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世人皆知辛亥1911，但有几人知道庚戌1910.

辛亥枪响的前一年，也正是清末立宪运动逼至高潮的一年。这一年，历史早已蒙尘；但百年前的今天，各地立宪派汇集京师，向清政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这是持续长达一年的抗争运动，北京城内风起云涌。立宪派连续三次逼宫，清政府几无躲闪余地，只有俯身妥协，答应提前立宪。但，次年辛亥事起，风云顿变，立宪在虚君框架下画上了休止符。于是，由革命主导新纪元，历史遂惯性进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世纪。

清末立宪运动如果以梁启超1901年《立宪法议》为标志，前几年为舆论鼓吹阶段；自1906、1907年间海内外各立宪团体成立，始为组织政团阶段；至1910年，由各地立宪派汇聚京城，则发展为请愿运动阶段。可惜历史不再给立宪派以时间，否则中华民族走上英伦那条虚君立宪的路，从当时情势看，不过早晚。

1910年，刚成立不久的各省咨议局有一个协同性举措，即在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倡议下，于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准备进京请愿，要求政府速开国会。1908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昭告天下，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至1916年正式颁布宪法、选举上下议院。但，这道上谕显然不能满足立宪派的愿望。他们认为刻下局势，内政失修，外交窘困，只有迅即召开国会，才能逆挽时局，消抵革命。张謇的动议，旋即获得16省咨议局的支持，他们彼此相约，非至国会开会，请愿会不得解散。1910年1月20日，各省代表33人在京正式拉开请愿序幕。临行前，张謇撰“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相勉，当时还是康梁之徒的湖南人徐特立以八字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壮其行色。

然而，第一次上书请愿被驳回，清政府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为由拒绝。其中“不如”之语，有如商榷。但，代表们并未气馁，他们再接再砺，立即准备第二次请愿。为广泛发动社会，请愿代表一半留京坚持，一半回各省动员商会、教育学会等士绅团体联名请愿，以扩大社会抗议面。第二次上书是1910年6月16日，和前次不同，这次上书，是多起轮番。咨议局代表为一起，各省教育会代表为一起，商会为一起，华侨代表为一起，甚至八旗代表亦为一起，像涌浪一般，层层推进，给清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此次请愿虽然再度流产，清政府以相同理由坚持九年预备。但，各省代表并未“再而衰”，而是“三而竭”——竭力图谋第三次冲刺。

由于前两次请愿的蓄势，第三次终于让清廷提前了立宪时间。按照清廷预备清单，1910年在各地咨议局先后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央资政院。该院在清廷眼里只是一个以备咨询的机构，但在立宪派的诉求中，它却是英美参议院的前身。虽然双方做的是一件事，但彼此算盘各自不同。到底谁有胜算，要看双方力量对比。立宪派请愿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是因为它那时具备了与清廷叫板的势，而且这个势显然还在此长彼消。第三次请愿时间议定在资政院开院之际，是为1910年10月3日。前此，请愿代表向咨议局联合会提出建议，要求各地咨议局对清政府的新租税持不承认主义，即一日不开国会，一日不纳税。这是英美“无代表，不纳税”的中国版第一次上演，它显示了立宪派遏制清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斗智方法，可惜一次遂成绝响。

庚戌1910年，从一月而六月而十月，立宪派完成了请愿运动的三个回合。最后，清廷最高层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下“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即将立宪时间由原来的1916年提前到1913年。这个提前是逼出来的，当时上海《时报》的“北京专电”有这样一则细节：当立宪代表谒见军机大臣世续时，“世中堂云：已商之宪政编查馆，各大臣多谓已有资政院，国会可缓开。代表曰：资政院非牛非马，何涉国会。世曰：朝廷深仁厚泽，乃民有二心否？代表曰：二心则无之，惟此次请愿不遂，窃恐离心耳。世中堂悚然改容，当允极力赞成。”立宪派于清廷虽不似同盟会那样刀枪相见，但照样逼得它节节后退，并牵着它的鼻子走。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1910年，你说立宪派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立宪派要求1911年速开国会，清政府妥协为1913年。持保守取向的立宪派认为这是胜利，并鸣放鞭炮庆祝。但，立宪派中的激进主义认为是失败，何况清政府下令不准再提开国会事，同时也不准请愿代表继续留京。这不但触怒了激进的立宪主义者，更使得他们在辛亥枪响后转向革命，彻底抛弃清廷。其实，孰胜孰败在比较。1913年开国会，比立宪派1911年的时间表只延后两年，但比清政府原定的1916年却提前了三年。如果你不能指望你要哪天开会清廷就答应哪一天（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只要提前，立宪派就是赢家。政治往往是在妥协中前进，而且在这长达一年的博弈中，立宪派的气势咄咄逼人，明显是往上坡走，而清政府则被动支撑，步步下行。如果没有辛亥变故，可以逆料，这个势头只会往前推进（但还需要若干回合），却不会倒转。但，历史常常在偶然与必然间错乱，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立宪之外的革命，也在苦苦经营，不断制造它自己的机会。最后，鹿死谁手，不是立宪，而是革命露出了它的笑靥，并且以铁血般的凌厉，傲笑了一个世纪，以至于今……

今天，笔者谨以此文为一百年前立宪请愿运动祭。

理财一周报：历史学是一门纯粹客观的科学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历史？

袁伟时：历史要完全恢复其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但将历史的基本真实情况揭示出来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个人的学养、立场以及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历史事实的揭露和解读也会有不同；包括对史料的取舍，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些都受主观状态的影响很深。因此，对历史的解读，历来就是多元的。学术问题，对历史解读的问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就好。在不断的自由讨论中，就会接近历史真实。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有人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真理，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就是异端邪说，应该禁止。这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懂学术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这些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自命，但马克思本身就坚决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另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教训就是苏联的垮台。苏联为什么会垮台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中央力图垄断真理。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心态，结果导致它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如果今天我们不汲取教训，还用这样的心态看待历史，那就太糟糕了。

理财一周报：过去我们解读历史，多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矛盾分析的方法，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而今天一些包括袁腾飞在内的民间历史学者，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细节，关注历史的偶然性。这是否是一种进步？

袁伟时：“史无定法”，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方法都会有不同，笼统地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想是不可取的。学习历史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自由讨论。可取的办法是，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材料摆出来，推荐给学生或自己的读者，让他们自由讨论，从中学习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学习一种宽容的态度：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样才能使国家的多数公民养成冷静、客观地看待各种事物的习惯。这是公民成长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

这个道理正是温家宝总理讲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培养平和的心态、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不要搞得杀气腾腾，到处都是斗争、阴谋，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人人自危。这是多年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遗毒。

理财一周报：袁腾飞讲的历史，既鲜活又不乏深刻，很受中学生的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无趣，您觉得在中学历史教育方面，应如何改进？

袁伟时：我没有听过袁腾飞讲课，也没有看过他的书，更与他没有交往，很难具体评论。但一般而论，现在一方面是无可奈何，学生要高考，你不能不按照设置好的条条框框填答案。但另一方面，教师、学生对教科书上的观点，已经不是那么信服。教育部门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行的，正确是办法是修改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也要实行自由竞争。

最重要的是要改革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学习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是自由讨论，将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提供给学生，让他们自己阅读，然后组织他们深入讨论。这在国外根本就是最通常的方法。我们不是说要提倡“启发式”、反对“填鸭式”的教学吗？不让别人讨论，没有观点的碰撞，怎么可能实现“启发式”教学呢？

理财一周报：对袁腾飞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一些人激烈反对，京城某报社社长，更给袁腾飞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对此您怎么看？

袁伟时：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让更多的人“大开眼界”——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抱着这样的观点——我想也是有好处的。他们也是“教员”，至于是不是“反面教员”，要让历史去评价，我们就不好说了。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但在别人眼中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个疑问。中国这么多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呢？况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要想在学术领域“一统天下”，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表达权”。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三是长大后要接吻。三权必备，禁止任何一项都违反天性，绝对不可接受。

我拜读过这位社长的这篇大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几点：

1.蛮。有结论，没有可靠的经得起反驳的论据。完全是三十年前的文风，与习近平最近提出的反对讲空话、套话背道而驰。内容不但是说过不知多少遍的旧话，而且棍子横飞，神憎鬼厌。

2.懒。这位社长可能忙于请客吃饭，没有读书习惯，对多年来中国史学的进展毫无所知。我想，假如他认真读读茅海建、沈志华、高华、杨奎松等优秀史学家的著作，就不会说出那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话来了。他连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否认。国家档案局就在北京，这些数字都是根据档案算出来的。您不同意，坐上小车或派人去核对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3.没有责任心。从文章看，此公没有认真思考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挫折或大失败的教训，也没有记取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教训。作为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对这些历史灾难视而不见是失职。“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北京版第10页）这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说的确凿无疑的话。血泪斑斑的记录难道不应该转化为永志不忘的历史智慧？探讨中国未能避免的类似错误究竟犯了哪家王法？

理财一周报：这次我们也看到，在网上和媒体的评论中，支持袁腾飞的人也非常多。这是否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人对待历史，对待不同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宽容了？

袁伟时：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打开国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外面的各种观点，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传到了国内。另外大陆知识界、学术界多数人也是有学术良知的，他们研究得出的各种与过去不同的结论，也纷纷面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大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很正常的现象，确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现在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状态或正常状态：承认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是没有国王的。哪一个人要是试图在这里做国王，一言九鼎，人们只会嗤之于鼻，愿意匍匐在他脚下三呼万岁的，恐怕很难找到。在民间，这个状态逐渐成为生活的常规。只是有少数人老眼光看不惯这些变化，风浪就起来了。

 

凤凰卫视6月18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昨天我们说到中国人通常在农村里面，比如在家庭里面自杀，他不一定是跟什么社会公正有关的。吴飞就讲到恰恰相反，很多觉得在公共领域里面，在政府面前受到冤枉的人，他反而不想死。为什么？他会觉得我被冤枉了，我还自杀，这种情况我不就等于说，我其实不是被冤，我叫畏罪自杀嘛。相反在家庭里面，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了，你委屈了，这种时候你反而会想自杀。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人感到委屈人会那么多，委屈到想死的人会那么多呢？

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这本书，作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透过这本书，他去调查一些个案，他对很多概念的解释用回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传统名词，用来做一些个案解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名词变得好像很鲜活，很有意思。

比如说，这里面就提到有一种人自杀，他感到委屈，那种委屈表现出来是一种堵气，气不过。常常讲气不过，想死。怎么个气不过呢？他就提到有这么一个村，叫做韩村，里面有一个老人叫弥张，当然这些名都是假名，这个弥张因为儿子们不孝顺，对他们生了真气，然后他就自焚而死了。

他村里的人跟他说，他死的时候很神奇，他坐在柴火中间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他所有的存折和钱点着了，然后他们忙去救火。等到火苗灭了之后，就听到他身里哗啦，这么一声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就解释，这就是他那口气，可是他早死了，就是别着这口气出不来，你说这是多大的一口气啊。

老百姓是这么来解释的，然后吴飞在这里就说，你看这说明的是什么？气，首先被理解为是因为儿子对他不孝顺，对他们动了真气。第二，气是他用来支撑自己的毅力，使他能够忍受烈火烧灼，最后气又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是他的呼吸，这口气出来，他才彻底死去。

然后，他就说我们不能把赌气理解为委屈的结果，但是它是作为通过对委屈积极的反抗来维护个人人格，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赌气而死，是因为他在乎自己的人格，要捍卫人格尊严，觉得受委屈了，但是这个人格尊严，他太考虑我这股气受不过，而气这个东西通常是在出现了不公平的情况下，我们才讲气，社会里面，政治里面只有出现不公平才讲气节。

一家人里面关系不好了，你才会讲说你有气。除了气，为气而死，还有为面子而死，这是因为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里面，他就说到有这么一个将面子而死的人，也是在孟州县里面有一个名人，叫周留。这个周留，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发过财，是声势很浩大的一个有钱人，但是这个人另一方面是无恶不作，他做生意的手段非常的龌龊，然后也养了一些小媳妇，小情人，这都不再话下，但是后来，他变得非常的潦倒，潦倒到最后是欠债累累，最后他还自杀了。

为什么要自杀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小媳妇跑掉了。这小媳妇，他在外面认识的女人，把她娶回来，当时有些老者还劝他，你就别娶了，你以前玩女人哪有这么娶回来的，家不是还有一个老婆嘛，他就不管，结果这女的跑了，他就自杀了。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吴飞说，周留干尽坏事，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坏事而感到丢人，人们也没有因此就歧视他。相反的他成了孟州的名人，按照金耀基教授的分类，他是透过丧失了道德上面子，你是干了很多坏事的面子来取得一个社会面子。就是大家看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觉得他很有名，很佩服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说，他几乎无恶不作，但这种道德上的无拘无束，和他的人格价值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他的人格，他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不建立在自己善不善良，守不守道德的规矩，而在乎什么呢？在乎他朋友慷慨仗义，对乞丐有同情心，投资建设，在地方上修桥，这都是做了好事，然后他可以不在乎自己招人恨，不怕人们说他是坏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地方的人的世态炎凉和小媳妇的背叛。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一种，对面子的观念呢？吴飞在这里就解释，他和很多那一代的暴发户都是从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的头目，他们在文革里面培养起来灭失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80年代早期的发财致富，凭同样一股狠劲，蔑视一切的狠劲去发财了。

然后，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浑然不同，但在精神气质上，这批人是一样的，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此这种人注重面子就会有点偏差了，所以就会出现像他这种死法。

除了你觉得面子丢了要死之外，当然还有很多人家说他自杀是因为他想不开了，所谓的想不开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想不开说回来，想开就是一个人很明智，很慎思，他懂得过日子，该怎么过。吴飞在这里面就说到一个正常的人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就是日子过得好了。

中间，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麻烦，但是一个真正想得开的人，不是盲目放弃人格价值，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的逃开一切，而是能够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的跟全家人一起过日子，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靠自己聪明，而是他懂一套东西，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礼法。

这个礼法现在不在了，该怎么办呢？吴飞就提到有一个NGO，叫做农家女。在这个地方上教很多农民百姓，家庭和睦相处的方法、原则、道理，用各种手段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吴飞到最后，他认为这种礼法教育的秩序，应该像以前一样，重新回到国家的肩上。

可能问题上，这么一来，你要举出一些具体的说明，说是为什么？无论理论上或者实证上，你不能说以前中国是这样，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老百姓有没有这样的期盼呢，而且国家又该如何介入呢，如果能够在不影响大家自由的情况下，去介入我们家庭生活呢？他举出的NGO例子，恰恰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介入。

不久之前，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先生说，根据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人均GDP为八千美元的时候，污染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

这种奇妙的说法当然不是他的发明，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近似的说法。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 在五千到一万美元的区间，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会出现一个拐点，从反向关系变成和谐发展。

这些说法背后的意思就是，发达国家都是赚足了钱之后，才开始治理环境，当然咱们也只能是这样。多年来我一再说发达国家的污染是知识型污染，其原因主要是不知道污染的厉害，等尝到了苦头马上就制定法律，拿出办法，很快就改弦易张，见到成效，这跟兜里的银子多少并无直接的关系。

我们以美国为例，治理田纳西河的污染是在1933年。众所周知那个时候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大批的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跌，1933年只有558亿美元。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均GDP的概念，算算不过才区区400来美元。就在这人均GDP 400来美元的1933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治理田纳西河的法案。其中就包括了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工厂排污、兴建二级污水处理厂等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举世闻名的莱茵河治污。发现并开始治理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起点是莱茵河的出海口鹿特丹。鹿特丹是荷兰的第一大港，也是莱茵河污染的最后污染的聚集处。在莱茵河上游被污染了的泥沙，最后全都沉积到了这个地方，而肇事者主要是上游国家。

荷兰便发起倡议，呼吁沿河国家一起来保护莱茵河的生态环境。于是莱茵河流域几个主要国家，如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荷兰等等，于1950年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开始约束和治理污染。

当时各国的人均GDP全球首富瑞士最高，有九千美元；荷兰不足六千美元；德国、法国都只有四、五千美元。莱茵河诸国中只有瑞士达到了张力军副部长说的八千美元。但是退一万步，即便莱茵河流域人均GDP当时都达到了八千美元，那也不能成为一条规律。人家不是把钱挣足了才开始治理，而是发现了就开始治理。

我一直试图理解治理污染与八千美元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一直莫名其妙。我只有一个猜测，就是全球范围治理污染的历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一个关节点。当时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加拿大也举行了一次世界生态环境会议。西方工业国家对于环境污染已经十分惊恐，开始反省西方文化中征服自然观念的副面作用。从此一个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那个时候西方工业国人均GDP大致在一万美元上下。

近日读两卷本的《张治中回忆录》，深感其中涉及作者民族主义心理的两个细节值得一谈。这两个细节固然是张治中本人的，相当意义上也是每个中国人的。

1927年与1928年之交的半年，张治中是在游历欧美中度过的。总体上说这段经历是愉快的，不过，其间也发生两件事，令他“很生气”，“气愤填膺，几乎要骂人”。

第一件不愉快发生在赴欧途中的印度洋上。那是一个夜晚，船上举办化装舞会，船客们纷纷在各自的装扮上别出心裁，争奇斗巧。一名曾在中国海关服务过的英国船客把自己化装成前清官员的模样，身穿朝服补褂，脑面还拖着一条小辫子。“我（张）一见，气极了，马上退出会场，找船主交涉”。他气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这样告诉船主说：“有一位外国先生，化装成我们中国清朝时代的官吏，拖着一条辫子。我是中国人，我应该代表中国人说话，像这种化装是不对的！这是过去清朝的制服，现在不但朝服补褂早没了，那一条辫子，也早被我们消灭了。现在他这化装，在我不能不认为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

船主是德国人。他对此番说辞有何看法，书中没有提及，但他还是应张的要求去交涉了。结果是，那位英国人拒绝按照张的抗议改变自己的化装。船主回来向张治中解释：那位先生认为，今天晚上本是做戏，化装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化装，这个晚会里不是也有化装成欧洲中古时期骑士的吗？“古时的风俗习惯，没有不可化装的道理。”

张治中继续坚持道：“如果真是做戏，表演历史剧，当然没有话讲；而今晚的集会，并不是演剧，化装中国人拖着一条辫子，纵然不是侮辱，至少对我也是不礼貌。”船主又去交涉。如此往返数次，那英国人仍然坚决拒绝改装，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妥。最后船主笑着劝解张治中说：“算了吧，不必认真吧。”张治中则愤慨地回应：“既然他不肯另外化装，请你原谅我，我也就不愿参加这个晚会了。”于是张治中一个人走到甲板上看月亮，他写道：“海上的夜景是最美的。这时正当阴历十月中旬，皓魄当空，纤云不染，海平似镜，微波不兴。我凭栏远眺，一望无际，海上景色，清幽绝伦。但我心中总是充满着惆怅，觉得自己的国家，到处受人侮辱、轻蔑，不禁万感交集！”

回忆录中的张治中是一个非常通达的人，可是读至此我觉得他在这里是一位不可理喻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化装舞会，大家玩闹一阵，以遣漫漫旅途的漫漫长夜的无穷寂寥而已。再者，朝服补子褂辫子本就是近三十年钱前中国的官服、国服和法定装束，而今别人穿一下戴一下怎么就成了对你侮辱，或起码是对你的不礼貌？这条船上只有张治中这一位中国客人，是船主怕他寂寞，特意动员他来同乐的，他却弄得船主为难，举船不欢。

船主实际上是非常“高看”张治中的。张治中此次出行非常低调，大约是由于船方从张的护照名称上发现了他的身份背景（一位有地位的中国将官），从而把张的这趟旅行透知给外界。船到菲律宾，当地中国领事和华侨就来欢迎，招待，请其演讲。当地报纸上刊登他的相片，发表他的谈话，称其为“中国一位有名的将军”。到新加坡也是同样的情形，船一靠岸，侨胞就挤上来，男男女女的“环绕着我，对我是格外亲热”。这既令张治中意外，也令他感动。

正是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经历，激起张治中心中无限感慨：“到了这些地方，尤其新加坡，简直不像在外国，就像在广州，在祖国的怀抱里。熙来攘往的人们，讲的都是广东话、福建话，商社的招牌上写的是中国字，做生意的，除少数外，大多是中国人，哪里看得出外国的样子呢！‘中国真伟大啊！’我心里这么想着，口里这么称赞着。坐海船从上海到新加坡，走了十天之久，而我的意识里，尚认为未出国，不能不使我感到中国之伟大！而海外侨胞，过去完全本着他们的自我奋斗，艰苦经营，在世界每个角落，争取生存和发展，这一种精神是多么可敬可佩。”

中国真伟大；走了十来天，如此遥远的地方中国人还如此欢迎自己，想必张治中此时心里也觉得自己真伟大。这一套感觉，可能成为后来印度洋化装晚会之夜张治中要求别人为他的不高兴而改变装束的基础。这一行为逻辑不止是张治中一个人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在中国，所谓有权力，有声望，有势力，就是更由着自己的性子对别人发号施令，更无忌惮地迫使别人迁就自己的喜怒哀乐。

此外中国人国民性中还有一个特点：自己的事，如果觉得不体面，就千方百计抵赖抹杀，不许任何人再提及。张治中也一样。朝服补褂小辫子都过去了，你们谁也不许再提再模仿，否则我跟你急！君不见中宣部至今仍然如此行事，文革过去了，六四过去了，镇压法轮功过去，谁提这些扫兴的事收拾谁。

另一件不愉快发生在美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张治中称这是他此行的“一个最大的不愉快。”

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加交界处，过一座桥就是加拿大国境。在美国一方看了大瀑布之后，他想过桥到加拿大一方看看，然后从那里返回芝加哥。在中国，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那是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的，“于是前往交涉”。怎样交涉，书中语焉不详，想来无非是此君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将军，想到贵方看看，请给个面子之类。

加方解释道，因为护照上没有标明到加拿大，所以不能签证放行。安徽巢县人张治中将军大约无法接受，又“交涉了几次”，最终还是不予放行。“最可恶的是，他们说：‘可惜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如果是日本人，就可以了！’我当时听了这话，气愤填膺，几乎要骂起来。”

今日想来，大约当时日本与加拿大是互免签证国，而中国不是，所以人家如此解释。这本是一个合理合法合情（人家表示了“可惜”）的解释，可是在张治中看来却是对他这么大个人物的极大侮辱。实际上，不是人家侮辱你，是你自己不懂规矩，或不想尊重规矩。张治中继续写道：“由于这一刺激，归国之心，急如飞箭。觉得这样在外国游历，简直是痛苦。”持中国护照在外国旅行，的确不如持美国、英国、日本护照痛快，可这你怪不得别人，要骂也只应该骂你自己，骂你自己的国家！

不过，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张治中先生又展现出他天性中的理性、通达的一面。他写道：“在这样一个周游世界的长途中，游览了许多名胜，参观了许多建设，走马观花，所想所感，摆在我眼前的，刻在我心里的，尽是人家的一切宏伟远大的规模，除了羡慕，只有惭愧。”此行还改变了“我对日本的观感。出国以前我是最恨日本人的，但是这次游离欧美之后，使我觉得日本人究竟同是黄种人，而且在亚洲，在东方，纯靠这一个强大的日本撑持，代表黄色人种的体面，假如没有日本，则亚洲是不是会变成非洲”。这句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在亚洲，在东方，多亏还有一个强大的日本，还能为东方争得几分体面，假如没有日本，亚洲也就是另一个黑非洲。

张治中曾与他的同僚谈论蒋介石，说蒋“即使是想民主，也没有民主的习惯”。仅就上述两件不愉快而言，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张治中（乃至当今无数中国人，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身上：“即使想世界化，也没有世界化的习惯”。

2010-6-21于北京

湖南永州六·一法院枪击案是继杨佳袭警案之后又一起个人针对公权机构寻仇报复的恶性暴力事件。考察一下该案从案发到定谳一系列的资讯传播过程以及舆论反应，饶有意味。

断裂：社会溃败正呈加速

最初的版本指行凶者是法警，这是从当地透出的传言。这一传言立刻引发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狂欢，冉云飞先生在推特上总结道：“关於湖南永州枪案，网易三百九十多条跟帖评论多是一片欢呼声，甚至说普天同庆之类，法官在民众眼中毫不足惜，可以想见这个社会溃败到何等程度。”生命重於一切，这一人类社会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遭到了无情的嘲讽，凡是指向公权机构的暴力行径总是会得到欢呼，与之相反，凡是指向弱势群体（比如幼稚园等）的暴力行径总是会得到谴责。在民间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中，这一景象几乎成为政治正确的必须表态.

这是一种巨大的断裂，这是一条铁打的鸿沟。官和民，公权力和私权利，在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极端化表现.相伴於新疆、西藏等少数族裔的族群撕扯，这更是触目惊心的汉文化的内部撕扯，社会溃败已呈加速度，就如同一列失控的火车，谁都不知道它的终点在哪里，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它会脱轨。

同时，这样的传言本身也透出对政府公信力的极端不信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更是只有大规模伴奏的『歌颂』、『讴歌』才具备合法性，来自民间的『谣言』则被指为非法。在资讯来源被严密控制乃至动辄上升为国家机密的体制下，『谣言』其实是对专制者『不明真相』这一託辞的反向指控。”永州法院枪击案亦不例外，在“法警”的传言之后，官方版本立刻澄清凶手乃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零陵区支行守护押运队队长，并习惯性地将凶手的动机孤立化和个人化──“怨恨、报复心理和轻生厌世念头”，因而此一事件即被归类为“报复杀人”。民间舆论要求找出凶手杀人背后的社会机制原因，官方口径照例避而不谈，处理手法与福建南平血案、陕西汉中屠童案如出一辙.这又是一重断裂。

中国的现存秩序有三个离心力

我认为，中国的现存秩序有三个离心力：一个离心力是官僚体系，对执政党最没有信心的恰是此一群体，从官僚们把子女和财产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外即可印证，不待赘述。第二个离心力是暴民群体，被压迫的命运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播撒进了他们的心田，响彻互联网的“杀杀杀”之声就是鲜明的注脚.第三个离心力是日益成熟壮大的公民维权群体，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论述：“最早时期的访民如一盘散沙，如今的访民却凝聚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单个访民的命运变成访民群体的共同命运，访民们开始为他人的命运呐喊。他人的血泪即自己的血泪，他人的命运即自己的命运；关注他人即关注自己，为他人助力即是为自己助力。这股力量渐次成为一股新生的群体力量，闪耀在麻木不仁的国民性之上，活跃於维权的典型案例之中，令人感动不已。”四？一六福建马尾三网友诽谤案的公民关注团就是典型案例。

三个离心力中，只有第三种离心力才是健康的公民力量，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念和行动才是抑制前两种离心力、进而抑制社会加速溃败的健康的公民力量。再加上虽然艰难但是如野草生生不息的NGO，这种健康的公民力量是惟一可以依恃的力量。

永州法院枪击案和陕西汉中屠童案一样，都是社会加速溃败的风向标，最触目的标志就是：如果珍惜生命，事情尚有可为，但此两案有一共同点，即凶手都在行凶后自杀身亡。区别於杨佳袭警案的一点是：杨佳袭警后并未当场求死，含有深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意味在内；而此两案凶手当场自杀身亡，已经不愿示人以“自作自当”的肢体表白，则绝望深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这是无法弥补的失败心理。

很多人哀歎中国问题无解，指望执政党以及其中的开明力量，就现实来看就好像癡人说梦。如果对这个国家尚抱有一丝希望的话，惟愿第三种离心力赶在社会总溃败之前加速成长.

二○一○年五月十三日，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节目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採访的内容。温家宝说：“政府也高度重视，对於几起凶杀案造成的儿童的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於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除了採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番话听上去似乎有几分诚意，毕竟他是唯一公开表示“心里难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贵为一国总理，仅仅是对接二连三的惨案表示“重视”，仅仅是对诸多孩子的死难表示“难过”，是不够的。

“飞地发展”必然导致暴力泛滥

在访谈中，温家宝承认，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后，还有“深层原因”。然而，并未明确指出“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抛出虚幻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来。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国社会远非“和谐社会”，也根本没有“以人为本”。

近期中国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质与美国时有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完全不同。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大学和中学，凶手多为青春期情绪波动的青少年，因此并不能推导出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屠杀孩童的案件多发生在幼儿园与小学，凶手多为从外面闯入的成年人，他们大都未患有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选择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对温家宝所宣扬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义”绝望之后的疯狂之举.这些残忍的杀戮已然显出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夜，靠扩大警力维稳无异於抱薪救火，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

屠童案件密集发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公义的模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剖析苏俄政权崩溃的傑作《帝国》一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苏俄社会的特徵，即“飞地发展”。卡普钦斯基如此描述说：“在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说荷兰和瑞士，周遭的物质环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准发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户上有嵌画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动线区分得很好，各处商店均有充足的存货，餐厅温暖乾净，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但在『飞地发展』的国家里，景象看起来就不同了。一间优雅的银行矗立在破烂的公寓建筑间；一间奢华的旅馆被贫民区包围；一个人从照明光亮的机场走进一个阴森、污秽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奥迪精品店光辉灿烂的展示橱窗旁，是当地肮髒、空荡、没有开灯的商店；在豪华的私人轿车旁是老旧、发臭、拥挤的城市公交车；首府建构了它芳香和发光的圣堂，发展出这些棒极了的『飞地』，却没有意愿也不想要发展国家的其他部分了。”今天中国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从北京奥运场馆的中心区步行十分钟，从上海世博会核心区步行十分钟，在恢宏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就可以发现连绵起伏、破旧不堪的贫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计其数的怨愤、绝望的人群──那些丧心病狂的凶手，也许就泯然於这些人群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大都市”惨不忍睹的真相。

昔日的苏联因社会不公正而崩溃，今天甚至更加不公正的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温家宝尽管权力有限，但他至少可以将财政收入向医疗和社保方面略微倾斜，至少可以约束自己的家人远离腐败、停止化公为私的“资本运作”。他有没有这样做呢？相信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佈会上立即高调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胆敢再採取这种手段，我们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枪枝的规定，坚决执法，毫不客气。”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对特殊情况的时候，警察开枪杀人的权力可以扩张，充满杀气腾腾的味道。而在相关报道中，橡胶警棍、瓦斯喷射罐、防卫钢叉等器械已经开始配备给校园保安人员.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时成功过呢？

武和平又说：“对有可能造成危险的人员，要通过群众的举报採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实际上，此前多起屠杀孩童惨案的凶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而以武和平为代表的警方的观点，则将凶手统统视为精神疾病患者，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惨案都归结为偶发事件，以消除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绝对不是让民众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况之中。我想向温家宝和武和平推荐学者唐逸於二○○二年写作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权者读到并引以为鉴，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童无辜死难了。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唐逸的谆谆告诫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极权统治下的人性遭到严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压抑、仇恨乃是变形暴力的温床。如果没有长期的压制和扭曲，怎么会突发文革的普遍暴力呢？”唐逸认为，总体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间的仇恨越少，则暴力越少。在此意义上，自由体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较大。弘扬自由的精神，以此构成社会的基础价值和体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实现内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没有尊严，比起在他经济上处於劣势来，挫败感会更为强烈，而採取极端手段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不讲理”的社会，或者说“理”都被权力者所垄断的社会，必然造成许多人愤懑、焦虑乃至绝望，并将情绪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这就是校园血案“群发”的“深层原因”。温家宝此前提出“尊严”一词，确实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别无他法。

今天的中国人民普遍活得没有尊严，连生存权也成了问题.那些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於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於问题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凶手残杀的孩子，他们的生存权在哪里呢？温家宝不能继续用无法落实的承诺来欺骗人民了。温家宝余下的任期已经屈指可数，如果他还不在实现民众的人权和尊严上真正有所作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千古罪人。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今天我们无比悲痛地悼念朱厚泽同志，他的过早去世，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

厚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076年毛泽东病逝，四人帮被逮捕，从而结束了十年文革的残酷统治，出现了类似苏联十二大后的“解冻”时期，中共党内早开了理论务虚会，社会上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人们思想解放，自由议政的局面是1949年之后空前未有的。

然而好景不长，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中国社科院就有人说那是四根打人的棍子，接着逮捕魏京生，傅月华，一切民间刊物被认定为非法而被取消，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批《苦恋》，马丁事件等。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被胡耀邦任命为中宣部长的厚泽，提出了“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原则”，他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于跟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这“三宽原则”是针对当时环境提出来的，但却有普遍意义。以“宽厚”而言，中共领导人极少讲宽厚，厚泽曾对张耀杰讲过，“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并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与中国人在斗争也是最厉害的 ”。

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把一起抢江山的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整死。邓小平居然下令向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与学生开枪，进行六四大屠杀，其凶狠程度比他们虽推翻的国民党，不可道里计。

这里举一个较小的例子，厚泽在2003年参加青岛修宪会议，他对胡锦涛的“三为”补充了“权为民所授”，受到众人的喝彩，认为他指明问题的关键，却惹恼了领导，对那一次修宪会议进行封杀。可见中共三代领导人的不宽厚，一直缺乏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遭遇到批斗时向毛泽东要求的“雅量”。

厚泽在六四之后解职家住后，仍然一直关心民瘼国运，时常到民间调研，参加各种研讨会，钻研理论问题。他在痛苦思索中，上穷碧落下尽黄泉，思想进一步解放，旧有的框架与约束，可以说他是党内民主开明派走的最远的一位。正如我的青年朋友陈永苗说，“仅仅标志老先生是开明改革派，未免是门缝里面瞧人，小瞧了！，他是一个从民国穿越到1949以后的历史穿越者”。

 厚泽认为，30年的改革是失败的，一条腿的改革是簸腿的，权力失控、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结果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他主张，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据我理解，也就是回归五四，李慎之在2000年10月曾写过《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也是这样理解改革开放的，认识到五四之后的历史进程，必须“迷途知返”。

厚泽与慎之都树立了一种绝对认识，新民主主义是不该搞的。许多老同志与厚泽和慎之不同，一直主张回归到新民主主义。许多老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美好的事物，毛泽东1953年急急忙忙地转向社会主义，转的太早，将事情搞糟了，这样的看法是糊涂的，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毛氏新民主主义与祸国殃民的毛氏社会主义，是息息相通的，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毛泽东自己就讲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根子上出问题，因为它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蕴含一党专政”（转引自冯崇义《民主“这东西”与国人的悲哀》一文）。

建国初期曾与于光远合办《学习》杂志的王惠德在八十年代时任中宣副部长，即曾论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后遭到邓力群等人批判，抑郁而死）。其实放言说，社会主义不是搞早了晚了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应该搞。人们曾把“新民主主义论”说成是毛泽东将马克斯中国化的伟大理论贡献，厚泽曾对此作出明确的批判。

厚泽有一次在会上语出四座，“如果天安门上毛像一天取不下来，中国就永远进不了文明社会”。 人们曾把新民主主义论说成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贡献，厚泽对此作了明确的批判。

厚泽在生前曾多次提出要大家研究中国模式以及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今年2月17日到北京医院病房看望他时，也同样说到中国模式。他质疑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和地方财政透支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效的，但不是可以持续性发展？中国模式到底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非常好的经济模式，还是苏联道路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课题。这是厚泽留给我们的课题，当然事实上他早已指明了方向。

可能不少人由于国事日非，老辈逐渐风流云散，未免感到失望与悲观。我就看到有不少年轻人，才是希望所在。学识和见解都很优秀，高远，早已超过我们这一些老人。厚泽得以安息吧，我们后继大大有人，中国必将走上人类的文明大道。

201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