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一段时间，随着“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关于国家将对擅自报道突发事件的媒体进行处罚的消息，在各类媒体上传播的沸沸扬扬，遍看各阶层人士的各种言论，对草案中的相关规定多不予苟同。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权属于人们的言论自由，是宪法权利，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一种延伸，处罚媒体报道突发事件违宪；在报道突发事件上限制言论自由者，最终受损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所有的新闻都属于突发性事件，若突发性事件的发布都要经过政府管理，那么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就得不到保障了。草案中对于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不仅可能导致突发事件中的荒唐现象发生，尤其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有关人士对于新闻媒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上的不足。公众舆论对于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在严肃的法律文件中被是非颠倒，以法律形式确认政府部门对于新闻报道的行政管理，更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舆论呈现一边倒的状况，对此，国家是怎样一种态度呢？对于这一点，公众无疑十分关注。
　　
    7月3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出面，对问题进行了澄清（7月3日 新华网），他说：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有关对媒体的处罚规定只有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不会影响新闻媒体正常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针对近来一些媒体对上述条款所持有的争议，汪永清说，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危害大、影响面广，如果传递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者发布虚假信息，就可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甚至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他说：“因此，草案在确保政府及时、准确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并为新闻媒体做好服务工作的前提下，规定了对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报道进行管理。这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客观要求。本意是为了防止因个别新闻媒体编发没有根据的信息和传言或者报道虚假情况，误导社会公众，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汪永清表示，“这一规定不会影响新闻媒体正常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
　　
    这是个很好的说明。按照汪永清副主任的说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只是“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换句话说，如果媒体真实公正客观的进行报道，就不受此法的限制。如此一来，就没有近期舆论中人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石头落地未稳，忽然又萌生了新的担心：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是这样规定的：“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仔细分析这段文字，“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与汪永清副主任的说法显然不同。双方都在强调“违反规定”，但草案第57条在强调“报道虚假情况”的同时，侧重强调“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而汪永清副主任所说“擅自发布”的后面，是“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一个是“报”就有错；一个是只有弄虚作假才有错。
　　
    众所周知，一部法律草案至少需要经过三次审议之后才能获得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此次为第一次审议，完全有修改的可能。是不是国家有意要修改关于“处罚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内容，汪永清副主任才有了这番新的说明？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新华网这篇题为《国务院法制办：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不受干预》的新闻稿，在发布了汪永清副主任的“表示”的同时，也原样不动的全文刊发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
　　
    两个相互矛盾的版本，我们应该相信谁？
　　
    如果“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顺利通过三审，未来一旦有违反此条者，是以“第57条”为准，还是以汪永清副主任的“表示”为准？

　　【内容提要】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就对了，为富人说话就错了？应该一碗水端平。的确，在我国穷人是弱势群体，应该更多地为穷人说话。但是我国真正的强势群体是政府，那么多人为政府说话不算错，为富人说话就错了？而且为富人说话并不是来反对穷人，反对穷人当然是错的，不过反对富人同样是错的。现在反对穷人的话很少（可是行动上并不少），而反对富人的话却很多。

　　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花言巧语的人往往心怀不良。这句话真正是经验之谈。可是遗憾的是还有另外一句话，与其相对，也是经验之谈，这句话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句话说的是假话总要戳穿的，但是拍马屁的假话却例外，因为人都喜欢听好话。

　　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看，虽然大家都知道，花言巧语的人并不可靠，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听花言巧语，而对大实话却不喜欢。有些人因为说了大实话，被一顿痛骂。但是他们却”屡教不改”，还是在说实话。因此也就继续挨骂，就群众自己的利益而言，不应该光听好话，不顾事实和道理，这样的群众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把社会推入危机，到头来大家要自己承担听从花言巧语的严重后果，所以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听话的问题。

　　一个人敢于说实话，敢于得罪群众，必须心里没有恐惧，必须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如果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堆屎，一定会遮遮掩掩，避免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以策安全。我们看那些贪官污吏都会唱高调，说得特别好听，有哪一个贪官会公开和大家唱反调的？我们要善于听取逆耳忠言。

　　有些人认为为富人说话就错了。但我认为为富人说话也不错。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就对了，为富人说话就错了？应该一碗水端平。的确，在我国穷人是弱势群体，应该更多地为穷人说话。但是我国真正的强势群体是政府，那么多人为政府说话不算错，为富人说话就错了？而且为富人说话并不是来反对穷人，反对穷人当然是错的，不过反对富人同样是错的。现在反对穷人的话很少（可是行动上并不少），而反对富人的话却很多。我认为这并不正常，要知道，将来还有许多穷人都要变富人（就像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的那样），如果反对富人，谁还敢做富人。这对将要变富人的穷人不利，对大多数人不利。我们必须一碗水端平。

　　也许有一个误解，认为富人都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挣来的钱。如果果真如此，我也赞成反对富人。但是这个假定未必成立。当然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富人是这样赚来的钱，不但我不知道，恐怕谁也弄不清。不过我认为基本情况并非如此。道理很简单，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那都是财富的转移。我国改革二十多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增加了十倍，这里不光有工农大众创造的财富，也有企业家和富人创造的成分，如果假定富人没有创造财富，对社会非常危险。要不了多久全国就要大动乱、大革命，从头来起，中国将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万劫不复之地。这是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包括解放后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的。

　　上面说了，很多人为穷人说话。可是往往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行动，光说不做就有点巧言令色鲜矣仁了。许多说大实话的人，又为穷人做了许多事，大家并不知道，他们也不会自我宣传。说到这一点，我们这个社会在对待好人方面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我们往往认为做了好事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不算好事，做好事必须匿名。这样对待做好事的人未免太苛刻了。我怀疑这是那些自己不做好事，又怕别人拿自己和做了好事的人做比较，而想出来的坏招，这对我们社会的正常发展极为不利。对做好事的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心术要正，是真心诚意地做好事，不图回报（否则就变成一种交易，当然，交易也不算错，但不同于做好事）。

　　我们对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我这里强调的是要会听，不要上当受骗，要懂得忠言逆耳，更要防止受花言巧语的骗。

检索中国最近四十年大词，频率最高的是“文革”和“改革”。但是很少人注意，这两个大词只有一字之隔。注意这个“一字之隔”，可能有下列题目可做？

1，就“文化”而言：“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为热衷的话题还是“文化”，第一是“文化”，第二是“文化”，第三还是“文化”。

我之所以说“第一”、“第二”、“第三”，有时间排序为证。紧接“文化革命”的热潮不是其它，恰是“文化热”。“文化热”的参与者都是“文化革命”受害者，受害者与“文化革命”的逻辑关联却是相反相承：还是这个文化问题，差别在于一个是“讨论”，一个是“革命”，似乎“文化”问题不解决，老毛的革命化，老九的现代化都没指望。“文化热”有三个时期：1970年代末开始“文化讨论”，经十年“讨论”，推出“河殇”为总结，也是终结。1989之后开始第二时期，还是“文化热”，走红的是“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一发不可收拾，跟之者众。余杰怒斥“余秋雨，你什么不忏悔”？死死纠缠老余的文革经历，格局未免小。

小余没想过，老余的文化大散文与文化大革命，在历史逻辑而不是个人品格上有无关联？这一关联不幸聚焦于秋雨，秋雨一身而两任，那是碰得巧。文革之后，继续“讨论”文化问题的学者、作家多了去，为什么只揪住我老余不放？当然“不忏悔”。此后至今为“文化热”第三期，儒学上升为“国学”，跟进者不仅有“众”，而且有“国”，可以进“人民大会堂”，可以发“北京文化宣言”。起毛泽东于“大会堂”下，当颔首而笑：“我的文化革命失败了，我的文化问题却继续下来了，这就证明继续革命不仅是完全必要，而且是非常及时。”不仅颔首而笑，他还会拦阻前359旅旅长王震，不要那么仇恨“河殇”，应该鼓励“河殇”，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文化问题，有什么不好？“河殇”应该越多越好。文化大讨论、文化大散文、文化大传统，不都是“文化”吗？与文化大革命一字之隔，有异曲同工之妙。“革命”之后，文人们如此聚焦于“文化”问题，这就不是我毛泽东强迫的吧？可见问题不在“制度”，而在“文化”，那就让我们共享“文化决定论”！

2，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应该否定，而且确实否定了，不过，文化革命却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否定的。

毛泽东1966年最为焦心的是政变，他本人针对这一子虚乌有的“政变危机”，首先发动的就是一场政变，以非程序的方式拿下刘与邓。他给这一政变披上的合法性，是让林彪1966年5月18日大念政变经，由此解释伟大领袖不得不发动“反修防修大革命”。因此我认为，文化革命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这一年的“五一六通知”，而是此后两天的“五一八讲话”，林彪比起草那一“通知”的秀才更为准确地摸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不料毛泽东以政变反政变，政变却离他约来越近，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革命”破产于九一三政变，毛泽东生前就遭受重创；死后尸骨未寒，即有“怀仁堂事变”，九泉之下，老人家当捶胸顿足。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能够证明，文革对立面刘邓“司令部”有政变密谋，而帮助毛泽东粉碎这一集团的林家父子一旦面临刘邓危机，第一反应是“五七一”，第二反应是“火焰筒”，第三反应是“喷射机”，这可比文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文化”、第二反应是“文化”，第三反应还是“文化”厉害多了。

后人之所以把文革乌托邦的破灭追索到1971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道理，也是有局限。道理在于：文革胜利的标志是1969年召开九大，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九大党章，仅隔一年，林彪即与毛泽东兵戎相向，这不是文革失败又是什么？局限在于：“五七一”与“九一三”仅仅是毛泽东文革在思想与社会层面破产，此后文革政治还在延续，又拖五年，才到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九一三事件与怀仁堂事变不是没有联系，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是毛泽东近侍──汪东兴，汪副主席。近侍因为与后宫主妇江青翻脸，为自保而投靠军人集团。1970年庐山会议华北组跳得最凶的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林彪集团，而是这个近侍副主席。他后来是在深宫之内向毛泽东跪地求饶，才免此一难。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率汪东兴一干人结束南巡，车停丰台召见李德生等，调兵南口防变，同一天下午，林立果接神秘电话，知毛泽东返京，立调三叉戟256号飞避北戴河，此后不到12小时，北戴河半夜“机”叫，方有林彪坠毁温都尔汉一幕。那个神秘电话是谁打的呢？林豆豆哭求北戴河8341部队长张宏拦阻林彪坐驾，张推辞说有上级指示而不拦阻，这个上级指示又只能是谁呢？五年之后，怀仁堂事变发生，在华国锋这个孤家寡人与手握兵符的叶剑英之间穿针引线，说服华国锋投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并在最后一刻直接动用8341警卫部队行霹雳手段，这个关键人物，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中南海近侍。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刚被第三次打倒，当下反应只能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而党内具备第一代核心资历，又没有被正式打倒，由此而享元老集团中唯一合法地位的陈云，听王震来传信，不禁忧胜于喜，说有一句：“下不为例”。这个“下不为例”，是文革十年无数大词中最有意味的一句。陈云忧什么呢？他是不是忧虑此例一开，党纪家法荡然无存，领导人交接只能依靠“非程序更迭”？倘如此，那可真是现世报，文化革命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请注意汪东兴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地位、能起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对文化革命的理解，理解到恰如其分：倘只看文革“能指”，那确实是马列宏愿，大词炎炎，五百年出一个，五千年出一次；如拆解文革“所指”，那就是后党与内侍争，屑小弄权，一个数千年不变的宫廷故事。“能指”与“所指”不啻天壤，前者“可上九天揽月”，后者“可下五洋捉鳖”，故而才有那庐山会议将近200个中央委员全闹不明白，竟为三个“副词”指天戳地，突然骚动起来。今日左翼文人死抱那些个“揽月能指”，又能比那200个中央委员好到那里去呢？更为重要的是，注意这位“近侍副主”，有助于人们理解文革是怎么结束的，以及如此结束，将与此后的改革开放新有什么样的关联。

四年以后，当民众关于怀仁堂事变的记忆已经淡漠，邓小平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施以法律审判。那场审判组织得十分粗糙，以致闹出原告与检方共坐一边，面对被告另一边的笑话。此外，民间也有不利腹诽流传。邓小平不管不顾，坚持要对四年前被押的阶下囚施以司法宣判，他是不是想到了由中南海近侍发动的怀仁堂事变，在党内程序上属“非常手段”，必须补办法律手续？这就和陈云想到一起了。怀仁堂事变的合法性必须补办，合法性来源于党法党纪，则不如国法刑律。在当时，用党法党纪已经难说周全，只有以“反革命”而不是“反党”治罪，才能避免这一尴尬。不仅避免尴尬，还能将合法性安放到一个更高层面，这就不是“补办”，而是“升华”了，此其一；其二，他此后用于改革开放的政权与汪东兴所交之权必须有个间隔，以防污染。仅仅在政治上拿掉这个中南海近侍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法理上给他交来的东西盖上新纹章，与那场事变拉开距离。只有如此想，1980年那样不合情理的事情才能豁然开朗，方能理解到邓小平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苦心旨意：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文革却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与改革是相反相承的，相反相承的联结却是要回避的──哪怕时隔四年，从怀仁堂经秦城，再绕道正义路特别法庭，也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不得不办的！

北韩金家王朝在7月5日凌晨两点半发射了多枚导弹。有关这次试射的最早报导，是5月20日的日本媒体。因为安全受最大威胁的是日本。本来南韩也在北韩武力严重威胁之下，但是这些年来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升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北韩会“朝鲜人不打朝鲜人”。连这次被卫星测出的发射准备，有韩国媒体报导其实是准备发射卫星而不是导弹，为北韩独裁者涂脂抹粉。

北韩这次发射的挑衅性非常明显。这有三个表现：

其一，六方会谈近来停滞不前，原因是北韩一直在耍花招。所以美国把重点放在对付伊朗。北韩为了提升它的国际地位，于是有这次发射来吸引国际的关注。

其二，这次发射时间是美国时间7月4日下午两点半，选择美国国庆发射，故意挑衅美国的意图也很明显。

第三，发射的多枚导弹中，有一枚改良型的大浦洞二型，射程达15000公里，足以攻击美国本土任何地方。虽然这枚导弹试射失败，也掩盖不了它的挑衅意图。

北韩的这些挑衅活动，都有中共的影子：

选择“黄道吉日”发射导弹或搞核试验，是中共传统做法。因此选择美国国庆“献礼”，即使不是北京直接教导，也是金胖子“以中为师”。

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28日在深圳与澳洲总理霍华德举行会谈时，温家宝首次促请北韩停止试射导弹，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恶化，并表示中方会致力寻求重开六方会谈。这是非常虚伪的表态。一个多月前外国媒体已经报导，中共无动于衷，显然，中共知道北韩发射的确切日期而在一个星期前才公开呼吁，以撇清自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北韩的经济非常糟糕，像中国大跃进那样饿死了许多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上的支持，根本就没有能力发展核武与导弹。中共要制止北韩穷兵黩武，不是假惺惺的对外放话，而是私下以停止经援来要胁即可。可见，这是双方合谋的结果。这几年来六方会谈没有什么进展，不也是中韩一起玩弄美国与世界吗？

还需要一提的是，20天前在上海举行的上合会议，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出席，这个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狂人，成为中共的佳宾，反客为主的成为媒体的焦点。这是中共用核讹诈手段玩弄美国与世界的第二条战线。

● 总统女婿涉嫌弊案而被捕，是真正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驸马之弊在中共太子党看来，简直是小儿科，大可偷笑不止。他们滥用权力、非法经商，挪用、贪污、受贿，鲸吞国有资产动辄上亿乃至数十亿计，人数之多，更无人知晓。

 

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因涉嫌卷入台开「内线炒股」弊案，被台湾检方拘押审讯。「驸马爷」被捕，震动台湾朝野。身为总统的陈水扁，直接受到冲击，不仅声望大挫，而且面临在野党逼宫下台的压力。该案形成的冲击波也震荡两岸。

总统若无涉案，罢免殊难成功
在野党攻势凌厉，不仅利用媒体热炒，更上街头呛声，甚至在立法院推动罢免案。国亲两党利用其在立法院的过半席次，将罢免总统案排入议程。然而，要通过罢免，谈何容易？根据台湾宪法，罢免总统，须经四分之一立委提议，三分之二立委同意，才能立案。立案后，还需全体台湾选民投票公决，过半数选民同意，罢免才能成立。因此，除非陈水扁本人涉案，否则，被罢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国际上，民选总统亲属涉及贪腐弊案，并不鲜见。韩国实现民主后，两任民选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的亲属，都曾先后卷入弊案，而给两金带来不小伤害。金泳三次子金贤哲因受贿，拘押入狱；金大中次子金宏业因受贿，被判刑三年半；金大中最小的儿子金弘杰，也因涉嫌贪污而遭到监禁。但不管是金泳三还是金大中，都未被罢免，而做完总统任期，毕竟，他们本人没有涉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卷入「粮食换石油」腐败丑闻，安南本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国际上曾响起要他辞职的呼声，但安南最后还是渡过难关，至今仍然在位。

发动罢扁，泛蓝人物各有打算
回头来看台湾，推动罢免陈水扁的泛蓝人物，心理复杂而微妙。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最初并不积极推动罢免，惟希望因亲信和亲属弊案缠身而民望下挫的陈水扁，成为未来两年民进党的负资产，到二○○八年总统大选时，形势对马英九而言，如水到渠成。然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却不甘寂寞，大声喊打喊杀，有意借陈水扁亲属弊案为自己找回舞台，进而挽救濒临泡沫化的亲民党。

眼看亲民党动作猛烈，国民党基层也响起罢扁的强烈声音，马英九不得不临阵掉转枪口，一百八十度转弯，高分贝加入罢扁行列。马英九之所以如此，一则怕被宋楚瑜抢了风头，二则怕危及自己在泛蓝中的龙头地位。然而，马英九终究面临两难：如果罢扁成功，将提前面对泛绿整合，提前面临与泛绿实力人物苏贞昌对决；如果罢扁失败，马英九将担负作战失利的责任，可能被泛蓝阵营自伤。

台湾「驸马」 中共「太子」
台湾「第一家庭」涉入弊案，令人遗憾。但却揭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任何弊案，都难以隐藏。在言论公开、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台湾，已经落实「人人平等」的人类文明价值，真正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一起「内线炒股」案，就能将台湾「驸马爷」送进监狱。这在中共「太子党」们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大可以偷笑不止。且不说中国股市上，官商勾结的内幕交易层出不穷，司空见惯。内线炒股对中共「太子党」而言，简直就是「小儿科」，滥用权力、非法经商，挪用、贪污、受贿，鲸吞国有资产动辄以数亿乃至数十亿计，才是他们的「大手笔」。

江绵恒，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曾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一所三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以毫无科研建树的浅薄资历，立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相当于副部级高干），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如坐直升机。随后，该「太子」又被冠上一连串头衔：「创新一号」小卫星工程总指挥，「神舟五号」工程副总指挥，高科技数码化军队顾问；封锁信息的「金盾工程」总策划，等等。

非但如此，江绵恒又纵横商界。与台湾富豪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联手，投资十六亿美元，创立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江绵恒自任副董事长，随即被称为「中国半导体大王」。与此同时，江绵恒还兼任三家公司董事，这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其中，因中国网通已经是中国第三大电讯公司，江绵恒又被称为「中国电信大王」。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江绵恒享受一系列特权，并明显涉嫌不正当竞争和不法经营：其拥有的上海宏力公司，轻易获得「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的优惠待遇；其拥有的中国网通，公开排挤其它电信公司，公然破坏中国电信的通信电杆，理由竟是「中国电信设置的杆路离中国网通的杆路太近。」上海首富周正毅违规贷款非法圈地被查处后，仅被轻判三年徒刑，关键因素就是，在周正毅背后，有江绵恒及上海政要撑腰。

且不说江绵恒在官商勾结中的不法行为，即便按照最低标准││中共党内纪律条例，江绵恒及其任用他的人也都完全违规。中共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并要求凡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免去或本人主动辞去在企业的职务；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

然而江绵恒身为中共副部级高干，却在多个企业兼职，公然违反和践踏党纪，竟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难怪，纵横政商两界的江绵恒，被称为「当今中国最牛气的红顶商人」。

中共「太子党」弊案累累
「太子」 江绵恒如此，其它中共「太子党」们，也不示弱，纷纷从政又从商。邓小平次子邓质方曾被称为「中国地产大王」；李鹏长子李小鹏被称为「电力大王」；李鹏次子李小勇因涉嫌「新国大」诈骗案，负罪潜逃新加坡，至今逍遥法外；王震之子王军，任保利集团董事长，人称「军火大王」；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因巨额贪污和严重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其罪当诛，却因父亲为中共元老，被免于死刑。

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共「太子党」滥权腐败、恣意妄为，但全国上下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原《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因撰文揭露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原大连市长、辽宁省长、现任商业部长的薄熙来，而遭到薄熙来的公开报复：姜维平被逮捕下狱判刑六年。

中共「太子党」，现多贵为「第五代」高官，其中不少人曾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被戏称为「青红帮」。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其父李干成，原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是上海红卫兵的武斗干将；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其父薄一波，中共元老），曾经是开武斗之风气、令人闻风丧胆的「联动」组织头目；现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其父黄敬，江青前夫，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曾经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积极参加批斗校党委、黑龙江省委的造反活动。这些「太子党」成员，文革后并未列入「三种人」被清算，官位反愈升愈高。

台湾「驸马爷」与中共「太子党」的不同境遇，映照出台湾与大陆的制度落差，民主的台湾，与独裁的中国，差距何其巨大！

中共炒作，叶公好龙
台湾「驸马爷」弊案曝光后，中共媒体兴奋莫名，大肆炒作，这一回，其舆论导向的用意，莫非是：看，台湾也有腐败案！然而，中共的炒作，反而证明台湾社会的公正和清廉，因为揭露这一弊案的恰恰是台湾媒体；将「驸马爷」逮捕下狱的，恰恰是台湾司法机关。台湾总统和政府，无权过问，更不敢干涉。

反观大陆媒体，不过是中共自己的喉舌；大陆司法机关，不过是中共自己的工具。在「党大于法」的前提下，中共高层甚至经常「指导办案」。姬胜德、周正毅等人可以获得轻判；江绵、李小勇等人可以逍遥法外；薄熙来等人可以打击报复。这一切，都是中共独裁之恶，中国社会之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舆论大肆炒作台湾「驸马爷」弊案，使揭发此案的台湾国民党立委丘毅在大陆「红得发紫」，被称为「英雄」。然而当丘毅兴冲冲地准备奔赴大陆，欲按原计划到北大演讲时，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悍然封杀。这表明，中共的宣传，不过是「为我所用」，一旦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声音传到中国大陆，叶公好龙的中共，马上就表现出惊恐万状，如临大敌。到后来，中共突然降低调门，不再渲染台湾「驸马爷」弊案，并暗发通知：相关报导必须依中央口径为准。

首发开放

“人民网”上有人写文章批评老百姓的三种“不良”情绪，包括“仇官”情绪、“仇富”情绪、“仇星”情绪。“不良”情绪不可能是无缘无辜凭空产生的，我们首先要追问这些情绪是从哪里来、怎么来的。

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廉洁奉公，踏踏实实为公众服务，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他们的权力也能受到公众舆论的有效约束，不会任意地化公为私，比如不能随意地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等，老百姓对这样的官员当然不会产生仇视情绪。但是，我们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解决权力授予问题，我们现在的官员既不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合法的渠道可以进行监督，再加上民间不能自行创办独立的新闻媒介，所有的舆论机器都控制在官方手中，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中，官员只须对上司负责，无须向老百姓、向舆论负责，想干什么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羊城晚报》近日报导，广东省委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黄铁苗在广东省政协“构建节约型社会”报告会上指出，目前全国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资3000—4000亿，真正用于公务的只有1/3。此外，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平均耗电是普通居民的19倍，每年全国的公款吃喝2000多亿元，其中一半被吃掉，一半被浪费掉。在一个权力缺乏制约的大国，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消耗、公车私用早已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在一系列惊人数字的后面是公权私用，是公共服务的匮乏，是各种不同部门的权力、不同等级的权力日复一日的膨胀，在现行的体制框架下几乎没有办法遏止这样的势头。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这是一条铁的定律，没有几个人能够幸免。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产生一点情绪也是正常的。

再看富人们，尤其是那些利用体制漏洞和弊端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巨额财富往往来源不明，决不是天纵英才，加上辛苦创业，在商业经济的浪潮中一步一个脚印起来的。他们或依附权贵，或本身就与权贵有着血缘的关系，权钱交易，以小搏大，总之其中充满了见不得阳光的不法手段，有许多不可告人的幕后故事，财富的透明性很低，灰色特征显而易见。再加上其中不少富人一掷千金的豪阔，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芸芸众生的轻慢和敌视，“房奴”说就是近期的一个例证，这一切都让人对他们产生恶感。

至于形形色色的明星，影、视、歌、体育等方面的各类明星，这些年来也纷纷跨入富人行列，他们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轻易得来的，这些都是一笔笔算不清的账。在我们这个只允许娱乐的时代，娱乐的畸形发达成就了他们，使他们迅速跨入上流社会，可以和官员、富豪平起平坐，媒体整天追逐他们的蛛丝马迹，炒作他们的八卦，他们是时代的骄子，却不需要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凭天赋、凭机缘、凭我们不知道的一切就可以赢家通吃。你又让普通老百姓如何对他们常怀好情绪？

三种“不良情绪”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与其匆忙去指责这些社会性的“情绪”，不如让这些情绪有堂堂正正的发泄渠道，我们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但有这些社会情绪的存在，或多或少能让官员、富豪、明星们知道，还有这样的情绪对着他们，使他们也能有所不快，有所收敛。当然，他们也可能毫不在意。

大纪元首发

『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的十四字箴言。伟大领袖毛泽东将这两杆子挥舞到极致。

文功武略的毛泽东

1921年的毛泽东的愿望还只是教书和干新闻记者。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获得过这一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在湖南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1925年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且主编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遵义会议之后，他确立了中共的核心地位，除了牢牢掌握党权、军权之外，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宣传大权。

毛在共产党内无人可及的宣传天分往往令他越俎代庖，他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在他登上天安门之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人的文风。

毛用笔丧失了政权合法性

毛泽东1957年搞了个“引蛇出洞”，他用如椽的御笔给《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一下抓出五、六十万（数字还被隐瞒）右派，老毛意犹未尽地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反右运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的契约关系不再存在了，国家可以随意欺骗人民。到了文革老毛不仅是“四个伟大”，他还是两报一刊的总编辑，人人都要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人人嘴里喊着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国家的上下信任，荡然无存。

懒惰、好玩的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党政军的绝对权力，惟有总编辑这一行干不来。现在无人能证明邓小平一辈子亲笔写过什么，却有人能证明他一辈子一是懒，二是好玩。1959年邓小平没有上庐山批斗彭德怀，是因为在北京养蜂夹道打台球，把腿跌断了。上不了庐山，却让警卫员背着他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场地看足球比赛。

当年毛周日理万机，邓小平天南海北游山玩水，经常用专机从北京接牌友万里、吴晗打桥牌，打够了再用专机送回去。老邓的桥牌爱好保持终生，老迈得拿不动纸牌的时候，让别人替他拿着牌，还要玩。

老邓用枪封喉

1980年，老邓玩过一次心跳。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讲过之后，没见他真正实行。1986年胡耀邦、赵紫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这篇讲话作为理论根据，结果先后被他拿下台。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揭穿了其中的奥秘：『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
邓小平开创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先例。『四二六社论』笔管子里已冒火星，等到六四使用上枪杆子，再说什么人民也不会相信了，邓小平是用中共的枪杆子打折了中共的笔杆子。

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当然也看清了这一点，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不争论』的原则就是为中共找出路，而且他的理论又发明了一条——『共产党主义』：『凡共产党干的都叫社会主义。』

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之后

从继往开来至今，枪杆子更粗了，可是半截秃笔几乎派不上用场了，明明是谎话、瞎话还硬要说，只能使『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北京在讲亲民，以人为本，汕尾却在开枪杀民。

92以来，以市场化为名搞社会不公，『不争论』已经限制不了人讲话了，限制不了怎么办？只剩下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往人头上扣，这可是文革的作法。贺卫方只讲出法学的ABC，传说被一常委定为『恶劣的反党事件，是向党的严重挑衅。』最近江泽民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吉又撰文将郎咸平的《人吃人的中国极待和谐化》，打成『货真价实打着“和谐化”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

如果不怕扣帽子怎么办？正在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找到罚款的办法，如果不怕罚款呢？难道还用枪杆子？

——首发《苹果日报》

学渊评：喉舌方德豪又说“胡锦涛政改思路浮出水面”了，我还当做一回事拿来读，竟然全是“司法有限独立”、“学习型政党”等等令人笑破肚皮的馊主意，其用词如“敏感政策”“敏感内容”“隐约可见”“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并非中国的戈巴契夫”“可能是”“比较不可能”“格外留神”等等云云。方德豪同志为什么变得如此谨慎呢？当然是得了当初制造“驱张运动”消息时的教训，替刘阿斗打气，刘阿斗未必消受得了的，所以也是须要“格外留神”的。

【亚洲时报】方德豪：胡锦涛政改思路浮出水面

近期的几个发展说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正开始酝酿一个温和的政改方案。胡锦涛找来一众政治局成员学习了民主执政的问题，而中央党校一份报告则建议，为了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必须考虑推行包括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以及“司法有限独立”等敏感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月二十九日进行一次集体学习，主持学习的胡锦涛强调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概念，并邀请中央党校专家讲解。政治局学习之前的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课题组发表了题爲《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改课题报告。报告建议了包括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以及“司法有限独立”等敏感内容。

胡锦涛上台以降，虽有一再在国际场合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愿，但外界对其政改思路，一直未能了解。但今年以来，胡锦涛一些言论却开始逐渐透露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些基本思维，一个政改的基本框 架似隐约可见。

简单而言，胡锦涛的政改思路大概的框架是：在现阶段先推行一些温和的措施，目的是要应付一些经济改革带出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铺路，并开始强调法律凌驾一切的概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争取时间，学晓如何在民主制度下按国际社会的常规执政，到时机成熟时，也即中国共产党由上而下都适应了民主制度后，才会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胡锦涛于今年年初曾就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指示，他当时下令要推动“学习型政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阶段政改的前提是一党执政体制，党管新闻，党管干部，党管土地，民主集中制不变；这也是胡锦涛把其政改称之为“党内民主”的原因。

对于这些改革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胡锦涛大概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胡锦涛所做的工作是，列举一些前提条件，一方面证明他在支持政改的同时，并非“中国的戈巴契夫”（推行政改导致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则尽量动员党内干部朝这些方向发展，创造有利改革的环境。

过去胡锦涛在推动一些新政时，都会遇上利益集团的牵制；一是地方在落实措施时阳奉阴违，暗中抵制；一是在通过一些关键文件时，删去一些关键字眼，加入另一些跟胡思路不符的补充说明，中和了胡锦涛路线的作用。所以，这次胡锦涛在酝酿他的政改路线时，他明显十分审慎。据台湾中国时报，二年前被胡锦涛取消的北戴河会议，有可能在今年夏季重开。其中一个可能是，胡锦涛需要开这个会以示对元老的尊重，并在北戴河争取元老支持。

另外，近期胡锦涛较大幅度提拔了一些理念跟他较接近的人出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这有利于胡锦涛在中央和地方推广其路线，争取中层和基层的支持，形成一股气势对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中央近期较高调的反腐动作，像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下台、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等消息，对一些备受腐败丑闻的地方诸侯和中央领导都有示警意味。一旦某些地方诸侯像过去一样公然针对胡路线唱对台戏，也不能排除中纪委立即高调查处这些地方诸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曾出现中央委员质疑胡锦涛路线的场面比较不可能出现。

也有分析认为，胡锦涛也十分重视军方支持其路线。胡锦涛近期晋升了十名解放军上将，外界注意到，胡锦涛这次较着重抓政治的方面，单是总政治部中成为上将的就包括副主任刘永治和孙忠同；而重要的军方单位的政治委员，像总装备部政治委员迟万春、空军政治委员邓昌友、第二炮兵（导弹部队）政治委员彭小枫等，都获大力提拔。可以说，也许是吸取了其前人胡耀邦中箭下马的经验，胡锦涛在推动其政改前夕，可谓是格外留神。

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遇上一些樽颈问题，像日益严重的徵地纠 纷等，已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稳定。所以，胡锦涛必须能在其任期内启动政改，克服这些经济发展上樽颈问题，中国才能确保其经济可以软着陆。

中央党校《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提纲 （http://gb.atimes.com.hk:82/gate/gb/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8760&Itemid=64）

•••••••••（完）

　　在郭敬明抄袭案扬天尘土中，日前有10名来自80后阵营的写作者加入“庭外审判团”，发表公开信敦促郭敬明尽快道歉，否则将发动读者抵制其作品。此举被媒体解读为“清理门户”。可见抄袭案除了引发道德、法律等层面反思外，其可能产生的市场负面作用，也正在受到关注和评估。
　　
　　80后这一概念，本身就为商业包装的产物。而在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品牌效应下，更成为图书市场一大金字招牌。近年来有多少报刊杂志和图书出版物躺在80后温床上大获其利，又有多少本来默默无闻的写作者藉此鱼跃龙门，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在80后品牌的光芒照耀下，凡是自我标榜或市场贴牌为80后的写作者，俨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如此，当被称作“80后掌门人”的郭敬明身陷“抄袭门”时，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可能不掂量将可能引发的品牌贬值及市场危机。所谓的“清理门户”，也便有着丢车保帅之意。此举说白了就是，当年大伙儿“捆绑上天堂”，如今却不必一起“下地狱”。公开信声明：“郭敬明抄袭是个案，请媒体不要误以为80年代后作家尽数如此。”这再清楚不过地传递了80后急欲与郭敬明划清界限的态度。
　　
　　80后虽为市值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一非专用商标，80后之间的争吵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比如，同样是80后作家，郭敬明等人被划入偶像派，李傻傻等人则被称作实力派。这种区别化策略，同样是出于市场的考虑。而郭敬明抄袭案，则为80后们提供了新一轮洗牌的契机。
　　
　　此次站出来签名发表公开信的，大多是80后中不那么出名的写作者，有的甚至还曾经是郭敬明的粉丝。不难看出，公开信活动还有着挑战“黄昏派”偶像郭敬明的市场地位、瓜分80后市场份额的意味。也就是说，这场公开信闹剧，非但意味着80后利益共同体的分裂，其实质还是80后争夺“市场文学”话语权的小剧场。
　　
　　随后相关新闻也证明了这一点。有报道披露，80后们的所谓“清理门户”不过是一场自我炒作，参与签名的均为一本80后杂志的编辑或作者。如此，抄袭者在被同道抛弃同时，还成为新一轮炒作的引子，而抄袭案所涉本质问题——写作的道德法规，则以“道德正确”的名义再次被送上文学市场化的祭坛。这种行为，与那些高呼“小四，我们永远支持你”的粉丝的区别，仅仅在于多套上了一块道德遮羞布。
　　
　　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人们有时反而会促使自己遵从“公序良俗”。这种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道德，或可对应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公开信以“道德正确”为名，正是这种市场自发秩序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这场“清理门户”秀还有一点点正面价值的话，或者也就在于此。
　　
　　但是，这种个体（基于利益考虑）的自发意识，反过来又凸显了市场规则缺失与社会正义不彰的隐患。因为，一些人为了追逐利益选择抄袭，另一些人又出于利益考量而反抄袭，绝非一个成熟社会的体现。80后们围绕抄袭案上演的黑白大片，再次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市场化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市场正义”却极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