明他们曾经努力了，至少表明他们已于不可为之处而为了！至少这两个普通的刑事案例将因此不仅可以载入中国司法史册，而且也必将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网路发展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襄樊当局将高天虎夫妇刑拘的行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心中有鬼、居心叵测，那么显现的也是一种极度的冷血和不人道，这是怎样一种人性化的执法呢？连非法律工作者的袁新亭也看出：认定高天虎夫妇二人伪证罪是不恰当的，是“莫须有”的欲加之辞！从伪证罪主体方面看伪证的罪的主体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高天虎夫妇根本就不曾进入刑事诉讼，根本不可能成为上述几种伪证罪主体。从伪证罪客观方面看伪证罪必须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客观存在。而高天虎一事中自始至终就根本没有进入过刑事诉讼。即使高莺莺一案，也根本就不曾立案，没有立案就表明刑事诉讼没有启动。

如果高天虎提供精斑，又剑指某公子，明确指认其是杀女凶手，则可能认定为诬告陷害罪，但诬告陷害罪是要排除误报错告情形的！所以要认定高天虎夫妇涉嫌犯罪实在是极端牵强。因此对一对历经丧女之痛的老年夫妇采取刑拘措施无疑一种典型的封口打压行为！只问天理何在？天良何在？甚至把高天虎是两劳人员也抬了出来，不论是否真实，我认为“两劳”不就包括改造和教养的内容么？为什么不能认定我们的改造成功了呢？为什么还是会有那么多的对“两劳”的歧视眼光呢？其实是不打自招自欺欺人地承认我们的两劳政策徒劳无功！是失败的！但高天虎的两劳身份与此事真相有关吗？

撇开精斑的真相，我想说：现实中这种遵命执法，遵命判决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也做过一些，看得更不少！但我不能说！我无权保持沉默，但我还是要选择沉默！因为我感到无奈！让上帝保佑那可怜的二位冤狱之人尽快自由，早获平安！

如同有人一再叫嚣：廖祖笙之子案可以休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再叫嚣：高天虎案可以休矣？让法官去判断吧！中国人谈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无疑于痴人说梦！法治在我们这儿不过是执政者装点门面的牌匾，中国社会其实是一片法治的荒漠，所谓法治社会不过一种空中楼阁，在一个脱离法治精神的社会却要求一个弱势的公民死守法治理念，以法定的中规中矩的行动来反抗不公的命运，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别有用心！还是尽可能地宽容吧！记得那阵看法制报道，往往每每结语喜欢套路式地用一句结尾：主人公，你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在中国法律这武器可不是谁都能拿得起来的！那是权贵们的专利！是他们打压百姓和利争的武器！

我不知中国大地何时才会再现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的奇观，只有那时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执法者才会感到应有的警畏！才会感到良心的震颤！上帝啊，降下你神圣的雷霆之怒吧！将犹太人体会到的罪恶和耻感也恩赐给中国人吧！

其实生活在中国又是何等的悲哀！我希望那旁观者也有机会体会这深沉的宿命的苦难！

今天下午，得到消息，8月15日高智晟律师在东营他姐姐家被公安抓走。我强烈抗议公安的非法行为，高智晟律师近两年多来，为弱势团体维权，先后受到各种非法的打压，但他仗义执言，威武不屈。他已成为中国的维权领袖，良心的代表。

2005年他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勒令停业一年，使得高律师和他所中的将近二十名成员失去了从事律师工作的条件，不久又对他进行全天候的跟踪骚扰，这种骚扰不但针对高智晟先生，而且祸及他的妻子及十几岁的女儿，在长达200多天的时间里，使他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

但高律师在高压下，越彰显出他刚强不屈的性格，他和夫人毅然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决断，在中国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出来？“共产党员”对某些人来讲是当官、升官的必不可少条件，是某些人敛财的基础，他们把“共产党员”当作“护身符”，但是高律师和他的夫人，为了维权，为了维护崇高的理想，为了自由正义，毅然决然，用实名公开宣布退党，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他刮目相看？

在这之后，高律师对当局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继续为受害的弱势团体和个人进行呼号，并做了大量实地的调查，这些调查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冲破各种阻力，摆脱跟踪才得以完成，持续的维权抗争，使高律师成为中国的维权领袖，良心的代表，使他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的知名度。

最近，我们一起去沂南，声援被逮捕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先生，在这次行动中，高智晟律师身体力行，做出很多贡献，为了节省大家的路费，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往返2000余里，劳累紧张，还要承担了车辆被砸毁的风险。很多人失去了正常工作，出来的食宿费还要他掏腰包，这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到了沂南高律师为了节省开支，带头住进没有卫生设备的四人间。

这次去沂南，本想开庭时参加旁听，不想当局竟将开庭延期，高智晟律师毅然决定，到法院去探索究竟，并在法院门前照像记实。后来相机被抢，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师也正当其中，当暴力平静下来之后，我从远处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观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刚才行凶的人），发表讲话，还做着手势，可以看出他的临危不惧。下午去东师古村遇到暴力时，他也很冷静，并没有惊惶失措。据说他穿着“光诚衫”去北京地铁口散发声援陈光诚的传单，警察来了也给一张，看来他是一个实践型的领袖人物。

高智晟律师的所作所为，被那些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践踏人权的少数领导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看到高律师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终于下手进行抓捕，对此必然会带来国内外的强烈抗议，当局应该看到这种势头，尽快释放高律师。

中共当局，最近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要以民主法治建国，如果真要做到这些，就不应该在国内制造“敌对势力”。 中共内部的开明派、革新派应该挺起腰杆，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强烈要求释放高智晟律师，恢复他的自由。

2006年8月17日夜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我的少年时代也是从读鲁迅开始的，鲁迅已率先占据了我们的心灵，部分地化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这些年来，关于鲁迅与胡适，已出过不少书、发表过不少文章，争论之激烈，恐怕超过了两位知识分子生前。对于这两位我都曾喜欢过、依然喜欢的人物，我个人心底里也免不了把他们俩进行对比。我想，鲁迅是神，特别是时代的大变动之后，他身上笼罩着三个“伟大”、七个“最”的光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大量地进入各类教科书，他的作品即便是在“文革”中也可以允许公开阅读，自从70年前他在上海去世的那场葬礼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起]，他就被神化了，他被誉为“民族魂”。而胡适只是个人，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显赫名声，有过怎样的风光耀眼，他都没有被神化，他只是一个教授、学者、知识分子、战时大使、大学校长。其实说穿了，长期以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扭曲的，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面容。

从少年时代起，被《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到《孔乙己》、《阿Q正传》所吸引，我就喜欢上了鲁迅。成年以后，虽然对鲁迅的感情依旧埋藏在我的心底，但我更喜欢胡适，因为他清晰、平和、理性，虽然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深刻、冷峻和激情，但鲁迅更多是文学的，总是以超越红尘的目光打量眼前这个世界，胡适更多是生活的，他就在生活当中、在社会的繁杂与喧嚣中，他的目光就是邻家大伯的目光，包含着一种我们熟悉的柔和。因为他太寻常、太清晰了，有人会觉得不过瘾、不满足、不喜欢。这也是正常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之喜欢胡适恰恰是因为他的寻常、平凡、简单、朴素、清楚，而不是他的天纵英才，恣肆汪洋。那样的天才或许是五百年不遇的，我也不向往，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对胡适的喜欢就是基于一种内心的认同，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自身的定位，都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可以躬行实践的、可以参照的生活方式。他乐观而不盲目、从来不盲从任何一种主张、意见、思潮、主义，他对生活、对社会始终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面对社会，独立思考，独立发言，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道义的底线，他身体力行，恪守基本的文明准则，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坚定的水滴石穿的信念。但他从不张扬，他对高调的口号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警惕，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脚踏实地，而不是天马行空。他只是想把金针度于人，从来不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他一辈子都不赞同青年人轻易牺牲，而是再三告戒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铸造成器。他不在乎青年人是不是跟在他的身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达摩菩提东来，只为了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大意]。

“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时刻，他对左翼青年是宽容的。他曾给苏雪林写信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学。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以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当过“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夏天他在北大毕业前夕，找不到工作，就是胡适主动帮的忙。有一次，胡适出门坐火车，无意中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工业化问题》，亲自介绍他到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有点犹豫，跑去问胡适，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么一说，陶的过虑也就打消了。胡适还介绍千家驹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1935年，如果不是胡适的鼎力帮助，他不可能登上北大讲坛，讲《中国近代财政史》。1936年元旦他结婚，胡适还是证婚人。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胡适看人从看不论左右倾向，罗尔冈、吴晗都是众所周知的，赵俪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发表，胡适亲自写给他表示鼓励，对他最终踏上史学之路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对鲁迅也是宽容的，鲁迅生前，他从未写文章或发表谈话，与鲁迅对垒，鲁迅身后他直言批评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帮忙出版《鲁迅全集》，到晚年他还对人说：“鲁迅总是自己人。”他不夸大与鲁迅的分歧，而是在底线上认同鲁迅和他的相同点。这些都是斑斑史实。他与鲁迅的不同也许就是这里。

鲁迅与胡适之间其实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我们在他们两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各有各的高度，同时也各有各自的限度，只是彼此的限度不太一样。我并不因为 喜欢上了胡适就否定鲁迅，这将和有些人因为喜欢鲁迅而轻易鄙弃胡适一样，都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两者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完全可以尽情地汲取两个人的精神养分，而不是吃了苹果，就坚决不吃西瓜，两者所提供的是不同的口味和养分。我要说，那个写出了许多打动过我心灵的作品的鲁迅，那个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鲁迅将一直活在我心中，与我的生命同行。

我当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鲁迅，因为文学本来就是要超越庸常的生活，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胡适的文字、思想、为人都看上去都太平常了，他属于常人的世界，向往一个超凡脱俗世界的年轻人，从他这里找不到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自然会转过身去。鲁迅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丰富、复杂、深邃，如同不可测浩瀚星空，鲁迅的世界首先是文学构造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出一个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世界来。另外，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个精神资源极为匮乏的民族来说，鲁迅倾倒众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更能打动我们的精神资源，就很容易把这个唯一的资源放大。

胡适太清晰了，对平平常常的人间生活太热爱了，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的生活本身就有充实的乐趣，他的人际交往、公共发言、读书、写作、考据本身就已满足他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需要，他没有用文学去重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去吸引青年。胡适在文学领域只有倡导之功，他《尝试集》中的新诗，你可以说他没有展开飞扬跋扈的翅膀，你可以认为缺乏想象力，作为诗人的胡适是不成功的，尽管文学史不会忘记正是他开了新文学的风气，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时代的主流，他的功绩无人能比。所以，在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精神世界的人。

　　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是有关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还且呈发展趋势，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这次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运用专政机器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但由于对黑恶势力为什么能和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这些问题，尚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研究，所以这些整治措施有许多只治标而没有治本，缺乏长期有效的根本性的整治方案。 
   

　　本文是在对湘南某市40个因黑恶势力侵入造成的“失控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试图从方式和手段的角度来解答，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农村基层政权这一问题。 
     
   

一、乡镇领导的“引狼入室”
    
 

   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利用“合法的政权”， 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其二，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有些乡镇领导因这些年来农民的税费难以征收，就采用“恶人治村”的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政权中，并作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比如，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此人素有劣迹，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做事十分凶狠，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乡镇领导扶持这些黑恶势力的主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当地有名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政权“三主干”的一把手。湘南某市这次集中整治的40个失控村中，就有10多名村支书因此而被依法查处。其三是这些乡镇干部腐败变质，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这些地方黑恶势力之所以

　　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黑恶势力一般采用两手来对付乡镇干部，即对“识时务”和“合作”的给好处，这些好处不仅是给个人送礼行贿，还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为条件，而一些乡镇干部在得到这些“好处”后，就会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撑腰。而对那些“不识时务”和“不合作”乡镇干部，就会来所谓的“软硬兼施”，在给经济好处的同时，常常以乡镇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来恐吓某些乡镇干部。那些立场不稳、党性不强的乡镇干部，往往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向黑恶势力低头，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和黑后台。 
   
　　对于乡镇领导因腐败而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非法性和危害，一般较容易认识。而对于所谓“以黑治黑”和“以黑治良”这类引狼入室的做法，还有许多乡镇领导并没有意识到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有些乡镇领导还对政法部门打击这些黑恶势力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如果将这些得力的“干部”处理了，将来就没有人来治理乡村社会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税费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主要是近些年来，随着乡镇财政体制的改革，乡镇党政已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而存在，乡镇政府的利益与村民利益存在一定的对抗性，而一些乡镇领导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更多的税费，企图利用黑恶势力来进一步强化其在与村民利益争夺的强势地位 。而事实上，任用恶人治村，虽有短暂苟安，但其危害程度却是不可估量，无疑于饮鸩止渴，遗害无穷。它不仅阻碍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助长了宗族派性势力和歪风邪气的滋生蔓延，消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 
     
   

二、宗派控制的“民主选举”
    

    　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这次集中整治的40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20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控制村级政权有着一定的“合法性”，即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选举而进入村委会的。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而“合法”地窃取村级基层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其一，是这些地方的选举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由乡镇领导“主导”或黑恶势力控制的，选举的结果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如某村康某，利用村委会选举之际，通过给镇干部送礼和动用黑恶势力来控制村委会选举，窃取了村主任一职。他掌握村委会权力后，就为非作歹，将村委会的财力和人力用于其黑帮的发展上，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其二，选举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但由于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民主”体现的“多数人”的意志，并不能形成正常的社区性力量。这样一来，一旦家族势力与黑恶势力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就会成为黑恶势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武器。某村李氏宗族利用宗族势力控制了村委会的选举，并“成功”地将本族的利益代表者李某“民主”地选为了村委会主任。李某在控制村委会后，利用合法的身份，以社会联防为名非法购买了火药枪20多支，以加强本族的“打击力”， 对不听话的外族村民动辄以暴力相加，对峙械斗，将基层政权变成了与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犯罪组织。  
   
　　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这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必需注意的问题。因为，在农村社区内，家族势力的客观存在，会使“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体现社区正确的发展方向。许多大的家族，就是利用这种“多数人”的意志来“合法”地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目前的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原则，而且还要建立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的机制。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一定社区的村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属于少数的村民，并没有退出这一社区的可能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否定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意义。但社会上的一些黑恶势力利用“民主选举”而合法地控制乡村社会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正视的，因为这种由宗派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对社会的危害性十分巨大。特别是，由于其有着“合法”的形式，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治体制是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为指导关系，这就使代表国家权力的乡镇政权不能直接干预这些“民选”干部的行为，无法对他们采取有力的管制措施。而这些所谓“民选”村官，正是利用与乡镇的这种“非领导”关系，来对抗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农村的实行。 
     
   

三、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
    

    　通过经济上的诱惑来达到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
   
　　农村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引导下，有许多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而致富。这也从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行为评价体系及由此决定的权威结构。“财富”效应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于是大批的“经济能人”因拥有了金钱的支配权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变得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社区的事务尽力。但也有少数的“经济能人”则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成就了其政治野心，他们以改革开放为口号，以发展经济为借口，通过经济上的诱惑，来实现对村级政权的控制，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湘南某镇企业办主任吴某，是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由于其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深受镇党政领导的心爱，还得到了一些村级领导的拥护。此人以利益为引诱，通过手下的一大批打手和马仔，以黑社会的方法为镇某些领导或村干部“了难”，骗取信任，最后发展直接控制镇政村务，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祸害，最后被劳动教养2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以“经济能人”的面目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主要发生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由于这些地方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土地资源往往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而为了控制这些经济资源，那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完成了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能人”，就会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名，以“投资”或“捐赠”等手段来诱惑一些乡镇领导和群众，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入党”而进入农村基层政权。他们在控制农村基层政权后，会充分利用合法政权的政治资源，并通过金钱开路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其黑恶势力，成为了一些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大老板”、“社会名流”和黑社会的“大哥大”等多料角色。
   
　　这些“经济能人”控制乡政村务的主要方式有：一是直接出面，争夺乡村控制权。有些“经济能人”在乡村换届选举时，以金钱为诱饵，大搞非法活动，直接出面“竞选”村委会干部。由于拥有金钱支配权，并以“致富带头人”的身份出现，容易得到乡镇干部的支持，也容易在群众中获得认可。因此，为他们掌握乡村政权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有的还被宣传成改革开放的典型。二是控制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这些“经济能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手法是通过腐蚀乡镇领导和村级干部，或者架空村级政权，成为“影子”政权。或者利用黑恶势力胁迫村级干部，有些村级领导为了获取私利，或者为了自保平安，而放弃了对村务的领导。这样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村级政权，村中的大少事情都必须经他们表态才可以算数，合法选举的村干部就只能是他们的代言人。三是抚植黑势力掌握乡村权力。有些“经济能人”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把一些本来就是社会黑恶势力中的人物“举荐”进乡村领导岗位。再通过控制这些担任了乡村领导的“打手”或“马仔”来行使各种“权力”，“合法”地欺压群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黑恶势力以“经济能人”的面目来实现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无论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时髦外衣打扮自己，他们也许在某的时期或阶段能促使地方经济的一定发展，但其反社会的破坏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任其恶性发展，也就必将成为社会上的一大毒害，到时不仅会给农村社会政治造成危害，还会从根本上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
    

    　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也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形因之一。
   
　　在湘南某市这次被整治的村霸中，有许多曾经是当地的政治精英，他们在成为黑恶势力之前，是当地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曾经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一定的贡献，也获得过各种荣誉。但在各种原因下，他们逐渐由“红”向“黑”蜕变，由农村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者、保护人。某村支部书记陆某，担任村组干部多年，也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因此而成为了市政协委员，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政治精英。但随着地位的上升，他逐渐将全村视为自己私有的领地，将村支部和村委会当成了自家的衙门，容不得了任何反面意见。而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村民他就开始聚集社会恶势力为己所用，最后成为了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而被依法查处。某村村主任、镇人大代表陈某，不仅保护黑社会势力来欺压群众，并发展到自己组织黑社会团伙，蜕变了黑社会的“大哥大”。而某村村支书、县人大代表罗某，则直接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涉嫌敲诈勒索，而被刑事拘留。从已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从政治明星转为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及其参与者的比例要大于前三种情况。 
   

　　这些由农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恶势力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一是腐化变质，以黑恶手段获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利益主导行为价值观得到普遍倡导，使得有些农村干部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村组干部的“合法权力”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权力寻租难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为了更好地获利，他们就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就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并逐渐将村级政权变成他们从事非法活动的掩蔽所。这些掌握了村级政权的政治精英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或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二是错误地选择治理农村的方法。这些地方政治精英，面对日益紧张的党群关系，还不习惯用社区民主的办法来治理乡村，只看到了强权的一时之效。他们认为，支持和保护黑社会团伙对于治村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村民就会怕自己，许多通过按正常合法途径办不了的事，只要通过黑社会团伙出面，就容易多了。而事实却是，他们就从开始利用黑恶势力发展成为了掌握合法政权的黑老大。三是对村级干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村级政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乡镇领导对于村级干部的管理表面上强性的，而实际上却是软性的。这在于村级干部的本土性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家族势力或乡土社会势力的控制。而村级政权的非行政性则使乡镇领导一般很难改变村级干部的本土性特色。这样，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上交提留及计划生育任务。这样势必对那些本地性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的依赖。因此，当这些政治精英发生蜕变时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
     
   

结束语：基层政权建设任重而道远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期间中国乡村政治状况时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村级政治之中。这些由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懒等为非作歹之徒、串通、依靠、仰仗一些被拉拢、腐蚀和腐化变质的地方官员、头面人物，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凶恶势力的客观存在，标志着国家政权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衰退状况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虽然没有出现政治真空，但在新旧体制交替和社会转型中，乡村社会的控制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漏洞，管理不够严密，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有的瘫痪，有的不够健全，这就给黑恶势力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尽管，我国许多学者以各级政府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实现其政治意图来作为黑社会在中国难以形成的证据。但从农村基层政权发生的情况来看，“任何低估黑社会势力在政治上的渗透力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更多的是对国家政权体制进行的制度性侵害。这种侵害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性建设的确还任重而道远。

病有所医是现代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一种，而在中国诸种“改革”当中，医疗保险体制却遭受举国痛诟，公认这项改革有三大缺陷：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政府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公益性缺失。最常见的指责是认为医保体制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全在于过度市场化。

医疗体制改革的缺陷易于总结，但将其失败归咎为过度市场化却过于简单。因为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一点，正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平等理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要求法律认可和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并反对特权和垄断。

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既不能让本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医疗保险，同时又在医疗保障中设置了按照干部行政级别分级享受医疗待遇、分级给药的规定。这些其实都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疗事业都有其双重性，既有市场属性，即追求盈利的一面，也有其公益性的一面。所谓“市场属性”指的是医护人员的服务及医疗设施的使用均需用钱购买；所谓“公益性”指的是政府应该拿出钱来，为本国人民购买医疗服务，这里说的“购买”就是说政府要用公共投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让医疗部门既能够满足盈利需要，又能保持其公益性特点。

兼顾公益性与市场属性，其实就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虽然各国医疗制度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大趋势却是共同的：一是医疗保障体系趋向普遍覆盖；二是医疗服务体系趋向“有管理的市场化”。而中国却正好呈现了两大相反的特点：一是医疗保险覆盖率过低（城市里只覆盖了50％人口，农村里只覆盖了20％的人口）；二是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率的监管，从而导致医疗制度面临公益性不足与市场化不足的双重困境。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有赖于社会制度系统。在社会制度系统中，医疗制度只是一个子系统，它的所有问题只是中国社会制度缺陷在医疗领域的折射。

医保改革失败，首先应归因于政府放弃了在全民医疗保险中的责任。这种放弃体现为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结果既导致保险覆盖率偏低，也导致个人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迅速上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高达6,623亿元，其中由政府支出的只有17.2％，社会支出为27％多，个人卫生支出占55.5％－－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发展中国家负担了57％－59.3％左右。

其次，中国社会缺乏医疗商业保险等筹资机制。这其中原因就更复杂，一是商业保险的历史很短，二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市场风险很大。商业性医疗保险这一险种虽经保险公司推出多年，但鲜有人问津。从表面上看，缺乏多元化筹资管道是医疗市场化不足所致，但其深层障碍却是道德信用缺失，人们对各种保险商品缺乏信任。

第三是监管力度不够，导致医药费失控。由于政府投入大量减少，而医院要维持运转，必然提高对患者的收费水准。而医疗行业是一个医生（医疗服务的卖方）与患者（买方）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卖方市场”，医生掌握病症分析、用药的有关信息，极易形成“诱导性过度消费”。加之中国的医疗体制又是医药不分，医院既是药品厂家最大的购买者，又是最大的销售者。这个市场如果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力，就等于放纵医生利用职业优势诱导或者迫使患者消费。而作为医疗市场管理者的中国政府又高度腐败，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希望中国医疗市场走向管理型市场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也正因为医疗体制折射了中国社会体制的弊端，在外部社会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善并无多大可能。但病有所医又是人的基本经济权利，从中国的国力与人口现状出发，中国政府与其以发达国家为效法样板，不如学习印度。印度奉行政府重公平，市场重效率的准则，用公共投入建立了一个低水平的全民医保体制，以满足穷人需要而体现公平；同时鼓励民间投资，建立商业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体系，以满足富裕阶层的需要而追求效率。一个低水平的医保体制未必理想，但总比中国目前这种生了小病也无钱医治的状况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