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有多少人还记得文化革命呢？现在50岁以上的人还有记忆，还经历过
那一场大动荡。40岁以下的人，恐怕就只能听人家说了。听长辈们说
的可能不太多。主要是以书报杂志，电影电视上零零星星听说了一
些。由于40年来中共不允许研究和评论文革，所以中青年人头脑中的
文革印象支离破碎。更谈不上总结历史的教训。现在已是文革发动40
周年的时候，我就和大家谈谈我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和大家一起
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文化革命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逐渐发生一直到突然爆发
的过程。把它叫做文化大革命，就说明了发动它的那一批人的的确确
是想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而不简简单单地是什么夺权斗争或者被压
迫群众的反抗。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绝不是简单的，许多种因素掺
杂在其中，才汇集起来形成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动荡，改变了社
会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可以说这是一场触及了人们灵魂的大革
命。不过并没有象毛泽东一伙人想象的那样更加相信共产党的一套，
恰恰相反，是更加不相信共产党的一套了。这种不相信，就成为后来
的民主运动的起源。

那么文革起源于什么呢？往前追溯，应该起源于19世纪末和上个世纪
初洋务运动的失败。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的主流思想，就象现在的中共
所说的一样，旧的制度和旧的文化思想不用改变，只要学习西方先进
的技术。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引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以及新
出现的社会成分，和清朝末年已经腐败了的官僚体制和社会环境之
间，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矛盾。更重要的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官僚体制一
方面和新的经济结构难以互相适应；另一方面和迅速发展的世界局势
难以互相适应。这两个无法互相适应就象个给一座快要倒塌的破房子
再来上两记重锤。清朝就这么垮掉了。象其他腐朽的王朝一样垮掉
了。

垮台之后的中国人十分痛苦，都认为仅仅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不行，
还要学人家更多的东西。学习文化思想艺术等等，还要学习先进的社
会制度。清朝末年已经有一小部分人这样想也试着做了，这就是著名
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宪改派的青年们大多跟随孙中山的一派，
从事了激进的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从一开
始就失败了，没有能够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看上去象是改朝换代一
样，和西方的社会制度相差太远。

对篡夺权利的北洋政府的失望，和对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期望，
产生了两股主要的社会思潮。这两股思潮的共同点就是要全盘西化，
彻底改道中国文化，直到改道得和西方一样。这一思潮在文化革命时
期达到了它的最高潮，破四旧是它的表达方式。它的目标就是消灭所
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换上一个全新的西方现代文化。而且还要换上据
说最先进的马列主义文化，结果制造出的是文化的沙漠。

这两种思潮的不同之处，就是大部分人主张学习看上去不那么美丽动
听的市场经济下的民主制。因为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比较容易接受这
种温和的民主制。但是另外一小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则倾
向于听上去更加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希望一步登天，学习
连西方人还没有试验过的理想中的完美社会。

以当时全人类都并不太了解共产主义所可能造成的罪恶来看，这种激
进的理想完全可以理解。当他们企图建立这个理想中太完美，而在现
实中太难让人接受的社会时，他们遭遇到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市场经
济的小农为主的社会的剧烈反抗。虽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仍然艰难困
苦，得不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一派的理论家们不承认自己的理
想不对头，而把责任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上。把共产主义
在中国遭到了比苏俄更大的抵制，归罪于所谓的中国封建文化。不彻
底摧毁中国和外国传进来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社会主义的进
程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种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基本思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上的来源产生于“5．4”运动前后的有中国特
色的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认为不彻底改变、铲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就
不能实现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用他们的理论描述，
这种文化是中国的所谓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此发动文化
革命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共产党人长期的理想，而且在
40年前的5月份促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份重要的文件，《五．一
六通知》就是中共中央一致通过的决定。包括后来被打倒被整死的中
共领导人，没有人反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对此有几十年
的认同。

虽然没有人反对，但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主动提出的建议。为什
么不是由别人而是由毛泽东在这个时间提出这个建议呢？这里边首先
是有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和党内领导权转移的背景。就是说，是党内斗
争的结果。是坚持错误政策还是改行修正主义的一份政治斗争，借用
了文化革命的外壳。使这段历史掺进了复杂的因素。

大家知道19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革，而制造出来的人
祸。恰恰在这缺少食品的年代，中共为了制造核武器和军事工业，而
用食品作为支付手段，向苏联购买了大量机器设备。使人民公社大食
堂的灾难，加重并且延长了时间。所以一年的人祸造成了三年的大饥
荒，饿死人最多的恰恰是大跃进之后的两年。竟然使得人口负增长。

虽然当时的社会还沉浸在对共产党美好理想的信任之中。但现实的饥
饿和大量饿死的农民，对这种信任是个沉重的打击。谁该对这些负责
呢？中共必须找出一个替罪羊，才能继续欺骗中国人民。弥漫在老百
姓之中的怀疑和指责，可以暂时用一个谣言来搪塞。但在知识分子和
干部中酝酿的怀疑和指责，就不是靠镇压彭德怀可以封得住口的了。
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万言书，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上层精英对所谓大跃
进的错误政策的控诉；所代表的是更广大的工人、农民的控诉。毛泽
东可以把彭德怀和他的同伙撤职软禁，但还是无法推卸他的罪责。他
不得不在还剩下一点儿的党内民主面前低头，做检讨，并在党内缩减
他的权利。这就造成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另一派，或有叫
做务实派势力乘机上台。接管了过去由毛泽东独攥的大部分权力。只
是毛泽东是他们大家共同塑造的一尊神，换一尊新的神来欺骗老百
姓，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塑造新的活神仙的过渡期，全党就只
好容忍毛泽东继续先当共产主义的活神仙。

但毛泽东的性格是个不甘于失败的性格。就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忙
于政务并乘机收编行政干部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了他的新的重塑金
身的计划。他的老朋友林彪所控制的军队系统，从学雷锋开始发动了
一场制造活神仙的新道德运动。而他的夫人江青，则开始聚集一批知
识分子，从教育界和文化界入手，开始了和新道德运动相辅相成的文
化艺术界的清洁化运动。开始是以创造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为主流，渐
渐地发展到以批判所谓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已经跟中共翻脸
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毒草为主流。一步步地在精神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
革命。

由于这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共产党人几十年来的共同的意识形态
基础，所以中共的领导阶层并没有人反对，而且得到了全党的大力支
持和热情的协助。新道德运动和文化的革命甚至是五．四以后中国知
识精英们的共同目标，于是得到了几乎全社会的拥护，至少也是容
忍。从1960年的学雷锋运动，到1965年的批判封资修的挖毒草运动，
仅仅花了五年的时间。毛泽东及其一伙人就把“5．4”以来的新文化
运动，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文化
专制一面倒的配合下，垄断了八亿中国人的头脑，树立了毛神仙的绝
对个人权威。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风靡了全世界。不但给中国
人带来一场触及灵魂的大劫难，而且在全球危围内掀起一场新理想主
义的暴力活动高潮。这个暴力革命高潮一直延续到现在，以恐怖主义
的名称不断发挥它的破坏力。影响着全人类的生存，也毒化着全人类
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的有两个。

一个公开的目的就是打倒封资修的意识形态，用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
主义文化代替旧文化。减轻建立更纯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阻力。另一
个目的，是借这场运动打倒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所谓的“资
产阶级司令部”。

因此，在60年代初的新道德运动和文化批判运动的同时，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宣传的主调。
因为只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才具有最大的煽动性和杀伤力。才能达到
毛泽东的全部目标，而不是和党内同志共有的新道德运动和共产主义
文化的目标。

在60年到65年的五年中，共产党的笔杆子们创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文
艺形象，使得新道德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被推向
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做好了思想舆论准备。
到1966年初揭批封资修运动达到高潮时，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成为深
入人心的、模式化的、形象鲜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极端表现
形式有两个侧面。

一面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风靡一
时。从极端的口号退潮到固定的民众思维模式，就是维持了十年以上
时间的划分阶级成分，实行身分歧视和身分历史歧视的国家法律政
策。类似于西方的种族歧视制度，是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西方文
化。虽然80年代逐渐取消了这些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但至今仍有许
多人以这种思维模式对待人和事务。甚至有人策划推出修改了内容的
新血统论，以便操弄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重温毛泽东的一统天下的
旧梦。值得大家警惕。

另一个侧面。就是毛泽东在时机成熟时，借助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
化，把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引导到“揪出党内暗藏的阶级敌人”的现实
政治斗争中去。很轻松地达到了消灭政治对手，统一思想和队伍，加
快实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这个揪出运动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60年开始的阶级斗争运动，是以
过去的地主刘文彩为典型，把几千万早已被剥夺了财产和社会地位的
地主、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和右派知识分子，与刑事犯罪分子和政治
反抗者（就是被称为“坏分子”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外的人员）划为
一组阶级敌人。他们被称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虽然宣传配合政策法令，已经推行得深入人心了，也得到了党内精英
阶层的一致的支持。但理论的不完善，仍然会在有头脑的人们心目中
遭到质疑。这就是：按马列主义理论，这么凶恶的黑五类形成的社会
基础，谁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呢？他们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实行他们残
害人民大众的狼子野心呢？

在1966年初，毛泽东适时地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同时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疑问，完
善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毛在这张大字报中正式提出了黑五类和封资
修文化的代表，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指出：
这一小撮当权派在中央内部有一个和他毛泽东唱反调的、甚至已经压
迫了他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从此集中到了党和政府内部，并且迅速
进入了白热化。进入了发动群众斗争官员的新阶段，也就是文化革命
转变为政治革命的阶段。而且被斗倒、斗死、斗进监狱的官员的比
例，超过了任何一般的革命。它的的确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如毛泽
东自己所说的那样。但也的的确确起源于文化革命，并借助于文化革
命的表现形式。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它的准确表述，没有
背离毛泽东的新理论框架。

它确切的字义，就包括了阶级斗争和全盘西化这两种理论。同时，它
并不是改良，而是革掉了几千万人的性命，革掉了大部分的当权者。
这还不叫革命，什么叫革命呢？

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到60年代的毛泽东式的阶级斗
争理论，40多年的时间终于发展到了顶峰，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爆发
了。但是它的爆发，并不是纯粹的文化革命，纯粹的文化革命也不会
以如此暴烈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局限于文化有两个重要
的原因；一个是毛泽东集团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就利用了全党给他
树立的活神仙的地位。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人民大众之中积累了十几年
的怨恨和不满，在专制的压力减轻时，会借机揭竿而起。也就是说，
统治阶级争权的斗争和被压迫者的反抗交错纠缠，使人一时分辨不清
它的主要性质。大家都看错了形势，都有自己的自以为是的估计。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雄才大略，敢于玩弄发动群众斗官僚的把戏。这只
说对了一半儿。另一半儿是因为他也无路可走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
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三年大饥荒之后，走了一条
比较务实的、有限恢复市场经济和自主经营的修正主义的路子。既不
是与共产主义政策尖锐对立，又很快地恢复了经济。使中国社会从大
饥荒中缓过来了，并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社会动力。这条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得到了社会大众和党内官僚多数的支持。

中国人民的多数支持共产党，并不是认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
因为共产党在四十年代的口号，吸引了农民阶级的大多数和民族资产
阶级的大多数。与在城市和乡村中各占少数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
级形成的对立中，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如法炮制。
利用城乡大多数人民要过富裕安定生活的愿望为动力，获得了大多数
人民和官吏的支持。居然架空了全党树立的活神仙，在权力斗争中步
步为营地战胜了虔诚的马列主义者。

但是刘少奇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他没有纲
领，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只不过是偷偷摸摸的改良。毛派指责他们
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既形象又准确。第二个缺点是刘、邓既然和
平演变继承了毛的衣钵，也就同时承担了共产党政策的恶果。基层的
怨恨与不满，就得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倒把毛泽东的责任撇清了，使
毛泽东处于更有利的道德制高点。

这种形势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毛甘当虚君，支持总理大臣收拾烂
摊子。全党也是这样希望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接受的，60年代的前五
年也是这样操作的。而且操作得很顺利，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恢
复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快。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神化也以同样的速度膨
胀起来。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怨恨也以同样的速度膨胀起来。他们在共
产党的体系内拥有完全的合法性，他们不认为造成大饥荒等等的政策
是错误的、是执行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反倒认为是没有真正执行共
产主义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站在了这个有利于开脱他自己罪行的立场上，在党内获得了一
大批人的支持。摆脱了虚君的地位，而拥有了再次争夺领导权的资
格。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帮助他的支持者，完全控制了军队和治安情报
机构的最高指挥权。一场准备了五年的政变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爆
发时毛派掌握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而且控制了军队和情治机构。

这些条件保证了他即使放弃了第一种选择，也不会产生大混乱，不会
被外敌所利用。而且保证了他的对手不可能彻底打败他，在不败的前
提下，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的谋略。
刘、邓及其官僚队伍显然看清了这个形势，所以没斗几下子就立刻投
降了。但这回毛泽东可不要什么招降纳叛了，招也只招将官以下，不
接受统帅的投降。因为他不再相信这些背叛了他的部下，正式的说法
就叫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也确实把刘少奇及其核心成员整到
死为止。之后，再招降以邓小平为首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官
僚，来执行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50年代导致大饥荒的工农业政策，经修改之后从文革结束后的1969年
开始继续执行，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结果。

关于文化大革命谈到现在，也只是个大概。更详细的内容，有宋永
毅、王友琴等学者的资料，描述的巨细无遗，色彩斑斓，可供有兴趣
的朋友做更深入的研究，我这里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文革是为什么
和怎样出现了各方意料之外的情况，造成了欲罢不能的结果，并延续
到今天发展出各派共产党都不愿看见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运动。

文革并不是什么民主运动。而是毛泽东及其同伙假借民主运动的旗
号，达到实现一党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私货的一场专制化运
动。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是借助于民主化运动的
大潮骗取了社会的支持，篡夺了领导权之后成功的。这就是列宁主义
的实质，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集团，
扩大了列宁主义的范围。不仅打着民主的旗号骗人，而且主要依靠非
工人阶级，并团结资产阶级，打败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共产党建国前、有两千多年市场经济传统的中国社会，它的主要成分
是资产阶级、中产知识分子和以农民、小手工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
级。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因此1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中国人的观念。刘少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深得民心。这就是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障碍。

所以毛泽东就把两个力量作为发动运动的主要力量。一个是不谙世事
而又迷信权威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中共搞了几十年的学生运动，
经验丰富。如果不是最早期的学生运动参加者，几乎无法观察到，康
生的特务机关是如何煽动和操纵了北京的中学生，发起了这一场造反
运动。

但是仅靠学生闹不起大事，刘少奇的工作组差一点就平息了这一场学
生运动。这时老毛亲自出面支持中学红卫兵，同时又用《炮打司令
部》的大字报支持大学造反派。并号召把运动推向社会、推向全国。
这就动员起了毛泽东希望依靠的第二支更为庞大的力量，被压迫而又
有怨有恨的社会底层，特别是容易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以及各机
构的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这些力量的动员，才真正打败了刘少奇所控
制的官僚体系。

在破四旧达到意识形态目标后，毛立即号召学生红卫兵全国大串连。
并且明明白白的指示说；大串联就象长征，是革命的播种机。而且战
火也确实蔓延到了全国的各个领域。这时，刘少奇徘徊在老毛的门口
几天想讲和，老毛也不理他了。大局已定，善后处理只是时间问题
了，棋局已进入了收官阶段。毛的目标是置刘、邓这一批叛徒于死
地，决不做东郭先生。然后用更纯洁的、便于指挥的人马去完成他的
共产主义理想。

但计划出了意外。首先是最有胆量造反的那一批红卫兵也最不听话。
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和江青发动文革的目的并不纯洁时，造反的对象就
上升到了毛本人的集团内部。这一部分没什么经验也没多大社会基础
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好对付。反反复复，直到一年后用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的阴招儿，才把他们彻底解决。

更难对付的是社会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造反。他们争取的
是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利益，触及的也是共产党的基本权力和利益。而
且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愿望。给予更严厉的镇压和瓦解
仍不能平息。从一开始打着毛皇帝的旗号奉旨造反，一直发展到林彪
企图打着下层人民的旗号造毛泽东的反。使毛泽东本人也感到了无能
为力，感到了社会对共产主义倒行逆施的反抗，感到了他的理论的欺
骗性的有限。感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百姓的难以抗拒的吸引
力。这就是他虽仍坚持己见，又不得不请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的真正
原因。

文革由毛泽东打开了“造反有理”的潘多拉的盒子。虽然瑕瑜并存，
千奇百怪不可能统一定性，但赋予了人民造反的合法性，并不是毛泽
东和共产党所希望看到的。文革中失败的奉旨造反留下的精神遗产，
有奉旨的一面也有造反的一面。

后人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就产生了四．五天安门运动，78年
的民主墙运动和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的海内
外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中共歪曲文革历史、禁止谈论文革的原因，
正是害怕被文革意外惊醒的人民造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最终将导
致一党专政的崩溃。

（于2006年5月12/20/24日。部分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原载《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

    蔡卓华弟兄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牧师，是北京市海淀区坡上村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同时他还带领另外几个家庭教会，他是一个杰出的传道人。多年来，蔡卓华弟兄一直坚持着将《圣经》等属灵刊物发送给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为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因此他在2004年9月13日被抓了，后被判有期徒刑3年，目前在监狱里为主受苦。

我认识蔡卓华弟兄是在9年前。1997年5月25日我在第一次为主坐牢从牢里出来的当天，我的妹妹就向我提到蔡卓华弟兄，说蔡卓华弟兄在我坐牢期间帮助过我们。几天后我见到了我多年的主内弟兄华惠奇，他再次向我提到了蔡卓华弟兄。经过华惠奇弟兄的安排，几天后，在永定门外铁道边上华惠奇弟兄生产镜框的小作坊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蔡卓华弟兄。蔡卓华弟兄，当时26岁，长的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

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谈了我们的一些经历。我谈到了我的这次坐牢，90年代初家庭教会还不是很多，把我们的家庭教会的情况写成文章告诉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引导其他弟兄姊妹也在自己的家中办家庭教会，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在1994年我们写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1995年，因为这篇文章，我、刘凤钢、高峰被劳动教养。

蔡卓华弟兄谈到了我们坐牢后他们的一些经历。我们被抓后，华惠奇弟兄不得不到外地农村躲了一段时间。华惠奇回到北京后，就与蔡卓华弟兄、傅希秋弟兄一起为主做工。他们请我们家庭教会的老姊妹王美如在房山找了地方，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好几个省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圣经。几个月后，这个圣经培训班被公安局查封了。因为面临被抓，华惠奇弟兄和蔡卓华弟兄不得不又到外地农村躲避了一段时间，傅希秋弟兄还不得不通过香港流亡到美国。

蔡卓华弟兄还向我谈到，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为主做工，回到北京以后，他们开始给各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发送《圣经》，有时通过邮寄的方式，有时还要亲自送去。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中国的基督徒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只有在三自的教堂里才能买到《圣经》，而三自教堂多在城市里，很多农村没有教堂，很多农村的弟兄姊妹们，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缺乏《圣经》，蔡卓华弟兄就是给这些弟兄姊妹送去《圣经》。他所做的工作是弟兄姊妹需要的，他所做的工作是上帝喜悦的。

以后我和蔡卓华弟兄经常有一些联系，我知道，他在一边给弟兄姊妹送《圣经》等属灵书籍的同时，还带领坡上村的家庭教会和另外几个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是在星期天，这天我也要在我家带领一个家庭聚会，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参加过他们那里的聚会。只是有一次，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多义沟村家庭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北京时，我和这个弟兄去了他们那里的家庭教会。

多义沟的家庭教会是一个著名的家庭教会，在90年代初他们就有几千人在一起聚会。1992年6月18日公安人员用推土机推倒了他们的教堂，拿走了他们的财产，抓走了他们的弟兄姊妹。郑元苏弟兄被判了12年，四十多名弟兄姊妹被关了2年以上。在1994年，我们曾帮助过那里弟兄姊妹。

2002年，多义沟的弟兄来北京，对我说，郑元苏老弟兄年龄已经很大了，因为坐牢多年身体也不好。他这次特意来北京是希望北京的弟兄姊妹帮他们一个忙。郑元苏老弟兄一生为主做工，他曾经创作了一些属灵的歌曲，弟兄姊妹们聚会时经常歌唱。多义沟弟兄姊妹们很想把这些歌曲以歌本的方式记录下来，可是农村的弟兄姊妹不懂乐谱，不会记录。他们用磁带把这些歌曲录了下来，带到北京，希望北京的弟兄姊妹帮助把乐谱写出来，并整理成歌本。我想到了蔡卓华弟兄，我听说他们的那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在音乐方面有很好的才华，我打电话给蔡卓华弟兄说了这件事，蔡卓华弟兄一听就很高兴，表示一定会帮助多义沟的弟兄。

按照电话中的约定，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坡上村的家庭教会。我和多义沟的弟兄一下公共汽车，蔡卓华弟兄弟兄就在车站等着我们。我们参加了他们聚会，他们聚会的房间比较大，人也比较多，这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中，坡上村的家庭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聚会。而且多是年轻人，很多还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坡上村这个地方离北大、清华等高校都不远。聚会结束后，蔡卓华弟兄请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吃的饺子。一起吃饭的，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姊妹，他们懂音乐。以后在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写出了乐谱，编好了歌本，多义沟的弟兄姊妹们一直很感谢他们。

2003年10月，刘凤钢弟兄被抓，11月我和张胜其弟兄被抓，后来我们被分别判有期徒刑3年、2年、1年。原因我们写了三篇文章，《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说的是辽宁省鞍山市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李宝芝聚会处的弟兄姊妹被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后被劳动教养；《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说的是浙江省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教堂被炸、被拆毁，弟兄姊妹被办学习班；《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辅音被警察盘查的经过》，说的是北京市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传福音时被抓。

2006年1月30日，我为主坐牢2年多，刑满释放。出狱的当天，我就听接我出狱的张胜其弟兄说，蔡卓华弟兄也坐牢了，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也就是印刷印制包括《圣经》在内基督教书籍，50余种，20多万册，蔡卓华弟兄和我们一样又是一个明显的冤假错案。

我坐牢期间，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主一直与他同在，使我能在监牢狱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平安地度过了这2年。现在蔡卓华弟兄在牢里为主受苦，刘凤钢弟兄也在牢里为主受苦，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牢里为主受苦，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同时也要为那些侵害我们宗教信仰权益的人祷告，使他们也能早日接受主，早日认罪、悔改。

作者声明：本文凭记忆草成，所涉言论未与当事人核实。后果由笔者承担。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周年，但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仍有两大悬疑未能“结案”：其一、对整个事件的结局起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1989年4月25日的讲话中，是否存在“杀人”的内容？

其二、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一、赵紫阳是否读过《八九民运史》？

带着这两个问题，2006年5月24日，在江棋生先生的引见下，我们敲开了宗凤鸣先生的家门。宗先生与赵紫阳同乡，而且同庚，是经组织默许，陪伴赵度过下台后的囚禁岁月，并将其信息达于外界的不可多得的知情人和见证人。令我意外的是，虽然身为如此特殊的角色，肩负着难以想像的重大使命，也多次遭到组织警告，但宗先生的脸上，却没有留给人一点风霜感。他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即使面对陌生人，仍然言谈自若，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轻松活泼的。这一状况，使怀着“抢救”之念前来的我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它证明，此前关于宗先生心脏病手术后身体状况恶化的传言，是不确实的。

为打消宗先生可能存在的戒备，也作为一种自我介绍，我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知道赵紫阳先生对于《八九民运史》的意见？我听海外有传言说，他读过的这本书上，画有“一百个问号”。您是否听说过他对这些疑问的说明？或在他家见到过这本书？

宗先生的第一反应是颇感突兀，但紧接着便是茫然，他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他既没有见过这本书，也没有听赵紫阳谈论过这本书。

那么，海外传言是否不真实呢？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有另一渠道的朋友证明，赵的那些问号，并非全部代表“不同意”，有些是表达他的“不知道”这一意思的。而从我本身来说，也可以感到，赵通过宗凤鸣、杨继绳诸位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和意见，有些是针对《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的。譬如，赵是否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赵是否在1989年初已经失去邓的信任，权力不稳？……前一个问题，可能因吴江的《十年的路》流传较广，大部分人也认为赵是针对吴书提出的辩驳；但后一个问题，似乎还未见其他公开议论。在笔者看来，既无公开议论，似乎也没有公开澄清的必要。既然他多次强调此事，说明他注意到《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问题。如果确有其事，而宗凤鸣先生不知道也是真实的，这祇能说明，赵紫阳先生的事情，有些是藏在心里的。去年初，在赵紫阳逝世悼念活动中，海外媒体曾报道说，赵紫阳临终前，曾向前往看望的李锐先生问及宗凤鸣、杨继绳二先生的境况，以及他们的书是否出版，当李锐先生回答他，他们的境况还好，书已经出版时，赵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笔者曾打电话向李锐先生核实，李先生说确有其事。当笔者问到，赵的这个“放心了”，据您看，重心是放在前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先生的书已经安全脱险，放下了他内心的最后秘密和寄托？还是放在后半部分，即针对宗杨二人处境的关心？李锐先生果决地回答说，是后者。

如果以上判断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赵紫阳那里，还有尚未被挖掘出来的有价值资料呢？我和棋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探秘的心理，来叨扰宗先生的。

在我和宗老又扯了一些其他事情后，棋生抓紧时间，提出了计划中的第一个问题：宗先生，您是否知道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中，那个关于“不惜以多少人的生命换取二十年稳定”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此话是王震所讲，您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宗先生的表情说明，对于此事，他是胸有成竹的。思索片刻，他说，他也听到过这种传言，但没有听到过来自组织系统的传达。我接着问，您是否听赵紫阳提到过，他在朝鲜接到过邓的“四。二五”讲话？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反复说，赵接到的、同意的是传达的邓的讲话，而不是“四。二六社论”的征求意见稿。于是，我又问：“那么，赵是否讲过，他看到的邓的讲话，是否有关于‘杀人—稳定’的内容？”

“没有！”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邓小平“快刀斩乱麻”讲话真伪追踪

宗先生承认，他是第一次接见像我们这样，怀着专题研究的目的，前来采访的人。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兴趣，宗先生反问我，对这件事情的调查有什么结果？我简述了我访问于浩成先生后得出的印象，回答是：“极有可能。”

据信，于浩成先生是国内人中，用公开署名文章透露出邓小平“四……二五”讲话那个细节的第一人。在《五四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见《北京之春》2001年7月号）一文中，于先生说：（《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以后，特别其英文版先行问世以后，曾有一些人对书中编入文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信口雌黄说该书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场民运的人都确定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们的记述与当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读该书时原来曾对两、三处地方产生疑窦，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也都打消疑问，我就释然了。例如：一、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先行播出后，笔者即听说社论为根据邓小平在家中听取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时的讲话所写的。据说他在讲话中说了“不惜打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这样的狠话。此话当时流传甚广，许多人都听到并在一起议论过。但笔者于一九九九年来美后却听到有人说此话非邓所讲，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后来偶然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评传》（作者郑义，与写小说《老井》的旅美作家郑义似非一人，但笔者并未向郑兄本人问过），书上有一段说：“二十六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中共支部书记大会，市长陈希同在会上传达邓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称学生背后有后台、有黑手，要快刀斩乱麻，这位八十五岁的中共总舵主说‘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万人，也要控制住局势，赢得二十年的宁静……’”（引自郑义：《朱熔基评传》，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邓小平是否亲口说过此话，笔者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因为将学运定为动乱的错误定性，不惜动用军队血腥镇压的错误决策以及以后中共当权派及其追随者为“六四”大屠杀一再辩护的“杀人有理”论，其源头均出自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他的这句名言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我们不怕打核战，中国即使死了三万万人，我们总还有一半”（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六万万人），可以说是先后辉映，永垂史册。此话彻底暴露出邓小平堪称继希魔、斯魔、毛魔之后的另一杀人魔王的狰狞面孔。……

……正是由于邓小平此次讲话特别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中国六四真相》后，首先查看在邓的讲话中有无那句名言，翻阅一遍后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句名言在两版本中均付之阙如。后来笔者根据自己过去参与文件制作的经验终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书们在整理会议原始记录，形成正式文件时往往要经过整理加工的步骤，有些不适宜保存的词句，在秘书加工或交呈给首长最后核发时极有可能被删掉，邓的这句赤裸裸的杀人狂言，想必是由于有损邓大人的光辉形像而被略去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并不少见，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话多年来在大陆法学界流传甚广，但一直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因此大家在文革结束后批判这一观点时祇能含糊其辞，说它是一个权威观点，而不敢举出毛的名字，后来有人告我，毛此话出自他于一九五九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但在《毛泽东文集》按年代先后出版后，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无着。看来也是在出书时被编者出自“为尊者讳”的考虑而删除了。笔者来美后有一次读到《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其中收有丘宏达：《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学的发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广东出现一篇有趣的红卫兵文件：《彻底打碎封建、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的法制》（[反彭罗黑线]广州市政法机关干警反彭罗黑线斗批改小组编辑部编，第二期），文中说毛泽东说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见，毛确实这样讲过，许多人也都听到过，绝非以讹传讹，但在正式文件中却不会找到。

由于信息的阻隔，我事先并没有读到过于先生这篇令人信服的分析文章。为求证他的消息的可靠性，我早就打算访问于浩成先生。今年春节后，大规模“沙尘暴”初过的第一天，天空依然灰黄，空气中还带着浓重的尘土气息，仍是瘫痪的母亲“不宜出行”的日子，经于先生和我的一位大朋友牵线，我抓紧这个空档，拜访了归国定居的于浩成先生。

我问于先生：您当时是听到了关于邓小平“四。二五”讲话的传达吗？

于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已经被撤销职务，所以没有听到那个内部传达。但公安部系统确实做了一个传达，有这个内容。他当时也不敢相信。后来又有人说，这话是王震讲的。后来他在美国，看到一个香港记者，与郑义同名同姓但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郑义所写的一篇文章，说了这件事，是陈希同在北京市政府传达邓小平“四。二五”讲话时传达的。……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上述那篇文章，说了自己当年听到的事情。……

从于浩成先生的文章和谈话，我们得以知道，至少有公安部和北京市委两个单位在内部传达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就是说，消息源不是一个。就此，我们可以排除“孤证”的忧虑……

帮助我们判断那一事件真实性的另一个理由是，于先生或郑义的文章出来后，至今并没有出现反驳或更正的声音，也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过此事。可见是有这件事的，祇是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口，所以没有见于文字。

不过，我还有一点感觉蹊跷之处，就是这句话的对仗结构。于是，我又问于先生，邓的原话就是“杀20万人，稳定20年”吗？这个数字是不是……？

于先生说，他也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对称的数字，但有这个意思。

宗先生的观点也一样，他认为即使有，也不会传达。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即使当日的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看到的邓小平“四。二五”讲话，也不是原话！而更大的问题是，一个连自己都不敢向下传达的“狠话”、“病话”（参见陈小雅《邓小平用兵探秘》，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21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2003年6月，纽约），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国大党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精神”或“准则”，这不是专制制度的罪恶又是什么？！

三、杨尚昆立场突变，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在一番漫谈之后，宗老说到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几乎赵提出的所有动议，在邓那里都是“完全同意”。我们也顺势向宗老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邓小平在十三大前后已经决定，将军权交给赵紫阳，按照赵紫阳自己的说法，他在访问朝鲜之前，邓还提出过，要他接掌军委主席职务，那么，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军队（执行权）转到了杨尚昆手中呢？

宗老的回答是，赵紫阳认为自己责任太重，忙不过来，所以不接。

于是，我进而问他，赵与杨对外都一直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极好。那么，他们之间在权力问题上，是不是存在某种默契？祇要杨不倒，赵就有翻身的机会——宗老不悦地说，他没有听说过。我又将这个问题换了一个角度问：在整个事件中，杨尚昆由支持赵紫阳的开明路线倒向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路线，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交易？

宗老的神情更茫然了。随之，他又反问我听说过什么。

其实，以上论题的提出，是根据三条信息成立的：其一、1989年5月16日晚，听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朋友说到“赵万杨联手倒李”的传闻。

其二、第二天，在市面上公开提出的新口号却是“打倒邓李杨”！有人说，杨尚昆成了当代袁世凯。其三、有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子弟透露，杨以支持邓的戒严措施，换取了邓小平对杨白冰在军中地位升迁的承诺。整个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方案，都是杨与邓交换的条件。

我取得第三条信息的时间，正好是大陆公开在电视上播出杨白冰签署戒严令的镜头之后。地点在美国。

宗老的表情显示，他认为外界把这些问题复杂化了。他强调了赵是一个很“纯正”的人，就像“青年学生”出身的人一样，纯洁，纯正……

这是他的亲身感受。凭我对宗先生人品的信任，凭我们有理由采信一个与赵有着几十年共事经历，与他有着十几年密切交往的见证人的证词，在此，我们似可以排除，杨的突然转变与赵的所谓“谋略”的干系。但是，邓和杨是否存在幕后交易，还有待验证。之后，我们又谈到邓末年对待杨的态度。

宗先生认为：邓晚年和毛晚年一样，毛害怕百年之后有人翻文革的案，邓则害怕身后被人翻六四的案。所以，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南巡”，重吹改革的春风，改善形象；二是处理那个最有可能，有力量翻六四案的人——杨尚昆。以江的实力，邓肯定他压不过联手的“杨家将”。所以，邓在身前，一定要解决杨家将的问题。

四、卸任后的赵紫阳是否“轻松”？

在拜访宗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因近日江湖风波，偶聚在朋友家中。在摆清了各方的情况后，大家很快便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我们也就用“责任伦理”评价赵紫阳问题爆发争论。我认为，外界所说，赵以辞职反对镇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理由是，第一，他从未提出过辞职申请，而是在“戒严令”宣布后无法执行，他也恰好修满“三天病假”之后仍然去上班；第二，他从未有批评镇压的言论。而事后他的轻松态度，表明他当时的抉择，有卸担子的成分。

但是，在赵卸责后的心情是否“轻松”这一问题上，我的看法遭到了强烈反对。大家认为，赵的心情，不可能是轻松的。这样的理解，是政治上的幼稚……。而我，则认为大家没有注意到，在宗先生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书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杨得志总参谋长曾对我说：“六四”事件后，批赵紫阳的会议，他参加了。他说：赵紫阳一定很痛苦。……但在我见到赵紫阳后，却看到他谈笑自若，我没有感到他有痛苦的神情。（335页）

拜访宗老时，我重提了这个问题。宗老证实，他所见到的赵的日常心态，确实是轻松的。这的确是罕见的。他的解释与许多人一样，认为那是，赵紫阳对历史对人民“问心无愧”的证明，那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我相信，如果在民众中进行投票，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观点的，可能祇有“千万分之一”，或者更少。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必要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一则是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一个头绪，二则是因为我有一处怎么也想不通的地方，在此提出，以供评论：这件事，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老爸老妈住院病危，兄弟几个就治疗方案争持不下，那位“孝子”的方案被否决了，兄弟几个的方案，孝子又“执行不了”，（1989年5月17日，在讨论戒严问题时，赵紫阳的表态。见《中国“六四”真相》。）结果是老爸老妈也被治死了。在这个时候，人们攻击这个孝子，说事情全是被他搞糟了，这个孝子即使万念俱灰，心情也不可能是轻松的啊！除非他认为，不论怎样，反正老爸老妈也免不了一死，祇要没有死在我手上就行了。如果这样，他的确可能怀有轻松的心情。但这样一来，他可能也称不上什么“孝子”了。……一个政治家，面对人民遭受的屠杀，历史的大步倒退，如果依然能够怀着轻松自如的心情，那固然也算是一种“修养”或“境界”，但不可能同时也是“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我认为，我们有很多的评论家，也不乏对于领袖的忠诚与对人的忠厚，但他们是否在把眼球目不转睛地聚焦于领袖——“孝子”的时候，早就把老爸老妈——人民的生死抛到脑后去了呢？

请原谅我的刻薄的比喻。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如果对领袖不刻薄一点的话，很可能就是对人民的刻薄了。当然，这个问题仅限于意识到它的人。对于意识不到者，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后，我还向宗老求证了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是不是去打了高尔夫球？以及和谁去打？议论了什么事情？赵紫阳对陈小鲁在1989年初香港刊物上发动“倒邓保赵”运动究竟是什么态度？等问题。宗老诚恳地说，他没有听赵提到过这些事情。由此可见，赵紫阳对外界的猜测和陈希同报告中的一些指控，是有选择地进行了反驳与澄清：如自己到底有没有智囊团？老邓对自己是否信任？自己是否有意出卖胡、邓？等等。至于那些没有反驳，又从未提起的事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祇能留下一些空间，供后人去“瞎想”了。

我们告别出门的时候，宗老显得有一点意犹未尽。大概是因为他没能解答我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怀着歉意地解释说，自己祇是想充当一个帮紫阳与外界通通气的人，并没有对一些专门问题展开研究，因此很多事情也没问过紫阳，希望以后能多交流。

我认为，不抱成见，无做秀意识，怀仁厚之心，实述所见所闻，正是宗凤鸣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研究者，如果要他在“一个宗先生”和“十个满脑子自己的模式和成见”的人之间选择，我想，人们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前者。他的人格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赵紫阳这位历史人物的距离。所以，我对宗先生说：“您是不可多得的见证人！”

（2006年5月31日于北京）

2003年SARS危机中，中科院院士钟南山曾被中共官方钦定为英雄，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

2006年5月8日，钟南山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飞车党抢了。

在中国，当街抢劫是常见的刑事案件，如若没有人身伤亡，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很低。然而，在特权中国，院士兼抗炎英雄的当街被抢，自然就变成了要案，马上引起广东省、广州市有关官员的高度重视，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亲自批示，要求”尽快破案”。于是，广州警方迅速出动上百警察参与破案，组织海珠、天河、白云、荔湾区等分局的刑警，共同对全市的二手电器市场、电脑市场、旧货市场、典当行等进行严密布控。与此同时，警方还悬赏2万元奖励提供线索者。所以，仅用十天就抓住了罪犯，真可谓神速破案。

本来，如此神速的破案，钟南山应该满足这种特权化的法律保护，但他偏偏不满足于被动地享有特权保护，还要主动地利用他的名人身份及其言论特权来为制度性歧视张目，以自己被抢的切身体验来为已经被废除的恶法鸣怨。6月13日，在一个传染病研究会议上，钟南山借回答媒体提问的机会，一边感谢政府及其警察的神速破案，一边对所谓”无业游民”发出恶狠狠的诅咒。他认为，中国治安问题的严重出在外来游民，建议恢复已经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他说：”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他甚至说：”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在特权化的中国，政府官员可以不受限制地滥用公权力，社会名流也可以不负责任地滥用公共话语权。钟南山拥有院士这一中国最高的学术头衔，又在抗萨中一举成名，他就自以为有权滥用其社会名流的名誉资源及其高于一般人的话语权，以自己当街被抢的遭遇来见证治安状况的恶化，提出”乱世用重典”的药方，公开为已经废除的恶法招魂。在这位特权化精英兼抗萨英雄的身上，四溢着毛泽东时代余毒–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观念和阶级斗争意识。他的道德傲慢亵渎了权利平等的人权意识，他的自以为是表现为对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反动，他表达起中心城市精英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性偏见竟然那么地理直气壮！在阶级斗争早已远去的时代，也在胡温政权高倡”和谐社会”之时，他居然呼唤那种咬牙切齿的”敌人意识”，重新用”好人”与”坏人”的划分来支持恢复践踏人权的苛政，这与毛时代的阶级划线没有实质性区别。

在人权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中国，一直以来，权势者可以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权无势者却处在资源匮乏的窘境之中，即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极为强烈，也无法获得哪怕是相对公平的份额。而造成极少数通吃而大多数受损的极端社会不公的深层原因，不是先天的能力和智商之差别，也不是道德上的贤愚之分，更不是前者勤奋而后者懒惰，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权利上的绝对不平等–权贵阶层几乎占尽所有权力和资源，而平民阶层则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源。

即便如此，中共政权仍然觉得对弱势群体歧视得不够，还要制定恶法来加以管制，户籍制及收容遣送办法就是这类恶法的代表。孙志刚案导致了厉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既是孙志刚用年轻生命换来的结果，更是中国民间长期努力的结果。难道钟南山真的不知道”收容遣送”是多么邪恶的制度，中国人、特别是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为此付出过多么惨烈的人权代价！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早已进化出如下普世规则：维护国家主权也好，维持社会稳定也罢；促进经济发展也好，打击犯罪、整顿治安也罢；都决不能以牺牲基本人权为代价。那些必然会侵害人权的立法，只能违法普世规则的恶法，即便效率再高，也必须予以废除。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所言：”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此之谓也。保障基本人权就是实现公正，非但不会导致天塌地陷，反而是人类社会得以保持良性秩序的关键。

难道这位院士连这点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都不清楚！

中共执政后，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实施歧视性户籍制及收容遣送。这两大恶法赋予了专政机器及其执法者以巨大的”合法侵害”的权力和能力，使之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国人的基本人权。比如，在孙志刚惨案中，酷吏和暴民借助于恶法的保护，不仅限制人身及迁移的自由，也不仅损害被收容者的经济利益，更是肆意践踏个人尊严和生存权利，以至于，将活脱脱的年轻生命虐待致死。在此意义上，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认为”自由高于金钱、甚至高于生命”，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对自由权利的法治保障和伦理认同，不仅是每个人追求自身福祗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得以具有稳定秩序和不息活力的基础制度。自由优先和权利平等的人类正义，不但高于任何政体和法规，而且高于任何具体的世俗化利益–无论这利益是政权利益和国家利益、还是权贵利益或多数利益。这一普世正义是善待人性的良性政体及其法治必须遵守的原规则。

人的自由权利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其中任何一项权利的丧失，就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户籍制及其收容遣送制度，表面上看只涉及人身自由、迁移自由和择业自由，但在实际的管制行为中，弱势的个人所面对的是可以任意侵犯人权的独裁政府，所以，就导致了对一系列自由的践踏，特别是对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收容遣送对象而言：

1，迁移及择业的自由被限制甚至剥夺。

2，在个人权利遭遇侵犯时，无法为自己申辩，即便申辩了，也基本无效。

3，被收容者在公安局里申辩无效之时，由于中国没有独立司法和言论自由，受害者也就得不到司法救济和舆论救济。

4，被收容者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改革以来，虽然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他们却要为一点点可怜的迁移和择业的权利而向城市管理者交纳额外的”权力费”。农民要付费办理各种证件才能在城市打工，被收容者要交纳足够的”赎身钱”才得以走出收容所。在收容遣送废除前的中国，仅仅办暂住证一项，进城打工者就要每年为”恶法”付出总计高达144亿元的巨额费用，已经足够惊人；如果再加上对无证者的罚款和被收容者付出的”赎身钱”，农民工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更为惊人。

5，收容遣送的恶法赋予了执法部门及其执法者以”合法腐败的权力”，即借公共管理之名行牟取部门及个人的私利之实。如果办不起暂住证就必须面临被收容遣送的风险；如果被收容而又付不出”赎身钱”，被收容者轻则是强迫劳动和长期关押，重则是遭受毒打和虐待。

6，人身自由惨遭践踏。孙志刚案证明，收容遣送制度对人权的野蛮践踏，不仅是肆意践踏人身自由，甚至就是剥夺掉个体生命本身。

由此可见，公民权利的匮乏，恰恰是导致民众利益严重受损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公正这一无价公共产品奇缺的制度根源。中央政府制定的一项恶法，就会导致了地方性恶法的泛滥成灾，被强制限制人身自由的群体无限制扩大。比如，根据1982年的国务院发布的收容遣送办法，各地政府陆续制定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多达191个，被收容对象也逐渐扩大，由流浪乞讨者和无家可归者扩大到农民工群体，再扩大到无身份证、工作证、暂住证的人，再扩大到涉嫌卖淫、嫖娼、吸毒的人。

无论是高度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还是中等水平和不发达的地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中国的收容所，与其说是”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救济之地，不如说是被收容者的地狱。而摆脱这一地狱的最佳方式，绝非乞求高官的干预性保护，而是民间的自发维权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要求废除”收容遣送”的呼声从未间断且不断高涨。孙志刚案以极为惨烈的事实再次凸现出：每个人生而自由，制度保障的平等权利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关键前提，不仅涉及到狭隘的经济利益，更涉及到人的尊严和生存的权益，涉及到与每个人都生死攸关的社会公正。所以，中国弱势群体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等待并乞求某个明主清官的开恩，而是通过自发的公民维权运动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正是孙志刚之死引发出强大的社会舆论与民间维权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才最终导致了这一恶法的废除。

钟南山院士为恶法招魂的言论再次说明，在当下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通向自由之路的坎坷，争取人权保障的制度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对基本人权的敌视和漠视，不仅来自独裁官权，也来自被收买的御用精英。更重要的是，官权的敌视在道义已经破产，无法赢得民间的认同；而精英们的敌视却具有华丽的包装–名人效应、伪学术、伪民间的包装。所以，与官员们的标准官话相比，精英们对公共事务发言就更容易赢得愚昧者的认同，从而拥有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比如，前几年的”余秋雨热”，9·11后的”超限战热”，近两年的”朗旋风”和”狼图腾”……都曾在民间拥有大量”粉丝”。此次钟南山为恶法招魂的言论，也有不少网民跟着叫好。比如，有网民发出”钟南山，你是真正的英雄”的帖子（作者：村庄里的都市，『关天茶舍』提交日期：2006-6-27）。

换言之，中共用政绩合法性来弥补其道义合法性的流失，不仅在经济上为独裁政权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巨大资本，使之可以在国内花钱买稳定、在国际上花钱买政治支持，而且造就了一个由富豪和御用精英组成的名流阶层。这些人利用其名人效应帮助官权进行新的愚民灌输，可以说，他们对现政权的最大作用在于：”替官权出头”–公开说出官权想说而不愿说的”脏话”！

由于权力在官府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中共政权及其官员的精明在于：他们在”干脏活”时，大都采取只作不说的秘密警察方式，”干脏活”的官员很少公开”说脏话”。如果一定要说，也要采取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或让具有学术兼民间的外观的御用精英出面，或让读者来信、网民言论来扮演民意。比如：

党魁胡锦涛不会说：”民主是毒药”，总理温家宝也不会说”我们就是要专制仁政”，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推进”民主”挂在嘴边。胡锦涛访美时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一连用了十多次”民主”，并在回答提问时声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但在毫无民主的独裁中国，北大教授潘维敢于公开批判”民主迷信”，清华大学国情所研究员康晓光也敢于公开提倡”王道政治”和”专制仁政”；在《人民网》的”网友之声”栏目中，也经常出现大肆诋毁民主的帖子，最极端的诋毁甚至高呼：”民主是毒药！”。

2000年，江泽民政权整肃自由知识分子，官方明明要把著名自由主义者刘军宁先生清除出社科院，但出面批判刘军宁的舆论造势，不是出自中宣部的笔杆子，而是出自某研究生给《光明日报》的读者来信。

近年来，中国的重大矿难频发，动辄几十人、上百人遇难，引起国内民意和境外舆论的强烈关注。面对国内外的不满和批评，官方大都以经济不发达来为自身的失职辩护。但在谈到矿难的制度原因时，任何一个官员也不敢像何祚庥院士那样公开说：”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甚至说出冷血之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今年年初，中共官权在借袁伟时文章来整肃《冰点》周刊的过程中，明明是中宣部的指令和团中央的执行，却偏偏要收集大量网民对袁文的不满作为民意理由，复刊后发表了批判袁伟时的长篇文章，其写手也不是来自中宣部而是找了个社科院的所谓”专家”。

今年两会前后，在搁置《物权法》提交人大审议的问题上，明明是胡锦涛政权的政治左转的大气候所致，但中共高层决不会自己公开出面，而是让一位北大教授上书中央，并妄称这位教授的上书代表着民意。

显然，钟南山也是在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来”替广东官权出头”。众所周知，当年，对温家宝宣布废除”收容遣送”的最大反弹，恰恰来自广东官权及其警方，他们甚至用任由治安恶化的不作为来表达不满。然而，如果公开为恶法招魂的人，不是被抢之后的钟南山而是广东的某位高官，那么，不仅会引起民间舆论的更大反对，而且对公众的迷惑力也将大大降低。

在愚民的意义上，钟南山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和毒性！

2003年6月30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7月3日）

又到了酷暑炎夏，持续的高温，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打开报纸、电视，最醒目的版面、最扎眼的镜头总是娱乐，除了娱乐还是娱乐，不光足球是娱乐，“梦想中国”、“超级女声”等形形色色的选秀是娱乐，明星闹绯闻、生孩子是娱乐，绝大部分社会新闻也都被媒体一样处理成了娱乐，比如民工讨不到工资要跳楼，比如官员腐败被揪出来，比如发生什么刑事案子……在我们的新闻中常常都逃不了被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材料。我记得有一阵子河北有个贪官李真倒霉，媒体一天到晚做李真的文章，李真简直成了娱乐明星，他的狱中自白厚厚的一本，也成了畅销书，据说买书的多为未倒霉的官员。我们的娱乐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娱乐，我们的公共生活本身完全被娱乐化，我们释放生命能量的方式似乎只剩下了娱乐，娱乐之外几乎都是此路不通。

也许有人会追问——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到底是如何塑造出来的？说来其实也简单，因为除了娱乐，其他都是不允许的，那就娱乐吧，人要活下去，如果连娱乐都不让，也这个社会可能一天都运转不下去。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妙文，个人以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文字之一，虽然这仅仅是关于卡尔维诺《做起来》的读后感，其中最精彩的是括号中的点评，凡是还保持着正常思考能力、人性尚存的中国人，一定都能为这样的文字所震撼，引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文不过千字，先抄在下面：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常规的三脚猫游戏有三种：吃，麻将，色情。偶尔的就比较多了：超女，馒头，足球什么的）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纪德《访苏联归来》：“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是苏联吧？可是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国家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是以前的某一天，今年的某一天，还是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政府不喜欢老百姓聚集，老实说，是有点害怕他们聚集。）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传令官不敢一个人单独来，来的是一群）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奴役的惯性。）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孙隆基《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一位从事中国研究、喜欢结交中国人的挪威女士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中国家庭，从大陆移民到美国之后，长期以来注目的只是买房子、购车子，搞物质生活，从来也不去参加在国内时不能参加的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未有机会接触的书籍。）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以前在游戏中找自由，现在不同了，可以自由地做游戏。）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愚蠢的官员，不知道留个出气孔。看来之前的“开禁”是假的，老百姓继续玩尖脚猫是明智的，他们见识了太多类似的虚假承诺。随时可以开禁，随时可以禁止；一会儿五十年，一会儿变成一百年。）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人民一定死得更多。）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连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也不容易得到。）
　　卡尔维诺的寓言本身虽然精妙，但如果缺乏这种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读来也会觉得稀松平常，这位意大利作家绝对想不到，他虚构的几百字小故事，在我们读来竟有惊心动魄之感，他仿佛代表一个咽喉被卡住的东方民族说出了心里话，他点破了强权控制之下人类最无奈的悲剧命运。当我们只拥有娱乐的权利，每天面对娱乐节目的时候，我们玩的正是小镇上的“尖脚猫”游戏，我们能做的就是誓将“尖脚猫”进行到底，“尖脚猫”就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有人在“尖脚猫”之外寻求新的东西，那一定是大逆不道，一定要予以严厉处置。“尖脚猫”可以概括这个时代的全部内涵，“尖脚猫”照见的决不只是这个社会的影子，而是真实的面目，是我们难以摆脱又必须摆脱的命运。

在我们这里，富人有富人的“尖脚猫”，穷人有穷人的“尖脚猫”，没有人能够幸免。如果说穷人的“尖脚猫”只是麻将、扑克之类，那么富人的“尖脚猫”不仅包括那些或奢侈或廉价的娱乐，也包括买房子、买车子、买各种各样高档的消费品，他们在不同牌子、不同风格的房子、车子之间精挑细选，好象这就是人生全部的价值和追求，在这里房子、车子也是娱乐的载体，是娱乐人生的游戏之一，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早已洞穿后极权时代的奥秘之一是拥有了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机会。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笔下，那位挪威人的观察一样的准确，一个人在一个只允许玩“尖脚猫”的环境里呆惯了，即使到了自由世界，他也只能继续玩他的“尖脚猫”，“尖脚猫”之外的一切，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精神生命早已被阉割了，剩下的肉身只能按习惯行动。

在我们这里，媒体每天玩它的“尖脚猫”，将什么新闻都制作成娱乐大餐，端在我们的面前，逗你笑、逗你乐、逗你玩，让你感到娱乐的快感，让你饱一饱可有可无的眼福、耳福，享受转眼即逝的刺激。尽管你知道那一切与你的人生、与你的梦想、与你做人的尊严都毫无关系，但你无法回避，媒体也无法回避，它要生存，就要适应“尖脚猫”的游戏规则，就要日复一日不断地奉献出“尖脚猫”给我们。说实话，媒体也很无奈，西安事变周年不准纪念、不准评论，“双百”方针不准纪念、不准评论，“文革”周年不准纪念、不准评论，这样的不准太多，而只有“尖脚猫”是被允许的，那好，我们就尽情地玩“尖脚猫”吧，“芙蓉姐姐”来了，就大炒特炒她的“S”身段，“超级女声”来了，就把马力开足，铺天盖地地叙说“一夜造星”的眼泪与欢笑。“世界杯”来了，那就昏天黑地把足球看个痛快。什么东西只要不被禁止，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尖脚猫”，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娱乐方式。

在我们这里，学校奉行的是“尖脚猫”的教育，教科书、课堂、老师、练习题、考试、标准答案以及衡量一个学生、老师的标准都是围绕着“尖脚猫”设计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绕开“尖脚猫”自搞一套，尤其根绝独立思考，答案都已设定，考而优则胜，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都得按照这个规矩方圆进行。在这样的教育中，我们当然产生不出自己的本民族的阿马蒂亚·森，我们只会有那些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的经济学专家，站在强势者一边的知识精英。

这是一个“尖脚猫”通吃的形而下时代，“尖脚猫”不仅是我们的娱乐，也是我们的生活，“尖脚猫”无所不在，笼罩了我们全部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在“尖脚猫”的背后，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社会不公、苦难与不幸，每时每刻依然都在发生着。将“尖脚猫”进行到底，还是告别“尖脚猫”，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抉择。

首发民主中国

    今年3月，香港的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大陆学者于建嵘博士的新着《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是一本厚达500页的大部头.全书分为三部分：一、社会变迁中的工人，二、工人行动中的政治，三、研究评述与结论。作者以湖南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研究中国工人问题.安源煤矿是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又是当年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刘少奇先后都去过安源；也是因为有这段不寻常的革命历史，安源煤矿在文革期间很是出了一阵风头.于建嵘本人就出生于安源附近的工人家庭，对工人的状况格外熟悉。世界著名劳工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裴宜理称赞这本书不同凡响，可以和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它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着，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地位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们从过去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如今的弱势群体.近些年来，工人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作者对农民问题也作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工人的维权和农民的维权有所不同。农民是”以法维权”，工人却是”以理维权”。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农民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文件的规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们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因为在许多工人的想像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我以为这种不同实际上是来自农村改革与国营企业改革的不同。农村改革是分田到户，人民公社散伙了，土地基本上是平均地分给了农民。不是公社领导变成地主，一般社员变成长工。所以农民大体上是服气的。国企改革却不然。国企改革实际上是让书记厂长们成了资本家，广大工人成了打工仔。工人当然不服气所以他们要据理力争。
   
    据说，国企工人中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比较多。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于建嵘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几次深入交谈。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确实怀念毛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老工人说：现在的生活确实好一些，但是社会不公平，我们工人没地位。不过一般年轻工人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照于建嵘看，其实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对于他们，毛是表达不满的符号。
   
    现在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在文革期间工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讲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打个比方，文革期间，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祇不过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改革开放后，其他股都在上升，工人股升幅很小，所以被剥夺感最强。有的被剥夺感是相对的，你的住房变大了，但别人的变得更大；有的被剥夺感是绝对的，过去工人找老婆很容易，现在很难.老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时代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强迫大家买高额保险，后来搞改革却轻易地把工人解雇，这等于吞掉人家的保险金。许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抛弃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翁的神话，不愿意把自己仅仅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看上去是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其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当年共产党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企业属于集体或属于全民。然而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员们却利用手中权力把公产据为自己私有，形同抢劫，工人当然不接受。工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如果我们工人成了打工仔，你们厂长书记的凭什么就成了资本家？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及不满，从根本上讲是共产党专制和在专制下畸形的改革造成的。祇有建立起自由民主，工人有了发言权，有了自己的工会，有了选票，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们才能得到真正公平的待遇。◆
   
首发北京之春2006年7月号

   网上消息，说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包养情妇，贪污一亿六千万，遭免职。据说临逮捕，打开公文包，想取出德国造的消声手枪自杀。
    自杀？！文革中发生此事，则说持枪拒捕、负隅顽抗，并可当场击毙。再者，他公文包里的两支枪都上了子弹，而自杀是不需要两支枪的。
    抄家搜查结果，王将军把“五千二百万现金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还有存款五千余万元”。
    他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现金冷冻冰柜？要么担心存银行引起怀疑，要么酷爱现金。
    大家知道，钞票不花便是废纸，流通才体现价值。它其实是政府给持有人的借据，花费才能兑现。有了钱，不给老婆孩子花，不给小蜜二奶花，男人要钱干什么？在我印象里，贪官污吏都是贤夫良父，都喜欢把贪来的钱交给妻儿和小蜜。临上绞架，只要晓得存款现金在亲人手中，就死而无憾。王将军这么吝啬，苛待姘妇，属于另类。我看，他与其叫“王守业”，还不如叫“王守财”。
    就贪污而言，我不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横加指责王将军，因为吃不准自己坐那个位置，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大捞特捞。不过，我觉得王将军捞钞票颇有愚公移山精神，真可谓生命不息，贪污不止。这是懒惰成性的我望尘莫及的。计算了一下，扣除节假日，平均每天有十万进账。假如不辞劳苦亲自验收，五年下来，可以胜任银行点钞员的工作。
    王将军四方脸盘，脑满肠肥，尽管衣冠楚楚的坐在主席台上，一看就晓得，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五年贪污挪用这么多赃款，要么手段高强，要么海军部门贪污挪用巨款十分方便，就像吃一盒快餐、上一次茅坑一样，不需要多大的技术，只要会把钞票往口袋里塞。
    看了该文章标题，起先以为王将军是为女人而下水的，然而看完全文，觉得此人并非怜香惜玉之辈。统计了一下，真正用在女人身上的钱并不多，包养五个情妇，先后也不过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占他贪污总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中一个情妇跟他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
    王将军的节俭不可思议，我跟朋友吃茶，关于此事曾讨论了半小时。认为，为他生孩子的女人索赔数百万不过份。一百万是孩子的抚养费，二百万是青春补偿费，还有几百万是她退伍转业的生活费。还认为，称这些女人为情妇，真是亵渎这字眼，他们可能是钱色交易，也可能是王将军以权谋色，对方迫不得已只好顺从。
    不管捞铜钿，还是玩女人，王将军都喜欢吃窝边草。捞铜钿，看中他所掌管的海军部门的金库，玩女人，不是玩部队文工团的，就是玩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或总后勤部一办的机要员。军队本来是女性资源匮乏的地方，王将军却一人吞了五个，小妾刚巧跟西门庆一样多。
    当然，这些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晓得他钱财来路不正，因此敲竹杠。前后王将军为她们花了一千二百万，平均每人二百四十万，依然后院起火，“写了五十八封举报信，每天风雨不改地站在海军人员来往的北京海军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可见她们的胃口，也可见王将军的为人。王将军最后锒铛入狱，更可见她们的能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假使衙役成立一支对小蜜二奶的策反队伍，反腐败就可以轻而易举。
    五年中既要贪污，又要玩女人，既要跟上司周旋，又要跟老婆搞平衡，王将军工作量比较大。平均一年贪污三千万，玩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高级将领来说，的确够累的了。另外，五年玩五个女人，有点消化不良，样子像不经过咀嚼品味，将鱼翅鲍鱼一口吞了，节奏也显得太快。从接近相识、到吃酒吃咖啡，进夜总会，送钱送礼物，上床。从如胶如漆，到灿烂归于平淡，到同床异梦，失和翻脸，势不两立，一系列过程要在一年之内走完，犹如上级规定了通奸定额。王将军有可能偷工减料、齐头并进，同一时期一石数鸟，以免疲于奔命。
    王将军东窗事发，连累了“少将四名、大校七名，其中五名已被责令退伍，六名被降级处理”。这些天之骄子的大好前程，哎，就这么给王将军葬送了！
   
    江苏／陆文
    200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