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至今搞不明白，电脑的防盗功能是如何起作用的，可惜李主任没说，有知道的网友请不吝赐教。当时更大疑问是，网吧使用什么电脑完全是自己的事，如果硬件太差，在市场竞争中自然会被淘汰，你一个政府部门管那么多干什么？再说，文化部有权管吗？难怪当时有网友说，卫生部应该参照文化部的做法，指定国人使用马桶的品牌。

日前，据《新京报》报道，文化部又将建立统一KTV曲库系统，防止不健康歌曲进入。是呀，我们都知道健康很重要。如果说食品卫生有一个明确标准，可以借助仪器对食品进行界定；那么，对属于社科类的产品，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多情况下见仁见智，不存在某部文学作品就是世界第一名这种说法。

举个例子，文化部推荐的某些歌曲在他们看来是健康歌曲，但在我看来却是不健康的歌曲。比如大量的宣传个人崇拜歌曲，在我看来是不健康的，是封建流毒的遗种。那首“我还想再活500年”赤裸裸毫不掩饰对封建帝王的歌颂与崇拜，就如同一个个耳光打在文化部的脸上。什么“打江山坐江山”公然宣扬专制独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唱反调的歌曲，大行其道，甚至在国家级电视台上反复播放，从不见文化部有什么动静。

因此，对文化部的智商怎么低估都不过份。

文化部不要不服气。就在20多年前，港台歌曲还是作为“靡靡之音”成为打击的对象，很是没收了不少录音机和卡带。除了港台的音像制品外，对看不顺眼的发型、着装同样严厉打击，一些人守在街头，对看不顺眼的“不健康”的裤子一剪刀下来。你看，这帮人为了他人的健康，居然不惜公然违法损毁他人的财物，并从人格上污辱合法公民。

长期以来，我分辨好坏往往不需要动脑，只要他们认定不健康的，我就知道那肯定是健康的，甚至是优秀的。

文化部还于2006年7月18日，发布《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进口音像制品的通知》(文市函〔2006〕1355号)，该通知说擅自进口境外音像制品的违法行为“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必须严厉禁止，坚决查处。这个新发明的“国家文化安全”十分荒唐。什么是“文化安全”？难道外国的文化进入中国，中国的文化就会自动消失么？文化部不是一直自称推广中国文化么，只要你自己不破坏不禁止中国文化的传播，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能够消灭中国文化，怎么连这点自信心都没有呢？

文化部就如同被迫害狂精神病患者，疑神疑鬼，仿佛全世界都想着如何消灭中国文化，仿佛只有在他们的控制下，文化交流才是“健康”的，民间的行为则是危险的可怕的。本应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文化传播交流的文化部，却变身为“真理部”，只有他才具备识别好坏的能力。

既然要控制不健康歌曲进入歌厅，那么就肯定要有人对歌曲进行鉴定。而文化部又有什么资格对文艺作品进行鉴定呢？

论学历，你就是博士，还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呢。论实际能力，文化部除了拿棒子打人，有写过几首好歌、几部小说？文化部不就是各种会写点规定通知嘛，那算文化么？

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1968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县、邵阳县相继发生了两次大屠杀，从此以后，我对“文革”的本质有了自己的认识。

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十岁。“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灵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象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的作者列举了1968年4至5月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传单的作者陈述说，1968年，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革命群众组织将屠杀“黑杀队”视为“革命表现”，而“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所写的：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已经长满了蛆虫……”，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后看到如此惨状，经过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传单上的消息并非传言。一天晚上，我父亲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在道县出差时的所见所闻，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邵阳这边来，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在外地，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却不敢问父亲。那位朋友走了后，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结果被几位农民用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后无人收尸，还是几位街坊帮助收的尸，没有钱买棺木，拿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是外出做工，侥幸躲过，但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他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因农民也不认识她，故此没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了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而姚则被农民们抓住将腿生生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闻讯后派人将其抬送医院；还有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里，当他老家几十位农民来他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带上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结果一场恶战，邵阳县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四十岁刚出头的刘司机也得以保住一条命。

抓的人多了，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而农民们因无法进入这些单位找人，这些人才算是生命无虞。我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在刘司机的事情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里面避难，每晚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半年之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单位没这种条件，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怖状态中，邵阳市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来。

我记得当时正涨洪水，资江河上浊浪滔滔。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而有些水性好且家里有船的就将船驶至河心打捞。位于资江河畔的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当局未为这被杀的数千冤魂平反，还有一个中国人无意正视的原因：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地富反坏右本来就是政治贱民与被镇压的对象，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在当局还是在普通人眼中，本来就有如草芥。

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决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对“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自我毁灭运动，中国当局一直列为学术禁区，不允许研究，至今还只有一些人士通过个人努力在抢救有关“文革”的历史记忆。而已有的一些中国官方允许出版的涉及文革经历的回忆录，至多只看到当时对高干、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这些生命被剥夺的成千上万的政治贱民，却几乎无人提及。

但对于我来说，那次大屠杀所弥漫出来的暴戾之气却一直紧紧压迫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几千被残暴剥夺生命的无辜者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一页：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数千无辜者曾怎样被荒谬无耻地残暴剥夺生命，而中国当局与杀人者又是怎样缺乏检讨罪过的勇气。

中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004年中共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保护和尊重人权”正式写入根本大法。

然而，中共政权的人治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在毛泽东极权时代，绝对独裁者玩弄的是无法无天，那么改革以来的后毛时代，寡头独裁玩弄的就是“恶法治国”。改革以来的历届中共政权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不过是把法律变成实现独裁意志、牟取权贵利益和镇压民间权益的工具。特别是在控制言论和压制新闻自由方面，中共政权可谓是“恶法”跌出。

所以，只要寡头独裁集团认为有必要，就不惜自打耳光，公然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条款，背弃“保障和尊重人权”的宪法承诺，制定出践踏人权的恶法。比如，1989年10月31日中共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不准游行示威法”；中共《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质上就是“文字狱”的别名。两项子法都是对母法的公然违背。现在，胡温政权又准备出台打压新闻自由的违宪法律。

中共新华社2006年6月25日报导说：中国政府起草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已经送交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该草案针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规定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的权责。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第57条为新闻媒体设置了“高压线”，对突发事件中媒体行为作出惩罚性规定：凡是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新闻媒体，最高将被罚款10万元人民币。这些限制和惩罚，不仅适用于中国媒体，也是用于境外媒体。

无论是按照联合国关于人权保障国际公约，还是按照中国《宪法》，国人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与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和采访权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然而，该法案第57条却是对上述权利的公开践踏。所以，资深法学家江平先生指出：突发事件新闻管制严重违宪。（见《新快报网络版》2006-07-17 16:21:59）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和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也指出：第57条侵犯民众知情权并涉嫌违宪。就连参与该法案起草的清华大学教授于安在《财经》杂志接受采访时，既对第57条写入草案表示吃惊，也明确指出有违宪之嫌。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加进这一条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条的。”他还指出：新闻权属于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权利。这个权利在什么样情况下才可以受到限制？需要慎重对待。“草案”中提到“违反规定”要受到处罚，但这个“规定”由谁来作出？“规定”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含混不清，就会给限制言论自由者提供机会，最终受损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突发争议”》，《财经》2006年6月28日）

然而，一个没有自由的信息市场和新闻自由体制的社会，必然是政府垄断、弊端横行、黑箱作业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喉舌国家，媒体才会靠天天说空话、套话和谎话来生存，才会失去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

其次，新闻媒体是公共信息的载体，因而必然是社会公器。媒体必须服务于社会公益和广大授众：1、公众有权利要求媒体提供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媒体也必须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2、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发挥着揭露丑闻和监督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发挥着对人权案件的舆论救济作用，故有“无冕之王”和“第四权力”之称。

只有在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媒体上述功能才能发挥。如果政府对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设置诸多的清规戒律，既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新闻自由，又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和救济的社会功效，使社会丑闻和政府滥权逍遥于公共舆论之外。

第三、从维护社会公益和突发危机处理的角度讲，公共突发事件与公众利益、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民众更应该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媒体的反应也应该更灵敏，尽量在第一时间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换言之，媒体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及事态发展的信息”。

然而，已经提交人大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第57条，以惩罚性条款来限制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报道，将非常不利于突发危机的及时高效的处理，必将造成社会公益的重大损失，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之所以造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危机，造成社会性恐慌和重大生命财产的损失，症结既在于中共官权的隐瞒甚至欺骗，更在于中国媒体在新闻管制下的无奈沉默。现在，屡屡隐瞒重大公共危机信息的中共官权，非但不吸取以往的教训，反而为确保独裁政权的稳定和黑箱制度的畅通而制定恶法，以便惩罚那些敢于揭露黑箱操作的媒体和新闻人，就是以立法来制造恐怖气氛，使新闻媒体处在动辄得咎的威慑之下，既瘫痪了媒体的信息发布权和新闻监督权，又加强了官权对信息的收集和发布的垄断，让掌控突发事件应对的各级政府成为唯一仲裁者。

因为，在当下中国，一方面，新闻自由意识普遍觉醒，开明媒体越来越不甘于“喉舌”地位，优秀新闻人也越来越不驯服，出格的媒体不断增加，优秀新闻人对官权打压的反抗时有所闻，有些反抗在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下，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令在国际上频作“人权秀”的中共政权颜面扫地。另一方面，面对见缝插针的新闻觉醒，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宣部管制方式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和漏洞百出，威慑效力的大面积失灵，穷于应对的现状使现政权不得不加强管制。

于是，便有了从中宣部禁令到人大立法的升级。传统的中宣部内部禁令及其个案整肃对媒体的打压再凶狠，也不能与人大立法相比。因为，禁令主要依靠黑箱操作，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其反应是滞后的，其威慑力是局部的、短期的；而立法对媒体的打压完全公开化了，具有预先防范的功能，其威慑力是全局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的。

现政权出台恶法的核心宗旨有三：

首先，在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底层群体维权事件越来越多的当下中国，维护独裁统治及其权贵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将不利于官权的信息扼死摇篮中。所以，在传统管制手段不断失效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加强管制。所以，胡温上台仅三年，除了这项《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之外，中央及其地方当局还制定一系列严控媒体和网络的法律法规。

2005年6月10日发布了《公众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奖励办法》，为互联网领域的告密提供法律的保障和鼓励；

2005年9月25日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所有网站设立了政府审批和统一新闻来源的两大高压线。

2006年4月12日发布了《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

2006年7月12日印发关于《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的通知，为了严控涉及“重大选题”的音像制品在国内发行。通知要求今后凡是涉及文革等重大选题的音像制品的出版引进必须首先在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没有备案的将一律停止发行，并封存收回。

其他限制性法规还有：网络ID和新闻报道的实名制，不允许新闻媒体进行异地监督，批评性报道要经过被批评者审查……等等。

更有甚者，2006年7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台网络恶法《关于加强国际联网备案管理的通告》，居然作出明显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规定：个人在家上网也要在公安局备案，拒不执行者，轻则将被警告，重则将被停机半年。

其次，遏制新闻界自发追求新闻自由的势头。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内开明派和优秀新闻人密切合作，准备起草一部新闻法，旨在保障新闻自由——媒体的报导权、记者的采访权和民众的知情权。尽管，这种努力因六四而夭折，但媒体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也在新闻良知的推动下，逐渐走上争取独立化、职业化、民间化之路，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拓展独立的言论空间。

然而，胡温政权非但没有放松对媒体的操控，反而不断地勒紧套在媒体上的缰绳，加强了对开明媒体和优秀新闻人的打压，从“南都案”到“冰点事件”，一张张开明报纸和一个个优秀新闻人遭到整肃；从频繁的中宣部内部禁令到新闻出版署的公开法规，大陆媒体打擦边球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由个案整肃和内部禁令上升到人大立法层次，特别是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之时，非经官权批准媒体便不能报导，擅自报导就要受到惩罚，意在用法律紧箍咒来箍死媒体。

第三，该项法律之邪恶，不仅要堵死国内媒体，而且要限制外国媒体对中国公共危机的独立报道，以便尽量杜绝官权封锁的敏感信息出现在国际舆论中。近些年，随着中国开放度的不断扩展，进驻中国的海外媒体也越来越多，海外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性报导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国内媒体无法报道的敏感性公共事件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不断地触动中共政权及其新闻管制的最敏感神经；外国媒体对此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事件的报道，通过互联网由境外向境内的传播，形成海内外舆论的联合压力，当然最令中共政权反感。

比如，SARS危机期间，蒋彦永先生揭露疫情的公开信被国内媒体封杀，无奈之下，他只能转投境外媒体，由美国《时代周刊》发出率先，从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迫使胡温政权不得不调整抗萨政策。再如，被官方严密封锁的底层维权事件，如太石村事件、汕尾东洲血案、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等，如果没有外国媒体的大量跟踪报道，不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以前，中共政权对境外媒体只能进行一些政策性、个案性的不公开限制，比如，限制外国记者对敏感的地区、事件和人物的采访，时而以泄密罪来抓捕记者，从而对外国媒体起到一定的威慑效力。但还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管制外国媒体。现在，中共出台了这一法律，就是为了可以公开地名正言顺地打压海外媒体报导的空间。

凡独裁必狂妄，也必然自以为“伟光正”，为维护党权及其官员的“伟光正形象”，也就必黑箱必谎言。一旦遇到重大灾害或危机，无论是局部灾难还是全局灾难，也无论是矿难、食物中毒还是爆炸、流行病，中共官员们，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社会公益和民众福祉，而是维护党权及其代理人的伟光正形象，是确保官员个人的乌纱帽，是相关集团利益可能付出的巨额赔偿。

所以，凡是有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出现，相关官员在第一时间的应急反应，大都是习惯地隐瞒或撒谎。独裁制度又给予了他们处理公共信息的垄断权，使他们有能力对社会进行隐瞒和欺骗。所以，在重大公共危机上的处理上，中共官员的第一选择必定是隐瞒和欺骗，而在这背后是敌视民意和轻视民生的野蛮。只要能够隐瞒住危机和蒙骗住公众，官员们就完全可以不管民意的诉求、社会的不满和民生的安危。直到危机信息通过其他渠道的传播在社会上造成流言满天飞和大面积恐慌，甚至已经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之后，官权才会为了保证政权稳定而被迫地为公众提供有限的相关信息。

2003年，年轻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市收容所内，引发出全国性的维权浪潮，刚刚上台的胡温政权顺应民意，果断地废除了一项厉行几十年的恶法——收容遣送制度。同时，由于政权隐瞒而导致SARS危机泛滥，多亏老医生蒋彦永勇敢地揭开真相，引发海内外舆论大潮，迫使胡温政权改变抗萨政策，大陆媒体也享受到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

然而，通过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和领导抗萨运动，胡温政权赢得了“新政”的美誉，随着民意支持的增加和权力的巩固，所谓的“新政”急遽倒退为“旧政”，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逐渐收紧舆论空间，从对开明媒体的严厉整肃到大面积查封民间网站，从网络实名制到新闻报道实名制，致使传统媒体噤若寒蝉，互联网一片凋零。现在，胡温政权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再上台阶，由个案整肃、内部禁令上升到人大立法层次，不仅标志着胡温政权打压媒体的再上台阶，也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届政权在新闻管制上的最大倒退。如果这项法律真的被人大通过，将将把本来就日益萎缩的新闻空间逼入死地，也必然使中国本来就日趋恶劣的人权状态雪上加霜。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被自由国家视为“威胁”，因为一个独裁大国的经济及军事崛起，不可能让自由世界放心，不要说独裁国家可以很容易集中倾国之力来实现独裁者的扩张野心，就是其黑箱操作所造成的公共灾难危机向世界的蔓延，和平崛起承诺就很难服人，也足以让世界有理由不信任中国。如果说，SARS危机蔓延和松花江水污染危机的扩散，还仅仅是用个案的方式向世界昭示了独裁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威胁，那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这一恶法的出台，就是用制度倒退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共现政权对主流文明的顽固抗拒。

这项恶法草案一出，国际舆论哗然，主流媒体纷纷发文予以批评，国际人权组织也发出谴责之声，即便在舆论环境恶劣的大陆，《南方都市报》和《财经》杂志也公开置疑这个草案，一些专家、学者和教授也公开批评第57条。也就是说，当今世界，自由化民主化已经变成不可阻拦的世界大势，对风雨飘摇的独裁制度形成巨大的外来压力。当今中国，新闻人早已不再是一群愚昧而驯顺的羔羊，新闻自由意识空前觉醒，反抗媒体管制的呼声不绝于耳，正如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9日的社论《刚发生──以下新闻被封锁》所言：“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精灵已经从久睡中的瓶里跳出，中共的领导者应该看到，已经无法再让它回到瓶里去了！”

所以，无论中共多么想把中国建成一座“信息监狱”，但独裁大厦的底座已经出现难以修补的裂痕，整栋建筑也出现越来越大的漏洞，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信息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避免，言论管制越来越变得力不从心，管制效力也越来越弱化，即便想通过用恶法来修复，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吾乡张静江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义举对于辛亥革命的价值与意义无人能及，祇不过是被1949年之后的御用史学家刻意冷落了而已。张静江，浙江南浔巨富之后，1877生，少而侠。25岁当了清廷驻法公使一等参赞，本应该仕途无量。1906年（另一说1905年），一条从马赛开往东方的海轮上，二个人物碰到了一起，于此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命运。

    奇遇往往发生在海上。年轻的张静江在轮船甲板上偶遇了被清廷通辑、但又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当时，落魄的孙中山强打起精神头，向这位萍水相逢的江南阔少进行了一番演说：革命道理、建国理想等等。张静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立即表示：“君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余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赴！”

    孙闻之大惊！深知就凭这番话足以被当局“斩立决”，何况出自一个世家子弟兼朝廷命官之口！但当时急需外援的孙中山也祇能故且听之。二人“并留二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金钱数码：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

    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国内起义壮士如“久旱盼甘霖”。孙中山于情急窘迫之中，突然想起海上与张公子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说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黄兴不信，说张是清使馆的官员，心中疑虑重重。但最后病急乱投医，他们还是叫胡汉民给巴黎张静江发了祇有一个“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诸人听说此事，嘲笑孙中山行事可笑、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要来三万法郎，岂非日出西出？”

    数日后果真有3万法郎从巴黎汇到，同盟会本部的同仁又惊又喜，说这简直是“天佑”，起义准备工作重又运转起来。从此以后，孙中山每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倾囊而出，其间不知多少次变卖家产、抵押举债，总是如期按数汇到。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称张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以相赠。

    同样的奇迹曾发生在1998年的纽约，祇不过被二位当事人刻意隐瞒了整整八年。直到2006年5月17日，洪哲胜先生在《民主论坛》上发出了“《民主论坛》的创办人和出资人张胜凯先生去世公告”，这才震惊了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尤其是多年来受惠于受教于《民主论坛》，并与之一起成长的大陆争取自由民主的成千上万的读者和作者——他们都是深受大陆当局的长期压制而矢志追求光明的异义人士、维权斗士和独立作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知道张胜凯先生的《民主论坛》创办人和出资人的身份！八年来，身为巴西企业家的台藉“华侨”，张先生与洪先生一起高瞻远瞩地创办了这个影响甚巨的民主阵地，默不作声地捐出了80多万美元的巨款，其中绝大多数以稿酬的形式，八年中每年每季度“春风化雨”般地惠寄给了大陆各地数不清的投稿作者，帮助了多少在政治迫害和生存危机双重压力下的民主人士。张先生此举的功劳和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1996年3月23日台湾实行总统全民直选后，张先生看到“在亚洲的其它国家中，最最令人迫切关心的，乃是占有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见《民主论坛》发刊辞）让张先生寝食不安的是“在民主已成为普遍性的真理和必需遵循的法则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是否能够顺应潮流，让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利？长期的共产党专政及其僵化的教育影响之下，人民能否理解民主的真缔？”因此老先生明确地指出“民主不但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这已由日本、台湾、甚至韩国 的实践得到最佳的见证。我们分居世界各地已受民主洗礼并享受其益的人民，应尽一份力量来协助中国人民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引自张胜凯《中国的民主是世界安全的保障》，这是我见到过的张先生生前唯一一篇政论，并且是化了名的）他不但这样说了，更是身体力行地默不作声地做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静江与张胜凯，同姓一个弓长张，中间相隔近百年。1906年，历史让前者在海上巧遇了革命领袖，于是倾囊相授支援暴力革命，帮助推翻了满清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功成名就之后，张静江自然高官厚禄，享受至高礼遇。到了“非暴力和平抗争、渐进式民主化运动”已成时代潮流的当下，1998年在纽约，经人介绍，历史让张胜凯遇到了一位退休后甘愿为民主事业“每天工作12小时”的洪哲胜博士。一百年猛回首，辛亥先贤曾经为了国家富强、民生幸福不惜献万金抛头颅创建共和，而这两位老人却以另一种方式——利用互联网创办《民主论坛》，给久旱干渴的神州大地送来了春天的甘霖。

    据洪先生在《祭文》中说“咱们在八年前认识了。那时，我已经开始参与着中国人的民主运动，而你则刚好正在物色适当的人选要展开协助中国民主化的事业。就这样，你出钱、我出力，咱们一起创建了《民主论坛》，走在很多台湾人的前面，首先将中国的民主化及文明化的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努力奋斗。”

    张先生并非豪富巨贾。洪先生深情地回忆道，在八年之中“每一次你的手头如果不方便，不能够马上把急需的经费汇来给基金会，你每次都向我道歉，就好像这些钱是你欠我似的。每一次我向你报告咱们论坛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就笑哈哈，笑得非常高兴。每一次，你如果看到中国人在论坛发出文明的声音，你就更加高兴，想要找机会和他们见面讨论，给他们鼓励……你不曾给人感觉到你高高在上。你的高贵体现在你的平和、慈祥及慈悲：在你帮助着别人的时候，你又非常谦卑小心，要让别人不会觉得你是在的帮忙他……”

    道德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就这样体现在一笔笔的汇款、一次次的道歉、一阵阵的高兴、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体现在张先生“非常谦卑小心地帮助着别人，要让别人不会觉得是在帮他”的慈悲之中……张先生是《民主论坛》的出资人，而非“投资人”，投资是必须要有高额回报的。这让人不由地想起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蜂涌而来的港澳台商人，他们也往往打着造福同胞的旗号，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在大陆干了些什么——榨干了同胞兄弟姐妹的血汗，喂肥了倒行逆施的独裁者，摇身一变成了抬轿献媚的全国人大、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

    幸亏在遍布世界的华人社会中，出现了一位张胜凯，一位张静江式的大英雄，这真是当前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征途上所获得的梵天福音。张静江先生和张胜凯先生，他们两位皆为虔诚的佛教徒，我以为，张胜凯先生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以卑微的积德行善，度尽一切地狱之人的慈悲情怀，要比他的同姓前辈更让人感到温暖与鼓舞。

我第一次读到《特权论》是在民主墙下，当时的名字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刊登在《四五论坛》特刊。洋洋洒洒十三万言，一望而知是沉积多年的心血之作。共产暴政是观念的暴政。在这里，每一种压迫都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其初期，每一种反抗首先也都是理论的反抗。早期的理论反抗常常表现为对官方理论的修正甚至看上去不过是引申发挥。今人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或许会对这些满篇马列毛词句的大块头理论文章不以为然，殊不知正是这些文章在当年构成了对专制的严肃挑战。

就在《四五论坛》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陈尔晋到北大研究生宿舍找到我，从此相识。那天我俩在校园草坪上谈了很久。他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和遭遇，至今我还记得他挽起袖口让我看他在入狱期间手臂上被捆绑留下的伤痕。以后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八零年一个秋日，一批朋友组织游香山，我和他都去了。那时他已被临时安置在社科院的青少年问题研究所。此后不过半年多就听说他在南京火车站被秘密逮捕。今年四月，陈尔晋来纽约开会，我们在北京之春办公室重逢，距那次香山聚会已相隔二十六年。一见之下，觉得彼此都没怎么变。陈尔晋比我大两岁，头发虽已全白，但脸色红润，真称得上鹤发童颜。

陈尔晋的经历颇有传奇性。陈尔晋成长于地处偏远的云南宣威，少小失学，靠自学成才，从1974年起开始写作《特权论》，多次上书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来到北京，把他的《特权论》删节后，改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交给了《四五论坛》发表。1984年，在香港的亚洲人权观察的罗宾（Robin Munro）先生将此文译成英文。因为这部《特权论》，陈尔晋三次入狱，妻离子散，2000年流亡泰国，现定居于丹麦。

说来有趣的是，陈尔晋写作这部《特权论》，最初竟是受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启发，从文章的篇章布局以及作者采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很容易感觉到毛著的影响。更有趣的是作者曾经几次三番地设法把自己的论著投寄毛泽东――这和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上写“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还有所不同，因为李一哲大字报是公开张贴在大街上的，这表明它首先是诉诸公众，是拓展公共空间，因而是对当局施加压力。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问我：“为什么有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要用给毛泽东写信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我解释说：由于天高皇帝远，一般人容易以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都是“浮云蔽日”的结果，因此，向最高领袖讲清事实和讲明道理，或许可以帮助领袖作出改进。又由于皇帝独掌大权，最具有改变政策的能力。再说，给领袖写信好比私下进言，即便在最专制的制度下，这种做法也常常会在原则上（在事实上则未必）被视为合法而不致招致什么惩罚。另外，正因为信是写给寄给领袖的，对方反而不好出手镇压，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份责任。统治者做坏事总希望假借下属之手，一旦球被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反而令他左右为难。如果我们把“持不同政见者”定义为面向公众发表不同政见，那么我们就应该说，陈尔晋的持不同政见生涯是从民主墙开始的。

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民主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作者鲜明地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提出反对特权新阶级的口号，并且还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等主张。今人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指出作者的这些主张和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是在当时，单单是提出这些主张本身就能产生某种震撼。事实上它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这些主张。

就这一点而言，无疑能让人感到安慰。

做了四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树国是研究机器人的专家，可他担忧的是大学把学生培养得像机器。他提倡“天真”，有“天真”才有创造性，社会才会有生气，我们在精神上才能保持一种向上的活力。他说的这种“天真”一方面是每个大学生、研究生应该具备对科学、对学术的纯真态度，在浮躁的商业喧嚣中，缺乏这样的天真，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就很难激发出真正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大学要培育一种能包容天真、鼓励天真的文化气氛，天真不是幼稚的代名词，天真是与老成世故相对的，如果大学缺少了一分天真气，势利得和商场一样，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师生安心坐冷板凳，真正以学问为志业，而不是以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吗？为此，他希望我们的大学要少一些行政命令式的举措，多一些自主权，选拔学生的方式更多元化一些，教师评价制度更多元化一些。他的声音在论坛上引起了不少共鸣。

今天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格式化的时代，学生毕业论文格式化，应试教育本身就是格式化的，教授也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困，学校被太多的评估、检查、考核所困，形式主义至上或者说全面格式化为弄虚作假提供了许多便利，对学术风气的败坏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用两句顺口溜概括这一现象：“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他毫无遮掩地指出“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困扰背后实际上是大学能不能按“学本位”运行的问题，王树国批评将大学和校长依照行政来分级别，所谓“副部级”、“正厅级”“这太荒唐了”。这个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大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官本位”，而不是“学本位”。所有评估、考核都不是由学术自身的逻辑决定的，而是行政逻辑、长官意志和衙门作风产生的，数据里面出政绩，这样的管理体制和惯性之下，大学自然不可能把学术追求看作是第一位的，不可能成为容纳和鼓励“天真”的场所。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在一个普遍世故、功利的时代里，指望多数人不计利害地坚持“天真”，这只是一种幻想。所以，要想在大学校园里鼓荡起一种清新、纯正的学风，还是期望着大环境的改善。这一点，包括王树国在内在其位、谋其政的大学校长也完全意识到了，大学有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有很多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和校长就可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卸掉了，相反，他们肩头的担子更重，道义的责任也更重了。

在这次论坛上，有几位大学校长分别提及了我们曾经的大学传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说，在抗战8年的民族大灾难中，厦大迁到偏远的山沟沟里，那时的校长萨本栋仍千方百计聘请名师，名教授坚持在第一线为本科生上课，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他们都会认真对待。8年间，厦大毕业生3000多人，其中竟产生了15位院士、8个大学校长、上百名科学家、实业家、教育家等。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长王祖温深情回望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他表示自己“很悲观”。他们的回顾与追问，让我感受到其中的悲怆，甚至体会到几分无奈。但是，进一步细想，当这些大学校长都在追寻我们当年有过的好传统，并敢于直言不讳地自我反省之时，这难道不是值得兴奋的事吗？前人在历史中既然创造过那样的高度，就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达到相同的高度，甚至攀得更高。这次论坛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不妨看作是起点。无论如何大学终究是要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而不是机器为目标，只有围绕这个目标才能将大学办好。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说得简洁而明白：“大学要办好就是八个字，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这不只是与西南联大的传统接轨，也是与世界各国的好大学接轨。

当然，我们知道，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中，在大学校长的头上还有一个党委书记，光有大学校长们的反省是无济于事的，尽管他们的反省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大意义，但要真正把大学办好，还是得从改变体制入手，否则我们的大学不可能做到那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