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无比悲痛地悼念朱厚泽同志，他的过早去世，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
厚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076年毛泽东病逝，四人帮被逮捕，从而结束了十年文革的残酷统治，出现了类似苏联十二大后的“解冻”时期，中共党内早开了理论务虚会，社会上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人们思想解放，自由议政的局面是1949年之后空前未有的。
然而好景不长，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中国社科院就有人说那是四根打人的棍子，接着逮捕魏京生，傅月华，一切民间刊物被认定为非法而被取消，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批《苦恋》，马丁事件等。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被胡耀邦任命为中宣部长的厚泽，提出了“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原则”，他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于跟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这“三宽原则”是针对当时环境提出来的，但却有普遍意义。以“宽厚”而言，中共领导人极少讲宽厚，厚泽曾对张耀杰讲过，“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并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与中国人在斗争也是最厉害的 ”。
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把一起抢江山的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整死。邓小平居然下令向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与学生开枪，进行六四大屠杀，其凶狠程度比他们虽推翻的国民党，不可道里计。
这里举一个较小的例子，厚泽在2003年参加青岛修宪会议，他对胡锦涛的“三为”补充了“权为民所授”，受到众人的喝彩，认为他指明问题的关键，却惹恼了领导，对那一次修宪会议进行封杀。可见中共三代领导人的不宽厚，一直缺乏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遭遇到批斗时向毛泽东要求的“雅量”。
厚泽在六四之后解职家住后，仍然一直关心民瘼国运，时常到民间调研，参加各种研讨会，钻研理论问题。他在痛苦思索中，上穷碧落下尽黄泉，思想进一步解放，旧有的框架与约束，可以说他是党内民主开明派走的最远的一位。正如我的青年朋友陈永苗说，“仅仅标志老先生是开明改革派，未免是门缝里面瞧人，小瞧了！，他是一个从民国穿越到1949以后的历史穿越者”。
厚泽认为，30年的改革是失败的，一条腿的改革是簸腿的，权力失控、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结果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他主张，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据我理解，也就是回归五四，李慎之在2000年10月曾写过《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也是这样理解改革开放的，认识到五四之后的历史进程，必须“迷途知返”。
厚泽与慎之都树立了一种绝对认识，新民主主义是不该搞的。许多老同志与厚泽和慎之不同，一直主张回归到新民主主义。许多老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美好的事物，毛泽东1953年急急忙忙地转向社会主义，转的太早，将事情搞糟了，这样的看法是糊涂的，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毛氏新民主主义与祸国殃民的毛氏社会主义，是息息相通的，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毛泽东自己就讲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根子上出问题，因为它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蕴含一党专政”（转引自冯崇义《民主“这东西”与国人的悲哀》一文）。
建国初期曾与于光远合办《学习》杂志的王惠德在八十年代时任中宣副部长，即曾论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后遭到邓力群等人批判，抑郁而死）。其实放言说，社会主义不是搞早了晚了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应该搞。人们曾把“新民主主义论”说成是毛泽东将马克斯中国化的伟大理论贡献，厚泽曾对此作出明确的批判。
厚泽有一次在会上语出四座，“如果天安门上毛像一天取不下来，中国就永远进不了文明社会”。 人们曾把新民主主义论说成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贡献，厚泽对此作了明确的批判。
厚泽在生前曾多次提出要大家研究中国模式以及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今年2月17日到北京医院病房看望他时，也同样说到中国模式。他质疑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和地方财政透支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效的，但不是可以持续性发展？中国模式到底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非常好的经济模式，还是苏联道路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课题。这是厚泽留给我们的课题，当然事实上他早已指明了方向。
可能不少人由于国事日非，老辈逐渐风流云散，未免感到失望与悲观。我就看到有不少年轻人，才是希望所在。学识和见解都很优秀，高远，早已超过我们这一些老人。厚泽得以安息吧，我们后继大大有人，中国必将走上人类的文明大道。
201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