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明星·富豪·贪官·“节约型社会”

面对滚滚而来的奢靡之风、斗富比阔现象,到处都是高级进口轿车,还有“黄金宴”和天价总统套房,住房已从追求高标准、大面积、精装修转向豪华别墅,某些掌握公共资源的人更是利用职务之便一掷万金,出手之阔无论是到澳门还是周遍国家豪赌,或者是平时花天酒地、吃喝玩乐都足以令国外的富豪们相形失色。一年多以前,媒体曾不惜版面报道过一个叫李湘的电视主持人明星的婚礼——不说那罕见的彩色钻石婚戒,也不说数十万枝空运到北京的鲜花组成的花阵,仅仅看那个35万巨款包下的能同时容纳600人的豪华宴会厅、以每间191美元包下宾馆的一层楼就足够了。其实,这样的婚礼在明星群落中实在是最普通不过了。

 

当媒体把追星当作主要乐事,追大款、追明星,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也就逐渐变成以奢靡为荣,节约为羞,从衣、食、住、行到娱乐都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是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寻求肉体和心理上的刺激,攀比盛行,不仅在拥有资源支配权的人群中间有市场,即使穷人也把眼光盯住那些高高在上的时代宠儿,把他们当作楷模和榜样。这只是我们在基本生活层面看到的无节制的奢侈、浪费,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各种可再生、不可再生资源的无度浪费。

 

记得有一段时间,“节约型社会”的口号不绝于耳,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在倡导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这让我想起此前33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对“节约型社会”的联名呼吁,当时不少的新闻媒体也曾作过大篇幅的报道。当33个工程院院士集体发出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的感叹时,这个问题几乎已形成难以遏止的态势。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无限度地消耗能源以及水、土地等资源,不仅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也是以恶化人心为代价。

 

如果一个民族奢侈盛行,斗富比阔,抱着以“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心态,将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消耗殆尽,这样的民族几乎是无可救药的。很少对社会事务公开发言的工程院院士发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呼吁,借助他们的院士头衔、学术光环,全社会听到了他们群体的声音,如今上有国务院明要求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下有各级地方政府的动员,各地媒体上“节约型社会”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我们不妨将这些看作是一种良性的回应,或者说是良性互动。无论如何,倡导“节约”比倡导“浪费”要好,毕竟人类不能无休止地、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会以人类难以想象的方式进行报复的,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天灾就是因为过分开采、肆意毁坏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倡导“节约型社会”对于矫正道德天平的失衡、对于改变普遍的人心浮躁也提供了一次机会。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把个别暴发户、明星大腕们极尽奢华的生活方式作为示范,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贪得无厌当作时代的风尚,把今朝有酒今朝醉作为奉行不二的社会法则。记得河北大贪官李真倒掉后,通过媒体的渲染,他搜刮的珍奇古玩、黄金美钞曾让无数人羡慕得暗流口水,恨不得大丈夫当如此也,“李真自述”风行一时的背后,呈现出一种微妙、复杂的社会心态。

 

毫无疑问,一旦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长时间地、普遍地被忽视、甚至被压制,结果必然是人性中的恶之花盛开、恶之果膨胀。人性中最大的恶说穿了就是贪婪二字,对金钱及物质享乐的无限的贪婪,贪婪欲、占有欲的后面必然是浪费无度,是无节制地消耗一切资源,贪官的产生以及大面积的道德沦丧都和人性的贪婪有关,和社会的价值导向有关。一个以奢侈为荣、以浪费为乐的社会一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

简昭惠:手指和头发相遇的故事【三】【四】

 

手指和头发相遇的故事【三】

儿子去远地渡长假。下午时分,因为不用赶着回家作晚餐。

所以我悠哉悠哉地坐在购物中心的中庭咖啡座喝茶,准备用一个三明治解决晚餐。

这个购物中心地下层是个火车站,下班人潮开始从我身边流过去,人流移动的速度比更早前迅速很多。

也许这是个难得的情境,使我在不急于赶着必须去完成什么的心理状态中解脱。

这几年来除了照顾孩子,我的生活内容是什么?

「写作」也许只是因为拥有很多无聊东西,却又舍不得任它就此流走的徒劳作为吧!

对于这样的生活我应该庆幸还是苦笑?

我过的是快乐而没有成就的生活吗?

人生到底是快乐重要还是成就重要?这个问题巳够令人迷惑了,我不想再用因果关系来摆弄两者的次序。

 

从远处,我看到木村拓栽男孩正向我的方向走过来,也许我不该再这样称呼他。不久前他告诉我他叫「马克」。

本来我以为是一般人惯取的 Mark,但他说不是,是「面具」Mask。至于为什么取这么奇怪的名字?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

 

「下班了?」我叫住他。

「你怎么还在这?」他有些意外。

「今天不回家,要夜游去」我逗他玩。

「是真的吗?」他笑起来:「那我带你去探险要不要?」

「能探险的地方有我这么老的女人出没吗?」

「今天晚上我要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妳跟我走要不要….?」。

「别哄我开心啦」我正经起来。

「妳得先跟我回家一下,我要刮胡子、洗头洗脸换干净衣服」他真的就过来拉我起来。

 

「你到底要带我到那里去?」

「我想带你到我认为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什么?」

「有我,和我想让你知道的东西…..」马克这样说,带着自以为是的神秘。

 

人们迅速赶着回家的人潮中,马克像一根堵住我,让我不往前漂流的树干。

这个夜晚,面具男孩到底将要戴着面具还是御除面具呢?

 

手指和頭髮相遇的故事【四】

马克带我去的地方是一个靠近Fitzroy区据说被称之为墨尔本「苏荷区SoHo」的Brunwick街。
Soho
(苏荷),原来是South of Hou-ston的缩写;本来是纽约曼克顿内的一个区域,在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著名,原因是一群艺术家被该区的廉价租金吸引,开始进占租用渐渐搬走的工厂,变成办公室及摄影楼,其邻近区域也在其后的数十年内急速发展。
上百家的艺廊星罗棋布,几十年来,苏荷已成为前卫艺术的代名词。 现在,我们说「SoHo」这个词,代表着、个人、自由、和创意。
但在墨尔本Brunwick街区,也许还不那么被商业化,残旧和前卫交杂、原创艺术家蜷伏在巷弄、改造过的工业厂房中,狭巷中往往别有洞天。
街旁古异楼阁上的工作室说不定隐居着一位正孜孜创作的天才
在此区域「探险」的确经常遇见让人在意识和感官间受到强烈震憾的景象。
也许马克说得对,没有他的引导,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到这个区域来的。

星光下小酒馆里传出风笛和竖琴合奏的音乐,马克抬起头用他修长的手指向天空比划着。
他微笑地对我说:「小时候,我经常在天空作画….」。
他说因为他常梦到天空的景象、譬如飞翔的鸟、飞机、或化为云烟的身体。
她问我:「如果画画,你会画什么?」

很久以来没有人询问过我对于生活的一切有什么观感,我的情绪藏在抽屉或皮包里。
没有人去翻动。却一直在叠放堆积。我很想画一些结网的蜘蛛、画一只警觉而四处张望的蜥蜴、吞吐着舌头舌尖发出机灵的嘶嘶声、陷入危急之前就懂先断尾求生。我的内心既存钢钉又柔若棉絮,我是难以开启的秘室,墙上刻着混乱和犹疑。
我想到一个故事所以就说给马克听;「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膝盖的关节里有小金块,所以当你一个人孤零零在世界上因为走头无路感到无助时,可以拿个铁锤,敲开你的关节、取出那些金子」。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讲这么奇怪的故事给我听,若是母亲听到恐怕会担心我会因为「对父亲的权威无可抗拒的信仰、或者无穷无尽的好奇心,真的敲开膝盖….为了奇怪想象力的出现,父亲通常不会考虑现实存在着什么样的危机」。
我说:「我母亲一向缺乏想象力,对她而言能平平凡凡活到老才算是幸福的人生」。
听完这个故事,马克告诉我:「我的母亲在我八岁时就过逝了,我对她的记忆太少,但想念太多,我一直渴望像母亲一般温暖的记忆再次回到我的心中,但这么多年,我却从没有得到过。」。

马克将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他说:「能跟妳在一起真好」。

作为一个比马克年长许多的「我」,到底能对他表露多少真实的自我呢?

他不会是我一个对等的倾诉者或是谈话的对象,尽管这个夜晚安静而愉悦,仅管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如此干净而善良。【待续】

刘路:解决台海危机的曙光

解放台湾,还是收复大陆

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留下的遗产,1949年以后,中共领袖毛泽东信誓旦旦: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赌咒发誓要反攻大陆。双方口水战、特务战、外加零星的枪炮战“打”了三十年。1979年以后,共产党突然改了说法,不再提解放台湾,改称和平统一,不放弃使用武力。台湾这边,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入,政权的更替,不仅彻底打消了收复大陆的想法,干脆准备自己单过(独立)了。于是,台湾问题日渐严峻起来。两岸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统一和分裂之争了。

这种演变让大陆的共产党非常头痛,因为武力反攻大陆或曰收复大陆,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对中共来说没有现实威胁,但是宣布独立却是现实的 可以实现的一种局面。不但对历史不好交代,而且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西藏、新疆、蒙古都在瞧着呢。因此,后毛时代的中共历届领导人都对台湾问题高度重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滑稽的逻辑,他们宁可让台湾执政者骂做非法政权的头目,也不愿意他们承认自己是与台湾无关的独立的国家领导人。

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中共除了以商业利益拉拢重利轻义的商人,拉拢美、日、英、法、德等大国外,基本上是无计可施。但是,台湾因为畏惧中共的威力威胁,也不敢轻举妄动。又是三十年即将过去,台海局面就是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着。

这种局面,在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让台湾望而生畏,不敢回归。在民进党,是坚持台独纲领,让中共无法接受,不能谈判。因此,双方责任各半。因为两岸领导人的这种政治短视,导致台海死结无法解决。

台独没有出路

但是台海问题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不能化解困局,这个定时炸弹迟早要引爆,到时候,不仅是台湾打烂了,大陆也将万劫不复。这是个可怕的双输局面。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跟一个外国记者闲聊,一位国内著名的自由派作家认为,台湾即使独立,中共也未必敢动武。我对这位作家极其尊重,但对他的见解却极不赞同。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任何的利害计算和价值标准来度量任何党派,就是不能用来度量中共。可以说,没有中共不能干和不敢干的事。不要说台湾,即便是美国,如果中共认为危急了它的生存,一样敢发原子弹把它炸成废墟。认为中共考虑成本不敢攻打台湾的想法,实在太书生气了。

所以,在大陆中共政权没有民主化之前,台湾领导人绝对不能考虑依靠美、日等大国就可以和平独立,也不要考虑只要具备给大陆造成同等的伤害如毁灭香港、上海就可以吓阻中共,没有这回事。中共是从山沟里出来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会在乎美国佬、日本鬼子?哪里会在乎上海、香港变成废墟?

所以,除了促进大陆政权民主化,消解大陆的威胁,台湾独立没有其他路可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大陆政权民主化了,台湾还有什么理由再搞独立呢?

促进大陆民主化是解决台海问题的曙光

台湾非独化,大陆民主化,台海才不会出现危机,才会互相接触,最终实现统一。民进党这边,最近有了可喜的进步,据报道:有大陆民主人士张起被捕,引发大陆台湾互动,台湾民进党开始关心大陆的人权状况,其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7月13日和中国本土《六四天网》黄琦“讨论两岸交流和合作的远景,和大陆 民运人士和台湾民进党人互访”。

资深民主人士任畹町先生认为,这个讲话表意重大,至少改变了四点:1、 改变了台湾二党不同本土中国民运联络;2、改变了国民党历来以秘密的“特情系统”支持中国民运;3、将推出《政治庇护法》,改变了“中华民国”和其他国家同样以国 家名义公开同情、支持大陆民主;4改变了“中华民国”将是民运的正式后方。民运本来就是公开的运动,国际社会从来是公开支援的。

任先生评论说:“赖怡忠代表民进党与黄琦的谈话及”四大改变“迅速引起海内、外的立体反响。他们看到了民进党这样成功推翻了专制王朝的政党能够介入中国大陆民主人权,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发展历程。”

黄琦先生则明确希望民进党应当从台湾走向大陆,成为中国民进党,成为对大陆的民主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甚至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必将得到海内外各界全力支持,最终谋求在将来的民主中国执政的机会。

历史的僵局往往靠撬动一个支点而解决,张起事件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支点,由这样一个人权事件,引发民进党回归大陆政治,消解分裂和独裁,岂不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2006年7月25日

莫之许: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之行

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

——作者题记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子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在离京出发之前,心里难免有些忐忑,脑海里不时闪动着这样的场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口,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但是,就在东师古村村口,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几个年轻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无理性的狂躁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形使法定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在我看来,不过是是一种赝品,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严办陈光诚的官权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

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所以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基于利益计算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录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由义正词严的镇压到滑稽可笑的恫吓,大概既是末日独裁的无奈,也是民间抗争的无奈。不必怀疑滑稽戏的终将收场,但收场的方式仍然喜剧,套用著名诗人爱略特的名句——末日独裁的坍塌,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世纪中国网》主编:致读者与论坛网友临别赠言

 

【2006年7月26日狱委讯】我们在还不知道网站关闭的确切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执行“自行关闭”。是的,没有人愿意将一次“枪毙”事件装扮的像一场“自杀”那样“体面”。现在,我们等待下达指令的人来亲自执行枪决!

这可能发生在下一分钟,也可能是明天上午……。总之不会太久了。

论坛上有网友揭露网站关闭另有“内幕”——说是一次出于商业转型的炒作。但愿这只是善意的或自作聪明的揣测。《世纪中国》早在几个月前就与一家商业网站洽谈合作与改版,并开始设计新的版面。但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这项合作也就难以逃脱夭折的命运。

从创立之日起,《世纪中国》及其论坛的宗旨,是建设一个理性而开放的言论公共空间。六年以来我们秉持这一宗旨。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公共领域对于养育平等、自由、理性和积极的公民文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对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文化发展是会有所贡献的。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多少让人宽慰的是,《世纪中国》在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建设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不会被人遗忘的业绩。所有获得的成就,固然有编辑、版主和技术人员团队的付诸的辛苦与努力,但最终是依靠成千上万热情的网友们!是你们的支持与参与才成就了《世纪中国》的业绩!在这个时刻,请允许我代表《世纪中国》的工作团队,向所有的读者与网友表达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谢谢你们守候在这最后的时刻。

同时,我们也要为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向诸位致歉。在论坛的自由讨论中,有时由于争论激烈,导致人身攻击,版主不得不进行干预、做出裁决;有时因为言论的尺度限制,版主不能不删贴。虽然,我们的原则是理性与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有可能使得某些网友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这最后的时刻,有网友指出我们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无论言辞多么激烈,这不只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应当感激的临别赠言。如果我们真诚地信奉我们所珍视的原则,我们需要聆听这些逆耳忠言,不断反省自己。但遗憾的是,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改进了。在此,恳请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朋友没谅解。

《世纪中国》即将终结。但《世纪中国》的文章、读者和网友仍然传播着她的故事与历史,传播着世纪中国为之奋斗并为之骄傲的精神。《世纪中国》死了,让我们活下去,并怀着希望——祈愿一个美好而文明的未来!

——《世纪中国》主编

匆匆于2006年7月25日 

 

 

世纪中国网被关闭

 

世纪中国网被关闭 

浦志强 

 

【2006年7月26日狱委讯】2006年7月25日,世纪中国网站上有一则远比上市公司年报简洁凝炼的通知:“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从即日起关闭世纪中国论坛”。意料之中这越发黑暗的一天,终于到了。没有了论坛的世纪中国,像散了摊儿的《21世纪环球报道》,再不会让人寝食难安了。

事实上,世纪中国论坛的从生到死,与一塌糊涂、水木清华、燕南社区,轨迹可谓相去不远。唇亡齿寒,坊间早就有“世纪中国论坛”即将关闭的谣传,近来挽歌也愈发唱得言之凿凿。虽说它到底能坚持多久,本来就是个明摆着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仅存的精神家园,本身就预示了这一天迟早要来。世纪中国论坛,虽说关得平平淡淡,但也说得上是壮怀激烈。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自从有了互联网,这种境界对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来说,都有些轻而易举了。据说总理大臣阁下也有上网潜水体察民情的习惯,这不仅能免去他微服私访的鞍马劳顿,而且少了下边儿迎来送往的鸡犬不宁,何况与国际接轨是有面子的时髦儿事,只是不知除了新华网之外,他是否有光临世纪中国论坛的兴趣和闲暇,世纪中国有没有论坛,对他来说似乎也不重要。

但对我们却大有不同,又少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有了互联网,好事能出门坏事照样能传千里,无论欢呼雀跃抑或气急败坏,不论身边发生的是屁大的事儿还是天大的事儿,即使《人民日报》顾不上,只要鼠标一点弹指间即可传檄天下。“环球同此凉热”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或许我们可以说,对南丹矿难、萨斯瘟疫、孙志刚的不幸的披露,对聂树彬的冤情和佘祥林的昭雪,互联网论坛可谓功莫大焉。

但论坛在中国却越发难以立足,没有新闻采访权的互联网,表达自由几乎完全体现在论坛上。虽说不清楚对互联网的推推打打,究竟哪只手上的力度更大,但可以猜想封锁和打压,的确成了管理部门的首要目标。可以想象,论坛的存在和“屡教不改”,一定惹恼了“六扇门”,否则难以想象会出此下策。

只是这种封锁和打压,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假如我是一名黑客,面对中国这个隐身在巨大的“防火墙”背后的局域网,一定会斗志倍增苦思破解之法。跟全世界的黑客为敌,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看来真是找不出第二个了。

世纪中国论坛之后,下一个会轮到谁呢?别是新华网吧,那样岂不是连总理都能知道了?

 

著名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网络论坛被“暂时关闭”

著名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网络论坛被“暂时关闭”

昝爱宗

 

【2006年7月26日狱委讯】7月25日,经证实,北京三联书店旗下的《三联生活周刊》网络版网络论坛被有关部门突然关闭,三联书店未在杂志和网络上作任何解释。论坛上的众多政论和文化历史评论文章都被“屏蔽”一空。

标榜继承著名报人邹韬奋出版自由精神的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其刊名源于邹韬奋1926年接手的《生活周刊》,其主办单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同样是当年邹韬奋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的继承人。三联书店现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的中国出版集团所属。

三联书店还创办《读书》杂志,自1979年以来提出“读书无禁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坚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格底线的邹韬奋,早在1930年就明确提出了《生活》周刊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目的的办刊方针。他的主要办报思想即人民报刊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生活》周刊报道和文章中。可是到今天,若邹韬奋地下有知三联生活周刊与读者进行沟通的网络论坛被关闭,与其早年捍卫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愿以社会改造为目的想违背,70多年后反而不能推动社会改造,反而被反社会改造的力量所“改造”,不知他是否还能坚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底线?

至今,《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内容由新闻调查、深度报道为主改为“娱乐、生活”为主,影响力大减,再者其网络论坛被关闭,不能打开,更令读者失望。当年的《生活》周刊就开辟读者《信箱》,架起了沟通编辑与读者的桥梁,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邹韬奋本人一直也十分重视这个栏目,亲自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但到了今天都成了奢望,转眼成空。

据了解,《三联生活周刊》的主办方三联书店,近年来其新书出版品种明显低于另一家有可能取三联书店而代之的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其效益也在下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下降,风光不再。

 

谢有顺:软弱的心灵,隐秘的欢乐

《爱人有罪》,艾伟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28.00元。

  
  
  艾伟是当代作家中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一位。他有想法,善于思索,作品也追求精神的厚度。现在的很多作家,普遍没有想法,作品写得轻浅而单薄。艾伟的作品,往往能触及一个较大的精神话题,并能在作品中演绎这一话题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他的长处。他是一个自觉的精神承担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自觉,就是面对现实的重担,面对人物内心的难题,他用一个作家的方式承担了自己的心灵责任——艾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对现实进行发言的。我很看重他身上这种对现实的介入意识。在当下这个时代,作家正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乖巧,文学正在变成一个小圈子的话语游戏,很难再获得一种影响社会、影响读者的力量。这未必是好事。多年来,文学为了回到文学自身,尽量回避了现实的责任,作家都试图躲进艺术的空间里独立地完成文学的自我关怀,现在看来,这未必是文学的坦途。多年来,当“怎么写”成了至高无上的写作法令,现在,也许我们该回过头来思考“写什么”这个古老的话题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我很看重艾伟的写作努力。他的写作,总是带着问题意识,带着自己当下时的思索,极力对一些有难度的精神困境进行追问和探索。他的小说,总是在回答一个广大的精神疑难——他最令人赞赏的是,他在处理这些精神难题的时候,并没有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解决它,而是把小说中的精神冲突,不断地推向一个两难的境地,通过一种两难的、无解的精神演进,使小说获得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独特眼光。比如,《爱人有罪》里,鲁建的蒙冤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通过国家机器、权力体制的运作来解决,另一个是通过心灵自我逼问的方式来解决。艾伟选择了后者。他这部小说,以一种个人的方式,个人赎罪的方式,深刻地处理了罪与罚、罪责和承担、自责和受虐等精神母题。整个叙事,生动而流畅地把人物的这一心灵线索雕刻了出来,可以说,这部作品,既写了一个污秽的人世,也写了在这个污秽的人世里,一个有自省意识的人,是否还有清洁的可能;既写了灵魂的软弱,又写了这个软弱的灵魂如何坚定地要走向赎罪,以及赎罪之时因着生命自我磨碾而带来的隐秘的欢乐……

  我特别注意到,在小说在第325页,当鲁建把姚力杀了的时候,作者写道:“这下,他真的是个罪人了。现在这个男人真的成了一个凶手,一个罪人。命运是多么奇怪啊,多年之前,他犹如白纸一样纯洁,但被认为有罪,结果到头来,他真的有罪了……”这句话,在小说中,是深刻的转折,也是这部小说很有力的一笔,它甚至可以看做是这部小说潜在的主题。一个无罪的人被冤屈之后,经由各种情势的作用,最终他杀了人,成了真正的罪人。这种从无罪到有罪的转换,说出的其实是人性的黑洞,以及这个黑洞里所潜藏的可怕的景象。世界污秽,其根源是在于每个人都是罪人;不是犯罪了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人里面有罪的性情,最终使人走向了犯罪——鲁建的前后经历,就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它所逼视的其实是人在一种可能的境遇下,人性会发生哪些变异和延伸。

  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人内心世界的视角。或许,中国人的罪责意识是淡薄的,但当艾伟将这个问题慢慢地在小说中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样会尖锐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人心的奥秘,就在于人心的表面虽然各各不同,但人心的深处,却有着相似的内在结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假如没有对罪责、对耻辱意识、对道德和欲望的复杂关系的深刻辨析,就永远无法到达人心的深邃处,也无法表达出生命的丰富情状。

  艾伟的《爱人有罪》,就对这一精神母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人性的可能空间。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他自己所要表达的精神问题,以及人物的内心轨迹,想得太过清楚了,以致情节的发展和小说的结构,都过分的工巧。这是一部没有失控的小说,缺少意外,缺少神来之笔,也缺少旁逸斜出的东西——而有的时候,一部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恰恰在于作者失控的时候,照着人物和情节自身的逻辑突然生长出来的那部分。另外,这部小说的观念性显得太强了一点,尤其是在一些观念的表达上,作者总是情不自禁地通过人物的口或人物的感觉,直接说出来,这就使得一部作品的精神意旨过于外露,作者自己藏得不够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读者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假如艾伟在“爱人”系列的第三部,能够在这些方面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我相信,他的写作的重要性,会变得更加显著。

俗世中也有灵魂的消息

《追风筝的人》,[美]卡勒德·胡赛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25.00元。

 
  
  数年前,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一个天真的傻姑娘。单位里来了一个新同事,大伙儿一起吃饭。其间有人问到这位男同事的私事,他说自己离婚了,有一个女儿。我很不世故地问他,既然有了孩子,为什么要离婚呢?他稍稍顿了一下,说,“是我不好,我花心,在外面有了人”,我肃然起敬。没有留意到一位女同事用责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直至今天,我对那位同事仍然保持着“肃然起敬”那一刻的美好印象。既然上帝或者女娲或者大自然,把那么多的缺点赋予人类,人所有出于天性所犯的错误都应该得到宽恕,前提是,这个人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直面自己所犯的过错,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小说《追风筝的人》,故事的起源便是一个阿富汗男孩无法面对由于怯懦所犯的过错,而选择了谎言和卑劣,终为自己织就了一生的罗网。人到中年,才选择了“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小说里最重要的意象,风筝,既象征了兄弟情谊,也暗示着勇气。在风筝放飞的过程中,可能血迹淋漓,但只有最终追到风筝的人,才能获得平静和安宁。

  对于打算读这部小说的人,我想提出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不相信灵魂,不相信人天性里有一种清洁功能,那还是别读为好。

  诚如作者所言,“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小说主人公阿米尔和仆人之子哈桑从小一起长大,“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教派,等级地位不同,但种族和社会或者宗教无法抹杀他们一起度过的悠长岁月。纯洁善良的哈桑对阿米尔少爷无条件地忠贞,哈桑说出的第一个字是“阿米尔”,哈桑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而阿米尔,出于软弱,或者说怯懦,在举行阿富汗传统的风筝比赛的一个冬天,在哈桑为他去追风筝而被人强暴之时,选择了沉默。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为了缓解自己的不安,阿米尔选择了更残酷的方式:他诬陷哈桑偷了他的手表和一些钱,“那是我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哈桑走了。但过去永远是无法一笔勾销的。

  这个国家已经天翻地覆。阿米尔和他的父亲逃离战火中的阿富汗,前往美国。在那里,阿米尔上大学,摆地摊,结识了深爱的妻子。但过去无法跨越,他在自己的心里审判了自己的罪行。小说的后半部分便是阿米尔的赎罪之行。他前往阔别已久的阿富汗,寻找哈桑之子。

  小说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高贵的叙事文学传统,在此和阿米尔的个人净化融合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文学有如宗教,是关于内心的、个人的和自我意识的。小说开篇便是净化的开始,它连接着罪行和赎罪。

  但,就在我流着眼泪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一丝反感也从心里冉冉升起。小说的主人公,作家阿米尔从小便显露了他的写作天赋,他天生就会表演或伪装,这一点,在他的回忆里,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这与哈桑那出于天然的纯良品质对照鲜明。在如此美丽,如此令人心碎的小说里,这种感觉如此真实却又令人讨厌。也许,当一本小说诞生了,它的主人公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对此作者本人也无能为力。

  《追风筝的人》的故事是由阿米尔来讲述的,读者很容易被他左右而失去了对整部小说的批评意识。哈桑,那个兔唇少年,那个追风筝的人,他纯洁、忠贞的心灵在充满恶行的国度是不能幸免于难的。阿米尔剥夺了他的精神维度,把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也许是作者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小说人物自己的命运。

  当然,这本小说还是非常丰富的。它那明显的隐喻,父亲-阿富汗,它对阿富汗这个特殊国度的悲悯,那种深入骨髓的家国之痛,那种沉静而缓慢的痛苦描写,都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一种动人力量。但要记得,小说本身并不能代替人的净化,我们从俗世中来,最终还要到灵魂里去。

“这本书你一定要读一读!”

  英国每年出版超过十万种新书,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获得充分的促销,即是说有可能引起文学编辑、书评家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在这种背景下,构成文学遗产的经典作品受到怎样的对待呢?或者说如何推销呢?最近《金融时报》有一篇报道,采访了多家出版社,了解经典重刊的趋势。这个趋势主要是重新包装,包括设计迎合新一代读者口味的封面和纳入不同的丛书。

  有些文学名著,既然是名著,本身就有叫座力,因此怎样包装都可以走俏。例如奥斯汀的小说。仅以企鹅出版社为例,自该公司1935年创办以来,奥斯汀的小说共卖了一千万册,其中《傲慢与偏见》卖了二百万册。但并非所有名著都如此走俏,现代出版社若想重新推出经典作品,就必须有想像力。企鹅是一家极有想像力的出版社,其经典丛书已达一千四百种,这本身已成经典。2004年,企鹅出版一个“伟大的思想”系列,收录一些开创性的百余页随笔和政论,其经典作者包括柏拉图、尼采、奥威尔和阿伦特等。这套小书每本封面各不相同,但都醒目有趣。2005年,企鹅创办七十周年纪念,该公司出版一个“企鹅七十”系列,精选现代大师的小经典,迄今已总共卖出二百五十万册。同样的作者,纳入不同的丛书内,销量很不一样。例如弗洛伊德著作,企鹅有十七卷的弗洛伊德全集,一年约售出二千册。但把弗洛伊德的个别著作纳入“伟大的思想”和“企鹅七十”系列,销量达十万册。

  企鹅一再发现,如果把表面上令人却步的著作以不同或崭新的面貌出版,读者就会买。简言之,就是为读者提供接触某些经典的新途径,同时也向读者证明,某些著作或某些大师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企鹅最近又推出一个系列,收录了世界各地二十种篇幅不大的史诗,包括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该出版社最近又打算重新包装奥斯汀,稍后计划重新包装莎士比亚、劳伦斯、格雷夫斯、西默农和安部公房等。

  人人出版社是另一家大出版社,今年是其创办一百周年纪念。该出版社的主菜也是向现代读者推介经典作品。1991年,人人重新推出世界经典系列,而这是受到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的启发。人人出版社认为,美国和英国也有类似的发展空间,也是硬装、印刷精美、字体较大的版本。不过,“七星文库”售价约四十英镑,太昂贵了,所以人人出版社尽量把其系列经典作品的定价,限制在与平装本相去不远的距离内。现时人人“文库”有约三百种,从古代到现代,无论印刷、装帧还是排版,都尽善尽美,尤其是与英国一般的硬装书籍之简陋拉开距离。事实证明这系列经典好销,成为该出版社的支柱。

  正典之门出版社也深知图书市场强烈要求经典作品更换新封面和重新包装。该出版社最引人瞩目的举措,是上世纪末把《圣经》拆开,分成九册来出版,在英国售出九十五万册,在海外售出七十五万册。

  至于请名家和专家写导言,则几乎已成为所有经典作品重刊的特点和卖点。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甚至打算以这种导言形式来吸引青少年读者。该出版社将推出《简·爱》、《呼啸山庄》、《法兰肯施泰因》(《科学怪人》)、《大卫·科波菲尔》和《傲慢与偏见》,其对象是十四至十六岁的学生。该出版社的绝招,是请青少年熟悉的作家写导言。这有点像让一些你所尊敬的作家给你打个电话:“这本书你一定要读一读!”

  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凯雷对重新包装经典作品的做法,持欢迎态度。他说:“我非常赞成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扩大经典作品的读者群。它们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从中获益,对他们的人生起重要作用,而这意味着今天同样会有很多人可从中获益,可对他们起重要作用。但是,有众多文化因素在阻挠他们去接近经典作品——大家都觉得古书是过时或高深的,或在别的方面不适合他们,而在其他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读任何东西都似乎是乏味的,更不用说读经典作品了。”

  顺便一提,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套规模较小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都是重新包装的好例子,无论版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多买多藏的,尤其是对有钱又有空间的读者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