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花雕
午夜我戒了江南
我穿破烂牛仔黑色T恤
五四，再也盛开不了革命的花朵
我到乌兰巴托去找一个人
他是我故乡的面孔
雪白
仓促。
我的马慢悠悠慢悠悠
我拒绝和他说完一句话
离开了
天黑得连脸都无法辨认
我只能高声大叫，我来了
没有人见证我的到来
一座俄罗斯人留下的东正教堂
别扭地张口
它不懂撒谎
它敷衍一阵从我身上穿梭的风
凛冽地说一串蒙古语
还道出了我的名字
可是，乌兰巴托没有行人
他们都回去喝酒了
我的马向你疾驰而飞
它碰上一盏微黄的小灯
屋檐下
雪也来了
我把瘦小双手紧缩口袋
马鞍上躲过了米黄的雪影
一个人捧着一轮月亮
献给你
你现在可以拥抱冬天了
我上马继续奔走
与你，冒着寒冷悠闲地咳嗽
2006－8－11
SAND BEACH
力虹：邪恶再次压倒了正义
就在昨天（8月11日），路过新华书店时，看到书店大门上挂出了大红巨幅标语：“热烈庆祝《江泽民文选》向全国发行！”一阵晕眩，一阵恶心，想赶紧避开目光已经来不及了！
想起昝爱宗前天刚发表的《‘江选’出版——还有多少人相信江泽民？》一文，文章指出“江泽民的历史，好大喜功，迫害法轮功，强奸民意，打压新闻自由，不尊重和不保障人权的案例比比皆是，恶法和恶性罄竹难书。”现在把所谓的《文选》出版搞得像文革期间“毛选”出版一样的架势，“除了证明他江泽民更加劳民伤财、遗臭万年，还能说明什么呢？”真是快人快语，一针见血。
可就在当天晚上，传来了杭州公安局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昝爱宗先生行政拘留7天的消息！莫非“文物之邦”浙江也已沦为类似广东、山东那样天理泯灭、黑白混淆的黑社会？
7月29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发生动用大批武警强拆基督教堂事件，导致多名基督教徒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中共官方通过新华社公然发布谎言，称“拆除非法建筑，没有发生冲突，没有人受伤，关押两名闹事者”。一向以揭真相、说真话、仗义执言著称的昝爱宗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7.29事件“有多人受伤的真实情况，8月1日公开发表了《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7.29事件“并公布真相》一文，向全世界揭露了中共当局暴力毁教事件的内幕。
和许多独立中文笔会同仁一样，我于8月1日接到了昝爱宗发来的上述一文，并在8月2日撰写了《莫非义和团举土重来？》，指出这一恶性捣毁教堂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官商勾结，最大限度地侵占国家的一切资源，最大限度地将专制权力“寻租”出去，最大限度地与商业暴利集团沆瀣一气，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哪怕需要暴力侵占千千万万农民赖以养命糊口的良田，哪怕需要暴力拆毁广大信众赖以寄托灵魂的教堂，哪怕需要大规模地调动“人民警察”、“武警战士”和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的“人民公仆”大打出手，伤人抓人，都在所不惜！事后反正可以信口雌黄，嫁祸于人！
这一发生在杭州市萧山区的这一暴力捣毁教堂事件，与去年发生在广东汕尾东洲坑村血腥屠杀维权村民事件一样，暴露了中共不惜与人类文明价值为敌，追求专制权力与商业暴利最大化的无耻本性。现在，事件真相未明，受伤者伤口未愈、被抓教友未归，制造此事件的肇事人却又动手抓了说出真相的记者昝爱宗！看起来，人类的正义又一次被以这样流氓的方式压倒了，呜呼！
认识昝爱宗，是今午3月爱琴海网站被浙江省当局横蛮封杀之时。3月20日，昝爱宗在几次撰文声援《爱琴海》事件之后，特地写就了一首为被强行关闭的爱琴海网祈祷的诗歌《爱琴海啊，爱你是我的责任》。真所谓“愤怒出诗人”，身为记者和评论家的昝爱宗罕见地以直抒胸襟的诗歌形式，为突遭厄运的爱琴海网发出了这样的祈祷：“爱琴海没有哭泣 /也没有放弃 /总有一天 /春暖花开送往每一间房屋 /开放的爱琴海 /随时祝福每一个人 /心中获得自由 /身上肩负责任！”
同时，他又打来电话，向我询问与政府当局交涉情况，关切网站工作人员的安危。随后，我前往杭州市莫干山路他工作的地方——《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昝爱宗。在我想象中，这位铁肩担道义的文章高手应该是位生猛壮汉，没想到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弱，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1969年他出生在安徽太和县，多年从事新闻采访及编辑工作，著作及策划图书范围甚广。1999年30岁时就策划、出版了一本令新闻界为之耳目一新的书《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获得新闻界高度评价。
昝爱宗在《说真话的责任》一文中说，一个人敢于面向公众说真话，是可贵的，是一种真诚无畏的力量，简单说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命运；然而，仅仅是一个或几个人说真话是薄弱的，无望的，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个体组织起来面向公众说真话，则可以形成一种可贵的力量，可以排山倒海，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可以改写人类命运。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有这样的“自我独白”：我有很多很多类似不幸遭遇的朋友，他们的痛，也便成了我痛。他们生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有活着的权利，有读书、就业、发展的权利，有免于恐惧和享受尊严的权利。应当将他们的遭遇视为自己的遭遇，同情和爱他们，尊重他们，就是同情和爱自己，就是尊重自己。他说，我愿意把普天下的人当作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他，或是她，他或她的难受，就等同于自己的难受。
昝爱宗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记者，他的新闻敏感性、观察透视事物的眼光、快速反应的写作才能和高度的社论责任感与罕见的道德勇气，一直为海内外舆论所称道。在《记者，真相永远在你手中大白》一文中他说，挖掘真相，需要每一个有良知、有勇气和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揭穿谎言，需要更多更多有良知、有勇气和有责任感的人们站出来。对于记者们来说，不但要有时代责任感，还要有历史责任感，不能让谎言骗当代人，更不能让谎言骗后代人。仅仅是揭露冰山一角是不够的，还要努力把整个冰山掀一个底朝天。
他还说过，一般情况下，记者们所看到的，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造假的。记者要了解真相，除了多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以外，还要认真调查，深入挖掘真相，不放过每一个蛛丝马迹，甚至不惜生命去换取真相的获得。
目前，正是为了揭露“7.29.事件”真相，8月4日下午，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传唤，办公室电脑和常用包被搜查，并被扣押电脑主机，并被要求不能离开杭州；8月11日晚上再次被传唤；晚上7点被正式行政拘留！
8月11日，请世人记住这是一个怎样乾坤颠倒的世道——双手沾满血污的独夫民贼在神州大地上厚颜无耻地发行他的《文选》，继续兜售他的弥天谎言；而就在同一天，我们的朋友昝爱宗为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揭露谎言而身陷囹圄，受到极权暴政的现实迫害！
邪恶再次以法西斯的方式，压倒了正义。在此，我愿重申独立中文笔会为此而发出的《声明》，强烈抗议杭州市当局执法违法、打压言论自由、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要求杭州市公安局立刻纠正针对昝爱宗先生的非法迫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昝爱宗先生！
2006.8.12.宁波
曹长青:为什么多数犹太人左倾？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战火正旺之际，美国各大电视台、广播、报纸和网络却都在报导战争的同时，轰炸般地密集报导和评论了好莱坞明星 梅尔．吉布森（ Mel Gibson）被警方逮捕事件，不仅因他酒后驾车，更因为他说了一些反对犹太人的话。
吉布森不仅是著名演员，也是出色的导演。他的很多电影，都有可观的票房价值。例如他主演的历史片《勇敢的心》，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奥斯卡大奖。吉布森导演的倍受争议的《耶稣受难记》在左派主导的好莱坞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它却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全球票房价值超过六亿美元。
吉布森对于酒醉驾车和其反犹言论已两次发表声明道歉，但吉布森的那些反犹言论所造成的风波，却不会到此结束。因为犹太人的问题，是西方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它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明，以及今天世界的重大国际事务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阿拉伯国家，原教旨主义者，甚至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都热衷说，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由于美国和以色列这一大一小两个 “魔鬼 “造成的，这样就把阿拉伯内部的专制问题，转移到了外部。
伊斯兰主义者把犹太人和以色列当作一个整体来反对，当伊朗总统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时，其实就是像希特勒一样，要消灭犹太人。因此德国的一些议员提出议案，把伊朗总统定性为 ” 新的希特勒” 。
在欧洲出现反犹主义，是把犹太人这个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不久前，一个犹太少年在巴黎郊区被穆斯林绑架后杀害，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在美国，也有不少人对犹太人不满，但它和阿拉伯世界及欧洲的情况都不太相同。它主要是来自基督教右翼（虔诚天主教徒的吉布森可能也属于这类），对很多犹太人在政治上左倾不满。
多数犹太人偏爱左翼政党是个事实。据统计，从 1916年美国有大选记录以来，过去 90年中的 22次总统大选，保守派的共和党没有一次得到超过半数的犹太人选票，多数犹太人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
在过去四届的总统大选， 1992年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只得到了 11％的犹太人选票； 1996年那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 Bob Dole）只得到了 16％的犹太人选票； 2000年那次，小布什首次当选，也才得到 19％；后来布什连任时，升高到 26％，才是四分之一强。而在普通美国白人中，一般都是五十对五十，两党得到的票数旗鼓相当。
为什么犹太人偏爱左翼的民主党？这可能和犹太人的左倾历史有关。 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研究苏联历史的教授斯莱兹克尼（ Yuri Slezkine）的专著《犹太人的世纪》（ The Jewish Century），根据该书的数据，当年和列宁斯大林建立红色苏联政权的很多共产党人都是犹太人。虽然当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只有 1.8 ％，但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犹太人占了45 ％。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代表中31 ％是犹太人。红军军官中，40 ％是犹太人。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中，高达41.7 ％是犹太人。1935 年的时候，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骨干，38.5 ％是犹太人。另外，不得不令人刮目的是，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是犹太人，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俄共肃反委员会（即早期克格勃” 契卡” ）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当然了，为全世界共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犹太人。
美国历史学家夏勒（William Shirer ）写的那本著名的揭示纳粹兴衰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也介绍到，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痛恨很多犹太人支持共产党。极右的希特勒最初的很多演讲，都谴责痛骂犹太人是” 赤色份子 “。
很多犹太人比较左倾是个明显的事实。例如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中， 99％支持伊拉克战争，而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则严重分裂：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中东和平有利，尤其对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处；但从党派理念来说，犹太人又不情愿支持布什的共和党。在当时的全国民调中，支持伊战的美国人最高达到 78 ％，反战的只有20 ％，但犹太人中支持伊战的只有52 ％，低于全国一般民众支持率26 个百分点。就连在铲除萨达姆，直接有利于以色列安全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上，犹太人才勉强超过一半的支持率，可想而知，犹太人不仅不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法德等国有些知识人所说的” 一小撮” 主导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 阴谋力量” ，而且几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反对者和阻力。因而美国有评论家说，如果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其它种族的，尤其是其它白人政权的，那美国的犹太人可能是99 ％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正由于多数犹太人比较左倾，因此以色列自1948 年建国至今58 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左派政党当选，在以色列前后执政了长达44 年。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断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左派政党致力和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败之后，右翼政党才在大选中以62 ％获胜，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的犹太人多是支持左翼的工党；在美国，犹太人则是左翼民主党的重要票源和资金来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一般来说，三分之一来自犹太人；三分之一来自被称为” 左派大本营” 的好莱坞。
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左倾？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犹太人长期没有家园，流散世界，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待遇甚至歧视。虽然他们在各行各业都相当成功，但却一直是underdog （被压迫者），像在早年的欧洲甚至美国，犹太人都不可以拥有土地。因此作为一个被歧视、被压抑的族群，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要求平等的诉求。而在当今西方两大政党理念中，恰恰是左派比较强调平等，包括大政府、均贫富的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平等观上的，而保守派比较强调自由，像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减税、市场经济等，是基于自由的价值之上的。
犹太人倾向左倾的第二个原因（这是最根本的因素）：犹太人是人类所有族群中，整体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知识分子比重相当高。据《犹太人的世纪》中引用的统计：1939 年时，虽然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比例不到2 ％，但在莫斯科的所有大学生中，犹太人占了17 ％。在乌克兰首府基辅，甚至高达35.6 ％。在整个苏联，犹太人在医生中占了20 ％，在大学教授中占14 ％。在当时苏联主要城市列宁格勒，犹太人占所有报纸记者、编辑、作家中的31 ％。在今天美国的媒体中，犹太人也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有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这种说法。如果说” 犹太人影响美国政治”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媒体这个领域势力很大，媒体直接影响选票，选票决定谁上台，实行什么政治政策。
在西方生活久一点的人会观察到，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作家、艺
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于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教授中，90 ％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 20％注册为共和党。
因此，当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比例高，自然左倾的多。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不是这个种族的问题，而是整体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脱离大众，脱离中产阶级的 commonsense （常识），倾向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倾向扮演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救世主角色，因而自然就倾向均贫富、要平等，所谓代表穷人、代表被压迫者讲话。另一个倾向是，知识多了，就往往更相信人的纯理性力量而抛弃上帝。尽管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是最应该信仰上帝的种族，但犹太知识分子，也和其它种族中的知识分子一样，无神论者占相当大的比例。而离开上帝的教导和缆绳，人类之船就会漂流在没有方向的大海中。二十世纪的人类所有灾难，都是不信上帝导致的。正如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说的，不信上帝，就什么都信。结果就是信乌托邦，相信用暴力逼迫人们接受乌托邦理论。
因此，犹太人的左倾问题，实质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当上帝把犹太人作为祂的选民之后，实际上所有犹太人的问题，其实都是整体人类的问题。
因为显而易见，犹太人中并不都是左倾，也产生了很多保守派。像由犹太人编辑出版的美国知名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 ）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于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派。当然，他们在犹太人中绝对属于少数。
美国有不少基督教右翼，对犹太人的左倾不满，连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 ）七十年代在和尼克松的私下谈话时，出于对左派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的担忧，也曾说过” 犹太人是美国的癌症” 这种话。当然葛培理也为这个三十年前的私下谈话而道歉。但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以及真正的基督教人士，反感的是犹太人的左倾立场，而不是犹太人这个族裔本身。有人说，吉布森酒后吐真言，尼克松、葛培理私下说的话更能表达他们的内心对犹太人的真实看法。但有一位美国评论家说的好﹕上帝裁决人心，而人裁决人的行为。在每一次以色列的危难之际，都是美国右翼出来，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人保卫自己家园的奋斗；支持犹太人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安全的国家，这才是对全世界犹太人的最大支持。
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前身，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以及一手发展起基督教的圣．保罗，都是犹太人。可以说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基督文明，就没有今天的整个西方文明。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而独特的贡献。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以族裔来算，犹太人最多。从 1901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到 2001年，这一百年间，据统计，颁发的各类诺贝尔奖总共有 720个，其中犹太人就拿了 130个。犹太人在全球人口比例中才占 0.3％，但他们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中却占 18％。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大幅增长，主要是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大批移居美国。
而且作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有新闻自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和样板。半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和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宗教和种族问题都不是根本，实质上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决战。
所以，无论犹太人中有多少左派，无论犹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缺点，它们都只是人类的一个集中缩影而已；犹太人的问题，集中代表了你和我，我们全体人类的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反犹，反对犹太这个民族、反对这个种族都是绝对错误的。任何种族对立、种族歧视都不仅是错误的，更是愚蠢的。人类从来都不应该以种族和血缘划分，而应该是价值取向。
吉布森虽然无论作为一个出色的演员或导演，还是保守派人士和基督信仰者，都令很多人尊敬，但他酒后的反犹言论，遭到媒体的批评是绝对应该的。但美国左派媒体的问题是，他们当年攻击《耶稣受难记》，和今天让吉布森上舆论的绞刑架，恐怕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保护犹太人是表面，反对美国右翼代表的西方基督文明才是根本。
2006 年8月 8日 于纽约
──《观察》首发
独立中文笔会就会员昝爱宗被杭州公安局行政留的紧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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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就会员昝爱宗被杭州公安局行政留的紧急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8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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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2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惊悉：2006年8月11日中午,杭州公安局再次传唤昝爱宗先生,并于当日晚上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昝爱宗先生行政拘留7天，本会对此表示震惊! 据本会了解,7月29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发生强拆基督教堂事件，导致多名基督教徒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政府方面人员和警察受伤情况不明。官方通过新华社在香港发布消息称“拆除非法建筑，没有发生冲突，没有人受伤，关押两名闹事者”。 事件发生后，昝爱宗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7.29事件”有多人受伤的真实情况，8月1日公开发表《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7.29事件”并公布真相》一文。当晚，昝爱宗被有关部门约谈。8月3日，昝爱宗又发表《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 –抗议萧山暴力拆迁基督教堂》。8月4日下午，昝爱宗原计划去萧山党山镇现场了解情况，但下午4点，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传唤，办公室电脑和常用包被搜查，并被扣押电脑主机，笔录至晚十点多结束。传唤证上明确写着 “因涉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警官警告并要求昝爱宗最近不能离开杭州，等候处理结果。 8月9日中午，昝爱宗与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鹏飞通电话，向他反映问题，并到该局送致吴鹏飞局长公开信《”萧山7.29事件”致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一封紧急呼吁公开信》。 8月11日晚上，昝爱宗再次被传唤；晚上7点，行政拘留的消息得到确实。 昝爱宗先生是《海洋报》浙江站记者，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对”7.29事件”的独立调查，既是一名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也是在履行新闻人的职责；他就”7.29事件”发表的言论，是一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上述权利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确认，也得到了中国宪法第35条的确认。 鉴于此，本会为此声明如下： 1，严重关注本会会员昝爱宗先生的处境，并将提请国际笔会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关注昝爱宗先生的命运。 2，强烈抗议杭州市公安局的执法违法、打压言论自由、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 3，要求杭州市公安局立刻纠正针对昝爱宗先生的非法迫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昝爱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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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就会员昝爱宗被杭州公安局行政拘留的紧急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就会员昝爱宗被杭州公安局行政拘留的紧急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8月11日）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2006年8月11日中午,杭州公安局再次传唤昝爱宗先生,并于当日晚上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昝爱宗先生行政拘留7天，本会对此表示震惊!
据本会了解,7月29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发生强拆基督教堂事件，导致多名基督教徒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政府方面人员和警察受伤情况不明。官方通过新华社在香港发布消息称”拆除非法建筑，没有发生冲突，没有人受伤，关押两名闹事者”。
事件发生后，昝爱宗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7.29事件”有多人受伤的真实情况，8月1日公开发表《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7.29事件”并公布真相》一文。当晚，昝爱宗被有关部门约谈。8月3日，昝爱宗又发表《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 –抗议萧山暴力拆迁基督教堂》。8月4日下午，昝爱宗原计划去萧山党山镇现场了解情况，但下午4点，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传唤，办公室电脑和常用包被搜查，并被扣押电脑主机，笔录至晚十点多结束。传唤证上明确写着 “因涉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警官警告并要求昝爱宗最近不能离开杭州，等候处理结果。
8月9日中午，昝爱宗与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鹏飞通电话，向他反映问题，并到该局送致吴鹏飞局长公开信《”萧山7.29事件”致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一封紧急呼吁公开信》。
8月11日晚上，昝爱宗再次被传唤；晚上7点，行政拘留的消息得到确实。
昝爱宗先生是《海洋报》浙江站记者，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对”7.29事件”的独立调查，既是一名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也是在履行新闻人的职责；他就”7.29事件”发表的言论，是一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上述权利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确认，也得到了中国宪法第35条的确认。
鉴于此，本会为此声明如下：
1，严重关注本会会员昝爱宗先生的处境，并将提请国际笔会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关注昝爱宗先生的命运。
2，强烈抗议杭州市公安局的执法违法、打压言论自由、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
3，要求杭州市公安局立刻纠正针对昝爱宗先生的非法迫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昝爱宗先生，
废话一筐：阶级斗争阴魂未散
左、右之争，贫富之争，而文雅新潮点的叫法是“强势、弱势”之争，这三个“之争”是近来文人们喜欢集中讨论的话题，但我觉得这样的定位本身是错误的，这是刻意要贴标签，造成社会分化。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道理。而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穷人里面有违法者，富人里面有守法者。何况，有钱也不是罪过，没有钱虽然有点难过，但也不是什么罪过。为什么要贴这些无意义的标签在头上呢？
严格地讲，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的现代版，就是用经济地位或者意识形态来划分人的好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出一个领导阶级来，这即文人经常挂在嘴里的时髦词汇“强势群体”。但中国今天是要建立和谐社会哦，我们必须要抛弃阶级斗争学说了，即使是翻版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必须断然抛弃！
阶级斗争的阴魂现在还没有散？一些善意的朋友可能会感到惊讶。不是阶级斗争为纲早就不提了吗？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是早就不提了，这其实是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贡献。但，我们这代人可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生活了几十年哦。时代的烙印早已深深地印入了我们脑海，在思考社会问题时，这个幽灵会自觉、不自觉地冒出来。
不难发现，众多学者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自觉不自觉，都会努力地去找出一个敌人。这种找假想敌的习惯，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还存在影响的明证。就是我们总习惯了要有一个凶残的敌人，来和我们做你死我活地斗争的思维模式。
只是不同的文人，树立的假想敌不同。比如，被称为“老左派”的那些文人，就喜欢讲“和平演变”的威胁，把美国、欧洲、澳洲、甚至香港的民主人权活动，都看成对大陆的和平演变威胁。香港市民争取自己民主的游行，大陆新闻就从来不报道，这显然有悖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记者、编辑弱智。而是有官员和御用文人认为，这是对大陆潜在的“和平演变”。
顺便说一句，“和平演变”其实是个好事，惧怕“和平演变”是非逻辑的。世界总是在变，即使按马克思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永恒的。也说明世界的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面对无法阻挡的变化，我们是应该希望和平的变、还是希望暴力流血的变呢？我想，对还有一丝人性的国民来讲，答案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惧怕“和平演变”是非理性的。
老左派学者认为，“和平演变”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就是把美国视为主要假想敌，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推进民主、人权最卖力。要说推进民主、人权就是大陆的敌人的话，那么欧洲、澳洲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世界上也就没有几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敌人了。这也是当下中国政府对外事务麻烦不断的原因所在！
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一般不提“和平演变”，他们的视野比老左派广，或者说与历史的联系没有老左派深，要他们违心地批判民主、人权，也确实羞于出口。但阶级斗争的阴魂还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他们也习惯了找假想敌，比如|；国有、私有之争时，很多“新左派”学者，都认为私有是敌人。而在贫富分化之争时，很多学者又认为富人是敌人。有意思的是，最近的钟南山教授发话：城市流浪人员是坏人，应该收容遣送云云，惹来全国各种媒体的一顿臭骂。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理解钟院士的，因为他头脑的阶级斗争余毒还完全没有肃清，也没有机会和环境给他肃清。他的思想还逗留在文革时期，而文革并没有受到深入地批判。
不过，文人们也不必忙着骂钟教授，因为他们在强弱之争，贫富之争中，所提出的观点，与钟教授的观点甚至连“半水之隔”都没有。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毛病，总是用非事实，非逻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用事实和逻辑去批判他人的观点。
显然，你只要仔细读了现代主流文人的文章，你都不难在他们的文字里找到阶级斗争的影子。这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所留下的烙印，文人们应该是先反省自己的文化缺陷，而不是孜孜不倦地传播阶级斗争的余毒。这其实与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左还是右并没有什么关系。
要彻底地抛弃阶级斗争学说，中国社会必须对现代史做一些反思，一些事情是不是需要重新评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镇反运动，反右运动等等，一些人是否需要平反？比如；林彪、四人帮；当然还有些人事现在还完全不能说。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是否需要深入讨论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比如文革中的人性，文革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等等。
我可以这样下个结论：当上述现代史的事件，能在中国开放、自由、理性地讨论之日，就是我们开始认真肃清阶级斗争学说的流毒之时了。
秦晖： 地权何以不归农？地权归农又如何？
【内容提要】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
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成为当今农民问题的新热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先生所说，土地制度的核心是权利主体，而权利主体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这种观点。1902年列宁在与民粹派论战时便指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土地私有制没有什么好感，但“在警察国家里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就等于助长一切官僚习气”。所以，谈土地所有制不能抛开政治社会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民主建设任重道远，而且在土地问题上经常出现“警察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抽象地谈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制恐怕都很成问题。
现在在土地产权制度的设计上有人主张国有制、有人主张集体制、有人主张私有制。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到底什么所有制，到底哪一种产权是真正得到保护的呢？大家知道，在前不久，由郎咸平挑起的论战中很多人说国有产权受到侵犯。但在我们这里国有产权受到的这种侵犯并不是以私人产权受到保护为前提的。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化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化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无制约的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这种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而左手把百姓的私产以“国家”名义夺来，右手又把这些“国产”装进自己的私囊，这种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戏法不是天天在变吗？国有、私有是如此，“集体”又如何？现在据说农地就是集体所有制，可是我们现在在征地过程中不仅农户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社区集体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整个还是政府行为。因此严格来说，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也就是“权力侵害权利”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们谈什么“有”的所有权恐怕都是空的。
我们现在谈地权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圈地运动”造成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理论来谈，当然是用土地私有制对这种问题解决最有效。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者就可以随意拿走；是农民的，要征地就得农民的同意，而且是以他能接受的价格的自愿交易。但是实际上，正如张晓山先生所说，以城市征地拆迁而言，法律承认的房产私有权也挡不住强征。即使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征也还是能征。换个角度讲，我们现在虽然不承认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从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农户有土地使用权，而且我们说，这个使用权可以长达30年，而且法律也肯定这种使用权是物权，可以交易。现在征用土地，虽不需要与农民购买所有权，但至少还要购买使用权。可实际上这个使用权的交易是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呢？是否达不成合意则要等农民30年使用期期满再来征呢？当然不会，现在有权力的人要征土地，别说三十年，三个月都不会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存在合意原则。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地权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公民权问题。
历史上土地私有化兼并的误读与真相
我们现在否定农民拥有产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农民一旦有了私有权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就会产生无地农民。但我觉得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前年我在哈佛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农地私有制。当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如果实行私有制是否会产生无地农民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却没有这样问，相反，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纷纷站起来用非常激烈的言词谴责土地私有制。他们谴责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恰恰是：实行了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了。那几位发言人都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他们说：实行了农民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能搞土地批租，不能搞土地批租我们没法“经营城市”，我们的城市就不能发展得那么快。说得简单一点，如果实施土地私有制，就不能搞“卖地财政”了。理论家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是使农民失去土地，而实际管理土地的官员却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就是妨碍他们圈占农民的地。一方是坐而论道的，一方是实际管理土地的，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判断哪个说的更符合实际。
第三，过去我们在历史学上讲得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租佃制，说租佃制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农民战争等等。这是土地私有制的理论反对者中最厉害的意见之一。但是他们对历史知道多少，对土地制度史又知道多少？关于这些，我写过一些文章，这里只简单讲几个数字。我们讲土地兼并，到底兼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往往不做计量分析。根据我初步的计量分析，三、四十年代即民国年间，在不同的地方有过不同的地权分布样本，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47个地权分布样本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当然这个平均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没办法加权，每个样本的数量我们不知道。但我认为，误差不会太大。地权集中的基尼系数在旧中国土地改革之前平均是0.53。横向来讲，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地权分布系数都比中国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权集中程度是最低者之一。那时中国当然有社会危机，但你能相信危机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导致地权集中吗？
纵向来讲，今天中国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但由于这些年来权力干预下的“二田制”、“圈地运动”等因素，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无地农民，而农地（使用权）分布已有相当大的不平均：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格里芬等几位学者根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做的统计，1990年代初中国农户实际使用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了0.41， 而另一份研究更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农户使用土地的基尼系数，在进行过土地重分的地区达到了0.47，没有重分过的地区更高达0.50，跟我前面讲的中国土改前的平均值相差并不远。我们在既不私有也不自由买卖的情形下，用权力这根杠杆拨弄十几年，不也同样达到了地私有自由买卖了两千年才达到的“兼并”水平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主要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一致。
被颠倒的农民“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所谓土地保障问题上，很多人把问题讲颠倒了。他们讲土地是保障，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确，社会保障是不能私有化。但这个概念根本讲的是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自己保障自己，而必须由社会或者国家或者社区等等来保障农民。至于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则从来就是“私有化”的。比如说享受公费医疗权利的是我们每一个“私人”，而不是“国家”。但买单的责任是国家。国家买单给一个个“私人”看病，那是社会保障，如果反过来是私人买单给“国家”看病，那还叫“社会保障”吗？所谓不能私有化是指掏钱的义务你不能要农民来负担，得由国家、社区或者企业来支付。可现在这项义务不是从来就私有化的吗？对农民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从来都是让农民自生自灭。即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即使在人民公社时代，社会保障义务一直就是国家不承担或者承担得很少，也就是“私有化”了的。
因此，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如果说现在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那的确如此。但假定土地是农民的保障，那到底是“土地使用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还是“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呢？有种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似乎农民只有“使用权”倒有了保障，如果所有权给了农民，反而农民的保障会变少了。这等于说自耕农是没有保障的，沦为佃农他反而有保障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种说法居然盛行一时，恐怕是有些国人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体现。众所周知，所谓所有权，就是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权包涵使用权，使用权不包涵所有权。农民有了所有权也就保证了使用权，即使他自愿转让了使用权，也还可以自愿收回。但没有所有权的话，使用权的保证只会更少，因为所有者可以收回它。然而现在有些人却想要人相信：给了农民所有权他们就会无地可用，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反而可以不愁没地种了！
防范圈地运动的关键何在
但是我这里还要回到张晓山先生的说法。关于地权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防止出现社会危机。而我认为今天中国地权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防范由于地权引起危机的问题。尤其是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防危机，而不是农地利用效率怎么最大的问题。防范圈地运动就是防范地权危机，防范圈地运动在经济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地权交给农民而不是交给官员。当然，如前所述，即使是使用权你真正尊重它就不会产生圈地问题，如果不尊重，所有权也照样会受侵犯。
实际上，中国农村自1995年以后一直大规模地进行着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过程，例如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其实已经完成。而如果要讲公平的私有化，在所有的私有化形式中，老实说农地的私有化是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当年说过的：土地就摆在那里，大家众目睽睽，小偷偷不走，强盗拿不去，也不像其他资产可以通过评价上下其手。我国历史上就常有计口授田，而土改、大包干也都是把土地平分给全体农民。如今有人认为土改没收富人土地不公平，但从没人说土改中的土地分配环节有什么大的不公平问题。然而其他公产的私有化就不同了，企业资产的私有化一般都是化给了“掌勺者”，很少按起点公平的原则来操作，就相当于把公社土地变成社长的私人庄园，而让社员给他打工，或者连打工也不许，干脆把他们赶走。像这样最难做到公平——实践中确实也是最不公平的企业私有化都搞了，而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土地私有化，有人却认为决不能做，这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也要注意到农民无法抵制权力（Power）的剥夺，尤其中国目前的权力很难建立制约机制。关于地权问题实际是跟农民集体谈判权利挂钩的，但农民的集体谈判权利又和结社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因此真正的农民集体是自由结合的集体，这就产生了集体中的民主性问题。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农民一盘散沙情况下单独的个体小农很容易被剥夺（这里说的是被权力剥夺，不是所谓自由买卖造成的“兼并”）。存在传统农村公社的地区进行这种剥夺反而要困难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当前在土地关系上建立权利主体的问题远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层面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创造条件。其实，如果可以抛开这些问题，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讲，假设我们现在已有比较好的民主、宪政与法制，从纯经济意义上谈土地，我认为土地的绝对私有权的确是有不少问题，因此绝对土地私有权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土地作为私有权对象的有条件性、限制性要比其他产权多。但是其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也不在于社会保障，而在于土地的区位垄断与公益性的国土整治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矛盾，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有一个最终的公共利益，即国家的最终征地权。比如在损害公益的情况下，在地主利用区位垄断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政府定价。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是公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单方定价？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宪政条件下，行使这种权力要有十分严格的公共监督和近乎苛刻的条件，实际的行使很困难，但在中国这种权力非常容易被滥用。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非经济以外的条件，我甚至觉得对这种政府最终定价权的限制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严格。也就是说授予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大、更刚性化。即使需要限制农民的土地权利，或者扩张官府的土地干预，也应该到将来政治民主了再说。
从江泽民出“文选”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为江泽民祝寿，出版了三卷《江泽民文选》，继先前出版其传记之后，近来接连出书，弄出了一个小高潮，蛮好看的。
江泽民其实是一个挺平庸的人，比华国锋强不了多少，然而，他没有成为邓小平的对手，在曾庆红的辅佐下，顺着邓先生的意思及时转舵，又击败了杨白冰、陈希同等对手，应该算是得势也得人，他的风光也就远远超过“英明领袖”华国锋。而江泽民比勃列日涅夫高明的地方，是他向现实低头，不唱“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调，以“三个代表”思想，暗示了中共向社会党转型的可能。这当然不是什么创新，只是以机会主义官僚的本能应付市场经济发展之大趋势而已，而在中共党内，这样的动作也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表明中共的无可救药。
但是，中共现在说，江先生的“文选”“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其重大成果”，倒也让人颇有兴趣，来看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特色之一：权力位置的决定性
不用说，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和权力，成为思想发展的前提。
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些人，都是以其思想和实践而在中共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无论他们是否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无论是否为他们出了“文选”，他们的确对中共的思想理论，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独特的贡献，例如刘少奇的“尊毛”和“修养”，例如林彪的“尊毛”与“反毛”，例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务实，等等。
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突出代表，也同样是以其思想和实践而成为最高领导人，而这个位置，为他们展开思想提供了条件，当然也使他们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江泽民则不同，他是以成为中共总书记而展现其风貌。他费尽心机弄出个“重要思想”，对于他身居高位、对于他作为一代“核心”，似乎意味着某种交代，如此而已。他也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但正是从他开始，中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权集中于总书记，而且大体上两任十年的领导人，势必要弄出个什么“思想”，以示其在位没有虚度光阴。
无庸讳言，这分明是中共堕落、其党风衰败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堕落为权力的附属品，是其最为可耻的特色。
还没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中共因为惧怕“和平演变”，因为党内迷恋权力、固步自封已成风气，从第二代的中后期，演变为由崇拜权力的官僚把持的政党。这一演变，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定为一尊就开始了，到计划体制下党政官僚阶层逐渐形成、扩大，历经“文革”将官僚作为“走资派”打击终遭失败，又历经改革开放，官僚阶层成功地抵制政治改革，它适应市场化，在维持国有体制下垄断与控制格局的同时发展权力－资本交易，官僚专制为自己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
从中共的历史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非毛泽东一人之功，当时党内诸多人士都有这方面的探索，毛泽东为其突出代表而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则凸现出毛泽东以其党主席之权威，辅之以少数“理论家”穿凿附会，将民众对中央计划体制下官僚的不满，巧妙地转换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然后，到邓小平那里，一手实事求是地发动改革，另一手给改革带上“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左右
交相辉映，还矢言“两手都要硬”，最后以不惜与全社会为敌而动用武力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终于还是突出了共产党权力高于一切的主旨。
林彪事变沉重打击了毛泽东“文革”，“六四”则沉重打击了邓小平“改革”，后来虽然邓以“南巡”而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甚至放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然而维护共产党权力地位的“四项基本原则”已根深蒂固 ，深入中共之骨髓，难以动摇。
这时，中共的种种“左”的表现，或者成为官样文章，例如所谓“保持先进性”，或者成为专制手段，例如学习朝鲜古巴而厉行对民间的控制。所谓“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对中共而言，只是在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才有其合理性，而实际上，中共的所谓“革命”早已蜕化为“保持权力垄断地位”。
“文革”中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大规模造反，在中共心中留下深深的可怕记忆，使它愈益敌视民间社会。对于公民权利，中共维持其执政以来的一贯传统，变本加厉地压制自由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及示威，而对于民营经济，则极力将其束缚在国有体制控制之下。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新的改革争议出现，以指责市场化、指责民营企业家、主张“国家主义”主张政府控制而质疑“国退民进”成为强音之际，中共表现得很大度很宽容，直到“左”的思潮裹挟着民众的不满情绪成燎原之势，否定市场化改革呼声四起，国有企业改革及金融改革受到严重影响，中共高层才表态“坚持改革不动摇”，而这一姿态，在民间看来，实际上是维持近十几年来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之“不动摇”，于是，质疑市场化改革的争议突破“不争论”的限制，仍在持续。
郎咸平描述所谓“保姆”现象，声称他作为公司治理专家没听说过“所有者缺位”理论，断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拍脑袋”决策、是“在所有人缺位的理论架构下走到今天的地步”。如此为“主人”（政府）开脱责任，专打企业家、“主流经济学家”的板子，赢得一片喝彩之声，得到广泛支持。新的改革争议中的这一现象，折射出党政权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堂皇登场，又哪里是一介布衣的马克思可以比得了的。
特色之二：少分析无创造的“创造性”
“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是针对中国实际展开分析与实践而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是针对中国社会实际，援引马克思学说原理，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引伸而来。
邓小平理论，虽然其理论性及其系统大可怀疑，但它实际上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却是肯定的。
“三个代表”思想则不同。江泽民在中共总书记任上十几年，若思想理论上无所建树似乎说不过去，人们等着看着，终于，御用文人端出一盘货色，一看，“三个代表”，充其量，涉及中共党的理论而已。它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务实，也相形见绌。
顺着这个脉络看下来，理论性在渐渐衰减，创造性在渐渐消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牛皮，却正式地吹得胀起来。
据说，“三个代表”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但是，“反映要求”其实是思想理论最起码的基点，能够针对要求有所建树，方见思想之水平。“三个代表”思想在“谁是先进生产力之代表”、“共产党是哪个阶级代表”两大问题上标新立异，却回避它与马克思学说之间实际“发展”的具体说明与论述，清晰地显示出其虚弱本质，而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更是一团模糊。
思想的力量，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提出对其发展变化的判断。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分析，的确有其特点，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基于当时曾展开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诸多学者对社会现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分析，提出了理论见解，毛泽东更上层楼，为中共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不过，在取得政权以后，毛泽东轻率地放弃了这一理论，转而跟随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则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开
始，就只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一部分，后者则以背离马克思学说、向东方专制主义低头为特点。
马克思等人对于东方社会的思想认识，归结为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这一思想，指出东方社会作为专制社会有其特点，它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因而，马克思等人认为东方社会可能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思想以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的发展不充分为基点，而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做了深入的分析，写出了专著，加之考茨基提出“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已经成熟”的判断，得到托洛茨基支持，并提出其“不断革命论”，都成为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础。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思想也在变化。列宁重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指出俄国革命是“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工商业文明有其长期性，警告布尔什维克不可以玩花样，不可以耍聪明，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点是东方社会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而其要点则是，依据东方社会特点，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学说出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内部孕育的新变化、新关系，大体上正在印证着马克思学说的判断。而在东方社会，这里本是马克思还比较生疏的地方，共产党人在这里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考验的就是创造性。
市场经济确实无法回避。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无法完全取消市场经济，而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革浪潮，则无一例外地是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开辟道路。斯大林式的解决方案，是无视列宁的警告，出现经济困难时就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而他毕竟是在十月革命后十几年才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中国人比斯大林更能干些，革命胜利后不到十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搞出了一场升级式的“大跃进”，只是以失败告终。
实践迫使人们改革，糟糕的是，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官僚气十足，因久居权位而暮气沉沉，满足于给一切变化带上个“社会主义”帽子的小花样，根本缺乏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远见卓识，这样，它对于防范权力与资本之交易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对于绝对权力地位在市场化改革的变化中必然出现腐败及其蔓延之势，也只能被动地应付，一切只是以不能动摇共产党之权力地位为转移，什么马克思学说，什么工农群众利益，它统统不再
关心了。
如此这般，还要标榜什么“创造性”，不是一大笑话吗？
特色之三：乱戴“社会主义”帽子
据说，有“江选”可以证明，江泽民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明者了。
在邓胡赵的时代，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在赵紫阳主导的中共十三大时最为明显。不过，在那时，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实践，也就是在计划体制下一步步地为市场经济争取发展的空间，而且在当时，已经出现比较合理的解释，即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江泽民在“六四”后掌权，计划经济一度回潮，重新推崇“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退回到“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力挽狂澜，先是“上海谈话”，然后“南巡讲话”，迫使中共在十四大决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个“社会主义”的帽子，最初有其合理意义，市场经济从计划体制中突破出来，要减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阻力，就不能不如此。然而经过十多年发展，它逐渐蜕变为政府垄断与控制的保护伞、护身符。以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的看法，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越是经济外围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 ，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这个看法，可以说，一针见血。
“社会主义”帽子异化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甚至棍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讽刺意味的特色。
“左派”们鼓噪着“社会主义”来质疑改革，搬弄“社会主义”教条以阻挡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制进程。江泽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始人自居，他倒是比较现实，不会象“左派”们那样囿于“社会主义”，但是他终究还是难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学说根本针锋相对──如果从《资本论》中真的读懂点儿什么，就应该知道，市场经济会孕育出社会主义，但它本身却无论如何戴不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东方社
会里市场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彼岸，但市场经济本身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倾向，因而，非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共产党人艰苦努力以引导现实进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地引导人民自觉维护其公民权利，侈谈“社会主义”则没有任何好处。
尽管如此，戴顶“社会主义”帽子，却已经是今日中共的习惯。
什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社会中对抗性在明显增长，大帽子还是要扣在头上。
什么“社会主义道德观”之“八荣八耻”──尽管社会道德从上面烂下来，中共被迫不知羞耻地发布种种基于社会道德底线的禁令，大帽子还是要扣在头上。
不由得想起来，当中共带领人们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文革”已近尾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不断地抛出“社会主义”新式帽子的地步，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马克思25岁时在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现在，中共为江老先生祝寿，端出了一盘盘的刚刚加热过的“烤松鸡”，洋洋大观，很是风光。然而，80多岁的中共，80高龄的老江，看来已全无马克思那种锐气那种见识，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中国化”，不过是骗骗他们自己罢了。
高瑜：党主立宪和党管新闻
今天江泽民文选（三卷）正式摆上了新华书店最显眼的柜台，说明这个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被打倒过的总书记，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座里程碑了，（打括弧是因为前28年搞大发了，从邓小平搞跛腿改革起，能不提就不提了。）这年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每向前发展一步，往往能吓人一大跳。江氏的“三个代表”出来时，中国人都够大眼瞪小眼的，谁请你代表了？规范点说谁投票选你代表了？怎么好的都让你代表去了？
党主立宪主打17大？
江氏文选的出版，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历史使命的终结，这无疑让人要再次瞪大眼睛，该看第四代的了！没有让人失望，6月15日，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課題組拿出了題爲《從經濟發展角度思考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改課題報告。并于24日在党网——人民网全文发表，转载无数。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進行一次集體學習，主持學習的总书记強調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概念，据网上消息，请来的中央黨校專家给政治局讲课的内容就是这份政改报告。
执笔人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向媒体透露，该课题报告两年前就完成了。此时才拿出来，言外之意还用说吗？我是瞪大眼睛上网读这份政改报告的，结果仍然被吓了一大跳，该建议的核心是“党主立宪”，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一套？我的思维一下子拐到一百年前老佛爷那里去了。
7月初去看望生病的何家栋先生，老爷子也正为这个“党主立宪”气不打一处来，批评得很精辟:『现在是谎话、瞎话，弄不明白的话都要说.。』
开老佛爷的倒车
自从闯祸的西山会议之后，已经不容人讲常识，不容人讲A、B、C了。周天勇一杆人都当帝王师了，能说中央党校的教授不懂什么是宪政吗？就连今天的地方干部不也去美国接受培训，还要顶岗实习 ，要在美国学学怎么做官吗？现在比一百年前西太后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条件可强多了！
1905年12月，西太后派出的五大臣跋涉日、英、美、德、法，考察人家的政府，历时7个月，回国后不分左中右，不争论，所有成员一致推荐宪政政体。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相汇合迈出的可是实实在在的步伐呀，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范本，发布“宪法大纲”， 成立国会的前身资政院和省立法院的前身咨议局，决定1917年召开国会。
比较党主立宪，冗长的三万多字，完全用中央文件语言论述在中国只能实行跛腿改革和中共的一党执政。21世纪，党坐龙庭，不但不放权，还要更集权，要加强黨管政府、軍隊、人大、政協、兩院；黨管新聞；黨管土地；党管干部管到國有企業董事长要兼党委书记，这不是大开历史的倒车是什么？，不但开到改革开放前，早开到老佛爷之前去了。宪政在党主之下完全是个伪命题。
全党都要管新闻
四中全会之后，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已经管出不少国际事件了（常委讨论冰点事件用语）。党主立宪把党管新闻放在第二要位，还要管成什么样子，令人拭目。
中共第一部关于新闻的法律草案《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内外传媒捆在一起予以法律惩罚，是一个升级。
最近藏族女作家唯色的两个博客都被封掉了，据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关照的，注意是统战部不是中宣部。
再早，工人日报记者写了篇温吞水般的报道，《大连中小学教师普遍反映“太累了”》，结果惹恼了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孙春兰，被勒令做检查。原来孙当过大连市委书记，大连还算她的地盘，谁也不能碰。
如果中共干部个个都像孙春兰一样，那么是个部门就是中宣部，不论领导还是党员个个都是审读员了。这大概就是党主立宪要求党管新闻的结果吧。
这就是第四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首发苹果日报
郭小林:哀江青
江青于我不说有杀父之仇，至少也可以算是害父之恨──家父（郭小
川）过世前两年，正是江青几次发话，上纲越来越高，最后竟说他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家父于1972年写作的庄则栋青少年时期生
活的传记文学《笨鸟先飞》，题目采用的是庄本人说的话，不料江青
看到了却勃然作色说：“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
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于会咏们立即设立“中央专案组”，
将他隔离审查，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一年有余，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恢
复自由仅一年就撒手人寰……
据说江青是个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她也不喜欢任何人的角色。她对丈
夫以及自己那个团伙的小兄弟们也不过是互相利用，谈不上人与人之
间的感情的。她极其乖戾、多疑、挑剔，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
突然怀疑并咬定她身边的某个服务员或护士或警卫人员是“特务”，
并即刻治罪。她能把那个在政治上最信任她的丈夫气哭，说出“立即
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气话，以至于江青后来要见丈夫都要
事先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得一见的。可见这个女人至少是有严重的
心理变态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江青为了泄私愤、为了掩盖她年轻时的丑事，在掌握
了一定权力之后居然想把一切知情者和她所痛恨的人斩尽杀绝，连早
年曾照顾过她的朱姓老保姆都不肯放过，说她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今天，我要克制着对江青的厌恶与憎恨，来哀之吊之了。
无数事实表明，“文革”作为一次对全中国人民乃至对全人类犯下的
滔天大罪，那个延续至今的专制制度以及毛泽东才是其首恶、是元
凶，不仅如此，“文革”前这个制度及其统治集团所犯的一系列罪
恶、所造成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都是要由该制度和毛
泽东承担首要罪责的。
正如江青自己说的：“我是主席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那样，
无数证据也表明，在这个犯罪集团中，江青只是从犯之一。哪怕江青
是有很多、很重大的罪恶，她毕竟是从犯。而放走首犯，无论如何与
有人一贯标榜的“首恶必办”的原则是背离的，是极其不妥的。按照
官方的判词，说她是妄图窃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未免有点儿高抬她
了，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她作为毛泽东的一条疯狗四处乱咬可
以，但要她治理国家可就“立马抓瞎”了。况且，江青也用不着去
“窃夺”，毛泽东早就打算在自己死后，把他“窃夺”来并长期霸占
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私相授受给自己的老婆。如果要准确地给
江青定罪，应该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协助首恶毛泽东造成文革
浩劫，给国家民族带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其个人亦在权力所及的范围
犯下大量的罪行，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和许许多多无辜者被害乃
至死亡。有人不是整天在说“最讲实事求是”吗？那么就应当实事求
是地判断江青的罪恶，借用流沙河先生一句绝妙的话“不要污蔑旧社
会”，也不要什么脏水都往江青头上泼，江青“四人帮”是个筐，什
么错误都往里装。何况江青也有她的人权，如申辩权。
周有褒姒、今有江青；唐有杨贵妃、今有李云鹤（江青原名），“历
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于女人，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
恶，已经3,000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注意，这里说的
是“代担全体的罪恶”，江青代担的不仅是首恶毛泽东的罪恶，其实
也代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哀江青，其实是哀我们全体中国人，
哀我们的中国。中国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大小不同
的责任的。有了代担责任的人，大家就可以安安稳稳照旧过自己的日
子，而不去思考自己的错误，也不去思考错误的根源；就象非洲大草
原上的角马、斑马和长颈鹿们一样，千万年来它们是只要有一、两个
成员能够供狮子、猎豹及鬣狗之类食用，它们就能安安心心吃草，就
从来不会去想如何根本改变这种被吃的状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了江青（和林彪）集团这两个替罪羊，首
犯毛泽东的罪恶就滑过去了，就“不予追究”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是什么“晚年的错误”；而这个制度的罪责更是一笔勾销。这样一
来，那些独裁专制者及其利益集团就可以继续用毛泽东、周恩来等神
祗的虚假光辉来欺骗愚弄世人、就得以依凭着这个制度，继续恣意剥
夺人民、镇压群众，占有社会财富和全体公民劳动成果的最大分额。
“文革”过去30年来他们之所以要卖力地渲染所谓“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其真实目的、险恶用心，不就是这个吗？
而我们许许多多天真善良的老百姓，恰恰一直在上他们的当，以为
“文革”也结束了，林彪、江青“四人帮”也死的死、判的判了，其
罪行也“彻底”清算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应该说，正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这种愚昧和奴性人格，只求“一个‘暂
时做稳了牛马的时代’”的心态，才在客观上纵容了这个制度及其执
政者。他们放胆贪污而且敢于公然向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群众开
枪，不惜“牺牲20万人换20年稳定”，就是明证。
江青为什么会成为江青？
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作出成就，端赖权
力，那么“傍”上最高权力，自然更是捷径。
1937年秋，23岁的江青来到延安，次年与毛泽东结婚。一个年轻人冒
着生命危险到延安，应该是“参加革命”，是好事，不能说人家一定
就是“投机”。而嫁给毛泽东，也不能算江青什么错误。延安的生活
条件相当艰苦，而嫁给首长可以“有马骑、吃小灶，有警卫员
……”，这种不平等甚至引起作家丁玲的不满，于是写了《“三八
节”有感》，可见希望嫁给首长不仅仅是江青一人。既然要嫁给首
长，那么嫁给最高首长肯定是最好和最难的。有这种等级制度在前，
才有希望嫁给首长的行为在后，怎么能一味责怪江青一人呢？
江青固然有她个性上的毛病，但她后来日益变得乖僻、猜疑，是与她
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的。比如她动辄说这个那个是特务，
不仅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有关，恐怕更与“后宫”里面的残酷
血腥有关。这种猜疑也不独江青，毛泽东起初指责刘少奇为“中国的
赫鲁晓夫”，害怕刘少奇要对他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死后搞什么
“秘密报告”；以及因所谓“窃听器”事件指责杨尚昆为“反革
命”，不都是猜疑到了疯狂程度吗，足以给江青做榜样的。
江青如果不这样，她怎么可能获得毛泽东的青睐，她已经多年不能提
供给毛泽东床笫之欢了，要想保住“第一夫人”的地位和荣华富贵，
她不得不尽力揣摩毛泽东的心理，以曲尽其意。贺子珍的下场她当然
印象深刻。既然跟随毛泽东的“文革新政”必然是少数人，那就不可
能不得罪人，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用意─
─我偷驴，让你们去拔橛。正
因为毛泽东要千方百计置刘少奇于死地，江青才会在刘的审查报告上
批什么“……激起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不
是也批了“完全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和江青同志一样……”云云
吗？
毛泽东是有私利的，江青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毛死后她怎么
办。
想当国家领导人并没有错，不能一概斥之为野心。关键是要有一个好
的制度，有好的制度，阿肯色州出来的好色小子克林顿不是也能当个
称职的总统，把美国经济搞上去吗？二流演员里根不是也居然成为美
国有史以来最受人民欢迎的总统之一了吗？这好的制度，首先是当上
国家领导人的程序要公正透明，谁都可以来争（竞选），但要一步步
地先由选民再由选民代表选拔出来，最终胜过别的竞争者。其次，当
上国家领导人以后，他（她）的言行要受到严格的制约，不能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国家领导人也有自己的私利，但这种私利是法有明文规
定，万目睽睽盯着的。我们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不管什么阿猫
阿狗、阿圆阿扁，都可以当国家领导人，而一旦他或她包藏祸心，想
要加害于国家民族，我们也可以及早制止、把他或她从领导人的岗位
上拿下。
平心而，江青这个二流演员还是很聪明，有一定才干的。举例说吧，
1952年前后，家父在中共中南局当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领着导演水华
一干人在创作电影《土地》，他们又是亲身参加土改以体验生活，又
是出访苏联来求取真经，可谓费尽力气、花了大钱；但他们搞来搞
去，却忘记了一条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创造要遵循艺术规律。而他们
却搞成了图解土改政策、宣传教育农民的说教材料，最终遭遇失败。
当时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分管电影的副处长的江青，到武汉公干，我父
亲向她汇报《土地》的进展情况，江青就指出，应当以塑造人物、结
构故事为主，不要搞成向农民宣传土改政策的片子。而当时30出头的
父亲年轻气盛，不以江青的意见为然，据说还反驳了几句。虽然这
可能就是后来江青反感我父亲的起因，但客观地讲，那一次，确实是
江青对了，而我父亲错了。由此可见，江青是懂得艺术规律的，到了
文革中她抓住所谓“样板戏”不放，当然是有她搞极左文艺那一套的
险恶用心，但也不能不承认，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三突出”
等搞阴谋文艺的宗旨是反动的，她对于修改“样板戏”具体细节所作
的大量“指示”，琐碎也罢，罗嗦也好，基本上还是内行的，没有闹
太多笑话。
如果有个好的制度，江青本可以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一个好妻
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演员甚至一个好领导人，就象今天活跃在各
国政坛上的女总统、女总理们一样。可惜她不幸生在中国、不幸生在
这样一个制度下，昨天还是“第一夫人”、“红都女皇”，权倾朝
野、风光八面，眨眼间就沦为阶下囚、成为亿万人不齿的“四人帮”
之一。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到“变天”之日，不能如昔日般安享荣华富
贵的晚年，又身患癌症，她才选择投缳自尽的罢。
江青的自由发展是以千万人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其实江青除了个性上
的差异而外，和我们大家又有多大区别呢？换个角度思维，如果把你
我放在她的那个位置上，说不定我们和江青一样坏。君不见，被中共
奉为“第二代”领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人民不
是比毛泽东更凶狠吗？
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说，毛泽东、江青们所以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
是“坏的制度与人性恶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效应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恶与恶的多少次乘方。
江青的思维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四人帮”倒台后，上海的领导
整个换了一班人，不是照样把王申酉给定成死罪了吗？明末崇祯3 年
明思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通敌谋反罪将忠臣良将袁崇焕在菜市
口凌迟处死，北京市民皆恨之入骨，纷纷上前争抢其肉，以示“食肉
寝皮”。延至上世纪90年代，隆福寺商场一场大火，把四层楼烧了个
精光，北京电视台随机性地采访一旁围观的市民，有一位老太太不假
思索地就说：“肯定是阶级敌人破坏！”
中国人之缺乏理性，可见。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之将近1,200
年前的这句话真是说着了，千余年来我们中国人不就是在一代一代地
“后人而复哀后人”吗？到了今天，恐怕连哀也淡漠了，天下滔滔，
有几个人会来哀吊江青呢？人们会认为，江青关我什么事！当年所谓
“祸国殃民”，且不说，这个“国”原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有份的，
“殃”的这“民”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么？对于那些生于“文革”之
后的年轻人来说，至少殃的也是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呀！
为什么文革不会发生在美国，江青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在英国，就很能
说明问题。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进而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江
青，只是一味怪罪这样一个本来就很招人讨厌的女人，而为毛泽东和
那个制度开脱，不痛下决心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难有希望。何
况，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泽东这人很迷信，思想更是极其陈
腐，他以为让自己的老婆接班，他和那个专制集团就能象江山一样长
青。没想到，不过十年，他所经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理论和“文革”那个烂摊摊就曲终人散了。夜过长安街，偶尔瞥一眼
皇城门楼上所挂的巨像，你会发现领袖的脸色竟然是铁青的，不知他
是被后来的一茬茬接班者的所作所为气的，还是对于自己“遇人不
淑”而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普适的民主、自由、人权及平等、公
正等价值观必将冲破一切阻碍，带领中华民族浩荡而东，汇入世界的
大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的理性
社会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