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世友上将回忆录》看“人民解放军”的本性
今年的八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九周年。号称“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军，从它建立那一天起，干的就是“杀人放火，资敌卖国”的勾当。这可以从汗牛充栋的中共开国元勋、从龙将帅的《回忆录》、《传记》、《年谱》中得到证明；中共夺权时的解放军(红军、新四军、八路军)，杀中国人：把英勇抗战的国军当作反动军队来杀，把老百姓当作土豪劣绅来杀，甚至把同伙当作AB团来杀；中共篡夺政权后，杀的也仍然是中国人：把放下武器的国军当作土匪来杀，把青年学生和市民当暴徒来杀，把维权农民当不稳定因素来杀。《许世友上将回忆录》也正是这样一本“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的自供状。】
一，真刀真枪与日军作战的记述，仅占《回忆录》的百分之一
《许世友上将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北京)自序加正文十九章计382页，约36万字。《回忆录》由1927年初参加其家乡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农民暴动而成中共武装人员起，一直写到1948年9月24日攻占济南止；其中涉及抗日战争的只有第十二章，仅十五页，不及《回忆录》之二十五分之一；而描述正规军真刀真枪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不足四页，仅占全书百分之一。
第十二章题目是《反“扫荡”》；其实，与其说是“反扫荡”，不如叫“躲扫荡”。经1941年二月至七月和国民党的几次战斗之后，中共在胶东可谓兵强马壮；新成立的胶东军区辖第五旅，五旅指挥第十三、十四、十五主力团，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军分区；胶东军区还直接指挥第十六、十七主力团，抗大胶东分校、军区直属队、东海军分区；再有数量庞大的地方武装。但胶东军区干部会议却制定了“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坚持”的逃跑主义方针，实行“敌人向东我向西，山峦沟壑任纵横”，以冠冕堂皇的“分散坚持、目标隐蔽”来包装畏敌如虎、资敌卖国的无耻行径。
胶东军区指挥机关率一营兵力在日伪的“拉网扫荡”中，来回穿插，“行程二百多公里，未损一兵一卒”，确实“高明”；然而保土安民的责任只好去“他妈的”了。
1942年11月24日，“我第十七团一部”破网而出，只伤了一名战士。结果把二千多人的莱、海、栖的群众扔在日军的包围圈中。被日军抓获的五百多名群众全遭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这一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实在应该记在共产党头上。(《回忆录》第256页)
1942年11月28日，在日伪五千余人合围下，第十六、十七两个团，由胶东荣成山区不战而逃，“以营、连为单位，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围”；可怜被拋弃的荣成山老百姓就了殃，三百多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回忆录》第257页)
许世友作为八路军将领、后来的解放军上将，到底打了多少日本侵略军？真是泛善可陈。通览《回忆录》，仅《自序：我的军人生涯》载：1939年2月，在河北威县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兵中队，毙200人，俘8人。(《回忆录》第14页)许世友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这是许部歼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了，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战绩，所以在附录的《生平》中，又再提了一次。(《回忆录》第437页)
到山东后再也没有做过这样大的买卖了。1942年五月日军扫荡胶东时，“我军指战员英勇还击，毙伤日军一百余人” (《回忆录》第270页)
其余，1944年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日伪马连庄据点，歼日军十八名、伪军一部。(《回忆录》第265页)
二十四日围收水道据点，经日本解放联盟人员喊话，“十名日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后偷袭爆破成功，“将负隅顽抗的日军(二十余人)全部歼灭”。 (《回忆录》第266页)
即使这样歼敌数少得可怜的战斗也不多；所以非常珍贵，日军伤亡都是以“个”来统计的。再不就是以“日伪”混计：如1942年春，“歼灭日伪军三千二百余人”； (《回忆录》第275页)
“在1943年反蚕食、反封锁中，作战九百七十五次，歼灭敌伪军一万零三百余人”；(《回忆录》第263页)
1944年秋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回忆录》第267页)鬼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日军以及有多少是日军。
二，1937年前打中国人有劲
许世友打日本人虽然斯斯文文，温良恭谦让；但打中国人却绝对心毒手辣。看看许世友在“八年抗战”前是怎么样和中国人打仗的吧。
1933年10月，任中共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的许世友，率部在四川万源与以刘湘为首的二十万四川军展开长达十一个月的坚守防御战，许世友指挥三个团的兵力，以数量上的绝对劣势打垮了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川军。许世友身先士卒，在同敌人短兵相接的、惊天动地的肉搏战中，把一把纯钢的、特制的龟头大刀，砍得缺锋卷刃。战后，许以战功被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许世友回忆说：“就我参加过的坚持防御而言，(万源)大面山一战，模最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回忆录》第8页)又说：“万源防御战，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我军经过(最后)七十余日的艰苦奋战，挫败了刘湘主力十几万人的多次猛攻，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回忆录》第195页)
为什么“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了呢？为什么不打呢？如果打日本人能拿出“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志”，“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回忆录》第8–9页)，恐怕日本人早就赶跑了，还要用八年？中国人也少受一点罪，中国军民总牺牲也不致于达三千七百万人。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时，许世友率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一起，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鏖战两天两夜，最后拼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砍光。(《回忆录》第10页)全歼胡宗南四十九师，毙伤俘五千余人，攻克甘南重镇包座。这种“鏖战两天两夜，拼四个小时大刀”的壮烈场面，在抗日战争中就绝对看不到了。
这个四十九师，“据说曾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许世友也承认它“还是颇能打仗的”(《回忆录》第10页)，结果还是败在红军手下。可见红军战斗力之高，远在日军之上。这一点也可以这样来推导：日本从“九˙一八”开始，花了十四年时间都无法打败国民党；而共产党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可见共产党确实比日本人更厉害。只可惜这么厉害的战斗力并不用来打日本；而是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至于要搞到化整为零、东逃西窜。以前说共产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现在看来不对了，应该说是“内战内行，外战更内行”。
三，抗战中打中国人还是有劲
第十一章题目是《五个月反投降》，记述的全部是抢地盘、扩大根据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打击和消灭蔡晋康、李先良、洪彪、苗占魁、孙海滨、刘景川、郑维屏、张步云、厉文礼、王二虎、于学忠、沉鸿烈、赵保原等所谓“投降派”、“顽固派”的赫赫战功；由1941年二月至七月的五个月中，打垮赵保原等部二万余，俘八千多人(《回忆录》第251页)而日本侵略军则一个也没有打到。
1943至1944年间攻克祈格庄，歼赵部一千七百余人。(《回忆录》第275页)
1944年12月攻打河源西沟，几乎全歼赵部两个团和二千地方武装。(《回忆录》第276–277页)
1945年，“我胶东军区集中五个团、四个营和一个炮兵营兵力，在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自二月十一日至十九日，首克万第，再战左庄，乘胜横扫五龙河两岸，共歼灭赵逆八个团的兵力，总计一万二千余人”。真是干凈利索、清脆玲珑！(《回忆录》第280页)
四，抗战以后打中国人更有劲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正在中共山东军区党校学习的许世友马上来劲了，立即带领在党校学习的胶东地区干部，昼夜兼程，“我纵马急驰，直奔胶东” (《回忆录》第281页)，与国民政府争夺受降权。许指挥胶东部队解放威海，攻占烟台，挥师平度。平度大捷后，又积极组织和输送主力部队渡海进军东北。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牺牲了三百八十万军队和一百十五位将领的疲惫之师如何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手？
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许世友指挥胶东军区部队一举攻下胶县城，消灭了赵保原。随后，相继攻克高密、即墨。在6月22日至10月10日的三个月内，在即墨、城阳公路一线歼国民党王耀武军一万余人。
1947年1月，许世友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2月参加了莱芜战役。接着又在白马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同年5月，指挥华野九纵队参加了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激战到16日，国民党整编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3万2千人全部被歼灭，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8月，又与谭震林一起，指挥4个纵队又2个师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周、昌潍、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1948年9月，许世友和谭震林、王建安一起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天8夜的激战，攻克山东省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王耀武。(国家数字文化网)
五，下山摘桃的是谁？
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搞整风、搞抢救，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乎。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共竟措手不及。为了和国军争夺平、津，再强占东北。共军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必须坚决堵住国民党军队北上。可是，当时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林彪等高级将领都还滞留在延安。“情况万分紧急，这些领导同志骑马或者步行到各战略区要多长时间？有的要３个月到半年。时不我待，８月２４日晚间，党中央、毛泽东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他派一架运输机，然后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二十位我党我军高级党政领导和高级将领，次日上午９时，到延安东关机场，不带参谋和警卫员，不准其它同志送行。”
这就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先机，冒着极大风险，以非凡的胆略和智能采取的非常措施”—-用美军的飞机把滞留在延安的将领快速地运到前方去和国民党夺江山了！（《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二—-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程》第六章，《博讯》）
可是在十一天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帮了他大忙的美国人痛骂一番了。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则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
而后几十年，中共也一直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企图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43页)。而绝口不提他们自己怎样也是依靠美国人的帮助“发动内战”、“杀死几百万中国人”的事了。
许世友虽然不在延安，但也在山东军区党校“学习”，为了争夺胜利果实，“我纵马急驰，直奔胶东” (《回忆录》第281页)。“纵马急驰”四个字真是可圈可点，把许世友们下山抢桃的心情表露无遗了。
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固然要躲到延安或党校去，一些根据地的军校学生也撤到陕甘宁去“学习”，例如太行陆军中学，在1943年下半年，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频繁时，“留在敌后继续办学困难重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把军校从邢台浆水迁往陕甘宁边区。1943年10月下旬，全校师生分两个梯队开赴陕甘宁边区，1944年4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学习课程非常丰富，除了军事课、政治课，还开设了普通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党中央命令我们重返晋冀鲁豫根据地。9月10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你们到前线后，要不怕苦，不怕死。”日本一投降，就不学习了，“十一月21日，匆匆举行了毕业典礼，随即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开上“前线”、“不怕苦，不怕死”地和国军争夺抗战果实了。到底谁破坏《双十协议》、发动内战，朱总司令不说得一清二楚了？(《亲历抗战：我在抗大附中的“小八路”生活》，2005年8月5日《解放军报》)
中共和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攻击蒋介石是“下山摘桃”，许世友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反革命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却是另一副心肠。八年抗战，他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回忆录》第281页)但他的《许世友上将回忆录》却把共产党、毛泽东躲在宝塔山上、坐山观虎斗的卑鄙伎俩、卖国心态刻画得玲珑剔透，纤毫毕现，也算自打嘴巴，叫人拍案叫绝！
20jun2006于酒香书屋
首发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10期(2006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