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争，贫富之争，而文雅新潮点的叫法是“强势、弱势”之争，这三个“之争”是近来文人们喜欢集中讨论的话题，但我觉得这样的定位本身是错误的，这是刻意要贴标签，造成社会分化。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道理。而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穷人里面有违法者，富人里面有守法者。何况，有钱也不是罪过，没有钱虽然有点难过，但也不是什么罪过。为什么要贴这些无意义的标签在头上呢？
严格地讲，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的现代版，就是用经济地位或者意识形态来划分人的好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出一个领导阶级来，这即文人经常挂在嘴里的时髦词汇“强势群体”。但中国今天是要建立和谐社会哦，我们必须要抛弃阶级斗争学说了，即使是翻版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必须断然抛弃！
阶级斗争的阴魂现在还没有散？一些善意的朋友可能会感到惊讶。不是阶级斗争为纲早就不提了吗？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是早就不提了，这其实是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贡献。但，我们这代人可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生活了几十年哦。时代的烙印早已深深地印入了我们脑海，在思考社会问题时，这个幽灵会自觉、不自觉地冒出来。
不难发现，众多学者在讨论社会问题时，自觉不自觉，都会努力地去找出一个敌人。这种找假想敌的习惯，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还存在影响的明证。就是我们总习惯了要有一个凶残的敌人，来和我们做你死我活地斗争的思维模式。
只是不同的文人，树立的假想敌不同。比如，被称为“老左派”的那些文人，就喜欢讲“和平演变”的威胁，把美国、欧洲、澳洲、甚至香港的民主人权活动，都看成对大陆的和平演变威胁。香港市民争取自己民主的游行，大陆新闻就从来不报道，这显然有悖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记者、编辑弱智。而是有官员和御用文人认为，这是对大陆潜在的“和平演变”。
顺便说一句，“和平演变”其实是个好事，惧怕“和平演变”是非逻辑的。世界总是在变，即使按马克思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永恒的。也说明世界的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面对无法阻挡的变化，我们是应该希望和平的变、还是希望暴力流血的变呢？我想，对还有一丝人性的国民来讲，答案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惧怕“和平演变”是非理性的。
老左派学者认为，“和平演变”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就是把美国视为主要假想敌，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推进民主、人权最卖力。要说推进民主、人权就是大陆的敌人的话，那么欧洲、澳洲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世界上也就没有几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敌人了。这也是当下中国政府对外事务麻烦不断的原因所在！
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一般不提“和平演变”，他们的视野比老左派广，或者说与历史的联系没有老左派深，要他们违心地批判民主、人权，也确实羞于出口。但阶级斗争的阴魂还在他们的头脑里作怪，他们也习惯了找假想敌，比如|；国有、私有之争时，很多“新左派”学者，都认为私有是敌人。而在贫富分化之争时，很多学者又认为富人是敌人。有意思的是，最近的钟南山教授发话：城市流浪人员是坏人，应该收容遣送云云，惹来全国各种媒体的一顿臭骂。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理解钟院士的，因为他头脑的阶级斗争余毒还完全没有肃清，也没有机会和环境给他肃清。他的思想还逗留在文革时期，而文革并没有受到深入地批判。
不过，文人们也不必忙着骂钟教授，因为他们在强弱之争，贫富之争中，所提出的观点，与钟教授的观点甚至连“半水之隔”都没有。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毛病，总是用非事实，非逻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用事实和逻辑去批判他人的观点。
显然，你只要仔细读了现代主流文人的文章，你都不难在他们的文字里找到阶级斗争的影子。这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所留下的烙印，文人们应该是先反省自己的文化缺陷，而不是孜孜不倦地传播阶级斗争的余毒。这其实与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左还是右并没有什么关系。
要彻底地抛弃阶级斗争学说，中国社会必须对现代史做一些反思，一些事情是不是需要重新评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镇反运动，反右运动等等，一些人是否需要平反？比如；林彪、四人帮；当然还有些人事现在还完全不能说。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是否需要深入讨论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比如文革中的人性，文革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等等。
我可以这样下个结论：当上述现代史的事件，能在中国开放、自由、理性地讨论之日，就是我们开始认真肃清阶级斗争学说的流毒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