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底，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及其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盛情邀请我参加4月26至30号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个重要的作家会议。此前与此后，我的朋友康正果，蔡楚，陈迈平等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与居无定所的我取得联系，强调这次邀请与会议的不同寻常。国际笔会的一位负责人通过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当听出了我的迟疑，就说，廖亦武，你一定要去争取护照！因为你的英译本今年秋天将由一家影响很大的商业出版社推出，他们要花力气做宣传，你的来访也是项目之一。曾倾力推你的《巴黎评论》主编将到会，与你有一个现场对话，你还将就“虚构与非虚构”“中国的见证与文学”等许多话题，接受美国各大媒体的采访。另外，你知道邀请你的是谁？是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00万美元，号召全球的穆斯林追杀了十几年的那个人。
我在彼岸的免费代理康正果与我交道密切，熟知我的脾性，就劝解道，耐心一点，尽可能对警察客气一点，你就是一个写字为生的倒霉蛋嘛。虽说六四坐了4年牢，属于有前科无头脑，但毕竟过去17年了。共产党不是提倡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吗？不是讨厌有人揭旧疮疤吗？不给你办护照等于自己还惦着旧疮疤。
虽然我直觉到前景不是太乐观，但文人的名利心还是叫我鼓舞起来；况且这是一个在国际文坛上还原自己作家身份的机会。于是，在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反复考量的同时，我又约会了成都市公安局一处的警察李航，我们在百花潭公园旁边找了个茶楼，由我请茶，双方沟通很顺畅。李航是我近几年的管理者，喜欢读书，熟悉我的《底层访谈录》。我把公私两份邀请函给他看，问他是否将复印件带回去，让省市两级的公安领导都研究研究。李航连说不必了，现在同一两年前相比，出入境的程序更简化了，公民只要提出护照申请，有关方面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就必须办理。他还打了个比方，比喝茶复杂不了多少。我提醒说，本人已第8次申请护照，没获批准，你也是见证人之一嘛。李航充满歉意，说前几次的确不是我不帮忙，而是帮了忙没有结果；这次也一样，一个星期前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向领导汇报了。如今的出国政策的确放宽了，属于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才三四天，厅局两级领导就答复同意。我笑道，既然同意，就出具一个证明，这样也表达了你们的诚意。李航摇头道，这个证明不能出给你，但我们会跟重庆方面联系，你就按照程序去走吧。他还说，你这事情放在成都就好办，涪陵那小地方，真有点不开化。上次我为你的事给那个叫卓树民的科长打电话，他居然要我们担保你出国以后不出问题！这能担保得了吗？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出国，难道公安局都要担保他们出去之后不出问题吗？
文人面软，见别人这么推心置腹，我反而不太好意思，连忙道歉。我记得这是个下午，下着绵绵细雨，我将这个文质彬彬的便衣警察送出茶楼，握了手，还叮嘱他雨天骑自行车要慢点，谨防发生交通事故。
3月28日这天大早，我从故乡和长期居住地成都出发，搭长途客车，去800多公里以外的户口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我转了两趟车，直到下午3点半钟才抵达。涪陵位于长江与乌江的交汇口，是一座以出产榨菜闻名的老旧山城。1984年，我因为第一次婚姻，从省会成都落户于此，在当地的涪陵地区文化馆工作，先后做过编辑与专业创作人员，并得过20多个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学奖，曾经是当地文学艺术界的骄傲。1989年六四凌晨，北京发生大屠杀，我激于义愤，写作、朗诵了长诗《大屠杀》，并与当时在现场的加拿大汉学家一道，把长诗制作成磁带，广为传播；1990年3月，又组织了10多个诗人，编剧和主演了诗歌电影《安魂》，旋即东窗事发，整个剧组全部入狱，其中6人被关押两年以上。我作为首犯，获刑期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由于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大赦组织和英国前首相梅杰的努力，我于1994年1月，提前43天出狱，并缩减剥夺政治权利2年。我按政府的安排，回到户口所在的原单位，没几天就离婚，成为光棍汉，只能返故乡成都投靠年迈的父母。一晃十多年又过去了，除了匆匆办事兼看望女儿，我再也不愿靠近这噩梦般的山城。
这一次，我也是快步穿过那鸡肠子一样狭窄而混乱的街道，直奔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科。这儿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属四川省涪陵地区公安处的下属单位。我在此来往了多次，也算轻车熟路。接待室非常热闹，有人在询问，有人在填表。我混杂在人堆里，也要了张表来填，并将事先准备好的照片贴上。在填表过程中，出入境科的科长卓树民发现了我，热情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盘问我为啥又要办护照？我客气地掏出公私两份邀请信，卓见是英文，就没仔细看，但比较仔细地听了我讲的大概意思。卓说，按照新规定，不要他国的邀请也可以办护照，因此，你在出国事由栏里填上“旅游”就行了，我回答好。
我交了钱，被叫到电脑摄相头前照了像，我把这次申请的回执要到手，正准备离开，卓科长又将我叫到办公室聊天。卓当年是我们案子专案组的书记员，后来因为办护照，又频频打交道，可谓老熟人了。我们隔着桌子回顾往事，大概都觉得对方的生活没多大意思。他恭维说，自己年轻时就读过我的许多诗，还经常看见我留着大胡子，目中无人，在街上晃来晃去，感到很羡慕。我谦虚说，我的诗没让你灵魂升华，而将你熏陶成了一个抓人的警察，我觉得比较惭愧。卓皱着眉头说，廖亦武，我晓得你恨我，以为是我卡着你不让出去，其实，我也就是个小人物，一个上面精神的执行者。批准不是我的意思，不批准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笑着站起来说，感谢你告诉我真心话，我不会恨你，可是会记住你的。他说那没关系。我说，那你就等着退休吧，没几年了。
从公安局出来，感到极度恶心，我连孩子也不想看了，就乘天色未晚，在公路边搭过路车返重庆，跟着回到成都。
3月20号左右，我收到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的一封平邮公函，里面是正式的回复，这是我2000年以来，8次申请护照所得到的唯一书面答复，大意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8条，对我的出国要求不予批准。其实在这之前，我已打过长途电话给卓树民的科长办公室，卓拒绝通话，却让另一个副科长再次重申，不准我出国的理由是“第8条第5款”，即国保部门通过鉴定认为，我是出国后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的敌对分子。
一件不关系国家和民族，而只关系我个人的好事就这样泡汤了，美国那边开会前夕，我的译者还不甘心地来电话，说美国笔会那边可以给驻华大使馆打招呼，能以最快的速度办理签证。
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写了一封正式的回复信，托朋友翻译并转交。其中写道：
我虽然得到了美国笔会和脑袋被霍梅尼悬赏500万美元的拉什迪先生的亲自邀请，却依然不能前往参加4月26日在纽约召开的作家盛会，除非偷渡并且成功，而目前，我还没这种打算。
我拜托我的朋友xx将我的音乐光碟《不死的流亡者》送给拉什迪先生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深深的感谢他们。
事后一个多月，焦虑与愤怒像一窝黑蚂蚁咬蚀着我的心。难道我不是一个中国作家吗？难道我做了贼，杀了人吗？难道我在走私毒品或买卖枪炮吗？难道我是把儿女、金钱、黑箱作业送去西方的银行吗？明明是出国参加文学活动，往国家和民族的脸上贴金，偏偏赖我“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我在这里要大声告诉公众，正是他们——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在“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正是那个出入境科科长，那个声称自己是“上面精神的执行者”的卓树民，在“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他们砸我的饭碗，断我的生财之道，不想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中国作家，这是将人往疯里逼，往绝路上逼。共产党人的红太阳毛泽东说，逼上梁山。可惜我没有信进去，可惜我的爹妈把传统的“饿死不做强盗”的观念扎进了我的根子里，可惜老天照顾我，给了一枝能混生活的笔，否则，我拿不准就会信奉暴力革命，丢下笔来换刀枪，以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为己任了。
我实在希望有关当局长点脑子，不要给西方人这么大的想象空间，不要用这种方式把别人的同情，别人的猜测，别人的照顾都吸引到我头上，否则另一个世界的读者就会戴着有色眼镜买我的英译本或法译本，我的钱包也会莫名其妙地鼓起来，这让我昼夜不安。因为我不是贪官污吏，我讨厌来路不明的财路，我尤其讨厌仅仅因为出不去，作者的身世就成了苦胆加黄连腌制的谜，我的个人银行就在我不熟悉的地方给建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当面解释，我远远没西方读者想象的那么苦大仇深，那么万劫不复，我只坐了4年牢，没像好些人，反反复复坐许多次牢。我还会哭和笑，还有性欲和食欲，跟他们一样，没变成被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得变态或五官错位的怪物——这一下好了，人家本来就认为尔等国家是一所大监狱，你们又如此无理地剥夺同胞的基本权利，限制人的进出，不正好授人以大做文章的口实吗？不能让你们四处树敌啊，不能让你们将这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的违法行为再继续下去啊，每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爱共产党的公民都不能让你们这么干啊！所以我委托了与我想法不太接近的律师——滕彪和王怡，把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及出入境科告上法庭。
█有关本人护照的链接
1、2000年5月，我因与今天派著名诗人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飞呀飞》，而接到该公司和日中人类学会访问日本的书面邀请。6月，我从成都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我当时所在的单位——重庆市涪陵区文化馆签的意见是：“该同志长期不在单位上班，所以只要公安机关同意该同志出国，我们也无异议。”所辖的荔枝派出所一位杨姓指导员也在表格栏里签署了意见：“该同志没有5种行为，同意出国。”并盖了派出所的公章。可当我拿着这合理合法的《申请表》返回出入境办公室，当即被副科长卓树民认出，二话不说，就表示不同意，并当场强行没收了我的《申请表》。幸好我已留下了复印件。
2、2000年底，因我主演的日本电影《飞呀飞》准备参加次年的柏林电影节，在东京的龙影公司再次发出邀请，安排的行程是2001年8-9月，从日本到德国。2001年3月，我在约见了成都市国安局的赵江林科长，征得同意后，从成都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结果连表格也没让填，就当场被拒；
3、2002年6月，当时在美国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和《倾向》杂志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我“倾向文学奖”，此前的2月，我在与成都公安和国安两家分别商量，征得同意后，我以领奖为由，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被拒绝。结果在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只能由我的朋友，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康正果代替领奖并致答词；
4、2002年5月，台湾麦田出版社隆重出版我的3卷全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在彼岸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该年11月，我在涪陵看望女儿时，以“按照与出版方达成的意向，准备去台湾访问并宣传”为由，到老地方老单位碰护照运气，当场被拒，还遭到卓树民的挖苦；
5、2003年，我的《中国底层》法译本由巴黎中国蓝出版社推出，刚好这一年是法中文化年，法国文化部准备在地中海边的城市蒙佩利耶举办书市，以及盛大的文化活动。我的翻译者为玛丽.侯芷明，法国顶级汉学家之一，她和出版方，还有我的代理人都先后多次来电话，要我一定想办法弄到护照，并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中性活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王蒙、余华、韩少功、刘心武等都将出席。2月，法国文化部和法中文化活动的总干事菲力浦先生从蒙佩利耶市寄来邀请，还说明他们承担全部费用。3月，我与成都市公安局一处的七、八个警察进行了很多次斡旋，拜托他们一定与重庆涪陵方面沟通。我还写了一封致两地公安部门的言辞恳切的长信，拜托他们改变老观念老看法，不要老是敌对，给祖国和人民的形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满怀信心地在成都和重庆、涪陵之间穿梭若干次，路费损失若干，口水损失若干。但两地公安机关都互相推委，这边说已发了公函，那边说没收到，如此过去了近半年，法国的书市就已开场了。举办方以“萨斯”为理由，取消了对所有中国作家的邀请，而只有我的委托人康正果先生从美国前往，在开幕式上代表我出席了宴会，并致辞答谢。随后，法国《世界报》与法国电视一台都先后来成都，在我家里进行了文字、电视的“作家专访”；
6、从2002年到2003年，我的前妻宋玉也先后两次向四川省江油市长钢公安局申请护照，被很快拒绝。警察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否则不可能出国。为此，宋玉哭了不止一次。我除了对她的愧疚之外，再也想不出该怎样安慰她。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是造成我们稍后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我，这种心灵的重创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7、2003年春天，我与一位老朋友相遇，他当时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中共许多高官认识，极有影响力。他慨然答应帮我搞定护照。我记得这年从春到夏，我在这位老朋友的一次次电话鼓励下，打起精神奔波。我曾站在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窗外与朋友的朋友打了很多电话，卓树民也给他的上级的上级通了很多电话。但是，经过曲曲折折的周旋，卓树民最后吐了口长气，对我说，不会给护照，你走吧，没有商量的余地。
8、2005年，公民出入境的新政策出台，按规定，不需要任何邀请和证明，公民都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这成了一项基本权利。于是我在这年夏天，再次约会成都市公安局一处警察李航，彼此沟通没任何问题。李航又找来另两位同事一道喝茶，沟通也没问题。李航还说，我都晓得你不可能跑，你的亲人朋友在国内，创作土壤也在国内嘛。他答应尽全力“与涪陵那个姓卓的打交道”，还安慰我，会去争取让领导出面。但是，当我再再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户口所在地涪陵申请护照，等来的最终答复依旧是——你是5种人，不准出境。
我，一个作家，永远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的第5种人吗？难道我真要像我们的老祖宗老子所说的，除了逃跑，就与外面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吗？
2006年6月21-24日，星期六，于北京。
观察
小明星
一．
2003年6月2日早上，在兵书宝剑峡，被称作长江三峡第一棺的悬棺，因水位抬高使轮船可直接开到了它的脚下，号称千古之谜的棺木得以开启，并起获了数件神秘宝贝。过去曾经听说，年深日久的文物出土，见风就化。可以想象，专家们在取走异宝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小心翼翼。
16年前，香港人不知怎么忽然在湾仔的一间茶楼上，也发现了一件大文物 ——当时已经80多岁的王心帆老先生。王心帆老先生当年曾经为粤曲名伶小明星撰曲50余首（自选得意名曲也有26首之多）。小明星逝世后，心帆先生隐迹江湖已有半个世纪。一时间，“发现王心帆”的消息在香港各大媒体传开，发烧的香港人激动、感动得几乎发了狂。王心帆老先生马上成了新闻人物，应接不暇。本来每天早上9点钟到湾仔那间茶楼清清静静地喝早茶的恬静，竟变成了“日影黄犬”，不可复得。王心帆和小明星各自的、共同的故事，万口交传；心帆先生几十年前撰写的歌曲，响彻了香港大地；小明星妙曼凄婉的歌声在街头巷尾到处播放；在各种文艺集会上传唱。。。记得当时我天天有机会看到香港的《信报》，也总是激动得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遗憾的是，隐迹江湖半个世纪的心帆先生，被作为文物“开掘出土”以后不久，便遽尔仙去。正应了“年深日久的文物出土，见风就化”的说法，令人扼腕不已。
１９４２年，小明星在广州添男茶楼登台演唱的第二晚，她正在演唱自己的“首本”名曲《秋坟》，也许因为曲中故事让她感怀身世，怅触情变，病发无法支持，唱了一半便在歌坛当堂昏倒。虽然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但延至翌日终告不治，终年才２９岁。 此后，老搭档心帆先生痛失知音，封笔羊城。后来不知怎的又“大隐”于现代都市香港垂五十年，终身不娶。也真算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了。
二．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罗帐卷，翠帘垂，啊。。。。。忆啼痕，怜往事啊。。。屐粉衣香，旧欢如梦。此情可待成追忆，落尽梨花月又西。”这是《知音何处》的开头几句。多么娴雅潇洒！还记得读高中的时候，在要好同学的影响下，我一下子就迷上了小明星的唱曲。曲词，写得如此典雅；唱的人，又永远演绎得那么婉转低回，如泣如诉，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当然，那时并不知道曲词是心帆先生写的。只是到处去想办法借唱片听。有空，就自己学着唱。当然，词语是早就熟透熟透了。不断地学，只是想学到自己也唱得出一点点那种风韵。
“忆年前，通眉语，她避人、在灯下。坐石桥，望仙郎，同饭胡麻。翻旧谱，画新缣，亦儒亦雅。唉，叹今日，红粉成灰，还说什么碧玉年华。记画眉，我曾为卿研黛，你潤吻犹教我奉茶。媚态难描下，娇姿更潇洒，情难罢，心牵挂。。。”这，就是著名的一曲《秋坟》中段的唱词。
稀里糊涂记住了许许多多这类唱词，让我在上了大学以后很快就迷上了古典诗词。并且几乎毫不费力地记住了不少。“一不小心”，就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了。很简单，这些唱词，大量地直接引用纳兰性德们许多佳句。单从这一点上说，我也无法忘怀王心帆和小明星这两个名字。
三．
那年“五一”没有外出，在家看了人称“妖女”的李碧华的《胭脂扣》电影。电影一开头，劈面而来的就是女主角唱的一大段“南音”。马上把我带入了故事。“南音”，是粤曲的一种曲牌。一唱就唱的很长，而且曲调变化不多。因此，粤曲中常常用作长篇“叙事”，或者说，让台下的小朋友尽快睡着 —— 实在太枯燥了。然而，小明星唱的“南音”，却可以让所有的曲迷屏住呼吸，一面听，一面生怕马上就要唱完。真是绝顶聪明的点石成金手段。
最绝的是，在一曲《花弄影》中，有一段“乙反南音”，又名“苦喉南音”。顾名思义，一般是用来表达“苦情”而歌之咏之的。在工尺谱中，所谓“乙反”，就是把原谱中的一些音符，改成了“变徵”、“变羽”，也就是简谱里的“半音”4 和7。这样一改不打紧，曲调马上会变得凄惨苍凉（诸位可以尝试用一首自己熟悉的歌譜改改看，我试过 —— 立杆见影）。荆轲在易水送别时唱的所谓“变徵之声”是也。这样的曲调，在《花弄影》中，王心帆竟然大胆地让小明星用来演绎一段青年男女缠绵缱绻的欢爱情景：“郎意重，妾心坚。无边风月，两缠绵。共对丹青，设下千金的愿啊：不作王魁、世美，食前言”。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是让它怔住了、震住了。然后，起而拍案，而击节，而手舞足蹈，状类疯狂。
除了一曲《秋坟》之外，最最百听不厌，越听越爱的，是《前情如梦》，开头几句是这样的：“明月多情应笑我。笑我微芝吟草，断肠多。种下情根，我愁结恨果。才人病后，壮志消磨。记得绿梅花下，卿逢过。我爱她秀发明眸，粉玉搓。痴情怕被人猜破。看她残红欲扫，荷着花锄。。。”
下面，让我们来看“妖女”李碧华写的关于王心帆和小明星的一篇文章：
裁破鸳鸯怨剪刀
一年将尽，我在收拾抽屉时，发现一盒几被遗忘的录音带，一看，是小明星。不知什么时候所买。
但岁暮，听小明星是特别辛酸的。—-因为唱来就象啼血。
我印象最深，是她一生（1913-1942）为情伤，为曲亡。死于29岁，台上的《秋坟》，正为绝唱。吐血昏迷。
死时乃农历七月十四日。《秋坟》成为自己的谶语。
“小明星”是个瑟缩偏怜的艺名。星而小，如泣如诉。一个人的名字便是她的故事。她的曲子又是她的际遇。倒像为了唱几厥歌匆匆来世上一趟似地。
“星腔“名曲，以王心帆和吴一帆所撰最为缠绵悱恻。歌者中性，唱平喉，擅南音，以悲腔诉说一个至简单却深沉的字。没听过她唱快乐的曲子。–因为她不曾快乐过。半生佻达任情纵，情意加浓–。亦很苦。
那么风风光光的一代歌伶，其实晚境相当幽怨。
但说小明星，不能不记王心帆。
王老去年8月辞世。（也是一座“秋坟“）
他与小明星感情微妙痴绝。
二人从未道破一个“情“字，但他一直在她身边。在她匍踏歌坛时，渴求好曲，央请中间人介绍认识：报人、编剧家、撰曲人，自是文采风流的才子。（我见过他二三十年代的照片，极清奇）而他对她声韵亦甚欣赏。于是自《痴云》一曲开始了。
他不断送曲子给她，不受酬。她拿到新词，总是反复吟唱，把曲点正叮板。先在他耳畔低唱一回，问他满不满意？清唱，比有铉管拍和更醉人。
他见尽她身畔川流不息的追求者，当她爱上其中一个男子，便向他坦白。有些是阔少，有些是文人，有些是顾曲周郎。–当她为情惆怅伤痛时，竟也不加掩饰在他跟前落泪。她曾为年轻才俊花尽积蓄，供之到外国学音乐后遭弃。也有南天王的兄长用尽办法，要纳为小星。
把心事相问，他叹道：“薄命怜卿甘作妾“她就不嫁了。
王
心帆曾为张月儿撰过一曲。小明星嫉妒了。让我试写这场戏：–
“《花月留痕》是不是你写的？“
“是。此曲说来有个故事哪“
“是么“
“一个小说，写男子痴恋名妓–“
“哦？你好偏心，有此好曲，也不给我。你不是答应过，有暇写曲，一定给我？我喜欢唱你的曲呀。你却给了月儿！“
“不不不，别误会。我写此曲时你还未出道。而且，此曲也不是给月儿唱的，是给郭湘文唱的。你别耍蛮。“
“–“
“好了，再写一支给你唱，曲句要好过这也不难。你可笑了吧？“
“为什么郭湘文不唱？为什么月儿却唱到呢？为什么你不先给我唱呢？–“
–小明星去世50年后，王心帆方逝。
他写过的词儿：
“思往事，记惺忪。看灯人异去年容。可恨莺儿频唤梦，情丝轻袅断魂风。“
“向何处，吊湘灵，枫林月冷，更愁人。青粼乱走，掩映翠微间。“
“可怜蝴蝶生前梦，谁续春蚕死后绒。只怨句墙角朱燔，无力护拥，致使网得明珠，上手亦空“
“抛残珠粉铺黄雾，才使我裁破鸳鸯怨剪刀“–
王90多高寿。
终生不娶。
李碧华随笔集《绿腰》
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麻省念书，去实验室的路上要经过不远处艾米莉的墓园，但是从来不曾进去过，虽然他写诗，也试着翻译过艾米莉。我想，他应该是喜欢她的。
我叫他抽空去看一下艾米莉，也许他会觉得形式主义，但是看艾米莉，不是很应该的吗。
这个女人，自称“我为美而死”。她写了一千多封“给这个世界的信”，“因为它从来不写信给我”，我只读过其中的几十封，它们令人赞叹，又是无人能效仿的诗歌。
艾米莉的一生简简单单，不出门，不工作，不结婚，不生子，也不宣传自己的诗歌。在生前，艾米莉只发表了十二首诗歌，1862年，她写信给HIGGISON说，发表作品与她的思想无涉，那只是一种“外在（FOREIGN）”的东西。
艾米莉去世之后，一个木匠在装修她的房间时发现了她的日记，并私藏了一生，独享女诗人孤独的甜蜜。她就是这样一个希望将自己藏起来，使得爱着她的人也希望将她藏起来的女诗人。
艾米莉的诗歌被人发现的过程很曲折，但是从她被发现之后，这样的“春天的一点小疯狂”，就再也不会被人们遗忘了。后来的诗人如WILLIAM CARLAS WILLIAMS，HART CRANE等通过不断阅读她的诗歌来寻求灵感，ARON COPLAND还将她的诗谱成了人声与钢琴的音乐专辑：“TWELVE SONGS OF EMILY DICKINSON”。在中国，也有许多喜欢艾米莉的人。我想起了一个女孩子，古典修养很好的女孩子，也写诗。我曾在学校的刊物上读到她写的文章，她说教自己写作的老师最开始建议她读的就是艾米莉，然后她开始写诗。我猜想有许多女孩子是由阅读艾米莉而开始写诗的。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其实艾米莉也是有趣的），她给自己的博客起名叫做“天子呼来不上床” 。
朋友终于在一个周末去看了艾米莉。
他说，艾米莉的墓园很寂静，很小，环境优美，人迹罕至。
正该如此，艾米莉喜欢园艺，喜欢植物，也喜欢孤独。
他还说，艾米莉的墓园中很少有花，但有一丛紫色的无名小花，开在一块碑石背面的右脚下，如果不留意，根本不会被人发现，这令他久久难忘。
（终于找到了这张PP，并附上以前的一首诗。）
纪念艾米莉的一朵无名小花
“如果怀疑雏菊即将回来
而且玫瑰找到自己的家。”
——艾米莉·狄金森
那时候没有高架桥
仍然有岔路
人们——
还是唱歌
扎着篱笆的林荫道上
马车在走着
搭车的有艾米莉小姐和一朵雏菊
二十三年撕裂成细小的雏菊
像喝醉了的蓝眼睛
在地上看着她
单独的一只眼睛
能看见她白袍上的细纹
而她幻想隐身法
幻想神行
从这里
看傍晚渐渐发紫
靠着的木头都已发热
后来的野性的夜
比打开一本书更容易
她在赶往费城
她在赶往费城
她将在费城遇见
一个有妻子的出家人
她将问他：
“如果没人听见，
那为什么唱歌呢？”
04/3/14
———以《书城》、《万象》、《读库》为例
最近传来好消息，《书城》、《万象》相继复刊，新《书城》与新《万象》是否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呢？经营者多少看重这个“新”的起点，复刊后的《书城》更加强调亲和力了，他们对媒介宣称会改变以往“小众”的姿态，走“大众人文”的路线。
在新一期的《书城》里，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运营者的良苦用心，诸如聘请“余秋雨”出来任名誉主编，王安忆、苏童、余华出任编委，而在“书间道”里不见了那些纽约客的符号，代之以《千里走单骑》、《求求你，表扬我》、《撞车》、《霍元甲》、《傲慢与偏见》……这些都可以视作杂志姿态放低的流露，新的发刊词将以前的“思想之美”也藏起来，在发刊词上模糊表明“知识不分东西、趣味不分土洋、见解不分左右”，这样的“兼容并包”的表态似乎暗示着主办方仍在摸索、确定杂志的“有效”目标群体在哪里，此时不便于“得罪”任何一种趣味的读者，而从新一期的文章角度，有的是对新上市图书的及时反应，如袁筱一的《猝不及防的历史》可以说是《法兰西组曲》的译者感言，而黄昱宁的《裸女入画》、冯象的《我凭名字认定了你》、董桥的《墨痕·雪斋贝子的集锦扇》，似乎又是《万象》族又一聚居地，以至于使有些读者产生了杂志“万象”化的感觉。
陈平原曾经把《读书》的文体概括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这种归纳基本不能符合现在的《读书》杂志文体了，汪晖时代的《读书》无论在术语的密度上还是论文化的倾向上，比起沈昌文时代，都要高得多了，《读书》仍然保持较高的发行量，这饶有意味地启发我们：在中国，你不一定真正读懂一本杂志，才会去购买它。关键在于你一定要“坚信”自己能读懂，这个“信念”就可以转化为购买力。或者说，一本杂志长远的品牌建设，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理念的延续，或多或少会形成一批“理想读者”，阅读杂志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文化消费，又是一种有待实现的“阅读理想”，而《读书》正是这样一本“理想读物”，哪怕具体在哪期如何如何的不理想，已经稳定的杂志品牌会造成一种“惯性购买”的驱动力。
至少“复刊”之后，《万象》并未改变什么风格，而笔者据《万象》的某些作者谈及，《万象》的销量一直稳定在几万册，这个数量足以养活自己，停刊可能更多在“运营”与“管理”上面，须知在中国，只有“稳固”一定数量“理想读者”才可以养活杂志，这也是杂志运营者所努力的。而在另一方面，消费文化与潮流的涌动，文化资源与信息的高度共享，而各类文化杂志“围墙”的拆除，一个专栏作家或文化学者甚至可以同时给多家杂志供稿，这样，我们所分享的“内容”的源头也越来越一致，于是有人担心起“内容”也会产生危机，个体媒介曝光率大了，话题间的相似程度高了，策划点撞车的可能性大了，在一个大家都圈定边界的池子里，产生“内容危机”的焦虑，应该说是不无来由的。
空间的边界被划定了，大家能寻找突破的只能是空间的“利用率”，《读库》似乎很能代表这样的一个思路方向，它在选题上看好“中篇文本”，篇幅在五千字到五万字之间，这些篇幅尴尬的文字“游离”在媒介平台之外，而涉及到选文的要求，主编张立宪在新一期的《编辑手记》里用“聪明人下笨工夫”来概括，在举到约一位作者写电影札记时，“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这部巨著有十六小时长……牟老要反复拉片，并把懂德语的太太动员起来翻译大量原文资料，还在积极联系影片导演，力争进行一次采访。”读库所谓的“有料”，大概除了指选材上面的不为人所注意，更重要的一面还在于用一种“高密度”的介入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质地”，这种“品质观”提倡的长时间高密度的跟踪采访等，不如说是杂志的“文体”细节的要求，当然，它肯定会加大杂志的各方面投入，在长远上看，杂志也可以培养一批能够“书写”这类密度文体的“理想作者”来，从而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当然，各类杂志在“密度”上寻找“立锥之地”也加剧了内容空间的拥挤逼仄，事实上，在杂志营销推广、品牌包装、分销模式以及更好地进入“产业”链条，后续环节的争夺会更加激烈，“内容为王”不再灵验了，这似乎开启了一个“后内容”时代的序幕。
以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名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名作家张炜，昨日在上海大学的学生讲座上，对当下文学圈内的浅薄炒作之风表示了不满：“我们的文学越来越朝着下作肤浅的路上走去。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商和批评家们形成了共谋。文学好像被一个强大的现代妖怪所挟持，无法突围。”
文学也“歪戴帽子”
虽然身为山东省作协主席，但张炜行事向来低调。多年来，他格外注重内心的自省和对日常生活的认知，极少在公众场合或媒体露面。对文学圈现状突生的愤慨之情，是由于他在讲座中偶然提及了鲁迅先生当年批评海派杂志，过多使用“歪戴帽子的小孩”作为杂志封面的一句话“好像不歪带一个帽子，就连小孩也没有资格做了”，这一下子触动了张炜对当下文学圈的痛处。
张炜指出，中国现在的文学已经出现了“往下走”的趋势，越来越多描述肤浅欲望的、“浅薄下流”的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其中甚至不乏某些知名作家和大作家的作品，“这种迎合流俗的现状，使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几近绝望。”他借用了鲁迅先生的话来形容今天的文学走势，“我们的文学已经摆出了这样一个‘歪戴帽子’的姿势，你如果不歪戴一个帽子，似乎就没有资格被称作‘文学’，更不该被出版推介给读者。”张炜认为，说得严厉一点，今天的文学已不单单是“歪戴帽子”那么简单了，“他们甚至动足了脑筋，还要把帽子戴到什么更吸引人眼球的地方。”
“现代妖怪”挟持了文学
张炜平生最爱的一部经典作品，就是被他评价为“天真烂漫”、“色彩斑斓”的《西游记》。在批评当今文学圈内的炒作现象时，他不自觉地把《西游记》中的一个降妖故事变作了对现实状况的隐喻。
张炜描述了《西游记》中的这样一个情节：孙悟空去某地降妖除魔遭到了阻挠。原来是土地爷通知了当地妖怪提前做好准备。孙悟空获悉情况以后，仰天长叹：“天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妖怪，居然能让土地爷为他服务？怎么又会有这样的土地爷，居然帮着妖怪，不保一方平安？”张炜认为，这个情节道出了文学今日的境遇。“一些不负责任的出版商为了挣钱，策划和约写出很多‘烂俗’的作品。但只要他们给钱，不少文学批评家都会给他们捧场，把作品夸得‘香飘万里’，最终，那些所谓的‘优秀文学作品’依靠炒作赢得市场。不愿意戴个‘歪帽子’的‘文学正宗’却反而会被斥为不识时务。”张炜愤慨地指出，文学遭遇了“物欲横流”的“现代妖怪”，本来就已经很难对付，却没想到批评家们也早就倒戈，与妖怪联手，“这样下去，妖怪一定挟持了文学越走越远，很难再回到正轨上来。”
明年问世最佳作品
自创作长篇小说《丑行或浪漫》以来，张炜已有4年未出版大作品。这当然与他患有眼疾、目力不佳有关，但也应和了他厚积薄发的一贯风格。在昨天的讲座结束以后，张炜悄悄地告诉记者，明年他将有一部非常好的新作问世，“我觉得它将超越我以往所有的小说，成为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据张炜透露，这部新作目前仍在持续地写作过程中，小说叙事将涉及都市，也将涉及农村，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也是关于农民的，“我将用一种特别冷静客观的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来为读者呈献这样一个小说世界。”
昨天下午，著名作家莫言、王安忆在上海大学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学对谈，与大学生们共论文学创作的动力、内容与技巧。王安忆以几个小故事对小说创作进行了诠释，莫言则历陈他在创作中的“痛”与“快”。当学生将他们称为“过去10年、当今10年和未来10年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时，两位作家都显得诚惶诚恐。莫言说：“我们可算不上什么‘中坚’，我们对‘80后’可是充满了敬意。敬，而远之。”
写作“痛”与“快”
当莫言与王安忆同时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先开口的往往是莫言，抵挡尴尬而富有挑战性问题的也常常是莫言。对此，莫言说：“我是男人，必须要冲在前面为女士解决困难。”而王安忆则竭力“吹捧”莫言是“非常有天赋的作家”、“回答问题的高手”。
写作初——快
“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去写”成为莫言开讲的主题。在莫言看来，写作从来就是一件“痛苦”与“快乐”并存的事情。“当你处于一部
长篇小说的构思阶段时，你往往会非常快乐，小说的构思可以有无数种可能性，所以你的思想也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你的想法犹如一束强光照亮面前无尽的黑暗，你知道方向在那里，可以直奔而去。”
写作中——痛
莫言认为，小说的动笔之初是作家开始感受痛苦的时候。“进入到写作烦琐而具体的过程中去，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决心。”莫言还回忆起创作中遇到难点时的痛苦，“我会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才华耗尽，甚至感觉一开始选择写作道路就是一个错误。”
写作终——快
“但我每次都能‘咬牙切齿’地渡过难关。”他渐渐显出得意的神色，“然后就会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我甚至会赞美自己：‘你他妈的还真是有才华！’”而写作最幸福的时候，莫过于——“当长篇创作进入最后的1／3,我们就到达了最为幸福的时刻。那时，只需顺水行舟，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走向早已确定，我们成竹在胸，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调侃“80后”
对于学生将自己评价为中国文坛“过去10年、现在10年和将来10年的中坚力量”，两位作家一致否认。莫言说：“过去10年，我们文坛的中坚力量是张承志、张洁和丛维熙等，我们的地位就和现在的‘80后’是一样的。现在的10年，写作已日益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孤立的存在，也很难说我们是不是中坚。至于未来10年，老实说，我们对‘80后’可是充满敬意的，敬，而远之。”
说起对“80后”的敬意，莫言语带调侃。“一个50岁的男人很自然地会避开两类人。一类是50多岁的男人们，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老，常常要到年轻人堆里混，却不知道已经被人称作‘老东西’，很讨人嫌。另一类人，就是年轻的、十几二十来岁的男孩子。他们还小，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发展成怎样，但已经开始要装大人的样子，还时不时向成人发起一些挑战。”莫言认为，后生可畏，“还是敬而远之会比较好。”
借故事诠释生活
王安忆说，文学创作与它的社会功用都是“神秘事件”，甚至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以，她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用讲故事来为此作出隐喻和诠释。
故事一：哑女导师与沟通
海伦是一个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更无法说的重度残疾人。但她幼年时的老师却用了一种今日已经失传了的、神秘的方式，在她的手心里描下了开启她心智之窗的那些神秘符号。王安忆对此感到非常好奇，为什么海伦的老师会懂得这样一种奇特的沟通方式呢？于是，王安忆追溯了这位女教师的生平，发现她在幼年时期曾经生活得如同一只遭人遗弃的自闭小兽，是一位修女渐渐为她打开了心门。王安忆说，作家写小说有时候就和这些神秘沟通方式一样，需要通过努力去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并重塑一个新的可以被认知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将是自给自足的，也将是独立存在的。”
故事二：禁口男孩与累积
王安忆的第二个故事来源于日本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讲述的是两个生活在蜚短流长的村庄中的小男孩，由于频繁要求父亲为他们买个电视机而被训斥，于是他们决心以禁口来表示抵抗的故事。在他们禁口的过程中，由于无法与人交流产生了无数的麻烦，而村庄中的人们也因为太多嘴而对彼此造成的伤害。最终，男孩子们赢得了电视机，村庄的流言也通过语言交流得以澄清。“其实，我们写小说也是一样。”王安忆若有所思，“我们一开始说了太多废话，但是这些废话渐渐累积起来，发展到最后却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来。”
故事三：杀人凶手与细节
第三个故事来自于王安忆曾旁听过的一次庭审。被告出门求职未成，却在去看望前妻时，杀害了她的现任男友。法庭要对他是否故意杀人做出判断，所以追究事件发生中的每一个细节。被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手套和胶带都成为案件的证据，虽然被告一再声称这些东西只是他的求职必备品，但因为他不慎遗失联系人电话无法被证实。被告在被判决前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王安忆：“如果不是我杀了人，我带着这些东西有啥关系呢？我丢了电话又有啥关系呢？”王安忆表示，那个人无心的嘀咕正指出了小说创作中的逻辑堆砌，“所有的细节都将进入我们的逻辑链，我们是在为那个结果而写，以每一个貌似无关的细节来推波助澜，形成逻辑链上一个个紧扣的环。”
王安忆还为大家讲述了那些常常念叨“生活没意思”的人的故事，其中有为了获取丰厚的物质生活而去卖淫的女子，也有处心积虑赚钱四处招摇的男子，但他们最终对生活的评价都是一句心灰意懒的“没啥意思”。王安忆认为，“生活的意义——这或许就是文学与艺术将为大家提供的，文学未必能让人吃饱饭，却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希望和意义。”
香港《明报》报道，据财经杂志《福布斯》去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的身家高达10亿美元，甚至比英女王还要富有。事实上，《哈利波特》小说推出首6集至今，全球累积销量已经超逾3亿本，单是小说稿费还未足以令她跻身英国女首富之列，最重要的是改编电影的版权税收，过去4集《哈利波特》电影的全球累积票房高达35.4亿美元，如果她分得10%，已经有3.5亿美元，还未计玩具及其它副产品的版权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