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友：袁教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讨论得很热闹，怎么不见你出声呀？

袁：我素来不太喜欢凑热闹。重大问题，甘当后知后觉，力求考虑得深入一点，没有坏处。

最大的缺失是躲躲闪闪

友：是不是对这个《纲要》不屑一顾啊？

袁：哈哈，没有这个斗胆！过去的十年，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也有较大发展，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24%，十年后还有提高到40%，《纲要》提到的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不管还有什么问题，读书，识字，受教育的年限提高，总是好事。

《纲要》里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该肯定。比如，大学的考试制度要逐步改革，要将考和录取分开，不要“一考定终身”，等等。诸如此类的具体方法是大学普及化、教育终身化的一个途径，任何国家都可以用，跟“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友：不想听你唱赞歌，直截了当说说《纲要》的缺失、弱点、错误在哪里呀？

袁：最大的问题是躲躲闪闪，甚至文不对题！

文章怎样做，先要看题目是怎样提出来的。

教育的任务是为发展储备人才。讨论中国的教育，必须弄清中国未来三十年往何处去？

1.在经济领域，如果萧规曹随，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主要做人家的加工厂——发达国家的企业创新，设计，中国负责加工，赚点加工费，这是一条卖苦力的道路。当然有少量创造，有本土企业崛起，但基本局面是为人作嫁。现在一半以上的外贸控制在外资和合资企业手上。如果是这样定位，这条道路需要大量技术工人，也需要大量工程师和白领。我们的教育按照这个《纲要》去做，可以数出一大堆成绩，经济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也不乏发明创造；可是，大的方面不生不死，完成不了向创新国家转化的历史任务。

2.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公认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3.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的教育也比不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的青少年在起跑线上就比这些国家的同龄人落后了。我反对鼓动民族主义，终有一天国界会逐步消亡；即使在当前，各国也在走向互利、共赢。人类在前进，冷战结束20年了，那种相互砍杀的野蛮局面正被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和文明国家所抛弃；迷恋武力的暴徒，神憎鬼厌！在自由竞争、自由交流的世界里，中国人能否赢得平等和尊严，完全视乎自己赖以生存的制度和自身的素质，而后者取决于教育。

如果不想自欺欺人，应该敢于正视上述严峻的现实。

核心是怎样的中国人才能适应未来世界的需要？

第一。既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又有民主、法治习惯的现代公民。

第二。具有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

这两个标准不算高吧？

只有这样的公民才能破除现有积弊，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也只有这样的公民能支撑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而且只有这样的现代公民群体中，才能产生一批又一批可以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思想家、科学家、大学者、大企业家和大政治家。

大部分中国人达到这个水平，很难。大部分大学毕业生达到这个要求，很应该吧？

友：这两条要求不算离谱。您怎么判定《纲要》没法实现这些要求呢？

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讨论《纲要》，有个现象令人心寒！

友：您发现什么啦？

袁：对中国教育的痼疾，钱学森说得很痛快：现在的大学没有一个是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来办的；比不上国民党时代；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大意）

温家宝总理一再聆听钱老的意见后，今年1月26日在一个座谈会上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学校要有“办学自主权”，教师和学生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个发言很到位，很重要。但是，《纲要》居然没有写上后面那八个字！文件躲躲闪闪，怪不得人们说话吞吞吐吐。总理找一些著名的大学校长座谈，他们畏畏缩缩，不敢直截了当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他们难道不懂得“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现代大学的生命线吗？这就是蔡元培说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我不相信堂堂大学校长连这个常识都没有。恐怕是知道而不敢讲，总理说了也不敢讲，这样的心态太可怜了！这似乎是历年来动辄整人的后遗症，不少校长自然养成官僚心态，缺乏教育家气概，说话就力求平稳、圆通了。

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就形成不了学术和人才正常生长的环境；不但出类拔萃、敢于冲破各个领域陈规陋习和固有结论的人很难脱颖而出，大部分毕业生能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也不无疑问。

我们的大学至今苏联教育的阴魂未散。在苏联专制主义体系下，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不容你“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相应地在培养目标上，不管有什么花花俏俏的文饰，实质只有两点：一是听话，甘当驯服工具。二是有用，是得心应手的工程师或御用文人。清除余毒，涉及制度变革，谈何容易！

《纲要》提到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中国特色无处不在，和汉人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毋庸刻意追求。怎样界定“现代学校制度”？没有“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十三个大字，现代性无从体现；不管挂上什么牌子，只是技能培训学校，培养工程师、白领或者研究人员的高级职业训练班。

制度改革是提高质量的突破口

友：《纲要》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您怎么看？

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非常正确。可是，质量提高的关键在哪里？《纲要》里提到一些，如营造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建立“中国特色的的现代学校制度”等等，但语焉不详，甚至互相矛盾。一方面说“去行政化”，一方面要求加强管理和组织建设。还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词，比如“教授治学”，这个概念其实不伦不类。这个“学”要是指学术，教授治学是份内事，不是废话吗？可能指管理学校的教学吧，但是学校的教学跟其它方面是分不开的。有些学校叫“教授治教”，是教学还是教育也说不清楚。光治教学，那其它方面扯教学的后腿怎么办？能不能管？如果这个教，指的是教育，为什么不干脆说教授或教师治校？

学校就是学校，不要办成衙门，去行政化完全正确。可惜讨论也是不得要领。去行政化如果只要撤销学校的行政级别就能实现，那就太容易了。其实，这要从两个方面看：

校内的一切要为教学和研究工作服务，不要反过来教师要为行政机关服务。

校外则把学校和党政机关的关系纳入正轨。

现状是教育行政部门用很多繁琐的规章制度将大家的手脚捆起来，经常检查，填表，折腾大家；甚至有些学术和思想是非也是官员说了算。大学内部不是行政为教学和研究服务，而是反过来，教师和学生都要为完成行政机关布置的任务奔忙。后一现象有的是校内自己制造的，但也有不少是上级机关布置下来不得不完成的，很大程度还是办学自主权问题。

多年来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得整天价响，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从上到下，朝思暮想。可是，就是不敢触及一个关键：要保障办学自主权！在国外和港台，“大学自治”是常识。我们的大学要不要这一条？你想要世界一流大学或合格的现代大学，非有这一条不可。当学校的一切取决于上级党政官员意愿的时候，这个学校肯定办不好。对上察言观色，奉承唯恐不及，固然令人恶心；更麻烦的是党政官员的干预学术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友：《纲要》不是提出要管办分开吗？

袁：真正管办分开，没有那么容易。这牵涉到党政机关官员的观念转变和运行方式彻底改变。

第一。挑选校长。

现在是上级机关考察，挑选，任命。也就是说，官员决定命运。这样挑出来的校长，对上不能不十分恭顺。顶尖人才或耿直之士很难脱颖而出。为什么不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组织一个有公信力的委员会在世界范围招聘、挑选，由学校董事会去任命？深圳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是这样挑出来的，其他学校为什么不行？

第二。经费分配。

现在是“跑部钱进”，即使有什么委员审查，也要出奇招，拉关系，还要按照课题指引去申请项目。超出官员和官方信任的权威的认识水平，就不要指望能立项了。

第三。学术是非的判断。

学术领域没有国王。自由讨论，自然淘汰，官员出来指手画脚，不但留下笑话一箩筐，有时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黄万里教授反对修建三门峡电站招来毕生苦难的故事记忆犹新，环境破坏恐怕无法彻底修复了。近年又有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喜剧上演，似乎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又一次像1957年那样拔白旗，插红旗！学术只有真假对错之分，真能嗅出不同阶级的香臭气味吗？

调整党政机关和学校的关系，也离不开教育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学校的生命线，是学校的灵魂。离开这一条，党政机关和学校的关系无法理顺，教育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友：有这么严重？

袁：这不是危言耸听。

举一个小例子。大学生是成年人，可是，据我所知，除了汕头大学引进英国式的书院制度，让不同学科的学生在自己选择的书院中共同生活外，大学生严格按照院系和年级编宿舍，还设立政治辅导员管理他们。说到底，是害怕学生思想出问题。这种沿袭多年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室友因为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同，矛盾不少，甚至导致杀人惨剧。至于不同知识背景的年轻人思想碰撞产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他们更加享受不到了；而这正是培养创新人才必不可少的。让大学生自由选择室友，这不是什么大事吧？只要学校领导思想解放一点，立马可以办到，但就是60年不变！

再说，很少人赞成填鸭式教学。提高质量不能不废止这一条。可是，至今屡见不鲜。从小学到大学，很多课程都应该用讨论式教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更应如此。准备讨论，就要读书，收集材料，思考，分析；争辩中就要学会倾听，捐弃独断。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尊重别人、包容异见的习惯在经常讨论中生长出来了。一代现代公民就是这样成长的，才华横溢的杰出人才也是这样生长的。不幸，有些课程至今仍然捧着一本教科书死记硬背！错了，也不准怀疑，还有装出一副非常信服的样子！可怜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要高分，从小就要学会做两面派！有些天才的幼芽就这样被压杀了。

又如，现代大学的标志之一是国际化。指导思想不端正，也会化为一句空话。

有些人沾沾自喜说我们的基础训练比别的国家强。就某些课程而言，如数学什么的，这可能是事实。但更根本的东西，如人家非常注意让孩子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更新知识，我们一向忽视。正视现实，中国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输了，中小学阶段整体上也比不上发达国家，大学更不用说了。为什么要反对强迫幼儿园孩子读经？怀疑和好奇是求知和创造的起点。如果不培植和发展这个素质，反过来压制乃至摧残它，教育的基础就被抽空了。从幼儿园开始强迫读经，不懂也要硬背，摧残天性，是将传统教育方法的弱点强化了，好心办了坏事。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坐井观天的恶果。有报道说，教育部决定五年内派出一万名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到发达国家去对口学习半年到一年，这是破除封闭，拓展视野的大好事。

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提高质量，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教育思想必须改变，党政机关的观念和职权要相应改变。教育是为十年二十年后的社会准备人才，改革应该走在前面，滞后状态非变不可；而且形势逼人，不变也得变。

多年来，发达国家与我们争夺人才。人往高处走，任何说教都阻挡不住这股潮流。人的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有时高薪也无法留住人才，不能“自由表达”的环境，不是任何人都能忍受的。

近年来，香港各个大学争相提供高额奖学金，抢夺内地最优秀的学生。现在台湾也跃跃欲试，要吸引大陆学生去学习。

留学潮汹涌澎湃，而且年龄越来越小。

留学是好事，但也是是对中国教育弊端的抗议！如果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党政官员还无动于衷，那就太没有责任感了！

为了中国和孩子们的未来，把被侵占的钱拿回来！

友：教育经费要增加了。2012年增加到占GDP的4%.

袁：对迟来的好事也要欢迎。希望这一次能够兑现。今年3月6日《经济观察报》上有一段话：“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00年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事实上，2000年，这个比例只有2.58％。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也表示，到2007年一定要实现4％的目标。最终的结果又让人失望，200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只有3.32％（修正之后的数据为3.22％）。”“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韩国7.03％，美国也高达7％以上。问心有愧啊！

不要光看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有些穷困地区的教师，月工资只有几百元，校舍破烂不堪，惨不忍睹！

即使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民工子弟也不能和当地居民一样进当地的公立学校。

幼儿和中小学教育质量要均衡；同是中国公民，应该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不要让不同地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果有足够的经费，利用现代装备，有可能做到。我们没有下力气去做。

另外，要每个孩子都得到应有的照顾，推广讨论式教学，一个班人数不能太多。现在40人一个班算是好的了，五六十人挤在一个课室中的也不罕见。发达国家一般是20人以下。我们降到30人一个班行不行？

这都要花钱。钱到哪里去了？被其他项目侵占了。

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400亿。上海世博会，据说是280亿。还有广州亚运，据说光是修马路，粉刷房子，政府就掏了几十亿。他们会告诉你，这些盛会有伟大的历史性的意义，花更多的钱都值！但是，这些过眼烟云有民生工程——让老百姓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重要吗？

其实，如果有充分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花钱的重点和先后次序就可能不一样了。话题进入政治体制改革范围了，不谈了吧。

教育改革和发展，牵一发动全身。难！谁个知难而上？拭目以待吧！

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

文革那个年代，知道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毛泽东不承认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国家是社会主义，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但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不买苏联的帐，所以当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比喻中阿关系的情谊。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致阿的贺电中说：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尽管当年的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也敢于与苏联对抗，还有罗马尼亚，但都不如阿尔巴尼亚旗帜鲜明。

时过境迁。如今，苏东集团早已土崩瓦解，也没有了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对抗一说。那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早已熄灭，中阿“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早已是昔日黄花，只成为谈笑的历史故事。

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已经破灭，但共产主义国家还依然存在，不过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中国和越南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和古巴却风采依旧。尤其是朝鲜，虽然仅是弹丸之地，国贫民穷，饭都吃不饱，却继续顽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切说坚持的是斯大林主义，再确切说就是金日成主义。朝鲜的世袭制度与所谓社会主义也格格不入，按照中国的说法，算是朝鲜“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朝鲜不仅发展核武器，武力威胁韩国、日本和美国，甚至威胁“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国中国。击沉韩国“天安舰”，韩国和美国无可奈何，甚至还要叫嚣战争。中国的暧昧态度助长了金家统治集团的邪恶，看起来全世界都拿朝鲜没办法。

朝鲜虽然穷凶极恶，但朝鲜的足球却能冲出亚洲。世界杯三十二支球队其中就有朝鲜队，这可是唯一的一支社会主义国家队伍，也就是世界杯上唯一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让中国这样的庞然大国也自愧不如。只不过这盏明灯仅是闪烁了一下，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灭掉了。三战皆负，尤其是让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7：0玩耍了一把，把社会主义颜面丢的一干二净。有人捏一把汗，怀疑残酷的金正日会不会把球队队员统统枪毙。

很多球迷都很同情朝鲜队，据报道，朝鲜球员年薪折合人民币144元。天啊，这么低的收入！但他们顽强的斗志赢得了观众的同情。这是什么精神？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金日成主义？共产主义理想？

历来的世界杯冠军非资本主义国家莫属，即便是苏联集团强大时期，也难以与西方一决雌雄。朝鲜输球在情理之中，没人会觉得遗憾。

世界杯还在进行中，朝鲜队早已打道回府。人们现在关注的是，朝鲜特色的世袭制度已经将金正日小儿子金正银推到台前，金正日在朝鲜半岛还要怎样下赌注。美韩东海军事演习，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难以吓唬住朝鲜；而中国处于尴尬境地，朝鲜也不买中国的帐，鸭绿江畔枪杀中国商人，逮捕并审判“中国间谍”都让中国脸面尽失，引起国内民众的愤怒。尽管如此，谁能把朝鲜怎么样？

2010年6月29日

温总理再责汪洋

端午前夕（六月十四日），温家宝在京召开“新一代农民工座谈会”，“温温吞吞”地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善待年轻农民工，造成打工者“十二连跳”等自杀悲剧事件。人们认为这是国务院对广东接连出现“富士康事件”和“本田事件”的不点名问责，实际上是温家宝继前年两次到广东呼籲关心中小企业问责汪洋后，第三次婉劝汪洋勿在全国添乱。凯迪等网站立即跟进，置顶一热帖《温总理关爱农民工让哪些人无地自容？》，该帖引起许多人逼粤王汪洋无地自容，但马上被“点不开”，变相封杀（后被删除）。

改革之窗变动乱之源

网民竞相问责汪洋：今日广东为何从“中国改革开放之窗”变为了中国动乱之源？

这一问责的依据有四──

其一，广东“腾笼换鸟”引发全国失业率猛升危机。二○○八年，汪洋在广东提出“腾笼换鸟”，逼中小企业外迁和关门后，一下子倒闭十万企业，广东一片“旧鸟死，新鸟无”，“笼空鸟飞”，全国随之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引发全国失业率猛增，二亿人失业（温家宝接受外媒採访时失言透露），各地街头抢劫倍增。

其二，韶关“六？二五”风波引发新疆“七？五大动乱”。二○○九年六月十六日，韶关旭日玩具厂一失业者因生活无着愤揭“旭日玩具厂六个新疆男孩强奸了两个无辜少女”，导致旭日玩具厂六月二十五日晚发生职工群体斗殴事件──汉人与新疆人殴斗，当场两死一百二十伤。事件成引发乌鲁木齐“七？五大动乱”导火线。如若汪洋为首的广东政府不陷入“腾笼换鸟”的GDP幻想，真正以民为本，关心各类失业者，韶关“六？二五”风波大可避免，新疆“七？五大动乱”也就难以发生或推迟发生。

其三，广东多次出现中小学生被绑架失踪事件，其后“校园血案”蔓延全国。二○○九年三月至二○一○年四月，广东媒体多次报道中小学生被绑架失踪事件。二○○九年三月三十日，珠海出现斗门城东中学失踪了十几名女生，随后深圳又传出二十多起小学生被绑架、撕票、失踪事件。但这些频繁出现的学生安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汪洋重视，直到福建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三？二三血案”致八名孩子死亡、五名孩子受伤，汪洋仍然没有引为鉴戒加强对学生安全问题的防范，以致不久后广东发生“雷州四？二八”校园血案──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十六名小学生和一名老师被人砍伤。由於“四·二八”血案是对“三·二三血案”的效法示范与扩大，致使全国校园血案此呼彼应，层出不穷。

其四，富士康“十二连跳”引发全国企业加薪恐慌潮。学生安危问题尚且不放在心上，农民工安全就更不在话下。从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深圳富士康共出现了员工自杀“十二连跳”。直到“第十二连跳”惊动“中央调查组”赴粤，汪洋才随同到富士康调研。此前“十一跳”从来都没有吸引汪洋的注意力！因为汪洋始终以“腾笼换鸟”增加GDP为本，而从不认为农民工的喜怒可以决定其升降。汪洋没想到，“十二连跳”会引发全球谴责富士康为“血汗工厂”，逼得富士康半月内加薪一倍，由此引发的广东罢工潮和加薪潮更带来企业撤退潮──佛山本田汽车制造厂接连爆发大规模罢工潮，诸多企业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引发全国工人罢工潮和企业被迫加薪潮。许多企业因成本上升和罢工而无法维持经营，出现撤资告别中国潮……。正是这一危机逼迫，温家宝才再开出官员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的空头支票，如年初空喊“让百姓有尊严地活着”一样“向谎言求救”。

空谈误粤如马谡

广东出现上述在全国添乱的四大标志性事件，按照中共“首长负责制”，粤王汪洋当然难辞其咎。

自二○○七年十二月由重庆市委书记升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粤两年半，主要说了两句名言。第一句话是“解放思想，广东再出发”，第二句话是“腾笼换鸟双转移”。表面看来，这两句话都极为正确，实际上却华而不实，以官为本，空谈误粤。

“解放思想”的关键本是打破思想禁区，解放人才，宽松百姓。但汪洋在广东主持了整整一年的“解放思想”（二○○八年底宣佈“告一段落”），广东媒体的言论自由度和新闻自由度，反而更小更窄了，连北京控股的香港凤凰卫视，广东人也不能自由收看！汪洋高唱的“解放思想”，始终停留在各级官员的口号上，毫无任何实际行动。在“解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大部制机构改革”，出现了许多“一个局十一个副局长”，“一个市九个副市长”的倒退闹剧，结果让“人才南下”的广东呈现“人才北归潮”，一片衰败。

而打着“解放思想”旗号出现的“腾笼换鸟双转移”，不过是以追求GDP高增长为宗旨的过河拆桥。为了将好地盘让给央企和大外资，不惜背信弃义将签有土地合同的中小企业赶尽杀绝，用种种卑劣手段逼中小企业让地外迁或倒闭，美其名曰“不救落后生产力”。

汪洋忘了，三十年前，广东由一个边远蛮荒穷省变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和富豪省，其关键是真正“解放思想”──凡事以官民共生、中西共生等世界普世共生价值观为准，而不是独尊红头文件和党老大。当年的广东，既敢於创造与中央政策相悖的“欢迎三来一补”创业机制，勇於进行“人才调入无须档案无须原单位同意”、“干部民主选举”等政治体制改革，更创造了广东媒体敢於发表“建议邓小平退休”的新闻自由与思想自由。即使不能公开硬顶中央，也必“遇见红灯绕道走”。其时既有北京领导广东，更多广东带动中央，而非事事听从中央。广东在改革初期的辉煌，正是以任仲夷为代表的广东官员与百姓同心协力，对中央听一半，否定一半，大胆“阳奉阴违”，“是是非非”，脱离党文化、党八股的结果。

可今日汪洋，愚蠢地抛弃了广东官民“遇见红灯绕道走”的独立思想智慧与光荣传统，言必称“不辜负胡锦涛总书记的关怀”，文必颂胡总“科学发展观”，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是照本宣科，鹦鹉学舌，唯上唯书不唯实，唯权唯己唯官财。明知按照“科学发展观”进行“舆论一律”，只会让权力失去监督更加腐败，明知“腾笼换鸟双转移”会让广东青黄不接，出现大批失业者，仍然只对总书记负责而不对广东百姓负责。

有“段子”说得好：“汪洋来广东，民企过严冬；白领变房奴，贫民成菜奴；网民无网上，学生常失踪；汪门酒肉臭，民工争跳楼；只要圣旨讚，哪管民死活。”

即使以最大的善意解读汪洋，汪洋并非有意害百姓，只是建功报恩心切，其至少也是一个当代马谡。中国通向宪政最重要的要塞广东，已让汪洋如马谡失街亭一样失掉了！

粤王拒绝认错

犹可歎，粤王汪洋至今拒绝认错。六月十四日，闻讯温总有问责，汪洋竟让凤凰台评论员杜平在“时事开讲”为其辩解，称广东近两年一直是以“加强人文关怀，维护和谐劳动关系”为施政纲领──“腾笼换鸟”其实是“加强人文关怀，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的代称──这真是天下第一吊诡！

也许，汪洋失粤错不在汪洋，甚至主要责任在重用汪洋者。但愿胡锦涛挥泪斩“马谡”时，能参考诸葛亮一面斩马谡，一面自贬三级！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於深圳早叫庐

“六.四”前夕，为了削弱刘晓波在民间的影响，胡温当局将其发配到他的家乡辽宁锦州监狱。这激起了民间的反弹，民间普遍认为，不管当局如何处置刘晓波，仍然无法撼动他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在民间的声望以及在海外的影响。

海外媒体给知识精英话语空间

半个世纪以前，在那“黑暗的年代”里，鲁迅先生的文章还允许发表在国内的《新青年》等杂志社，民国政府还允许筹办《新生》、《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从而奠定了鲁迅“五？四文化先驱”的地位。他的杂文“如匕首，似投枪”，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魂”，甚至连毛泽东都称讚他为“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中国现代第一等圣人，而他自己则不算”。

但是，正是称讚鲁迅的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将鲁迅的追随者投进了监狱，一步一步收紧了言论空间。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末，以刘晓波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的言论空间反不如鲁迅那个时代了，特别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大陆媒体成了御用文人煸情的天地，献媚的场所，许多真相被掩盖，真知灼见被扼杀。以刘晓波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只能通过网络传递到海外如香港、美国等地的媒体发表。

刘晓波是中国当代鲁迅

从“六.四”前后到二○○八年的二十多年，刘晓波用文字“不停地说”，从《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到《向良心说谎的民族》，从《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到《○八宪章》（起草人之一），他用良心说话，他用思想启迪众生，他的苦口婆心，他的真知灼见换来中国民间大众的觉醒，却没能换醒麻木、冷漠的当权者，二十年来，他留下几百万字的文字。他犀利的思想与观点几乎都发表在海外的主要媒体，其中，《争鸣》、《动向》在前后二十年里，几乎每月的期刊都发表了刘晓波的文章。他的文字甚至於比鲁迅的文字还要犀利，思想还要深刻，他殚精竭虑、不避艰难的呐喊只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他理性地批评只因诊断出中国深层次的危机，他看透了中共骨子里的虚弱，狼子一样的野心，他清醒地认识到，专制与独裁都没有好下场，他的政论文是新时代的匕首、投枪。

虽然民间拥戴他，但当权者对他恨之入骨。二○○八年，当权者将其关进监狱，并不顾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反对，将刘晓波判刑十一年。刘晓波笑傲那一纸判决，他竟然以《我没有敌人》来做最后陈述。他的观点很明显：中共当权者不配做我的敌人。

刘晓波们传递中国危机意识

西方历代的社会思想家、哲学家大多数是揭示人性之恶、报道人类危机的“乌鸦，”正是有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等思想哲人的不断“哀鸣”，才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与文明进步。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统治者自古以来喜欢喜鹊，讨厌乌鸦。千百年来的文字狱，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早已改选成为王权神授佞巧善噪、歌功颂德的犬儒，而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先知”们在二十世纪初的哀鸣与刮噪，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先河，这才有“五.四运动”的文明成就。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知识群体深感责任重大，他们不时发出中国社会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人口危机、信仰危机、分配结构危机等深层次危机的呼声，他们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末世衰微的哀唱，可谓苦口婆心，并且诊断出种种良药，以《○八宪章》为主的一剂“良药”虽然苦口，但不啻是最好的偏方，以胡温为代表的“病人”们并不愿意服下这剂偏方，并且不惜代价地制造种种冤狱：先是将刘晓波收监判罪，并不择手段地打压、威吓、监控签署《○八宪章》的知识分子。

胡温头上的悬剑

按照联合国有关标准，基尼系数○点四─○点五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点五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点二八上升到二○○七年的○点四八，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点五。这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这无疑於悬在胡温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谁不知今年四月份以来的六起校园无理性凶杀案的诱因？君不见深圳富士康短短两个月里发展到“十二跳”自杀？君不闻北京上访村、各地政府大门里层出不穷的上访者的哀嚎？

胡锦涛近年来数度点名“三大担心”──西藏、新疆和贫富收入巨大差距的问题，虽然看清楚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但只是停留在嘴上，他们对於地方权贵的贪婪、残酷、掠夺却无可奈何，对官商黑恶的政治体制视若无睹，对於因分配不公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没有任何举措，手段是软弱的。

面前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出路只有开放党禁报禁，还政於民，认真吸取刘晓波们的意见、见解。但是，恰恰相反，胡温执政以来，视批评意见为洪水猛兽，视刘晓波们为讨厌的“乌鸦”，一直认为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来自於异议的声音，强硬打压表达不同声音的知识精英。先后对全国各地数十异见人士判罪，判罪的依据无一例外地都是《刑法》的恶法条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胡温对刘晓波们应有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滥加亵渎与摧残，是引发中国更深层次危机的祸根。

人类历史早就铁定地证明：压抑从而丧失社会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压抑、摧毁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胡温体制剥夺刘晓波们表达自由观点的权利，其实就是扼杀人类文明新生儿的“奶母”。

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四棵杨》，寒川子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3月版，58.00元。

这是关于中原山村四棵杨三十年间变迁的一部受难史。它描述了自1949年土改至1976年“文革”结束这些年里，这个村庄是如何被动或主动地承受一场接一场的运动、革命和洗劫，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中顽强地延续他们的生命力，从人性和文化的视角解读了中国当代农民的共同命运。可以说，长篇小说《四棵杨》具有社会标本学上的意义。

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厚重的一本书了，厚达600多页，长达87万字。这个容量，在今天的传统小说写作当中无疑是罕见的。许多阅读者首先就被这部小说庞大的体量所惊吓，我也差点错过它。但真正读下去，就会发现，这本书是好读的、有趣的，语言简洁干脆，明净如练，完全不会令人生畏；更重要的是，它所书写的内容，之凝重，之深刻，之悲怆，完全配得上它的长篇巨制，配得上它所描写的这个时代。

天灾和人祸在竞赛

小说中所写的四棵杨村，是豫西南的一座山村。村中有十几个姓氏，近百户人家，村中心有四棵参天巨杨，是立村者成、万、张、孙四家老姓的祖先共同栽下的。小说中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四家人为首的村落的生存状态展开。

书中所写的这二十多年，是中国最具魔幻色彩的一段历史，浓缩了太多匪夷所思的运动和事件，承载了太多意义，它的奇谲和诡异之处，远超人的想象力。故事从土地改革开始。原村长张宗庵在土改中被划为惟一地主，一家人净身出户。张宗庵及其独子张天珏因通匪罪被上级政府判处极刑。张宗庵在村中口碑甚好，村民纷纷为他求情。在万风扬和县大队长白云天的帮助下，政府最终决定赦免一人，为使儿子免刑，张宗庵从容就死。张家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被分掉了，张天珏也疯掉了。

土改和肃反的实质是什么？张天钰对张宗庵道破天机：“爹，你是好人，啥事儿都想得实。说白了，这些都是借口，他们要分咱的钱，要分咱的田，不先杀咱们，心里能踏实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拥有私有财产就是罪恶，可以予取予夺。

中国是一个重农思想非常深厚的农业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土地”一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均田”则是耕作者的普遍梦想。虽然村民们看到张宗庵冤死、张家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怜悯，有同情；但可以分田分地，他们又是欢欣雀跃的。天遂人愿，刚分到土地，他们就尝到了丰收的滋味，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他们在短短的两代人、三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土改、农村合作、大锅饭、“放卫星”、大炼钢铁、大饥荒、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是导致大饥荒的诱因之一。放卫星通常都是把农作物的产量，夸大到实际产量的八到十倍、二十倍，甚至更多；这个行为，在当地有个名字，叫“日天炮”———一个粗鄙狂妄的词，准确地再现了当时那种“与天斗”、“与地斗”的无知和无耻，实际上就是对自然、对上天毫无敬畏。可笑的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们，居然在各种复杂的计算和考量之下，配合“上头”的引导，逐步把亩产量越提越高，高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还抢着把这块样板田放到自己的大队里。难道，他们真的相信金字塔可以倒砌吗？大丰收之后，种地的农民却纷纷饿死，是因为所有劳动力都不得不跑去炼废铁，粮食全烂在地里了：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这能怪谁呢？

在这场闹剧中，上面派来的孙技术员，早被“日天炮”的惊人数字吓跑了。不过，这个迂腐的人物虽然在书中只有寥寥几行，却起码能让人看到一点希望：不是所有人、哪怕体制中人，都是丧心病狂、全无脑子的；他的临阵脱逃，至少避免了被历史所羞辱。

作者寒川子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棵杨村也是有原型的。那么多人都从那个年代过来，惟有他，能以一种罕见的耐心和坚韧，给我们细致地展现了这个时代的切面。书中没有心理描写，也没有多余的评述和环境描写，纯以简洁的白描手法勾勒，把这二三十年的历史以匀速推进。即使在大饥荒年代，活生生的人一个接一个饿死，作者也没有在客观叙述之外卷进自己的情绪，无一句赘言———然而，悲剧和灾难发生的密度，已足以宣示一切。

看完这本书，不由想起了诗人宋晓贤的一句诗：“天灾和人祸在竞赛，看谁先赢得祖国的未来。”

一代人的无知与奴性

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人公，但成功地描述出了四棵杨的群像。书中线索明朗、面目清晰的人物就有二十多个。而这些人物，并不是并列的、平行的，而是各种力量此消彼长，互为掣肘，又互相刺激生长的———二十多年间，党委书记万风扬为何从一个敢于冒险救助地主的抗争者变成一个只知唯唯诺诺的傀儡？李青龙如何从一个普通社员发展成为一个敢于牺牲、勇于抗争的四队队长？区委书记白云天如何从一个享尽威风的领导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平民？孙立慧又如何从一个上进的小青年嬗变成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的领导？

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农村的规则根基就是“以信任为基础”：“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但这二三十年里，专制文化的强力介入，不仅破坏了中国乡土社会里维持平衡的传统结构，铲断了农耕社会里日常作息的文化根基，还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关于“反左”、“反右”等种种革命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已有较充分的阐述，然而，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平头百姓呢？除了饿死者之外，幸存者的心灵难道就没有受到残暴的伤害吗？他们所熟悉的规则和人际关系一夜之间全部被清算、被扫荡，对他们来说，不同样是滔天巨浪吗？

这种专制文化，在四棵杨的执行者有万风扬、白云天（前期）、孙志慧，“马上疯”等人。但这些人各自执有不同的权柄，性格不同，对“上面”指令实行专制运动的贯彻力也大不一样。孙志慧是年轻一辈，一心只想出人头地，功利心十足，所以指挥拆房扒庙不亦乐乎；但他的父亲是四棵杨的老农民，他还不得不投鼠忌器。“马上疯”靠搞运动起家，生平所好就是整人和玩女人，道德败坏；所幸其智力平平，有时波浪没翻起来就被整得偃旗息鼓了。白云天转变有点突然，本来是前呼后拥的大领导，在运动中被撤职了，为了追求雪梅落户到四棵杨，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思考的角度完全回到正常人类，正直且善良，令人唏嘘。

令人深思的是万风扬这个人。由果敢到懦弱，分水岭就在于他在爱情上的挫败———此前，他设计拯救张宗庵，分配分财分地事宜，勇于追求喜欢的人；此后，他彻底被权势所驯服，胁迫大家加入合作社，诱使大家报出惊人的亩产“日天炮”，组织大家参加大炼钢铁、不让收割粮食，以致饿死不少人，甚至试图砍掉四棵杨、把村里的坟全部削平……

然而，万风扬仍然不能算是坏人。作为四棵杨的一员，万风扬在伤害农民利益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的利益；他在违背人心和常识的时候，也在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意愿。他一次又一次苦苦哀求韦光正等“上面”人物，希望发放上缴的粮食救命；为了救大饥荒时期的四棵杨，他已濒临崩溃。万风扬的确有很大的私心，比如平坟是为了报复村人说他的坏话，这是他猥琐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他也是被强权所迫，别无选择。万风扬的命运，正是在那个荒唐年代无数基层干部的命运：如果不敢为坚持常识付出血的代价，那么，就必须加入作恶者行列。你没有沉默的权利，你不可能不站队；一旦你屈服了，你就必须当帮凶，必须纳投名状。

在这些人为的灾难面前，每个参与者都是施害者，但同时，每个人也都是受害者。这或许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无意识的恶”。他们基于一种“理性”的考量：即使我反抗了，也完全无济于事；即使我不干这样的事，也有别人来干。因为回天无力，所以做起坏事来心安理得。

我之所以为专制文化的代表人物万风扬辩解，是因为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十分立体。他在最后给了万风扬救赎的机会———在一系列挫败之后，万风扬终于抛弃小我，全心为村人谋利益。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万风扬给村里人谋利益的方式就是修建大水坝。正是他的这个善念，终于给四棵杨引来了灭顶之灾。虽然有老烟薰反复提醒，但水坝终于还是修了，四棵杨还是毁灭了。

作者对万风扬、对时代的批判非止步于道德。他指向的是一代人的无知。这种无知，并非因为知识的欠缺，而是根植于奴性，以至于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才是中国人本源性的问题。

我们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同情，但这种同情绝非廉价的。

善良和勇气，还是社会的底色

虽然天灾人祸不断，但作者并没有把揭露历史作为小说的终点。书中那些鸡零狗碎的农村日常生活，依然散发出温暖的光辉。小孩一个接一个地出世，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嫁娶……吵嘴、恋爱、计工分，都是生活的常态。书中有许多爱情故事，也是作品感人所在。虽然处境极苦，仍然有那么多人追求爱情；纵使最后多数爱情结果堪比黄连，可是，爱过了，总比麻木不仁好。他们为爱情付出的代价虽然昂贵，但好歹有“爱”这种东西，让这千疮百孔的生活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希望。

在这里，女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张天珏的妻子芝娴在得知公公、丈夫都被处决，面临万秃子的威逼，她选择了上吊；进才的媳妇香竹，为了让奄奄一息的进才吃上粮食，选择了由着老五糟践身子；婉茹有心爱的人乔三，却不得不忠实于养父的临终遗愿，嫁给了傻子哥哥；荣阁宁可自杀，也不愿答应父亲拿她为她哥换婚，而旺田也因为对荣阁的爱而选择不娶；风扬因为自己爱的是雪梅，即使迫于父辈的压力娶了陈姐儿却8年不曾碰她……

显然，太多东西都在戕害着感情，或是封建家长制，或是专制力量，或是贫穷。他或她，都不具备充分的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然而，破坏力最强的还是新出现的专制力量。它比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有效得多，也无情得多，一现身，就以强力破坏了传统的婚姻契约。比如雪梅与万风扬之间的恋爱，双方家长大力反对都没能阻碍，官高一级的白云飞只派人传达两句话，万风扬立马改娶陈姐儿。而“马上疯”强奸小梅，更是借助了手中拥有推荐上大学的权力———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寓言，而是当时无处不在的现实。

尽管农村的传统文化落后，男女不平等、婚恋不自由，亟须改正；但与其被权力以革命的借口所强暴，我倒宁愿这些陋习以自己的速度缓慢沿革、消失。土地是有温度的，农村依附着土地，就算是陋习，它也会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艰难的自我修复。这种修复依靠的是什么？爱和勇气，而绝非强权的再次强奸。善良的婉茹和刚烈的荣阁们，就给男性世界里带来了光。

在万木萧萧的时代里，小说深刻地描画出这种暖意。虽然好人不见得有好报，相爱也许难以相守，勤劳不仅不能致富反而罹祸，但善良和勇气，还是这片乡土社会里的底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来也没有丧失过。这是作者内心的大悲悯。

这本书的作者并不算有名。该书的出版人路金波说：“这是我在7年出版生涯里遇到的最伟大作品，堪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级。《四棵杨》如果能卖出一万册，我会比卖出100万册青春文学还高兴！”当然，这是自卖自夸之辞，未必足以征信。但我确信，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我还认为，就凭这本八十多万字的小说，他可以毫不赧颜地厕身于当代文坛好作家之列。请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就是寒川子。

今年1月30日，病重住院的朱厚泽先生对所谓“中国模式”提出了有力的诘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那天，厚泽先生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看法，但我相信，他心中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厚泽先生语中的“低人权”，是通过横向比较得到的结论。与朝鲜相比，中国不是低人权而是高人权。但与民主国家和民主转轨国家相比，中国则是茫茫一片人权洼地。

中国人权洼地中，有一块洼地叫做普选权洼地。近62年来，中国大陆民众无权普选乡长、县长，更甭提市长、省长和国家主席了；无权普选市、省人大代表，更甭提全国人大代表了。1979年以后，允许普通选民一人一票直选的，只是乡镇人大代表和区县人大代表。而在这两项选举中，更是通过不准竞选、“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等制度化安排，以保证从源头上“选出”来的乡镇人大代表和区县人大代表，在总体上与官方保持高度一致。然后，再由区县人大代表去“选”市人大代表，后者再“选”省人大代表，最后由省人大代表“选”出所谓的全国人大代表——要知道，其中的大多数，乃是党政官员。

62年来中国大陆普选权洼地的超稳定存在，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和耻辱。62年中的极权时代，根本不存在人大代表的任何直接选举。62年中的后极权时代初期，刚刚开放乡镇和区县人大代表直选时，绝大多数选民被愚民政策深度忽悠，上面叫选谁就选谁，不管自己对那些“正式候选人”压根儿不熟悉、不认识，也怀着自豪的使命感，虔诚地投出自己“神圣的”赞成票，真心地配合组织完成选举这一光荣任务。那时没有贿选，无须作假，也绝无不圆满之虞：亲自投票率和当选得票率起码都在98%以上，并且的确是实打实点人头点出来的。当然，点出来的当选者，其实不是民意代表，只是党意代表、官意代表而已。

慢慢地，这种选举的“神圣性”开始淡隐、褪色，越来越多的选民悟出这种选举不过是官方下的一个套，自己去投票并不是真的行使选举权，而只是去配合官方假戏假唱而已。因此，这种选举的亲自投票率和当选得票率逐步下降，现在已经远逊于朝鲜（里面还有居住模式变化等因素）。但是迄今为止，总还有超过半数的参选选民，对自己不熟悉、不认识、更谈不上信得过的“正式候选人”投下赞成票。不能排除这些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仍然“被忽悠”的，即真的还以为自己的那一票可是“神圣”的。但是，可以肯定其中已有不少人明知这种选举就是“假戏”，却还去配合着“假唱”，以糊弄或对付的心态投下“神圣的一票”。他们给自己找的理由是：

总是个事儿，不投不能了么；

按名单顺序选排在前面的人，省事；

反正是走过场，快点过去得了；

别人都那么投，我去较真，管用吗？
…………
这些以糊弄方式搞定投票的选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选举日后才个把月光景，他们就连自己选的是谁都记不起来了；并且再也想不起要去见、事实上也很难见到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了。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这已经不是“被忽悠” 的悲哀了，而是选民们“识时务”地与忽悠者共舞，开始悲哀地忽悠自己、忽悠老外、忽悠历史了。现在，这种人权洼地的存在，除了主要归咎于特权统治者的罪恶外，还应问责于民众的响应和配合。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要使人权洼地隆起来，中国民间事实上有一种可取、可行的主动选择，那就是，民众撤除对于假选举的响应和配合。这就是说，对挂在榜上的那些自己几天前还是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名字的“正式候选人”，对那些喜欢以唯上为宗旨的“正式候选人”，对那些不敢说真话，只会“握手、拍手、举手”的“正式候选人”，……一句话，对那些自己信不过的“正式候选人”，选民应负责任地投下自己神圣的弃权票或反对票。

我把这种公民行为称为“公民不配合”：不配合、不成全后极权统治者忽悠把戏的上演。公民不配合并不违反任何现行法律，因而它算不上“公民不服从”。根据《正义论》一书作者约翰?罗尔斯所下的、现已成为共识的定义，“公民不服从”是指：公开的，非暴力的，既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违法行为，往往旨在带来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变。而这里的“公民不配合”则是指：公开的，非暴力的，既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合法行为，往往旨在带来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变。

践行公民不服从，就得准备当良心犯，理性承担相应的后果，坦然面对法律的惩处。而相比于违法的公民不服从，践行合法的公民不配合，则风险要小得多，安全性要大得多，因而在当下中国，可行性也大得多。一点也不开玩笑，对稍有勇气且权利意识上又开了窍的人来说，践行一下公民不配合，简直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然而，这种公民不配合的威力和意义却断断不可小觑。试想，当局所瞩意、所安排、所内定的“正式候选人”，由于得不到选民的亲睐和背书而成不了合法的“民意代表”，官方怎么办？抓耳挠腮后再重选一次。但选民们成竹在胸，要尊严不要忽悠，继续不配合，不给面子。官方还能怎么着？于是，我们将见证中国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幅人权奇迹：在一次次民求官、民告官中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普通选民，在现实生活中痛感无奈、无助、无力的普通选民，当作为无权者的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拿定主意、面带微笑地走到投票箱前，合法地、较真地、四两拨千斤似地运用了一下手中的力量，就会使这片人权洼地出现第一次实质性地隆起，并为下一步的再隆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什么是人权洼地下一步的再隆起？就是迫使当局不得不假戏真唱，在乡镇和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开放竞选，废除“协商确定”等黑箱操作，从而选民们能真正行使自己的选举权，遍地开花似地选出象姚立法和吕邦列那样真正的民意代表。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多数选民还在麻木地忽悠自己、把手中的选票惯性地投给官方安排的“正式候选人”的时候，尽管难能可贵的独立候选人姚立法们手持宪法，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他们的成功冒头也只能是个小概率事件，而且极难为继。

有人会说，公民不配合除了可能迫使当局假戏真唱外，难道不会使当局恼羞成怒，暗中下令伪造足够的赞成票，违法“制造”出“人大代表”来吗？或者，竟干脆公开停演“区县人大代表直选”这出假戏？的确，公民不配合如果能够成功实施，则必定会使当局面临一个空前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从良，要么赤裸裸地为恶。我的看法是，从良固属不易，但赤裸裸地为恶恐怕更为尴尬和不堪。而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不论当局会作何选择，民间都没有理由再继续参与忽悠、配合忽悠、成全忽悠了。

眼下，香港民众正在奋力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普选的实现。大陆民众现在展开公民不配合，从而使普选权这块人权洼地慢慢隆起，这正好是与行动中的香港民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放眼海峡东岸之台湾，那里早已隆起的普选权高地正独领风骚，笑傲江湖。还是那句老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认为，对当今大陆民众来说，献给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之一，就是开始编织公民不配合这张权利之网。我乐观地相信，这张网是结得起来的，终止假选举这条鱼，是打得到的。

公民不配合的展开，是我所能想到的一件绝不轰轰烈烈，但却切实可行的旷世事功。而缔建这一事功的进程，正好是一种表明大陆民众不再指望特权者恩赐、不再等待救世主出现的进程，一种公民个人驱离悲哀、洗刷耻辱的进程；服膺内在良知、申张社会正义的进程；提升做人尊严、书写崭新历史的进程。

2010年6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6月19日，中国央行突然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终止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政策，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这表明，北京方面终于松动其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到21日，星期一，人民币小幅升值0.21%。

在此之前，6月18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德尔?莱文（Sander Levin）对北京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中国政府在20国集团（G20，预定于6月26至27日在加拿大召开）峰会前还不改变汇率政策，就将付诸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

实际上，进入盛夏，北京与国际间就人民币汇率的争吵，日趋激烈。各国指控：由于北京的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被低估25%至41%，全球经济因而被扭曲，北京从不平衡的贸易中大获其利。

北京方面，照例狡辩。甚至由御用学者出面，发表相反言论：“人民币可能被高估了，而不是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被低估了”；人民币“不仅不应该升值，反而应该贬值。”

但，国际间压力持续增强，不仅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而且，连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也加入施压行列。眼看着，人民币汇率问题，就要被列入本月20国集团峰会主要议题，北京方面突然改弦易辙，宣布人民币汇率的松动政策。

北京的举措，只是象征性的，目的是度过当前国际难关，让胡锦涛在出席20国峰会时，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而难堪。可以预料，待20国峰会结束后，北京态度，又将回摆，为固守人民币汇率，遍找借口。当然，那时，国际社会也不会放弃施压，美国国会，更可能通过立法措施，强硬对付北京的“阴招”。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本身是大势所趋，反映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型的现实处境。

今年以来，加薪潮和罢工潮席卷中国外资企业，表明，以廉价劳动力托起的中国经济飞行，正在划下休止符。在工人抗议之下，包括广东和湖南等省，被迫调高了“最低工资”。

逐渐扩散的加薪潮和罢工潮，是在深圳台资企业“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即震惊社会的“十三跳”之后，所引发的。这再度表明，在中国，由于政府的保守、被动和懒惰，任何变革，都以生命为代价，以流血为起点。没有不流血的变革，这似乎是中国宿命。

针对加薪潮，看上去，中共当局无意压制。原因在于，中国早已出现“民工荒”，这是“一胎化”政策的后遗症之一，人口老龄化，壮劳力不足，这个号称“世界工厂”的人口大国，竟面临劳力短缺的尴尬。如果继续压低工薪，工人完全可以拉倒不干，就像80后农民工那样，选择回乡创业或者务农。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罢工潮，中共尚未镇压，仅予以监视。这似乎并不符合中南海“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思维。而早在1982年，中共就在其“宪法”中，取消了罢工权利。按照现行中共“法律”，工人罢工，属于“非法”，中共完全有“理由”镇压。这一回，中南海并不急于镇压，大概是要给外资企业一些颜色看，增加中共与外商讨价还价或利益交换的筹码。类似罢工潮，如果出现在官办国营企业，中共必强硬以对。

（中共起家，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动辄发动罢工，对抗当时的国民政府，岂料，中共当政三十多年后，竟“立法”取消工人罢工权利。这只能证明，中共政权，比从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专制、更独裁、更反动。）

中国经济起飞，以出口为动力，其背后，是亿万廉价工人所打造的“世界工厂”；中共当局更操纵人民币汇率，从他国转移财富。两项因素相加，中共持有的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并挟此“硬实力”，叫板国际社会。

然而，劳动力成本增加，出口优势减弱，人民币币值上升，国内消费长期疲软，这一切，都将挑战现有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被迫转型。

逐渐升值的人民币，步步高涨的工资，对环境保护的更多投入，中外贸易回归相对平衡，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便是转型后的中国经济图景。这幅图景，长远而言，有利于中国民众，也有利于世界经济，但未必有利于中国政府—-企图长期垄断中国经济果实的中共政权。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尚存在极大变数。因为，中国政府本身，依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

在同盟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否定孙中山“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反对孙中山；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而是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在于此。
 
一、宋教仁与孙中山的路径歧异
 
1906年9月25日，宋教仁在日记中介绍说，他当面向黄兴指出，孙中山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接下来，他又给黄兴谈到前往吉林南部延边地区争取武装割据的韩登举的设想。

1907年1月4日，黄兴准备到香港等地筹备起义，委托因用脑过度而神经衰弱的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并且请宋教仁从宫崎寅藏家里搬到自己的伊势屋寓所继续养病。当天晚上，宋教仁来到孙中山（逸仙）的住所办理交接手续：“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及。余坐良久，遂辞去，至《民报》社宿焉。”

2月15日，黄兴因为“广东近日非常戒严，香港亦难居”，只好从香港返回日本。2月24日晚上，宋教仁先与黄兴、末永节、古河清、张继等人商议前往东北的计划，然后来到孙中山的住处。孙中山告诉他说，“明日内田良平接余等至赤坂三河屋开晚餐会”。

2月25日，宋教仁与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鲁文卿、胡汉民、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清滕幸七郎、和田三郎等人，在“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的情况下欢聚一堂。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却没有提到自己最为熟悉的黄兴（庆午）的名字。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

“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

另据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回忆，青天白日旗由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时牺牲的陆皓东设计。孙中山把该旗张挂在《民报》社的墙壁上，黄兴看到后提出异议，认为既不美观又接近于日本国旗。孙中山厉声斥责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恼羞成怒，当场表示要脱离同盟会。

孙中山前往发动起义的地方是南洋的菲律宾、新加坡、安南等地，而宋教仁前往发动起义的地方，偏偏是孙中山一再承诺要赠送给日本黑龙会的东北地区；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就此事与孙中山商议过。代理庶务的宋教仁通过一个多月的频繁接触，对于孙中山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黄兴与孙中山的激烈冲突进一步坚定了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决心。3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时，至孙逸仙寓，言辞职事，并以一切文件交之。逸仙初犹不允，余固言之乃已，遂皆交代清楚。……至《民报》社，知黄庆午事尚未调和，阅报良久而回。”
 
二、宋教仁否定孙中山
 
在此之前，清政府方面的庆亲王奕劻，亲笔写信给时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当时的西园寺内阁，考虑到压制中国的革命派，将来会对日本在华扩张势力不利，决定由内田良平出面与外务省协商解决。内田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协商后决定，以孙中山三年以后可以重返日本为条件，给予7000元的离开费用。内田与宫崎寅藏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同意自行离开，并且收取了6000元的赠款，剩余1000元用于1907年2月25日60多名同盟会会员的告别宴会。除此之外，孙中山还收取了证券商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带领汪精卫、胡汉民、池亨吉、萱野长知等人，乘坐德国籍阿里斯王子号轮船离开横滨，经上海、香港海面前往南洋的新加坡、安南（越南）等地开展活动。临行前，他给《民报》社留下了2000元的办刊经费。几天后，西园寺内阁通知清政府已经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同盟会内部的日本人，也把孙中山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交易，告诉给了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谭人凤、宋教仁、田桐等人。同盟会内部从此人心涣散并且内斗不止。

1910年5月30日，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蒙古号轮船前往日本，于6月10日化名Dokas抵达横滨，11日又改名阿罗哈(Dr.Alaha)入住宫崎寅藏的东京小石川寓所，与6月7日化名李经田由香港抵达东京的黄兴等人密商革命计划。6月25日，孙中山应日本当局的要求，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7月17日，黄兴也应日本当局的要求离开东京前往香港。

据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回忆，孙中山当面答应他要改良同盟会的党务，等到宋教仁就此事与孙中山进行协商时，孙中山回答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第二天，谭人凤与宋教仁一起来见孙中山，孙中山依然持同样态度。谭人凤当场驳斥道：“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一时语塞，只好表态说：“过几天约齐各分会长再讨论这件事情吧。”没有想到孙中山“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谭人凤因此“大不慊于中山”，便与赵声（伯先）、张懋隆、林时爽、李伯中、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所住的寒香园商议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

比起谭人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否定态度表现得更加坚决。关于这一点，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较为确切的文字记录。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谈到《每日新闻》所刊登的日本经济学家根津一在东亚同文会的演说时，宋教仁评论说，根津一“根本不了解清国情形”，“无论是孙（逸仙）的势力或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1910年12月，宋教仁在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再一次表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年龄最长的谭人凤被推举为交通部干事，陈其美为庶务部干事，宋教仁为文事部干事，潘祖彝为财务部干事，杨谱笙为会计部干事。中部总会虽然冠以同盟会的名义，却不再接受孙中山以及名存实亡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支配领导。虚位以待的会长不仅需要选举产生，而且在行使职权时必须经过“总务干事全体之署名”，从而在制度层面杜绝了像孙中山那样“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之后坚持主张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制，并且致力于缔造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进行了初步的铺垫和预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谁缓解了社会矛盾？

夜间正待入睡，突然接到民工的求助电话：“哎呀，杨先生，终于联系到你了，谢天谢地。半个月前，我从工地的七楼摔了下来。一起摔下来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大难不死，但已经毁容了。你能不能帮我们讨个公道？求你了！”这是近日接到的求助电话当中极普通的一个。此前，有工程款被拖欠40余万、20余万的，有修建高速铁路从桥上摔下来成为永久残疾的，有被人关在项目经理办公室“黑打”十多分钟的，有因讨薪被连捅三刀捅断命根子的，有手臂被砍掉长三厘0米、宽二厘米的骨头的，有受工伤后靠捡垃圾存钱与资方打一年多官司的，有派出所把人拉进去以后吓得13天都不敢说一句话的……

若非万般无奈、忍无可忍，这些人不会打电话给我，不会熟人托熟人，把电话从各地打到重庆，从重庆打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福建。绕了很大一圈，费尽周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希望，盼可摆平所有赔偿之事。不上网的民工们，仅凭口耳相传，或从诸多工人、农民那里拿到我的名片，才联系到我，实属偶然中的偶然。然而此种偶然在我的生活中却又如此密集，足见中国底层的灾难频发到了何等程度。我深知，这当中饱含的急切之情，浓烈而焦灼，不可忽视。但若创立“杨银波底层维权中心”之类，估计开张不到一月，就要被迫关门。

我没有创立维权NGO，也无任何助手。精通此道的朋友倒是不少，但他们活得比我还苦，遭遇比我更惨。两年多以前，“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黄庆南，仅仅是在广东向民工宣讲法律，做劳动权利启蒙之事，并不涉及更具体的个案追踪，结果该NGO的玻璃门、卷闸门数次被砸烂，黄庆南左腿的筋骨、血管、肌腱与神经全被砍断。我在黄琦家作客时，广东一家劳工NGO的成员肖春与我相遇，这位同龄人就曾声嘶力竭地控诉政府及黑道。所谓“维权者”，最后皆成为权贵资本者严厉打压和百般诬陷的对象，成了必须被压倒的“对着干的人”。

虽如此，中国却必须存在大量NGO。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不遇事则无碍，能忍则忍，诸多绝不合法但又普遍流行的现象，他们不去追究。就算遇到了事情，也多是通过亲人、朋友的非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胆大的人会找记者，但能帮上忙的记者不多。报社要生存，若揭露性的报道做多了，政府不满意，企业不满意。如果对方势力够大，足可搅黄你的广告生意，乃至找你某篇报道的麻烦，轻则法律解决，告你损害名誉，要求巨额赔偿，重则联手宣传部门，让你停报停刊，且挖你根底，拿个放大镜来找你麻烦，把你送到监狱去。

中国向来不乏充满理想主义和战斗精神的仁人志士，但在这些仁人志士面前，是早已将整人手段修炼得炉火纯青的强大对手，这些对手彼此形成利益链条，紧密结盟。弱势的人们，不准游行，不准示威，不准越级上访。政府又不是慈善机构，他们将压倒一切的“社会稳定”视为第一要务。司法系统里的所谓“法律援助中心”，条件苛刻，名额有限。企业延长审理时间，拖死你，让你不因他们过分强大而畏惧，却因你过分弱小而退缩。原本老实本份的人，最后要么被逼成诉苦连连的祥林嫂，要么被逼成怒不可挡的杨佳。如果没有NGO在中间起缓解作用，简直不可想象每天将有多少社会矛盾将如山洪爆发，席卷天下。

谁真正介入到维权？

我的武林好友颇多。某日，其中一位武友前来家中探望我，当时正有一群民工向我倾诉在市政府集会之后被警察拘捕、工头逃离的事情。这位武友听罢说道：“银波，以后有这种事，立即通知我，我帮这些民工摆平。”我婉言谢绝，他却极认真：“动嘴、动笔，我不行，但动拳脚、动兵器，这是我的长项。”武友神情笃定，“我算是彻底明白政府为什么恐惧真武术的传播了，老把军事性的武术变成体育化的花招表演，原来是怕底层反抗啊。”此言不虚，美国公民就有持枪权，既能自卫，又震慑暴政。

民工朋友对武友说：“你的情，我们领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在等老板发话，可这个老板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去找劳动局，可他们推皮球。我们剩下的钱，连基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实在等不得，只能去政府闹。只有把事情闹大了，他们才会重视，但没想到我们会被抓。总不能打警察啊，一打就是袭警罪，他们才不管你为什么要闹，总之你在政府门前聚众闹事，就是扰乱秩序，就得抓起来。太厉害了，他们太厉害了。”武友对此颇为不屑：“警察算什么？顶多有一支枪，卸了就是。你们啊，不懂功夫，把对手的威力想象得过大，其实他们也是噤若寒蝉的人。只要你道理在，就算到了拘留所，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要是对你严刑拷打，你就拼了。凭什么？凭你也是人，他们这些国家机器迫害你，你都快奄奄一息了，还不反抗？”

虽说如今80、90后渐成劳工主体，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多是浅加工的纯技术，法律维权及对各种实体组织机构的运转流程了解甚少。60后、70后的劳工，更如“埋头拉车”的苦牛，“任劳”是常态，“任怨”更是常态。工资被拖欠，他们把希望交给工头，工头就找项目经理，摆酒吃饭、唱卡拉OK、找小姐、送红包，即使被欺负得再惨，都一个劲儿地跟奴才似地巴结讨好，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建筑公司的基层干部给他们一条活路，打发打发。甚至为了能够得到工程款，甘愿当替罪羊，把违规操作的罪名揽给自己。民工受了工伤，工头既要安定民工情绪，又不能给公司添麻烦，一般都是私了，既不上报政府，又要对社会封锁消息。再大的事情，就算一次性死二三十个人，只要拿一点钱去捂住他们的嘴，他们就服了，尽管这点钱也许仅有法定赔偿的三分之一。

这些年，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民工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自己究竟应获赔多少钱的。譬如，你在贵阳受工伤，你能报出上年度贵阳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九级伤残与十级伤残的具体区别所在吗？这的确是无知，但这种无知有谁去改变过？如果政府能够像劳工NGO那样，印刷大量的维权册子，公布各种维权途径的联系方式和办事流程，将之发放给民工，让民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或者即使不知道也能找到帮他们代理维权的人，那么事情就会简单许多。当一个普通的民工遭遇劳动问题，这已经是“事发之后”，要么人在住院，要么身上已经没多少钱，可是能帮他们的人却太少太少。他们迫于时间上的无法等待，迫于援助力量的严重匮乏，迫于企业的漠视拖延和政府的人浮于事，结果只能无奈地接受少许赔偿，甚至还感激给钱的人。

广州番禺的打工族文书处理部主任曾飞洋就曾透露，他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一位五级伤残的民工要求公司赔十万，结果公司委托曾飞洋，要他逼着民工接受五万元赔偿，他的确这么做了，民工也接受了，甚至感谢曾飞洋。但曾飞洋的内心不堪折磨，负罪至今，与其违背良心，不如跳出来，为民工撑腰。他与廖晓峰联手合作的打工族文书处理部，就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工维权NGO。这些NGO，何其艰难啊。一旦他们介入到民工维权，独立调查、搜集证据、写成报告，乃至联系媒体，代理非诉谈判或诉讼官司，这整个过程，任何人都清楚，既要花钱也要时间。但众人有所不知，这些NGO很难在民政局注册，唯有以企业形式在工商局注册，一注册就要上税。诸多NGO的运行，多是自掏腰包。运气好，又不怕政治风险的，到境外申请经费，但仍是杯水车薪。

谁承受来自生存的折磨？

有人天真地想，如果大陆政府也能像港台政府一样，向NGO发包维权项目并付费，那该多好。有的NGO迫于无奈，决定向民工收费，但这些NGO又不是律师事务所，不忍心像律师那样写个诉状收800元、出个庭收4000元。民工们的表示一般是：“事成以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这多是一句空话，因为“事成”的含义，必定有一个特定的预期目标。但是通过谈判或诉讼，实际拿到手里的钱，一般与这个预期目标的距离颇大。即使最终民工获赔，但他们皆已身心疲惫，这时你虽然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但要在这些可怜人身上收点“帮忙费”，一是难于启齿，二是他们的口袋会捂得更紧。民工们曾经信誓旦旦的许诺，最终变成泡影。这是NGO极其尴尬的生存处境，收不收费？如何收费？如果收不到，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朋友，同时也是知名劳工维权律师的周立太，名头响亮，但他就曾忍无可忍，状告民工要求拿回双方协议中的律师费，却不被大众理解。

NGO是公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与政府强权、资本强势相独立、相抗衡的力量，因此也就具备某种道义感。但道义在利益面前，通常被置后。NGO虽伟大，但这些英雄们也要吃饭、交房租、坐车、印资料，不能没有经济支撑。可是，当周立太状告民工，被民工拿尿泼在脸上，这位老兄在摄影记者的镜头里，再也忍不住对民工咆哮起来：“如果老子不是律师，砍都砍得下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那一个个不知维权者何其艰辛的人，纷纷在道德层面指责周立太。我深知立太兄的不易，对那些从来只会站在一旁当看客的冷漠之辈，以及惯用大帽子扣在他人身上的不知江湖深浅的人，我是极度鄙视的。民工有民工的艰难，维权者有维权者的痛楚。《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就曾致信给我：“运动家为了让自己的运动得以持续推动，让自己的运动得以扩大、升级，往往需要在帮人维权时，拿些合理的费用。当年在研究美国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有些社会运动家正式成立了咨询、服务公司（incorporation），红红火火地搞其‘帮助推动运动的’生意”。运动应该取财，而且取之以道；运动可以——也应当——正当取财。”

朋友们，你们可能无法想象，去年7月，当求助于我的民工拿到被拖欠的工资，那时我身上却只有三元多人民币。有的民工在拿到工资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围坐在一起，打100元封顶的“诈金花”，而我连下一顿饭究竟允许吃什么都要认真考虑。人活到这个份上，算不算悲哀？有人说，你帮了他们这么大的忙，你可以找他们要一点钱，他们又不是不懂社会常识。于是，迫于生存，我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道德”，向负责几十号人的工头索要200元以度难关。结果出人意料，工头接了电话，敷衍几句，然后一直关机，再也不接我的电话。我用公用电话打过去，让旁人把电话递给工头，你想都想不到，此位工头是这样答复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拖欠工资是46万，但最后到手里的，只有43万，少了三万，我们赔得很惨啊。看来你还是没把事情做到家啊。”如果你是我，你气，还是不气？

想当初，这些民工抱着极大的希望给我打电话，我迅速写成调查报告，上书政府，联络媒体。最后，当地政府和企业找到民工代表，开了会，凭民工们的身份证，当场领到了钱。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我一天要接一二十个电话，因为他们遇到任何问题似乎都必须由我来解决、献策，这种特别强烈的依赖性，让我感觉很孤独，可道义感又驱使我必须相当有耐心，他们已经够苦了，不能对他们有半点责难。想吼，但吼不出来；吼了，也没人听得见。那时，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活得有多窝囊，自己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却还要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带着微笑，继续解决下一个电话里的民工诉求。心再坚强的人，长此以往，都受不了这种折磨。但这种折磨是谁带来的？是我自己，是民工，也是这个缺乏底层救济并恐惧民间觉醒的国家带来的。

从懦弱怕势走向公开抗争

这些当然都不算新闻。在中国，你若永远站在弱者一方，当他们的代言人，在他们遭遇危机的第一刻出手，被政府调查或“喝咖啡”，被企业老板找几个手持砍刀和钢管的“小毛贼”吓唬一通，而且有上顿没下顿，总向房东乞求宽限几天，这些都是常态。我的朋友景祥，在广东创立“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他的助手在经历一次次的威胁之后，被吓怕了，睡觉也要把铁棒放在枕边防身。景祥每个周末都要为民工办一次讲座，可是他不敢在房屋外面立牌子，既怕警察找到，也怕黑道找到。为了让接受法律启蒙的民工越来越多，他跑到医院去找受工伤的民工，像搞革命宣传一样，告诉他们怎样起来斗争。面对企业的警惕和政府的刁难，面对劳工NGO在中国的悲惨生存，景祥其实很愤怒、很无奈。他说：“感情令我天天动摇，而信念让我每天重新坚定。”

景祥不期盼成为工运领袖，但期盼平安。要实现平安，就要想办法让政府承认自己的合法性。他不无善意地说：“我们要以帮助政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目的，协助政府创建文明和谐社区。我们认为，作为一家民间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辅助政府服务于社会，是其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但政府不会如此天真。这帮官僚，可以忍受天天坐在办公室看报纸、喝茶的百无聊赖，但不可忍受你批评他们，找他们麻烦，更不可忍受你在替代他们的某些职能。于是，本来就自生自灭的劳工NGO，变成在夹缝里生存的小草。一阵阵风吹雨打、日晒雷劈之后，真正坚持到最后且保留创立精神的NGO寥寥无几。这就像“关注人民生计、服务百姓生活”的《百姓》杂志，最终停刊；而倡导市民向公民的转变的敢言杂志《市民》，最终被逼成小资们的时尚读物，不再有任何忧患与担当。

规模小的NGO，光是勒令房东让你搬迁就可消磨你的意志；规模一般的，找几条法律来整你，让你付出高成本，并时常监控着你，为你的死路找足证据，要用时就拿上来，但在警告你之前会与你“协商”，协商不成功就来硬的；规模大的，让你招安，此时你的定位不是NGO，而是“黑律师”、“土律师”一类，不管你有多么善良、正义、崇高，在政府眼里你就是“不正规”的刺头，但你的影响又很大，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么在政府工会做事，要么去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如果仅仅是甲乙丙丁的个案，只要影响不大，你可以继续；但如果是人数众多的事件，譬如游行、罢工，一旦你牵涉其中，即使最终运动成功了，但一定要小心那些付出成本的企业和政府，向你下黑手。

大事件，向来是历史进程、时代进步的推动力，但每一次的进步，总伴随着有人倒下。这些倒下的人，是NGO的英雄们，是既悲壮又悲情的工运领袖，以及郭飞雄、黄琦、谭作人这样的良心犯。他们启蒙过，抗争过，是历史的功臣、底层的标竿。有抗争，才会有进步。就像民工们以为劳动局都是企业的帮凶，其实你如果真的把脚踏进那道门，叉着腰，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地提出你的抗议，我告诉你，这帮政府官员不会不把你放在眼里。正是基于弱势者唉声叹气的可怜、摇尾乞怜的做派，才助长了政府的不屑。它之所以如此专制、傲慢，很大程度上是人民懦弱怕势所致。今天的民工，要让自己获得真正的救助，就必须完成自我启蒙、自我组织的过程。向来“自助者，天助之”，社会力量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真正的力量来自你们自己。

虽然阻力很强大，到处都是危险和陷阱，但冲破这个阻力，主体靠的是自己，内心要有这个力量。一般的外界力量，玩的不过是“以大压小，彼此牵制”的传统路数，亦即通过舆论与行政的压力，来迫使资方妥协，而这种妥协一旦到了谈判桌上，就变成你也必然要接受某些妥协。那些罢工的人，游行的人，他们通过组织联盟的力量，通过震撼社会，来达到对企业与政府的反制效应，可能付出被残酷镇压的高昂成本，但他们这种公开抗争的不屈精神，才是受害者最需要的，那就是无论你曾经在哪个低下的位置，是何种卑微的地位，今天你一定要笔直地站起来，跟强者平行相对，而不是以下对上、以弱对强的仰望和乞讨。

    若泽·萨拉马戈

    萨拉马戈的遗物：旧打字机，旧眼镜。

1997年3月，若泽·萨拉马戈访问北京，出席其小说《修道院纪事》花山版范维信中译本首发式。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在墓碑刻上如下文字：“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愤怒的人已经睡去。萨拉马戈结束了政治挂帅、争议不断的现世人生，但他悲天悯人、想像奇绝的小说，还会长久地留在无数读者心中。

受荷尔蒙驱动的共产党员

6月19日，葡萄牙仅有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谅解了祖国，让自己冷去的身体回到家乡。萨拉马戈两岁就来到葡京，在这儿吃过苦，打过工，入了党，当了官，再跌到人生低谷，重拾文学而雄起，晚年以国家敌人的姿态负气出走，长居异国离岛。如今他的棺木在万民的景仰中，覆上了红绿两色的葡萄牙国旗，但共产党支持者们前来展开镰斧图案的纯红葡共党旗，向老同志致敬，为老同志送别。更多人拿着红色康乃馨，象征着1974年终结独裁政权的“四·二五革命”。

他的大半生是在独裁统治下度过的。1926-1974年的法西斯统治时期，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葡萄牙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农业落后，工业失败，主要出口物为软木塞、沙丁鱼和廉价劳工。为镇压其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独立运动，政府陷入了长达13年（1961-1974）的不义战争，四成国家预算耗尽于战费。作为独裁统治最大的反对力量，葡萄牙共产党受到残酷镇压，党员屡遭逮捕、监禁、拷打、谋杀，只能活动于地下。“我痛苦吗？”他说，“我的痛苦不会多过灭除自由之政权下的数百万同胞。”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危险的，葡共许多热血分子却甘愿以命相搏。萨拉马戈在1969年入党，说明他也做好了牺牲准备。2007年夏，他告诉《纽约时报杂志》的费迪南达·埃伯斯塔特：“我很幸运，我从未遭到逮捕。有许多次，我本来是该被捕的，可我狱中的同志有勇气，有尊严，没背叛过我。”

他后来说，共产主义信念于他如同雄性激素，纯然发自骨肉深处。“我是个受荷尔蒙驱动的共产党员，”去年他告诉BBC，“我体内有荷尔蒙，让我长胡子和别的东西，也让我成为共产党员。改变？凭啥！我会觉得羞耻，我不想变成别的什么。”

1970年，独裁者萨拉查死后，法西斯统治已大厦将倾。1974年4月25日爆发了不流血的康乃馨革命，宛如1917年的二月革命，一夜之间打开了通往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的大门。4月30日，葡共总书记库尼亚尔回到里斯本。次日全党过上了48年来的第一个五一节，50万群众集会于首都FN A T体育场，欢庆胜利。葡京的乐观气氛远超当年的彼得格勒。为纪念那一天，FN AT现已更名为五一体育场。

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取得成功，葡萄牙大概是20世纪仅有的特例。萨拉马戈当时在报社工作，看到全国上下天翻地覆，市民上了街，工人占领老板的工厂，农民夺走地主的农庄，无家可归者入住空置的公寓大楼，电车售票员向全体乘客免票。此后一年半，非洲殖民地如愿获得了独立，国内四分之三的经济被国有化，法西斯的《新闻日报》亦在其中。萨拉马戈获任该报副总编，几乎将其改造为葡共机关报。他性格和信念中钢铁与偏狭的一面也在此时显露。许多葡萄牙知识分子很不喜欢这一时期的萨拉马戈。他主持工作，难容异己，对非共产党员和要求多元声音的员工另眼相看，毫不手软地连续解雇了24人。

但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罢工使国家陷入瘫痪，奉命镇压的军队有时倒戈，联合政府亦宣告垮台。1975年11月，左翼谋求效仿“十月革命”再度举事，但失败，温和右翼掌控了大局。萨拉马戈随即被清除出《新闻日报》，复归于失业。朋友们视为其人生低谷，然而世人焉知非福。他自己以为，失业实为大幸，“它让我停下来反思。”他对埃女士说，“这是我作家人生的开始。”

自我流亡的诺奖作家

此时萨拉马戈年过五旬，政坛失意，晚年失业，却迎来文学第二春。1980年，他完成第二本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以新秀的姿态登上文坛，这已是其青年时代处女作《罪恶的大地》出版33年之后。1982年出版的《修道院纪事》魔幻又好看，大为轰动，令他花甲蹿红。小说以三重奏形式讲了三个故事：一、国王若奥五世劳民伤财，以举国之力建造大修道院；二、洛伦索神父为逃避宗教裁判所迫害，谋造飞行器“大鸟”上天；三、独手勇士巴尔塔萨尔与异视姑娘布里孟达相爱，并助神父研制飞行器。布姑娘认为，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乙醚，乙醚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皮，铁皮大鸟就能上天———真的上了天。后来出了误飞事故，爱侣分离，遍历人间恶行之后，肉身成灰，而灵魂永聚。

1986年，葡萄牙完成“继续革命”的民主过渡期，选出60年来首位文人总统，萨拉马戈也在同年出版小说《石筏》，写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场面：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沿比利牛斯山脉与大陆断裂，脱离了欧洲，滑入大西洋，径直向南美大陆漂移而去，以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结果漂到中途，便撞上了亚速尔群岛。

在1995年的《失明症漫记》中，失明成了一种传染病，政府决意隐瞒，伪称“白眼病”，并将所有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以恐怖和暴力手段严控失明蔓延。而那些失明者，眼前黑了，心也变黑，人性之丑、欲望之恶充分暴露。此书中文版亦由范维信教授翻译，海南出版社出版于2002年。2008年，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雷莱斯将它搬上银幕，拍成小制作英语长片。

2004年，他出版了《透视症漫记》，故事发生在《失明症漫记》所述的同一个国家，再写为抗拒独裁政府，八成以上国民心灵感应，在选举时投了空白票。

1988年，萨拉马戈与其西班牙文译者、漂亮的、30岁刚出头的安达卢西亚姑娘皮拉尔·德尔里奥结合。1991年，其小说《耶稣基督福音》引起轩然大波，被公开指责冒犯天主教，政府出面将此书查禁。萨拉马戈怒不可遏，愤而选择自我流亡，去国别乡，跟着皮拉尔·德尔里奥回了娘家，后定居于加那利群岛中的兰萨罗特岛，直到去世。

诺贝尔奖降临于1998年。瑞典学院在授奖辞中说：“他那为想像、同情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着我们，使我们能再次体悟难以捉摸的现实。”

前一年的大奖得主、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说：“若泽·萨拉马戈赢了，我很高兴我的‘接班人’是一个左派分子，特别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梵蒂冈机关报难释前嫌，批评瑞典人选择了一个“反宗教的死硬的共产党”，指出：“萨拉马戈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个共产党人。”

萨翁老而弥坚，笔力尤健，最后几部小说，如《洞》（2001）、《复制人》（2004）和《大象旅行记》（2008），仍见其惊人的想像力。而在2005年的《暂停死亡》中，他拿死神开了个玩笑。故事讲死神娘娘厌倦了遭人嫉恨，决定罢工，结果世界大乱。医院人满为患，人们老得不能再老，但就是死不了，整个养老金系统也因此濒于崩溃，政府面临破产，于是教会出马，请求娘娘重新上岗。“最后，我们发现，生的唯一条件，就是死。”萨拉马戈写道。

《该隐》出版于他去世前半年，他在书中为杀弟的该隐除罪，转而责难上帝，将《圣经》称为“残暴与人性至恶的细目”，并不顾病体羸弱，跨国连开记者会，攻击《圣经》。但教会此番表现出丰富经验，视萨翁言辞为广告策略，故百般隐忍而不应战。

此外，萨翁热心时髦网络，投身web2.0，开设blog，亲笔撰写，更新频繁，视之为开展政治批判、倾泻道德怒火的快捷工具。在他看来，虽然今日技术进步，道德却比过去更为沦丧。他甚至不忘抨击英国议员用公款买狗粮。“真不害臊。”他说。

萨拉马戈的小说有两大特色：一是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个无须多言；二是他滔滔江水连绵而不绝的语言风格。他很少使用引号（中译本有，但仅限于专用名词），人物对话与小说叙事似乎无缝相连，宛如内心独白，又如埃伯斯塔特所言，仿佛在连续放映一部默片，而影院里空空荡荡，观众仅有一人，即萨拉马戈的叙事者。著名的英国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说，这位叙事者的声音好像出自“一个狡猾的葡萄牙老农，他洞悉一切却又一无所知。”

Adeus Saramago，再见，萨拉马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