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出版了，皇皇三巨册，装帧朴素、精美、大方。出版者跟我谈起：“有朋友说，印二千套，就当做件好事吧。我大胆印了五千套，没想到很快就发完了。而且在深圳还被评为‘二○○九年度十大好书’。真是很意外。”聂老的集子能卖五千、一万套，我倒不奇怪，我觉得聂诗起码有几十万的读者。让我惊讶的是作为旧体诗集，在三十年中竟能印了七八版之多，一位非亲非故的研究者，自己出钱出力为注释聂诗辛勤工作二十余年。这在商业大潮覆盖一切的时代真是极其罕有的事件。
一、旧体诗还算文学作品吗？
六十年前，社会转型，许多旧时代东西都面临着检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旧文学形式被否定了，旧体诗也是这样。就我所见过的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学刊物上没有发表旧体诗的，知识界绝大多数人认为旧体诗已经寿终正寝，从而把它排除出文学作品之外。当然，老人写旧体诗的还有，最近我的一个老学长，为他的祖父编定诗集，名为《劫余堂诗集》，请我帮助校订一下，然后自费印刷几百部，以赠亲友，可以算作一例。老人写旧体诗，因为其自幼所受到旧式教育中就有对对子和写诗这一课。旧时代社会生活中写诗又是有教养阶层里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交活动方式。到了新社会，有些老人借此摅胸臆，除烦破闷，按说也是一种文学表达。但就当时主流舆论来看，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词和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上述的情况才有所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是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但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不要说一流大家的作品，就是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的旧体诗的研究几乎是零，没有什么人关心的。一九五七年以后，报刊上虽然偶尔也有旧体诗词了，但作者多是高官，或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士，即使偶有知识分子的作品（如苏步青、夏承焘、高亨等）出现，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不是什么人都能发旧体诗的。我没有见过一般作者旧体诗出现在报刊上。编订出版旧体诗集更是一种极特殊的事情。最初只有毛主席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后来朱老总出版了《朱德诗集》。这件事到了“文革”当中几乎成了朱老总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底文化界造反派批判说：毛主席出了诗集，你也出版诗集，简直是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当时我看了这种荒谬批评就想，连贺敬之、郭小川都能出版自己的诗集，为什么朱老总不行呢？后来我才明白了，新诗只是文学创作，旧体诗则是政治待遇。旧体诗集不是谁都能出的。
七十年代末聂诗出现了，先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喜欢旧体诗的人们中流传，只读过几首，经三十年而不忘的就是“文章信口雌黄易，运动椎心坦白难”（现在的印本是“思想椎心坦白难”）。后来，《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而且胡乔木作序，这似乎是有点标志性的，旧体诗终于被主流社会承认是文学作品，聂老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了。
什么是文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文艺理论受苏联影响，特别强调文学的特质是“形象性”，特别是人物形象（这个理论与俄国文学以叙事性作品为多有关），没有形象便被赶出文学大门之外。这样古代许多优美的诗文比如贾谊的《过秦论》，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什么人物形象？“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灯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有什么形象？这些都面临着又被赶出文学之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文论家曲为之说。他们认为古代一些抒情诗、写情散文、议论文虽然其中没有写到形象，但通过抒情、写情、议论，塑造作者本人的形象。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用苏俄理论的帽子，来套中国传统文学的脑袋。传统文学特别重视文词，好的文学作品就在于如何用巧妙的文词写出犁然有当于读者之心的情、景、事。宋代诗人梅尧臣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清初学者毛奇龄曾说：“文无古今，只在情事切当，善入人意而不涉凡近，便是能事。”（金埴：《不下带编》卷二）这两段话把情、景、事全说到了，关键在于能够“切当”。能够把所写之情、景、事写得曲尽其妙，人们读了，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这就是成功的文学作品。再高级的就是能做到“不涉凡近”与“前人所未道”，立意高远，又有一定的创新性。有了这几点，文学之事毕矣，无论古还是今，无论是什么体裁都是好作品。
二、聂绀弩诗的文学性
聂老的诗算不算文学，这在喜欢旧体诗的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你们是嗜痂成癖，把一些文字游戏称作文学。所以还要一辩。
先从写“情、景、事”说起。聂集有《萧军枉过》，前四句“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没有经过“大跃进”和不了解萧军，难知此诗之妙。大跃进是全民动员、无远弗届的群众运动，那是个群众都发动起来的时代；而萧军又是极有个性，很难从众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很少能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聂翁与萧老很长时间不见了，虽然不见得天天想念，但每一念及，就不免会为老朋友担心。他能挺过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吗？可是突然老朋友就站在自己面前了，于是，“大跃进来何处存”便脱口而出。两位历经沧桑，个性独立的老朋友亦喜亦悲场景定格在读者面前。这种场面过去没有人写过，我想即使是新诗也未必能描绘得如此生动。
聂翁在六七十年代两度坐监狱，但他的作品没有着意刻画监狱生活，但他写了许多监狱中人，展示监狱的众生相。聂翁第二次入监已是七十老翁，被判的是无期徒刑，然而他的诗中却对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入狱的犯人充满了悲悯和同情。
武斗文争事已非，又挑蟋蟀斗蛛蜚。晨风凛冽铅丝网，暮雨萧疏铁板扉。二十岁人天不管，两三里路梦难归。班房不是红梅阁，哪有莺声唱放裴。（《赠织工小裴》）
这个小裴是个纺织工人，因为武斗被抓了起来。诗人把文斗武斗看成是蟋蟀与蜘蛛相斗（用“蛛蜚”以切“织工”），可笑复可悲。虽然挑动有人，但还是一个小工人被当做替罪羊。“晨风”二句写监狱的凄凉。“二十”两句写年轻人，不管不顾，感情冲动，被人利用，进了监狱，家在咫尺，有梦难归，看到这种情景，真是情何以堪。我也见过这一类的青年，还不知为了什么，只是被一些“誓死捍卫”的口号冲昏了头，刀枪棍棒，相互往来，死了一人，被判死缓，虽然毙不了，要出来，也得二三十年。这个小青年以头抢地，痛哭流涕，后悔无及。我见这种情景，也为他悲哀，但写不出聂老这样体物入微的诗句。最末两句有调侃意，作者年长于小裴，用点开心的话安慰他。这些作品写景、写人、叙事都很成功。我读时感到，真是“犁然有当于人心”的文学佳作。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传统诗歌虽然注重写景，但多是借写景致以摅写士大夫的情怀。文人士大夫，即使生活贫苦，也与老百姓隔着一层。聂老几十年生活在平民之间，反右又把他打入被迫改造的社会底层，沦为社会贱民。他笔下的景致是个劳改人员眼中的，古代文人即使再贫困，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如老人捧残雪用柴锅烧水，“搜来残雪和泥捧，碰到湿柴用口吹。风里敞锅冰未化，烟中老眼泪先垂”。我想这纵横老脸上的眼泪不都是灶烟呛的。劳改时老人掏厕所，“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在礼贤下士的燕昭王高筑的黄金台畔，这一双“天下士”，掏大粪，劳动改造，而且诗人不避讳这些劳动的细节，甚至有点穷形极相把它再现出来。这是古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去写的。此类事情，在古人那里是根本不能入诗的。北宋梅尧臣写诗提到如厕、打喷嚏都被人讥笑（见钱锺书：《宋诗选注·梅尧臣》）。沉沦于社会底层的聂老却极其真实地写掏大粪，他既不以此为耻，更难以此为荣（如有些评论者说的，这是他的改造成绩，似有隔膜）。他坦然写出这些，并不讳言自己的尴尬，解之以自我嘲讽。读者对此既能理解，也能接受，特别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们读诗时的神经早已经告别了林黛玉式的纤弱。
聂诗中最好作品写于北大荒劳改和“文革”的监狱生活中。从他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来看，其遭遇是十分荒谬的，聂诗中的感情也是极其复杂的。聂老是个性情高傲之人，很难低眉俯首的，然而“多难方知狱吏尊”，所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用管监人员口头禅就是“到了这里，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这样环境里，聂老的心境也是恐惧与张扬杂陈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聂翁笔下景致都是他的复杂心境的投射。
收割后的向日葵地什么样？古人肯定没有写过。因为它传入中国也就二三百年的光景。南方和城市里种它，只是作观赏之用，只有西北、内蒙古、东北一带才有大规模的种植。东北收割向日葵只是把其头割掉，秆子留在地里，一望无际，兀兀挺立，摄人心魄：
曾见黄花插满头，孤高傲岸逞风流。田横五百人何在？曼倩三千牍似留。赤日中天朝恳挚，秋风落叶立清遒。齐桓不喜葵花籽，肯会诸侯到尔丘（按：《左传》齐桓公会诸侯葵丘，葵乃葵菜之葵，非葵花籽之葵）。
向日葵开花时，像一个人头上插满黄花，可是，收割以后向日葵“头”没了，身子却僵直地立在大地之上，这还是为田横壮行的五百士吗？徐悲鸿油画《田横五百士》是何等的坚毅悲壮，然而这五百士没有头了，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还我头来”的悲愤呼声。可是诗人没有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下联忽然转到游戏人间的东方朔，这长长短短向日葵秆大约是东方曼倩遗留下的简牍罢？“赤日”以下沿着游戏的思路，用嘲戏语句冲淡或掩饰自己内心的悲愤，其言似正似反，似嘲似颂，有无限丰富的内涵。这就是评论界所说的“聂体”。作者常用奇思异想的诙谐幽默冲淡悲愤和恐惧。
律体诗，字数少，格律细，对于韵律声调要求更严，写律体诗，简直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对于今人来说戴这副“镣铐”要比古人更沉重一些，因为文言中单音词很多，而今语中多音词比比皆是，因而律诗表现今人、今事、今情则更难。“文革”当中，聂老进了监狱，当时他的许多老朋友和相识者也因为一两句话陆陆续续进去了，在监狱里老朋友见面了，他有一首七律写此事。《赠老梅》：“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注者没有注意到聂老是以戏谑的态度来写给一个号里偶逢的老友。“你也来来我也来”不是无典的叙述句，而是用了一个俗典。侯宝林有个相声《猜谜语》，其中一个谜语谜面是“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谜底是“揣手”。北方人冬天冷的时候，左右手互相揣到对方的袖口里。侯氏还解释说：“揣手就是这样，你来了，我也得来，没有左手要揣，右手躲着不让揣的。”这句诗也有此意：“你来了，我也得来；没有你来了，我不来了。”沉重的监狱生活，在聂翁笔下就此化解了。聂诗常用笑话为典故的例子很多，如《无题》的“寡酒圣贤愁”讽刺占小便宜者（明代笑话）；《反省时作》的“十姨爱嫁伍髭须”用杜拾遗（杜甫）和伍子胥的笑话（宋代笑话）。这种流畅的诗句大多诙谐幽默，使人发出苦涩的笑。
聂老更善于以刻幽深诗句赤裸裸地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一九六二年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写了一首诗赠给文艺界领导、也是老友的夏衍：“手提肝胆验阴晴，坐到三更又四更。天狗吞吐惟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某事既竟投夏公》）一个老人手提肝胆，胸怀光明磊落，志向依旧高远，可在现实中却是十分无奈，长夜枯坐以等待。
旧体诗重视佳句，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最初喜欢和欣赏聂老的诗，也是从佳句开始的。宋人学杜都注重炼句，留下许多奇警之句。聂老也是如此，如《六十》四首之一的“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这两句一写诗思，一写年龄。聂翁早就感到自己的诗思犯忌（“文革”被捕就是由诗案引出），百般压抑，但诗还是挣扎着从乱梦中破“墙”而出；年龄不饶人，转眼花甲，“老”一脚踢走了“中年”，排闼而入，登堂入室。这样的句子一读而不忘，这就是传统诗文魅力所在。
聂诗的出现，使得许多读者感叹：原来旧体诗还有如此强的表现力！还能抒发那样深沉复杂细腻的感情，还能有声有色地、生动地描绘各种文学形象，充分发挥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功能。聂老的旧体诗不是功成名就的闲人，于风晨雨夕，面对阶柳庭花，寻章琢句，斗韵联诗的产物。而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生活和年届古稀的老翁监狱生活的记录，充满着艰辛与血泪。聂老的旧体诗是他的心灵史，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正直的、关心祖国人民命运的知识人在特定时代的遭遇。
三、以杂文入诗
聂诗是传统的旧体诗，不像现在有些不知旧体诗词为何物的“作家”也借旧体诗词名义发表令人作呕的东西，玷污了祖宗留下的瑰宝。我们说聂翁旧体诗是旧体诗，不仅指它合格律，注重对偶、巧妙用典等外在规范，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风韵，让人一读，绝对是旧体诗，不是七个字或五个字齐整的排列组合。但聂诗也不是古人的旧体诗，而是当代人的旧体诗，不仅有当代人的生活、观念和情感，在艺术上也有很大的突破，这就是以杂文入诗。
以杂文入诗几乎成为许多新式文人写旧体诗普遍采用的方式，旧式辞章家则反是（如夏承焘、沈祖、程千帆）。这种风气始于鲁迅，鲁迅称此为“打油”。大家熟悉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注明“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此体源于唐人张打油，其特征在于率意和逗笑。鲁迅把杂文笔法，如讽刺、反语、幽默等引入旧体诗，自谦为“打油”，其实与打油诗有根本的区别。鲁迅的“打油”，立意严肃，用笔深刻，不为逗笑而逗笑。后来许多新派作家写旧体诗都继承了鲁迅这个传统（当然也有不用此法的，如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后来的田汉），以杂文笔法入诗成为一种趋势。比如李荒芜、邵燕祥、启功、杨宪益、黄苗子、聂绀弩，台湾的柏杨等，都有这方面的杰作。当然最精彩的还是聂翁。
绀弩就是位优秀杂文家。有人认为在杂文领域中，他的成就仅次于鲁迅。早年我读他的杂文也留下深刻印象，如《兔先生的发言》除了引人发笑的诙谐外，读罢引人深思，让人感到弱小者在丛林规则面前的无力与悲哀。
旧体诗创作中，聂老也把有深度诙谐称之为“打油”。在《散宜生诗·后记》他说“诙谐、滑稽就是打油，秦似教授当面说我打油”。他在一九六一年给朋友高旅的信中说：“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限殊难划，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我较怕打油，恐全滑也。”实际上，这种不油滑、有深度的诙谐就是鲁迅常常使用的杂文笔法。使用这种笔法，不仅给读者带来愉悦，而且也使创作成为一个快乐的事。
严格来说，聂老所说的“诙谐、幽默”是一种喜剧元素，而喜剧出发点就是作者要站得比受众低。作者是用自我嘲笑实现的。这一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就表现出来。一九五五年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他写了《反省时作》其中第五首，写自己在反省时企盼贵人搭救“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一九五八年在北大荒劳动，老婆前去探视，他致歉自责“请看天上九头鸟，化做田间三脚猫”；写马跑了，放马者的尴尬“脱缰羸马也难追，赛跑浑如兔与龟。无谔无嘉无话喊，越追越远越心灰”；写被逮捕后《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诗人真是不避讳写自己卑微的一面，而且用笑冲淡悲情，但人们笑过之后留下更多的是辛酸。
在遣词造句和用典对仗上，更重诙谐幽默。聂老特别爱用反差极大的对偶。激起阅读时的意外，引起发笑。他的《钟三四清归》中“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上句是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成句，表达对对方的重视和期待。紧接着这句却是：一颗红心，努力大干，还管他妈的什么！表面上看这是一庄一谐，制造笑果，实际上这正是当时粗鄙风气的写照。这样的句式很多，如《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中的“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挽毕高士》“丈夫百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怀张惟》“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九日戏柬迩冬》“嵩衡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不避粗语、俚语、语气词、洋字码，这些与旧体诗的风韵融合在一起，增加了诗歌的表现力。
杂文的特点就是不受约束、打破常规，突破读者的思维定式，引起发笑。从上面举的例子都可以看出这点。新文人的旧体诗杂文笔法在这方面是有共同性的，但由于个人的气质不同，又有差别。如故去的杨宪益先生旧体诗偏于俊逸流畅，启功先生则偏于浅白诙谐。各举一例。
周郎霸业已成灰，沈老萧翁去不回。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
十年风雨摧乔木，一统江山剩党魁，告别文联少开会，闲来无事且干杯。
杨宪益：《全国第五次文代会》
眩晕多年真可怕，千般苦况难描画。动脉老年多硬化。瓶高挂。扩张血管功能大。
七日疗程点滴罢，毫升加倍齐输纳。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
启功：《渔家傲·就医》
自聂翁的《散宜生诗》出版后，旧体诗又悄悄回到文学的殿堂。不断地有旧体诗的结集和出版。我阅读范围不算太广，我读到的就有一二十种之多。除了上面说到诸位诗人的集子外，还有《半叶诗选》（江婴）、《紫玉箫集》（李汝伦）、《路边吟草》（熊鉴）等。特别是熊先生《路边吟草》。十年前一位朋友送我一本，我一个上午读完，读得泪流满面。他以元白体写大跃进、“文革”以来的遭遇，文字非常浅白，但一读的确又是旧体诗。听说《路边草吟》卖到两万册，这真是个奇迹。不过大陆旧体诗还没有走向世界，台湾柏杨一九九一年以狱中写的旧体诗获得了国际桂冠诗人奖，其中最精彩的一首，是《邻室有女》（五古），写与他监室相邻女犯人的。诗写女犯人背影，通篇尽是猜度之词，低回婉转，一唱三叹，可与汉乐府中的佳作比美。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侯井天句解、译注、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九年十一月一版，98.00元）