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对生活不幸的原因追寻，几乎是一部分人存在的理由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罪恶，也让学者们万思而要找到原因。有的人以为自己是高明的侦探，一路追寻，把真凶找得具体而实在。比如，他们说，中国落后、迟迟不能进入民主社会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他们说，经过比较可以发现，激进的一派在气度、建设方面总不如保守的或旧有的一派。对他们而言，开国不如民国，民国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大清……

　　最近看一个朋友的文集，他在文章里说，他和他的父亲之所以吃糠咽菜，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党国体制，就在于鲁迅那些人的偏激思想……所以他要努力把他们揭露出体无完肤。我看了只能叹气。想起朱学勤曾称引的说法，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说实话，就我来说，把对现实的不满归咎于革命、开国、文革，归咎于“他改变了中国”，都显得矫情。这跟有些人把对现在的容忍归结于文革时他父母受过多大的委屈而以为今天来之不易是一个道理，是一种思维的两面；正如有人把他现在过的好日子归功于毛泽东时代的积累（超经济强制）或普遍贫穷一样。

　　用法国人对我说的话，你们都二三十年了，十年一代也有两三代人努力了，写文章换笔都换了几代人了，你们还想把原因往哪里找？德、日、韩等民族用一两代人的努力使国富民强的事实为很多人视而不见，他们不仅把我们落后的原因追到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前，而且还会把原因追到日本、美国、全球化那里去，好像邻国或国际社会一天到头地“亡我之心不死”。据说有教授生存的全部价值就在追寻原因的原因，有人因此不断地证明西方人对华的“妖魔化”，他们上课的方式就是给学生读一段纽约时报上的中国报道评论，然后告诉学生，看，这中间哪里哪里不实了，西方人成心不让中国好起来……等等。

　　我国近年经济发展快速，但民众的生活质量并未随之改善。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导，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1.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2.依支付能力，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3.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4.税务负担全球第二。5.“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71名。6.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吊车尾。7.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8.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80％。9.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10.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11.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12.中国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否要追寻到文革或大清国去呢？有些人肯定顺嘴就会说，原因当然在于我们底子薄、起点低、素质差……有些人肯定要为20多年来的改革说点好话：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我们才要爱这个国家……

　　在这方面，大众的常识感反而比学者们绕了千百道弯的学理言说更接近真实。有一个人就在此后批道：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一句话:~才知此前的20多年全是发昏。

　　这才是原因。

　　在今年举行的一次长三角地区高校中文教学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理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从迈进大学的门槛起，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忙乎“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等与毕业证书相关的科目了，特别是对外语的热情早已远远超过了母语。结果是他们可以在专业成绩上拿满分，外语考试应付自如，却连最起码的自我表达都有问题，电脑高手面对人文软件竟束手无策。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汪涌豪称这些学生“词汇量贫乏”：“表达程度的副词，学生们只会用‘非常’；需要表达悲伤或沮丧时，就剩下一个‘郁闷’”。

　　在专业化教育理念无限扩张的大前提下，教学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厚，还有多少年轻学子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过去那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包括负有盛名的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非凡的造诣，而且对人文科学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真正是文理贯通、学究天人。这种良好的传统为什么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竺可桢先生做过十三年的浙江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真知灼见，通才教育就是他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1936年，他一走马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而且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在他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他本身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他在气候研究、物候学研究中常常将古诗词伸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常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提供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他说，大学生如果只是侧重于应用科学，而对纯粹科学、人文科学置之不理，“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他谆谆劝告大学生，你们到大学来，千万不要存心以为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作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与竺可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到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燕京的司徒雷登等，无数他们本身的专业出身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办学的方向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的短视，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得很远，他们把大学看作社会的灯塔、文明的堡垒，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组织一批人文学者选编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大学人文教程》，旨在为现在的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一种读物，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也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大学人文”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但要真正改变理工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语素养、人文常识的现状，不是一套书或几套书能解决的。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一些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说，复旦大学将成立文理学院，2005年的新生按专业录取后将进入文理学院，接受没有专业局限的文科、理科大平台的教育，学习一年后再进入专业院系。目的就是要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给学生更多自主的机会，为养成通才做准备。这个消息表明至少有些高校已开始注意到了过分倾向专业教育的弊端。当然，仅仅靠这一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如果不能对一刀切的英语考级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需要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的人文氛围。无论如何，通才教育不可缓行，作为第一步，复旦大学的做法值得推广。

国际诗歌协会（The National Poetry Association）宣布在美国三藩市正式建立 “国际诗歌博物馆”（the International Poetry Museum）。这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而最终实现的。现在展出作品包括了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语诗歌选集等作品。为了更有效地反映全世界的诗歌创作成就，我们请各地诗人捐赠双语诗歌著作。本博物馆获得各方赞助支持，包括已故美国诗人、多项诗歌奖的获奖者如哈斯（Robert Hass）、费林哥提（Lawrence Ferlingetti）和安吉罗（Maya Angelou）以及三藩市长。

捐赠作品可以寄给以下地址：
International Poetry Museum
Attention: Herman Berlandt/director
834 Brannan Street
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94103
如有问题可发电子邮件给[email protected]

多维记者黄琨报导／华裔作家张戎和夫婿《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
原定于今年五月上市，但最近突传夭折变故，原定出版该书简、繁体中文版的
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日前宣布放弃出版。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英文版一出版，就冲
上了欧美畅销排行榜，并翻译成包括法文、德文、俄文及日文等多国的文字版
本，甚至连美国布什总统都表示读过，还在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到访时谈论这本
书。但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也引起巨大争议，欧美不少历史学家、汉学家如耶
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等人也纷纷撰文，指出其中不少论据的基础脆弱。在
中文世界中，更是肯定与否定双方争辩激烈。

该书中文版迟迟未上市。多维获知，该书由作者之一的张戎本人亲自翻译成中
文，系交由台湾远流出版社担任全球繁体字及简体字中文版的出版发行。据
悉，张戎针对华人读者的背景，进行部分内容的修改。据远流董事长王荣文介
绍：“因为对于中国人有很多的背景是不须要解释的，对西方世界可能要写得
比较罗嗦一点，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但对中国人可能不须要
写得这么明白，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增减，她自己亲自做这件工作。”他还说：
“所有语文版本里面，中文对她而言是最重要的版本。”远流当时表示，预定
新书的发行量是繁体及简体字版各印2万册。

该书的中文版最开始说是2005年年底出书，后来推迟到今年四月，后来又说是
五月，坊间便传出各种揣测。

据知悉内情人士向多维披露，中文版这次夭折，主要原因还不在对毛泽东的评
价和论据，而在于该书对其他一些人士的断言引起巨大的争议，尤其是该书断
言蒋介石总统的爱将胡宗南将军是中共“红色卧底间谍”（Red sleeper），不
仅学界表示根据不足，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现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更提出
抗议。随后，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在台校友也撰文抗议，认为“引述谬误，荒
谬至极，扭曲事实，有恶意诬蔑、诽谤、侮辱国家忠良之嫌，损害胡宗南上将
一生对国家忠诚、忠贞、牺牲奉献的功勋名节”。

他们先后与张戎和远流董事长王荣文交涉，要求张戎修订甚至删去该书中有关
胡宗南的第29章，否则将以“诽谤罪”起诉索赔。经多次协商，张戎坚持不肯
删除。由于交涉未果，胡为真向有关部门申请了禁制令：如该书涉及胡宗南将
军的章节未予全面修订，则不得出版，如果在其它地方出版，也不得进台湾，
否则将没收并罚以巨款。

对该书所涉及的胡宗南等人的评价，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大陆学者
章立凡等人都曾在报道和文章中涉及，表示难以首肯张戎的结论。他们的质疑
遭到张戎之弟张朴的尖锐反驳。这些质疑和反驳，多维都做了全面报道。

上个月黄埔军校七分校在台校友代表前往远流，经两个半小时的抗议并举证陈
述。远流公司人员形容这么多将军出现景象是“满天星星，相当壮观”。遇到
巨大压力的王荣文董事长答应，远流公司请对中共党史有研究的中央研究院院
士陈永发教授，为张戎的书中文版作序，此争议请陈永发教授研究后处理。

多维获悉，中共党史专家、中研院院士、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陈永发称，他已
完成中文版序言的初稿，根据他的研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胡宗南是中国
共产党的间谍，“张戎要这么质疑，必须要举证。”他还表示，战争胜败原因
很复杂，胡宗南被共军打败，也可能是因为刚愎自用或错误判断，“不能把战
争胜败都说是特务的问题”。

远流公司董事长王荣文19日深夜证实，经过多方折冲，编辑者与写作者对于
《毛》一书当中争议部分如何朝着“中立叙述”的方向修改，仍未达成共识。
远流公司因此决定放弃出版。王荣文强调，远流采取审慎的编辑态度，期盼书
中的引为依据的证据能有更高的强度。

王荣文说，远流放弃出版的原因，是张戎的作品中，没有直接证据足以说服
他；而他作为编辑者，也必须有编辑的立场。

据中天电视报道，出版者与写作者在协商的过程中，曾经提出多种可能性。王
荣文解释，在“中立叙述”的原则下，张戎也展现高度诚意，例如在几个争议
性较强的字句（“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之后加添“这并非定论”；
在书中附上远流公司网址，刊载胡氏家人见解。双方也有意仿效不久前德国推
出心理学家荣格传记之后引起争议的先例，在书后另附荣格后人的见解。但经
将近半年协调，却没有找到都能接受的方案。

张戎本来预定在下月抵台打书，目前行程也可能终止。远流已经通知张戎及目
前正在美国的张戎经纪人锺芳玲这个决定。

《毛》一书在去年曾由台湾数家出版社抢标，后来由远流顺利出线。王荣文不
愿说明版税数额、印量等交易条件，但业内推估，版税应当在7万5到8万美
元之间。

王荣文对于“失去了一本畅销书”表示高度遗憾，说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他说编辑者对于史料也应采取较高立场，他盼望对于该书的讨论，能够回归到
理性的学术内容。

张戎以及为她经纪该书的锺芳玲并未回覆采访的请求，但上周锺芳玲曾表示她
对此事“完全没有立场发言”。据了解，张戎比较强调的是远流是在我国名将
胡宗南后嗣及旧部压力下放弃该书，认为出版社提出修改建议，已经牵涉到删
改史实，不能接受。张戎表示，运用史料来撰写毛泽东这一个历史人物，秉持
的是一切所言皆有依据，用注解方式交代了她引用史料的来源。她对于已逝的
胡宗南个人、胡宗南后嗣并没有恶意，也没有任何仇恨。

中天电视报道，学界普遍认为，《毛》并非严肃的学术着作，当中的史料证据
谈不上完整可信。陈永发认为，言论可以公开，然后由各界自行判断与批评。
但他也说，张戎的作品当中“太快跳进结论，对毛泽东有先入为主之见”，证
据与结论之间关连不紧密，因此不能当成学术着作来看待。他认为《毛》可定
位一本“有学术根底的通俗着作”。

多维对张戎这本新书曾经刊登过不少报道和争论文章，涉及红军长征中“泸定
桥”真假、蒋介石是否为让苏联放回儿子而放红军一码、以及邵力子、张治中
等人是否中共间谍等等，对有关各方意见给予充分反映。去年年底，多维总编
辑何频在张戎来美国期间对之专访，提出了许多疑问请她解释。在多维博客中
双方交锋意见更是经久不息。

不少论者说：他们反对该书，并非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声誉，更不是赞同甚至要
回到毛泽东路线，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原貌，给历史人物以客观的公
正的历史评价。

 胡锦涛自独揽党政军大权以来，在国内统治上日趋左转，他接续毛泽东主义的香火，在中共内部提倡学习朝鲜和古巴，在面对公众时高倡“亲民”，又是保先，又是八荣八耻，肃然正统的中共传人。

然而，无论胡锦涛表面的刻板多么正统，但在骨子里他不过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利益党的最大代言人。所以，他是那么渴望正式访问世界上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那么计较美国接待他的规格，而且，他首次正式访问美国就演出了一出精彩的反讽喜剧。

胡锦涛一踏上美国国土，就一头扎进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世界飞机制造业巨头的怀抱，一向刻板的胡锦涛居然也笑口常开。这位当今世界最大国家的独裁者与美国大资本家的谈笑风生，使中共党魁的西雅图经贸之旅变得格外热闹。他会见完华盛顿州州长葛瑞格尔，马上前往微软公司访问，高调承诺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接着到微软总裁盖茨家晚宴，与世界首富互称朋友，还说了几句所谓的“幽默”。

吃过世界首富的晚宴，胡锦涛便前往波音公司，在欢迎仪式上，他列举了中美贸易的一系列利好数字，并展示了中国未来需要2000架民用客机的诱人前景；最引人注目的是，胡锦涛还戴上“波音帽”，拥抱“波音”员工，赢得了足够响亮的掌声。

六四以来，中共外交的核心是对美关系，历任党魁都希望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在与美国的博弈中，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而是固守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之策，致力于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全力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力求融入经济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

所以，在国内政治上急遽左转的胡温政权，在对美外交上依然沿袭江朱政权低调务实。早在胡锦涛到美之前，中共已经作足了功夫，为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中共送上162亿美元的大订单；为了缓解美国对中共管制汇率的强烈不满，中共请来美国国会中的“反华议员”，人民币也在不断地小幅升值；为安抚美国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命令中国的电脑公司一律安装正版软件；另据《纽约时报》17日报导，布什政府官员透露，为了努力减少或转移美国对中共的忧虑，胡锦涛告诉布什，他忙于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无意挑战美国。

然而，与西雅图的热闹相比，“布胡会”就显得太过冷清，胡锦涛也恢复了没有一丝笑容的表情。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频频出现“失礼”状况（美方司仪口误和法轮功学员抗议），让“布胡会”蒙上了一层阴影。再看布什和胡锦涛在欢迎仪式的演讲，以及随后的小范围会谈和记者会，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形式大于内容，在重大问题上无突破性进展。所以，美联社甚至用“失败”(failed)来形容此次“胡布会”。也就是说，此次“布胡会”，只在经贸问题上取得某些共识，而在政治问题上则毫无进展。

美国方面，在中共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布什称美国在坚持一中原则的同时，也要恪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这样官样表态显然没有满足中方的期待；布什更把中美经贸关系和敦促中共改善人权、政治自由联系起来，就更让胡锦涛感到尴尬。

中国方面，在美方最关心的伊朗和朝鲜的核危机上，胡锦涛并未改变不同于美欧的立场；对美方关注的中国人权、政改等问题，胡锦涛更是毫不妥协，甚至当记者问到中国何时才会举行自由选举时，胡锦涛称：“我不知道。”中国的官控媒体在转播白宫欢迎仪式时，不但删掉了抗议者的画面，甚至连布什的欢迎致辞也做了技术干扰，在布什敦促胡锦涛应该改善人权和自由时，上海卫视的直播节目突然插入主持人的高声喧嚣，让观众无法听清布什说些什么。

胡锦涛在西雅图的笑容和华盛顿的板脸，大概可以作为中美关系的象征：冲突大于合作。换言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国家和最大的独裁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共同利益。中共党魁迎合美国与美国总统接待中国独裁者，在我看来都是权宜之计。

尽管，胡锦涛在美国的一系列演讲中均表示：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肩负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一个健康稳定、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西雅图宴会上，胡锦涛以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来表达他对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期许；在白宫的午宴上，他再次引用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他希望美方以长远眼光开展中美关系的期待；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他把国内的亲民政治变成外交语言，大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多元文明”，再次宣示中国将信守和平崛起的承诺，将与不同文明进行平等对话，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然而，在冷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中，改革开放使独裁中国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解体在是美国变成世界惟一超强的同时，也使中共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超强的自由美国把推广民主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战略，而崛起的独裁中国则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把支持一切反美国家作为维持政权的主要外交手段。所以，除非中共政权启动渐进的政治改革，否则的话，无论中美之间的经贸利益多么重要，也无法建立起中美之间的真正互信，胡锦涛所希望的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远景，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外交辞令而已。

因为，中共以经贸换政治的金钱外交，也许可以让某些欧洲大国暂时闭嘴，但不可能封住美国的嘴巴，因为遏制暴政和推广自由，乃二战后美国外交的核心战略，也是美国国家利益在外交上的集中体现。所以，中国只有确定宪政民主的制度目标并进行渐进的政治变革，才能最终被主流文明所接纳所尊重，而不会被主流文明视为巨大威胁乃至邪恶势力。中国与主流文明之间的关系，才会不止于经济上的交易和暂时的利益交换，而且是制度上的相互接受和道义上的相互认同，中美之间才能保持一种稳定而长远的互惠关系。也只有如此，中国才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健康力量，才会对促进人类的自由、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换言之，中国要想不作为共产制度的最大残余而被日益孤立，要想成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合格的负责的世界大国，成为主流国家的战略盟友，中共政权只能顺应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在国内彻底抛弃一党独裁制度，在国际上彻底放弃多极主义的外交遮羞布，放弃联俄抗美的大国战略，放弃提升军备以威慑台湾的两岸政策，放弃与无赖国家称兄道弟和利益收买的政策，回归基于人类道义而不是基于权宜之计的外交战略。

2006年4月22日于北京家中

当前，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为之发愁和头疼的反腐败的工作，已经不是纪律检查、监察部门一、两个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工作，因为不当的反腐败，只是是越反腐败越多。反腐败工作，一定要有各自独立的监督，包括人大、政协、司法和新闻舆论的独立监督，更包括广大具有雪亮眼睛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这些监督汇合在一起，其才能让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反腐败工作，不要走进误区，也不是查处的腐败越多越好，而是腐败越少越少，制度建设越合理越好。

我们都知道，做人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做官和反腐败也都有法律公正的最后防线。这些底线和防线，一定要有制度的支持。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谁突破了这些底线和防线，谁就会出局，不会有例外，更不会有反反腐败也腐败的怪事出现。

2005年12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书中列举了原中共台州市路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后备青年干部陈越飞蒙冤并得以真相大白等鲜活素材。有着研究生教育背景，并兼有律师和经济师职业资格的陈越飞，自30岁开始就已是路桥区的副处级干部了。走上了新一届路桥区级领导岗位后，他严格要求自己，为人正直，坚持原则，敢讲真话，却由于公开对区里个别领导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指出，由此得罪了班子内个别领导。1998年夏天，正当陈越飞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锐意进取，获得中央“五个一工程”等奖励，却意外遭受了区里某上司操纵的一场报复陷害，他被指控“收受下属路桥区广播电视管理处广告承包人池仙都3.5万元人民币”。陈越飞先后与证人李金菊等被当地有关部门审查，由于他们对被指控的所谓“经济问题”据实否认，相继蒙冤，“双规”后遭到殴打，被迫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可见有关部门逼供，如此“反腐败”，一下子让陈越飞比几百年前的岳飞还冤枉。后来因其受贿证据不足而被检察院退回，他本人也被释放。此后，陈越飞向外界呼吁，但还是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领导职务。所谓“被警察抓住的就不是什么好人”了，从此他就成了喊冤的活岳飞，至今已喊了八年之久。岳飞后来平反昭雪了，可陈越飞却冤案至今，有关部门办错了案子却不愿改正，一直没有下文。

“因为我清白，所以我鸣冤，因为我清白，所以我顽强，因为我清白，所以我无畏。除了只向真理低头以外，我不屈服于强权。“该书中援引陈越飞的话说。1998年底，《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画报》、《上海法制报》等三家中央级和地方媒体接到投诉，特派记者先后两次前往台州调查，发表了《谁还他清白》等文章，披露了陈越飞案件的诸多疑点和当事人、证人遭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事实证据。媒体监督惊动了高层领导。1999年1月，有关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陈越飞的清白得到认可，但各有关单位就是定住上面的压力和舆论的呼吁，就是坚持不给陈越飞平反，所以陈越飞的职位不能恢复，在机关工作的家属职务不能正常提升，他本人每月只有200元的“最低工资”。

这年头，反腐败是经常的工作，但陈越飞这样的“岳飞”出现多了，冤案久久不给平反，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了，值得有关部门警惕和社会各界的深思。 
 

 

 

一个人从不骂街是不正常的，但要长期连续地骂街，那肯定是神经出
了问题；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但要是意识形态一直
刚性甚至癫狂，那说明这是个病态严重的社会。

现在仍有不少人骂“北大女生”马楠，说她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更
大的反差则是她嫁给了美国人，并成了“小美国人”的母亲，凡此等
等。大概恨她的不是我类自由主义分子，而是误把她认成同道甚至想
把她当成一面旗帜的“愤青”阶级。其实，大可不必。任何一个人，
都有政治投机的心理，包括我。只是有的人心态重一点，而有的人行
为比较含蓄一些而已。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找到的第一个政治突破口：
1977年我用本该买《十万个为什么》的钱买了一本《毛选第五卷》，
从而受到了校长和老师的表扬。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次表扬当成一种政
治资本，而那时我才有14（虚）岁。我的内心计算是：用这一次举动
抵销家庭成分较高（上中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这次投机使我更
早地认清了我所追求的那套政治体系的虚伪性。所以，到了上中专
时，我反而成了最不愿入团的两个“落后分子”之一。

我不想以个人的“反水”（反省）来诱致马楠最终否认自己的对中国
“人权”的维护，尽管在她质问克林顿的一年后，我就被中国政府以
“煽动颠覆”罪投进了监狱。坦率地说，冥冥之中，这也算一种因果
报应──少年读毛选五卷与青年时代被投进毛主义的监狱，内里有着
历史逻辑。在另一方面按“批判逻辑”，我该痛斥马楠，但是，这实
在没有必要。也许她至今仍在与官方互相利用，要么为什么她又成了
新闻人物呢？而确实地，她得到了人身自由－－在中国极端稀缺的东
西。不管她思想上是否加入美国国籍，但她的人已成了“美国母亲”

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怎么喜欢她，但我没办法否认“给你不喜欢的
人以自由”这一道德律令。这该叫做“消极的宽容”。

无论马楠，还是在此喋喋不休的鄙人，从个人生活态度上，无非是为
自己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以意识形态的个体化来说，这就叫个
人的自治原则。

说到马楠，就要联系到一位勇敢的抗议者王文怡，我想：她也是幸福
的，他不可能因“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拘捕，尽管她确实扰乱了美国
高级外交场合的“秩序”。试想一下，如果时空错位，王文怡（不管
因为什么原因）而在中国高级会场大喊反对意见，将是什么结果？所
幸，这只是个模型式的条件假定，因为在中国，抗议人士肯定得不到
如美国那样的与被抗议对象的近距离接触。

如果我面对王文怡（请原谅，我还不至于把自己假设为替代胡先
生），我可以利麦克风对她说：“你好，这位女士，如果你非常不
满，我们可以在外交仪式结束后会谈。或者说，由于我们同是中国
人，我们也可以回到中国后再谈。”

──这绝非是什么“马后课”，而是宽容文化的好处。中国的执政精
英集团，何时学会宽容仍是个大问题。这个“宽容”不是口头或文章
说的如新“三和主义”，而是一种修养，一种潜移默化间形成的气
质。

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向来就讲究“坚决斗争到底”，更多人愿意以
看客的身分来烘托一种血腥的气忿，绝少有人以“说和人”的身分来
化解矛盾。就以中国当前最大的两大政治力量中共和法轮功来说，实
在是两者并没多大原旨主义上的差别，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何以不能
“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呢？

依我看来。作为道德强势的法轮功与作为合法暴力强势的中共，应该
互相体谅对方的缺陷，在墨家文化话说下来化解已有恩怨情仇。当
然，这个前提是墨学兼爱主义在中国的复兴，替代了政治儒学（──
库恩的《江泽民传》中，非常清楚地表明政治儒学是用来对付法轮功
的！），或者与后者同为平等的文化合法性资源。

以下是我的一些浅显看法，但愿能被法轮功与中共双方都考虑一番。

首先，在善的基本理念上，两者的原教旨并不冲突，而同归于墨家的
兼爱：中共提倡“为人民服务”及“三个代表”是一种为善的理念；
法轮功讲究不对社会上的任何人存有恶念的善意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
以人为本的。

其次，在忍的方面，中共最近的“三和主义”（对美和解，对内和
谐，对台和平）也充分体现了约束自己的政治非理性的新理念，同
时，中共早期的“艰苦朴素”政治主张与墨学的节用原则相一致；法
轮功的忍虽为个体修行原则，但也能够充分表现非攻的和平主义原
则，并且作为一个优秀的道德团体它对物质享受的克制几乎就与中共
早期的“艰苦奋斗”同源于墨学的节用原则。

再次，对真的追求，法轮功比较接近墨学中的贵义原则即追求人文
（信仰）世界的最高道义原则，而中共的真之追求更接近于墨学之
《墨经》中的“技术主义”倾向。

中共一向有“数字治国”的传统：从华国锋时代的“两个凡是”到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然后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现在又来了胡锦涛的“八荣八辱”。所谓“八荣八辱”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两会”期间提出来的政治要求，其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荣，以崇尚科学为荣，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团结互助为荣，以诚实守信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好逸恶老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的提出，其实进一步凸现出了胡锦涛的平庸。说胡锦涛平庸，恐怕令很多人摇头。但是我们看看胡锦涛这个“八荣八辱”，恐怕摇头的应当是我们自己。

所谓“荣辱”这些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中共建国已经将近六十年，而且始终以改造人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为执政重点，现在居然还要大力提倡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自暴其短的勇气倒是令人钦佩。问题是，为什么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共的道德建设运动连绵不断，现在还要从道德的ABC提倡起，而且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之下降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呢？问题在于中共都是严格要求人民，从来不要求自己。所谓道德建设，都是一些“假大空”的花招。现在面对中国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胡锦涛无意从政治，法律等制度层面入手，只知道回到中共“假大空”宣传，搞政治运动的老路上，这不是平庸是什么？

就算是搞老一套的政治运动，号称“新世纪”领导人的胡锦涛按理说也应当令人期待有一些新的做法。但是我们看看所谓“八荣八辱”的推广，仍然是发行教育读本，制作“八荣八耻道德歌”下放教唱，甚至是制作“荣辱观”卡片发给中学生，还要求各级校长把推广“八荣八辱”当作自己的工作成绩标准。这些我们在中共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耳熟能详的政治运动手法现在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真让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感叹。也再次让我们见识到，做政工干部出身，一生都在中共政治圈子里面成长的胡锦涛，不仅擅长“拼政治”，而且毫无创新。从“八荣八辱”上面就可以看到胡锦涛的成长经历对他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人，能不平庸吗？

海外评论家胡平说得好：“一场文化大革命，那一代人的精华几乎消耗殆尽，能够存活下来并且爬到高位上的一定是平庸之辈”。胡锦涛，其实就是这样的平庸之辈。从西方到海外，对胡锦涛都有一些过高的评价，什么“深藏不露”啦，什么“城府极深”啦，都是隔雾看花的幻想。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他做了什么。而“八荣八辱”告诉我们的，就是“怎样一个平庸了得”。

刚上大学时在一本破杂志上看了篇文章，《清洁的精神》，张承志写的。看完后血脉贲张，恨不得马上为了什么去死。也就是说差点儿把自己清洁了。
　　
　　今天给学生讲《史记/赵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一段。嘴里说的还是公孙杵臼与程婴“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忠义，心里却全被那两个孩子占满了。
　　
　　当屠岸贾去宫中搜查的时候，“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
　　
　　多聪明的孩子！别是哑巴吧？
　　
　　看公孙杵臼与程婴是怎么营救赵氏孤儿的：
　　“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褓，匿山中~~~~~~~~~~~程婴谬谓诸将曰：‘~~~~~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遂杀杵臼与孤儿~~~~~~然赵氏真孤乃反在~~~~~”
　　简言之就是用另一个孩子当了这个赵氏孤儿的替死鬼。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只看到了二人的义薄云天，可谁关注过这个孩子。他是谁家的孩子？他临死前哭了吗？他在历史的绔中默不做声。
　　
　　不管那个赵氏孤儿身上背负了多大的仇恨，承载了多大的意义，公孙杵臼与程婴的行为多么感天动地，他们都没有权利去牺牲另一个孩子的生命。我跟对面老王说这个观点的时候，老王笑曰：书呆子气又上来了。
　　
　　后人写《赵氏孤儿》戏时，那个孩子变成了程婴的孩子。我总觉得写戏人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可我还想追问一句：就算是自己的孩子，就应该这么牺牲掉吗，即使是为了一个高尚的一塌糊涂的理由？
　　
　　更何况事件本身还有可疑之处。按《左传》的说法，这次事件是由赵家内部的叔嫂偷情引发的家族仇杀。如果《左传》说法更可信，那么公孙杵臼和程婴筑起的道德大厦就被抽去了基石。即便完全按照《史记》的说法，我们看看赵氏孤儿长大后是怎么复仇的：
　　“居十五年，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王子哈姆雷特复仇前延宕成那么多篇的文字，而我们的史记简洁的只有三个字“灭其族”。屠岸贾家所有人都是罪人吗？他家有小孩子吗？他家有门客吗？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屠岸氏”孤儿呢？
　　
　　如果最后只是这三个字，“灭其族”，那么，公孙杵臼的慷慨赴死，程婴的忍辱负重会不会变的荒谬？
　　
　　鲁迅《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史书一看，满纸的仁义道德，可是我从字缝里看出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鲁迅先生是否伟大，据说现在又有了争论。可几千年来似乎只有他听到了那藏在历史的绔中的孩子的哭声。因为他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写了四个字：
　　
　　救救孩子！

 

^{本周非小说榜新书《蓝石头》。}

^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榜眼

编辑理念与市场反应

　　最近书市一个热门话题，是据上海媒体的消息，《老徐的博客》“上市5天竟然只卖出6本书，销量绝不乐观”，大家伙儿于是忙不迭地围绕“博客书”的前景发议论。其实这未免有些迫不及待。

　　就北京地区的状况看，虽然不及《潘石屹的博客》，但这本书也还一直停留在榜单上，不至于跌份儿。不过，我们也可以由此说说编辑理念的问题。

　　徐静蕾写blog受瞩目、点击率高，说到底因为她是明星，喜欢的人多；老徐出书，不论是写真集，还是“字书”，那都是“明星书”。如何让疯狂刷新、争占“沙发”的网友觉得值得购买一册珍藏，如何让对blog无甚认识的fans对这种书写方式看得顺眼，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何在后期宣传、销售中充分利用明星人气，都是出版商应考虑的问题。就目前的成品看，5万多字，排得疏疏落落，亦步亦趋地按博客上的内容来，颇显零乱，靓照数量又有限，封面灰灰的，不打眼，未能及时进行大规模签售，种种都未免欠考虑。

　　比较而言，《潘石屹的博客》打乱时间顺序，按照“往忆、渐悟、坐看、行走、发现”重新编排，整理加工，同时保留若干网友评论，做法显然更聪明。

　　关于编辑理念，手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杨志军的《藏獒》虽然下榜了，但听说他的《敲响人头鼓》即将出版。事实上，这部小说初版还在《藏獒》之前，即2005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敲响圣灵鼓：从吐番大墓到雅鲁藏布江的探秘》。当时它被定位为“行走文本”，编辑制作时尽量往《藏地牛皮书》那边靠，因此删去了其中大约3万多字感悟历史的章节，并尽可能多地采用图片，使整本书看上去更像是一本轻松愉快的“旅行手册”。

　　可惜得很，读者对市场上林林总总的旅游书大概已经有些厌倦，出版社如此改编也就难说成功了。如今《藏獒》名声赫赫，可是听过《敲响圣灵鼓》的读者却寥寥无几，以至于不少读者认为《敲响人头鼓》是一本新书。不用说，新版的旧著将在更大程度上恢复原貌，现在的图书市场上，这样的题材正走红呢。杨志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亦虚亦实的故事，气质与《达·芬奇密码》以及上榜不久的《耶稣裹尸布之谜》颇有相似之处，也许他们仨有得一拼呢。

　　当然，也有后期编辑比较成功的例子———本周学术榜单第一名居然是经典名著《资本论》，令人大跌眼镜！不过，这不是完整的四卷本，而是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缩译·彩图·典藏本”。不怕“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地说一句，真有心想研读《资本论》的，多半不会对这个版本感兴趣。

　　经典著作需得精读，只看“缩译”未免太儿戏。买它也许多是“叶公”型的读者：心向往之，但缺乏学养与定力阅读全书，于是在“彩图”的诱惑下，“典藏”之。《资本论》也就罢了，相信无论用什么噱头吸引眼球，出版社都不至于忽悠读者。时下不少图文书只求“图”炫目，不对“文”认真，无论写作或是编辑都在水准，甚至合格线之下，读者不可不细察。

　　□K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