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Journalist held in Hunan province after writing about local government corruptio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oday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Yang Xiaoqing, a reporter based in Longhui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Hunan, who has been detained since 22 January 2006 on a trumped-up charge of trying to extort 800,000 yuan (81,000 euros) from local officials for not accusing them of corruption in his newspaper reports.

His wife, Gong Jie, who is also a journalist, tol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he charges against Yang were fabricated and that he needs the help of the news media. Prior to his arrest, Yang spent five months in hiding after writing two articles about local corruption last year.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in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in their control of the news, the press freedom organisation said. It is utterly unacceptable that a journalist should be imprisoned for exposing corrup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take up this case with those in charge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journalists.

Aged 36, Yang has been the correspondent of Zhongguo Chanjing Xinwenbao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News) since 2001. He also writes for Xianggang Shangbao (Hong Kong Commerce Daily). He has often covered mismanagement and corruption in Longhui. The two reports that got him into trouble were about a company that was privatised for a modest price and then resold at a great profit.

In her blog, his wife Gong has accused the authorities of trying to make Yang confess to a something he did not do. His lawyers say prosecutors took up the case on the orders of the local officials who had brought an action against him. Gong went to Beijing to seek legal advice and to appeal to the media to come to her husbands defence.

Yang is currently being held in the Longhui police station, where police officers have refused to gi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m to the news media.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Chinese journalists have been arrested on trumped-up charges while investigation corruption. Gao Qinrong is currently serving a 13-year prison sentence as a result of covering a similar case in Shanxi province.

【2006年4月21日狱委讯】RFA记者申华报道：美国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卷入第三个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刑的案子。保护记者权益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19号发布新闻稿说，中国的法院对辽宁异议人士姜力均的判决书明确表示，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了有关姜力均的证据。 国际媒体在这之前已经广泛报道，雅虎公司向中国警方提供了有关记者师涛和网罗作家李智的信息，直接导致他们两人被判刑。现在又出来姜力均。今年40岁的姜力均是在200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年徒刑。2002年11月，姜力均与近两百名中国异见人士联名签署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要求重新评价1989年的民主运动、释放政治犯、推行政治改革，以及恢复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人身自由。判决书还指控他试图用“暴力手段”实现民主。 “无国界记者”负责互联网自由的朱利安－佩恩告诉本台说，雅虎公司卷入姜力均案证据确凿： “我们知道，姜力均的判决书中说，雅虎公司帮助中国政府证实了姜力均雅虎电邮帐号登记的日期。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雅虎是否向中国警方提供了进入姜力均电邮帐号的密码。” 我们知道，姜力均的判决书中说，雅虎公司帮助中国政府证实了姜力均雅虎电邮帐号登记的日期。…… 朱利安－佩恩 姜力均是和一位叫李宜兵（音）的朋友合用一个雅虎电邮帐号。“无国界记者”的新闻稿中说，李宜兵被怀疑可能是中国政府的线人。姜力均的辩护律师，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莫少平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对雅虎是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没办法下结论：（录音） 但是，“无国界记者”的佩恩说，即使雅虎没有向中国警方提供姜力均雅虎帐号的密码，他们证实姜力均的雅虎帐号这一点对姜力均被判罪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是法律上必须有的证据。 另外佩恩还透露，他们还知道其他一些雅虎公司卷入中国政治异见人士被逮捕的案子： “我们在中国的消息来源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案子雅虎也和中国警方进行了合作，但是由于这些案子还在调查过程中，现在不便公开。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公开这些案子。” 佩恩和一些同事曾在4月7号到雅虎公司在美国加州的总部门前向雅虎员工播放另一位由于雅虎的合作而导致被判刑的政治异见人士李智的弟弟的录像。迫于压力，雅虎公司负责人还在10号与佩恩等人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佩恩说，他们就是希望象雅虎这样的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时候，除了利润，也不要忘记原则： “我们希望雅虎能把他们在中国的电邮服务器移出中国。只要他们的服务器还在中国，他们就不得不做这种难以让人接受的事情。我们希望向雅虎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们改变他们在中国的经营方式。在中国做生意也可以不必越过道德底线。” 目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美国访问，将在20号会见布什总统。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一些美国公司和中国政府合作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非常不满，并已经提出一个议案，限制美国公司的这种做法。但是这星期正好国会休会，胡锦涛将面临的批评也许会大大减少。

　

近期的中国文坛发生了两件热闹事，一是在网上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因为批评“八0”后写作而得罪了“赛车手”韩寒及其粉丝，招致围攻，并引发大型的“口水战”，最后被迫关闭博客；二是著名作家余华推出《兄弟》（下），在全国热销。
　　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春天，中国的文坛也算有点动静，否则，那么多的中国文人冬眠的太久了。可惜的是，这两件所谓的“事件”的文化含金量实在太低，尤其是在前一事件中，“赛车手”韩寒的表现过于庸俗和无耻，毫无教养，着实犯不着人们生气，只不过是某些著名批评家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韩寒动粗也是迟早的事，他老人家早该清醒一下了。但对于著名作家余华的新作《兄弟》（下），中国批评界这回几乎众口一辞地进行“讨伐”，非常令人欣慰，无论是谢有顺，还是张颐武、陈晓明等著名“赞扬家”，终于良心未泯，开始真正的批评了。面对围攻，余华虽然嗤之以鼻，但毕竟是一个有一定修养的“作家”，不至于失态失色，显示出了比韩寒之流高得多的素养，令人刮目相看。
　　《兄弟》的畅销是必然的。上部虽然读来无聊至极，但结尾处却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描写了宋凡平在“文革”中悲惨的命运。按照上级规定，一般作家对“文革”的记录和描写是需要专题审批的，余华也许是名作家的缘故，出版社没有删去这些章节，因而赢得了“卖点”；下部写得比较庞杂，性描写泛滥，几近于地摊文学，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据《华夏时报》的一篇文章，余华的儿子余果今年13岁，把《兄弟》看了好几遍，我有个最大的担心：这位余大作家，您就不怕您的儿子看了您的大作后，跑去公共厕所偷看漂亮女生的屁股吗？
　　说实在的，尽管《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有不少问题，但毕竟还算是非常优秀的小说，所以我才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一书中放了余华一马，但未曾想 “这小子”不甘于“江郎才尽”，耐不住寂寞，再次把中国的广大读者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早在两年前，我就对余华的貌似深刻产生怀疑：其时，天津卫视采访他，问他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这位大作家一本正经地答道：“秋天，我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当时我就在想，这也算座右铭吗？大家想想，一个仅仅是高中毕业的“不合格”的浙江海盐的小地方的一个普通牙医，有朝一日，名满京华，身穿贴着标签的进口西服，手拿大哥大，在秋天走在北京的马路上，是何等的得意和自豪啊！俗话说，一个穷人要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富人——不仅是腰缠万贯，而且是精神富足的贵族，需要脱三层皮方能升华，而余华暴得大名，他的写作动机和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他拿什么样的东西来滋养别人？难道仅仅有胡编滥造和道听途说的语言狂欢就够了吗？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人，对社会的揭示永远是冷漠和嘲讽，从作品中永远看不到他悲天悯人的眼睛。
　　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给这个“消化不良”的不合格“牙医”先拔掉四颗病牙，如果有可能的话再给他洗洗胃。
　　他的第一颗是“黄牙”。无论是《兄弟》的上部还是下部，尽管余华声称他是描写 “精神狂热、本能压抑、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但出于某种目的，一不留神将这种审美趣味变成一种招睐读者的“杀手锏”和展览馆了，从上部中的李光头偷看林红屁股和李光头早熟并在长凳上发泄“性欲”，不厌其烦地写到李光头和宋钢偷看父母做爱，一直写到下部李光头淫乱，处美大赛……全篇充斥了粗俗的文字，恶心至极，抄出来恐让读者大倒胃口。余华真不愧是“黄色高手”啊，这颗牙必须首先拔掉。
　　第二颗是“假牙”。余华描写8岁少年李光头在厕所偷看了刘镇的美女林红的屁股后，引起了全镇人的好奇，几乎全镇的人都向李光头打听林红的屁股，这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是绝不可能的，过于耸人听闻，而余华却描写的津津有味。尤其是对一个8岁孩子李光头的早熟过于夸张，夸张到庸俗不堪的程度；此外，对宋凡平面对围追堵截中所谓的“英雄”形象也过于夸张，再就是对李光头的发迹和所谓的“成功”也渲染到莫名其妙的程度，有谁见过哪个县政府大门口变成过垃圾场？李光头最后成为亿万富翁究竟是靠什么？另外，那个一贯支持他的陶青县长的任期也太长了吧？能从80年代初干到2006年吗？让人不可思议，诸如此类硬伤，屡屡皆是。
　　第三颗是“杂牙”。余华从小说开篇的李光头在厕所偷看林红的屁股，写到李光头的生父也因在厕所偷看别人的屁股被淹死，以及李光头的性欲勃发和早熟，再到李光头的处美大赛、淫乱、结扎手术，周游的处女膜兜售，烟鬼厂长的下流、宋钢推销阴茎增强丸和丰乳霜，童铁匠嫖娼，以及福利厂的瘸子、傻子、瞎子和聋子的种种轶事，表面上仿佛是一种对现实的揭示和反讽，其实是一种地道的媚俗。纯粹是为了迎合许多低端读者的窥私癖和猎奇欲，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庸俗不堪，并表现出了余华对当代中国女性的污辱和对残疾人冷漠的愚弄。
　　第四颗是“黑牙”。全书以李光头的发迹和成功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嘲弄了现实，但几乎瓦解和解构了一切，对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嘲弄，无论是文人还是商人，最值得钦佩的人物是李兰和宋钢父子，但这三个人的命运却过于悲惨。余华在后记中引用了耶稣的一段话，告诫人们要走窄门不要走宽门，只有窄门才能获得永生。但小说中几乎没有一点光明，都是无尽的黑暗和寒冷，好人不得好报，善人不能善终，流氓得势，爱情虚假，唯一歌颂的是金钱，但其背后却是淫荡和丑恶。李光头在兄弟之情中获得永生了吗？让宋钢的骨灰盒上太空，究竟是物质的喧闹，还是灵魂的忏悔？林红那么美的一个精神化身，和李光头私通可以勉强原谅，为什么让她在宋钢死后还要变成一个鸡头，她的灵魂的永生究竟在哪里？可见余华对所谓耶稣的膜拜，无非也是哗众取宠，他根本不配写出“耶稣”这两个字。艺术是谎言，不是真理，但应该使我们接近真理；文学揭示人类的情感，同时应该改善人类的情感，没有绝对的信仰为支撑，人类永远不可能永生，作家只能沉沦在脏、乱、臭、黑的世界里，连一点尊严都没有。
　　易卜生说：“生存就是和灵魂作斗争，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当我忍无可忍地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前，被迫着在这50多万字的垃圾中再一次作沉闷而无聊的阅读旅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失眠两个月后，终于酣睡了两个晚上。我11岁的女儿一再追问我《兄弟》究竟写了什么？我只好红着脸告诉她，这是一部地摊文学，爸爸无法告诉你它的内容。但有一个经验却非常有趣：阅读无聊的作品仿佛吃了安眠药，无论如何，你就是瞌睡得不行——如果对“裤带以下的风景”不感兴趣时。余华大哥，谢谢你。

　　龙生九种，种种各别，其第五子叫饕餮，是一种传说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的太多，最后被撑死。它是贪得无厌的象征。

　　显然，饕餮是无法豢养的，因为他胃口奇大。如果我们把饕餮养得越大，其胃口也会越大，必然会更快地把我们吃穷吃垮。因此，豢养饕餮，必然是自找麻烦，自寻死路。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人民一直是豢养了一只饕餮的，这只饕餮就是人民向来敬畏的官府。人民给出税赋，填进这只饕餮的大嘴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希望这只怪兽不要把自己也吃了。但吃不吃你，其实并不由人民决定，而是看饕餮的心情和胃口。所以，当饕餮心情好、胃口小的时候。中国人民就会称赞饕餮是明君或者清官，就会庆幸自己欣逢盛世了。

　　一般来讲，中国历史学家都认为，好的饕餮只吃掉人民十分之一的财富，税赋只有十分之一时期，就可以被称为推行德政的时期。如果超过太多就叫苛政，论语云：“苛政猛于虎。”哈哈！其实是孔子在视野局限下的感叹，因为饕餮是龙子，那肯定是猛于虎的，并不需要在苛政的时候才能证明这个结论。

　　中国人民的问题是：我们始终无法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去豢养饕餮，即使是用德政时那十分之一的税赋豢养。难道我们就为了有个皇帝，可以让我们对其扬尘舞蹈，山呼万岁？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象饕餮一样的怪兽，而不只有中国的官府才是。所以，官府是饕餮，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国际惯例。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人民，回答了中国人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认为豢养饕餮对自己有用，可以为自己服务。当然，这并没有解决饕餮贪得无厌的本性。因此，那些国家的人民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饕餮关在了笼子里豢养，由人民来决定他吃多少。

　　这样，饕餮的胃口就受到控制，他吃多少，不取决于他的需要和心情了，而是取决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心情和需要。其实，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政治制度设计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控制官府这只饕餮来进行的。所以，西方人民是有智慧的，这是大智慧。就是说，既豢养了饕餮，又不会让他危害人民，反而可以造福人民。看来，世事无绝对。只要方法合适，人民也不是不可以豢养饕餮。

　　而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就一直表现得有些弱智了。就是我们总是不知道该怎样豢养饕餮，我们一直在放养饕餮，希望饕餮的道德能控制其胃口。这样，我们就只好把自己关进笼子里，而饕餮却总是在笼子外对着我们咆哮。

　　但中国人民是勇敢的，历史上，我们总是通过不断地起义，来杀死一只又一只被我们放养得硕大无比的饕餮，虽然这让我们流了不少的血，但我们义无返顾，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们勇敢无畏。

　　但无知也能无畏，中国人民的弱智在这个环节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是我们在杀死一只大饕餮后，又开始用我们的血肉来放养一只小饕餮。因为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和传统，我们已经不习惯没有饕餮的日子了。

　　其实，看中国的历史也很简单。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用鲜血豢养饕餮到大，然后不堪重负，又流血杀死饕餮，然后再用我们的鲜血继续豢养一只新饕餮。这样一个历史的循环，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宿命。今天的中国人，我们能摆脱吗？

　　我要说的是，今天的饕餮仍然没有被中国人民关进笼子里，而这只饕餮已经被我们放养得很大了，我们每年把自己创造价值的２０多％拿出来豢养这只饕餮。现在已经到了一年３万亿ＲＭＢ了，就这样，都还觉得养不住它，它还在我们提供的奉养之外，继续疯狂猎食。

　　有网友发帖问：“政府到底需要多少万亿财政收入？”我毫不怀疑这位网友的好心和善意，但我必须指出，这其实是个弱智的问题。因为饕餮的本性决定了，只要他在笼子外，只要他还没有被人民控制住，则无论多少万亿财政收入都不够。

　　我认为中国人在近期还完全无法摆脱历史循环为我们铸就的宿命。这并不是因为官府这只饕餮还大张着口，四处猎食。那是饕餮的本性，我从来就不幻想饕餮会转性。我们要豢养它，就必须承认它的这个本性。

　　也不是因为一些御用文人还在对着饕餮大唱赞歌，因为站在他们和饕餮的角度，总是要歌颂这只有德的饕餮。诚然，和历史上那些无德的饕餮比，他已经少吃了人民很多、很多。甚至饕餮还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喜欢吃人的嗜好，尽量地减少了吃人。如果我站在这只饕餮的立场，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一只伟大、光荣的饕餮，这是一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饕餮，这是一只高尚的饕餮，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饕餮。因此，御用文人对饕餮的歌颂是对的，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

　　饕餮就是饕餮，无论前面冠了多少形容词。御用文人也就是御用文人，无论他们多唱和或少唱了多少赞歌。我对他们都不失望。

　　那什么让我失望呢？

　　让我失望的是被中国人民认为，代表了自己利益诉求的一些精英学者。他们确实在很多问题上表现了他们的道义感，但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却总是糊涂的。什么是关键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用句官方的语言，就是财政收入问题。很多精英学者，谈起西方政治制度，那都是一套一套的，但一到具体的钱的问题时，就犯糊涂了。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精英们为何失声与个税改革？》，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我现在甚至怀疑，精英们的政治智慧不及他们的老婆，因为他们的老婆大概都知道，要控制住老公，就要控制住他的工资。

　　现在，很多精英都不知道这一点。我宁愿希望是他们真不知道。因为如果是知道还故意乱说，他们就应该划如御用文人的行列了。典型的例子，《南方都市报》谈税制的三篇文章都有问题，完全搞反了。对这三篇文章地批判，可参见我早期的帖子《南都的财税评论员和编辑应换人》。其中，最可气的是：

　　“南方都市报于２００５年５月，又发表社论《开征资源暴利税　让民众分享资源》，为开征资源暴利税欢呼。认为‘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是合理的’。还自以为是在为民请命呢。我当时看完，就感到哭笑不得。众所周知，任何生产流通环节的税都会物化到商品里构成价格，加税则必然导致涨价。而在税收使用完全失控的国度，任何呼吁加税的呐喊，都是害民而不是利民！南都完全是在反着干了。哈哈！你说可气不可气？我当时就想把写这篇社论的人揪出来，臭揍一顿！所以，我立即发了帖子《加税，无法让民众受益》予以迎头痛击！”

　　今天，有位我所敬重的网友，又在网上发贴《数据体面矛盾尖锐 物业税应是治乱良方》，这是公然向饕餮建议开征物业税了。我当即跟贴：

　　“虽然文章可能有严谨地分析计算。但大前提是错的，要依我说，现在无论任何增加税种、提高税率的建议，都是扯淡，都是错的，都是为虎作伥。

　　因为，任何加税种、增税率的建议，都是为政府这个怪兽提供搜刮借口，而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且最后买单的，必然还是普通国民。在中国，任何涉及到政府的经济行为，就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结果，一定不适合中国社会。因为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这是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给你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如果建议的最终结果，是减少政府财政收入的，那就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在中国，政府是只贪得无厌的饕餮，你把他喂得越大，他的胃口也就越大。因此，不能喂养这样的怪兽才是当下经济改革的原则。”

　　换句话说，中国当下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准则：就是在把饕餮关进笼子前，任何增加财政收入的建议都是错的！不管以什么理由增加。

　　最后，希望经英们回家的时候，多向老婆大人学习一下控制财政的方法，这样，你们才可能有豢养饕餮的好方法。

　　　我曾经有三年多的时光，蜗居在东城区交道口的大兴胡同。明代顺天府有两个县的衙门设在城内，一宛平一大兴。我所居的胡同里当时就有大兴县衙，现在改成东城公安分局，房子几乎都翻修了，只有公安分局大门对着的一间民居的后墙壁，还残留着一副对联，我隐约记得上下联各有一句：“伤天害理皆由你”、“从古至今放过谁”，说的是因果报应，听人说这好像当年类似“狱神庙”的建筑，这副对联就是提醒那些办差的官吏，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当然只是修庙者的一厢情愿，自称历史上有最伟大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集团，都不能管住自己集团里的人贪赃枉法，何况庙里的泥菩萨呢？不过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泥菩萨可能比后世的伟大的理论、严明的纪律要略微管用些。
　　　　我所居之地，处处都有历史的沉淀，比如我景仰的同乡前贤沈从文、欧阳予倩都在附近住过，从大杂院一出来就是东西走向的大兴胡同，胡同连接着南北走向的中剪子巷，冰心女士的少女时代就在中剪子巷度过的，晚年还写文章说梦回中剪子巷，也就是梦回一个老太婆一生最美丽的花季。出中剪子巷，是北京的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平安大道，我刚住到那个地方时，平安大道还没有开工，那还是一条幽静、古朴的小街道，两旁的国槐遮天蔽日，初夏老远就闻到沁人心脾的槐香，一夜晚风能将碎玉似的槐花吹满一地，遛鸟的大爷很早就踏着这些“碎玉”，不急不慢地在这条街溜达。
　　　　这条小街曾经在民国史上大大有名，它当时叫“铁狮子胡同”，后来为纪念抗战中在枣宜战役中殉国的张自忠上将，改名“张自忠路”。曾经是中华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执政府就在这条胡同里。
　　　　铁狮子胡同和段琪瑞执政府在大众中之有名，大多缘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些正当年华的生命在此地陨落；一个大文豪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奋而撰文。人因文而垂后世，胡同则因人而广为人所知。特别是在鲁迅高踞神坛的年代里，中学毕业者必读这篇文章，也必然在老师启发下声讨军阀之残暴。
　　　　今日，院落已经给了某个大学的清史研究机构，门前两头大狮子还在，西边的狮子旁边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注明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且是北京市爱国主义基地。我时常骑车大这里经过，没把它当回事，有一次醉倒在此地，石碑惊出我一身冷汗。
　　　　那是个秋天的深夜，我在旁边的一酒馆喝多了，踉踉跄跄地走在张自忠路上，快到中剪子巷路口时，觉得胃里特别难受，便很随意地蹲在旧执政府的大石狮子下，准备呕吐，一看旁边那块石碑上的几个大字，醉意去了一大半，这不是刘和珍、杨德群等青年学生罹难的地方，在此呕吐，确实有不恭之意，我便硬生生地忍住了。那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大半夜连电车也很少经过，大槐树树影婆娑，路灯昏黄，明月如轮，照在石狮子和石碑上，有一种凄楚的景象。
　　　　我当时倒不觉得害怕，而是有种莫名的悲凉，七十多年过去了，刘、杨诸君的尸骨早就与腐草同朽，年年经过此处的人不知凡几，有几个人能想起那“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即使在语文课本里读过鲁迅那篇课文的，又有几个愿意去深究课文背后并不简单的历史背景？
　　　　“三一八”惨案死者四十七人，死去的还有两名警察和一名卫士，——不知道执政府抚恤这三位“烈士”时以何种名义，是否给予他们嘉奖。“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直接的结果是段琪瑞所执掌的中央政府——“执政府”的合法性彻底破产。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支持学生运动一直谴责段执政的激进者，自然是口诛笔伐；即使是反对学生上街，曾对段琪瑞执政府很有好感的保守知识分子，同样谴责执政府的残暴。连平时根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国会也紧急开会通过决议，认为导致惨案的首犯必须受到追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后则认定官兵向学生开枪涉嫌触犯刑律。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段祺瑞的口碑还不错，他出身贫苦，为官清廉，不赌不嫖不拿黑钱。“武昌首义”后，他率北洋精锐南下“平乱”，承袁世凯之意按兵不动，并领衔众将领发电报对清室进行逼宫，终于让清室和平逊位，避免了生灵涂炭；袁世凯复辟时，他作为袁最仰仗的北洋将领，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和蔡锷暗通信息，使袁称帝后感觉到真的成为孤家寡人；张勋率辫子拥立宣统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率兵进京，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复辟闹剧。因此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勋，但执政府门前一声枪响，他这些功勋就被罪孽掩盖。
　　　　尽管段祺瑞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部，究竟是谁促使开枪的，是不是背后有各种阴谋，至今还是个谜。但作为当时中央政府最高长官，段祺瑞自认难辞其咎，因而赶到现场长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后宣布下野永远淡出政坛，并一生为此忏悔。
　　　　“三一八惨案”的背景是很复杂的。直奉战争因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战败，冯玉祥入京囚禁了曹锟，把溥仪从紫禁城赶走，夹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两大强势人物之间的段执政日子并不好过。倾向于苏联的冯玉祥和日本支持的张作霖战端又开，冯玉祥封锁了大沽口，引起日本军的炮击和列强的最后通牒。此时，全国舆论自然站在和日本军交火的冯玉祥一边，脆弱而敏感的爱国激情又一次被点燃。学生和市民从天安门开始游行，并去执政府门前示威，领导者李大钊先生事先对游行学生说过“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话，更为青年学生增强了信心。
　　　　事件背后各种国内国际政治势力角逐是复杂的，也很难一两句话作定评。不论背后有多少所谓的“黑手”，但学生是单纯的，是爱国的，他们是不该被打死的，政府决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几乎是当时舆论的普遍认识，这也是段祺瑞忏悔的根本原因。
　　　　尽管段祺瑞是一介武夫，但他还有起码的历史感，在乎身后之名，也在乎物议沸腾。在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当时中国，武人以枪炮干政，唯一能对他们产生一点影响的，便是舆论。邓实先生在《复社纪略》的跋中写道：“士君子生值乱世。举世混浊，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洁，其讲学著书，皆其不得已之志，思以清议维持天下。”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民国，不多那时候除讲学著书外，还多了办报一途。
　　　　对袁世凯、冯国璋、曹锟、段祺瑞这些脱胎于清朝新军的北洋首领，读书人还敢于肆加议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大学教师，邵飘萍这类报人，可以撰文骂在台上的执政者而性命无碍。可等完完全全只认暴力的“绿林大学”高才生张作霖主政北京，李大钊、邵飘萍都丢了性命，鲁迅也只敢躲在上海的租界里骂骂人。
　　　　离刘和珍等人罹难处不远，是另一位大人物的辞世处。由“三一八惨案”纪念碑往西走约五、六十米有一个院落，现某特殊部门拥有，没有特别的允许难以进去。孙中山先生就在此院落里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后逝世。时在1925年3月12日，距离刘和珍罹难一年。< BR>　　　　孙文在广东开府建衙，另立军政府的山头，折腾了好些年，依附不同的军阀希望北伐中原，始终政令不出广东。论武力，他根本不是从小站走出来的北洋列雄的对手，后应段祺瑞、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手中有枪有炮的军人，借用的是他孙大炮的名望，内心其实不把他当回事，终郁郁而终。
　　　　中山先生一生要打倒军阀，却一生在依附军阀、利用军阀，终没有成大事。倒是他的得意弟子老蒋吸取老师的教师，自己掌握军队，才真正打出一片天地。中山、老蒋乃至更以后的“革命者”，都把“军阀”作为革命的对象。可什么是军阀，至今我觉得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军队只控制在某个人或集团的手中就是军阀，那从北洋政府开始，什么时候中国的军队真正国家化了？如果个人或集团控制军队加上“三民主义”之类的标签，就不是军阀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果掌握入主中央政府的个人或集团掌握军队就不是军阀的话，那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都作过总统或执政。
　　　　中山先生生前没有造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党军，他的继承人老蒋做到了。宣称进步、革命的人，打败自己的对手所用的方法，往往比对手更残酷、离现代理念更远。蒋介石后来对政敌还不如段祺瑞等北洋首领宽厚，后继蒋而代的统治者，又比老蒋更狠。段祺瑞尚在乎死后历史的评价，后世诸公还不如他那样敬畏物议和历史。如此说来，后世又有什么资格谴责段祺瑞等人？
　　　　孙中山和刘和珍辞世处空间相距不到百米，时间恰隔一年。他们的身份地位迥异，一“国父”或“先行者”，一爱国青年，这种巧合和对比也许能带给人一些遐想。

一
　　
　　 提起穆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受难者”、“殉道者”之类的形象。作为九叶诗人中“走的最远”的一位，穆旦诗歌中所散发出的于世俗所不容、与传统价值迥异的新质令世人为之眼前一亮。然而，更为令人叹服的是，穆旦诗歌中所迸发出的决不与世俗和环境相妥协的叛逆之声不绝于耳。
　　 是什么使得这位看起来沉静温和的诗人拥有如此不流于世俗、不中于规矩的叛逆气质？这或许与诗人天生敏感多思的禀赋有关，但显然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穿行在穆旦为现世和传统打造的种种富于犀利的讽刺和透辟的批判的诗歌形象中，我们最终将会发现，在这颗看似冷峻的叛逆者心中，拥有怎样直达灵魂深处的深刻自省和摒弃一切虚伪的生命至诚。
　　
　　 二
　　
　　 穆旦诗歌中最为突出的个性恐怕就来自于他这种对传统和现实均表现出极强对立情绪的叛逆精神。　正如他当年的诗友王佐良先生当年评价的那样：“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穆旦的诗中，很难捕捉到属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质素。首先，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完全抛开了古典诗歌对“雅言”和“意境”的依附。在他的诗中充斥着平实的现代白话口语和逻辑性极强的关联词，像他在《诗八章》的开篇即写道：“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这些诗句完全由通俗直白的口语所构成，并且句与句之间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虽然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整首诗所达到的层次丰富而思想深邃的艺术效果。不同于三十年代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在“古典情绪”和“现代形式”之间制造的模糊不清的界限和难舍难分的纠葛，穆旦将传统形式拒之门外的果决态度显出了他十足的叛逆精神。正象他在《五月》这首诗中将五节仿古诗中镶嵌了四首最现代的自由诗所营造的极为滑稽的反讽效果一样，传统的僵死情绪和俗套表达在他这里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关于这一点，王佐良先生的评价相当恰如其分：“他的诗歌语言最无旧诗词味道，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白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而正是这一点也遭到某些评论者的置疑。在一篇名为《伪奥登风和非中国性：重估穆旦》的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穆旦照搬奥登的技巧，有时到了与我们固有的写作和欣赏习惯相脱节的地步”。署名江弱水的评论者似乎有对穆旦在语言表达上的这种“非中国性”大加讨伐之意。可惜的是，他竟然无视这样一个现实：百年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现代新诗正是在这种冲决传统桎梏的勇气和力量中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倘若一味的要在符合我们固有的写作和欣赏习惯的环境中才能求得一席之地的话，恐怕当今的诗坛盟主还应是拥有数千年的悠久传统的唐诗宋词吧。
　　
　　 三
　　
　　 语言形式上的“非中国性”已经给穆旦的诗歌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异类色彩，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更令人“接受不了”的是他的诗歌在内质上也全然是充满了于世俗所不容、与秩序相抗衡的叛逆气息。这才是穆旦的诗歌真正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根源所在。
　　 穆旦以其特有的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暴力”的敏感，时刻表现出精警的批判意识和不屈的反叛精神。他有力地“控诉”：我们看见无数的耗子，人——/避开了，计谋着，走出来，/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献/财产获得了荣名，社会的梁木。/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不毁于战争。服从，喝彩，受苦，/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控诉》）他从表面一团和气的传统里找到了鲜为人知的“裂纹”：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他胜利的习惯。/新生的希望被压制，被扭转，/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年青的学得聪明，年老的/因此也继续他们的愚蠢，/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裂纹》）他勘破了现代生活中“我”的命运：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我》）就连在世人眼里普遍视为永恒的美好爱情，他也不轻易放过烤炼一下的机会：相同与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驱使自己在那上面旅行。/他存在，听我的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诗八章》）甚至在战争阴云笼罩下，人的生死权利都已被否决的危险境地，他还不忘来幽上一默，一首《防空洞的抒情诗》，让人在感受战场血腥的同时，也为那些失去自己命运主宰的麻木心灵发出一声最无奈的叹息。
　　 就这样，似乎在生活的每个看似平静的角落，他都可以找到批判的理由。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庸，他看到的是潜伏其中的“是一个阴谋”；当自由高奏凯歌时，他想到的是“谋害者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在拥有数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的强势面前,他勇敢地发出了“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的慨叹。面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暴力，他毫不畏惧地要将它的本质揭穿：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确的计算，从我们的生命价值的推翻/到建立和再建立：/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对传统的无所不在的统摄力的警醒，以及对现实秩序中种种难以觉察的暴力的反抗，显示了穆旦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理性主体的现代精神。也正因为拥有如此锐利的透视力，穆旦的诗才具有了一种穿透人心的震慑力。而这也无疑使诗人体会到了常人所体会不到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四
　　
　　 如果仅仅是站在高处俯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的话，穆旦或许不会直到今天还为我们所景仰。我们欣喜的看到，在这位以叛逆者著称的诗人身上，还延续了一种罕有的深刻的自省意识。这就是曾经在“抉心自食，预知本味”的伟大启蒙者鲁迅先生身上葆有的优秀传统。不是作为一个训导者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评评点点，也不曾试图拥有先知下达最正确指令的权利，更不会塑造出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来吓唬普通的读者。穆旦诗中的叛逆者形象有着极为复杂的人格构成。一方面，“我”不甘于平庸，时刻想到要冲出庸众的包围来获得自己的新生：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被围者》）；另一方面，“我”又难以挣脱种种现实的诱惑和压制：我们做什么？我们做我们？/生活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渴寻安乐的陷阱，/唉，为了它只一次，不再来临；/（《控诉》）这里的叛逆者面临的困境和鲁迅笔下的启蒙者同时也要被启蒙的背谬存在有着决然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穆旦身上延续下来的这种深刻自省意识正是和鲁迅先生一脉相承的。鲁迅先生身上体现出的启蒙者反观自身而带来的双重自省意识，是鲁迅的现代意识中最为深
刻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面。反映在穆旦的诗作中，同样是这样一幅背谬的图景。“有谁敢叫出更大的乞求？/向着死人。我们要放逐/这个恩给我们的仇敌，/一切的繁华是我们做出，我们被称为社会的砥柱”，然而接下来的几句却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砥柱”的真相和盘托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不败的英雄，有一条软骨，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错，虽然我们是在啃啮，啃啮/所有的新芽和旧果。（《鼠穴》）
　　 不是把自己当作偶像和宣教者加以标榜，也不是抛开自己的责任后独自咀嚼个人的悲喜，而是将自我纳入到复杂的人性轨道中加以烤炼，加以还原，加以熬煎。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迷失之后决绝地重新迈向新的救赎之途——人子呵，弃绝了一个又一个谎，/你就弃绝了欢乐：还有什么/更能使你留恋的，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这才是穆旦这位叛逆者身上最为撼动人心的精神所在。
　　
　　 五
　　
　　 众所周知，穆旦曾经参加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在一望无边的原始丛林里断粮长达8天之久。只有一个曾经和死亡面对面地交锋过的人，才能写出那样动情的诗句：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歌》）。
　　 面对战乱生活中价值体系倾圮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穆旦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将自己流放其中。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溶入到这一痛苦的思索过程中，主动承担起灵魂撕裂后无所皈依的超负荷重压。不仅如此，他还以罕有的深刻的自省意识不断诘问自己，这使得他陷入了无边的痛苦的折磨中。也正是在这种炼狱似的不断煎熬中他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救赎。有人这样评价他：用全生命的重量和力量向人生投掷。这是一种生命的肉搏，这肉搏是在自觉的睿智照耀下的筋肉与思想的相互体现的痉挛。在这里，自我的分析与伸屈里有那么深沉的生命的焦灼，那么撼人心腑的呼喊，那么洞察一切的貌似不动情而却又那么真挚的盎然无所不在的爱。

　　 最近一两年关于高校和学界的丑闻不断被揭露和曝光，时值岁末，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中教授学术剽窃事件再次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并有随着新年的到来不断升温的趋势。学术剽窃类的丑闻屡屡出现，就像娱乐明星们的婚外情一样，似乎已经不大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为什么这一次与众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当事者周叶中教授身份显赫（教授、博导，并进过中南海讲课）；被揭发后态度顽强、拒不认错；或者还因为赶上圣诞、元旦，大家有闲功夫？这是开玩笑了。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这一次贺卫方又发飚了。到目前为止，关于此次事件的最为严谨、客观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就是贺卫方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像贺先生以往的风格一样，客观理性、清晰有力，将一场可能会演化成口水仗的公共事件提升到批判与建设的层面。我想，即便是当事者周、戴二人嘴上不认，心里也会有所触动吧。不论此次事件的结局如何，贺卫方以法学圈内同仁的身份，背着“不厚道”的名声，冒着日后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再次激情出手，引起大家对学术规范和学者品格的热烈讨论，又让大家对这位敢于直言、善于布道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敬意。但对于熟悉贺卫方的人来说，这样的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应战的场面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
　　在“司法改革热”和“宪政热”等一波一波的热浪过后，有人略带酸意的调侃贺卫方，说他是哪里热就往哪里钻，贺卫方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应该说我到哪里，哪里就火！”此言豪迈，而且不虚。如今学界之腐败与混乱日渐成为社会焦点，随着一桩桩丑闻被揭露，老百姓们才发现，原来以为纯洁高贵的象牙塔，竟也如《红楼梦》里的宁荣二府一般不堪，剽窃抄袭、弄权舞弊、权色交易，教授们做起坏事，一点也不比官老爷们差。所以学界也如官场一般，是利益共同体，模仿起“官官相护”的把戏来毫不逊色，要想揭开学界的盖子，殊非易事。但是以中国之大，纵使万马齐喑，也总有拍案而起的人，这一次，面对“周叶中事件”，贺卫方又站出来了。这一次，他面对的“风车”，是自己的同行、同事甚至师友。
　　不过，也不用为贺先生担心，他经历这样的阵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想当初，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触怒的可是全中国的军官，后来听说还被请到军队演讲过，并没有“直着进去，横着出来”，演讲费可能还少不了。从那以后，一个穿行于司法、宪政与民权领域，以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和激情澎湃、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四处布道的公共知识分子诞生了。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无论其参与讨论或批判的领域或主题是什么，他一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体系为思想基础，否则，今天左一下，明天右一下，不用他人讥讽，自己先把自己搞分裂了。纵观贺卫方的文章演说，其关怀、旨趣、信念与理想可谓一以贯之，那就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据说自由主义已经不流行了，可主义是用来批判现实、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把玩欣赏的；还有人说自由主义是浅薄的，太巧了，贺卫方也经常被批评为有些肤浅。那些自恃为深刻的先生们可能说对了，但深刻有时不免是糊涂的另一种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从来就没有艰深过，法治、宪政、民主、人权，这些东西深奥吗？当贺卫方面向大学生、面向法官们、面向民众，讲解司法独立的重要、宪政分权的必要、言论自由的价值、废除死刑的意义的时候，他有必要深刻吗？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费解的，它甚至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说真话，不说假话；听凭良心的选择等等。然而，自由主义又是好说不好做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实现自由，往往尤为艰巨。就像秦晖先生所说的，贵在“实践自由”。什么是实践自由？为法治宪政的理念鼓与呼，为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被侵害而抗争。这些抗争有时是积极的，例如为“一塌糊涂”的强行关闭而向北大校长抗议；有时是消极的，为表达对不合理的招生制度的不满而“罢招”。这些宣讲有时是宏观的，例如宪政民主制度的构想；有时是具体的，例如法官的袍子和槌子。屈指算来，贺卫方进入北大法学院已有十年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也有十年了。十年间，贺卫方—–一个自由主义的布道者和实践者的姿态始终没有改变，但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也许正在慢慢的改变。当然，战士也会有疲倦的时候，面对坚硬如铁的现实，贺卫方也会有摇头叹息，此时的他，真像是那位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悲壮而又坚定。但是，尽管劳心劳力，尽管及至壮年便华发渐生，当有下一个为权利自由而战的时刻，这个孤独的勇士依然会拍马向前，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总是令心怀正义与良知的人深深地不安。

   十六日晚上八点半打的回家，至颐和园东路，车子堵得一塌糊涂。问司机怎么回事，答曰「连战来颐和园吃饭」。 (

    这不甘寂寞的老头子怎么会这么无聊呢？辗转反侧了大半夜，终于寻出一丝端倪。祸根可能是他的婆姨，连方□女士。有道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会站吁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同理，像连战先生这样甚么本子都敢接的过气演员，想必背后也一定有个同类女人支撑。
    
    连方□连大娘，台湾选美小姐出身，而选美小姐站台是不分台的性质的。选美小姐是一种特殊人群，她们不属于十二属相的任何一种，甚至出乎动物界。她们的属相是一种植物，葵花。众所周知，葵花具有向日性，哪有光，头往哪歪，根本不考虑那是自然光人造光正光邪光。
    
    去年访问大陆回到台湾后，连大娘发表一篇散文，用词华丽，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大陆任何一位高官的婆姨都写不来，也耻于写。子曰，自古以来，美女往往比丑女更倾向堕落。看来此言不差。有朋友要问了：「孔夫子说过这话吗？」哈哈差不多说过吧。
    
    连方大陆行情好
    
    大陆一直有媒体称赞连方二人「郎才女貌」。这也是早年选美小姐根性的遗留。对于普通人来说，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婆子了，人若还称其为「郎才女貌」，那是很倒胃口的。可是看起来这四字对连方二老来说，还是颇为受用。否则大陆媒体上不会像病毒一样流行。
    
    在这一点上，大陆王蒙先生与他们有一拼。王老也六七十岁了，媒体仍常夸他如何如何聪明。前一阵子王太太出一本书，行文中也大夸夫君聪明。以我这个笨人看来，大凡人，十几岁以后再夸他聪明，几乎等于骂人，被夸者应该有受辱感。王蒙的乐听「聪明」与连方的乐得「郎才女貌」，都属于有病，青少年心智生长停滞综合症。
    
    台湾没打她身上的光了，也没夸他们「郎才女貌」的媒体了。大陆行情好，那就来大陆。
    
    想分大陆一杯羹？
    
    连战先生有没有才？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句读功夫不行。讲话不会断句，很少能说一句囫囵话。说的都是半截子话，一个句子主语谓语宾语一口气拿不下来，活似大陆的李鹏。
    
    连方这两口子，就眼睛而言，很有夫妻相。两双眼皮子都跟挨过同一个师傅的美容刀一样，可谓夫妻眼。厚厚的，弯弯的，倒是一双笑眼，可是要看到他们的眼珠子就难了。有故事为证。有人问被「连爷爷」抱过的小孩子：「你见过连战？」「见过。就是没有看见他的眼珠子。」
    
    俺村的驴蛋大爷，眼睛比连大爷只见眼皮、不见眼珠的眼还大一号，鼻子比连大爷的狮子鼻还小一号，可还是讨不上婆姨，一辈子硬是连根女人毛都没摸到。
    
    刘晓波先生说连战当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那张克辉他们可能要争宠死掐了。我觉得连战是在盯吁大陆统战世家──虎伥廖家，准备一朝取而代之，或者准备像荣家那样分大陆一杯民脂民膏，否则不好解释小连的出镜率。统战是野蛮政党倾轧时代黑箱运作的产物，大陆不久就像台湾一样透明，在台湾混不下去的招数，在大陆同样混不下去。这碗饭没前途。
    
    仍旧一股帮会气
    
    国民党有青红帮、天地会的血脉，看连战此次访北京，仍然一股旧帮会习气。国民党的事，好像就是连战一家的事。随行的四个国民党副主席，只是连家的家臣院仔罢了，不仅拥戴帮主，而且甘心捧月帮子帮孙。国民党的品牌资源看来要被连战一家吃乾喝净。
    
    我们不能只怪连战。共产党做事向来特别自以为是，认为即便是泥胎木雕，只要拿来照吁吹三口气，也能变成呼风唤雨的孙悟空。「连爷爷」真的还能榨出油来吗？我看是胡主席想台湾想疯了，或是一年两次还是没能看够「女貌」这个老玉人？

我们常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而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民主制度，自然是一个经过检验的最不坏的制度，而独裁专制制度，已经被证实是一个最坏的制度。

建立好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后，最关键的就是政治家的责任和能力了。在管治国家社会的事务中，有高度政治智能的统治者，有时可以将不可预期的坏事变为好事；但是缺乏政治智能的统治者，却经常使好事变为坏事。由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便是一个例子。二十多年前，邓小平上台后，通过“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政策，把中国社会从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樊笼中“解放”出来，是一件举国欢欣、全民支持的大好事。但是邓小平坚持以一党专政为主导的“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的一党体制也是中国国情所特有的，所以坚持了二十多年的“跛脚改革”，“半吊子改革”，现在两极分化，已经证明这样的改革已经在经济发展、社会道德、医疗教育、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结出了累累苦果，使中国人民付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非常沉重和高昂的代价。

我们已经看到，每年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一个又一个“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中国的改革列车已经亮起了危险讯号，全权掌控列车方向盘的不允许有异议声音的统治者，却不去扭转方向，不果断地把改革列车驶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两轨并行，不能及时与世界先进文明——民主接轨，可见未来中国的危机必然加深，并将引起全球华人都会感到忧虑和不安。

民主政治是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就不会有“黑箱运作”。有任何权力导致的合法的“黑箱”就会引起社会黑暗，政治黑暗，统治者就会导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圣经》上有段话说，“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没有胜过这光”。这光就是文明之光，就是民主制度才能见的光。一个社会，若处处都是黑暗，不得见文明之光，就只有野蛮横行、人人恐惧了 。

一

前几天正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时被人喊去喝酒。酒会上照例黄段子吃香。一位中学老师说：现在退休老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知不知道？对！铁路那边！那有树，农村妇女擦双皮鞋赚一元钱，被老人在树林里“擦一次”可赚五元钱。这位老师眨着眼感慨说：“擦”一下又不损失什么，有什么划不来的？再说，她们也解决了需要，两全其美！
出卖一次肉体的价格只有区区五元钱！这就是这个劳动人民的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其妻子的价格！
我想起了小说《一九八四》。乔治&#8226;奥威尔的智慧洞见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我们看看这位英国作家在一九四八年是怎么预言的：“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

二

“历史癖”张耀杰的《历史背后》，是十五篇历史传记的汇集，怎么能够把这样一本文集与《一九八四》扯上关系呢？
这个关系就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
先看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官方经典革命故事：“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
透过这段叙述，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革命前辈“老大哥”的光辉形象：他们相互友爱，乐于助人，为革命甘冒风险，一点也不嫌弃劳动人民。然而，谁曾想，如此光荣伟大正确的革命形象，却大有伪造之嫌。张耀杰先生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撰写这段历史的高一涵自1919年12月20日出国，到1920年6月17日才回国，陈独秀从北京仓皇出逃上海的时间，也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李大钊“见义勇为”义送陈独秀脱险的时间，应当在1920年2月9日前后的两三天，其时高一涵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日本东京，他根本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的相关陈述，当然是不足征信。
关于这段史实，张耀杰介绍说：“据汪建树《陈独秀传》的相关注释，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中介绍说，陈独秀到上海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告诉他自己是由李大钊送上火车的。”
来自李大钊的河北同乡董宝瑞的一段质疑，更能让读者相信李大钊是不可能亲驾骡车的：“近些年所拍的一些影视作品，描绘赵纫兰（李大钊妻子——作者注）当时正在北京，也为陈独秀遇险担忧，等等，都不是真实的；特别是有的影视作品，把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拍成李大钊亲自赶着骡车，更不真实。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并没有怎么干过农活，他是不可能会赶车的；特别是赶车走一二百里，那得很熟练的车把式才行。”
《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所干的工作，就是篡改历史，因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着现在，谁就控制着过去。
如何打破这种控制呢？方法很简单：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的简单真实的东西！对付职业撒谎机关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说出事实。只要回到常识，谎言就会自动破产。构筑在谎言之上的眩目的一切，其“光荣伟大正确”地位的令人怀疑之处，自然也就暴露无疑。

三

自古以来，从事写作的人数以万计，文体风格千姿百态，若从写作的方法论上讲，汗牛充栋的社会人文著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以赛亚&#8226;伯林冠之以“想象力”的写作，一类是波普尔的“科学的写作”。波普尔对第一类写作是有些瞧不大起的，他称之为“天启式写作”，认为这样的写作即使写出了真理，也与科学无缘。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待的：一方面，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想象力的创造，显而易见的是，全世界被译成外文数量和印刷数量占前两位的《圣经》和《道德经》，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二者都谈不上严谨和逻辑。不过，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依然完全凭想象力从事写作，就未免显得幼稚。在笔者看来，凭想象力写作为主，与以严密的学术研究为主，正是今天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的存在差距的关键所在。落实到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前者代表着以鲁讯为主的传统，后者则是以胡适为主的传统，大概正因为觉悟到此，包括张耀杰在内的自由派作者，现在大多转向到学术，与此形成对应的，便是胡适重回大陆学界，而鲁迅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定性批评。
《历史背后》的全书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无一处史料不注明出处，无一个观点不根植于史料，端的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史料，出多少观点。全书不靠清词丽句取悦于人，也不靠机智理趣投机取巧，道理的大厦建筑在坚实的证据地基上，然而，随着作者一步一步从前提到结论的演绎，阅读起来仍然妙趣横生。
也许，接受过太多贬胡扬鲁之类统一思想的学校教育的中国读者，对于书中所呈现的新史料和新思维会不太适应，我要告诉您，如果您希望了解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更多的事实真相，就必须多亲近胡适留传下来的小心求证的学术传统，张耀杰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正是胡适式的小心求证的典范之作。这种写作传统的好处主要有二：一是会让专事篡改历史掩盖真相的真理部根本建不起来！二是能让中国劳动妇女身体只值五元钱的事实公之于众，然后方能得以改善。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张耀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定价2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